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睛：感官世界
在我经历的所有艰难困苦中，失明产生的影响最微不足道。
——J.L.博尔赫斯（J.L.Borges），引述自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作品
我在爱丁堡的诊室窗户朝向东方，几乎一年到头都可以借助自然光来检查患者。然而对于那些因为视力下降前来就诊的患者就需要另当别论了。由于需要使用眼底镜检查，因此我会放下百叶窗遮住所有光线，然后举着仪器凭感觉摸索着走向静坐在那里的患者。我先要将检眼镜（又称“眼膜曲率镜”）尽量贴近自己的眼睛，当电源开启后会有一束光线穿过小孔映入患者的眼帘，这时我需要小心移动以便观察病变部位。医生与患者之间距离如此接近的情况并不多见：有时我的脸颊会接触到患者的面部，而此时我们双方都会礼貌性地屏住呼吸。
借助检眼镜将对方内眼结构映入自己的眼帘是一种奇妙的体验，医生可以通过调节镜片来观察视网膜病变的情况。但是这种工具也会让使用者感到迷茫：这种凝视光束的过程就像是戴着眼镜在夜空中寻觅。如果发生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那么这些鲜红色的出血点在教科书中会被描绘为“风雨如磐中的夕阳”；除此之外，糖尿病患者视网膜上的苍白斑块则会让我联想到空中的积云；而在高血压患者中，发出银色光泽的视网膜动脉就像是锯齿状的闪电。我现在还记得第一次观察患者眼球内部结构的感受，那种景象与中世纪建筑穹顶的彩绘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幅木刻的原作者已无从考证，该作最早见于卡米伊·弗拉马利翁（Camille Flammarion）的作品《大气：大众气象学》（Atmosphere:Météorogie Populaire，巴黎，1888年），第163页
古希腊人认为视觉可能来自眼球内部燃烧着的圣火，而晶状体则是将能量传递到大千世界的发射器。2500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与诗人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注意到火光会映照在眼内，因此他将这个现象作为支持上述理论的依据。恩培多克勒在作品中通过隐喻的手法将眼睛的功能与日月的作用相提并论，他曾经写道：“人们只知道灯中跳动的火光可以照亮前行的道路……但是他们却不懂得这光芒源自深藏于瞳孔后方的眼眸。”
两个世纪以后，虽然柏拉图还在坚持上述理论，但是相信天地间光线产生机制相同的亚里士多德已经开始质疑其真实性。例如，如果眼睛可以赋予世界光明，那么我们为何在黑暗中不辨东西？13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罗杰·培根（Roger Bacon）曾经大胆预言：灵魂通过晶状体折射使环境得到“升华”，而与此同时环境本身也会映入我们的眼眸。
直到17世纪，那些解释视觉成因的古典理论才逐渐让位。天文学家的任务就是要阐述与理解光线的奥秘，因此他们需要了解眼睛的奥秘以便更好地观测星象。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是德国天文学家与神秘主义者，他在世界上首次描述了物体是以倒影成像于视网膜的机理。艾萨克·牛顿在研究行星围绕太阳运动时突发奇想，他设计了一项匪夷所思的试验来检测自己视觉的可靠性。牛顿将一根长长的钝针（一种“大眼粗针”）插入眼眶与眼球之间的眼窝中，然后描述了当钝针摆动时其视觉同步出现扭曲的感受。不过该领域的进展自牛顿之后并没有什么重大突破，随着20世纪量子理论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问世，人们对于光学理论的研究才逐步走上正轨。
如果你正坐在阳光下阅读本书，那么由太阳内部核聚变产生的光子只需要8.5分钟就可以到达视网膜。除此之外，光子还将在5分钟与2分半钟之前分别穿越水星与火星轨道。对于那些未被地球阻拦的光线来说，它们会在4分钟内经过火星轨道，然后仅用1小时便可抵达土星。当光子在恒定时间（爱因斯坦指出，当物体速度达到光速时时间就会停止）内完成星际旅行后，原来环绕我们周围的白色光芒经过散射后会形成五彩斑斓的世界。此时光线经过角膜与晶状体折射后将在视网膜上聚焦。这种冲击产生的能量会令视网膜蛋白质发生改变并引发连锁反应，当足够多的视网膜蛋白质加入反应后，视神经就会发出冲动传递到视觉中枢，而这时候我们就能感受到一丝亮光。
我们可以通过味觉鉴别食品，通过触觉了解物体形态，通过嗅觉感知周边的气味，通过听觉捕捉遥远的声音，但是只有通过视觉我们才能去了解日月星辰。
