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部接一部的片子似乎都在争先恐后地将美国描绘成一个充斥着腐败和残忍的国度；在那里，正义者都是乞丐，善良的人都是傻瓜；在那里，忠诚就像薄纸片一样脆弱，而个人利益则如钢铁般坚不可摧。换句话说，他们将资本主义的真实嘴脸原封不动地表现了出来。
“这怎么可能发生呢，亚历山大？他们怎么会允许这些电影被拍出来呢？难道他们就没意识到这些电影正在撬动他们的制度基石吗？”
在所有类型的明星当中，没有谁比亨弗莱·鲍嘉更能吸引奥希普了。除了《卡萨布兰卡》（奥希普认为它是给女人看的），他们把鲍嘉演的所有电影都看了至少两遍。无论是《化石森林》《江湖侠侣》还是《马耳他之鹰》，奥希普都极其赞赏该演员的硬汉形象，他讥讽的言辞，以及他一贯的喜怒不形于色。“你注意到了吗？在电影的开始，他总是显得很不合群，很冷漠，可一旦他被激怒，亚历山大，他比谁都愿意去做那些应该做的事。他比谁都具有洞察力，行动起来也更坚决，而且从不后悔。这才是真正意志坚定的人。”
在黄厅里，奥希普吃了两大口埃米尔用鱼子酱汁炖的牛肉，又喝了一口格鲁吉亚酒，然后才抬起头来；这时，银幕上出现的正好是金门大桥的画面。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萨姆·斯佩德又被一位迷人而神秘的旺徳利女士找到，并给他送来了一笔生意。而斯佩德的又一位合伙人被人在小巷里枪杀，几小时之后，弗洛伊德·瑟斯比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
这次，又是乔尔·卡伊罗，也就是“胖子”，他和布里吉德·奥肖内西二人暗中串通，在斯佩德的威士忌里下了药，然后朝码头奔去，他们的企图眼看就要得逞。在斯佩德处理他头上的伤口之际，一个身穿黑衣、头戴黑帽的陌生人闯进他的办公室，把一袋钱扔在地板上，然后便倒在沙发上死去了。
“你觉得俄国人特别野蛮吗，奥希普？”
“这是什么意思？”奥希普轻声问道，仿佛旁边还有人，而他不想打扰他们。
“你觉得我们在骨子里是不是比法国人、英国人或者这些美国人要野蛮一些？”
“亚历山大，”奥希普低声说道（斯佩德正把死者的血从自己的手上洗掉），“你究竟在说些什么呀？”
“我是说，我们是不是比其他人更倾向于毁掉自己创造的东西？”
奥希普的眼睛本来一刻也没离开过银幕，可一闻此言，他立刻转过头来紧紧地盯着伯爵，眼里满是难以置信的表情。接着，他突然站起身，咚咚几步走到放映机前，暂停了电影，而此刻银幕上的斯佩德刚把那袋钱放在桌上，并从兜里掏出一把小折叠刀来。
“你可能还没看出这里正发生什么事吧？”他一边指着银幕一边说，“从东亚到圣弗朗西斯科港的旅途上，雅各比船长一共中了五枪。他从燃烧的船上跳下来，跌跌撞撞地穿过整座城市，用尽了最后一丝气力，为我们的斯佩德同志送来了那个外面包着纸并用绳子捆着的神秘包裹。而你却在这个时候来谈一些空洞的理论！”
伯爵转过身，抬起手挡住投影机里射出的眩光。
“可是，奥希普，”他说，“他打开包裹的那一段我们看了不下三遍。”
“那又怎么啦？《安娜·卡列尼娜》你读过不下十遍，我敢打赌，读到她卧轨自杀的那一段时，你还是会痛哭流涕。”
“可那完全是另一码事。”
“是吗？”
接下来是沉默。然后，奥希普气恼地关了投影机。他重新打开灯，回到了桌边。
“好吧，我的朋友。我看得出，你有心事。说吧，看看我们能否帮你把问题想通，否则，咱们的学习也没法进行。”
于是，伯爵把与米什卡的交谈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奥希普。事实上，是他向奥希普转述了米什卡对莫斯科被焚毁、雕像被推倒、诗人被禁言以及一千四百万头牛被屠杀等事情的看法。
适才有些恼怒的奥希普此刻却听得非常认真。听到米什卡的某些观点时他偶尔会点点头。
“好吧，”伯爵一讲完，他便说，“让你觉得不安的究竟是什么，亚历山大？是你朋友的话使你震惊？它伤害到你的感情？我明白你是担心他的心态不正常；也许他的观点是对的，可他的情绪不对。难道没有这种可能吗？”
“你什么意思？”
“就像《马耳他之鹰》一样。”
“奥希普，得了吧。”
“不，我是认真的。那只黑色的鸟，它不就是西方文化的象征吗？而那座雕塑是十字军东征的骑士们用金银珠宝建起来向国王致敬用的，它早已成为教会和君主制的标志，而欧洲所有的艺术和思想都是在这些贪得无厌的制度与机构上创造出来的。谁又能断言，他们对西方文化的爱和电影中那个‘胖子’对他那只鹰的爱一样，没被人误导且没被人利用呢？也许正是需要扫除这种观念，他们的人民才有希望取得进步。”
说到这里，他的语气变得柔和起来。
