你根本没法从上述言论中找到种族融合的（正面）意愿；相反，你只能看见对黑人占大多数的社区的（负面）排斥。关于以种族偏好为题的研究，参见Reynolds Farley et al.，“Stereotypes and Segregation：Neighborhoods in the Detroit Area，”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1994）：750-80；Reynolds Farley et al.，“Chocolate City，Vanilla Suburbs：Will the Trend toward Racially Separate Communities Continue？”Social Science Research，7（1978）：319-44。
8 .在2009年到2011年间，密尔沃基有五成的房客是通过人脉找到的房子，45%的房客全凭自己找，经由城市房屋委员会或其他社福机构找到住处的，仅占5%。靠自己找到房子的房客中，约半数白人房客凭借的是互联网的力量；另有1/3的白人是看到招租启事后找的房子。而在靠自己找到房子的黑人房客中，1/3是通过招租广告，另外1/3是透过报纸、各地公寓协会出版的红皮书和其他书面材料，上网找房子的黑人只有15%。也就是说，租房对黑人而言纯属“离线作业”。58%的黑人房客是透过人脉找的房子。而在白人租户中，这一比例只有41%。绝大多数房客所依赖的“人脉”都是亲戚朋友，白人租户依靠朋友的几率是依靠家庭成员的两倍。有研究显示，比起其他族裔，黑人求职者接受人脉协助的程度较低。而《密尔沃基地区租户调查》却大异其趣地发现，黑人在找房子时倚赖人脉的程度最高。对比参见Sandra Susan Smith，Lone Pursuit：Distrust and Defensive Individualism Among the Black Poor（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7）。
9 .根据负责人蒂姆·波勒林（Tim Ballering）所言，“便宜租”旗下有322间房屋提供出租，受托管理的单位则有484间（截至2014年7月）。
10 .“我们的政府无须照顾穷人和挨饿的人，那是教会的工作，”拉瑞恩很尊敬的达里尔牧师如是说。政界的保守派人士也经常会传达类似的看法。2013年，共和党国会议员道格·拉玛尔发（Doug LaMalfa）的发言代表了党内不少同仁的心声。他主张低收入的美国人应该由“教会来帮助”，因为教会的援助“发自内心……而不是出于职权，或是命令”。而在看到拉瑞恩和克里斯特尔这些人向教会寻求帮助的经历后，我们不禁怀疑，人心是否足够宽容到可以满足他人繁复而持久的需求。要知道，穷人所需不只是时不时的杂物救济、也远远不是这里那里的几百美元救济（“我对社会工作的认知等于零，”达里尔牧师承认）。按照圣经的描述，早期教会可以扶弱济贫，前提是信徒“变卖产业和财物，按照各人的需要分给他们”（《使徒行传2：44》）。而现在的基督徒鲜有做此等牺牲的意愿。达里尔牧师就对拉瑞恩的“穷人心态”（poverty mentality）很是失望，也对她不“努力工作，量入为出”感到痛心疾首。巴伯牧师常点名克里斯特尔，骂她老做些对于十八岁年轻人而言无可厚非的事情，像是在外面待到很晚什么的。达里尔牧师和巴伯牧师都是神职人员，也都在过去向穷人伸过援助之手，而如今他们觉得自己不应该再这么帮下去了。政府的政策或补贴或许未臻完美，但至少这两样东西不会考验人性悲悯的极限。拉尔玛发的言论引自Michael Hilzik，“Families on Food Stamps Would Suffer while Farms Get Fat，”Los Angeles Times，June 14，2013。关于今天的黑人教会在旧城区扮演的角色，参见Omar McRoberts，Streets of Glory：Church and Community in a Black Urban Neighborhoo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关于宗教性的体验，参见Timothy Nelson，Every Time I Feel the Spirit：Religious Experience and Ritual in an African American Church（New York：NYU Press，2004）。
11 .Douglas Massey and Nancy Denton，American Apartheid：Segreg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derclas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Camille Zubrinsky Charles，“The Dynamics of Racial Residential Segregation，”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9（2003）：167-207.
12 .Lewis Mumford，The City in History：Its Origins，Its Transformations，and Its Prospects（New York：MJF Books，1961），417.同时参见Lewis Mumford，The Culture of Cities（New York：Hartcourt，Brace，and Company，1938）。
13 .Elizabeth Blackmar，Manhattan for Rent，1785-1850（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199.
