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结果是没有。我找不到任何研究或现成的资料可以充分回答我内心的疑惑。这让我难以置信，毕竟我所目睹的这些情形在密尔沃基天天上演。我纳闷的是，私人租房市场的发展动态——这明明是美国贫穷问题的一大病灶，但（美国）国内的学术界对此却视若无睹。我后来认识到会有这种令人不解的现象，其原因在于我们研究住房问题时的策略。整体而言，研究贫穷的学者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公共住房或其他的住房政策上，又或者他们会忽视住房问题，因为他们更感兴趣的是都市社区的特性——比如说不同程度的种族隔离和居民对中产阶级趣味的住房改造项目（gentrification）的抗拒。 9 事实上，私人租房市场是不容忽视的存在。这里是穷人的大本营，租房向他们的生活施加了偌大的影响力。密尔沃基许多（我认识的）家庭都背负着相似的命运，他们因为租房被吃掉大部分的收入，在贫穷与剥夺的泥淖中越陷越深，因为租房不成而遭到驱逐、失去安全感、沦落至无家可归。租房问题决定了他们住在哪里、与哪些人“共组家庭”，也板上钉钉地决定了他们身处社区的属性与稳定性。这件事情鲜少被研究，许多状况都被蒙在鼓里。
我曾想要忽略这个问题，把所有时间花在与房东和房客的实际相处上。但当我发现问题不会凭空消失的时候，我决定自己来搜集相关资料。我的第一步是设计问卷来访问密尔沃基私人租房市场中的房客。访查的规模一开始并不大，但因为有麦克阿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的资助，我的访问开始有了突破。我把这项研究称为“密尔沃基地区租户调查”（Milwaukee Area Renters Study，MARS）。从2009年到2011年，大约有1100名租房者在他们家中接受了我们专业采访人员的采访。这些直接向我报告的访谈人员接受着威斯康星大学调查中心（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urvey Center）的训练与督导。为了让研究的资料具有代表性，我们的采访人员走遍了整座城市，所有的租房个人与家庭都是我们锁定的对象。人手一块手写板与一台联想ThinkPad平板电脑的同仁们，勇闯密尔沃基最让人心惊胆寒的社区。其中一位伙伴被恶犬咬伤在前、被人抢劫在后。
因为有广大采访人员的“英勇”表现，《密尔沃基地区租户调查》达成了高达84%的回应率。能在这个人口流动率很高的贫困地区取得这样的成绩，他们的表现让人肃然起敬。我在田野工作中取得的成果与心得，大大充实了《密尔沃基地区租户调查》的250个问题：重点不只在于我问了什么，还在于我怎么问。在拖车营生活的期间，我学到了要问清一个人为什么搬来，其实没有想象中容易。租房者往往会搬出一套说辞，尽最大可能强调这是他们自愿做出的决定。而要询问人为什么被迫搬迁，租房者又会有一整套极其复杂的用语，就像房客对“驱逐”一词也有其独特而严格的定义。就拿我在拖车营的邻居萝丝与蒂姆（Tim）为例，他们被迫搬离拖车是因为蒂姆工作时伤了背部。他们并没有为了这事上法庭，但他们无疑遭到了驱逐（他们的姓名出现在驱逐记录里）。尽管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但他们并不这样看待自己。“听到你说‘驱逐’，”萝丝解释，“我脑海里的画面是治安官跑来赶人换锁，然后老鹰搬家会把你的家当扔到路边。那才叫驱逐。我们可没有被驱逐。”如果萝丝和蒂姆在受访时被问到：“你有被驱逐过的经验吗？”他们也会答“否”。这样的访查就会严重低估了非自愿搬迁的普遍性。经验告诉我提问题的措辞是一门学问，你得考虑到租房者对驱逐的理解，才能设计出有效的访谈问题。
这项调查搜集了关于住房、居民流动性、驱逐与都市贫穷等方面的资料。它也是我们手头仅有的对都会租房者遭迫迁频率进行广泛预估的一项资料。在整理这些数据的时候，我很惊讶地发现，在密尔沃基，每八名租房者，就有一名至少在受访的近两年内遭遇过一次迫迁——这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驱逐，房东的房子遭到查封，或是房子被宣告为危楼、不适合居住。
这项调查还显示将近半数（48%）的迫迁案例属于非正式驱逐：没有经由法院处理，所以记录上是查不到的。这包括房东给钱叫你滚，或者是花钱请几名壮汉把你往街上扔。正式的驱逐相对比较少见，占整体迫迁案件数的24%。另外有23%的迫迁肇因于房东的房子被查封。最后的5%则是建筑物被宣告为危楼而不得居住。 10
