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响了，阿琳在回忆自己是怎么跟帕纳说的。在月收入上阿琳说了谎，她骗帕纳说每个月有250美元的育儿津贴；被驱逐的事情她倒是坦承不讳。一言以蔽之，她简直是在“求租”，说是连看房都免了；社区的环境也好，房子的屋况也好，她都不怎么在意。“有什么住什么，”是她的想法。“我现在可是待在收容所，没有什么地方会比收容所还差了吧，”她这样说道。
帕纳也给了答复。“嗯，我们核对了你的资料。你还蛮老实的，那我们就合作愉快啰。”
阿琳跳了起来，默默地喊了一句，“太好了！”
“不过别忘了，你可不能犯错喔。”
“我知道。”
“你的收入很固定，所以你一定要准时交租，也绝对不能惹上任何麻烦。”
阿琳先在电话上谢过帕纳，讲完电话后又谢了上帝。一旦有了笑容，阿琳看起来就判若两人。压力总算是小了一点。至此她跟房东的交手记录是八十九负，外加这宝贵的一胜。
乔里回应了妈妈伸出的手，母子俩击掌。他和弟弟得为了搬家而转学，乔里对此不以为意。转学是家常便饭。光是从七年级到八年级，他就换了五所学校——但他也不是天天都上学，光算在家暴收容所的那段时间，乔里就连续缺席过十七天。在阿琳的眼里，上学是奢侈品而不是必需品，是她在找到房子后才会考虑的问题。再说，乔里是她身边最好的帮手，他可以跑遍整条街，一口气记下所有的招租电话，也可以在她带着笔记本去找房子时当贾法瑞的保姆。乔里还是个开心果。遇到不顺心的时候，他老是会逗妈妈笑。他的绝招是即兴编歌，虽然不是很精通。当密尔沃基的街景在公交车窗外流动时，他会像下面这样唱起来：
唉、唉、唉
替我找间房子，让我可以搬进去吧
刚刚那所是我读过的学校
刚刚那条是我住过的街坊
刚刚那间是我熟悉的加油站
我们在找房子喔
很难讲乔里究竟担不担心找房子的事，因为他不会把心情写在脸上。
离开收容所的时候，贾法瑞哭了，他手上紧抓着社工告别时送给他的遥控车和《芝麻街》的艾摩（Elmo）娃娃。“我不敢看，”贾法瑞在车子开走时说。阿琳揉了揉小儿子的头，告诉他能离开收容所是好事情，应该高兴。贾法瑞不懂妈妈高兴的原因是什么，收容所明明既安静又暖和，还有很多玩具。
母子三人的新公寓在条顿大道和银泉路的繁忙路口，算是北部一个比较偏工业区的地段。阿琳爬上阶梯，来到了这栋三层楼的公寓，而乔里跟贾法瑞则嘻笑着搭乘发出咿呀声响的电梯。到了屋里，墙壁新粉刷过，灰色的地毯厚实而干净。有一台小型的空调，每个灯泡上都有灯具。小巧的厨房里有轻木橱柜，而且每个柜子都有完好的把手。阿琳慢条斯理地检查了一遍，完全挑不出任何毛病。她打开窗户，看着窗外驶过的一辆辆车，对街则有一家奥尔钢材供暖（Auer Steel & Heating）的配送中心。她觉得一切都很好，只是有点累。
等所有垃圾袋里的衣服以及一箱箱的罐头食物都搬进屋里后，阿琳坐在地上。她找到一个软软的袋子，用背靠着。她感到很平静，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和谢伦娜闹上驱逐听证会是两个月前的事了。乔里在阿琳身旁坐下，歪着头靠在她的肩膀上。贾法瑞也有样学样，身子缩在阿琳的腿边，头则枕在妈妈的肚子上。母子三人维持这样的姿势，依偎了好一会儿。
过了几天安稳日子后，阿琳收到了一个噩耗：大家口中的T死了。T是泰伦斯，是拉里那边阿琳唯一还有联络的家人。而且用枪把T射死的不是别人，是阿琳也很疼爱的P.A.。同辈的P.A.跟T是亲戚，但争执中T抄起斧头的握柄砸向了P.A.的头，而P.A.一气之下掏出了枪。在拿枪找T算账之前，P.A.先打电话给T的妈妈说他现在要去宰了她儿子。事实证明，他并不是在开玩笑。
T一死，阿琳的生活也跟着乱了套。她为过世的T以泪洗面，也为缅怀T和老朋友们聚在一起。阿琳安排贾法瑞在她处理后事的期间住到他以前寄养妈妈的家里，像贾法瑞这么小的孩子，不适合去那种场合，阿琳是这么想的。有人聊到要在告别式后去庞德罗莎牛排馆，没钱的人只得卖血浆才能一道去吃。
T在街边的告别式设在密尔沃基西北区的丰迪拉克大道旁。与乔里一起抵达现场后，阿琳把花和动物造型的填充娃娃给摆整齐了。这算是一场体面的丧礼：街边装饰着乳白色缎带、题诗、假玫瑰花和几束黄白雏菊、康乃馨与百合组成的花圈。阿琳走到T的家门口，在阶梯上站了会儿，又回到告别式的场地，然后再一次走回到T老家的阶梯。
“大家都说时间过得很快，对吧？”乔里若有所思地说。“但我赌告别式上的时间会过得非常慢。”
到了告别式当天的清晨，阿琳穿上了深色的牛仔裤，上身则是Rocawear牌的衬衫外加蓝色的帽衫。走下楼梯的时候，她跟乔里遇到了要上楼的帕纳。
“我有话跟你讲，”他说。“是关于前天晚上的事情。”
阿琳开始快速搜寻起两天前的记忆。对了，前天晚上她打了911，因为贾法瑞的哮喘犯了。
