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当安娜主演的罗索托斯基的第四部电影（她在该片中扮演一位被误认为孤儿的公主，而她爱上了一位被误认为王子的孤儿）在莫斯科举行盛大的首映式的时候，一些坐在乐队席里的精明人士已注意到，年轻时如此招人欢迎并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索索”的总书记，今天并没有像以往那样一边看着银幕一边露出会心的微笑。于是，他们本能地把自己的热情也强压下来。这样一来，首先是夹层楼的气氛受到了影响，接着这种受到影响的氛围很快就蔓延到了包厢里，最后，剧场里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首映式后的第二天，有一位崭露头角的党组织成员给《真理报》写了一封公开信（该党组织成员那天晚上就坐在“索索”身后几排的一个位置上）。他承认，这部电影非常有趣，可是，我们从罗索托斯基这些接二连三回归到公主和王子时代的电影中又能学到些什么呢？华尔兹、烛光和大理石台阶？我们难道从他对过去的痴迷之中嗅不出一点可疑的怀旧情绪吗？而且，个人奋斗和个人胜利难道不是又成了故事的中心吗？他对特写镜头的过分偏爱和依赖在这部片子里难道没有变本加厉吗？没错，我们又有了一位身穿长袍的美人，可历史的紧迫感呢？集体奋斗呢？
此信在《真理报》上登出后的第四天，“索索”在全体会议上发言之前特意提到了这篇影评，并且对作者的措辞风格表示了赞许。全体会议召开之后的第三周，这封信的精神（以及信中所提到的几个名词）又分别得到了另外三家报纸和一份艺术期刊的响应。尽管这部影片在二级影院的发行量极其有限，它还是赢得了一些微弱的掌声。而到了那年秋天，不仅罗索托斯基的下一部影片还没着落，他本人的政治可靠性都开始遭到怀疑。
现实生活中的安娜远不像电影中的她那样天真无邪。她很清楚，罗索托斯基的失势像一块巨大的石头，会把她一齐拖入深渊。于是，她不仅开始避免同他一起公开露面，而且开始公然赞扬起其他导演的美学观点。要不是大西洋对岸创造出了一个很不幸的新发明，她的这一策略兴许能为她开辟出一条新的成名通道。这个新发明就是：有声电影。尽管安娜那张脸仍旧是银幕上最令人着迷的面孔之一，但那些多年来以为她的声音也同样迷人的观众却完全无法接受她男人般沙哑的嗓音。因此，在一九二八年春天，在二十九岁的大好年华里，安娜·乌尔班诺娃便成了美国人口中的那种过气明星。
唉，钉在那些价值不菲的古董家具底下的铜牌或许能让某些好同志安安心心地睡个好觉，但所有按照序列号码在分类账本中登记下来的物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只要登记的笔轻轻一动，它们就会被其他人要走，或者被拿去用在别的场合。未出数月，镀金的座椅，绘有装饰画的衣橱，路易十四风格的带镜梳妆台全没了，包括皮毛商的那座豪宅，以及彼得霍夫附近的那幢别墅。安娜拎着两只装满衣服的大箱子，被赶上了街头。当时，她钱包里的钱足够买一张回到她位于敖德萨城外的家乡的火车票。相反，她和那位年已六旬的服装师一起搬进了一套只有一间房的公寓，因为安娜·乌尔班诺娃根本没有返乡的打算。
伯爵第二次见到安娜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也就是她被赶出豪宅后大约八个月。当时，他正在博亚尔斯基餐厅里往一位意大利进口商的杯子里倒水，却看见她穿着一袭红色的无袖晚礼裙，踩着高跟鞋从门外走了进来。伯爵一边朝进口商道歉，一边用纸巾替他揩干洒到腿上的水，他还隐约听到女演员向安德烈解释，她约了一位客人，对方随时会到。
安德烈领她去了位于角落里的一张双人桌。
然而，她那位客人过了四十分钟才来。
博亚尔斯基餐厅正中间布置着许多花卉（那天摆的是向日葵）。伯爵从花卉装饰台另一侧的有利位置看得出，女演员和她的那位客人此前应该只是互有耳闻，未曾谋面。那人的长相还过得去，年龄应该比安娜小几岁。虽然他身穿手工剪裁的西装，但伯爵一看就知道这是个粗鄙之人。因为入座之后，他虽然嘴里在为迟到道歉，可他的眼睛却一个劲儿往菜单上瞄。她还在大度地对他说不要紧时，他便已经打着手势叫侍者过来了。安娜看上去还是无比迷人。她讲自己的故事时，眼中充满神采，而听他讲故事的时候，她又会适时发出会心的笑声；每当有人走到他们的桌子前，恭维他新拍的电影因此打断了他俩的谈话时，她总是摆出一副耐心的姿态。
几小时过后，博亚尔斯基餐厅已经空了下来，厨房也关了。伯爵正要从大堂回自己的房间，这时，安娜和她的那位客人正从夏里亚宾酒吧出来。客人停下脚步，打算穿上自己的大衣，安娜却冲电梯指了指，显然是邀请他上楼去再喝一杯。可他继续将手臂伸进袖子。“今天很荣幸能与您见面，”他一边向她表示，一边瞥了一眼手表，“可是不凑巧，我跟别人还有约。”说完，他便径直朝门口走去。
