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门的贾法瑞嘴巴张成了O形。他把书包往后一甩，瘫靠在双人沙发上，模样就像刚爬完一整层楼梯的老人。
“贾法瑞，去拿我的包包。”阿琳说。
儿子点头朝卧室走去。等他出来，阿琳接过手包，抽出一支舒喘宁摇了摇。贾法瑞用嘴巴含住吸入器，深深吸了口气。但两个人没配合好、第一次他错过了时机。“把气吐出来，别再胡闹了。”阿琳有些生气。
第二次贾法瑞还是没有抓准时机，所幸第三次终于把药送进了肺里。吸完药后贾法瑞屏住呼吸，鼓起双颊，就像小孩跳进泳池前在岸上所做的准备运动那样。母亲阿琳则在一旁数，“一……二……三……”数到十后，贾法瑞吐气并重新换气，终于露出笑容。阿琳也对贾法瑞报以微笑。
她每天早晚都会让贾法瑞吸一次舒喘宁。睡前的“例行公事”则是用德国的百瑞牌（Proneb Ultra）雾化器来吸一种叫“强的松”（Prednisone）的类固醇。这台雾化器的配件包括塑料管线，另外还得戴上飞机机舱里的那种氧气罩，阿琳管这玩意儿叫“呼吸机”。贾法瑞的哮喘一直在好转，阿琳还记得贾法瑞以前每周都会被送去急诊。
贾法瑞的名字是他生父取的，但慢慢地，阿琳开始担心起他生父给他的不只是名字而已。他的生父有学习障碍跟情绪管理问题，而贾法瑞在学校也开始表现出类似的特征。他在阅读上的表现很好，但其他的科目则跟不太上。另外，他还会用手去推别的小朋友。学校有做过评估，但最终认定他还不需要额外加以关注。有老师建议可以让他服药控制，但阿琳对这种意见很排斥。“我不想让小孩吃药，尤其反对吃利他林 [4] 。我觉得他需要的是更多一对一的关心……在他跟心理咨询师见面、接受完辅导之前，我不想让他吃药。”
阿琳跟贾法瑞的生父是在密尔沃基梅费尔购物中心（Mayfair Mall）里的电影院认识的，当时她是餐饮部的员工。“事情好像很自然就发生了，”阿琳回忆道，“但我们说不上在交往。”他们其实有试着认真发展，但阿琳发现对方有暴力倾向。总之，分手后没过多久，那个人就被抓去了监狱。除了把贾法瑞带到这个世上外，这位父亲还真没有给过贾法瑞什么。
阿琳自己的父亲也半斤八两。他把阿琳妈妈的肚子搞大后，人就跑了，结果她妈妈才十六岁就生下阿琳。当时阿琳的外婆在哥伦比亚圣玛丽医院（Columbia St.Mary’s Hospital）里的自助餐厅打工，阿琳的妈妈却深居简出，不太出去赚钱。她先是领政府的补助度日，之后嫁了个有稳定工作的老公。这位“老公”后来摇身一变成为牧师，而这也就是阿琳能不进教堂就不进教堂的原因。
十七岁离家的时候，阿琳把母亲逼她上学时穿的旧衣服一口气全扔了。“叮咚”，同学凡是看到她经过，就会拿她身上那条二手喇叭裤笑她。阿琳拿橡皮筋把裤脚扎住，而这却让她被笑得更厉害。后来她在高中毕业前辍学，但阿琳的妈妈一句话也没说。“她哪在乎这个。”
辍学后的阿琳找了份保姆的工作，并搬进了雇主家。也在这段期间，她认识了杰拉德（Gerald）的父亲。杰拉德是她一堆孩子里的老大，阿琳习惯叫他的小名“杰杰”（Ger-Ger）。在阿琳发现自己怀上杰杰的同时，她的男人也官司缠身。“我完全不知道要怎么跟一个老是进出监狱的男朋友交往下去，所以当有其他人出现时，”阿琳说的是杰杰的父亲在某次坐牢的期间，“我就离开他了。”
阿琳说的“其他人”，就是拉里（Larry）。拉里是个精瘦的男人，眼神沉稳，眉宇开阔。拉里自学当技工，然后在后巷替人修车赚钱。到了发薪的日子，他会带阿琳去吃她最喜欢的中国菜。她会把长长的菜单从头到尾看完，但永远只点同一样东西：芝麻鸡。他们虽然穷但很相爱，很快阿琳就怀上了拉里的儿子。他们也给他取名拉里，但平时叫他博西（Boosie）。后来拉里跟阿琳又生了三个孩子，分别是一女两男，其中小儿子乔里，名字是阿琳的妈妈取的，他们俩都觉得不错。
“嫁给我好吗？”某天拉里问。
阿琳的第一个反应是笑。她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就说了“不”。“他说的不是豪华的婚礼，甚至连去法院公证都不是。”阿琳还记得。但拉里是认真的。弄清楚这点后，阿琳收起笑容说她得考虑考虑。但让她裹足不前的不是拉里，而是拉里的母亲和姐姐。“她们老觉得自己懂得比我多……在她们眼里我永远不够好。”
那之后，拉里开始东游西逛，在家里待不住。这种情况几乎要把阿琳击垮，但只要拉里回来，她还是会为他敞开大门。在交往了七年之后，有一天拉里终于再也没有回来，这一次的“另一个女人”是阿琳当成朋友的人。