“布尔什维克人不是西哥特人(6)，亚历山大。我们不是攻进罗马城以后，出于愚昧和妒忌把那里的文明尽皆毁灭的野蛮人。正好相反，一九一六年的俄罗斯才是个野蛮的国度。它是全欧洲文盲率最高的国家，它的大部分人仍生活在改良的农奴制之下：人们仍旧用木犁耕地，晚上回到家不是打老婆就是喝伏特加，一直喝到酩酊大醉，然后瘫倒在椅子上，睡到黎明然后再跑到东正教的圣像面前极尽谦卑地祷告一番。也就是说，他们的活法和五百年前他们的祖辈一样，没有丝毫区别。也许，正是我们对那些雕像和教堂的热爱扯了我们的后腿，让我们无法进步，这难道不可能吗？”
奥希普停了下来，把他们俩的杯子重新满上。
“如今我们的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呢？我们把美国的速度与苏联的目标完美地结合了起来。我们即将在全俄罗斯消灭文盲。苦难深重的俄罗斯妇女们，我们的第二种农奴，她们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不再低人一等。我们还兴建了许多崭新的城市，我们的工业产量已经超过了欧洲绝大多数国家。”
“可代价是什么呢？”
奥希普在桌上啪地一拍。
“最大的代价！难道你以为美国人取得那些令全世界羡慕不已的成就不用付出代价吗？去找他们的非洲兄弟打听打听吧。你以为，他们的工程师在设计雄伟壮观的摩天大楼，或者建造高速公路的时候，会因为那些漂亮的小农舍挡了道而犹豫要不要铲平它们哪怕一秒吗？我敢担保，亚历山大，他们才不会呢，只要把炸药一埋，他们便会亲手按下引爆器。就像我以前跟你说过的，在这个世纪剩余的时间里，主导世界的将会是我们和美国人，因为只有我们这两个国家学会了如何排除历史这个障碍，而不是俯首帖耳地拜倒在它面前。可美国人是用它来为他们钟爱的个人主义服务，我们则用它来造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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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十点，和奥希普分手之后，伯爵并未直接回六楼，而是去了夏里亚宾酒吧。他原本以为这时候酒吧里会空旷一点，可进去之后才发现里面已经有一大帮人在大声喧哗。人群中有记者、外交使团成员，还有两位身穿小黑裙的年轻女招待。而喧闹人群的中心，又是那位美国将军手下的副官。这已经是他连着三个晚上出现在这里了。他耸着肩膀，伸着双臂，双脚在地板上一前一后地来回移动着，就像站在垫子上的摔跤手一样讲着他的故事。
“老波特豪斯突然侧身，避开了神父，然后一边缓缓地朝第二只鹅逼近，一边等着他的猎物朝他的眼睛看过来。诀窍就在这儿，现在你知道了：让对手看到你的眼睛。因为在那短暂的一瞬，波特豪斯会让他的对手们误认为它们和他势均力敌。接着，往左移动了两步的波特豪斯又突然往右移动了三步。而对面的鹅立刻被他晃得失去了平衡，它的眼睛也不由得对上了老波特豪斯的眼睛，而这正是波特豪斯跃起发动攻击的机会！”
说到这儿，副官自己也跃了起来。
两位女招待先是大声尖叫，然后又咯咯地笑了起来。
等到副官直起腰，他手里已多出了一只菠萝。他一只手掐住水果的蒂，另一只手攥着它的“尾巴”，把它亮给所有人看，那架势和将军拎着第二只鹅向众人展示时如出一辙。
“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将军的裤腰带松了，他的睡袍敞开来，露出了里面那条美国陆军分发的定制内裤。而一见此状，韦洛茨基夫人立刻吓晕了过去。”
在观众们热烈的掌声中，副官朝大伙儿鞠了一躬，然后把菠萝轻轻放回到吧台上，重新端起酒杯。
“韦洛茨基夫人的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中一位记者说，“假如看到老头内裤的是你，你会怎么做呢？”
“我会怎么做？”副官嚷了起来，“那还用问，我当然会朝它行军礼呗。”
在大家的笑声中，他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好啦，先生们，我提议，现在我们可以外出开始今夜的活动了。据我个人的经验，侨民酒吧的桑巴音乐是北半球最难听的了，那位鼓手有只眼是瞎的，他连钹都不会打。而乐队指挥对拉丁音乐的节奏根本就一窍不通。他距离南美洲最近的一次是他在桃花心木楼梯上摔跤那次。但他的演奏绝对用心，而且，他还有一头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假发。”