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自幼患有白内障与视网膜剥脱，他在《想象的动物》（The Book of Imaginary Beings）一书出版前两年就已经开始逐渐失明。虽然我没有机会使用检眼镜来检查他的双眼，但是想必其视网膜的正常结构已经塌陷，同时视线也被晶状体中的白色云翳阻隔。
博尔赫斯在《想象的动物》这本书中用了一整页来探讨“球形动物”。他认为地球本身就是世间最大的生物体，而历史上来自不同领域的著名学者，例如柏拉图、布鲁诺以及开普勒等均持相似的观点。博尔赫斯引述了开普勒的观点，这位天文学家将地球视为一个巨大的球形天体，它会像鲸一样有节律地呼吸，并且在沉睡与清醒之间发生改变，同时还控制着海洋的潮起潮落。由于从表面任意一点到球心均为等距，因此开普勒将球形视为万物中简约、美丽与和谐的化身。博尔赫斯对于失明带来的痛苦深有感触，他认为眼睛是“人体最有价值的器官”，而地球的形态与眼睛有异曲同工之妙，眼睛简直就是地球缩微版本的化身。
赫克托·乔拉（Hector Chawla）是我的眼科带教老师，他充满异域色彩的名字与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乔拉医生兴致盎然地对我说，尽管眼科医生通常将眼睛称为“眼球”，但是其实际形状与地球并不相同，反倒更像一个大肚白兰地酒杯。[1]我们可以把进入大脑深处的视神经作为杯梗，而布满了光敏神经纤维的视网膜则构成了杯底。在乔拉医生的课堂讲义中，晶状体、虹膜与巩膜就像戴在杯子上的一顶帽子。
眼球的横断面（《格雷解剖学》（Gray’s Aantomy），1918年版）
对于许多医生来说，眼科学就像披着神秘外衣的炼金术，然而乔拉医生却可以用简明扼要的表述教会我们如何检查眼睛。他说：“眼科经常被认为是神秘主义与庸医的结合（每天上4次眼药）。尽管眼睛也喜欢闭目养神，但是却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就像牛顿或者开普勒一样，乔拉医生也喜欢用天文学隐喻来诠释眼睛的功能：“平行光毫不费力地从无限远处聚焦到视网膜黄斑，而该过程就像凸透镜将阳光汇聚后在纸上形成一个炭化点。”此外，他还建议我们在测量眼球前房深度时根据“月食实验”来加深理解：使用手电筒从侧面照射虹膜可以显示其凸凹变化，其原理就像阳光从侧面映射出月球轮廓的曲线。
博尔赫斯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财富与教养，同时从父亲与祖母身上遗传了对文学的热爱与致盲的眼疾。眼科专家经过一番争论后勉强认为，博尔赫斯家族成员很可能在白内障导致失明之前就已经出现了青光眼（眼内压病理性增高）症状。
博尔赫斯并不认同莎士比亚作品中对于盲人黑暗世界的描述：根据他自身的感受，失明所带来的不是暗夜，而是深陷发出神秘绿光的浓雾。与之相反，博尔赫斯对于弥尔顿（Milton）作品中的细节刻画更为认同：弥尔顿在伏案撰写反抗君主的檄文过程中失明，随后只能在“漫无边际的黑夜中”伸开双手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博尔赫斯非常认同弥尔顿从记忆中发现灵感的做法，他曾经每次要写下四五十行的十一音节诗句，然后会为登门的访客即兴朗诵一首。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博尔赫斯在接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一职时已经失明。他发现自己只能茫然地穿梭于知识的海洋中。
博尔赫斯的照片反映出某种超然，仿佛饱含着对尘世的无奈，又充满了对来生的渴望。随着视力水平不断减退，博尔赫斯逐渐丧失了对于各种颜色的辨识力。其中红色不仅是最先逝去的颜色，同时也最具悲伤的意味。他在文章《失明》中曾经用多种语言记录下对红色的眷恋：scharlach（德语），scarlet（英语），ecarlata（西班牙语）以及écarlate（法语）。对于其他色彩而言，蓝色与绿色已经彼此融合，彼时脑海中只有黄色始终不变。博尔赫斯对于炫目的金黄色情有独钟，他年轻时曾到访过巴勒莫动物园，并在时隔半个世纪后创作了诗集《老虎的金黄》（The Gold of Tigers），其内容反映了作者失明后的痛苦与恢复平常心的坚强。这点可以从作品《盲人》中得到印证，他在其中引用了弥尔顿的诗句：“我再重复一遍，我失去的只是事物最肤浅的伪装。”
失明的痛楚曾经让博尔赫斯的身心备受煎熬，但是他却忘我地投入到“超越生命与时代”的英语文学中。博尔赫斯失明后开始研究盎格鲁–撒克逊语与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对于英语起源的影响。阿根廷国家图书馆坐落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博尔赫斯经常把学生们召集到办公室，在这里他可以聆听来自世界各地的中世纪经典作品，例如：《贝奥武夫》（Beowulf）、《莫尔登战役》（The Battle of Maldon）、《埃达》（Eddas）以及《沃尔松格传》（Volsunga Saga）。他与学生们共同记述了当时的感受：“每个单词就像是刚刚出土的宝藏，而我们则几乎沉醉在其中。”正如繁星只有在夜晚才会闪烁，博尔赫斯也是在失明后才发现了浩瀚的文学世界正等着他去探索。