14 .Mumford，City in History，462-63；Blackmar，Manhattan for Rent；Jacob Riis，How the Other Half Lives：Studies Among the Tenements of New York（New York：Penguin Books，1997[1890]）.
15 .房东执行这项特权的程度之彻底，让法官不得不出手将某些谋生工具排除在可扣押的范围外。参见Frank Enever，History of the Law of Distress for Rent and Damage Feasant（London：Routledge and Sons，1931）；David Caplovitz，The Poor Pay Mor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7），162-63。
16 .Jacqueline Jones，The Dispossessed：America’s Underclasses from the Civil War to the Present（New York：Basic Books，2001），chapter 1.
17 .在1928年，密尔沃基99%的黑人靠租房生活。Joe William Trotter Jr.，Black Milwaukee：The Making of an Industrial Proletariat，1915-45，2nd ed.（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7），70.
18 .Arnold Hirsch，Making the Second Ghetto：Race and Housing in Chicago，1940-196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chapter 1；Marcus Anthony Hunter，Black Citymakers：How the Philadelphia Negro Changed Urban Americ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chapter 3；Allan Spear，Black Chicago：The Making of a Negro Ghetto，1890-192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chapter 8；Thomas Sugrue，The Origins of the Urban Crisis：Race and Inequality in Postwar Detroi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51-55；Alex Schwartz，Housing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2nd ed.（New York：Routledge，2010），21.
19 .Beryl Satter，Family Properties：House the Struggle over Race and Real Estate Transformed Chicago and Urban America（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09），6；同时参见Spear，Black Chicago，148；Trotter，Black Milwaukee，180。
20 .Michael Bennett，When Dreams Come True：The GI Bill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McLean：Brassey’s Publishing，1966）；Ira Katznelson，When Affirmative-Action Was White：An Untold History of Racial Ineq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ew York：Norton，2005）.
21 .今日黑人的房屋自有率为全美最低的43%，白人则以73%的比例领跑各个族裔。参见Robert Callis and Melissa Kresin，Residential Vacancies and Homeownership in the Third Quarter 2014（Washington，DC：US Census Bureau，October 2014），Table 7；Ta-Nehisi Coates，“The Case for Reparations，”The Atlantic，June 2014。
22 .Satter，Family Properties，430n7.