就这样，形形色色的一众人等便到外头的夜色中去了。酒吧里只剩下伯爵了。他静静地走到吧台前。
“晚上好，奥德留斯。”
“晚上好，罗斯托夫伯爵。您来点什么？”
“一杯阿马尼亚克吧。”
喝了片刻，伯爵端起他装白兰地的酒杯轻轻晃了晃。他回想着方才副官描述的场景不禁笑了起来。这样一来，他又联想起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性格特点。奥希普曾经以他极具说服力的方式谈到过这点。他说，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好莱坞用其精心炮制的欺骗手段将本无法避免的革命力量破坏于无形。但伯爵想，奥希普的分析是不是正好将事实颠倒过来了呢？诚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华丽的音乐剧和低俗喧闹的戏剧在美国兴盛一时，可爵士乐和摩天大楼当年不也如此吗？难道后面这两个也是被刻意设计出来的麻醉品，好让焦躁不安的国家沉睡过去吗？还是说，它们代表的是这个国家特有的一种精神，即便是大萧条也无法将这种精神扼杀？
伯爵又晃了晃杯中的白兰地。这时，一位客人在他左侧的第三张凳子上坐了下来。令伯爵惊讶的是，来者正是那位副官。
奥德留斯永远都那么细心，他马上倚在吧台上，身体倾过去：“欢迎回来，上尉。”
“谢谢你，奥德留斯。”
“我能为您效劳吗？”
“和以前一样吧。”
奥德留斯转过身去备酒。上尉在吧台上轻轻地拍着双手，漫无目的地往四周看了看。见伯爵在注视他，他点了点头，并回以友好的微笑。
“你不是去侨民酒吧了吗？”伯爵不禁问道。
“我那帮朋友本来说陪我去，却比我还性急，结果把我落下了。”美国人答道。
伯爵同情地笑了笑：“我很是为您遗憾。”
“这倒不必。我其实挺喜欢被留下来一个人的。因为它总能让我从全新的角度来观察我原以为自己就要离开的地方。另外，我明天一早就回国了，这次得在国内待上一段时间，也许这样更好。”
他向伯爵伸出一只手。
“理查德·范德维尔。”
“亚历山大·罗斯托夫。”
上尉友好地点了点头，然后，往旁边看了看，又突然回头。
“你不就是昨晚在博亚尔斯基餐厅为我服务的那位侍者吗？”
“对，是我。”
上尉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感谢上帝。不然的话，这杯酒我可能就不能再喝了。”
与此同时，奥德留斯把上尉的酒放在了吧台上。上尉端起酒喝了一口，然后叹了口气，这回却心满意足。然后，他又将伯爵仔细打量了片刻。
“您是俄罗斯人？”
“再地道不过了。”
“哦，我这么告诉您吧，我对您的国家十分着迷，我喜欢你们那些好玩的字母，还有各种夹肉的小糕点。但你们国家对鸡尾酒的理解却令人很不安……”
“怎么说呢？”
上尉朝酒吧另外一头一位眉毛浓密的党员模样的人悄悄指了指。那人正和一位黑头发的年轻女孩聊着什么。他们手里各自端着一杯非常醒目的紫红色的酒。
“我是从奥德留斯那儿打听来的，他们喝的那种酒是用十种不同的配料调出来的。除了伏特加、朗姆酒、白兰地和石榴汁糖浆，它还放了玫瑰香精、少许苦酒和溶化的棒棒糖。但鸡尾酒并不是简单的混合物，它不应该是一锅大杂烩，或者，像复活节的大游行。鸡尾酒的最高境界应该是清澈、优雅、纯粹，而且配料不能多于两种。”
“就两种？”
“对。但必须是两种互补的配料。相互间开得起玩笑，能够容忍对方的过失，交谈起来绝不会冲对方咆哮的那样两种配料。就像杜松子酒和奎宁水，”他指着他杯中的酒说，“或者波旁酒和水。还有威士忌和苏打水……”说完，他摇了摇头，然后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对不起，我并不是想在你跟前卖弄。”
“没关系。”
上尉点了点头表示感谢。过了片刻，他又开口问道：“你介意我再多说两句吗？我是说就你个人。”
“当然不介意。”伯爵说。
上尉把酒杯顺着吧台推过来，同时，身体也挪到了更近的一张凳子上。
“你看上去有心事。我是说，你面前的那杯白兰地已经被你晃了半小时了。再不留神，你晃出的漩涡会在地板上钻出个洞来，我们都得掉到地下室去。”
伯爵放下酒杯，大笑了起来。
“我想你是对的。我肯定有心事。”
“那好啊，”理查德边说边朝空旷的酒吧里指了指，“那你来对地方了。自古以来，那些有教养的好男人之所以会跑到这样的酒吧来，就是为了能在有同情心的人面前，卸下他们心头的包袱。”
“或许是在陌生人面前？”
上尉往空中伸出手指。
“没有人比陌生人更有同情心了。怎么样，我们略过前言，直奔主题吧。是因为女人、钱，还是遇上写作障碍了？”