我在医学院学习期间，曾经有一位带教老师鼓励我毕业做眼科医生。其实他本人并非眼科专家，而是专门治疗儿童肿瘤的大夫。他告诉我，即便采用了最好的化疗与放疗方案，某些肿瘤患者的生存率仍然达不到50%。尽管他是一位仁心仁术、乐观向上的医生，但是由于患儿去世后家长无处宣泄，他经常成为众矢之的。有一次他在办公室里一边看着起诉书一边对我说：“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人们在承受悲伤的时候总要找到出口。现在谈谈你的职业规划吧……你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做一名眼科医生？”我留意到他把起诉书随手放在一旁，同时满脸的疲惫一扫而光。他神采飞扬地对我说：“憧憬一下未来，你就是让患者重见光明的白衣天使！”众所周知，眼科医生每天都会通过白内障手术让许多患者恢复视力。他随后又加上一句：“想想患者对你的感激之情吧。”
“白内障”这个词源于希腊语“kataraktes”，原意为“瀑布”或者“闸门”，用来描述阻碍视力的屏障。白内障患者因晶状体发生混浊导致视力下降，而手术治疗此类疾病的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曾在印度、中国与希腊等地发现了用于角膜切开与混浊晶状体移位的指南或器械。到了17世纪，这种白内障移位术（针拨术）在西方国家已经相当普及，但是晶状体移位后只能起到部分改善作用，患者在看东西时依然会感到模糊不清。1722年，法国医生圣伊夫（St Yves）设法实现了白内障摘除术，而在此之前的治疗方式只是将混浊的晶状体推入眼球深处。其实我们目前采用的白内障手术只是在原有基础上做了少许改进。
以前在实施这种手术时不单要保持头部静止与目光平视，患者还要忍受切开眼球摘除晶状体所带来的撕心裂肺的疼痛，因此这都要求患者具有高度的自我控制能力。随着表面麻醉药物广泛应用于临床，再也不必对于此类患者实施全身麻醉。我曾经观摩过白内障手术，而术者正好是我的一位同事。我看到患者全身放松躺在手术台上，她的双眼正好仰视着无影灯，好似凝望着满天繁星。就在手术正式开始前，我忍不住小声地问患者：“你看到了什么？”她对我说：“我的眼里只是一些图案，就像流动的光影，看上去十分优美。”
当表面麻醉起效后，我的同事会用边缘光滑的开睑器撑开眼睑。众所周知，眼科手术的精细程度在所有外科操作中首屈一指，任何手部的抖动都会影响晶状体的处理。宽度仅有几毫米的微型手术刀看上去就像一把小铲子。术者先是在角膜缘上切开一个小口，然后将合成胶体（黏弹剂）注入角膜与晶状体的间隙以维持眼压。接下来，术者会在角膜缘另做一处切口，并且分别在上述两处切口内置入分离白内障的器械与“晶状体乳化器”探针（每秒钟将产生4万次振荡）。此时，晶状体核将在超声波的作用下被击碎成乳糜状吸出，而术者将在残余皮质冲洗干净后为患者植入人工晶体。
眼科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定制人工晶体；当他们醒来时不仅恢复了视力，并且也几乎不需要再佩戴眼镜。这种纤薄柔软的人工晶体通常由硅胶或者丙烯酸酯组成[2]，同时支撑襻会把它固定在虹膜之后而无须缝合。眼科医生将韧性十足的人工晶体对折，就像是在卷制一张意式海鲜馅饼，然后将其通过切口送入眼球。一旦晶状体位置调整完毕，术者将放开晶状体镊子让支撑襻张开。现在白内障已经被成功摘除，同时人工晶体也完成了植入，整个过程只用了不过六七分钟。由于手术切口非常小，因此没有必要缝合即可痊愈。
对于博尔赫斯来说，视觉只是稍纵即逝的幸福，他早就预感到黑暗终究会来临。当这一天不期而遇后，他转而研究文学作品聊以慰藉。假如博尔赫斯能够在有生之年重见光明，那么我们永远都无法想象他将带来何种深刻的解读。
我经常会向白内障患者了解手术后恢复视力的感受，而他们一般都会用“心情愉悦”“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等词语形容，同时感叹“世间万物的色彩竟然如此美丽”。为了加深对此类患者内心世界的了解，我开始拜读英国作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的作品，而他就曾经于2010年接受了白内障手术。