23 .依据《密尔沃基地区租户调查》（2009—2011），特雷西·索伦伯格（Tracey Shollenberger）和我设计了一个使用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的回归模型：比照租房者先前所在社区的贫穷程度和犯罪率，推算他们现居社区的情况。针对所有两年内搬过家的租房者，我们检视了他们最近一次的搬家经历，将人口统计学的一系列影响因素（种族、教育程度、家庭结构、有无住房补助）和一些有可能影响居住地选择的人生变故或转折（失业、孩子出生等）纳入考量后发现：相较自发性迁移，迫迁仍旧使贫穷程度和犯罪率产生了超过1/3个标准差的增幅。
Chapter21 大头男婴
谢伦娜把拉马尔跟卡玛拉被烧掉的房子用推土机铲平了。她用保险金买了两栋新的复式公寓：虽说有两个出租单位被火烧了，但她一下子又多出了四个单位。辛克斯顿一家看出后窗，眼前只剩一片空地。火灾那晚仅存的痕迹，是卡玛拉跟家人临时搭建的纪念物：填充动物玩偶和照片被一条棉质的童军绳绑在树上。最突出的一张照片上，宝宝身穿复活节的服装；沉着的双眼嵌在小巧的脸蛋上，被衬托得更大了。他们在挑选动物玩偶，有兔子、熊宝宝、一只鹅、一只浣熊、还有一只河马。玻璃花瓶里的蜡烛和可乐罐在树旁围成一圈。
娜塔莎在垃圾袋里翻找，里面装的是朋友从教会配餐室里捡来的童装。她的手指在衣物间温柔地摩挲，一件件迷你的小玩意儿勾起了她的笑意。即将为人母的念头正在她心里萌芽。
“我的宝宝得像我，”娜塔莎说。“我不要宝宝像马利克。他那双眼睛太凸了。”
“你好坏喔！”多琳说。
“他会是全黑的。”
听到聊天的声音，穿着Cousins Subs制服的帕特里斯来到餐厅。“你的宝宝生出来会像很多人喔！”她取笑道。
“才不会呢！”娜塔莎笑了出来。
帕特里斯叹气，换了个话题。“我们得想办法把马桶修一修。”马桶又堵住了，厨房水槽也是，灰暗色的水面上浮着层铁锈般的橘色油膜。每隔一段时间，就得有人用水桶舀水去倒。这让洗东西变得非常麻烦，料理台上积了一堆脏碗盘。蟑螂和各种蚊虫也闻风而至。
多琳没有为了水管不通的事情打电话给谢伦娜。一来她不想被念叨，再来她不觉得这事谢伦娜会帮忙，毕竟辛克斯顿家还欠缴房租。她也没有打电话找师傅。就算能凑出钱来修好马桶和水槽，她也不甘心让谢伦娜捡去便宜。任何一个辛克斯顿家的人都不会想给谢伦娜方便，毕竟法庭几天前才寄信给帕特里斯，里头提到她欠了2494.5美元——这是第二与第三次听证会后得到的结论。 1
“我在那间房子才住了四个月，”帕特里斯说。“她竟然说我欠她2400美元！”
“她的意思是你一毛房租都没付过，”多琳说。
“不会吧！这是哪门子的算法！”帕特里斯不可置信地盯着这份“账单”。
她还以为自己大概欠900美元。
“你打算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能怎么办。”
辛克斯顿家原本还对房东的良心抱有一丝期望，毕竟他们也付了不少钱。他们家最大的一笔生活支出就是房租，排第二的花费项目根本没法和房租比，所以他们当然希望房子能体面一点，至少各项功能要齐全，东西坏了能报修。但若连身为业主的谢伦娜都不打算修缮自己的房子，那辛克斯顿家也不会越俎代庖。房子先对房客不仁，就别怪房客对房子不义。 2
出租房的屋况每况愈下，辛克斯顿家的每位成员也是越来越退缩消沉，这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娜塔莎待在马利克家的时间越来越长。多琳也不煮饭了，晚餐孩子们只能吃麦片。帕特里斯开始越睡越久。孩子们的成绩明显退步，米奇的老师甚至来电说他可能要留级，主要因为他缺交了太多作业。大家都不打扫卫生了，厨房的地板上布满垃圾。总的来说，不合规格的居住环境会打击人的心理健康：潮湿、霉菌和过度拥挤压抑着人的心情，糟糕的生活条件也让人自惭形秽。
有一说是穷人“总能感受到自己的无关紧要”。 3 尤其是非裔美国家庭——他们所居住的社区暴力犯罪率之高、贫穷问题之密集，连条件最差的白人社区也难以望其项背。而住在犯罪热区中的破屋，就等于向社会传达了一条简洁明了的信息：人们都会知道你从哪里来，该到哪里去。 4 “老实说，这地方烂透了，”多琳曾说。没隔多久，鲁比就跑来跟多琳讲，她听说“有个男的在店门口被杀了”。以破屋为家，在贫民窟长大意味着一件事情，那就是你不但要去忍受这样的环境，你还得去接受许多人不必如此的事实。当你讨厌自己的住处、对它充满着无力感，又还得把大部分的收入砸在上面的时候，你就会很少考虑自己的事情。 5
大一点的孩子若发觉家里让人窒息，他们可以去中央街的公共图书馆喘口气。C.J.、鲁比和米奇最爱在图书馆玩电脑。鲁比上图书馆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巡视她的房子”。没错，免费线上游戏Millsberry上有栋她一手打造并且细心呵护的房子。虽然这只是个游戏，但Millsberry其实也是“通用磨坊”公司 [1] 开发的一款营销工具。鲁比的虚拟房屋位于“黄金谷”的“丰饶大道”上，屋子里有干净到可以当镜子的地板，有床、床单跟枕套，还有一张可以用来写作业的书桌。多琳或帕特里斯原本可以走路到图书馆去上网找（真的）房子，但她们从来没有这么做。部分原因是为了还谢伦娜钱，她们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搬家。另外还因为大部分像她们一样的黑人不习惯上网找房子。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全家已经陷入抑郁之中，眼前一片迷茫。
帕特里斯感觉这套房子正在榨干他们的精力。“我们住在这儿，就像一屁股栽进了泥巴坑里，”她说，“没有人在努力，搞得我也不想上进。假如你身边的人都宅着不动，久而久之你也会被感染而不想做任何事。”一天天过去，她开始觉得在田纳西其实也没那么差。