“我们这儿是别人眼中的妨害设施，”帕纳说。“所以不能让警察过来。”
“来的只有消防队和救护车而已，”阿琳解释。“光凭哮喘是叫不动警察的。”
只是阿琳打电话给911并不是唯一的问题。有邻居抱怨阿琳的朋友竟为了要大麻而去敲他的门（这名朋友是特丽莎。她那天在当乔里和贾法瑞的保姆）。还有就是贾法瑞有次被抓到从三楼的窗户丢了不知道什么东西下来。“情况要是不能改善，你们就得搬家。”
走出房门、在前往新匹兹殡仪馆的路上，阿琳摇起了头。“一会儿这里不对，一会儿那里又有问题，”她说。除了担心惹毛帕纳以外，阿琳的食物券也出了状况。变更住址该交的表格和资料她都交了，但审核过程似乎不太顺利。然后就是她得把东西从仓储那儿清出来，而且要快，否则月初一到，她就会为了钱左支右绌——如果钱拿去付仓储费，那就没钱缴房租了。T固然已经离世，而某种程度上，阿琳觉得P.A.也不在了。贫穷会逐渐累积，越来越看不到尽头。所谓贫穷，常常意味着祸不单行。种种不幸盘根错节，将人团团包围，身在其中的人只有竭力让自己不要发疯。偶尔会有间隙，让人可以喘口气，但总的来说，生活就像是一档闯关游戏，眼前摆设着一道道关卡。 1 现阶段阿琳只能庆幸自己还有家可以待、有地方可以睡。
阿琳在殡仪馆的门口犹豫不决。位于西开彼托路的匹兹殡仪馆建于1930年代，是威斯康星北部的地标。这栋兰侬石（Lannon stone）建筑采用了时髦的法式折中主义风格，装饰有八角形的楼塔、纤细而雅致的窗户，入口处则有一顶深褐色的天棚，向外延伸至人行道，另外还有陡峭的屋檐线和居高临下的烟囱。乔里紧跟在母亲的身旁，两人一道走进去。灵堂内站满了人，三五成群的孩子们身穿个性的T恤，上面印的人脸若不是T、就是其他同样“英年早逝”的朋友。祖父母那一辈穿着乳白色或棕色的西装出席，头上还戴着搭配得宜的毡帽。T的亲兄弟大C坐在最前排，身穿亮眼的蓝色T恤，头上绑着同色系的头巾、脸上挂着一副太阳眼镜。叔叔林克现身时，耳朵上夹了根抽到一半的香烟，身材壮硕的他缓缓走在灵堂的通道上，他太太则把脸靠在他的背上啜泣。阿琳在后排找了个位子坐下，她对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有自知之明。
T的遗体身穿黑色长袖T恤，头戴全新的奥克兰突袭者队球帽，看起来颇为安详；他差一点就满四十岁了。低头俯视T的，是打着圆鼓鼓温莎结领带的牧师。“怎么我每次来到这里，看到的都是跟我岁数差不多的人躺在棺材里，年纪轻轻就离开了我们，”他边说边摇头。下一秒他开始爆发，尖锐的口吻中冒着看不见的火光。
“我们之间的爱到哪儿去了？我们对人的关怀到哪里去了？……除了自己，还有谁能帮助我们，我们能靠的只有自己！”
“继续讲！”
“说得对！”
“那是我的宝贝啊！”
仪式结束之后，阿琳在外头加入了叔叔林克和其他几个人的谈话。有人递了罐老英国牌麦芽酒（Olde English malt liquor）给她，她在雪地上倒了琥珀色的一圈，算是敬T一杯。葬礼后的家宴办在第十三街跟维列特街口，威斯康星非裔美国女性中心（Wisconsin African American Women’s Center）的地下室里，吃的是炸鸡配面包、青菜，还有起司通心粉。整顿饭吃下来，亲戚们对阿琳非常欢迎，又抱又亲。她有种被家人簇拥的感觉。这些人不会收留你，也不会借你暖气费，但他们懂得如何把一场葬礼办得热热闹闹的。
隔天，没有电话声响起，于是阿琳继续操持家务，希望把这里打理得更像一个家。她给孩子们注册了新学校，把东西从仓储领了出来，又在家中的墙壁上挂了相片。一个好心的邻居送了张沙发给她。先前，阿琳在第十三街的老公寓总是一团乱，因为扫也是白扫：窗户裂了、地毯破了、浴室中的零部件能坏的也都坏了。但帕纳的父亲把屋况维持得很好，只要阿琳也加把劲，这地方绝对有家的样子。阿琳确实也这么做了。她在洗碗槽的上方贴了张小字条给乔里：“自己的碗自己洗，没洗的话咱们走着瞧。”而在料理台上她摆了个蜡烛给逆境中的守护神圣犹达。看到阿琳的公寓，人们常会说，“你的房子真美。”甚至有人想当她室友。对于这种要求，阿琳总会满脸傲娇地说一个“不”字。
乔里很努力地适应新学校。按道理说他应该是八年级的学生，但之前的课程落后太多，所以他只有七年级的程度，学习之路上难免磕磕碰碰。除此之外，T的死也让他心神不宁。据说后来P.A.打电话给T的妈妈，用的是拉里家的电话，所以警方也把拉里找来问讯，之后又放了他回去。但乔里仍为此非常纠结。案发的那一夜，自己的爸爸为什么会跟P.A.“一起”？告别式后刚好过了两周，一名老师冲着乔里发飙，而乔里也不甘示弱地反击。气头上的他往老师的小腿踢下去，接着跑回家。接到老师报案的警察于是找上门来。
一听出了这种事情，帕纳就跟阿琳商量：如果她可以周日之前走人，那他会把租金和押金还给她。要是她赖着不走，那他不但会把钱扣下，还会申请驱逐她。所以说，小孩并不是对抗驱逐的免死金牌，有时候他们反倒是创造驱逐条件的“平台”。 2