换句话说，我们每见着一件由司法体系裁定的驱逐判决，其背后就有两件法院管不到、任何程序正义都谈不上的驱逐悲剧。如果不把非正式的驱逐列入计算，我们就会严重低估美国城市里正在发生的危机。如果当政者看了被低估的报告形成决议，进而导致资源无法投入、舆论也不予关注，那这些因为人为误判使得驱逐数据不能如实反映现状的研究报告，就不只是学术的对错；它会给许多活生生的人带来切实的伤害。
随着《密尔沃基地区租户调查》的完成，我们掌握了许多新发现，其中驱逐会产生的连带问题就很值得重视。相关的资料将驱逐联结到居住的不稳定性、水准欠佳的屋况、社区品质的下降；甚至连失业都可以算在驱逐头上。在此之上，我结合了一个具全美代表性的资料组，即《脆弱家庭与儿童成长研究》（Fragile Families and Child Wellbeing Study），进一步分析驱逐带来的恶果。结果显示被驱逐家庭“物质困窘”的问题会加剧，他们的身心健康也变得更糟。
即便把泛滥的非正式驱逐排除在外，法庭的正式驱逐记录还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官方数据准确记录了城市里发生的驱逐案件的频率与位置。于是我毫不客气地提取了从2003到2013年间所有发生在密尔沃基的驱逐案件，总计有几十万笔。按照这些政府记录所列，每年有近半数由法院正式下令执行的驱逐发生在密尔沃基以黑人为主的社区。同时，女性在这些社区遭驱逐的几率是男性的两倍以上。 11
最后我另外设计了一项调查来帮助我了解何以有些人可以逃脱驱逐的魔掌，有些人却只能被命运捉弄。为期六周的《密尔沃基驱逐法庭研究》（The Milwaukee Eviction Court Study）在2011年1月和2月，面对面采访了250名出席驱逐法庭的租房者（受访率有66%）。这些紧跟着听证会进行的访问，让我们得以管窥密尔沃基遭驱逐群体的处境和心境。这项访查的资料显示：密尔沃基驱逐法庭上房客年龄的中位数是三十三岁，其中最年轻的仅十九岁，最年长的为六十九岁。这些人家庭月收入约为935美元，平均房租积欠金额也差不多是这个数目。调查还显示：横在驱逐命运两端的，不只是租金的赊欠而已。分析完材料后，我们发现除在房客积欠的房租，外加家庭收入、种族背景等其他因素，孩子的存在会让房客收到驱逐判决的几率提升至原来的三倍。在驱逐判决上与孩子同住的效应，大约等同于拖欠四个月的租金。 12
本书用到了多种研究方法和不同的资料来源，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的效用也相当显著。我一开始投入这个计划时，有一整组的疑问推动着我前行。随着田野调查的开展，这些问题有的得到了推进，有的依旧悬而未决。还有些问题所在的领域我从未涉猎过，也欠缺对应的概念。所幸在分析完庭审记录与访问资料之后，我终于能从制高点观看整个局面，也更能体会驱逐在弱势社区里的严重程度。我终于可以觉察到驱逐存在的差异性，也不会把不同性质的迁居混为一谈。通过定量研究，我得以知悉自己的观察具有何种程度的代表性。只要情况允许，我会尽量让自己的研究接受统计学上的稽核，借此判定眼下的情形会不会在更广大的人口范围内出现。当整体的比较厘清或精炼出一个观念时，我会回到自己的田野笔记里确认这些数据背后的运作机制。不同方法论之间的“团队合作”不尽发挥了“1+1＞2”的效果，还一一突破了单一方法可能存在的盲点。
除了这些大头的努力——包括执行原创的访查、分析庭审记录的大数据——我也寻求了各式各样的证据，一方面巩固我观察内容的有效性（validity），一方面深化我对于各项议题的理解。我分析了密尔沃基警局共计两年的“妨害设施告发单”（Nuisance Property Citations）资料，取得了密尔沃基超过100万条911紧急报案电话记录，搜集了房东名下的物业、收租明细、法律文件誊本、公共不动产记录、学校入学档案与心理评估结果。
这种种资料加在一起，拼凑成一幅前所未见的浮世绘。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私人租房市场是一股多大的力量，也可以了解到这股力量是如何形塑着美国穷人的家庭与社区生活；从中我们可以知道贫穷带来的各种问题——无法安居、严重的剥夺、弱势社区的高度集中、健康状况的损害，甚至失业——都源于美国城市里缺少穷人可以负担的住房。透过哈佛大学Dataverse Network，我已经将所有的访查资料公之于世。 13