伯格在其创作生涯中一直关注视觉带给人们的感受。1960年，34岁的伯格在一部作品中描述了主人公躺在草地上凝望枝头的细节：“眼眸中倒映着树叶凋落前的五彩斑斓，而那一缕深红好似杜鹃花艳丽的妆容。当你重新张开双眼沐浴在阳光的怀抱，这种美好的感觉不禁让人飘飘欲仙。”1980年，伯格在《影像的阅读》（About Looking）这部著作中写道：“尽管田间的野草还未长高，但是满目的绿色似乎触手可及，在蓝天的映衬下，这片广袤的黄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1972年，伯格与斯文·布隆贝格（Sven Blomberg）、克里斯·福克斯（Chris Fox）、迈克尔·迪布（Michael Dibb）和理查德·霍利斯（Richard Hollis）等其他四位作者联合创作了一部题材新颖的作品：《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该书创造性地将文学作品与视觉艺术融为一体。伯格希望借此来改变读者对于身边事物的传统思维，并且将其作为重新定义艺术批评的开篇之作。
我手里这本伯格所著《白内障》一书的封底上印有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名言：“假如开启众妙之门，那么方知万物本性，无穷无尽。”[3]其实伯格在手术后的首个变化就是对于周围的事物都抱有新鲜感，仿佛这种光环加身的“第一性”是上天恩赐的厚礼。伯格总结的第二个变化是蓝色无处不在，他甚至在洋红色、灰色与绿色中找到了蓝色的痕迹，而这可能与混浊晶状体影响光线的射入有关。蓝色让伯格恢复了距离感，“仿佛看到蔚蓝的天空与绚烂的大地融为一体，时而远在天边却又近在眼前”。他认为沐浴在光照的人类就像是在水中游动的鱼儿。伯格将白内障与健忘症进行了比较，同时摆脱眼疾后的“视觉复兴”可以让他重温儿时对颜色的初次记忆。其中白色带来的是纯净，黑色体会的是厚重，仿佛其本质在光线的洗礼下获得了重生。
伯格在书中使用了土耳其插画家塞尔丘克·德米雷尔（Selçuk Demirel）绘制的漫画作品。其中最后一页插图是一对在夜空下相拥而立的情侣，其中个子较高的那位正伸出手指向天空中璀璨的星辰。值得注意的是，画中人物的头部与空中的天体都被描绘成眼球，并且化身为能够接收太阳与行星光芒的器官。它们就像博尔赫斯笔下的巨大球形天体，不仅可以俯视地球上的生命以及遥望深邃的宇宙，甚至还可以指引我们去探寻浩瀚的文学世界。
这幅画作名为《星空》，出自约翰·伯格的作品《白内障》
某年春季，我有幸受邀拜访约翰·伯格在法国的住所。他于20世纪60年代写过一本名为《幸运之人——乡村医生逸事》（A Fortunate Man—The Story of a Country Doctor）的书，我曾经致信伯格探讨书中他对于视觉的独特见解。我们讨论了光明与黑暗、视觉与失明，他还讲述了失明期间遭受的禁锢与复明后所迎来的解放。
《我们在此相遇》（Here Is Where We Meet）是伯格的另外一部著作，他在书中记述了前往日内瓦拜谒博尔赫斯墓地的情景。博尔赫斯的父亲久闻瑞士日内瓦的眼科享誉全球，于是他带着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儿子来治疗眼疾。那时正值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波及整个欧洲，而博尔赫斯一家人也被困在此地。根据伯格作品回忆，年少的博尔赫斯逐渐爱上了这座城市，他曾经在与一位风尘女子交往的过程中失去了童贞（博尔赫斯怀疑他的父亲也是这位女子的熟客）。1986年，他选择重回日内瓦并在此与世长辞。作为博尔赫斯的新婚妻子，玛丽亚·儿玉（Maria Kodama）女士陪伴他走过了人生最后的旅程。她曾经作为助理挽着博尔赫斯的双臂，协助他穿梭于迷宫般的阿根廷国家图书馆。
博尔赫斯的墓碑由儿玉女士亲自选定。墓志铭源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诗歌《莫尔登战役》（And Ne Forhtedon Na），根据现代英语的释义为“无所畏惧”。文字下方的浮雕作品是模仿林迪斯法恩岛（Lindisfarne）上经海路来袭的诺斯人墓碑。此外，墓碑背面的铭文摘自博尔赫斯夫妇钟爱有加并共同翻译的《沃尔松格传》，其原意为“他把出鞘的格拉姆剑放在两人中间”。
伯格注意到博尔赫斯的墓地并未用鲜花进行点缀，只是简单地在柳条筐内种下某种绿植。他认为这是一种追思亡灵的仪式，并在书中进行了注释：“在与瑞士毗邻的法国上萨瓦省（Haute-Savoie）的村庄，亲属会用绿植蘸取圣水洒向静卧于棺木中的逝者，以此表示对心爱之人最后的哀悼。”
伯格表达了敬意之后才注意到自己是空手而来，既没有鲜花也没有绿植可以敬献在墓前，于是他吟诵了博尔赫斯的诗句来纪念这位文学家：“噢！永恒的玫瑰，我们形影相随/最终上帝会让你带我重现光明。”伯格深谙光明与黑暗、视觉与失明对于生活的意义，他懂得通过视觉感知无限世界的各种途径。
[1]实际上极少有球形天体存在。地球是一个两极稍扁的不规则球体。月球也不是球体，它朝向地球的一面略微隆起就像角膜凸出眼球一样。