阿琳接受了帕纳的条件，而帕纳也“好心”地帮她搬了家。她把碗盘从干净的壁橱中抽出来，将墙壁上的装饰一一卸下。等阿琳把所有家当塞进垃圾袋和回收箱，帕纳就把东西搬上卡车。他会开车把它们送回仓储。
就这样，阿琳失去了她漂亮的房子。 3 “我是不是被下了咒啊，怎么老是这么倒霉？”她纳闷。“明明我已经很努力了。或许好运就是跟我绝缘吧”。
阿琳打了电话给特丽莎，骗她说房东气炸了，因为他发现特丽莎挨家挨户问有没有人可以让她合租。让阿琳被驱逐的致命一击固然是找上门来的警察，但在外头摸爬滚打这么多年，阿琳也学到了几招：求人帮忙的大绝招就是让对方感到内疚，让他们觉得非得帮忙不可，要不帮就是个没心没肺的王八蛋。 4 “害我住不下去的是你，现在这种情况你至少要帮我一把吧”。
特丽莎对阿琳说：“快过来吧。”
贾法瑞注意到，第十三街边在办一场新的告别式。“又有人中枪了，”六岁的贾法瑞奶声奶气地说道。回到旧居，两个男生就冲去特丽莎的公寓找小不点，但小不点已经死了，它被一辆车子辗过。特丽莎亲口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乔里，乔里拼命忍住不哭。他一边绕着特丽莎的公寓走来走去，一边用袖子擦拭止不住的鼻涕。走着走着，他找到一个泡棉的假人人头，特丽莎的公寓四周尽是这些奇怪的东西。乔里跪在假人头的旁边，把脸翻成正面，紧握着拳头打他的脸。乔里一直打、一直打，还低声发出怒吼。一拳拳越来越快、越来越重，也越来越响，阿琳和特丽莎这才大声制止他。
特丽莎对自己耍的“小把戏”直言不讳。纸包不住火，这种事不可能藏着掖着。男人会送上门来，然后特丽莎会带他们去她的“闺房”，并对阿琳说，“看看，我要给我们赚点香烟钱了。”等她再次出现的时候，手中就多了一张10美元或8美元。有一次乔里误打误撞地进了特丽莎的房间，看到一个男人和特丽莎躺在床上，男人的裤子摊在地上，特丽莎则糊了一脸的口红。房子挤了太多人的后果就是这样，个人空间荡然无存，小孩们也很快觉察到大人的勾当。
在特丽莎的新男朋友搬进来之前，她一直没有停止这门“生意”，阿琳发觉这位“男朋友”甚至在背后鼓励特丽莎这么做。她还发现，特丽莎把房租从每个月60美元涨到150美元，应该也是她男朋友的意思。这个男人有一长串的绰号。特丽莎叫他桑尼，他三十岁左右，刚因为贩毒服完五年的有期徒刑。他身材瘦削，走起路来却健步如飞，还会大言不惭地说自己跟五个女人生了九名孩子，也会开黄腔说他带了根“锅铲”给特丽莎。桑尼顺走了特丽莎从嫖客们或社服机构那里攒到的钱。要是特丽莎在路上叫他，他会先当作没听到，然后再找时间凶她，“在外头不要叫我‘宝贝’。”委屈的特丽莎会穿着衣服蜷曲在被窝下，或坐在窗台上点一根香烟，层层升起的烟雾有如盛怒的鬼魂灵般生动，而它们仅有数秒存活的时间。
在阿琳搬进特丽莎家之后，桑尼的父母亲也带着他们的女儿住了进来。特丽莎的公寓是一居室，屋况原本就不佳。如今八人同处一个屋檐下，简直要把这地方弄垮。首先撑不住的是马桶，紧接着厨房碗槽也开始漏水；情况随后开始恶化，连地板也积起了水，乔里一踏进厨房就会兴起涟漪。他不得不把旧衣服铺在上面吸水。
“越看越像贫民窟，”阿琳说。“厨房乱七八糟、地板乱七八糟，浴室也是。”她开始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之后会是什么？未来是什么？不会比这更糟了吧。”
接着儿童保护服务局的社工找上门来，一开口就问，“贝尔女士在吗？”这天来的不是平常跟阿琳接触的社工，而是一张完全陌生的面孔。这位社工小姐知道阿琳住在这里（这点连谢伦娜都不知道），还知道马桶和碗槽坏掉的事情。社工打开冰箱，皱起了脸。阿琳连忙解释是月底的关系，冰箱才会空空的。她不是没去补货，但怎么买也填不饱八个人的胃口。 5
儿童保护服务局的人说她会再来看。阿琳为此焦虑到反胃，她怀疑是特丽莎去跟儿童保护服务局告状的。她得逃，得赶紧想法子。于是她打了电话给J.P.，而身为亲戚的J.P.也没让她失望，立刻就去接她，还替她卷了一根大麻。抽大麻果然有用，于是他又卷了第二根给她。“J.P.总是为我着想，让我不会那么烦躁，”隔天阿琳是这么说的。
终于，密尔沃基的春天来了。融雪后留下的是湿答答的街道和街边被泡软的垃圾。整个贫民窟在那一天意识到出门不用再裹得严严实实的了。大家的反应有些过度：男孩子打起了赤膊、女孩子抹上了防晒油，在还说不上是热的天气里露腿。躺椅和笑声重新出现在了门廊上，孩子们还翻出了跳绳。