伯爵又大笑起来。然后，他像自古以来那些有教养的好男人一样，把心头的包袱在这位极具同情心的人面前卸了下来。他谈起了米什卡，以及他关于俄罗斯人不知为什么极其擅长摧毁他们自己创造的东西的观点。接着，他又说到了奥希普，以及他虽同意米什卡所说的，但认为把那些纪念碑和历史建筑推倒对国家的进步有重要意义的那些话。
“哦，是为这些呀。”上尉说道，他的语气仿佛这正是他刚才猜到的第四个原因。
“对。你从所有这些当中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伯爵问道。
“什么结论？”
理查德又喝了一口。
“我觉得你那两位朋友都很聪明。我的意思是，能从整个体系里理出这样一个头绪出来，不是思维敏捷的人还真办不到。可我总觉得他们也有未曾虑及的地方。”
他一边在吧台上轻轻敲打着，一边整理着自己的思绪。
“据我了解，俄罗斯历史上有那么一小段错位的时期；那些宏伟的古老建筑被摧毁必然会引起少数人对过去的惋惜，同时也会唤起一些人对未来的殷切期盼；但当一切已被言说并完成时，我不禁认为，那些伟大的事物能够永存。
“就拿那位叫苏格拉底的家伙来说吧。两千年前，他奔走于集市之间，逢人便传授他的思想，他甚至无暇把他的思想用纸笔记录下来。然后在某种困境中，他自行选择了终结生命的方式，就像在车票上打洞，拔下插头，收束雨伞一样瞬间完成。再见，永别，终结。但时代一直在往前进，它将来也会如此。接着，罗马人来了，然后是野蛮的日耳曼人。再后来就是整个中世纪。千百年来，人类又经历了瘟疫、精神毒害和焚烧书籍。可不知何故，在历经了这一切之后，这家伙在集市上同别人偶然谈及的那些伟大思想，我们至今都还读得到。
“我的意思大概是，作为人类，我们极不擅长写讣告。我们根本不知道三代以后的人会如何评价现在的人以及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我们最多能够预测我们孙子的孙子在三月的某个周二的早餐会吃些什么。如果命运之神想传给我们的后代什么东西，它会背对着我们给的。”
说到这里，两人都沉默起来。上尉把他杯里的酒一饮而尽，然后用手指着伯爵的白兰地。
“你告诉我，这东西够劲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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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一小时，伯爵才离开夏里亚宾（他和范德维尔上尉又一起喝了两轮奥德留斯给他们调的紫红色混合酒）。伯爵发现索菲亚仍在大堂里读书，对此非常惊讶。见她也看见了自己，伯爵冲她轻轻招了招手，而她也举手朝他挥了一下，便继续看起她的书来，样子端庄极了。
伯爵像煞有介事地装作散步的样子从大堂里穿过去。他带着悠然自得的表情小心翼翼地踏上楼梯。可刚过拐角，他便拔足狂奔起来。
往楼上飞奔的同时，他几乎无法抑制内心的兴奋。索菲亚最喜欢玩的这个游戏的奥秘就在于，游戏什么时候开始都由她来决定。而她自然选择在他比较分心或者没有心理防备的时候开始，这样，等他意识到比赛已经开始时，胜负也一目了然了。但今晚不一样。从索菲亚冲他招手时装出的漫不经心的表情来看，伯爵感觉到游戏又开始了。
这回总算把她骗过去了，他边想边暗笑。他飞快地冲过二楼。等他跑到三楼的楼梯口时，他不得不承认，玩这样的游戏，索菲亚还占有另一个优势：年轻。因为他的速度已明显慢了下来。从他开始喘粗气的迹象判断，他跑到六楼时，估计就只剩下在地上爬的力气了，如果跑到六楼时他还活着的话。所以，安全起见，到五楼的时候，他有意减速，开始走路上去。
他打开塔楼的门，停下来听了听，又顺着楼梯往上看去，结果视线里什么也没有。难道她已经从这里飞过去了吗？不可能。她不可能那么快。可谁知道她会不会又使出什么巫术，把自己神奇地移动上去呢？伯爵边想边蹑手蹑脚地走完了最后一截楼梯。打开房门的时候，他摆出了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可他进去后却发现，屋里是空的。
他双手合在一起，搓了搓，心想：我该把自己摆在哪儿呢？他想过爬上床，装作睡着的样子，可那就没法看到她脸上的表情了。于是，他还是坐到了桌前的椅子里，把椅背往后一倾，只靠两条椅子腿支撑着。他把离他最近的一本书拿过来，一看，恰好是蒙田先生的那本。他打开这本大部头，随手一翻，正好是《论儿童的教育》。
“好了，就这样。”他笑着说道，然后，摆出博学的姿态看起书来。
五分钟过去了，她仍未出现。
“好吧。看来是我弄错了，”他有些失望地承认道。这时门被推开了。可进来的不是索菲亚，而是一名打扫客房的女服务员。她看上去很着急。
“伊拉娜，什么事？”
