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新情况是外国记者的回归。革命爆发后，他们被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人直接赶出了国。可这帮记者一个个老奸巨猾。他们把打字机藏好，出国以后，立刻换上别的衣服，刚数到十，他们便又一个个溜到了俄国乡下。所以一九二八年，国际新闻办公室又重新开张了。它设在一幢没有电梯的六层楼房的顶层。大楼的位置十分便利，正好位于克里姆林宫和秘密警察办公的大楼中间，而且刚好与大都会酒店隔街相对。因此，无论是哪天晚上，你都能在夏里亚宾酒吧里遇上十五六个国际记者协会的成员，他们缠着你，一聊就是好半天。而找不到听众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吧台前排成一排，像攀停在岩石上的海鸥一样，七嘴八舌地叫个没完。
紧接着，一九二九年又出现了更加不可思议的变化。那年四月，夏里亚宾酒吧突然来了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而是三名女招待，而且全是年轻漂亮的女孩。她们身穿黑色短裙，裙子下摆还不到膝盖。这些美丽动人的女孩在酒吧的顾客中间来回穿梭。她们苗条的身影，清脆的笑声，芬芳的香水味，为这里平添了一丝高雅的气息。如果说酒吧的记者更乐意说话而不是聆听，那么作为绝佳的共生对象，那些女招待则更愿意洗耳恭听，而不是自己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当然，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她们的工作有赖于此。因为她们每周都要去捷尔任斯基大街街角的那幢阴沉沉的小楼里做汇报。在小楼里头阴沉沉的小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位阴沉沉的小个子。他会把姑娘们无意间听来的谈话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16)
那女招待的这项任务，有没有让记者们因担心自己随心所欲的言论被汇报上去就变得谨小慎微，或者缄口不言呢？
正好相反。外国记者团有个长期有效的赌局：他们中的任何人，只要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传唤，便能获得十美元的奖励。为此，他们故意制造出一些耸人听闻的新闻，并把它们编进了谈话。一位美国人曾“一不留神”泄露了这样一条消息：在郊外某幢大别墅的后院里，一位心灰意冷的工程师根据凡尔纳小说里的规格和尺寸制造了一个大气球。另一位则接着说，有位不知名的生物学家正在用鸡和鸽子搞杂交试验，希望培育出早上能下蛋，晚上还能替人送信的鸟。总之，只要是在女招待们听得到的地方，他们就什么都说，甚至盼着自己说的那番话出现在她们的报告中，并被画上线。等报告交上去以后，它会砰的一声落在克里姆林宫的某张办公桌上。
来到夏里亚宾门口，伯爵便觉得今晚比平时还要热闹些。营造气氛的爵士乐队正在角落里忙活，以期跟上时不时爆发出来的笑声和鼓励声。伯爵从一片喧哗声中穿过去，来到酒吧不为人注意的另一头（这里，天花板和地板之间立着一根条纹大理石柱）。过了片刻，奥德留斯倚靠在吧台上，身子朝伯爵倾过来说道：
“晚上好，罗斯托夫伯爵。”
“晚上好，奥德留斯。今晚这是在庆祝什么呢？”
调酒师把头转向其中一个美国人。
“莱昂斯先生今天被带到‘格别乌’的办公室了。”
“‘格别乌’！怎么会呢？”
“听说有人在佩尔洛夫茶馆的地板上发现了一封莱昂斯先生写的亲笔信——信里有斯摩棱斯克周围军队的动向和火力部属的情报。可当‘格别乌’的人把信往桌上一摆，要求莱昂斯先生做出解释的时候，他却说，自己不过是把《战争与和平》中他最喜欢的那一段在纸上誊写了一遍。”
“哦，是的，”伯爵笑着说，“博罗季诺(17)战役。”
“因为这一成就，他赢得了那笔赌注，这会儿正替在场的每个人买酒呢。但今晚，我们能为您做点什么呢？”
伯爵在吧台上轻拍了两下。
“你这儿会不会碰巧有苦艾酒啊？”
奥德留斯闻言，抬了抬眉头。
这位调酒师太了解伯爵的喜好了。比如，他知道伯爵晚餐前总要喝一杯香槟或者干味美思酒来开胃；他还知道，晚饭过后，伯爵喜欢喝一杯白兰地；而当夜间平均温度降到4℃以下时，他会改成喝威士忌或者葡萄酒。可苦艾酒？他们俩认识十年了，伯爵却从来没点过这种酒。事实上，伯爵从来都不喜欢像糖浆一般黏稠的利口酒，至于那种颜色发绿，据说喝了会使人发疯的酒，伯爵更不会沾了。
但颇具职业风范的奥德留斯除了动了动眉毛，并未有其他任何惊讶的表示。