在年轻的导演穿过酒店大堂时，伯爵觉得此刻的安娜和一九二三年的她一样光彩夺目，动人心弦。可一等到导演的身影消失在外面的大街上，安娜脸上的笑容和她的肩膀便立刻耷拉了下来。她抬起手，无奈地按住了自己的眉头，然后从对着门的位置转过身来，却迎头碰上了伯爵关切的目光。
在那一瞬，她的肩膀不由自主地往后一缩，然后高抬起下颌，朝楼梯走去。尽管仪态大方地走下楼梯，走向众多崇拜者这门技术她早已练得炉火纯青，但独自上楼的技术她还未掌握（也许根本没人能掌握）。才上了三级台阶，她便停了下来，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接着，她转过身，按原路下楼，穿过大堂，来到伯爵站着的地方。
“每次我和你同时出现在这个大堂里，”她说，“我都免不了被人羞辱一顿。”
伯爵看上去非常惊讶。
“羞辱？我觉得你根本没有理由觉得受到了羞辱啊。”
“我想你大概是眼瞎了吧。”
她看向那张旋转门，仿佛它还在为导演的出门而转动。
“我邀他睡觉前再一起去喝一杯，可他说他明天需要早起。”
“我倒是从来都不需要早起。”伯爵说。
她笑了，这是她今晚第一次发自内心地微笑。她用手指了指楼梯上的台阶。
“那你上去得了呗。”
如今，安娜住在428号房间，它在第四层楼的房间中说不上最好，但也不是最差的。套房里有一间小卧室，卧室旁边有个小休息区，休息区里摆了一张小沙发、一张小咖啡桌，旁边还有两扇小窗户。从窗户往下看，正好能看到特维尔区纵横交错的电车轨道。这种房间里住的都是那些想让人对自己另眼相看，又住不起更大房间的人。咖啡桌上摆着两只玻璃杯、一盘鱼子酱，还有一瓶放在冰桶里的伏特加。
他们俩打量着这一幕精心布置的场景。她摇了摇头。
“这些可花了我不少钱呢。”
“那我们更不能把它浪费了。”
伯爵把酒瓶从冰桶里拎出来，给两人各倒上一杯。
“为逝去的旧时光。”他说。
“为逝去的旧时光。”她笑着附和道。他们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当一个原本过着令人艳羡的生活的人突然遭受重创时，他会有很多选择。有的人因为耻辱感，可能会试图遮掩所有自己的生活环境已发生改变的迹象。所以，在赌场上输光了全部积蓄的商人会留下自己那些极其考究的衣服，直到穿破为止，并且，他会时不时向人讲起昔日在私人俱乐部里发生的逸事，尽管他在俱乐部的会员资格早已作废。而有的人则会自哀自怜地从他们过去的幸福生活中退缩出来。所以，受尽婚姻煎熬的丈夫在社交场中遭到妻子的公开羞辱之后，有可能会抛弃家业，离家出走，躲到城市另一边的一套又小又暗的公寓里容身度日。还有人，比如像伯爵和安娜这样的人，则可能直接加入“谦卑者同盟”。
和互济会一样，“谦卑者同盟”也是一个紧密团结的团体，虽然它的成员平日里并不佩戴任何标识，但互相碰面时，他们一眼就能识别出对方来。由于同盟里的这些人都经历过由盛转衰的巨大变故，他们有许多相同的观点和看法。他们深知美貌、权势、名望和特权这些东西全都好景不长，绝不会永远属于你。所以，这些东西并不会轻易让他们折服。他们不轻易羡慕别人，也不会轻易发怒，更不会孜孜不倦地在报纸的字里行间寻找自己的名字。他们努力地让自己生活在同类中，对外人的奉承和谄媚非常谨慎；当外人同情他们和表现出优越感时，他们则在心底窃笑。
女演员又倒了些伏特加，伯爵则在屋里四处打量。
“狗怎么样？”他问。
“过得比我舒坦。”
“那为狗干一杯。”他举起酒杯说。
“对，”她赞同地笑着说，“为狗。”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
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安娜隔几个月就会来大都会酒店一次。来之前她会事先和她认识的某位导演联系好。这时，她终于接受了自己不可能再拍电影的事实。她只是请导演作为客人陪她一起去博亚尔斯基用餐。有了一九二八年的那次教训之后，她学乖了。她不会先到餐厅等着，而是给在衣帽间当差的小女孩塞点小费，后者会确保安娜在客人抵达两分钟之后准时现身。在晚餐过程中，她向导演敞开心扉，说自己对该导演仰慕已久，并且能回忆起他电影中的好多片段，甚至抓住其中的某个镜头——那种只有次要角色，台词不多，容易被人忽视，导演却下了一番苦功夫拍摄的镜头——大谈特谈。饭后，安娜会陪她的客人走到酒店大堂，而不会建议他到夏里亚宾去再喝一杯，更不会邀请他去她的房间。相反，如今的她会对他说，很高兴见到你。然后跟他道过晚安后便离去。