[2]丙烯酸酯应用于眼科领域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喷火式战斗机的座舱盖由丙烯酸酯材料制成，当驾驶员的飞机被击落时经常会有座舱碎片嵌入眼内，而眼科医生发现它们居然不会引起炎症反应。
[3]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众妙之门》（Doors of perception）这部作品中也引用了这句话。他的另一部作品《加沙盲人》（Eyeless in Gaza）书名源自弥尔顿的诗剧《力士参孙》（Samson Agonistes），而弥尔顿在写作时已经失明20年。
面部：麻痹之美
由于人们容易被花容月貌吸引，因此会去探寻美丽的缘由，而其中的奥秘更是令人魂萦梦牵。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蒙田》（Montaigne）
现在回想起在医学院上解剖课时，我们接触的尸体大部分是面部皮糙肉厚的老年男性。虽然皮肤的质地就像兽皮一样坚韧，但是在其下面的肌肉却纤细精致：橙红色的肌纤维就穿行于皮下脂肪层之间。而我在分离表情肌的时候需要小心谨慎，稍不留神就会将其与皮肤同时剥离。
其实每具尸体之间都存在差异。虽然人在去世后面部皮肤会变得松弛，但是表情肌的特征却能够反映人在世时的状态。其中颧大肌与颧小肌的差异最为明显，而它们的作用是上提嘴角露出笑容。有时候这些厚实强健的肌肉反映了逝者充满欢笑的生活，而那些萎缩成索条状的颧肌则是岁月沧桑的写照。除此之外，面部发育也偶尔会出现不对称的情况，提示患者可能出现过中风或者贝尔麻痹（受损神经导致单侧面神经麻痹）。
当然其他面部肌肉的形态也有助于了解逝者生前的性格特点。例如：皱眉肌（corrugator supercilli）异常发达提示此人经常横眉立目，而由此衍生出具有傲慢之意的形容词“supercilious”。尽管上唇鼻翼提肌的体积很小，但是根据这一长串拉丁语的字面含义不难理解，该肌肉可以提升上唇并且在咆哮时扩张鼻孔。眼轮匝肌呈向心性分布的纤维就像环绕眼睛的土星环，其功能不只是通过眨眼保护眼球表面那么简单，该肌肉用力收缩时可以眯起眼睛以抵御阳光的照射。此外，眼轮匝肌还能够让眼角出现皱褶，产生“鱼尾纹”。由于存在个体差异，因此有些人的眨眼习惯为双侧同步进行，而另外一些人则表现为单侧瞬目。额肌在人们感到恐惧或者沮丧时会让眉毛抬起，并且也是造成额头皱纹如同五线谱的原因。口轮匝肌收缩时可以聚拢嘴唇呈接吻状，而降口角肌下拉嘴角的功能也与皱眉有关。无独有偶，我就曾经在解剖尸体时发现过皱眉肌高度变形的案例。
当我在医学院负责解剖课带教工作时，职责之一就是帮助医学生了解中风或面神经麻痹患者的临床表现，并且为日后从事保妥适（A型肉毒素）注射、面部提升或面部整形的人员奠定基础。总而言之，尽管我参与了大约二三十例尸体的面部解剖过程，但是从未忘记医学赋予的神圣使命。展现面部结构的组织学层次是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而本次旅途的起点始于曾经靓丽的肌肤，终点止于象征死亡的颅骨。鉴于面部肌肉纤巧浮薄，因此在操作时要注意动作轻柔并且尊重逝者的亡灵。
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绘制，收录于《论艺术与面部表情的解剖与哲学关系》（Essays on the anatomy and philosophy of expression as connected with the fine arts），1844年出版
列奥纳多·达·芬奇是一位佛罗伦萨律师的私生子，他于15世纪末期在米兰开启了艺术人生。达·芬奇对于人物面部表情的思考与观察可谓登峰造极，其作品的魅力则延续了数个世纪之久。作为一名画家与绘图师，达·芬奇十分看重人物表情的精准呈现，并且意识到肖像画家只有了解面部肌肉运动的规律才能卓尔不群。此外，他还认为肌肉能够与灵魂直接相通，因此肢体语言也可视为人类精神活动的外在表现：“关节受控于神经，神经被肌肉支配，肌肉为肌腱左右，肌腱是共通感的外延。而共通感就是灵魂基座。”
1489年前后，达·芬奇受赞助人的委托开始酝酿为其父亲米兰公爵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制作纪念雕像[1]，但是这并不耽误他忙里偷闲整理解剖学论文的注释。当时的达·芬奇志存高远，而其手稿也反映了他在研究人体奥秘时展现出的创意与智慧。达·芬奇希望这篇论文能够解释避孕、怀孕、正常分娩、早产、儿童生长、成年人正常身体结构、男女面相，以及静脉、神经、肌肉和骨骼解剖等问题。于是他提出面部表情变化对于理解人类境况具有重要意义：“现在只需要四张绘画作品就能够反映人类的四种基本境况：例如，喜悦表现为欢笑的同时反映了事出有因；悲伤通过哭泣宣泄的背后也存在各种缘由；战争意味着不同形式的杀戮；而其他内容还包括逃避、恐惧、暴行、鲁莽以及谋杀等行为。”对于达·芬奇来说，他可以通过分析表达情感的肌肉运动来理解其本源。达·芬奇不喜欢在创作时粉饰平庸的美丽：他希望能捕捉到真实的面部表情与运动，而并不在乎这些人物的相貌美丑，如果能发现异乎寻常的表情，那么他就会感到心满意足。从事解剖研究似乎让人更为接近上帝：“你们眼前的作品是大自然精妙绝伦的体现……如果你们能够体会到其中的匠心独运，那么就可以领悟到深藏不露的艺术精髓。”