这都是陈年往事了。现在拉里偶尔会把车开到阿琳住处的外头，她会爬上他的厢式货车，然后两人一起兜风聊天，而他们聊的多半是乔里。拉里时不时会带乔里上教堂，或让儿子跟自己住一晚，有时他又会因为乔里在学校里惹了祸，把他打到嘴唇发肿。乔里要是在家附近看到开车经过的拉里会大喊，“那是我爸！”然后在后头追赶。
拉里把她跟孩子扔下不管的时候，阿琳正在机场旁边的门斯特套房酒店（Mainstay Suites）上班。万念俱灰之下，她辞掉了工作，开始靠社会福利救济金过活。过了一段时间，她找到了在“第三街码头”（Third Street Pier）餐厅打扫的工作。但此时阿琳的妈妈突然离世，失去家人的痛苦将她淹没，工作也做不下去了。她很后悔回去靠领社会福利过日子，但那段时间对她来说真是暗无天日。
搬到第十三街的时候，阿琳领的是W-2T，这是因为她患有慢性抑郁症。2008年她领到的社会福利补助，跟十几年前，美国在推动社会福利改革那会儿没有两样：一天20.65美元，一年7536美元。自1997年以来，全美各地（包括密尔沃基在内）的社会福利补助，几乎都停滞不前，但居住成本却大幅飙升。多年下来，主政者无一不知美国家庭不可能只靠社会福利补助金度日。 1 21世纪开始的头十年间，我们见证了房租与水电燃气费的大幅上涨，此前就已经不可能只靠福利金来支撑一个家了，在此之后不过是雪上加霜而已。
在“住”这件事上得到政府的补助，阿琳很早就断了这样的念想。要是能领到住房补贴券（housing voucher），或是能住进公共住房（public housing），那房租就只占她收入的30%，这当中的差别就像是“穷归穷但能安稳生活”跟“被贫穷折磨到死去活来”，或者“在一个社区里落地生根”跟“四处流浪”，还有赚的钱“能多用点在小孩身上”跟“钱转手就得给房东交房租”的差别。
许多年前，阿琳才十九岁的时候，她曾经租到过一间政府补助租金的公寓，月租只要137美元。当时刚生下杰杰的她很庆幸自己不用再跟母亲同住，凡事可以自己做主。但这时在找室友的朋友叫她退租，她满口答应了。就这样，她从政府补贴的公寓，跳进了民间的租房市场，而这一跳就是二十年，想回都回不去。“我以为搬个家没什么关系，”她回忆道，“但我后悔了，每天都后悔。当时真是年轻不懂事！”说着说着，她开始摇起头来，仿佛要把十九岁的自己摇醒。“要是我脑袋清楚一点，现在我应该还住在那里。”
有一天心血来潮，阿琳跑了趟密尔沃基市府的房屋管理局（Housing Authority），去问申请租房补贴的排队名单。结果透明玻璃后的小姐告诉她：“名单根本没有动。”原来早在四年前就有超过3500个等待租房补贴的家庭。阿琳点点头，离开的时候双手插着口袋。
2 不过这已经是比较好的情况了，在美国一些真正的大城市里，比方说华盛顿特区，你要等的可能不是四年，而是几十年。在这些大城市，登记时你可能还是个带着小孩的少妇，等那份申请接受评估的时候，或许你已经当奶奶了。 3
阿琳的处境，也是美国大部分穷人的处境：他们没有公屋可住，也没有租房券可以补贴房租。每四户条件符合租房补贴的家庭，就有三户什么帮助都得不到。 4
如今想住上公屋，阿琳首先得存一个月的收入，缴给房屋管理局，这是她年轻时无故放弃补贴公寓而需付出的代价。再来，她得花两到三年等排队名单解冻，然后再耗两到五年等待排在她前面的申请表消化干净。最后她还得祈求上帝保佑，祈祷那些喝着不新鲜的咖啡、手卧沉甸甸的印章的人在审理她的申请书时，可以忽略过去她留下来的驱逐记录，以及他靠社会福利补助在民间租房市场勉强维生的日子。
第十三街楼上的房子没有空太久。阿琳刷好的墙壁油漆一干，谢伦娜就安排了一位年轻小姐搬进去。她就是特丽莎（Trisha）。
阿琳跟特丽莎开始一起聊天，分享食物。对刚认识的人，阿琳沉默寡言，心房紧闭；特丽莎却特别率直。特丽莎跟阿琳说时隔八年，她终于又有了真正的家。她上次那个像样的家，是她姐姐的房子。在特丽莎跟她说了她们爸爸的“所作所为”后，姐姐就要求她离开了。从那时起，特丽莎开始浪迹天涯，不时以收容所或废弃房屋为家。但话说回来，大多数时候她还是跟着男人回家。十六岁，特丽莎已经开始学习“利用”自己苗条的身材，大波浪般浓密的黑发，古铜色的皮肤，她是有着黑人、墨西哥人和白人血统的混血儿。前一年，二十三岁的特丽莎当了妈妈，但因为吸毒（主要是快克可卡因），生下孩子后，她就签字把孩子的监护权转给了姐姐。孩子出生之后，特丽莎跟当地一个针对无家可归者的机构“补破口者”（Repairers of the Breach）搭上了线。在这机构的协助之下，她申请到了社会保障收入。