而导演会一边穿着外套一边不由得停下动作。眼见电梯门缓缓闭上，他突然觉得，尽管安娜·乌尔班诺娃已不再处于她的演艺巅峰，但第二幕中的一个小角色让她来演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而此时，安娜已回到自己位于四楼的房间。她会换上一身简单的衣服（但还得先把她那件贵重的晚礼裙在衣柜里挂好），然后一边舒舒服服地看着书，一边等待伯爵的到来。
在同某位导演朋友共进晚餐之后，安娜终于得到了一个镜头的机会：扮演一位在工厂里完不成工作指标的中年妇女。在离季度结束只剩下两周的情况下，工人们聚在一起，集体给党领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详细叙述了没能完成生产指标的原因。正当他们在逐条列举面临的各种困难时，头上戴着方头巾，头发拢在脑后的安娜却站起身来。她发表了一番简短却慷慨激昂的讲话，鼓励大家完成生产任务。
随着镜头被拉到这个无名无姓的人身上，人们看得出，这是一位不再年轻，不再动人，却仍旧充满傲气的倔强女人。还有她的声音？
啊，她的声音……
从她讲出第一句话起，观众便知道这绝不是一个未经世事的人。因为她的嗓音透露出，她曾吸入过未铺好的小路上的尘土，曾经历过分娩时的尖叫，曾在工厂的车间里高声召集过她那帮工人姐妹。换句话说，她的声音就是我的妹妹，我的妻子，我的母亲，还有我的朋友的声音。
不用说，因为她的讲话，那些女工干劲倍增，最终超额完成了任务。但更重要的是，在影片的首映式上，观众席的第十五排坐着一个长着圆脸，头发已有些脱落的家伙，他曾极其崇拜安娜。一九二三年，他曾在夏里亚宾酒吧与安娜见过一面。当时的他还只是莫斯科电影艺术局的主任，如今已成了文化部的高级官员。而且，据说他极可能会担任下任部长。他被影片中她在工厂演讲的那段表演深深打动，所以他回去之后，每碰见一位导演，都会问对方有没有看过她那段精彩的表演；此外，只要他知道她在莫斯科，他就会订一束百合花派人送到她的房间。
你也许会心领神会地笑着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她就是这样东山再起的啊……可安娜·乌尔班诺娃是一位真正经历过舞台打磨的表演艺术家。更重要的是，作为“谦卑者同盟”的一员，她还是一位从不迟到，将台词拿捏得恰如其分，而且从不抱怨的模范女演员。于是，当官方的偏好开始向反映现实主义、体现坚韧不拔的精神上转移时，影片中便会经常出现一位成熟美丽但嗓音沙哑的女性。换句话说，安娜之所以能东山再起，完全在于她把握住了许多内外的有利因素。
也许你还是半信半疑。那么，你自己呢？
毫无疑问，有时候你的生活的确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飞跃。回首那些时刻，你的内心会充满自豪和骄傲。可是，难道真的没有什么人值得你感谢吗？比方说，为你提供过建议，鼓励过你或赞扬过你的导师、家人、朋友或者同学？
好啦，我们不要在原因和方式的问题上分析来分析去了。我们只需要知道安娜·乌尔班诺娃又当上了明星，而且她还在丰坦卡边上有了一幢房子，她的家具下面也钉上了椭圆形的铜牌。只不过现在，有客人前来拜访的时候，她是站在家门口迎接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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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点四十五分，五颗星的海豚座突然在伯爵的眼前旋转了起来。
如果你用手指沿着它最底下的两颗星画一道直线，然后沿着这道线经过整个天际，你便能找到天鹰座。而如果你连起它最上面的两颗星画出一道线，那你就能找到飞马座，柏勒洛丰(10)骑的那匹飞马；可如果你沿着相反的方向画一条线，你找到的可能是一颗新的星星，一颗为了给地球上疲惫的旅行者、寄居者或者冒险家指引方向的星星。这颗像太阳一样的星球也许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已经在燃烧，直到现在，它的光芒才抵达北半球，继续在下一个千年为人们指引着方向。
“你在干什么？”
安娜朝伯爵这边滚了回来。
“我觉得你又长了一个雀斑。”他说。
“什么！”
安娜试着往自己的肩膀上看。
“别担心，”他安慰她说，“它很好看。”
“它长在哪里？”
“往海豚座东侧偏一点的位置。”
“海豚座？”
“你知道的。海豚星座。你的两个肩胛骨中间有一个。”
“我身上有多少雀斑啊？”
“天上有多少颗星星，你就有多少。”
“我的天哪。”
安娜的身子又一滚，仰面躺着。