“是索菲亚！她摔下去了！”
伯爵从椅子里蹦了起来。
“摔哪儿啦？”
“在员工楼梯上。”
伯爵立刻从女服务员身边冲出去，离开塔楼，飞快地往下跑。刚下两截楼梯，他脑子里的某个角落有个声音在对他说，伊拉娜一定弄错了；可他刚转到三楼的楼梯口就看见了索菲亚。她身体呈外八字形躺在台阶上，双眼紧闭，沾着血的发丝缠绕在了一起。
“哦，我的上帝。”
伯爵膝盖一弯，跪在了索菲亚的身边。
“索菲亚……”
她没有回答。
伯爵把她的头轻轻地扶了起来，发现伤口位于她的眉毛上方。看上去她的头骨并未受损，可她正在流血，而且失去了知觉。
此时伊拉娜也赶到了，她噙着眼泪在他身后站着。
“我去叫医生。”她说。
但现在已经过了十一点了。谁知道医生要多久才能到？
伯爵把双臂伸到索菲亚的脖子和双膝之下，艰难地把她从台阶上抬了起来，然后抱着她走完剩余的楼梯。来到最底层，他用肩膀撞开门，然后从大堂正中央穿了过去。大堂里，一对中年夫妇在等电梯，瓦西里在服务台后值班，酒吧里正传来嘈杂的声响，可伯爵似乎根本没注意到这些东西的存在；紧接着，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沐浴在夏天温暖的气息中——他站在了大都会酒店室外的台阶上。二十多年来，这还是头一次。
值夜班的看门人罗季翁看着伯爵，也惊呆了。
“出租车，”伯爵说，“我需要一辆出租车。”
越过看门人的肩膀望去，他看见离酒店入口十五米远的地方停着四辆出租车。它们在等候从夏里亚宾出来的最后一批客人。排在队伍最前面的两位司机正在一边吸烟一边聊天。罗季翁还没来得及吹响嘴边的口哨，伯爵便朝那两人跑了过去。
见伯爵冲他们跑了过来，其中一位司机的脸上浮起了心照不宣的坏笑，另一个则露出一脸责备的表情。他们都以为跑过来的这位先生怀里抱着的一定又是被灌醉了的女孩。可当他们看见她脸上的血迹时，立刻站直了身体。
“我女儿。”伯爵说。
“上这儿来。”其中一位司机说完，把烟头往地上一扔，赶紧跑过去打开出租车的后车门。
“去圣·安塞姆医院。”伯爵说。
“圣·安塞姆？”
“越快越好。”
司机挂上挡，立刻冲上了剧院广场，然后朝北疾驰而去。伯爵拿着一条折叠的手帕，捂在索菲亚的伤口上。他一边帮她梳理着头发，嘴里一边念念有词，说着安慰的话，可又听不清他究竟在说些什么。而与此同时，城市的街景在车外飞掠而过，他却根本没有察觉。
只开了几分钟，出租车便停了下来。
“我们到了。”司机边说边下了车，并打开了后车门。
伯爵抱着索菲亚从车里小心翼翼地挪出来，却突然停住了。“我身上没钱。”他说。
“钱什么钱！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赶紧去吧。”
伯爵上了路肩，便往医院跑去。可刚跑过几道门，他便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门口的大厅里有许多成年男子像火车站的难民一样在长椅上睡觉。走廊里的灯忽明忽暗，仿佛供电设备出了故障。空气中是氨气和香烟的气味。在伯爵年轻的时候，圣·安塞姆是这座城市最好的医院。可那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如今，布尔什维克人想必已兴建了许多新的医院——现代化的、明亮的、清洁的医院——而这座老旧的医院则被当作某一类诊所留了下来，供退伍军人、无家可归者或者其他被遗忘了的人使用。
伯爵从一个站着睡着的人身边绕开，走到一张桌子跟前。桌旁有一位年轻的护士正在看书。
“这是我女儿，”他说，“她受伤了。”
护士抬眼看了看，放下手里的杂志，便消失在了一扇门后。过了很久她才回来，身边多了一位身穿内科医师白大褂的年轻人。伯爵把抱着索菲亚的胳膊往前一伸，同时拉开已经被血浸湿的手帕，让伤口露出来。
内科医生却抬手捂住嘴巴。
“这女孩应该看外科。”他说。
“这里有吗？”
“什么？没有，当然没有。”他朝墙上的钟看了看，“六点也许有。”
“六点？可她现在就需要治疗。你必须做点什么。”
内科医生又抬手在嘴上搓了一下，然后转身对护士说：
“去找克拉兹纳科夫医生。让他马上去四号手术室。”
护士的身影又消失了，内科医生推了一张轮床过来。
“把她放在上面，跟我来。”
伯爵跟着内科医生。后者推着索菲亚穿过走廊，然后进了电梯。到了三楼，连过两扇双开弹簧门后，他们走进了一条很长的走廊里。走廊上还摆着另外两张轮床，每张床上都有病人在睡觉。
“那边。”
伯爵推开门，内科医生把索菲亚推进了第四手术室。屋里很冷，地板和天花板都铺着瓷砖。但其中一个角落里的瓷砖已经开始从灰泥板上脱落下来。屋里原有一张手术台、带支臂的探头灯和落地式的托盘。又过了好几分钟，门开了。一位医生与先前那位年轻护士走了进来。这位医生胡子拉碴的，看上去像是刚刚被人叫醒。