在过去的几天时间，阿琳和儿子们单独待在特丽莎的公寓里。她很珍惜这份平静与祥和。特丽莎跟桑尼还有桑尼的家人不知道去哪儿了，对此阿琳没有多想，大概是找亲朋好友串门去了。但5月1日那天，搬家工人突袭了特丽莎的公寓。这些工人戴着手套，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到了现场，他们却狐疑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显然不确定什么该包起来、什么又是该丢的垃圾。这些工人跟贝琳达签了约，贝琳达等等会开着全新的福特Expedition XLT来察看进度，那车还挂着由经销商申请来的临时车牌。已经被放出来的克里斯也到公寓来找特丽莎。贝琳达开始担心起她那些住在第十三街的业主，感觉这里已经不再安全。
阿琳盯着前窗。“我真的受不了了，”她喃喃自语。这是她跟特丽莎同住一个半月的心得。
发辫垂在一边的贾法瑞放学回到家，见着工人正把床垫和梳妆台往外拖，衣服也被一团团地塞进黑色垃圾袋里。面对这样的光景，他倒没有什么反应，既没有哭，也没有问问题，也没有冲进去看自己的某样宝贝还在不在家里。他很平静地转过身，出了家门。
他们在阿琳的妹妹家待了一段时间，妹妹跟她收一个月200美元，但阿琳和儿子都没有自己的房间。在这期间，阿琳失去了她放在仓储的所有东西：玻璃餐桌、在第十三街买的衣柜和梳妆台、空调主机。她有拿钱给大儿子博西缴仓储费，也不知道他是把钱给丢了还是偷了。阿琳的社福档案也被关闭了，主要是她太多次约见都没去。和之前一样，通知信函又寄到了她之前被驱逐的旧家地址。“补助会停掉是有原因的，”她说。阿琳最后在第十三街和克拉克街口找着了另外一间破旧公寓，就在麦斯特锁（Master Lock）公司的工厂旁边。“希望事情可以到此为止，”她这么跟自己说。因为觉得稳定下来了，阿琳开始找工作。但有天去阿比汉堡面试完没多久，她和两个儿子就被抢劫了。两个男人闯进了她的公寓，用枪抵住乔里的脸。阿琳的社工告诉她这地方已经不安全了，于是阿琳只好又逃回某个收容所。房租不断上涨，阿琳好不容易找到的新公寓竟然要月租600美元，而她一个月收到的社福支票只有628美元。这样一来，她被断电是迟早的事。到了停电那天，乔里跑去跟拉里住了。贾法瑞则被儿童保护服务局安置在阿琳妹妹那里。
阿琳很是不知所措。“我的心里乱成一团，”她说。“有时候我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发抖。我累了，但又睡不着。快要精神崩溃了。我的身体像是要关机一样。”
但阿琳又重新振作了起来。她向迈尔沃阿姨借了钱，恢复了家里的供电，于是两名孩子又回到了她身边。她另外在塔玛拉克街找了间公寓，距离会幕社区浸信会（Tabernacle Community Baptist Church）不远。这间新公寓没有炉子也没有冰箱，但他们会用插电的电炖锅煮热狗，也会去圣本笃教会（St.Ben’s）的供餐处吃俄罗斯酸奶牛肉，那儿还有些酒鬼做他们的临时饭友。
有时候阿琳会跑去食物厨房。贾法瑞会问：“妈，你可以帮我拿一些蛋糕吗？”
阿琳会笑着说，“他们有的话，我一定帮你拿。”
另一边，乔里在思考自己的未来。他想要当个木工，因为他想帮阿琳盖间房子。“别人都觉得我没有办法。但你们等着瞧吧，”他说。
注释
1 .若把城市里的穷人按“居无定所／生活尚且稳定”、“无可救药／还有得救”、“一副混街头的模样/打扮还算体面”一分为二，就会错以为他们暂时性的、常发生变动的生活状态是一贯如此。稳定/不稳定对穷人家庭而言，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时长时短的间歇状态。很多问题之间存在着某种连锁反应：亲人遭受杀害的伤痛会让人深陷抑郁，抑郁致使失业，失业引发驱逐，被驱逐就意味着变成无家可归的游民，而无家可归又会加深抑郁的症状……以此类推。为政者和他们的幕僚倾向用一发银色子弹（silver bullet，在哥特小说中，银色子弹是狼人的克星，一发即可毙命）解决问题。实际上，霰弹枪“一网打尽”的效果可能更好。关于连番厄运如何让低收入家庭“没有最惨，只有更惨”，参见Timothy Black，When a Heart Turns Rock Solid：The Lives of Three Puerto Rican Brothers On and Off the Streets（New York：Vintage，2009）；Matthew Desmond，“Severe Deprivation in America：An Introduction，”The Russell Sage Journ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2015）：1-11；Kristin Perkins and Robert Sampson，“Compounded