下班时间一到，马利克就冲去找娜塔莎。地点是钱伯斯街跟第四十五街口，惠顿·方济会医疗集团旗下的圣约瑟夫院区（St.Joseph Campus）。娜塔莎看起来已做好心理准备，但同时也很害怕。她一只手抓着床的栏杆，另一只手握紧马利克的手。马利克一想要站起来，娜塔莎就会把他拉回去。他会笑着替她揉背，娜塔莎则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就像小两口在生育课时练习过的那样。多琳把两臂交叉在肚子上，一副过来人的模样，在摇椅上观望。
宝宝在夜间十一点十分来到世上，体重超过3700克。这小子有一张圆脸蛋和一头乱发，他棕色的肌肤透着粉红，还有个辛克斯顿家招牌的宽鼻子。
第二天天早上，娜塔莎还躺在床上休息。帕特里斯凑近她耳边说：“嘿，妈妈。”她没有睁开眼，笑意却先在她的脸上浮现。
宝宝一个不满意，大家就会轮着抱来抱去，娜塔莎总是舍不得把他送去别人的怀抱。一整天下来，她不知道多少次把他抱到眼前，轻吻他的鼻尖和额头。从马利克脸上，帕特里斯看得出这个新手爸爸有多骄傲，当下她就决定要给宝宝起名小马利克。
隔天娜塔莎把宝贝儿子包在襁褓中，带着他回到了自己的鼠窝。
* * *
[1] General Mills，世界五百年强企业，全球第六大食品公司，旗下有哈根达斯、绿巨人玉米、湾仔码头水饺和早餐麦片等品牌产品。
注释
1 .谢伦娜向帕特里斯索要了“双重赔偿损失”（double damages）。密尔沃基的房东有权对在驱逐命令到期后滞留的房客索讨双倍的日租金（威斯康星州法704.27）。这项规定的意图在于：当遭到驱逐的租户赖着不走，妨碍房东重新出租时，可以弥补损失的房租收入。谢伦娜一般不会这么做，但在帕特里斯那儿她破了例。为什么？“因为她把我们和解的路子堵死了！她太会耍嘴皮子了。”谢伦娜说。
2 .参见Elliot Liebow，Tally’s Corner：A Study of Negro Streetcorner Men（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7），63。由于居住条件差而可能引起的疾患包括气喘、铅中毒、呼吸系统并发症、发展迟缓、心脏病和神经系统失调。某知名的医疗期刊继而将不合格的屋况称作是“公共卫生危机”。只要在糟糕的房子里住上一段时间，就有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持久的负面影响，这对孩子来说尤甚。关于住房和健康之间的关联，参见Samiya Bashir，“Home Is Where the Harm Is：Inadequate Housing as a Public Health Crisis，”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2（2002）：733-38；Gary Evans，Nancy Wells，and Annie Moch，“Housing and Mental Health：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and a Methodological and Conceptual Critique，”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9（2003）：475-500；James Krieger and Donna Higgins，“Housing and Health：Time Again for Public Health Action，”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2（2002）：758-68；Wayne Morgan et al.，“Results of a Home-Based Environmental Intervention among Urban Children with Asthma，”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51（2004）：1068-80；Joshua Sharfstein et al.，“Is Child Health at Risk While Families Wait for Housing Vouchers？”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1（2001）：1191-192。
3 .Lee Rainwater，Behind Ghetto Walls：Black Family Life in a Federal Slum（Chicago：Aldine，1970），476.
4 .Robert Sampson，Great American City：Chicago and the Enduring Neighborhood Effec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Patrick Sharkey，Stuck in Place：Urban Neighborhoods and the End of Progress toward Racial Equal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3）.