“什么情况？”他用疲惫的声音说。
“这个小女孩的头受伤了，克拉兹纳科夫医生。”
“好啦，好啦，”他说道，然后又冲伯爵挥了一下手，补了一句，“手术室闲人免进。”
内科医生在伯爵的胳膊肘上碰了碰。
“等一下，”伯爵说，“这位，他行吗？”
克拉兹纳科夫看着伯爵，脸涨得通红：“他刚才说什么？”
伯爵继续对年轻的内科医生说：
“刚才你说她需要看外科医生。这位，他是外科医生吗？”
“把他给我弄出去，你！”克拉兹纳科夫大声喊了起来。
就在这时，手术室的门又开了，进来了一位高个子男人，他年纪近五十岁的模样，旁边还有一位穿着得体的助手。
“这里谁负责？”他问道。
“我负责，”克拉兹纳科夫说，“你是谁？有什么事？”
新进来的人把克拉兹纳科夫往旁边一推，径直来到手术台前，朝索菲亚俯身看去。他小心翼翼地拨开她的头发，先检查了伤口，接着用拇指翻开她的一只眼睑看了看。然后一边捏住她手腕上的脉搏，一边留意着手表上的时间。直到这些做完了，他才朝克拉兹纳科夫转过身来。
“我是拉佐夫斯基，市立第一医院的首席外科医生。这个病人由我来治疗。”
“你怎么个意思？都给我听着！”
拉佐夫斯基朝伯爵转过身来。
“您就是罗斯托夫？”
“是的。”伯爵说，感到十分意外。
“告诉我，这是什么时候，又是怎么发生的。尽量说详细点。”
“她往楼梯上跑的时候摔倒了。我猜是她的头磕到了楼梯边缘。事情发生在大都会酒店里，不到三十分钟前发生的。”
“她喝酒了吗？”
“什么？没有，她还是个孩子呢。”
“多大？”
“十三。”
“她的名字？”
“索菲亚。”
“行。很好。”
拉佐夫斯基根本没理会一直在旁边抗议的克拉兹纳科夫。他朝那位穿着得体的助手转过身去，开始向她下达指令：马上找几身手术服，再找一个适合清洗的地方，还要准备好必要的手术器械，并且，所有东西都要消毒。
门又开了，从外面进来了一位年轻人。他一脸的漫不经心，仿佛刚参加完一场盛装舞会。
“晚上好，拉佐夫斯基同志，”他微笑着说，“你还有这么一个迷人的地方啊。”
“行啦，安东诺维奇，够了。病人左侧顶骨的前壁发生断裂，有硬膜下血肿的危险。赶紧换手术服。你看看能不能把这里的灯光弄亮点。”
“是，先生。”
“但首先，把他们俩弄走。”
安东诺维奇脸上带着悠然自得的笑容，将本院的两位常驻医生赶出了手术室。这时，拉佐夫斯基指着刚才在楼下值班的那位年轻护士说：
“你别走。赶紧准备好，需要你帮忙。”
然后，他转过身来对着伯爵。
“您女儿这一下摔得不轻，罗斯托夫，可她毕竟不是从飞机上一头栽下来的。人类头骨的设计使它能够承受某种程度的撞击。而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危险不是直接损伤，而是血肿。我们也不是没有碰到过这类情况。我们会马上为你女儿治疗。可与此同时，你得坐到外面去。有什么进展，我会随时通知你。”
伯爵被领到手术室外面的一张长椅上。过了好一阵他才意识到，在刚才这几分钟里，整条走廊已经被清空了：原先停着的两张轮床和床上躺着的病人都不见了。这时，走廊尽头的门突然开了，安东诺维奇走了进来，他已经换上了手术服，嘴里还吹着口哨。在走廊门关上之际，伯爵注意到门边还有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在把守。安东诺维奇回到第四手术室，空旷的走廊里就只剩下伯爵一人了。
他该如何熬过接下来的时间呢？其他人又是如何熬过的呢？
他不由得祷告起来，从童年到现在，还是头一次。他想过最坏的结果，可他又把刚才医生检查后所做的诊断琢磨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安慰自己道：绝对不会有事的。
“头骨的结构能够承受强烈的撞击。”他不住地对自己重复这句话。
可事与愿违的是，他脑子里浮现出的都是相反的例子。比如，他想起了彼得罗夫斯科耶镇上那位热情好客的樵夫，正值壮年的他被树上掉下的枝干砸中了头部；恢复知觉以后，他仍像以前一样强壮，人却变得闷闷不乐的；有时候，他连自己的朋友都认不出；还有些时候，他会无缘无故冲亲生姐妹大发脾气，就好像变了个人。
伯爵也开始责备自己：他怎么能让索菲亚玩这样危险的游戏呢？而且，在命运之神即将对他女儿的生命做出决断的时刻，他竟从她身边离开，跑到酒吧去待了一小时，为那些属于过去的绘画和雕塑瞎操心？
在所有与抚养子女相关的问题上，比如作业、衣着和礼貌，父母的责任其实再简单不过了：让孩子平安地长大成人，这样她才有机会去体验有意义的生活，或者上帝保佑的话，美满的生活。
也不知究竟过了多长时间，手术室的大门终于开了，拉佐夫斯基医生走了出来，他脸上的口罩已被扯到下巴底下，手套也摘除了，手术服上却有血迹。