这本书的核心是密尔沃基。威斯康星州的第一大城固然不是一般的城市，但比起为数不多但独具特色、甚至代表着美国都会经验的一线城市，密尔沃基倒也没有那么特别。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生态系统”，只是有一些会更加显著。拿密尔沃基来说，它是个相对典型的中型都会城市，有着相对典型的社会经济状况与住房市场，也向租房者提供相对典型的保护措施。 14 比起其他的一些选择，密尔沃基更能反映城市居民生活在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巴尔的摩、圣路易斯、辛辛那提、加里（Gary）、罗利（Raleigh）、尤蒂卡（Utica）等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能朗朗上口的地方是怎样一种体验，毕竟这些城市不是美国的骄傲（旧金山、纽约市），也不是美国心中的伤痛（底特律、纽瓦克）。
但话又说回来，我在密尔沃基发现与记录下的这些状况，究竟能不能反映其他地方的实情，最终还是要交由未来的学者与研究去检验证明。我回答了很多问题，同时又留下了更多的问题。我们需要强有力的社会学科把住房当成研究课题，并且将关注的范围扩大到狭隘的政策面与公共住房以外。我们需要一个崭新的社会学分支去研究迁居，去记录驱逐行为的泛滥程度与前因后果。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个有使命感的社会学科去研究不平等现象，尤其是要板起脸来严肃对待私人租房市场中剥削与吃人不吐骨头的问题。
当我经常自问“我的发现能不能代表其他地方的状况？”时，我还是会纳闷：我到底想问什么？我是真心相信驱逐会发生在匹兹堡，却不会发生在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吗？我真的以为这些悲剧是孟菲斯的专利，而绝不会在迪比克（Dubuque）上演吗？在讨论都市贫穷和居住（不）正义这样严肃而普遍的问题时，我们收集的证据倒向了另一个方向。这项研究在美国一座主要城市的核心进行。密尔沃基可不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中欧波兰聚落，也不是蒙大拿州某个人烟罕至、草木也稀稀落落的小镇，更不是才几个人到过的月球表面。 15 密尔沃基的驱逐件数，绝对可以跟其他许多城市的状况相差无几。在密尔沃基被召唤至房屋法庭出庭的人数，看起来与查尔斯顿（Charleston）和布鲁克林（Brooklyn）大同小异。或许当我们自问“一份研究能不能概括其他地方的状况”时，我们真正想问而没有明说的是：其他地方的状况是不是也如此糟糕？又或者我们真正应该问的是：我是不是应该要好好关心一下这些问题了？
近来的民族志，几乎都采用了第一人称。这是一种单刀直入的书写策略，效果也相当显著。对希望自己的民族志作品能被当回事的作者来说，文化人类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认为：作者必须让读者相信他们曾“亲历其境”。“若要让人相信在日常生活中曾真的发生过这么个奇迹，就一定得靠手中的笔。” 16 格尔茨说。说服读者的重大责任，便交到了“第一人称”的手中。我在现场，我亲眼看着事情发生。而正因为我亲眼看着事情发生，你也可以相信事情曾真的这样发生。民族志的作者会在现场把自己缩到最小，但在书里却会把自己放大。我们这么做，是因为第一人称可以传递经验——而经验可以传达（目击者的）权威。
但第一人称的叙事并不是仅有的选择。 17 事实上，若真的想捕捉社交世界里的精髓，第一人称或许是最应该避免的那个选择。“我”的视角就像一把筛子，把所有东西都过滤干净了。在第一人称叙事中，作者和研究对象永远保持在彼此的视线范围内，作者的任何观察都将基于研究对象的反应。无论作者如何小心翼翼，第一人称的民族志还是轻而易举地成了作者的所见所闻。我参与过不少以民族志或报告文学为题的对谈，过程中没有人在谈作品的主题，反倒都在说作者的决策、误判或“伦理人格”。而在以本书为题的学术演讲上，我几乎都会被问到以下这几个问题：“你看到那个场面时感觉如何？”、“你是怎么获取这些信息的？”这些都是好问题，但我们需要想得更长远一些。在这块富裕的土地上，痛苦与贫困现象依旧举目可见。饥饿、无家可归、不公不义——面对美国当下的这些困境，我更感兴趣的是一场不同的、也更紧急的对话。“我”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我衷心希望大家若是跟人聊起这本书，你会说到谢伦娜与托宾、阿琳与乔里、拉瑞恩、司科特和帕姆、克里斯特尔和瓦内塔——而在你居住城市的某个角落，可能就有一个家庭，刚从他们的住处遭到驱逐，路边堆满了他们的东西。