5 .Julie Clark and Ade Kearns，“Housing Improvements，Perceived Housing Quality and Psychosocial Benefits from the Home，”Housing Studies 27（2012）：915-39；James Dunn and Michael Hayes，“Social Inequality，Population Health，and Housing：A Study of Two Vancouver Neighborhoods，”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1（2000）：563-87.关于地域歧视，参见Loïc Wacquant，Urban Outcasts：A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Advanced Marginality（Malden，MA：Polity Press，2008），chapter 6。
Chapter22 如果他们要处罚妈妈
四月，瓦内塔在“旅馆”四周藏了糖果做的复活节蛋，让她的孩子可以找着玩。小肯德尔把找蛋的活儿交给了藤碧和波波。这孩子偶尔给人一种“少年老成”的感觉。他才四岁就不肯牵妈妈瓦内塔的手，也不喜欢在学前班上唱歌。小肯德尔生得十分帅气：他有着精致的嘴唇和浓缩咖啡般深邃的黑色眼睛。直觉告诉他，妈妈已经有太多事情要操心了，而这一点同样也让瓦内塔十分担心。
复活节的前几天，藤碧拉开了火警的警报器。物业的人发现始作俑者之后，要瓦内塔隔天走人。瓦内塔并没有浪费太多时间抗议。她直奔贫民窟的心脏，开始一间间找公寓，丝毫不肯放过任何一个出租招牌，屋况或社区环境都不在她的顾虑之列。她相中一间公寓，除了脏，墙壁还有一大片龟裂，天花板上则有油污。这是一块荒废的住宅区，房屋的外墙上满是帮派涂鸦。她咬着牙，填好申请表。
“这位小姐你这么能忍，是为了小孩吧？”克里斯特尔问道。那个寒冷的夜里，在前廊上，克里斯特尔终于找到一位好心的平辈亲戚，而对方也答应让她过上一夜。这之后克里斯特尔就开始睡在惠顿·方济会的候诊室，她管那个地方叫“圣约瑟夫医院”。另外她也会假装是等车的旅客，混在人群中，睡在美国国铁刚装修过的旧城区车站。某天在公交车站，她遇到一个叫帕特里夏（Patricia）的女人。那天要结束之前，她们就成了室友。克里斯特尔需要有地方住，帕特里夏则计划了好久要远离她那有暴力倾向的老公，因此帕特里夏需要一份可以不靠老公的收入。帕特里夏的年纪是克里斯特尔的两倍，她带着十几岁的女儿住在北区相对安静的一隅，有间独门独院的房子。而克里斯特尔也开始叫帕特里夏“妈妈”。 1
隔天瓦内塔搬出了“旅馆”，她先把随身物品放在姐姐的公寓。姐姐埃博妮住在拉丁布道院附近的果园街，那里算是一片住宅区。她和丈夫、三个孩子，以及瓦内塔的妹妹一起挤在三居室的小公寓里。这个家杂物不少，房子本身也相当陈旧，米色地毯上沾了脏东西，几乎每个房间都有床垫，房子的最深处则塞了一个小厨房。瓦内塔并不打算久待，她塞了50美元给姐姐，把自己的孩子安置在其中一个小房间里，然后动身前往市区的法院出庭。当天是德肖恩回监服刑的听证会。
德肖恩是波波的父亲，而瓦内塔觉得自己还爱着他。不喝酒的时候，他真的是个好爸爸。半年前他因非法持有毒品违反假释令（六个月以后他将符合假释条件），被警察逮捕。法官在审酌案件的事证时，援引了瓦内塔在德肖恩动粗时打的911求救电话记录。“10月10日，瓦内塔·埃文斯打了一通电话。没过多久，在10月19日，埃文斯女士又打了通电话。”瓦内塔双手捂面，开始痛哭。那些电话和她把德肖恩踢出去之后的事，她都记忆犹新。德肖恩后来又喝了个烂醉跑回来，把门砸到稀巴烂，接着又将她毒打一顿。事后瓦内塔记得房东一手收走了她缴的租金，一手把限期二十八天的“无条件”驱逐通知单交到她的手里。回监服刑的听证会结束，法官判德肖恩十八个月的刑期。瓦内塔本来是滴酒不沾的人，但那天晚上她买了瓶新阿姆斯特丹牌琴酒，在孩子身边喝到不省人事。