伯爵立刻站了起来。
“罗斯托夫，”外科医生说，“麻烦你先坐下。”
伯爵闻言坐回到椅子上。
拉佐夫斯基没有和他一起坐下，而是握着双拳，往他的髋部一支，然后上下打量着伯爵，一副胸有成竹的神色。
“刚才跟你说过的，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危险是发生血肿。现在，我们已经将这个危险消除了。可她还有脑震荡，也就是说大脑有瘀滞。她会头痛，所以需要好好休养。但不出一周，她又会活蹦乱跳地满世界乱跑。”
说完，外科医生转身要走。
伯爵把手伸了出去。
“拉佐夫斯基医生……”他说。他像是有问题想问，可突然间又不知如何开口。
而医生对此情景早已熟悉，他十分理解伯爵此刻的心情。
“伤好之后，她跟以前不会有什么两样的，罗斯托夫。”
伯爵再一次道了谢。这时，那个一身黑衣的人再次打开了走廊尽头的门，只是这次走进来的是奥希普·格列布尼科夫。
“对不起，失陪一下。”外科医生对伯爵说。
拉佐夫斯基和奥希普在走廊上相遇了，他们压低声音商量了一会儿，而走廊这头的伯爵正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
外科医生回手术室去了，这时，奥希普才挨着伯爵在长椅上坐了下来。
“好啦，我的朋友，”他把双手搭在膝盖上，说，“你的小索菲亚可把我们给吓坏了。”
“奥希普……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只是想确保你们俩都没事。”
“可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呢？”
奥希普笑了。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亚历山大，了解某些重要人物的一举一动是我的工作。但眼下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索菲亚不会有事。拉佐夫斯基是这座城市最好的外科医生。明天上午，他会把她接往市立第一医院，她将在那里舒舒服服地康复。只是你恐怕不能再在这儿待下去了。”
伯爵正要表示反对，奥希普把手一抬，示意他冷静。
“听我说，萨沙。如果我能够知道今晚发生了什么，别人也会很快知道。假如他们知道你还在这里坐着的话，这不管对你，还是对索菲亚，都没有好处。所以，你必须马上这么做：这条走廊尽头有一个楼梯，你顺着楼梯下到底层，穿过一扇黑色的金属门，就到了医院后面的巷子里，巷子里有两个人正在等你，他们会把你送回酒店。”
“可我不能离开索菲亚。”伯爵说。
“恐怕你不走不行。你的担心完全可以理解。所以，我已经安排了一个人，她会留在这儿替你照顾索菲亚，直到她出院。”
话音刚落，门又开了，走进来一位中年妇女。她看上去既迷惑又惊恐。是玛丽娜。而在女裁缝身后，是身穿制服的护士长。
“啊，”奥希普说，“她来了。”
由于奥希普是站着的，所以玛丽娜首先看到的是他。她不认识他，看见他时她的眼神里充满焦虑。可当她看见长椅上的伯爵时，便立刻跑上前来。
“亚历山大！发生了什么事？你在这儿做什么？他们什么都不肯跟我说。”
“是索菲亚，玛丽娜。她在酒店的员工专用楼梯上摔倒了。医生正给她治疗呢。她不会有事的。”
“感谢上帝。”
伯爵朝奥希普转过身，正要把他介绍给玛丽娜，奥希普却抢先开口了。
“萨马罗娃同志，”他微笑着说，“我们没见过面，但我也是亚历山大的朋友。他恐怕得回大都会酒店了。如果你能留下来陪索菲亚，直到她痊愈，那他就会放心多了。是吧，我的朋友？”
奥希普把手搭在伯爵的肩膀上，眼神却仍落在玛丽娜身上。
“我知道这实在太麻烦你了，玛丽娜，”伯爵说，“可……”
“别说了，亚历山大。我当然会留下来。”
“太好啦。”奥希普说。
他朝那位穿制服的女人转过身去。
“你能保证为萨马罗娃同志提供她所需要的一切吗？”
“当然，先生。”
奥希普朝玛丽娜笑了笑，意思是让她放心，然后便把伯爵的胳膊肘上托了一托。
“这边来，我的朋友。”
奥希普领着伯爵走到走廊另一头，进了后楼梯。他们一道走下一截楼梯，谁也没说话。然后，奥希普在楼梯口的平台上停了下来。
“我们得在这里分手了。记住：再下一层楼梯，从黑色金属门出去。当然啦，你我今天来过这里的事，你最好跟谁都不要说。”
“奥希普，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亚历山大，”他微笑着说，“你已经为我服务十多年了，今天我很荣幸能为你效劳一次。”说完，他便走了。