Depriv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The Intersection of Raci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among Chicagoans，1995-2013，”The Russell Sage Journ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2015）：35-54；Bruce Western，“Lifetimes of Violence in a Sample of Released Prisoners，”The Russell Sage Journ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2015）：14-30。
2 .在密尔沃基的社区，孩子越多，驱逐发生的频率就越高。排除贫穷家庭在社区所占的比例、种族的构成等变量后，儿童数量与驱逐频率的正比关系仍旧成立。2010年，在儿童占人口总数不到一成的社区里，每123个租房家庭中有1个家庭会被驱逐。但在儿童占四成或以上的社区中，每12个家庭就有1个会被驱逐。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社区中儿童的所占比每增加1%，社区的驱逐率就会增加7%左右。这些估算根据2010年1月1日到12月31日间密尔沃基县法院的驱逐记录整理而成。用于评估“儿童占人口比率”与“驱逐案件数量”相关性的统计模型是零膨胀泊松回归（zero-inflated Poisson regression）。细节描述参见Matthew Desmond et al.，“Evicting Children，”Social Forces（2013）92：303-27。
3 .这种痛苦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在被驱逐的两年后，跟阿琳有相同遭遇的母亲还是要比同龄人更容易罹患抑郁。参见Matthew Desmond and Rachel Tolbert Kimbro，“Eviction’s Fallout：Housing，Hardship，and Health，”Social Forces 94（2015）：295-324。同时参见Marc Fried，“Grieving for a Lost Home，”in The Urban Condition：People and Policy in the Metropolis，ed.Leonard Duhl（New York：Basic Books，1963），151-71；Theresa Osypuk et al.，“The Consequences of Foreclosure for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Annals of Epidemiology 22（2012）：379-87。
4 .另外一招是在出手前先调查对方有哪些“资源”。在穷困的社区里，面对上门求助的邻人，最好的拒绝方式是：“我无能为力。”但也有“高人”会让你没机会说出这句话。他们不会问，“能载我一程吗？”而会问，“你车里有油吗？”不会问：“能分点食物给我吗？”而会问：“你吃过了吗？”如果对方知道你车里有油、冰箱里又有吃的，你就很难再找理由赶人家走。穷人在日常生活中摸索出的这套生存之道，和政治圈或教育界花费几百万美元发现的募款秘诀并无二致。开口要东西是一门“艺术”。懂得如何求助——以及相应地，何时伸出援手或拒绝帮助——是在贫困中生存的丛林法则。
求社工帮忙也自有一套规则。不要客气，因为太客气会被当空气；但也不能太贪心、太积极、太“剑走偏锋”，因为儿童保护服务局会上门来查你。我遇到过一位爱喝酒的女性，三十三岁，是两个女孩的妈妈。她说自己酗酒是因为小时候受过创伤。“我记得，连当时闻到的气味都记得，”她说。“你有看过咨询师吗？”我问。“没有，虽然我想，但他们问得太多、管得太多。曾有人莫名其妙地跑去加州的儿童局检举我，他们并没有抓到什么把柄，但被人这样侵门踏户……跟孩子说三道四，我还是很难受。”要是这位母亲将自己的遭遇和用酒精自我麻痹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有关部门，她的孩子还能保住吗？她不知道答案，也不准备去弄明白。
5 .我没有亲眼目睹这段互动，此处根据阿琳的转述所写。
终曲：家与希望
家是我们生活的重心。家是避风港，是我们忙完学习工作之余、在街头历劫种种之后的去处。有人说在家里，我们可以“做自己”。只要离开家，我们就会化身为另外一个人。只有回到家，我们才会褪下面具。