这么一睡，克里斯特尔的电话她也没接到。克里斯特尔挂上电话，改拨给她的亲戚和寄养家庭的姐妹。她与帕特里夏“互惠关系”已然崩解，主要是帕特里夏十四岁的女儿把克里斯特尔的手机拿到学校，也不知道是搞丢了还是卖掉了。克里斯特尔要帕特里夏赔，但帕特里夏不肯。“我要把你赶出去！”帕特里夏大吼。帕特里夏刚喝了混有E&J白兰地的葡萄酒，这让她醉意十足。克里斯特尔打电话拉人来壮声势，一帮人正在车上等着。这场两个女人的战争来到了屋外，帕特里夏一个踉跄，跌在地上。居高临下的克里斯特尔顺势提起脚往帕特里夏的脸上踢。气头上的她一蹬，又蹬，再蹬。看到这一幕，克里斯特尔的“好姐妹”冲上来，拿槌子往帕特里夏身上砸。“贱人，你再这样试试看！”加入战局的姐妹先是吼了这么一句，然后拉着克里斯特尔离开。帕特里夏痛得蜷缩着身子，在人行道上一动不动地躺着。克里斯特尔请朋友在“圣约瑟夫医院”让她下车，她要去那里过夜。 2
尝试找了73处地方以后，瓦内塔和克里斯特尔终于申请到了一间月租500美元的两居室公寓。一边是急着租房、对房子年久失修睁只眼闭只眼的房客；一边是急着把房出租，对驱逐记录跟前科视而不见的房东。两边一拍即合。这间公寓的木质地板上积了厚厚一层灰，变得黏糊糊的；前门锁不上，房间小到放张双人床就几乎满了；到厨房一看，碗槽水管不通，地板瓷砖也有瑕疵；墙上的橱柜被许多有夹层的纸封死；原本该放燃气炉跟冰箱的地方也空着。但在这种地方竟然有个浴缸。这间公寓位于第七街跟梅伯街的路口，算是南区边陲：透过厨房的窗户，你可以看到圣斯坦尼斯洛斯天主堂的一对尖塔。瓦内塔知道这一带不算安宁，街角的毒贩她从小认识。“这不是什么正经的地方，但我真的没力气再找了，”瓦内塔实话实说，“我不想租这里……但我还有其他选择吗？”
这对新朋友搬进了这间公寓，他们仅有的“行李”是几个垃圾袋的衣服和玩具。克里斯特尔的大部分东西都落在了帕特里夏家，她也不指望能拿回来了。新居唯一的家具是不知道哪任房客留下来的老摇椅沙发。
瓦内塔和克里斯特尔计划在这里待上一年。但人算不如天算，她们才搬来没多久，两人在“旅馆”的旧识克拉拉（Clara）就跑来用光了克里斯特尔的手机储值。克里斯特尔只好打破窗户爬出去偷接电话线。警察找上门来的时候，克里斯特尔给自己做了两个三明治在路上吃。瓦内塔拿出所有在收容所存下的钱来赔偿被打破的窗户，还叫克里斯特尔不要再回来了。只有做到这个程度，房东才答应放瓦内塔一马，让她和孩子可以留下来。
事隔数日，儿童保护服务局的人打电话到埃博妮的公寓，指名要找瓦内塔。 3 埃博妮打电话去警告瓦内塔，瓦内塔立马想到了克里斯特尔。“我要宰了那个贱货，”她对着妈妈“脆饼”怒吼。“那个贱人竟然向社福单位举发我！”
“你拿她开刀，她现在就拿你开刀啊，”脆饼说。
“谁叫她先拿刀对着我的小孩！”瓦内塔朝脆饼大喊。
儿童保护服务局要来的消息让瓦内塔大失方寸。她不觉得儿童保护服务局的人会让小孩待在连燃气炉和冰箱都没有的地方。瓦内塔真的一毛不剩了，但她还是去了一家位于转角的二手家电行。那儿放着西班牙文的音乐，有一堆用过的洗碗机、烘干机和林林总总的旧家电。老板罗德里格斯先生是个体态发福、发量颇丰的墨西哥人。他拿着手杖，洋洋洒洒地清点着店内那些待价而沽的二手产品，活像拿着教鞭上课的老师一样。
“你这儿最便宜的燃气炉和冰箱多少钱？”瓦内塔直接问了。
“你要不要烤东西？”罗德里格斯操着浓重的口音问。
瓦内塔摇头表示她不烤东西。她只是要做做门面，烤箱不能用也没关系。
罗德里格斯把他的手杖指向一台小燃气炉。“多少钱？”瓦内塔问。