“我想可能还有最后一瓶。”说完，他把墙上的一扇无缝门打开，然后钻进门里不见了。这个柜子是他用来存放那些更加昂贵或者行家私藏的烈酒。
在酒吧另一端的舞台上，爵士乐队正在演奏一首活泼的曲子。不可否认，第一次听到爵士乐的时候，伯爵并不觉得它有多么吸引人，毕竟他自幼只听那种情感细腻而幽微的音乐，越沉下心来越耐听，而且这些渐弱与渐强、快板与慢板结合的四段乐章是被极其巧妙而有艺术性地编排在一起，而不是被杂乱无章地塞进一个三十音节的曲子里。
可是……
可是，渐渐地他也喜欢上了别的艺术形式。爵士乐，它和那些美国来的记者一样，似乎天生就拥有一种社交能力。它有些任性，习惯将人们大脑里的第一反应和感觉表达出来，但它的表达方式通常是幽默和善意的。此外，它从哪儿来，将要去往何处，对这些问题它似乎毫不关心。不知何故，它身上兼具大师般的自信和学徒般的不谙世故。这样一门艺术居然不是起源于欧洲，这难道不令人惊讶吗？
伯爵的遐想被酒瓶放在吧台上的声音打断了。
“罗贝特产的苦艾酒，”奥德留斯边说边把瓶子倾斜过来，让伯爵看清酒瓶上的标签，“里面恐怕只剩下一两盎司了。”
“好歹就是它了。”
调酒师把瓶里的酒全倒进了一只小高脚杯里。
“谢谢你，奥德留斯。请把这个记到我账上。”
“不必了。算莱昂斯先生请的。”
伯爵转身离开的时候，那位一直霸着钢琴不放的美国人弹起了一首节奏欢快的庆祝香蕉短缺的小曲(18)。过了一会儿，所有记者都跟着唱了起来。换在别的晚上，伯爵或许会留下来看热闹，可今晚他还要参加自己的庆祝会。所以，他把那件极其珍贵的容器端在手里，小心翼翼地穿过拥挤的人群，不让杯里的东西洒出一滴。
伯爵一边沿着楼梯往二楼爬一边想，今晚，我们“三巨头”自己还要大肆庆祝一番呢。
其实，这个计划三年前就已经开始酝酿了。它始于安德烈一句沮丧的评论，却引起了埃米尔的响应。
“只可惜，那是不可能的。”主管叹了一声。
“是不可能。”主厨也摇了摇头，表示同意。
真的不可能吗？
需要的原料一共有十五种。其中六种博亚尔斯基餐厅的厨房常年都有供应。另外五种，只要季节一到，也很容易弄到；问题在于，尽管总的来说，如今物资已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剩下那四种还是极其罕见的。
一开始时他们便一致同意，这件事要做就绝对不能凑合，既不能图省事，也不能用替代物。要么就来一整场交响乐，要么就干脆一个音符都不弹。所以，“三巨头”得格外耐心和谨慎。他们得去求人，跟人交换，与人商量或者串通，有必要的话，还得搞些欺骗。有三次，他们离实现梦想仅咫尺之遥，却都在最后一刻因为突然出现的意外事件（一次是出了个小意外，一次是模具出了问题，还有一次是被老鼠坏了事）而功亏一篑。
可从这周一开始时，所有的好运气似乎都凑到了一块。埃米尔的厨房里已备足了其中九样所需的原料；与此同时，本该被送到民族饭店去的整整四条黑线鳕和一篮子贻贝被阴差阳错地送到了大都会酒店。这样，第十和第十一种原料也一步到位了。“三巨头”马上聚在一起讨论了一番，最终决定：安德烈打电话找人帮忙，埃米尔去同别人交换物品，而伯爵呢，得去找一趟奥德留斯。这样，第十二、十三和十四种原料又都齐了。第十五种呢？那得到稀有奢侈品专卖店去才行，也就是说，得去那些为党内最高级别的干部提供服务的商店。伯爵向某位人脉颇广的女演员偷偷询问了一下。说来也怪，没过一会儿，一个没有署名的信封便从门底下被塞进了他的屋子。所有十五种原料都弄到手后，“三巨头”的耐心即将获得回报。不出一小时，他们便能重新体验到那繁复而精致的调味、绝妙的蒸馏，以及既浓郁又神秘的滋味，就像——
“同志，晚上好。”
一闻此声，伯爵的身体不禁僵住了。
他犹豫了片刻，才缓缓转过身来，只见大都会酒店的助理经理像壁龛里的幽灵一样冒了出来。
和棋盘上他的那位同行一样，大都会酒店的这位“主教”从来不走横线或者竖线，而是走斜线：沿着对角线从一个角走到另一个角，绕过盆栽植物，或者从门上的破洞里直接穿过去。你永远只会在视线外沿发现他，如果你真能发现他的话。
“晚上好。”伯爵答道。
才相互看了一眼，他们便怀疑起对方来。两人都满腹狐疑。“主教”把身体往右一斜，脸上露出一副闲得无聊的好奇表情。
“你这是在那儿干吗呢……”
“在哪儿干吗？”
“就是那儿，你背后。”
“我背后？”
伯爵把手慢慢地从背后挪到了身前，然后，他把手掌转过来竖直展开，表示手里并没有东西。“主教”那张笑脸向右上角抽搐了一下，微笑立刻变成了假笑。伯爵也同样朝他笑了笑，然后礼貌地点了点头，转身便要离开。
“去博亚尔斯基餐厅吗……”
伯爵停下脚步，又转过身来。
“是。说得对。是去博亚尔斯基餐厅。”
“不是已经打烊了吗……”
“是。我可能把笔落在埃米尔的办公室了。”
“啊。我们的大诗人把笔给丢了。现在它会在哪儿呢……嗯？假如厨房里没有，也许你该到你那件中国工艺品的蓝色宝塔里去找找。”“主教”脸上仍挂着假笑。他转过身，沿着走廊的对角线走远了。