家，是人格的泉源，是我们的身份可以生根、可以开花结果的地方。童年的我们在家里做梦、玩耍、打破砂锅问到底。青少年的我们会退而在家整备，进而离家冒险。再长大一些，我们会希望建立自己的家庭来生儿育女，开创一番事业。家就是这样的基地。说到要了解自己，我们往往都会从自己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说起。
在世界上许多种语言里，“家”的意涵不只是遮风避雨，这个字还会让人联想起温暖、安全感与亲情——就像母亲的子宫一样。古希腊文里，“家”的象形文字常被用来替换“母亲”。中文的“家”有两层含义，是家人，也是房子。英文里的“Shelter”则由两个拉丁文组合而成：scield（屏障）与tuma（团队），合起来就是一家人共同聚集在保护伞下的样子。 1 从古至今，家是生命的基础。家是分享美食的厅堂，是培养安静习惯的地方。家人之间会在这里倾诉梦想，建立传统。
都会的生活也始于万家灯火。家让我们落地生根，将我们集结成社区。以家为单位，我们参与地方政治，怀持团结一致、“远亲不如近邻”的心情与邻居交心。“要逼着一个人站出来关心整个国家的事务，谈何容易？”法国政治学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发现，“但如果说到要在他家门前开一条路，他就会立刻感觉到这件公共意义上的小事会对他的切身利益产生巨大的影响。” 2 只有将那条门前路看作是大家的路，把某个公园看作是大家的公园，把某间学校看作是大家的学校，我们才会真正成为以公众事务为己任的公民，才会愿意把时间和资源投入到有价值的事由上：无论是要巡守社区、做美化儿童游乐场的义工、还是要竞选加入当地的教育委员会，对于家的认同，都是最重要的契机。
为公共利益贡献一己之力，是民主的引擎，也是社区、城市与各州的生命所系——最终也是我们立国的根基。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米达尔（Gunnar Myrdal）曾写道，为公共事务付出，代表着“美国人心中流露的理想主义与道德情操，” 3 这股真情流露被称作是“国家之爱”、“爱国主义”、“美国精神”。无论挂上怎样的名号，换上怎样的脸孔，其底蕴都是“家”。国家是什么？不就是都市与城镇的结合吗；都市和城镇是什么？不就是邻里的集合吗；邻里是什么？不就是一个个家庭的组合吗。
美国理应是个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好、让家庭更好，让社区更好的地方。若要拥有这样的美国，我们必须先拥有一个安稳的家。要不是透过“客房”的永久住屋安置计划，得到了一个价格合理的公寓，司科特怎么能跟海洛因划清界限？怎么能找到游民收容所住房经理这样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又怎么能开始自给自足？这之后的他，一直居有定所且神志清醒。然后是辛克斯顿一家。在小马利克出生之后，帕特里斯和多琳终于搬到了田纳西州的布朗斯维尔，一座人口数大约是一万人的小镇。他们找到了一个舒服的三居室。从一开始的鼠窝出发，帕特里斯通过了GED考试，取得了高中同等学力，老师佩服得不得了，她也成了那一届成年学生里的模范生。帕特里斯再接再厉，继续在当地的社区学院里选修了电脑和刑法的网课，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假释官。她常半开玩笑地说：“我好多朋友都是犯人，将来他们都会是我的客户！”
贫穷在美国之根深蒂固与残酷无情，常叫人心灰意冷，我们继而放弃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法。但司科特和帕特里斯的故事告诉我们，家可以是一块坚实的立足地。当有这样一个栖身之所时，人们就有可能蜕变成更好的父母、更好的员工和更好的公民。
如果阿琳和瓦内塔不用把收入的七八成拿去缴租，她们就可以让孩子衣食无忧、不必整日在街上游荡；她们可以找个社区安顿下来，不用一天到晚让孩子转学，这样孩子就有机会交到一辈子的朋友，并在身旁慢慢聚集处世的榜样和良师益友；她们可以去银行开账户储蓄，给孩子买书或玩具，甚至添台电脑放在家里。为了准时交租、拖延被驱逐的命运、为了在流浪时赶紧找到下一个落脚处，她们不知付出了多少的时间和精力，而这些时间精力原本可以用来充实她们的人生：读社区大学、运动健身、在职场闯荡，还有可能找个好对象。