抛弃第一人称的立场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在本书的脉络里，抛弃第一人称意味着低调地出手干预，然后假装无事发生。我自己招了：这在本书中发生过两次。书里说有“朋友”替阿琳租了一辆U-Haul卡车，让她可以从第十三街搬出去；还说瓦内塔向“朋友”借了钱买炉子和冰箱，好让自己在要上门的儿童保护服务局面前增加印象分，其实我就是她们的“朋友”。还有一点很重要是，书里所有人物都没有车子，我有，有时候我会充当他们的司机，载着他们四处找房子。而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会搭密尔沃基班次很不固定的公交车，要不就是徒步走来走去。如果没有我的车子（或手机），这些人找房子会更花时间、更费力气。
任何人接受我的访问或花时间回应我的需求，都没有从我这儿领到一毛钱。即便他们开口向我要钱，那也是因为他们逢人就开口要钱。为此我养成了不带钱包出门的习惯，也学着跟身边的所有人一样把“不”字挂在嘴上。要是我刚好有几块零钱在身上，有时候我会顺手给他们，但不给大钱是我的原则。
在密尔沃基，不少人会买吃的给我，我也会买吃的给他们。他们会送礼物给我，我也会送礼物给他们。辛克斯顿一家曾把我拐到地下室，说是希望我出手打一打出故障的锅炉，或许锅炉就能恢复了。想也知道我没这个本事。但等我“铩羽而归”回到一楼的时候，等待着我的却是他们为我准备的生日蛋糕。还有一次，阿琳买了一罐饼干给我，上面还附了张那种会播音乐的卡片。我们决定把卡片放我车上，需要笑的时候就拿出来放一下。司科特到现在还会寄生日卡片给我的大儿子。他会在里头夹一张10元美钞当作心意，这是他从无家可归时就开始做的事情。
对一位田野工作者来说，难的不是出发，而是挥别。而最大的道德困境不是被要求出手相助时该如何回应，而是面对他人的无私与付出时要怎样回应。我很幸运可以在密尔沃基遇到书里这些人，他们一次又一次不计理由地帮助我。每当他们这么做，我都会想起他们拒绝屈服于困苦的优雅身影。贫穷再不堪，也动摇不了他们内心深处的良善。
* * *
[1] Ford Hotel，建于1925年，一家以毒品走私问题泛滥著称的贫民窟旅馆，有“来自地狱的饭店”之称，其所在地应该是洛杉矶，此处的旧金山是作者的笔误。
[2] Gangster Disciples，源自芝加哥（伊利诺伊州），是当地以非裔为主、最大的黑人帮派。除暴力犯罪外，运（贩）毒、性交易、甚至抢劫，无恶不作。
[3] 作者当消防员，融入高危职业人群的经历参见Matthew Desmond，On the Fireline：Living and Dying with Wildland Firefighter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7）。
注释
1 .更完整的说明，参见Matthew Desmond，“Relational Ethnography，”Theory and Society 43（2014）：547-79。同时参见Mustafa Emirbayer，“Manifesto for Relational Soci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1997）：281-317；Eric Wolf，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a Histor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Stanley Lieberson，Making It Count：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Research and Theor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2 .Mitchell Duneier，Sidewalk（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99），337-39.