伯爵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一口。
“你不知道海豚座的故事吗？”他边问边把烟递给她。
“我为什么会知道海豚座的故事呢？”她叹了口气，答道。
“因为你是渔家的女儿。”
“那你给我讲讲呗。”
“好吧。从前有一位富有的诗人，叫阿里昂。他不但弹得一手好里拉琴(11)，而且是酒神颂歌的发明者。”
“酒神颂歌？”
“古代的一种诗歌。有一天，在他从西西里岛回来的途中，他的船员们决定抢劫他。他们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自杀，要么被他们扔到海里。阿里昂一边掂量着这两个都不怎么诱人的选择，一边唱起了悲伤的歌曲。他唱得那么优美，那么动听，竟然吸引来了一群海豚在船的四周听他唱歌；最后，他投身跃入大海，其中一只海豚把他驮起来，平安送上了岸。作为对它们的嘉奖，太阳神阿波罗把这些善良动物排进了星座，让它们永远闪耀。”
“这故事太棒了。”
伯爵点了点头。他把烟从安娜手里拿回来，然后仰面躺在了床上。
“该你了。”他说。
“该我什么啦？”
“讲一个与大海有关的故事。”
“我不知道什么大海的故事。”
“哦，讲一个吧。你父亲绝对给你讲过一两个。信基督教的渔民不可能不会讲与大海有关的故事。”
“萨沙，我得跟你坦白一件事……”
“坦白？”
“我不是在黑海边长大的。”
“那你父亲呢？你不是说黄昏的时候你会跑到岸边去帮他补渔网吗？”
“我父亲是波尔塔瓦(12)的农民。”
“可你为什么要编这样一个荒谬的故事呢？”
“因为我当时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吸引你。”
“你觉得你当时是这么想的？”
“对啊。”
伯爵沉吟了片刻。
“那你剔鱼刺的手艺是哪儿来的呢？”
“我从家里跑出来之后，在敖德萨的一家酒馆干过活儿。”
伯爵摇了摇头。
“真令人扫兴啊。”
安娜侧过身来，面对着伯爵。
“那你不是也跟我讲过下诺夫哥罗德的苹果那种荒谬故事吗？”
“那可是真事！”
“哦，得了吧。苹果长得和炮弹一般大？还像彩虹一样各种颜色都有？”
伯爵沉默了片刻，然后把烟掐灭在床头柜上的烟灰缸里。
“我该走了。”他边说边从床上爬了起来。
“好吧，”她一把拉住他，说道，“我记得一个。”
“一个什么？”
“大海的故事。”
他的眼珠转动了一下。
“不，我是认真的。这是我祖母给我讲的故事。”
“海的故事。”
“故事里有一位年轻的冒险家，一座荒岛，还有一大笔金银财宝……”
伯爵不情愿地往枕头上一靠，示意她接着往下说。
安娜讲道，从前有位富商，他有自己的船队，还有三个儿子。年纪最小的儿子长得很矮。有一年春天，富商给两位年长的儿子一人一条船，船上满载着各种皮毛、地毯和细麻布，并且让他们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去寻找新的贸易对象，拓展新的贸易疆域。这时最小的儿子就问，他的船在哪儿呢？富商和两个大儿子闻言哈哈笑了起来。后来，富商给了他这个小儿子一只摇摇欲坠的小破船，船上的风帆也破破烂烂的，水手呢，是帮连牙齿都掉光了的老头，而压舱之物只有几个空麻袋。年轻人问父亲他该往哪个方向航行。富商回答说，他应该一直航行下去，直到抵达那个太阳在十二月永不下落的地方。
于是，小儿子和他那些老弱病残的水手一起向南航去。在大海上航行了九个月后，他们抵达一片太阳在十二月永不下落的大陆。他们在那里下船，登上了一座岛屿。岛屿上有山，山上似乎铺满了皑皑的白雪。他们后来才发现，那漫山遍野铺的不是雪，而是盐。他的家乡盐产也非常丰富。在那里，家庭主妇们会毫不犹豫地把盐从她们的肩膀上抛过去以求得好运。尽管如此，小儿子还是吩咐船员们把船里的麻袋都拿出来，一只只全装满了盐，纵然没别的用途，也可以用作船里的压舱之物。
接下来的航行更轻松，也更快。很快，他们来到了一个巨大的王国。国王在他的宫殿里接待了富商的儿子，并问他带来了哪些可供贸易之物。年轻人回答说，他带来了一整船的盐。国王说，他从来没听说过盐是什么东西，然后便祝他好运，想把他打发走。可年轻人却毫不气馁，他到国王的厨房里参观了一趟，趁人不注意，偷偷地往羊肉上、汤里、番茄上，还有乳酪蛋糕上都撒了些盐。
那天晚上，所有的食物味道都好得出奇。国王惊讶极了。羊肉更好吃了，汤更好喝了，番茄也更美味了，甚至连乳酪蛋糕也变得更加好吃了。国王把他的厨师叫了过去，兴致勃勃地问他们又学到了什么新的手艺。厨师们也摸不着头脑，只得老老实实地答道，他们做菜的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那位从大海中来的陌生年轻人今晚到他们的厨房参观过一次。