现实是，我们“把生来理应不只如此的人贬入了贫穷的境地。” 4 近百年来，在美国有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居住支出要以在家庭总收入的三成以下为宜。 5 而直到不久之前，这确实是一个多数租房家庭都能实现的目标。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在密尔沃基乃至于整个美国，状况日益恶化。美国每年从自家被驱逐的户数，已不是几万户的问题、也不是几十万户的事情。几百万几百万的人流落街头，或被迫委身于收容所。 6
直到最近，很多人还不知道住房问题之严重，也不知道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唯一知道问题严重性与后果的，是亲历痛苦的那群人。学界、媒体、主政者多年来对驱逐问题视而不见。这三方无视的结果，就是驱逐明明影响了广大穷困家庭的人生，却在社会学的研究工作中付之阙如。所幸新的资料和研究方法让我们有能力评估驱逐的泛滥程度，同时将其产生的效应一一记录。驱逐与穷困社区之间“难兄难弟”的关系，驱逐让家庭、社区与孩子付出的惨痛代价等，我们都已了然于胸。
人先要能安居，心情才能安定。心定，才能花心思在持家与社会交际上。安居，孩子才不用东奔西跑，才更有机会在学业上精进及累积。人能安居，社区才会稳定，街坊之间才能培养感情，守望相助的观念才能成形。 7 但对于穷困家庭而言，所谓的安定根本就是遥不可及，因为他们老是从租房处被驱逐。低收入家庭常搬家，这似乎已是共识。但他们为什么这么频繁地搬家，则是学者和政客们都搞不清楚的问题，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把低收入社区被驱逐的频繁程度放在眼里。 8 从2009到2011年，密尔沃基赤贫人口的搬家事例中，大约有1/4不是出于自愿。若是排除掉这类（被房东驱逐或被法院查封等的）非自愿状况，低收入家庭的搬家频率其实与一般人无异。 9 大家要是去查一下其他城市驱逐案件的开庭记录，也会得到一个相似的、并且离谱的数据。以2009到2013年间的密苏里州为例，县境涵盖半个堪萨斯城的杰克逊县（Jackson County），平均每天有19笔正式的驱逐通知。2012年，纽约市的法院每天判出将近80笔以未缴租为由的驱逐令。同年克里夫兰有1/9、芝加哥有1/14的租房家庭收到了驱逐法庭的出庭通知。 10 人穷，不代表不能过稳定的生活；而穷人的流离失所往往是被胁迫的。
除了被剥夺安稳的生活外，驱逐也会导致身家财产的损失。住户不仅要和自在的住家、钟情的母校和熟悉的街坊告别，他们还会失去有形的财产：家具、衣服与书本。要想重建家园谈何容易，金钱和时间的付出势必相当可观，但驱逐却可以将之一笔抹杀。阿琳就这样失去了一切，拉瑞恩和司科特也是同病相怜。驱逐会致使人失业，被解雇的几率会在遭遇驱逐后提升将近15%。无法安居在前、不能乐业紧追在后，失去家园带来的压力与阴影会严重冲击人们在职场的表现。 11 租房的家庭还常常因为被驱逐失去入住公共住房的资格。因为密尔沃基郡的城市房屋委员会会在审核租房申请时计算遭驱逐的次数与欠缴的房租。换句话说，被租金压得喘不过气和被驱逐逼至绝境的家庭，照理讲应该是最需要政府伸出援手的人，但体制却将这群人拒之门外。 12
财产、工作、住家被剥夺，找政府部门却无果，也难怪驱逐会让社会学家口中“物质（上的）困窘”（material hardship）雪上加霜。“物质困窘”触及了匮乏的本质。准确一点来说，“物质上的匮乏”评估的是家庭有没有因为负担不起食物或医疗而遭受饥饿或病痛；有没有因为付不出钱来而没有暖气、没有供电或没电话打。据统计，在遭驱逐的第二年，这类家庭相比未遭驱逐的类似条件家庭，经受着高出20%的“物质困窘”，或饥寒交迫，或病痛缠身。被驱逐的家庭在物质困窘上持续高出平均水平，其影响将一直延续至驱逐事件以后的两年。 13
这些家庭会被迫接受次等的居住环境。在密尔沃基，相对于条件相同但不经常搬家的家庭而言，最近一次搬家属于非自愿性质者，有高出25%的可能遭遇长期的住房问题。 14
家庭被迫迁居，意味着他们立身的社区将从贫困转变为赤贫，他们将从治安死角搬迁至罪恶的深渊。这是一个“没有最糟，只有更糟”的概念。阿琳原本最喜欢的住处在一个工薪阶层的黑人社区。在市府宣告其不宜居、强迫阿琳搬迁之后，她去了一个充斥着毒贩的公寓社区。就算排除许多重要变量的影响力，我们也可以看到相比自愿搬家的人，遭迫迁者越搬越糟、越住越差。 15 贫穷与犯罪的聚集又会形成新的问题，弱势群体之境遇可谓雪上加霜，毕竟邻里社区决定了我们生活中的大小事：从大人能接触到什么性质的工作机会、到小孩得在什么样的学校上学。 16