特丽莎不识字，而且很脆弱。乔里曾经把她弄哭，只因为他问了一句“你是有什么特别之处，跟别人不一样吗？”不过她也有让人感觉很轻松、贴心可爱的一面。最重要的是，她就在那里。遇到阿琳和特丽莎想抽根烟排遣下烦恼，或者到了月底想用烟草让自己感觉没那么饥饿时，特丽莎会拿零钱去街角的小店买散烟，或是去快餐店门口的直立式烟灰缸里捞烟屁股出来。阿琳如果需要出门办事，特丽莎会替她看孩子，而在乔里的眼里，特丽莎是同龄人甚至比自己小，总之他没把她当大人看。乔里会叫特丽莎在贾法瑞旁边时嘴巴放干净点，特丽莎则回嘴说：“我生下来就是要骂脏话的。”
有一天，阿琳跟特丽莎眼看路上开来一辆U-Haul的搬家卡车，上头下来三女一男，走到公寓前面敲起了阿琳家的门。大概猜到他们是来做什么的之后，阿琳立刻冲入家门，用脚和腿抵住门，生怕他们会强行推门进来。
来人当中有一位年轻女人。她自我介绍说是之前的租户，今天是来收东西的。按照她的说法，衣柜、梳妆台跟冰箱都是她的东西。
阿琳骗她说谢伦娜把东西全清掉了，但对方不信这套，所幸有特丽莎跳出来附和阿琳的说辞。前租户一行四人于是就这样被糊弄了过去，空手而回。等对方走后，合作无间的阿琳跟特丽莎冲着对方点头示意。 5
这件事之后，特丽莎逢人便说她们是老朋友了，多年前在街角的某家小店前认识的，还说，自己当时还是个小女孩，阿琳曾经跟她说，“你是个漂亮女孩”。故事不光是这样而已——阿琳在牢里见过特丽莎的母亲，特丽莎在医院醒来，阿琳就在旁边——但这些都是特丽莎脑子里的故事。她自己信不信，旁人很难知道。
特丽莎会成为谢伦娜的租户，主要靠贝琳达·霍尔（Belinda Hall）牵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认识贝琳达对谢伦娜来说就像是中了头奖。她是一个圆脸且戴眼镜的黑人女性，三十岁不到，就自立门户做起了生意。她是一名代理收款人，负责替那些被判定没有能力自己处理财务的社会保障收入的受领者理财。谢伦娜本来就很爱透过社会服务机构来找租户，主要是社会服务机构常替租户担保，而且还会先替他们垫付现金。但贝琳达的好不止于此。“我一直尽可能满足她的需求，因为我希望每间房都不要空着，”谢伦娜有感而发，“每个月的租金会直接从她那儿过来，这太方便了。”谢伦娜曾经对贝琳达说，只要她开口，自己愿意清出所有房子给她的客户。“我是认真的。因为我能拿到属于我的钱。”两人认识三个月来，特丽莎是贝琳达介绍给谢伦娜的第四个租户。
有些人穷困潦倒，身心也有障碍，所以要领联邦救济金不成问题；但因为他们不够干净整洁，所以不受欢迎、很难申请到公共住房。这些人是贝琳达的主要客户。 6 贝琳达算过，她的客户一般得拿出月收入的60%—70%来缴房租。大部分客户在贝琳达帮他们代缴完房租、水电燃气跟食物的费用后，身上也所剩无几了。 7 找到稳定并且负担得起的房子，对她的客户来说永远是个难题，所以贝琳达很努力地与诸多房东搞好关系——一旦有紧急情况，她就能打电话向他们求助。贝琳达曾在凌晨五点的时候打电话给谢伦娜，因为有栋公寓的暖气坏了，她当天就必须帮住在那儿的女客户重新找套房子安置下来。排解疑难杂症的效率越高，贝琳达就越容易找到客户；客户越多，她的收入也就越高。贝琳达每个月向她的客户收费37美元。在认识谢伦娜时，她手上已经累积有230名客户。
贝琳达能为谢伦娜和其他房东们提供的是稳定、可靠的现金流，而贝琳达得到的回报则是越来越多的客户和越来越多的钱。
“语音留言请按1。”谢伦娜按“1”，然后留下这则讯息：“阿琳，我是谢伦娜。你房租准备好了吗？别忘了我们说好了你要一点一点补上之前积欠的320元，就是上次你……”谢伦娜紧急刹车，把刚到嘴边的话吞回去，她原本要说的是“上次你姐姐办葬礼的钱”。重新开口后她接着说，“嗯，总之我在等你那650块钱，记得回电给我。”
阿琳并没有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平日有葬礼要出席的时候，她都没法给贾法瑞买双像样的新鞋，只得把他最好的鞋子尽量刷干净一点。过去她还错过了一些葬礼，因为乔里跟贾法瑞根本没什么衣服可穿。但这次走的不是别人，是她的好姐妹，虽然不是血缘上的姐妹，但是精神上的。她们十分亲近。过胖又有糖尿病的她，身体一直不好。这次是因为肺炎跟一堆并发症住进医院，最后就在那里没了心跳。
阿琳当然没有办后事的钱，问题是大家也都没钱。如果不出一点力，阿琳会觉得很丢脸。于是她把那个月的支票拆成两半，一半给了谢伦娜交房租，另一半则给了新匹茨太平间（New Pitts Mortuary）。