3 .有人认为民族志是一种“方法”。在此基础上看事情，会提出许多跟方法论有关的问题：研究计划要怎么得到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IRB）的批准？田野笔记该如何撰写？我自己倾向把民族志想成一种感受力、一种观察方式，诚如人类学家哈里·沃尔科特（Harry Wolcott）所言，民族志不是一种可以“去做的事情”，而是“我们活在世上的本质状态”。以这种方式看待民族志，就会提出一些不同的问题：怎么和陌生人交谈？如何观察得更敏锐、更深入？把民族志当成一种观察力，就可以在进入田野前事先培养一些技巧或纪律。通过日复一日地锻炼，你就可以蜕变为一名真正的民族志研究者。等到你真正踏入田野的时候，一切都显得驾轻就熟了（还可以帮你把“手机瘾”给戒掉）。详见Harry Wolcott，Ethnography：A Way of Seeing（Lanham：Rowman Altamira，1999）。关于解释中的歪曲和篡改，参见Susan Sontag，“Against Interpretation，”in A Susan Sontag Reader（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82），99。
4 .住在拖车营那会儿，我并不知道司科特抑郁到想吞药自杀。他曾经想向我借一大笔钱，我当下拒绝了他。现在想起来，还是有些后怕，因为我差点就把钱借他了。
5 .参见Mustafa Emirbayer and Matthew Desmond，“Race and Reflexivity，”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5（2012）：574-99。
6 .我没有使用任何处理定性资料的软件。
7 .这位校对是吉莉安·布拉希尔（Gillian Brassil）。在她签完保密协定后，我将所有的田野笔记都托付给了她。为确保事件的真实性，吉莉安完成了背景调查（包括警方的资料、各种法律条款等等），进行了将近三十次独立采访，还浏览了公共档案，我的田野笔记、照片，以及数码录音的转录文件。除了要求我列出书中记录的几处细节材料外，吉莉安还随机抽选了本书一成的手稿，要我说明对应的场景，或田野笔记中相关的记录。多数情况下，她还会要求有照片或官方文件来佐证我的论述。
8 .我提供了（全书或部分有关的章节的）稿子给所有在书中登场的人。某些情况下，我会把相关的段落念给当事人听，以核实细节。
9 .一些爱钻牛角尖的政客和研究贫穷问题的学者总爱把住房政策的旁枝末节拿出来辩论。就算只是服务于城市小部分穷人的政策，他们也可以问上一百个问题。谷歌学术搜索引擎显示，4800多篇学术论文和著作中出现了“朝机会迁居”（Moving to Opportunity，MTO）一词。这项旨在将家庭迁出贫困社区的社区再安置倡议，是一个大胆而又重要的计划，服务的家庭数量大约有4600户。从比率上看，每一个从MTO计划受益的家庭都可能出现在上述的研究中。对于仅服务2%人口的公共住房政策，我们所知甚多；而对于旧城区房东与他们所持有的房产，我们的了解却相形见绌；但后者才是大部分贫民窟穷人居住的地方。对于少数低收入家庭才能享受到的租房券计划，我们成竹在胸；而对于大多数低收入家庭如何在民间租房市场维持生计，我们却没能做更深入的研究。1995年，理查德·阿诺特（Richard Arnott）观察到经济学者“把全部心思扑在租金管制的研究上，却忽视了更重要的房屋政策问题……近十年来，重要的学术期刊上没有发表过任何一篇讨论低收入人口住房问题的论文”。Richard Arnott，“Time for Revisionism on Rent Control？，”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1995）：99-120，117.
10 .Matthew Desmond and Tracey Shollenberger，“Forced Displacement from Rental Housing：Prevalence and Neighborhood Consequences，”Demography 52（2015）：1751-72.
11 .Matthew Desmond，“Evic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Povert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2012）：88-133.
12 .我们通过双重稳健逻辑回归模型和配对技术，评估了接受驱逐判决的几率。《密尔沃基驱逐法庭研究》（2011）。模型参见Matthew Desmond et al.，“Evicting Children，”Social Forces（2013）92：303-27。
13 .可前往网址：https://thedata.harvard.edu.