次日下午，富商的儿子便驾着船启程返航了。船上原来装着的盐现在已经变成了一袋袋黄金。
“这是你祖母给你讲的？”
“是她讲的。”
“这故事很不错。”
“对，是很不错。”
“可它也不能开脱你说谎的过错。”
“我也觉得不能。”
结盟
五点四十五分，伯爵手下的五名侍者已在各自的岗位上站好，而他也开始了每晚在博亚尔斯基餐厅里的巡视。他从餐厅西北角开始，对二十张桌子逐一进行检查，以确保每张桌上的每个餐具、每个盐瓶、每只花瓶都摆在了恰当的位置。
四号桌的一把餐刀被重新摆到和叉子平行的位置；五号桌的一只水杯从十二点的方向被挪到一点的方向；六号桌上一只留有口红印的酒杯被换走；七号桌上一把残留着肥皂印的勺子被重新擦拭了一遍，直到勺子表面可以清晰地反射出餐厅的倒影。
看到这一幕，你也许会想，当年拿破仑之所以在黎明到来之前巡视士兵队伍，仔细地检查他们的子弹装备，甚至军装等，是因为经验告诉他，战场上的胜利需要从擦亮士兵脚上穿的靴子做起。
但拿破仑许多伟大的战役通常只持续了短短一天，而且都是毕其功于一役。
所以，拿戈尔斯基与莫斯科大剧院的芭蕾舞团来打个比方也许更恰当。在充分分析并领会了作曲家的意图之后，戈尔斯基会与乐团指挥紧密合作，对舞蹈演员进行培训，对服装设计和舞台布景予以监督，然后在战役打响前几分钟，也同样要对他的部队进行一番检阅。但是等舞台上幕布一落，观众一散，这里却没有香榭丽舍大道上的庆功游行。因为不出二十四小时，他手下的芭蕾舞演员、音乐家和技术人员又将重新集合起来，以同样完美的标准将同样的节目重新表演一次。而这正是博亚尔斯基餐厅里的生活。这是一场对精确度要求极高的战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夜都会发生，虽然它常常给人一种毫不费力的错觉。
到了五点五十五分，在确保餐厅的一切都已就绪之后，伯爵便会把注意力，也许是飞快地，转移到埃米尔的厨房来。从厨房门上那扇小小的圆形窗口望过去，伯爵能看见主厨的助手们都穿着新近漂洗过的制服，一个个已就位。他还能看见，火炉上正煨着调味酱汁，用于添加的配菜也已准备好，随时可以摆到盘子上端出去。那位众所周知脾气暴躁的主厨怎么样了呢？还有几分钟博亚尔斯基餐厅就要开门迎客，他是不是还在对他手下的员工、他的顾客以及他所有的伙伴满腹牢骚呢？
事实上，埃米尔·茹科夫斯基的每一天都开始于最灰暗的悲观情绪。从掀起被子往外看的第一眼开始，不管看到的是什么，他都会皱眉，因为他知道，肯定又发生了一件冷酷而丑陋的事。读罢早报，里面的消息证实了他最坏的猜疑和担忧。到了十一点，他会站在路边，等着搭乘拥挤的电车，然后一边不住地念叨“这是什么世道”，一边任电车一路摇晃地把他载到酒店。
随着新的一天逐渐展开，埃米尔的悲观情绪才会逐渐被另一种情绪替代：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被毁掉了。大约从中午开始，他一走进厨房，到他那些铜锅面前，他才觉得眼前的事物开始变得明亮起来。它们挂在一只只钩子上，因在昨晚被精心擦洗过而闪闪发亮，仿佛向人们暗示着一种无可辩驳的可能性。他走进冷冻室，把半只冻羊扛在肩上，然后走出来往肉案上一卸，发出“咚”的动听声响。在这一瞬，他的世界顿时增亮了一百流明(13)都不止。就这样，到了下午三点，当埃米尔听到切根菜的声音，闻到煎大蒜发出的香味，他也许会略微承认，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令人慰藉之处。然后就到五点半了，假如这时一切都已就绪，他可能会允许自己品一品做菜时用的红酒，虽然只是为了把瓶子里剩的那点酒清理掉；“勤俭节约，吃穿不缺”嘛；“不借债，也不放债”。到了六点二十五分左右，当第一份菜单被送进厨房，埃米尔心灵深处那从清晨开始的黑色幽默基调便转变成了乐观和自信。
那么，六点差五分时，当伯爵透过窗户往里看的时候，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埃米尔正将勺子伸进一碗巧克力奶油甜点里，然后抽出来把它舔了个干净。经过了这一确认，伯爵便转过身，冲安德烈点了点头。只见餐厅主管将门闩一推，便把博亚尔斯基餐厅的大门打开了，伯爵则已经站到了他的岗位上（一号桌和二号桌之间），做好了准备。
到晚上九点时，伯爵将餐厅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一遍。今晚第一轮订座的客人已经顺利离开。菜单上得非常及时，点菜也按部就班。有四份羊肉差点煮过头，最后因为发现及时而得以幸免；总共开了不少于五瓶拉图尔葡萄酒；两位政治局成员被分别安排到两张规格完全相同的餐桌，而且，给他们提供的服务规格也完全一致。安德烈刚把运输部的政治委员领到了餐厅另一边的桌子，好让后者离坐在这边的美国记者远一点。这时他突然苦着脸冲伯爵做了个手势。