伯爵一直等到“主教”从他的视线里消失，才急忙朝相反的方向走，嘴里同时喃喃自语：
“现在它会在哪儿呢？也许就在你那座蓝色的宝塔里……还挺幽默。他这么个连‘牛’与‘流’韵都不分的家伙，说话还吞吞吐吐的。”
自从“主教”被提拔后，他问别人话时似乎都会在句尾添上个省略号。可别人听了心里会怎么想呢……谁敢这么跟我说话，我就给谁一拳吗……这不是跟审问一样吗……他貌似是在提问，可他其实并不需要别人回答，因为他心里早就已经拿定了主意。
当然。
伯爵径直走进博亚尔斯基餐厅，安德烈特意没锁。他穿过空荡荡的大厅，推开那张双开弹簧门来到厨房。只见主厨正在厨案前将结球茴香切成细片，旁边的四根芹菜像斯巴达勇士一样整齐地排成一行，仿佛准备慷慨赴死。芹菜旁边是已经切好的黑线鳕肉片，还有一篮贻贝。炉子上搁着一只大铜锅，正像轮船一样突突地往外冒着蒸汽，让屋里人误以为自己正置身于大海之上。
埃米尔从茴香上抬起目光，和伯爵对视了一眼，他笑了。从这短短的一瞬，伯爵便看出主厨今天心情不错。下午两点，他就有了“毕竟我们还有些东西尚未失去”的感觉，而到了午夜十二点半，他更加坚信，明天太阳一定会升起，未来必是一片光明；他也毫不怀疑，绝大多数人都有着一颗善良而慷慨的心。说到底，无论什么事，终归会有最好的结果。
主厨顾不上跟伯爵打招呼。手里的刀没有丝毫停顿，他只是把头歪一歪，冲着旁边的小桌子示意。小桌子是他从办公室搬到厨房来的，正耐心地等人来收拾。
然而做事情需讲个轻重缓急。
伯爵小心翼翼地把那只小高脚酒杯从他的后裤兜里取出来，轻轻地放在了案台上。
“啊！”主厨边说边在围裙上揩了揩手。
“这么多够了吗？”
“意思意思就行。这个只是点缀。一种影射。只要是真货，那就应该足够了。”
埃米尔把小指在苦艾酒里蘸了蘸，然后伸到嘴里舔了舔。
“好极了。”他说。
伯爵从存放桌布的柜子里挑了一张合适的，啪的一声在桌子上方抖开，再让它缓缓落到桌面上。在他铺桌布的同时，主厨吹起了口哨。伯爵一听便笑了，因为他听得出，那正是昨晚他在夏里亚宾酒吧听到的那首歌。这时候，通往后面楼梯的门开了，安德烈用胳膊兜着一堆橙子从外面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橙子多得都快从他的臂弯里溢出来了。安德烈走到埃米尔旁边，弯下腰，让橙子滚落到案台上。
橙子顿时像一群发现监狱大门突然敞开的囚犯，一个个在桌上狂奔起来，唯恐失去逃跑的机会。安德烈赶紧伸出胳膊围成一个圈，把橙子挡在中间。可还是有只橙子主管没能够着，它一下蹿到了厨案的另一边，直奔那杯苦艾酒而去。埃米尔见势不妙，顿时停住手里的刀，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猛跃一步，一把将酒杯抢在了手里。而那只橙子，似乎越来越自信，它先是跑到茴香的后面，接着从案台上跳下来，砰的一声砸在地板上，然后朝门口逃去。可就在这最后一刻，那扇把埃米尔的厨房与外部世界隔开来的门被人往里推开了。橙子一碰到门，便沿着地板朝着与刚才相反的方向滚了回去。与此同时，“主教”站在了门口。
“三巨头”僵住了。
“主教”朝西北方向走了两步，仔细打量着现场。
“晚上好，先生们，”他的语气颇为友善，“都这时候了，你们还在厨房里干什么呢……”
安德烈急中生智，伸手指了指厨案上的那堆食物。
“我们在盘点库存。”
“库存……”
“对。每季度都得盘点一次。”
“当然，”“主教”脸上挂着他那教士般的微笑答道，“谁命令你们搞季度盘点了……”
随着“主教”和餐厅主管之间的对话逐渐展开，伯爵注意到，厨房门刚打开时脸色惨白的埃米尔现在脸上已慢慢恢复了颜色。一开始，“主教”刚跨过门槛走进厨房时，埃米尔的双颊略微现出了粉红的颜色。当“主教”问“你们还在厨房里干什么呢”时，粉红色已变成了玫瑰红。而当他问“谁命令你们……”的时候，怒不可遏的主厨已气得连颈部和耳朵上都变成了紫色。他此刻的神情给人的感觉就是，谁敢在他的厨房里用这种语气质问他，谁就是在找死。
“谁的命令？”主厨说道。
“主教”的目光这才从安德烈转向了埃米尔。他显然被主厨身上判若两人的变化惊呆了。他似乎在颤抖。
“谁的命令？”主厨又重复了一遍。
忽然，埃米尔一把操起他那口砍肉刀，目光却一刻也没从“主教”身上离开过。
“谁的命令！”
说着，埃米尔朝前跨了一步，同时，他那只砍肉的手高举过头顶。一见此状，“主教”那张脸顿时变得跟黑线鳕一般煞白。接着只见厨房门转动了一下。“主教”已经跑得没影了。
安德烈和伯爵把目光从门口收回来，朝埃米尔看去。安德烈睁大着双眼，满脸惊讶，他伸手指了指埃米尔仍高高举在空中的手。原来，主厨刚才一怒之下操起的并不是他的砍肉刀，而是一根芹菜。那根芹菜上的小绿叶子此刻正在半空中瑟瑟发抖。“三巨头”不约而同地大笑了起来。
凌晨一点，三位“同谋者”都已就座。他们面前的桌上只摆着一支蜡烛、一条面包、一束插在瓶里的玫瑰，还有三碗法式海产什烩。