达·芬奇在后期作品《蒙娜丽莎》（Mona Lisa）中将人物面部表情的细微之处展现得惟妙惟肖。早在1490年初，达·芬奇就在米兰一座修道院的工作室中尝试了这种探索，他在餐厅的墙壁上完成了不朽名作《最后的晚餐》（The Last Supper）。虽然在文艺复兴时期还有其他作者创作了类似画作，但是这些作品在艺术表现上墨守成规，只是简单描绘了十二门徒面无表情地享用晚餐的场景。为了生动展现人物内心世界与表情变化的关系，达·芬奇选择了逾越节（Passover）晚餐这个特殊的时间点——当时耶稣对十二门徒宣布：“你们中有人要出卖我。”
耶稣的这句话让在座的门徒大惊失色，他们的脸上呈现出十二种神态迥异的表情，而我们可以按照三位一组的规律将其分为四组。[2]达·芬奇希望能够充分展现他们面部表情的巨大差异，在画作中的十三位人物中，位于读者视线最左侧的巴多罗买尤为引人注目。他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双手用力撑在桌子上，似乎在疑惑中怒目而视，并且在愤怒时眉头紧锁。安德烈是作品中左起第三位人物，他举起双手掌心向外以示清白，而眉头上扬则反映出内心的沮丧。
贾姆皮特里诺（Giampietrino）复绘的《最后的晚餐》左侧
紧挨着耶稣左侧的人物是一脸茫然的多马，他的表情在降口角肌的作用下显得异常凝重。画中多马的食指朝向天花板，而几天后在耶稣复活时，他曾将信将疑地用这根手指来探查耶稣身上的伤口。坐在耶稣右侧的人物是老雅各布（James the Greater），这场飞来横祸彻底打破了他内心的平静，他在怒气冲冲摊开双臂的时候，眼神忧郁且眉头不展。
贾姆皮特里诺复绘的《最后的晚餐》右侧
据说达·芬奇在创作《最后的晚餐》时参考的人物原型均为当时米兰的社会精英，而这幅作品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记述福音故事或者描摹纪念肖像的范畴，他通过塑造面部表情诠释了人物情感的风云变幻。与达·芬奇同时期的传记作家乔治·瓦萨里（Giorgio Vasari）在其作品中描述道：达·芬奇经常会出没于大街小巷，他对于那些相貌丑陋、面目狰狞或者稀奇古怪的人非常感兴趣，尤其希望能够瞥见他们展现出极端表情的那一刻。他有时甚至会乐此不疲地一路尾随观察对象直到郊外才止步。
1499年，达·芬奇在米兰期间曾卷入一场政治风暴，他被迫离开正在遭受法国入侵的米兰公国去避难。达·芬奇曾经跟随赞助人来到曼图亚（Mantua）、威尼斯、佛罗伦萨以及罗马等地。大约在1510年至1511年冬季，达·芬奇重新回到了意大利北方，受聘于米兰南部城市帕维亚（Pavia）的大学与医学院。此时距他初步开始解剖学研究已经过去20年，现在达·芬奇终于可以信心十足地去实现这份雄心壮志。在人工制冷技术问世前，由于夏季高温会让尸体迅速腐烂，因此解剖工作只能在冬季开展。达·芬奇在帕维亚不仅可以从医院获取数量充足的尸体标本，他还得到了帕维亚大学解剖学教授马肯托尼欧·黛拉·托雷（Marcantonio della Torre）的自愿资助。尽管许多当年在帕维亚完成的解剖学素描图已经失传，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保留下来的那一小部分作品中领略其风采。作为解剖学家与制图师，达·芬奇在创作中将视觉、想象以及才能运用至登峰造极的水平。他在解剖学研究中力求客观反映人体构造而并非主观臆测。在达·芬奇看来，人体就是上帝造物的完美化身。
达·芬奇在某页笔记中详尽描述了面部表情肌的功能结构，并且在15年后将这些心得体会用于绘制《最后的晚餐》。其中导致安德烈前额皮肤紧皱的额肌被标记为“恐惧之肌”。此外，巴多罗买、彼得与老雅各布在眉宇间均表现出愤怒的咆哮，而造成这种结果的上唇鼻翼提肌被标记为“愤怒之肌”。达·芬奇在解剖素描图空白处写道：“根据皮肤、组织以及面部肌肉的运动情况，我们尚不能确定这些肌肉运动是否与颅神经支配有关。”他认为面部肌肉可以分成两类：那些粗壮强劲的咀嚼肌由第五对颅神经（三叉神经）驾驭，而那些纤细柔弱的表情肌则由第七对颅神经控制。[3]