“怎么啦？”伯爵走到主管身边问道。
“我刚接到通知，黄厅会有一个私人聚会。”
“多大的聚会？”
“他们没说，只说是个小型聚会。”
“那可以让瓦先科去。我替他照看五号桌和六号桌。七号桌和八号桌马克西姆可以替他看着。”
“可问题就在这儿。”安德烈说，“我们没法让瓦先科去。”
“为什么？”
“因为他们指名要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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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厅的门前有个歌利亚(14)般的大个子正笔挺地站在那里，即使大卫见了此人恐怕也要犹豫再三。伯爵径直走了过去，大个子却似乎对周围的情况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可紧接着，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看到了伯爵的情况下，他的身子突然往旁一侧，熟练地把门打开来。
大都会酒店的私人聚会的包房门前有大个子守门，伯爵对此并不觉得惊讶。他惊讶的是餐厅里面的布置：绝大多数家具都已被移到餐厅边上，正中央的巨大枝形吊灯下面只留着一张双人桌。一位身穿深灰色西装的中年男人正独自坐在那里。
尽管桌边坐着的人比门卫的身材小得多，衣着也考究得多，伯爵却感觉此君于残忍和暴力并不陌生。他的脖颈和手腕与摔跤手一般粗，头发剪得很短，从而露出了左耳上方的一块疤痕。看样子从侧面劈他的人原本是想让他脑袋开花的。此刻，这人看上去很从容，手里正把玩着一把勺子。
“晚上好。”伯爵说着鞠了个躬。
“晚上好。”那人一边微笑着回答一边把勺子放回到桌上。
“我能给您拿点喝的吗？这样您可以边喝边等。”
“没别的人要来。”
“哦。”伯爵说完，打算把多出的另一套餐具拿走。
“这些你不用拿走。”
“对不起。可您刚才说您没有在等别的人。”
“我是没在等别人。我等的是你，亚历山大·伊里奇。”
两个人对视了片刻。
“来吧，”那人说，“请坐。”
伯爵有些犹豫，不知该不该坐下。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以为伯爵之所以犹豫，是因为不知这位陌生人的来历，或者对他心怀恐惧。可其实，伯爵的考虑是出于礼数：他身上穿的是侍者的制服，就这么坐在桌子前似乎不合适。
“来吧，”陌生人友好地说，“你不会拒绝一位孤单的人邀你一同进餐吧。”
“当然不会。”伯爵答道。
尽管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伯爵还是没把餐巾铺在腿上。
轻轻的敲门声响过之后，大个子从外面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瓶酒，看都没看伯爵一眼地走到桌旁，让那位陌生人过目。
主人把身体往前倾了一倾，眯着眼睛审视着标签。
“很好，”他说，“谢谢你，弗拉基米尔。”
其实弗拉基米尔徒手也能把酒瓶盖拧开，但他还是从兜里掏出一把开瓶器，握在手里拧了拧，把瓶塞拔了出来。这一连串动作流畅得令人惊讶。接着，见主人冲他微微点了点头，他便把打开了的酒瓶放在桌上，然后退到了外面的走廊上。陌生人给自己倒了杯酒。然后，他举着酒瓶以四十五度角的位置停在桌子上方，望着伯爵，问道：
“你不陪我来一杯？”
“非常乐意。”
陌生人替伯爵把酒倒上，他们都举起杯子喝了一口。
“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陌生人把酒杯放回到桌上，说道，“圣·安德烈勋章获得者，赛马俱乐部会员，狩猎大师。”
“可我对您却一无所知。”
“这么说你不知道我是谁？”
“我只知道您是个能把博亚尔斯基的餐厅包下来独自进餐，而且在门外安排一位大个子为您站岗的人。”
陌生人笑了。
“很好，”说罢，他往椅背上一靠，“你还看出些什么来了？”
伯爵又仔细打量了这位东道主一番，他耸了耸肩。
“据我看，您应该四十岁左右，当过兵。我猜您当的是步兵，但战争结束时，您已经成了上校。”
“你怎么知道我成了上校？”
“作为绅士，判断出每个人的社会阶层难道不是他的应有之责吗？”
“好一个应有之责。”上校微笑着重复了一遍，仿佛非常欣赏这句话，“那你能猜出来我是哪儿的人吗？”