14 .密尔沃基的住房单位里有一半以上是租房者。这一比例与（芝加哥、休斯顿、巴尔的摩等）城市相当。就房租中值而言，密尔沃基在美国（外加美属波多黎各）共4763个县里排1420位。租金水平与密尔沃基相近的城市包括俄勒冈的波特兰，北卡罗莱纳州的夏洛特，印第安纳州的加里，以及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在密尔沃基这样多数中上阶级家庭都已买房的城市，租房者的处境就会比较艰难。而在波士顿、洛杉矶等有租户工会（tenant union）传统，且租房人口的经济条件较多元的城市中，房客就可以获得较为切实的保障。尽管如此，美国大部分城市对租房者的保护措施与密尔沃基并无二致。波士顿和洛杉矶则比较像是特例。参见National Multifamily Housing Council，Quick Facts：Resident Demographics（Washington，DC：National Multifamily Housing Council，2009）；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50th Percentile Rent Estimates for 2010（Washington，DC：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2010）。
15 .转述自Elliot Liebow，Tally’s Corner：A Study of Negro Streetcorner Men（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7），15。
16 .Clifford Geertz，Works and Lives：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5.
17 .第一人称民族志叙事的兴起，是人类学后现代转向的产物。人类学的后现代转向，把关注点放在作者的政治立场和偏见上。在这之前，主流的民族志都是以第三人称书写。你几乎看不到The Taxi Dance Hall（1932）或Street Corner Society（1943），甚至Tally’s Corner（1967）的作者在字里行间现身。
致谢
给在密尔沃基认识的每一个人：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帮忙。谢谢你们大方地让我观察你们的家与工作场所，我从你们身上学到的，远远超过了这本书所能表达的。谢谢你们的耐心、勇气、慷慨与坦诚相待。
我的编辑阿曼达·库克（Amanda Cook）先把初稿来回读了几遍，然后给我用单倍行距写了份三十页的意见。谢谢你，阿曼达，感谢你精辟的解读、广阔的视野、毫不保留的付出，以及最重要的——谢谢你懂得我想表达什么。我还想要感谢皇冠（Crown）出版集团的其余团队成员，包括对严肃的非虚构作品认真以待的莫莉·斯特登（Molly Stern），以及目光敏锐的艾玛·贝瑞（Emma Berry）。
吉尔·尼霖（Jill Kneerim），我的经理人，凡事深思熟虑且坚决果断，谢谢你与我并肩作战把出版策划弄出来，这是个艰辛也能让人看清很多事情的过程。我欠吉儿一分情，也欠所有在尼霖与威廉斯（Kneerim and Williams）版权代理的每位同仁一份大大的感激。
开始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adison）攻读社会学。我的论文指导老师穆斯塔法·艾米尔巴耶（Mustafa Emirbayer）是名真正的社会学人。他花了无以计数的时间看我的论文，并不断鞭策我向前。谢谢你，穆斯塔法老师，谢谢你把这么多的“看家本领”传授给我。罗伯特·豪泽尔（Robert Hauser）为本书提供了各方面的支持，包括资助我在威辛康辛大学读完最后一个学期。露丝·洛佩兹·特利（Ruth López Turley）与费利克斯·埃尔韦特（Felix Elwert）让我在统计学和许多其他事物上受益良多。蒂莫西·斯米丁（Timothy Smeeding）协助我把一些想法和观察联结到公共政策上。查德·戈尔德贝格（Chad Goldberg）、迈拉·马尔克斯·费里（Myra Marx Ferree）、道格拉斯·梅纳德（Douglas Maynard）与帕米拉·奥利费（Pamela Oliver）都提供了他们宝贵的时间与意见。