然后是驱逐对人精神上的重创。迫迁是一种暴力，这种暴力会把人逼上抑郁一途，严重时更会让人想不开而轻生。以近期刚遭到驱逐的家庭而言，当中每两位母亲就有一位表示有临床抑郁症的各种症状，这一比率是未遭驱逐但其他条件类似者的两倍。即便经过了好多年，有过驱逐记忆的母亲相比同龄人还是会显得闷闷不乐、提不起劲或不够乐观。 17 一个精神科医师团队曾表示，有数名病人在他们被驱逐前夕自戕。悲剧发生之后，这个团队在《精神病学服务》（Psychiatric Services）上发表了公开信，直指驱逐是“自杀的显著前驱物”（significant precursor of suicide）。信中强调这些病人不至于因为遭驱逐而无处可住，所以他们合情合理地把自杀归咎于驱逐本身。“驱逐应当被视为一种创伤性的拒绝行为，”医生们写道，“它意味着人最基本的需求遭到了否定，是极尽羞辱之能事的体验。”被认定是因为租房遭驱逐或房屋遭查封而导致的自杀件数，在2005到2010年间增加了一倍，而这也刚好是居住成本狂飙的年份。 18
驱逐甚至于会影响到迫迁家庭离开的社区。邻居之间可以彼此合作，培养互信，而合作和互信会让社区更加繁盛安全，但这需要时间。社区意识的建立和各种资源的投入，都会因为居民的高流动性受阻。也就是说，驱逐会让社区的“一体感”断裂。只要驱逐存在的一天，明明鸡犬相闻的邻居就依然是陌生人，邻里间合力打击犯罪和促进公民参与的潜力也变得无从发挥。 19 密尔沃基的各社区中，凡是某一年的驱逐率升高，隔年的暴力犯罪率也会同步飙升。这一点即便排除掉之前犯罪率或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也不会有所改变。 20
失去住处与身外之物、频繁失去工作、被烙上扫地出门的标记、被剥夺政府的住房补助、迫迁至更穷更危险的地方、忍受物质上的困窘、流离失所、抑郁（症）与身体病痛等——这些都是驱逐的后遗症。驱逐不只是将穷困家庭拉入灰暗的低谷、令他们的人生短暂地偏离轨道，驱逐还会从根本上改变他们人生的方向，被驱逐者往往从此踏上了一条艰辛的不归路。人穷，不意味着会被驱逐；而一旦被驱逐，人就会越变越穷。
驱逐带来的影响笼罩着老人和青年，也笼罩在病患和身强体壮者的身上。对于穷困的有色人种和他们的孩子而言，驱逐早已稀疏平常。走进美国任何一间都会区的房屋法庭，你都可以看到妈妈带着孩子坐在冷冰冰的板凳上，等着叫号出庭。在密尔沃基的租房者当中，超过1/5的黑人女性表示曾经在成年后有过遭驱逐的经验，这比例远高于拉丁裔女性的1/12和白人女性的1/15。 21
密尔沃基多数被驱逐的家庭都有小孩。而综观全美，许多被驱逐家庭的孩子都会落得无家可归的结局。出于无奈，许多遭驱逐的家庭只能委身于糟糕的公寓和不安全的社区，而这两者都会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损害他们的学习能力，甚至贬低他们的自我价值与自尊心。 22 驱逐会让身为母亲的抑郁症恶化。长此以往，妈妈会提不起劲也无法开心，最后就连孩子们都能感觉到这股寒意。阿琳、瓦内塔和许许多多的父母亲都想给孩子一个稳定的生活，但驱逐是一道跨不过的鸿沟。驱逐让孩子们在不同的学校、不同的社区间进进出出。好不容易找到地方住，这些家庭还是免不了得把大部分的收入“进贡”给房东，能用在孩子身上的数目少得可怜。 23 穷人过日子原本就已经入不敷出。尽管缴不起房租，但人总得有地方住，但问题是他们住的尽是些别人选剩的破房子。 24 我们的城市里已经没有穷人的立锥之地，而这在下一代的心头同样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他们所受的种种磨难，叫人内心有愧，因为这些事情明明可以避免。不过，正因为问题可以避免，所以希望尚存。这些问题既非不治之症，也不会永世长存。我们的社会绝对有可能焕然一新，因为集体合作的力量不容小觑。
但有力量之余，我们也得拿出解决方案。其中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相不相信居住正义是生而为人的基本权利？
美国有着崇高的立国精神。开国先贤们高喊人人平等，不容剥夺“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三种精神紧扣美国传统，先烈们直呼是上帝赋予人权，而稳定的家是三者共同的起点。
生命与家是一体两面，几乎无法分割而独立存在。有家才有隐私和安全感，人才能获得保护和滋养。自由作为一种概念，其内涵始终不限于信仰自由与人身自由，也包含我们能“茁壮成长”的自由：选择喜欢的职业谋生、习得新的技能。稳定的家让我们有机会实现经济自主，也让我们有条件表达自我。我们能以合理的报酬受雇，也能享受属于个人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