“90美元就好。”
她又摇摇头。“太贵了，便宜点要多少？”
罗德里格斯耸耸肩。
两人开始讨价还价，瓦内塔说服罗德里格斯降价到80美元，还附送他原本想要单卖的燃气管接口。她在另一家店找到了个冰箱，和老板一路杀到60美元。她向一个朋友借钱买这两样东西，答应对方下个月1日还，然后在阿尔迪量贩店（Aldi）为这天的血拼画下句点。在结账柜台，她把冰淇淋三明治等垃圾食物放在输送带尾端，万一食物券不够用的话，这样会较方便把东西摆回去。
搁下杂货后，瓦内塔疲惫地瘫坐在摇椅上，点上一根烟。这下子，就算儿童保护服务局找上门来，她也可以接招了。
又有其他事钻进了她的脑海。瓦内塔还没想好万一自己真的因为抢劫被抓去监狱，小孩子要交给谁管？最近她比较属意日托中心的一位女士。“我可能会疯掉，但至少我知道他们有人照顾。”瓦内塔这么告诉自己。另外，小肯德尔学前班的毕业典礼快到了。瓦内塔想尽可能筹出钱来，替他买双重要日子能穿的新鞋。她希望肯德尔觉得自己很特别，有成就感。在旧城区生活，人生前边的那些里程碑你千万别错过，因为后边那些你不一定过得到。
宣判听证会的早晨，瓦内塔把小孩统统叫起来。待他们吃饱穿暖后，瓦内塔才开始在客厅的地上重新熨烫自己要穿的服装。除了装炉子跟冰箱以外，她没能在公寓里下太多的工夫。这儿仍给人一种空荡且没人住的感觉。肯德尔走到了瓦内塔所在的客厅，他双手叉腰，在黄褐色的晨光里站着。瓦内塔给肯德尔换上了红领的衬衫和新鞋。几英尺外的壁炉架上有一幅学前班毕业典礼的照片，照片里的肯德尔身穿小小的学士袍、头戴学士帽。
“妈妈，”肯德尔开口，“小孩子不应该去法院，他们应该去托儿所或上学。”肯德尔在说这话时并没有不开心，只是觉得这世界有点奇怪，好像哪里不太对劲。他的语气像是在说“狗狗不应该喜欢猫猫”或“四月怎么会下雪”一样。
瓦内塔放下熨斗，深吸口气。“肯德尔，你可以来法院陪我吗？”她重问了一遍昨晚的问题。肯德尔看得出妈妈需要他。“妈妈，我跟你去法院，”他决然地回答。
“如果他们要处罚妈妈，你应该怎么做？”
“像一家人一样照顾弟弟妹妹，听阿姨的话。”
在最后一刻，瓦内塔决定在万不得已的时候请她的亲姐妹照顾孩子。原因她却说不上来。
瓦内塔早早来到了法院，安静地在那套保守的黑色毛衣和长裤底下发抖。她化了妆、戴上耳环，头发也紧紧地盘了起来。她在走廊踱步。除了苦思冥想要和法官说些什么以外，她隔段时间就停下来看那些身着橘色囚衣、脚戴镣铐、步履维艰的黑人受刑人。母亲“脆饼”戴着毛帽，身穿冬日大衣出席，一道前来的还有瓦内塔的双胞胎兄弟和妹妹。埃博妮留在家里照顾藤碧、波波和其他小孩。再后来，瓦内塔所属的全圣经浸信教会（All Bible Baptist Church）也来了，包括牧师太太和教区另外一名白人女士。他们都穿着针织毛衣，戴着厚重的眼镜。
时间一到，瓦内塔在公设辩护人的身边坐下。他点着脚，是名身穿全黑西装的白人。真正的法庭跟电视上演的不太一样。电视上的布景像露天戏院一样有包厢，天花板有大大的吊扇，旁听席的木椅也会坐得满满的。但这天的法庭只是个狭小逼仄的屋子，旁听席也被厚实的玻璃墙隔开——“实况转播”靠的是天花板上的扩音器。
先发言的检方代表是名身材健硕、脸色红润的地区助理检察官。这位检察官的发量稍嫌稀薄，但胡须修整得颇为讲究。他为瓦内塔所做的不少事情感到惊讶。首先瓦内塔是初犯，而且“有过一些就业记录”。“显然她有上学到十一年级，这样的教育程度算是不错了。听起来虽然有些悲哀，但这比我们看到的多数被告要好，”他继续说道。“她有家庭的支持，这点很好……只可惜她这次犯案的时候，情感和家庭的支持效果明显不够……我相信她此次走了弯路，背后必然有被现实所逼的因素。但被告再怎么不得已，受害者所受的伤害也不会减少一分。”关于后面这一点，助理检察官表示有一位受害者出门都不带钱包了，因为她眼中的社区不再安全。“州政府的立场是我们要树立观念，要让人知道你不可以拿枪去抢人的东西，否则就要坐牢。”