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才把各自的汤匙伸进面前那碗炖菜汤里。可埃米尔耍了个心眼。当安德烈和伯爵把各自的汤匙举到嘴边时，埃米尔的汤匙仍停留在他的碗的上方，因为他想好好观察两位朋友尝完第一口之后的反应。
伯爵知道有人在盯着自己。他索性把眼一闭，专心去体会那种滋味。
怎么形容它呢？
你首先得尝尝那汤。那是用鱼骨、茴香和西红柿煨出来的，带有浓郁的法国普罗旺斯的味道。然后，你还得品一品那鲜嫩的黑线鳕鱼片和韧劲十足的海生贻贝。这两样都是从渔人码头买来的。你也许还会有些吃惊，因为你能从那里头品到西班牙橙子特有的热情和奔放，以及只有在小酒馆才喝得到的苦艾酒的滋味。所有这些不同的感觉以某种方式汇聚并被编排在了一起，然后藏红花又为之增色。你仿佛看见，从希腊丘陵上收获的夏日精华，由骡子运到了雅典，然后被三桅小帆船载着横穿了整个地中海。换句话说，只要尝上一口，你就能立刻感觉到，自己仿佛置身法国的马赛港——那个满街都是水手、小偷和漂亮女人，到处充满着夏日的阳光、鲜活的语言和生命的地方。
伯爵睁开眼睛。
“好极了(19)。”他说。
放下汤匙的安德烈优雅地合上双手，无声地鼓着掌，以示对主厨的钦佩。
主厨眉开眼笑地冲他的朋友们鞠了个躬，这才开始享用这道他们翘首以盼的美味。
在接下来的两小时里，“三巨头”的每一位成员都吃了满满三大碗法式海产什烩，此外，他们还各喝了一瓶酒，并且轮流说起了心里话。
这几位老朋友都在谈些什么呢？没有什么是他们不谈的！他们分别谈起了各自在圣彼得堡、明斯克和里昂的童年；谈起了他们各自的初恋和第二次恋爱；谈到了安德烈四岁的儿子和埃米尔已有四年历史的风湿性腰痛；谈到了往昔，也谈到了憧憬和美好。
埃米尔很少在这个时间还醒着，此刻却正处于一种前所未见的亢奋状态。听着大家讲起各自年轻时的故事，他笑得前仰后合，原本用来擦嘴的餐巾大部分时候都被他拿来擦笑出来的眼泪了。
那最为精彩的(20)部分呢？是凌晨三点时，安德烈说起昔日他在“大帐篷”的往事。本来，他只是随口一提。
“嗯？什么？在什么地方？”
“你是说‘大帐篷’？”
对。就是杂技团。
安德烈由父亲一人带大。一直鳏居的父亲醉酒之后常常对他拳打脚踢。十六岁那年，安德烈离开家，加入了一个巡回演出的杂技团。也就是和这个班子一起，他于一九一三年来到莫斯科。后来，他与阿尔巴特街上的一位书商的女儿坠入了爱河，然后便同杂技团“分手”了。两个月后，他被博亚尔斯基餐厅雇用，从此当上了餐厅服务员。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待在了这里。
“你在杂技团都干了些什么？”伯爵问。
“演杂技，”埃米尔启发他说，“还是扮小丑？”
“驯狮子？”
“我玩杂耍。”
“不可能。”埃米尔说。
像是对他的话做出回应一般，餐厅主管从桌旁站起来。他从厨案上取来三只还没用的橙子。他手里握着水果，身体站得笔直。应该说，由于刚刚喝过酒，他的身体还略微倾斜着，像是十二点过两分的样子。他顿了顿，便将那几只球状物抛了起来。
老实说，伯爵和埃米尔对他们这位老朋友的话还有些不信。可等他真的开始耍起来，他们心里别提有多惊讶了：以前怎么一点都没看出来呢。安德烈的那双手简直是上帝特意赋予他用来玩杂耍的。他的动作是那么灵巧，几个橙子在他手中就像在自行运动。更妙的是，它们动起来时就像一个个受到某种引力的星球，那股引力在推动它们向前运转，同时不至于让它们逃到外太空去。而站在这些星球面前的安德烈，似乎只是把它们从既定的运行轨道中摘出来，又重新放回去，让它们顺着自然的方向不断追逐。
安德烈手上的动作是那么轻盈，那么有节奏，一旁观看的人甚至差点被他催眠。但事实上，埃米尔和伯爵都没注意到，“太阳系”里不知什么时候又突然多了一个橙子。只见安德烈的双手优雅地上下翻飞，四个橙子便全被他抓在了手里。他弯下腰来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回轮到伯爵和埃米尔鼓掌了。
“我敢肯定，你在杂技团扔的肯定不是橙子。”埃米尔说。
“不，”安德烈一边把橙子小心地放回到厨案，一边承认道，“我扔的是刀子。”
伯爵和埃米尔嘴边的“不信”还没说出口，安德烈便从抽屉里拿出了三把刀，即刻耍了起来。这回可不是什么行星了。它们就像一台穷凶极恶的机器的部件，在空中旋转着。蜡烛照在刀刃上，反射出点点寒光，使得那台机器的冷酷感变得愈加强烈。然后，就像它们被催动时那般猝不及防，几把刀的刀柄眨眼间又被安德烈稳稳地抓在了手里。
“啊，这玩意儿你也能同时玩四把？”伯爵带着揶揄的口吻说。