第七对颅神经（面神经）与支配听力和平衡的神经伴行在一起，沿大脑半球下方走行并且穿越耳后颅骨到达面部。面神经在途经下颌角下方穿过腮腺（最大的唾液腺）时分为五支，然后呈放射状分布支配表情肌的运动。每位医学生都不会忘记Two Zombies Buggered My Cat（两具僵尸累垮我的猫）这句口诀，其中字母T、Z、B、M、C分别代表颞支（Temporal）、颧支（Zygomatic）、颊支（Buccal）、下颌缘支（Mandibular）与颈支（Cervical）。牢记上述分支的解剖部位不仅在处理面部创伤时具有指导意义，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领会面神经麻痹患者出现表情肌运动障碍的原理。
我初次遇到埃米莉·帕金森的时候正好在急诊值班，而她半小时前从位于市中心的办公室打电话预约就诊。身为会计师的埃米莉平日里既要忙于工作还要照料两个年幼的孩子。这天清早醒来时，她明显感到左半张脸不听使唤。埃米莉起床后在卫生间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样子：除了左侧眼袋轻度下垂之外，她还发现在试图微笑时左侧脸部肌肉运动明显比右侧迟缓。埃米莉以为这是睡觉时面部受压的结果，于是便下楼去准备早餐，她对丈夫说：“你看我这半张脸都睡成这样了。”
埃米莉的丈夫耸耸肩说道：“也许是压迫神经了吧。”
埃米莉在开车上班途中扫了一眼反光镜，她随即意识到脸部的问题根本没有缓解，甚至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当埃米莉心烦意乱地来到办公室时，秘书在看见她后发出一声惊呼：“你的脸怎么了？看上去好像得了中风。”而埃米莉在听到这番话后不禁泪如雨下。
埃米莉在那天早上好不容易才化好了妆，但是她的左侧眼角不停地流泪，把睫毛膏都弄花了。在过去的40年中，由于颧部肌肉的牵拉作用，埃米莉的面部皮肤留下两道皱褶，然而现在她右侧面部的法令纹明显加深，同时左侧面部的法令纹几乎消失。以前，埃米莉在说话时会露出两个像括号一样对称的酒窝，但是这时只有右侧酒窝的形态还勉强维持着。
我请埃米莉做龇牙的动作，以便观察其右侧嘴角的运动情况，然而她的左侧面部随着笑线弧度增大几乎没有反应。尽管她的左侧额纹基本消失，但是表情却显得呆板生硬。此外，埃米莉的左眼也不能正常闭合。此时要进行的最后一项检查是抬眉运动：埃米莉的右侧眉毛可以迅速跃起，可是左侧眉毛只是略微抽动。
现在看来埃米莉的额肌确实不同寻常。解剖学研究发现，人体中的大部分肌肉由对侧大脑支配，例如右上肢的运动就会受到左侧大脑半球的控制。然而额肌却是个例外，左右两侧大脑可以支配任何一侧的额肌。假设患者因中风丧失了一侧大脑半球的功能，那么其双侧抬眉运动并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一侧面神经出现异常，那么额肌运动将彻底瘫痪。对于埃米莉来说，尽管她的左侧额肌停止运动，但是可以排除中风的可能。
“既然没有中风，那我到底是怎么了？”埃米莉问道。
我对她解释道：“贝尔麻痹是导致你发生面瘫的罪魁祸首，而这种疾病会影响支配面部表情的神经。不过绝大多数患者会在发病几周后逐渐好转。”我特意在此停顿了一下，希望能够帮助她恢复信心。“虽然目前关于贝尔麻痹的确切病因并不清楚，但是由于控制面部肌肉运动的神经需要穿过耳后方一条狭长的骨性隧道，因此即便是轻微的炎症也会产生足够的压力使其功能出现异常。”
“那我该怎么办呢？”
“你需要在接下来的10天里口服类固醇激素，这种药物可以抑制神经周围的水肿。与此同时，我还建议你佩戴眼罩来保护左眼。”
“为什么让我戴眼罩呢？”
我告诉埃米莉：“如果麻痹症状持续加重，那么你很可能将无法眨眼。”
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曾经有人问他如何证实自己已降临尘世，他回答道：“引首以望可见璀璨星空。”根据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观点，面部仰视是人类的重要特征。[4]相比那些面部为毛发覆盖的祖先来说，人类的发际线将原本裸露的颜面进行了重新划分，因此我们在远处就可以辨别彼此的表情变化。除此之外，人类眼白占据的比例较其他哺乳动物更为突出，而这样可以便于观察对方眼神与眼睑的细微变化。在感官世界里，面部是我们最关注的部分。从古至今，关于面部表情变化的描述经常出现在各种文学作品中：莎士比亚曾在十四行诗中写下“当四十个冬天围攻你的朱颜/在你美的园地挖下深的战壕”；[5]而当代英国作家伊恩·辛克莱尔（Iain Sinclair）则将皱纹横生的面部比喻为“长期泡在浴缸里的痔疮垫”。由于面部表情在沟通交流中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贝尔麻痹产生的后果远不只尴尬那么简单，它甚至会对患者的社交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贝尔麻痹得名于查尔斯·贝尔，他是一位19世纪的外科医生与解剖学家，曾经致力于研究第七对颅神经的走行。贝尔出身于爱丁堡的名门望族：他的父亲是一名牧师，而在其三位兄长中，两位是法学教授，另外一位则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外科医生约翰·贝尔（John Bell）。查尔斯讨厌上学，但是热爱绘画，于是母亲不得不聘请家教来指导他临摹古典与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作品。