伯爵走下最后一截楼梯，穿过黑色金属门。外面天快亮了。尽管此时置身于小巷之中，伯爵仍然感觉到了晚春温柔的气息。巷子对面有辆白色面包车，车子侧面漆着“红星烘烤集团”几个大字。一个胡子没刮干净的年轻人正倚着副驾驶车门吸烟。一见伯爵，他便立刻扔下香烟，摔上车门，然后，根本没开口问伯爵是谁，便来到面包车后面，打开后车门。
“谢谢你。”伯爵一边往车里爬一边说。可他没听到回答。
车门一关，伯爵才意识到自己正蜷着腰缩在面包车的后车厢里。这时，他突然有种很奇妙的感觉：刚出炉的面包发出的香气。方才，他看到车身涂着“红星烘烤集团”的标志时，还以为这只是掩人耳目的障眼法。可眼前，面包车那一侧的货架上整整齐齐摆着二百多条面包。伯爵几乎不敢相信，于是伸出手在其中一个面包上轻轻按了按，发现它的表面松软且带着余温。它从烤箱里拿出来肯定还不到一小时。
外面，副驾驶那边的车门砰的一声被关上了，面包车的引擎也发动了。伯爵赶紧在面包架对面的金属凳子上坐好。车开动了。
车里一片寂静，伯爵能听见面包车换挡的声音。车子提速之后在路口又减速下来，如此拐过几道弯后，总算上了一条公路，便全力加起速来。
弓着背蜷在面包车后面的伯爵从后车门上方的方形窄窗往外看去。路旁的建筑、檐篷还有商店的标志飞驰而过，而他根本认不出车子开到哪儿了。可这时，他突然看见了那家古老的英式俱乐部，这才意识到他们可能到了特维尔大街。这条从克里姆林宫朝圣彼得堡的方向延伸出的古老大街，他少说也走过一千回了。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为了能容纳那些最后将要抵达红场的游行队伍，特维尔大街被拓宽了。而与此同时，一些较为精致的建筑物被吊起来往后挪了挪位置，其他大多数建筑则被夷为了平地，取而代之的是林立的高楼。根据新的法令，头等街道两旁的建筑物不得低于十层。因此，在车子的行进过程中，伯爵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辨认出那些他曾经熟悉的地标来。但此时，他停了下来，没有再往外看，也不再试图寻找他熟悉的事物了。建筑物模糊的外形和路旁的街灯从他的视野中飞速地后退，就像有什么东西正使劲将它们向远方拽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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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大都会酒店的小阁楼里，伯爵发现他的房门仍然敞开着，“蒙田”也还在地板上。伯爵把父亲的书拾起来，坐在了索菲亚的床上。然后那晚第一次，他让自己哭了出来。随着情绪的释放，他的胸口轻轻起伏着。他任凭眼泪在他的脸上淌落，那并不是伤心的泪水，那是全俄罗斯最幸运的人眼里流下的泪水。
过了几分钟，伯爵深深地吸了口气，他觉得自己平静多了。意识到父亲的书仍在他手里攥着，他从索菲亚的床边站起身，打算把书放回去。而就在这时，他看到有人在大公的办公桌上留下的一只黑色皮箱。皮箱一英尺见方，高约两英尺半，皮革之下装有把手和镀铬的扣子。箱子上面贴着一张小字条，纸上的字迹他并不是很熟悉。伯爵把字条扯下来展开一看：
亚历山大：
今晚真的很高兴能遇见你。就像我告诉你的，我马上要回国轮休了。但在此期间，我觉得你应该用得上这个。你尤其应该留意最上面那个套子里装的东西，因为我想你会发现它和我们今晚聊的内容有很大关系。
诚挚地祝福，期待我们下回相见
理查德·范德维尔
伯爵掀开搭扣，打开了箱子盖。里面原来是台便携式留声机。里面还有一小沓唱片，每张都用棕色的纸套装着。伯爵按照理查德说的，把最上面那只套子里的唱片挑选了出来。正中间的标签表明唱片里录的是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
伯爵一九二一年曾在莫斯科观看过霍洛维茨的表演。那之后不到四年，这位钢琴家便前往柏林参加了一场正式音乐会。当时，他偷偷在鞋子里塞满了外币。
在箱子背面，伯爵还发现了一个小隔层，里面是叠放整齐的电线。伯爵把电线解开，连上唱机，又把它插入墙上的插座。他把唱片从纸套里抽出来，放在转盘上，打开开关，放下唱针，然后坐在了索菲亚的床上。
一开始是一片寂静，偶尔有几声咳嗽，以及最后入场的观众落座时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接着便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大概是表演者走上了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