伯爵把手一挥，表示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对瓦隆人来说，最大的侮辱莫过于被别人误认为是法国人，尽管他们彼此相隔不过数英里，而且讲的是同样的语言。”
“我觉得你说得也对。”上校承认说，“不过，我对你的猜测能力还是很感兴趣。我保证，你猜错了我也不生气。”
伯爵又抿了一口酒，然后把杯子往桌上一放。
“我几乎能肯定，你是东格鲁吉亚人。”
上校坐直了身体，一脸的喜不自禁。
“太棒了。难道我有口音？”
“从口音倒是听不出来。军队就跟大学一样，在那里，人的口音最容易变了。”
“那东格鲁吉亚是怎么猜出来的呢？”
伯爵冲着酒指了指。
“只有东格鲁吉亚人，才会在还没开始吃饭时就来一瓶卡斯泰利葡萄酒。”
“因为他们都是乡巴佬？”
“不，因为他们想念家乡。”
上校又笑了。
“你真是个狡猾的家伙。”
这时又传来轻轻的敲门声，门开了，大个子推着一辆送餐车走了进来。
“啊，太好了。来了。”
见弗拉基米尔把车朝桌边推了过来，伯爵把椅子往后一推，作势要起身帮忙，可他的东道主却做了个手势，让他坐着别动。弗拉基米尔把圆餐罩揭开，从里面端出一只大浅盘子放在桌子正中间。放下之后，他便退出屋去，而上校则把刀叉拿了起来。
“让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啊，烤鸭。我听说博亚尔斯基餐厅的烤鸭是别处没的比的。”
“你听说的没错。尤其要记得尝几颗樱桃，还有鸭皮。”
上校给自己切了一份，包括樱桃和鸭皮，然后替伯爵也切了一份。
“的确美味！”吃完第一口，他便脱口而出。
伯爵低下头，代表埃米尔接受了这一赞美。
上校用叉子冲伯爵比画了一下。
“你的档案非常有意思，亚历山大·伊里奇。”
“我有档案？”
“对不起。原谅我糟糕的用词习惯。我想说的是，你的背景相当有意思。”
“哦，是啊。这么说吧，若要论丰富程度，生活对我还是相当慷慨的。”
上校笑了。接着，他开始用一种核对事实的口吻说道：
“你出生于列宁格勒。”
“我出生于圣彼得堡。”
“哦，对，当然了。是圣彼得堡。你年幼时父母便双双过世，是你的祖母把你抚养成人的。你先进了学园，后来又进了位于……圣彼得堡的帝国大学。”
“说得都对。”
“而且，你还去过很多地方，我猜。”
伯爵耸了耸肩膀。
“巴黎。伦敦。佛罗伦萨。”
“可一九一四年你最后一次离开这个国家时，去的是法国？”
“五月十六日动的身。”
“对。就是普洛诺夫中尉那件事过后几天。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拿枪打那家伙？他不是和你一样也是贵族吗？”
伯爵似乎有点吃惊。
“正因为他是贵族，我才开枪打他。”
上校笑了，又挥了挥手中的叉子。
“这我还真没想到。可是，没错，你的这种想法我们布尔什维克人绝对能理解。这么说来，革命爆发的时候，你人还在巴黎，可没多久你就设法回家了。”
“正是。”
“嗯，我想，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急着赶回来：帮你的祖母逃到国外去。可把她出逃的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你自己为什么选择留下呢？”
“为了这里的美食。”
“别，我是认真的。”
“因为我不想再过离开俄国客居异乡的日子。”
“可你也并没有和白匪一起拿起武器。”
“没有。”
“我觉得你并不像一个贪生怕死的懦夫。”
“但愿我不是。”
“那你为什么没参加那场战争呢？”
伯爵停了停，然后耸了耸肩。
“因为一九一四年离开俄国去巴黎时，我就发过誓，我永远不会再向任何一位俄国同胞开枪了。”
“你把布尔什维克人也视为你的同胞吗？”
“那当然。”
“你觉得他们算绅士吗？”
“这完全是两码事。不过，他们中间也还是有一些的。”
“我懂了。我从你的语气听出，你觉得我并不能算是个绅士。来，说说看，为什么？”
伯爵轻笑了几声，算是答复。他仿佛是在说，真正的绅士哪会问这样的问题。
“嘿，行了，”上校坚持说道，“你瞧，我们俩坐在一起，一边吃着博亚尔斯基的烤鸭，一边喝着格鲁吉亚的葡萄酒，这难道还不能表明我们已成了朋友吗？我真的很好奇，我身上究竟哪些地方让你觉得我算不上绅士呢？”
说罢，上校摆出一副鼓励的姿态，从桌子那边倾过身来，还帮伯爵把杯子的酒又给满上了。
“并非哪一件事，”过了片刻，伯爵才开口说，“是很多小细节综合在一起。”
“就像马赛克？”
“对。就好像马赛克。”
“那你给我举个例子，都有哪些细节呢？”
伯爵拿起酒杯喝了一口，然后把它放回桌上，杯子被摆在了一点的位置。
“作为主人，你用分菜的餐具给大家分菜是没有问题的。但真正的绅士肯定会先分菜给客人，然后才轮到他自己。”
上校刚吃了一口鸭子，听到伯爵举的第一个例子，他挥了挥手中的叉子，笑了。
“接着讲。”他说。