安德烈一言不发，走回装刀具的抽屉跟前；没等他把手伸进去，埃米尔便已站起身来。他脸上带着小男孩被街头魔术师迷住的神情，害羞地从人群中走上前，把他那把切肉刀递了过去。十五年以来，除了他自己，还从未有第二个人有幸碰过这把刀呢。安德烈冲埃米尔郑重其事地鞠了一躬，把刀接了过去。待他将四把刀全都抛起来之后，埃米尔仰坐在椅子上，眼含热泪，目睹着他那把钝刀在空中轻盈地翻飞。他一定觉得，此时此刻，世界已经变得至善至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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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三点半，伯爵摇摇晃晃地爬上楼，侧身进了房间。他穿过壁橱，把口袋里所有的东西都抖到书架上，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他一边满意地感叹了一声，一边往椅子里坐了下去。这时，海伦娜正从墙上的画像里，面带温柔地冲他默契地微笑着。
“是，是，”他承认说，“回来得是晚了点，我是有点醉了。可事出有因，今天是很重要的一天。”
像是为了强调自己刚才说的话，伯爵从椅子里一跃而起，抓着衣服上的皱褶把他的夹克扯了过去。
“你看见这颗纽扣了吗？我想让你知道，它是我自己缝上去的。”说完，他坐回椅子里。伯爵端起白兰地喝了一口，沉思了起来。
“她说得太对了，你知道吗？我说的是玛丽娜。完全正确，绝对正确。”伯爵又叹息了一声，然后跟妹妹聊了起来。
他解释道，自从人类学会讲故事以来，死神都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降临的。在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中，他总是悄无声息地摸进城来，要么栖身在旅馆的房间里，要么潜伏在小街僻巷中，或在集市上游荡。然后，就在故事的主人公从日常的繁忙中得到喘息之机时，死神就找上门来了。
伯爵承认，这样好是好，但有个事实却从来没人提过：生命之神与死神一样狡猾。他也可能会穿上带帽兜的斗篷，也可能摸进城去，潜伏在街边小巷，或是躲在小酒馆后面相机行事。
难道他不就是这样找上米什卡的吗？他不就是这样从书堆后面找到他，把他引出图书馆，然后在一个能俯瞰着涅瓦河的僻静之处牵住了他的手吗？
难道他不就是这样找到了家在里昂的安德烈，然后把他招到马戏团的大帐篷底下的吗？
伯爵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然后站起身来。他想去拿白兰地的瓶子，可脚下一绊，撞在了书架上。
“对不起，先生(21)。”
伯爵给自己倒了很少的酒，就一滴，甚至一口都不到，便跌落回椅子里。然后，他举着手指，在空中轻轻挥舞着，继续说：“公有财产全部集体化，海伦娜，富农被废除私有财产。很可能，这很有可能。甚至越来越有可能了。但这是历史的必然吗？”
“必然”二字刚一出口，伯爵便会意地笑了，不禁摇了摇头。
“让我跟你讲讲什么叫必然。生命之神迟早会找上尼娜，这才是必然。尽管她那股清醒冷静的劲儿和圣·奥古斯丁有的一比。可她太机警，也太活泼了，她几乎无法摆脱生命之神的手，然后独自走开。生命之神会跟着她上出租车，和她不期而遇，影响她的喜怒哀乐。为了达到目的，他会诉诸乞求、交换、勾结，有必要的话，还会使用包括欺骗在内的各种手段。”
“什么世道。”伯爵最后又叹了口气，然后在椅子里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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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清晨，他的视线尚有些模糊，头也还有点酸痛。伯爵给自己倒了第二杯咖啡，然后就在椅子里稳稳地坐着。他把身子侧向一边，伸手到他的夹克里去拿米什卡的信。
可信不在了。
伯爵清楚地记得，昨天从酒店大堂离开的时候，自己明明把信掖入了夹克的内口袋里。后来在玛丽娜的屋里补纽扣的时候，信都还在。
一定是在他把衣服挂在安娜家的椅背上时，信从衣兜里掉了出去，他想。喝罢咖啡，伯爵下楼来到311号房间。没想到，那里房门大开，屋里的柜子全都空了，连垃圾桶都是空的。
实际上，那封伯爵只读了一半的米什卡的来信并未遗落在安娜屋里。凌晨三点半，进屋之后，他把口袋里的东西都倒了出来。后来他又跌跌撞撞地去拿白兰地，结果那封信被他一碰，掉进了书柜和墙壁之间的缝隙，后来也一直留在了那里。
这也许倒是一个合理的结果。