得知阿琳姐姐的事情，谢伦娜也有点于心不忍，于是决定给阿琳一点方便。她们约好只要阿琳可以“分期付款”把欠缴的房租补上，也就是接着的三个月都改缴650美元，那她就可以继续住下去。问题是，即便阿琳把每个月的福利救济支票（628美元）全额转给谢伦娜，钱还是不够。但谢伦娜还是想碰碰运气，她以为阿琳会打电话跟亲戚借钱周转，或向非营利机构求助。而阿琳之所以会接受这个交易，是因为她已经走投无路了。
第二个月的月初，阿琳终于打电话来了，当时谢伦娜跟昆汀正在开着那辆雪佛兰Suburban。谢伦娜跟阿琳讲完话后，看向昆汀。“阿琳说她没收到支票。”
这话其实有语病。阿琳不是没收到支票，她只是没收到那张628美元的支票。原来这段期间她放了社工鸽子，把跟社工约好的时间忘得一干二净。政府的提醒通知单寄到了她之前住的阿特金森大道，总之没到阿琳手上。而缺席面谈，社工做出的裁罚就是缩减补助。 8 阿琳当然也可以把金额缩水的支票给谢伦娜，但她想反正横竖都是欠租，口袋里有几百元肯定强过两手空空。
昆汀没有移动视线，继续专心开车。“他们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他说。
* * *
[1] Greek-revival，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期，北欧与美国曾经流行过一阵模仿古希腊建筑的风潮，即为所谓的希腊复兴式风格。
[2] 2Pac（1971—1996），美国西岸的黑人饶舌歌手。曾经是饶舌歌曲销量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的作品触及暴力、贫民窟、种族与社会福利等主题，被众多歌迷、评论者和业内人士看作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饶舌歌手之一。1996年遭人枪击身亡，年仅二十五岁。
[3]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IEP，自1975年起，美国法律规定必须针对有身心障碍的学生实施个别的教育计划，为依照学生的家庭背景、兴趣、学业成就、认知风格作综合性的分析及评估，由教育专业人员与家长互相沟通、合作设计教育活动，并根据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检讨的学习计划。
[4] Ritalin，成分为哌甲酯，利他林是此药最常见的商品名称，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剂，常用于治疗注意力缺陷过动障碍（ADHD）和嗜睡症。
注释
1 .1997年密尔沃基的公平市值租金（Fair Market Rent，FMR）显示：一居室的公寓要价466美元（租金与水电燃气费是全市租金分布中第40个百分位数）。如果阿琳租下那间公寓，她每个月就可以有162美元的结余。相隔十年，同一间公寓的公平市值租金已经涨到了608美元，阿琳的社会福利支票却仍旧为628美元。若要在这里租房子，就意味着她每个月只能靠20美元过活。公平市值租金与社会福利补助的资料取自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威斯康星州儿童和家庭部和威斯康星州平权司。关于靠社会福利补助几乎无法过活的状况，详见Kathryn Edin and Laura Lein，Making Ends Meet：How Single Mothers Survive Welfare and Low-Wage Work（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7）。
2 .2013年，密尔沃基约有3900户家庭以公共住房为家，5800人左右领取租房补贴券，而全市的租房家庭共约105000户。参见Georgia Pabst，“Waiting Lists Soar for Public Housing，Rent Assistance，”Milwaukee Journal Sentinel，August 10，2013。
3 .Adrianne Todman，“Public Housing Did Not Fail and the Role It Must Play in Interrupting Poverty，”Harvard University，Inequality and Social Policy Seminar，March 24，2014.