瓦内塔的公设辩护人接着发言。他杂七杂八地讲了一堆，希望法官轻判，但给人言不由衷之感。他说瓦内塔对所作所为坦承不讳，而且本人深有悔意。他说还年轻的她不像其他在外头混过的共犯那么“复杂”。他说拿枪的并不是她，而是她的朋友。而且这宗犯罪实在是被生活所逼。“我认为处罚可以在社区进行，”公设辩护人做出结论，“法官大人不需要把她送去坐牢。”
换瓦内塔自陈，她说她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并且当场向受害者和法庭致歉。“事情发生的那会儿，我和孩子的日子都不好过。我们几乎要被房东扫地出门，晚上也快要没电可以点灯。我实在是走投无路，才会一时糊涂。当然这不是我做错事的理由……我现在只求您能对我从轻发落……尤其是看在我孩子的份上。”
再来有一堆人轮番上场替瓦内塔讲话。牧师的太太说，“环境很艰苦，但我看得出她有一颗沉静的心”。母亲脆饼贡献了四句话。瓦内塔的双胞胎兄弟说他们“才刚满二十一岁，”还说，“他外甥跟外甥女每天醒来看到的不应该是哪个阿姨或舅舅，应该是自己的妈妈。”
终于轮到法官陈词。这位年长的白人男性法官开始整理他一路听下来的内容。“所以说，诸位概括了这宗犯行的本质。基本上，被告误入歧途……被现实逼到冲昏了头。我有考虑到这点。但我也注意到从事发到现在，情况并没有任何改变……我是说被告整体的经济条件并没有变好。大律师，我没说错吧？”
“确实没有，”公设辩护人只能如实回答。他曾主张瓦内塔有去找工作，但他没有说明即便瓦内塔每天清晨五点就起床，扣掉找房子、上同等学力课和照顾孩子的时间之后，她没剩多少时间可以求职。他也没有指出做老板的通常不会雇用承认曾犯下重罪的人。
“你说得不错，”法官顺着辩护人的话说。“而且老实讲，除了看不出来被告的状况有变好外，就这段期间所发生的事情而言，被告东奔西走、搬来搬去，我甚至觉得她的处境变得更差了。”
法官说了这么多，基本上的意思是：我们都同意你很穷、很害怕，所以才会犯下如此暴力且伤人的罪过，也同意如果你能继续在老城自助餐厅一周工作五天，无论是把空了的汤锅倒满、还是把被洒在地板上的冷冻优格抹干，我们今天就不用凑在这里大眼瞪小眼了。搞不好你已经存够了钱，搬到一间除过铅又干净的公寓，出门时不会看到有人贩毒、学区又很安全的社区。假以时日，你甚至可以让波波接受癫痫治疗，自己则可以去夜校接受护理训练，圆你长久以来的护士梦。谁知道呢，搞不好你真的会以护士的身份在社会生存，你会有自己的护士帽、护士袍，各种配备一应俱全。若是当上护士，你可以让孩子拥有完全不同的童年，不用像你一样忍受母亲脆饼给予你的人生。倘若真是如此，你就能抬头挺胸走在这座冰冷的城市，甚至觉得自己有点价值，觉得自己可以找个男人。他不会给你把枪让你去抢劫，而会与你一起同甘共苦；至少他不会把你的门给打破、也不会当着小孩的面打你。运气好一点，你可以找到一个工作稳定的对象。结婚时你们可以订一间小教堂，然后肯德尔会很有面子地挨着新郎，藤碧能穿上蓬蓬裙当花童，波波咧嘴傻笑，摇摇晃晃地递上钻戒，就像你曾梦想的那样。从那天起，你的新郎见人就会介绍你是“我太太”。当然这些都只是一场梦。现实是你的班表被砍了、你家快要被断电了、你跟你的小孩就要被扫地出门，风餐露宿。就在这时，你趁朋友拿枪指着别人脸的时候，一把抢走了别人的钱包。如果说这是一起由贫穷所引发的犯罪，那谁敢保证同样的事情不会再次发生？案发时你穷，现在难道就不穷？大家都清楚问题的根源，我们在这法庭上天天都能看见。但法院就是法院，不是什么慈善机构、就业辅导处，也不是密尔沃基县的城市房屋委员会。违法乱纪我们或许没办法“除根”，但至少要尽可能“斩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