因为，尽管米什卡在涅瓦大街的漫步，以及他那浪漫忧伤的诗句深深地打动了伯爵，可那些诗句并不是米什卡自己写的。它们是一九二三年马雅可夫斯基站在椅子上演讲时脱口朗诵出来的。米什卡引用那些诗句，其实与他和卡捷琳娜的第一次牵手没有关系。他之所以引用那些诗，以及给伯爵写那封信，是因为在四月十四日那天，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这位卓越的革命诗人，用一把道具手枪射穿了自己的心脏。
附
六月二十二日早晨，当伯爵正四处翻着口袋寻找米什卡的那封信时，尼娜·库利科娃和她的三位同志怀着满腔的干劲、兴奋感和使命感，登上了前往伊万诺沃的火车。
自一九二八年第一个五年计划颁布以来，成千上万的同志不知疲倦地在城市中心赶建发电厂、钢铁厂和重型机器制造厂。随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工程的展开，生产粮食的地区能否跟上形势便变得至关重要。农业生产必须有大的飞跃才能满足城市对面包日益增长的需求。
为了给这一宏伟计划铺平道路，将多达一百万的富农流放到各个地区变得很必要。可这些被视为投机商和人民公敌的人恰好成了当地最能干的农民。而剩下的农户，他们用仇恨和怀疑的眼光看待新引入的农业方法与技术，哪怕很小的创新都会遭到他们的抗拒。同时，本该在新时代大显身手的拖拉机又供不应求。恶劣的天气使得这些困难雪上加霜。结果，农业生产陷入了崩溃。然而对农村地区来说，为城市居民提供粮食是强制性的命令，于是，尽管农业歉收，但在枪口的威逼之下，缴纳粮食的配额和征购量依然有增无减。
一九三二年，在这些无法抵御的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旧俄罗斯境内的大多数农业省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仅在乌克兰就有数百万农民饿死。(22)
但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这些都要等到不远的将来才会发生。当尼娜乘坐的火车终于抵达伊万诺沃的边远地区，跃入她眼帘的是田野上一望无际的小麦幼苗，它们被微风吹弯了腰。这美丽的风光令她陶醉，令她觉得，她的生命才刚刚开始。
* * *
(1) 原文为法语：Mon Dieu。
(2) 希腊神话中吕底亚的科洛丰人伊德蒙的女儿，善织绣。
(3) 格别乌（OGPU）成立于1923年，它取代早前的“契卡”成为俄国秘密警察的中央机关。而1934年，格别乌又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取代。到了1943年和1954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又相继被国家安全部和克格勃取代。从表面上看这也许很混乱，但好在秘密警察与政治党派、艺术运动和时尚流派都不一样，后几个常常会被彻底地重新塑造，而秘密警察的风格和目的却永远万变不离其宗。——作者注
(4) 原文为法语：Bravo，monsieur。
(5) 原文为德语：Guten tag。
(6) 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于1917年11月7日，俄历是10月25日。
(7)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8) 前人民，特指俄国十月革命后失去地位和身份的贵族、军阀与官员。
(9) 在苏联最早期的数年中，布尔什维克人怎么能够容忍女演员家中有镀金的椅子和路易十四风格的带镜梳妆台呢？他们又怎么能容忍这些物品同样出现在他们自己的公寓里呢？很简单。他们在每件高档家具的底部都会钉上一块小铜牌，牌子上刻着数字。他们用这个数字来识别那些属于人民的巨额财产中的每一件物品。这样，一位优秀的布尔什维克人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在豪华的红木大床上酣然入睡，因为他知道，那张床并不是他个人的；而且，尽管他公寓里摆的全是豪华贵重的古董家具，但他的真实财产比叫花子也多不了多少！——作者注
(10) 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他在神的帮助下捕获了飞马。
(11) 古希腊的一种七弦琴。
(12) 乌克兰东部城市。
(13) 光流强度的物理单位。
(14) 《圣经》故事里的一个巨人，他身形巨大，比牧羊人大卫更健硕高大，却被大卫杀死。
(15) 苦艾酒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被禁止酿造或在一般的酒类商店售卖，而仅限于医学用途，直到2000年左右才被欧盟解禁。这种酒私底下又被称为割耳酒。据传，美术大师凡·高生前很爱喝这种酒，尤其当他缺乏灵感时，他一定要去小酒馆喝这种酒。喝完后他便开始出现幻觉，并疯狂作画。有人说，他就是因喝下了这种酒才割下了自己的耳朵。