4 .对最底层者而言，雪上加霜的是在联邦租房补贴存有破洞的同时，以就业为基础的社会安全网出现了。这一网络旨在通过推行“劳动所得税扣抵”（Earned Income Tax Credit）或“为低收入家庭保留公共住房”来为有工作的家庭提供援助。它所带来的结果是：相比二十年前，如今刚好在贫穷线上下的家庭会接受到较多的资助，远低于贫穷线水平的家庭拿到的补助则远不及二十年前。对于身陷贫穷的家庭来说，自身收入跟政府的租房补贴都较以往大打折扣。关于家庭的支出模式，详见Janet Currie，The Invisible Safety Net：Protecting the Nation’s Poor Children and Famili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Robert Moffitt，“The Deserving Poor，the Family and the US Welfare System，”Demography 52（2015）：729-49。关于租房补贴与需求之间的落差，参见Danilo Pelletiere，Michelle Canizio，Morgan Hargrave，and Sheila Crowley，Housing Assistance for Low Income Households：States Do Not Fill the Gap（Washington，DC：National Low Income Housing Coalition，2008）；Douglas Rice and Barbara Sar，Decade of Neglect Has Weakened Federal Low-Income Programs：New Resources Required to Meet Growing Needs（Washington，DC：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2009）。
5 .我没有目睹整个事件。场景根据与阿琳和特丽莎的访谈重建。
6 .密尔沃基城市房屋委员会对仅仅是贫穷而想找住处的家庭，已经没有补贴缺额可以提供；但高龄的低收入者和身心障碍者的租房补贴申请仍持续开放。不过城市房屋管理局有各种借口可以让申请无法通过，比如申请者有犯罪前科，吸毒或迟缴房租的记录，都是构成申请被打回票的缘由。Housing Authority of the City of Milwaukee，Admissions and Continued Occupancy Policy（ACOP），October 2013，Section 7.4：“Grounds for Denial.”
7 .随着服务贫困者的社会福利机制在州政府层级遭到裁减，像贝琳达的公司这类的社会服务中介开始在全美的贫困社区应运而生，弥补需求。这些中介有些是非营利性质，也有些纯粹是将本求利的商业投资。参见Lester Salamon，“The Ris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Foreign Affairs 73（1994）：111-24，109；John McKnight，The Careless Society：Community and Its Counterfeits（New York：Basic Books，1995）；Jennifer Wolch，The Shadow State：Government and Voluntary Sector in Transition（New York：The Foundation Center，1990）。显然，1960和1970年代出版的都市民族志作品并没有提及社会服务中介。读完这些民族志后，唯一合理的结论是距今五十年前，社工并未在都市底层穷人的生活中扮演特别重要的角色。Carol Stack’s All Our Kin：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New York：Basic Books，1974）里仅提到一位社工，对儿童保护服务局或类似的机构几乎只字未提。Liebow于1967年出版了（主要）讲述失业黑人男性的《泰利的街角》（Tally’s Corner）一书，当中完全看不到就业中心或就业辅导人员的身影。参见Elliot Liebow，Tally’s Corner：A Study of Negro Streetcorner Men（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7）。
8 .（1997年前后）立法者在进行社会福利改革时要求各州针对“贫困家庭临时补助计划”（TANF）的受领人发展一套惩处机制。像被认定不配合的领受人将会暂停全数或部分的补贴。在威斯康星第一年推出W-2时加入的受益者里，有将近2/3在日后四年中的某个时间节点遭受过裁罚。ChiFang Wu，Maria Cancian，Daniel Meyer，and Geoffrey Wallace，“How Do Welfare Sanctions Work？”Social Work Research 30（2006）：33-50；Matthew Fellowes and Gretchen Rowe，“Politics and the New American Welfare State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8（2004）：362-73；Richard Fording，Joe Soss，and Sanford Schram，“Race and the Local Politics of Punishment in the New World of Welfar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6（2011）：1610-657.