“绅士也绝不会手里拿着叉子冲别人比画，”伯爵说，“或者，在嘴里塞满食物时跟别人讲话。最重要的一点也许是，同别人交谈之前，他会先自我介绍一下，尤其是在他对客人已经知之甚详的情况下。”
上校把手中的餐具放了下来。
“而且，我点的酒也是错的。”他微笑着补充了一句。
伯爵往空中伸出一只手指。
“那倒未必。每个人喜欢点什么酒，原因有很多，怀念家乡是其中最好的一个。”
“那好，让我来自我介绍吧：我是奥希普·伊万诺维奇·格列布尼科夫，前红军上校，现在是政府官员。童年在东格鲁吉亚度过，那时候一直梦想着来莫斯科，现在我三十九了，人也来到莫斯科，可又朝思暮想着回到东格鲁吉亚去。”
“很高兴认识你！”伯爵边说边从桌子那头把手伸了过来。二人握过手，又重新吃了起来。过了片刻，伯爵谨慎地问道：
“我能冒昧地问一个问题吗，奥希普·伊万诺维奇？作为党的政府官员，确切地说，您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
“这么说吧，我负责监控那些我们关注的人。”
“哦，如果是这样，我想，把他们软禁起来，不是更省事吗？”
“事实上，”格列布尼科夫纠正他说，“把他们放出来更省事。”
这一点伯爵倒是认可。
“我听说，”格列布尼科夫继续说道，“你似乎已经安于目前的境况了。”
“作为一个研读过历史的学生和努力生活在当世的人，我承认，我的确没花那么多时间去冥思苦想我的生活本该有多么不同，但我相信，被迫适应某种境况和安于某种境况还是有区别的。”
格列布尼科夫笑了一声，然后在桌上轻拍了一下。
“又来了。我就是因为你这一点才来找你的。”
伯爵也把手里的餐具放下来，饶有兴致地看着他这位东道主。
“我们的国家，亚历山大·伊里奇，正处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期。我们同英法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已经快七年了。听说，和美国也快了。从彼得大帝时代开始，我们扮演的一直都是‘西方国家的穷表弟’的角色。从思想到衣服，我们都对他们羡慕不已。而现在我们将要扮演的却是个完全不同的角色。用不了几年，我们出口的粮食和制造的钢铁将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而且，在意识形态上我们也会超越他们。所以，我们离在世界舞台上占据应有位置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不但必须听得懂，还要能讲。”
“你想学法语和英语。”
奥希普举起杯子，表示认同。
“是的，先生。可我不仅想学语言，还想了解说这些语言的人。我尤其想了解他们的特权阶层，因为掌权的全是那些人。我想知道他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他们心目中的道德规范都包括些什么；他们珍视的价值观都有哪些，鄙视的又有哪些。你可以说，这是为了培养外交技能吧。可像我这样身居高位的人，学习这种技能的时候……还是谨慎点好。”
“您觉得我该怎么帮您呢？”
“很简单。就在这个房间，每个月和我一起吃一顿饭。跟我讲英语和法语。跟我讲讲你对西方社会的印象和看法。而作为交换——”
格列布尼科夫故意把那句话拖得很长，他想暗示自己能帮伯爵的地方非但不少，而且相当多。
可伯爵把手一抬，打断了这段关于利益交换的谈话。
“只要您是博亚尔斯基餐厅的客人，奥希普·伊万诺维奇，我随时都可以为您效劳。”
苦艾酒(15)
十二点十五分，伯爵刚走到夏里亚宾酒吧。这里平日安静得如教堂一般，甚至可以容人们在此祷告和反思，此时却传出一阵声响，这在十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这声响中有笑声，有各种混杂的语言，有小号声，还有交杯换盏的声音。换句话说，就是肆无忌惮的喧哗之声。
是什么带来了这种转变呢？在夏里亚宾，主要变化有三个。一是一种令人喘不过气的名为爵士乐的美国音乐又回来了。该音乐曾经因为其特有的颓废风格而遭到禁止，可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布尔什维克人又开始支持它。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也许是想好好研究一下什么思潮能成功地席卷全世界。不管什么原因，反正此刻，如泣如诉的尖啸声和低沉的砰砰声正不断地从酒吧最里面的小舞台上传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