(16) 是的，这张阴沉沉的桌子背后那位阴沉沉的小个子不仅要把女招待们收集到的信息都记录下来，而且还要保证她们愿意继续执行这项任务。他会不断提醒她们，这是对自己的祖国应尽的责任，以及若他要想让她们丢掉餐厅的工作，那真是太容易了。如果有必要，他还会做出一些更加不吉利的暗示。然而，我们还是先别急着谴责这个家伙。
因为他本人从没去过夏里亚宾酒吧，也不曾在博亚尔斯基餐厅里用餐。他被分配的是一种间接体验到的生活。在这种生活里，他与各式各样的经历都保持着距离，并且他所有的感知都是二手的。他的生活里没有喇叭声，没有交杯换盏的声音，也没机会看见年轻女人裙子底下露出的膝盖。他就像是科学家的助手，他的全部任务就是把汇报人的原话记录下来，无须美化和发挥，然后把总结交给他的上司。
公平地说，他工作起来毫不懈怠，在他的部门里，人们甚至称他为“高人”。因为整个莫斯科都找不出第二个人能写出他那样单调乏味的报告。几乎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他把那种不抒发己见，没有一句妙语、隐喻、明喻和类比（其本质就是想方设法地把语言中的诗意剔得干干净净）的文字完善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事实上，倘若那些被他尽心尽力记录在案的记者有机会一睹他的杰作，他们一定会向他脱帽致敬。他们会承认，只有他才真正把握住了“客观”的精髓。——作者注
(17) 位于莫斯科西部的一个村庄。1812年9月7日，拿破仑在这附近击败了保卫莫斯科的军队，但法军进占莫斯科后不久，又被迫撤退。
(18) 《是的！我们没香蕉了》是1922年的百老汇剧《干脆点》（Make It Snappy）中的一首幽默歌曲。
(19) 原文为法语：Magnifique。
(20) 原文为法语：Pièce de résistance。
(21) 原文为法语：Excusez-moi，monsieur。
(22) 对众多和尼娜一样投身农村成为“生产突击队员”的有志青年来说，他们在农村的所见所闻让他们对党的忠诚受到了极大的考验。可在俄国绝大多数地区，乃至世界上别的地方，人们根本无从了解这场人为造成的灾祸。因为正如农民被禁止进城一样，城里的记者也被禁止到农村去；私人信件的投递已被中断；客运列车上的玻璃窗都被涂成了深色，人们根本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事实上，封锁这场危机的全部消息的努力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当乌克兰饿死上百万人的消息泄露出去之后，《纽约时报》驻俄国的首席记者沃尔特·杜兰蒂（他也是夏里亚宾酒吧那帮记者的头儿之一）居然撰文表示，有关苏联爆发饥荒的谣言严重夸大了事实，而且它们很可能是鼓吹反苏的机构杜撰出来的。所以，外界也只能耸耸肩膀而已。而就在这场犯罪仍在持续之际，杜兰蒂被授予了普利策奖。——作者注
一九三八年
到达
我们不得不承认，三十年代初期俄国的形势极其严峻。
除开农村饿殍遍野，一九三二年那场饥荒还使大批农民迁徙到了城市。这又导致了城市住房过度拥挤，必需品短缺，以及流氓无赖横行。而与此同时，在城市中心，即使是最健壮的工人也会因为长时间的劳动而精疲力竭；艺术家们也面临着能想什么与不能想什么的各种限制。教堂要么已被关闭，要么被改作其他用途，要么被夷为平地。革命英雄谢尔盖·基洛夫遭到暗杀之后，国家又借机整肃了一大批政治上的不可靠分子。
然而，紧接着，在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召开的首届斯达汉诺夫(1)全联盟大会上，斯大林亲口宣称：我们的生活已得到极大的改善，同志们，生活更幸福了……
是的，这番话倘若是从一般政客嘴里说出来，人们只会把它当成地上的灰尘和碎线头。可当它从“索索”的嘴里说出来时，人们便觉得没有理由不去信它。因为，这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通常会在次要的讲话中用次要的表述，发出他的思想已经改变的信号。
事实上，在发表这一讲话的前几天，“索索”在《先驱论坛报》上看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三位健康的布尔什维克女孩，她们站在工厂的大门前，都身穿共产党员最喜爱的短束腰上衣，头上扎着方巾。看到这样的图片，他通常会觉得无比温馨。然而，这一次，党中央的总书记却突然醒悟过来，从西方新闻界的角度看，这样一身简单的服饰也许是在向世界表明，俄国在实行了十八年共产主义制度之后，女孩们至今过的仍是和农民一样的生活。因此，那句意义重大的宣言便被塞进了他的讲话，而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也因此改变。