Chapter6 鼠窝
三代同堂的辛克斯顿家（Hinkstons）住在第十八街跟莱特街口一栋棕白色的房子里，拉马尔家就在他们后头。家族中的大家长是多琳，她的肩膀宽阔，腰围也是。多琳戴着眼镜，有张大饼脸，肤色稍淡的双颊上有深棕色的雀斑。从多琳记事起，她就没有瘦过，每天的生活也是优哉游哉，很少见她为了什么事情着急。多琳有四个孩子：二十四岁的帕特里斯、十九岁的娜塔莎（Natasha）、十四岁的C.J.跟十三岁的鲁比（Ruby）。外加老大帕特里斯生的一个外孙两个外孙女：十岁的米奇（Mikey）、四岁的杰达（Jada）、两岁的凯拉·梅（Kayla Mae）。这个家里还养了只叫科科（Coco）的小狗。身形像美式足球员的科科凶起来会咬人，但它对娜塔莎忠贞不贰。
在帕特里斯收到谢伦娜的驱逐通知单，并跟三个孩子从公寓楼上搬到楼下与多琳同住后，辛克斯顿一家八口（加上科科）算是完成了合体，但他们也发现自己的生活空间又小又挤。帕特里斯、娜塔莎跟C.J.的因应之道是尽量少在家里待着，天公作美时，三人会在外头散散步，天黑了就到家后头找拉马尔打黑桃王。只不过到了夜里，大家还是得挤在一起睡觉。两间卧房，帕特里斯占了当中那间小的，她咕哝着如果要她负担一半的房租，那至少得要有个房间归她，就算房间没门也没关系。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多琳跟娜塔莎合睡一张床，鲁比则蜷曲在椅子上凑合着睡，手脚都无法伸直。米奇在客厅里跟C.J.分享一张没有床单的床垫，旁边就是玻璃茶几和堆得像山一样高的衣服，脏的干净的都有，反正房间里放不下就是了。帕特里斯的两个女儿睡在饭厅一张四角都开花的床垫上，内里的弹簧跟褪色的海绵都已“脏器外露”。
所有人都没办法好好睡觉。娜塔莎睡着后有伸脚踢多琳的癖好，多琳则会习惯性地翻身滚到娜塔莎身上或把枕头偷过来，假如娜塔莎想要回去，多琳就会直接用枕头反击。因为睡不好，年纪较大一点的孩子常错过清晨的校车，小一点的孩子则一整天困得随时随地都可以睡着。有时候多琳从厨房走出来，就会看到他们睡得东倒西歪。头不是枕在茶几上，就是枕在掉地上的几件衣服上。
生日的前夜，往往也是睡得最差的一晚。要是你一个不小心睡着了，帕特里斯一定会溜进房里，用蛋黄酱或番茄酱把对方的脸涂花。已经六年了，辛克斯顿家都没有庆祝过圣诞节——他们庆祝不起。但到了生日那一天，当辛克斯顿家的一分子顶着张黏糊糊的大花脸笑着起床时，会看到生日蛋糕赫然摆在桌上。彼此之间喜欢闹来闹去算是他们家的传统。娜塔莎曾经在帕特里斯的内衣里撒过胡椒，帕特里斯专挑娜塔莎负责照顾弟弟妹妹的时间，把鲁比偷偷带出家门，害得娜塔莎在附近绕了好几个小时找人急得快发疯。
辛克斯顿家的后门已经从门轴上脱落，墙壁上坑坑洼洼的，浴室里还有个大洞。他们家的天花板有点塌陷，主要是楼上漏水，因此地板也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黑垢。厨房的窗户裂了，饭厅有几扇歪七扭八又缺了几片的百叶窗。帕特里斯挂上厚重的毯子，盖住窗户，室内因此显得灰暗。客厅里，用胶合板做成的橱柜上有台小电视，电视旁则是没有灯罩的台灯。
在帕特里斯搬到楼下之后，谢伦娜发现她在偷电。修理电表得花200美元，但只要帕特里斯还跟多琳住在一起，谢伦娜就不愿意花这钱。“我才不出，”她说，“这钱统统要那些黑人出，冬天挨冻是他们的事。”辛克斯顿家后来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攒到200美元。在此期间，房子背面那些房间，包括厨房都没有电，冰箱里所有的东西都坏了，一家人终日以罐头果腹：每晚不是意大利方饺罐头，就是通心粉罐头。
面对发臭的冰箱，辛克斯顿家的态度就跟他们面对整间公寓的心态是一样的：忍就对了。对家中的床垫和小双人沙发，他们也秉持着同样的想法。床垫跟沙发缝里的蟑螂多到不像话，他们希望能在搬家时把它们统统甩掉。事实上，这些蟑螂在辛克斯顿一家搬进来前就已在此“驻扎”了：碗槽、脸盆、马桶、墙壁，乃至于厨房的抽屉，蟑螂的身影无所不在。“他们就是看哪里房租便宜就搬到哪里啊，”谢伦娜这么讲多琳这一家，“他们踩着蟑螂就搬进来了。”
