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教授约好要见面，”伯爵说，“这可不是什么比方。顺便说一句，今天晚上其他所有的约会也因此得取消了。”
十分钟后，伯爵敲了敲门。这扇门他曾经从里面应过上千次，却从未站在外面敲过。
“啊，你来了，”教授说，“请进。”
伯爵已经有二十五年没来过这间旧居了。上次来还是一九二六年的某天夜里。那晚，他从这间屋子出去之后，就站到屋顶的围栏上了。
房间依然保持着十九世纪法国沙龙的优雅风格，只是岁月流逝，屋里不免略显陈旧。墙上原来挂着的两面镀金的镜子现在只剩下一面；暗红色的窗帘也已经褪色；配套的沙发和座椅该更换椅面了；而他那个家传的座钟依然立在门边，只是它的指针早已停在四点二十二分的位置。它已经沦为屋内装饰的一部分，而不再是提醒人们约会守时的必备工具了。人在屋里，再也听不见时间流逝时座钟发出的轻柔的嘀嗒声了，取而代之的是餐室壁炉架上那台电子收音机传出的华尔兹。
随教授进到客厅后，伯爵习惯性地朝西北角看去。那里拥有这套房间里最好的视野，能看到莫斯科大剧院。而此刻，在紧靠窗户的地方站着一个男人的身影，他正凝视着窗外的夜色。高挑瘦削的身材，隐隐带着些贵族气质，像极了多年前的伯爵。正在这时，那个影子转过身，穿过屋子向伯爵走来，同时远远地朝他伸出了手。
“亚历山大！”
“理查德？”
不是他是谁。理查德·范德维尔身穿一套量身定做的西装，微笑着握住了伯爵的手。
“真高兴见到你！多久没见了？快两年了吧？”
从餐厅里传来的华尔兹忽然音量大了许多。伯爵扭过头看见希罗维奇教授已把通向卧室的门关上，正在拧门上的黄铜插销。理查德冲着咖啡桌旁的几把椅子打了个手势。桌上摆着一个拼盘，里面盛着各式各样的食物。
“来，坐。我想你可能已经吃过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啊，你不介意吧？真把我给饿坏了。”理查德往沙发上一坐，拿起一片三文鱼放在面包上，塞进嘴里后津津有味地嚼了起来，同时伸手又拿起了一块薄煎饼，开始往上面抹鱼子酱。“今天下午我见到索菲亚了，就在大堂对面。当时我几乎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她出落成一位小美女了！是不是全莫斯科的小伙子都跑你们家敲门来了？”
“理查德，”伯爵朝四周挥了挥手，问，“叫我们俩到这儿来干吗？”
理查德点了点头，把手上的面包屑掸了一掸。
“是有点戏剧性。我道歉。希罗维奇教授和我是老相识了，他很慷慨，所以我有时会借他的地方来会会朋友。这次我在莫斯科只能待几天，可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和你好好聊聊。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来。”
“出什么事了吗？”伯爵问道。
理查德抬起双手。
“那倒没有。事实上，他们告诉我，我又升迁了。接下来的几年，我将被派驻巴黎的使馆，负责一个小项目。而估计这个新的差事会把我困在办公室，哪儿也去不了。其实，亚历山大，我想见你的原因也与此有关。”
理查德把坐在沙发上的身体往前倾了倾，手肘搁在膝盖上。
“战争结束以后，我们两国的关系也许并不是那么亲密，但至少还是可以预料的。我们推出了马歇尔计划，你们则搞了个莫洛托夫计划。我们组建了北约，你们则搞了个华约(7)。我们研发出了原子弹，你们也搞出了原子弹。这就像一场网球赛，它不仅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看起来也很有趣。伏特加？”
理查德给他们俩都倒了一杯。
“干杯。”他说。
“干杯。”伯爵答道。
喝完后，理查德又给二人重新满上。
“问题是你们那位最厉害的网球选手不但打得好，而且已经打了很长时间。你们的选手之中我们只认识他。要是明天他突然不打了，接替他拎着拍子上场的会是谁，这个人的打法是底线型还是上网型，我们现在都还一无所知。”
理查德顿了一顿。
“你也打网球吧？”
“我怕是没法打了。”
“哦，对。关键是领导人看来很快就不行了，他一断气，局面将会非常难以预料。不光是国际和外交方面，我的意思是，莫斯科也一样。所有这些都取决于谁将成为最终的领袖。这座城市的大门可能会向整个世界敞开，当然，也可能会砰的一声关上，并且从里面锁死。”
“我们当然希望是前者。”伯爵说。
“那是绝对的，”理查德表示同意，“我们当然不希望是后者。但不管最后会怎么样，我们都得有所准备。而这正是我这次来的目的。你看，我马上要去巴黎负责的那个小组从事的就是情报领域工作。它就像个研究单位。我们会在世界各地网罗朋友，让他们时不时替我们在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上提供一些消息。”
“理查德，”伯爵有些吃惊地说，“你想让我当间谍，出卖自己的祖国？”
“什么？当间谍出卖你的祖国？绝对不是，亚历山大。我觉得称它为‘国际性八卦’更恰当。比方说，谁收到了舞会的请帖，谁没收到请帖却还是硬着头皮参加了舞会；谁和谁在角落里拉手来着；谁忽然大发了一通脾气。也就是周日吃早餐闲聊时最常见的话题，世界各地都一样。如果你能为我们提供诸如此类的小道消息，我们是不会吝惜……”