因为，从《真理报》上读到人们的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之后，细心的共产党官员便会明白，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已经到来：既然革命已经取得了彻底胜利，现在到了党不仅允许而且鼓励多一点个人魅力、多一点奢华、多一点欢声笑语的时候。不出数星期，此前一直被禁止的圣诞树和吉卜赛音乐便隆重回归了；外交部部长的夫人波利娜·莫洛托娃，担起了推出第一款苏联香水的重任；新光厂（借助于进口机械）接到了每天生产一万瓶香槟的任务；政治局委员们纷纷脱下了身上的将军制服，换上了量身定制的西装；勤劳的女工们走出工厂大门后，也不再打扮得像农民似的，而是跟香榭丽舍大街上的女孩子一样。(2)
所以，和《创世记》中那位开口闭口要有这个，要有那个，然后就果真有了这个和那个的家伙一样，当“索索”开口说“同志们，生活已经改善”时，生活就真的改善了。
举个例子吧：此时，两位年轻女士正沿着库兹涅茨基地铁站漫步，她们都穿着颜色鲜艳，突显腰身，下摆到小腿的裙子。其中一位甚至戴着一顶非常惹眼的黄帽子。斜斜的帽边底下，是一双有着长睫毛的美丽眼睛。在她们的脚底，一条崭新的地铁列车正在隆隆的轰鸣中繁忙地运转着。她们走到楚姆百货商场的三扇巨大的玻璃橱窗时，停下了脚步。橱窗里陈设的帽子、手表，还有高跟鞋，堆得像金字塔一样高。
当然，这些女孩仍然住在拥挤的公寓里，仍然在共用的水槽里洗她们漂亮的衣裙。可她们往商店橱窗里张望的时候是怀着满腔的怨恨的吗？丝毫也不是。她们也许带着羡慕，也许会好奇地睁大双眼，但绝不会带着怨恨。因为楚姆百货商场的大门不再对她们关闭。该店长久以来只对那些外国人和党的高级官员服务，而从一九三六年起，该店开始向全体公民开放，只要你能用外币、银子或黄金付款就行。事实上，楚姆百货商场的最底层有一间设施齐全的办公室。在那里，一位老谋深算的先生会将你祖母的珠宝首饰按半价折成店里的购物积分给你。
你看，生活更幸福了不是？
所以，她们对着橱窗里摆设的货物称羡良久，想象着自己有一天也能拥有一套能在壁橱里像这样摆下很多帽子、手表和鞋的公寓。然后，我们这对迷人的姑娘才继续向前走，边走边兴致勃勃地聊起了那两位和她们约好一起吃晚饭并且颇有些背景的小伙子。
到了特维尔区，她们在路边等着穿过车流间隙，再快速过了街，走进对面的大都会酒店。她们走过礼宾服务台，直奔广场餐厅而去。她们所不知道的是，一位相貌出众、头发微白的先生一直在用仰慕的目光注视着她们……
“啊，春天都已经过完了。”伯爵对正在整理晚餐预订名单的瓦西里说，“从姑娘们的裙子就看得出来。我敢打赌，一直到晚上七点，特维尔大街上都还会有21℃。再过些天，小伙子们便会到亚历山大花园里偷花送给他们心爱的姑娘了。埃米尔也会开始在他做的菜里头加豌豆了。”
“你说得一点也不错。”瓦西里用一种图书管理员与大学者交谈的口吻答道。
事实上，那天早些时候，入季以来的第一批草莓已被送到了厨房。埃米尔还特意塞了几颗给伯爵，让他第二天早餐的时候吃。
“绝对没错。”伯爵说，“夏天已经到了，接下来是悠长且无忧无虑的日子。”
“亚历山大·伊里奇。”
伯爵忽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便转过身来。只见自己身后站着一位年轻女士，只不过，这位穿的是长裤。她大约五英尺半的身高，一头笔直的金发，一双淡蓝色的眼睛，外加一份少见的从容。
“尼娜！”他不禁叫出了声，“真没想到会是你。我们都好久没你的消息了。你什么时候回莫斯科的？”
“我能和你谈一会儿吗？”
“当然。”
伯爵意识到尼娜的来访可能跟她个人有关，便跟着她离开了礼宾服务部，走到了一旁。
“是关于我的丈夫——”她开口说道。
“你丈夫，”伯爵插嘴道，“你都已经结婚了！”
“是的，”她说，“我和里奥结婚六年了。我们俩都在伊万诺沃工作——”
“啊，我记得他！”
伯爵的打断让尼娜有些无奈，她摇了摇头。
“你不可能见过他。”
“你说得没错。我们是没正式见过面，但你离开这儿之前，有一次他和你一起来过酒店。”
一想起那天那位英俊的共青团队长支走其他人，一个人留下来等尼娜的神态，伯爵不由得笑了起来。
尼娜使劲想了想，还是记不起自己什么时候和丈夫来过大都会酒店。她只好挥了挥手，意思是说他们有没有一起来过酒店并不要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