在辛克斯顿家搬进谢伦娜位于莱特街旁的公寓前，他们有七年的时间住在第三十二街一栋有五个房间的公寓。那个家当然不是什么豪宅，但空间宽敞，房东人也不错。集所有人之力，他们每个月要付800美元的房租。帕特里斯在一家快餐店当午餐时段的服务员，而娜塔莎在高中辍学之后也开始赚钱。多琳没有念完高中，不过多年前她在就业中心受过职业培训，每分钟能打72个字。即便十四岁就怀了米奇，帕特里斯还是念到十一年级，差点高中毕业；可最后为了维持家计，还是辍学做全职工作赚钱。娜塔莎十六岁时就拿9.5美元的时薪，在夸德制图上班，每天轮12个小时，疲惫时会直接趴在印刷机上睡。公司没问过她年龄，她也没主动提。多琳的月收入是1124美元，其中437美元来自州政府的育儿补助，687美元是联邦救济金，能拿到这笔救济金是因为她的腿受过旧伤——八年级复活节那天，她穿着新买的厚底高跟鞋，一不小心摔到了髋骨，骨折后一直无法完全愈合。父亲当时没有立刻送她就医，而是让她在家待了好几天，否则伤口是可能痊愈的。这个老男人非常不喜欢医生，连后来自己膝盖不行的时候，也只是锯下餐桌的桌脚当拐杖。
在第三十二街，街坊邻居都认识辛克斯顿一家。他们的小孩在邻居家跑进跑出，而多琳会站在自家门前认识认识街区的其他住户。她和街坊的奶奶们有说有笑，遇到住附近的孩子欺负流浪猫，她也会吼他们两句。到了夏天，小孩子会跟某位邻居买冲天炮，把它们往街上射。多琳时不时会举办派对，邀请所有人参加。
2005年8月的一天，多琳打开电视，看到整个新奥尔良都泡在水里。市区变成一片泥泞，黑人的尸体从那些在屋顶上等待救援的民众眼前漂过。她二话不说打电话要好朋友范妮赶快过来。多琳跟范妮都被电视上的新闻惊呆了，“真的是太惨了。”多琳记得她是这么想的。过了几个无眠之夜后，多琳觉得自己不该只是在家担心跟祷告，她觉得自己应该为灾民做点什么，于是把家交给帕特里斯，跟范妮一起搭上前往南方的客运。那年她四十一岁，帕特里斯二十岁。
“行动派”并不是她的风格，待在自家门廊上哼歌才比较像她。“我喜欢窝在自家门前。”她自己也这么说。但一路走来，这样的她也曾选择放手一搏，豁出去跟时代洪流对抗。像1998年1月的某个夜晚，她连夜打包，一声不吭地带着全家搬到了伊利诺伊州。她想要躲的是C.J.跟鲁比的生父，一个后来会在密尔沃基北部监狱蹲很久的家伙。
乘了两天的长途巴士之后，多琳跟范妮来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拉斐特市（Lafayette）。她们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几十个人一起分发毛毯和食物。
跑这一趟，让辛克斯顿家拖欠了一个月的房租。但他们住那儿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房东也很替他们着想。“他没有为难我。”多琳回忆道。房东跟她说，有钱再还他就好，于是多琳手头一宽裕，就一百元一百元地还。她努力上班，但意外总是会一件件冒出来，钱感觉怎么都还不完。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几年也过去了。
2008年初春的一个晚上，三十二街上两名当地少年持枪互射，结果流弹贯穿了辛克斯顿家的前门，窗户玻璃碎了一地。当时十七岁的娜塔莎正在扫玻璃，警察在那会儿要求上门查看。根据辛克斯顿家人对当时情况的描述，警官们严格搜索房屋，想要找到枪支或毒品（帕特里斯怀疑枪手跟某位邻居有关，她把事情赖到当时正在辛克斯顿家的三名男性身上：帕特里斯的男朋友，娜塔莎的男朋友，还有一个男性同辈亲戚）。但屋里并没有枪支或毒品，警察能找到的只有一堆脏东西：水槽里成堆没洗的碗盘、桶里多到满出来的垃圾、还有在一旁飞舞的苍蝇。辛克斯顿家本来就不太爱干净，恰好前一晚又举办了派对。当然，也有一些不是那么表面的问题：如果观察入微，你会发现房东随便拿胶合板钉在厕所摇摇欲坠的天花板凹陷处。也许是因为这个家实在太乱了，也可能是因为帕特里斯从凌晨两点起便对警官嚷嚷，又或者是因为警方认定辛克斯顿家跟枪击案脱离不了干系——总而言之，后来的发展是：警察打电话给儿童保护服务局（Child Protective Service），儿童保护服务局又打给社区服务部，社区服务部派出房屋检查员，房屋检查员下令房东改善，房东则填了张五日的驱逐通知单要辛克斯顿家走人，理由是房租未缴清。原来枪击案发生时，多琳的欠租只补上了一半。他们从来不觉得这钱得急着还。