1792年，18岁的查尔斯正式拜师约翰踏入医学殿堂。鉴于当时的解剖学插图绘制十分粗糙，因此贝尔冷嘲热讽地将骨骼与肌肉比喻为篱笆桩和破布。现在查尔斯与约翰齐心合力准备在“系统解剖”领域开辟一片新天地，而他也把早年模仿文艺复兴时期名家作品的灵感融入其中。
1809年，拿破仑战争席卷了欧洲，而贝尔正在伦敦从事外科与解剖学工作。那时英军有5000名伤员从西班牙的科伦纳（Corunna）撤回本土。贝尔在闻讯后赶到朴次茅斯帮助救治这些战争幸存者。他夜以继日地忙于为伤员截除坏死肢体，从伤口中取出弹片，以及切除坏死组织。与此同时，贝尔还在手术之余详细记录下痛苦万状的破伤风、腹部利器伤，以及上肢、胸部与阴囊枪伤患者的临床表现。
1815年，滑铁卢战役爆发的消息传到伦敦，贝尔随即起身前往布鲁塞尔帮助救治伤员。他在信中写道：“我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种人间地狱造成的满目疮痍。”贝尔此次绘制的素描内容更加翔实，似乎他已经置身于残酷的战争之中。此外，他还将作品中涉及的士兵肖像附上实名予以详述。现今保留下来的贝尔素描作品共有45幅，其中两幅描绘面部创伤的画作令人印象深刻，也许当时贝尔曾经仔细检查过这些表情痛苦的伤者面部神经的受损情况。其中一幅作品显示，从一名士兵太阳穴处射入的火枪弹丸将双侧眼眶以及鼻梁后的组织全部击碎。而另一幅作品则展现了子弹对于某位男子左侧面颊造成的损伤。如果他们未能得到正确的手术治疗，那么上述伤者恐怕难以生还。但即便是侥幸逃过一劫，其面部毁损所带来的痛苦也将相伴终生。
查尔斯·贝尔描绘了一位头部受伤士兵的痛苦表情，并在旁边注明该战役发生在滑铁卢
我将埃米莉转诊至耳鼻喉科医生那里继续治疗，他们也认为口服类固醇激素是现阶段唯一有效的方法。1周之后，埃米莉的面神经麻痹症状仍在持续加重，同时她的情绪也跌到了谷底。当我登门去了解埃米莉的恢复情况时，我注意到她在讲话时手指会频繁地将头发拨向前方并试图遮盖患侧面部。埃米莉无奈地表示道：“左眼持续流泪让我没法回去工作，好像我整天就是为了失去这半张脸而痛哭流涕。”
2周以后，埃米莉的病情既没有恶化也未见缓解，可她还是不愿重返工作岗位。她对此解释说：“每个人都会用异样的眼神盯着我，这种关注让我无法忍受。”在确诊6周之后，埃米莉感到嘴角恢复了一丝颤动。她对我说：“尽管现在流口水的情况有所缓解，但是左眼还在持续流泪。”
我安慰埃米莉：“你需要再耐心等一段时间，几乎所有贝尔麻痹症患者都可以完全恢复。”
3个月之后，她的面部康复情况似乎已经停滞不前。到了6个月的时候，我们认为埃米莉的面神经麻痹症状不会再改善了。而在此期间，她没有去上班也很少出门。与此同时，埃米莉还改变了发型，她留起了头发帘用来遮挡左脸。她告诉我：“我不忍心孩子们被这张脸吓到。”
我对埃米莉说：“我会跟整形外科医生就你的病情沟通一下，他们或许有办法让部分麻痹的肌肉收紧。就像你提到的保妥适，有时也用于正常人的面部除皱。”
“你的意思是他们要以毒攻毒吗？”
由于神经受到损伤后很难恢复正常功能，因此我并不确定他们是否能解决埃米莉的问题。但是为了让面部表情恢复常态，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采用保妥适来麻痹健侧的面部肌肉。我对此解释道：“没错，我知道这种治疗手段听起来很怪异，但是这会让你的左右脸看起来更加对称。”
贝尔曾经立下雄心壮志要成为一代外科名医，并且最终在神经系统解剖领域成为那个年代的佼佼者，而这一切其实均源自他对于完美艺术的不懈追求。在滑铁卢战役爆发前多年，当贝尔为《系统解剖》绘制插图时就已经痴迷于人类表情的研究，而早于贝尔三个世纪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也有此类计划。贝尔后来根据其研究成果整理出版了《论绘画中的表情解构》（Essays on the anatomy of the expression in painting）一书。该作品在贝尔有生之年曾经反复修订多次，并且其内容也随着他在外科与艺术方面的阅历增长不断更新。当该书的最终版本即将完成之前，正在意大利休假的贝尔又从达·芬奇的作品中获得了灵感并加以完善。曾几何时，达·芬奇也曾被迫在街头寻觅与众不同或者引人注目的角色来完成创作。但是这对于贝尔来说却是易如反掌：他在诊所里就能够见到各色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