威斯康星大学调查中心帮助我设计并执行了《密尔沃基地区租户调查》与《密尔沃基驱逐法庭研究》。我想感谢调查中心的所有同仁，特别是凯莉安·迪洛瑞托（Kerryann DiLoreto）、查利·帕立特（Charlie Palit）、洁西卡·普莱斯（Jessica Price）与约翰·史蒂文森（John Stevenson），他们的付出远超过自身的职责所在（与我的预算）。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哈佛大学的老师与同学们让我获益良多，为此我想感谢布鲁斯·韦斯特恩（Bruce Western）从头到尾读了我的书稿。他在根本上形塑了我对美国贫穷现状与司法体制的认知。我要谢谢罗伯特·桑普森（Robert Sampson）深化了我对于城市、犯罪与社会科学之功能的见解，要感谢威廉·朱立尔斯·威尔森（William Julius Wilson）为我设定议题，一路以来给我鼓励。我要感谢凯瑟琳·艾丁（Kathryn Edin），谢谢她不但给我可靠的建议，还让我感染到她的乐观的心态。谢谢克里斯托弗·詹克斯（Christopher Jencks）不准我抄捷径打混，谢谢德瓦·佩哲（Devah Pager），他看事的澄澈与待人的慷慨让我十分受用。感谢克里斯托弗·温席普（Christopher Winship）激发了我们关于理论与研究方法的许多对话，没有他这研究就不会是现在的模样。感谢米歇尔·拉蒙特（Michele Lamont）将我对不平等的理解延伸至美国以外的地方。其他不吝于提供我洞见的还有威廉·艾波加（William Apgar）、玛丽·裘·贝恩（Mary Jo Bane）、杰森·贝克菲尔德（Jason Beckfield）、劳伦斯·波波（Lawrence Bobo）、亚历山大·基勒沃德（Alexandra Killewald）、珍·曼斯布里吉（Jane Mansbridge）、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詹姆斯·奎恩（James Quane）、马里奥·史莫（Mario Small）与玛丽·华特斯（Mary Waters）。德博拉·德·罗瑞尔（Deborah De Laurell）向我提供了数不清的帮助，包括就书稿给我意见。其中南西·布兰柯（Nancy Branco）与道蒂·卢卡斯（Dotty Lukas）是替我申请研究经费补助的好帮手，谢谢两位。另外我还要特别谢过一位布里斯本的出租车司机。
为了这个研究，我有幸与许多优秀的研究助理与教师同仁合作。为此我想感谢安卫华（Weihua An）、莫尼卡·贝尔（Monica Bell）、托马斯·费里斯（Thomas Ferriss）、卡尔·葛申森（Carl Gershenson）、瑞秋·托伯特·金柏洛（Rachel Tolbert Kimbro）、芭芭拉·奇维亚特（Barbara Kiviat）、强纳生·米吉斯（Jonathan Mijs）、克莉斯汀·柏金斯（Kristin Perkins）、崔西·畲伦伯格（Tracey Shollenberger）、亚当·特拉维斯（Adam Travis）、尼可·瓦德兹（Nicol Valdez）、奈特·维尔莫斯（Nate Wilmers）与瑞雪儿·温克勒（Richelle Winkler）。洁思敏·珊德尔森（Jasmin Sandelson）对我整份稿子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观点。
哈佛学人协会（The Harvard Society of Fellows）为我提供了一个温暖而充满活力的求知环境。这也是一片能让我思考与写作的园地。在协会里我特别想致意的有丹尼尔·艾伦（Daniel Aaron）、劳伦斯·大卫（Lawrence David）·沃特·吉尔伯特（Walter Gilbert）、乔安娜·高迪（Joanna Guldi）、诺亚·费尔德曼（Noah Feldman）、莎拉·强森（Sarah Johnson）、凯特·曼（Kate Manne）、伊莱恩·斯卡里（Elaine Scarry）、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莫拉·史密斯（Maura Smyth）、瑞秋·史登（Rachel Stern）、威廉·陶德（William Todd）、格伦·威尔（Glen Weyl）、温妮·王（Winnie Wong）跟努尔·雅尔曼（Nur Yalman）。凯利·卡兹（Kelly Katz）与黛安娜·摩尔斯（Diana Morse）：谢谢你们的热情招待，让我可以在绿屋咖啡（Green House）写出这本书。
在哈佛法学院（Harvard Law School），艾斯米·卡拉梅洛（Esme Caramello）与已故（但令人缅怀不已）的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教会了我贫困法律（poverty law）的利弊。安妮·哈灵顿（Anne Harrington）、约翰·杜兰（John Durant），以及福兹海默宿舍（Pforzheimer House）里的每一位，都是我和我家人归属感的来源。