房屋法庭的特聘法官一盖好判决驱逐的公章，就意味着辛克斯顿家得赶快找房子了。说到找房，他们只能靠自己——但他们既没有车，也没有网络，所以能找的范围有限。他们向社工求助，有位社工给的就是谢伦娜的联络方式。约好以后，谢伦娜带他们看了莱特街的房子，但辛克斯顿家一点也不喜欢那个地方。“就算对方是个瞎子，我也不会推荐这间房子。”帕特里斯说。但这家人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任何房子都会比露宿街头或收容所强，所以还是住了下来。谢伦娜当场就给了多琳钥匙，外加一张用废纸草草写成的收据，上头记着的是“兹收到租金暨押金共1100美元”。多琳将这收据夹进了《圣经》里。
被驱逐之后的窘况，往往让穷困家庭被迫接受非常糟糕的屋况。密尔沃基的租房者在迫迁之后，长期陷于居住困境的几率会高出一般低收入租房者将近25%。 1 多琳说她之所以会在谢伦娜的公寓住下，是因为他们家真的走投无路了。“但我们也不会在这待太久。”被驱逐会让人先搬一次家，紧接着再搬第二次：其中第一次搬家是不得已被迫搬到破落或甚至有安全疑虑的房子里，第二次则是自发性地想要逃离。 2 顺利的话，第二次搬家也得等上一些时日。
搬进谢伦娜的公寓没多久，辛克斯顿家又开始找房。这次他们是按照出租传单上的电话打去问，另外就是翻红皮书找公寓出租的广告——红皮书是指旧城区杂货店的免费刊物。只不过刚搬完家让人筋疲力尽，新添的驱逐记录又对租房不利，所以想找地方并不容易。不久后，帕特里斯就搬到了二楼，全家一下子多了点空间可以呼吸。到了秋天，辛克斯顿家慢慢习惯了这一带，但他们仍旧觉得住这儿不是长久之计。只不过想归想，日子还是要一月一月过下去。这里跟三十二街不一样，多琳并不会很努力地想要认识街坊，也不会去留意社区里的孩子在做什么。帕特里斯被驱逐的时候，辛克斯顿家已经搬来十八街跟莱特街口六个月了，但邻居里多琳只叫得出拉马尔的名字，而且也只是知道名字而已。“我都没再串门了，我以前很爱去别人家的，”多琳对这个新社区有感而发，“以前看到陌生的面孔，我会主动过去打个招呼。但现在我只会在一旁站着看。”冬天一来，多琳一连好几周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警察的存在固然有其必要，但公共的安宁，包括人行道上的和平与街道上的秩序，能在城市里得到维系，靠的主要不是警力，而是人群间一股细微到几乎难以察觉的自控力与规范，这种内在控制力与规范是民众自发形成并且推行的。”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中写道。简·雅各布斯认为这种健康且具有凝聚力的社区的形成有个前提，那就是得有人“有心”住在这里，要有人愿意看顾、守护这里。事实证明她说得没错：只要弱势的社区邻居间能相互信任，对社区的发展愿景产生共识，那这当中就能生成所谓的“集体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而集体效能越高，弱势社区的犯罪率就会越低。 3
单单一次驱逐，松动的不只是一个街区，因为受影响的不仅是被驱逐家庭所在的那个街区，他们心不甘情不愿搬去的那个街区也会一并受累。在这样的过程中，搬迁会直接“催生”简·雅各布斯口中的“永久性贫民窟”（perpetual slum），因为当所在社区的流动率升高，日常生活中的愤恨跟淡漠也会随之爆表。“永久性贫民窟的问题症结在于太多人能搬就搬；不能搬的也梦想着能早点搬。” 4 多琳被驱逐，三十二街损失了一股稳定的力量——一个深爱这里，想要与这里荣辱与共、以一己之力让社区变得安全的居民——莱特街却两手空空，并没有相应地增加一位这样的居民。
鲁比、C.J.跟米奇三个都还穿着学校的制服——因尺寸不合看起来很松垮的白色T恤与黑色牛仔裤——轮流在临街的窗前巴望着午餐餐车到来。每周三次，当地的教会会到社区里发放袋装的午餐。这一天，眼尖的鲁比第一个发现了餐车。“餐车来了！”她忘情地喊了出来，接着就跟其他小孩一起冲到屋外。最后孩子们满载而归，他们帮家里的每个人都领了一袋。孩子们分发起午餐，不过都没有事先偷看袋子里装了什么，因为看过就不好玩了。拿到青苹果的会与拿到红苹果的交换，拿到Fritos牌薯片的会跟有SunChips牌全谷物薯片的人换，拿到苹果汁的人会跟有果汁汽水的人交换。
“我给你两瓶果汁。”娜塔莎对鲁比开条件。
“换我一片奥利奥蛋糕吗？”鲁比做确认。但是想过之后她觉得不划算，摇了摇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