这本书能顺利成形，出力甚多的有推动“住有多重要？”（How Housing Matters）计划的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and Catherine T.MacArthur Foundation），还有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荷洛维兹社会政策基金会（Horowitz Foundation for Social Policy）、贫穷研究机构（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overty）、威廉·F.米尔顿基金（William F.Milton Fund）、联合住房研究中心（Joint Center for Housing Studies）、哈佛大学文理学院（Harvard University’s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与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John F.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的马尔坎·维纳社会政策中心（Malcolm Wiener Center for Social Policy）。
法庭资料科技有限公司（Court Data Technologies）的贝瑞·维德拉（Barry Widera）协助我搜集了数十万笔驱逐记录。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Center for Geographic Analysis）的杰佛瑞·布劳森（Jeffrey Blossom）完成了庞大资料组的地理编码，并在其中融入了人口估计值。
克莉西·葛里尔（Chrissy Greer）与丽莎·卡拉卡西安（Liza Karakashian）很精准地记录了极其复杂的民族志资料。对于在威斯康星期间给我的各种指导，我想要感谢的有蒂姆·波勒令（Tim Ballering）、大卫·布里屯（David Brittain）、艾波·哈特曼（April Hartman）、迈克尔·齐耶尼兹（Michael Kienitz）、莫德威勒·克肯道尔（Maudwella Kirkendoll）与布莱德利·沃更兹（Bradley Werginz）。
吉莉安·布拉希尔（Gillian Brassil）是位像有强迫症又像机器人般永不疲倦的资料校对，她的付出让这本书更加出色。迈克尔·卡尔莱纳（Michael Carliner）为我解答了许多关于住房数据与政策的问题。玛莉咏·佛卡德（Marion Fourcade）在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招待了我一周的时间，而我正是在做客期间对着大张白纸勾勒出了这本书的轮廓。一路上许多人为我指点迷津，同时还不忘给我打气，为此我想要感谢伊莱珈·安德森（Elijah Anderson）、哈维尔·奥耶罗（Javier Auyero）、雅各·艾弗瑞（Jacob Avery）、薇琪·毕恩（Vicki Been）、罗杰斯·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梅根·康福特（Megan Comfort）、凯尔·克罗德（Kyle Crowder）、约翰·迪耶德里（John Diedrich）、米契尔·杜尼耶尔（Mitchell Duneier）、英格丽·古尔德·艾伦（Ingrid Gould Ellen）、罗素·恩格勒（Russell Engler）、小乔瑟夫·“皮可”·伊伍齐耶（Joseph“Piko”Ewoodzie Jr.）、丹尼尔·菲特（Daniel Fetter）、盖瑞·阿伦·范恩（Gary Alan Fine）、赫伯·甘斯（Herbert Gans）、菲利浦·葛夫（Phillip Goff）、马克·葛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苏齐·霍尔（Suzi Hall）、彼得·哈特-布林森（Peter Hart-Brinson）、切斯特·哈特曼（Chester Hartman）、克里斯多福·赫伯（Christopher Herbert）、尼尔·富里格史坦（Neil Fligstein）、柯林·杰洛麦克（ColinJerolmack）、妮基·琼斯（Nikki Jones）、杰克·卡兹（Jack Katz）、沙默斯·汗（Shamus Khan）、艾瑞克·克林能伯格（Eric Klinenberg）、艾沙·克勒-豪斯曼（Issa Kohler-Hausmann）、约翰·勒维·马丁（John Levi Martin）、凯特·迈克尔伊（Kate McCoy）、亚莉山卓·墨菲（Alexandra Murphy）、蒂姆·尼尔森（Tim Nelson）、阿曼达·帕雷（Amanda Pallais）、安德鲁·帕帕克里斯托司（Andrew Papachristos）、玛莉·帕提佑（Mary Pattillo）、维克忒·里欧斯（Victor Rios）、艾娃·罗森（Eva Rosen）、梅根·桑戴尔（Megan Sandel）、芭芭拉·萨尔德（Barbara Sard）、希拉瑞恩·希尔沃（Hilary Silver）、亚当·司列兹（Adam Slez）、黛安·冯恩（Diane Vaughan）、洛伊克·瓦匡特（Loïc Wacquant）、克里斯多福·威尔德曼（Christopher Wildeman）、艾娃·威廉斯（Eva Williams）与罗伯特·维勒（Robb Will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