伯爵笑了。
“理查德，我对当间谍和搜罗八卦都没什么兴趣。所以，别再提这件事了，不然，我们连好朋友都没法做了。”
“那就为好朋友干一杯。”理查德边说边与伯爵碰了一下杯。
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两个人把网球赛的话题扔到了一边，转而聊起了各自的生活。伯爵谈到了索菲亚，谈到她在音乐学院取得的长足进步，以及，她现在仍是那么善解人意，那么安静；理查德则聊起了他的儿子们，他们在托儿所里取得的进步也不小，但那几个小子既谈不上善解人意，也从来没安静的时候。他们还谈到了巴黎、托尔斯泰和卡内基音乐厅。然后就到了九点，两位惺惺相惜的朋友都从座椅里站起身来。
“我还是不送你出去了，”理查德说，“哦，对了，万一有人问起，你就说，今晚你和希罗维奇教授就十四行诗的未来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你的立场是支持，而他反对。”
握过手，看着理查德走进卧室不见了人影，伯爵才转过身，走到门口，准备自己开门出去。从那架落地大座钟旁边走过的时候，他不禁犹豫了一下。它曾经那么忠诚地守候在他祖母的客厅里，用钟声提醒着人们喝茶、吃饭，还有就寝。而圣诞前夜，通知兄妹俩打开存放圣诞礼物的房间门的也是它。
伯爵把钟柜上方那扇窄小的玻璃门打开，把手伸了进去。他发现那片小钥匙依旧挂在钩子上。他把钥匙插进钥匙孔，再把钟的发条上满，设准了时间，然后在钟摆上轻轻一推，他想：让这个老伙计再多走几小时吧。
差不多再过九个月，在一九五三年三月三日，被人们称为“慈父”“领袖”“科巴”(8)“索索”，或者被称为“领导人”的那个人，将会在他位于孔策沃的住所中因中风而去世。
次日，工人们开着装满鲜花的卡车来到剧院广场上的工会大厦，不出数小时，该建筑的正面挂起了一幅三层楼高的斯大林巨幅画像。
在大都会酒店的六楼，《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的新任总编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正站在伯爵旧日的房间里（这套房间现在已被墨西哥临时租用）往外看。广场上，主席团的成员乘坐的一队豪华轿车刚抵达。“索索”的灵柩被人从一辆浅蓝色的救护车里抬出来，然后被肃穆隆重地抬进宫去。三月七日当天，联盟宫向公众开放。不计其数的莫斯科公民排着长达五英里的队伍，等着向他们的领袖表达最后的敬意。目睹此景，索尔兹伯里越发觉得不可思议。
很多西方观察家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超过一百万的公民排队去参观一位统治者的遗体？不客气的解释是，那是为了确认他真的死了。可这解释不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男女在等待时悲伤地哭泣。事实上，有那么多人在哀悼这位率领他们抵御希特勒的侵略，并赢得伟大的卫国战争的人；有那么多人在哀悼这位致力于让俄国变得强大的人；还有一些人在哭泣，只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一个充满变数的新时代即将到来。
当然，理查德的预言完全应验了。索索咽气的时候并没有继任计划，也未指定接班人。而在主席团当中，有资格接过领导大权的人有八个之多：内务部部长贝里亚，国防部部长布尔加宁，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外贸部部长米高扬，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秘书处成员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还有莫斯科的前任市长尼基塔·赫鲁晓夫——那位既粗鲁又野蛮，还秃了顶的政工干部，正是他在不久前完成了建造那些五层混凝土公寓楼的计划。
让西方感到安慰的是，葬礼过后，马林科夫似乎成了这场接班人竞赛中最有可能的胜出者。因为马林科夫是位开明的国际主义者，对待核武器持直截了当的批评态度。和斯大林一样，他当时身兼党的总书记和中央委员会主席二职。然而，党内高层迅速达成了一项共识，即从今以后不再允许一个人同时担任这两项要职。于是，十天后，党的总书记马林科夫被迫将他担任的委员会主席一职移交给了更为保守的赫鲁晓夫，这便为两个政敌共同执政的格局搭好了舞台。两人既有观点相悖之处，同时又保持着微妙的盟友关系。这一微妙的权力平衡，在接下来数年中令整个世界都琢磨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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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是个活人，怎么可能希望出现后面那种情况呢？”
尽管不久之前伯爵还宣称，他当天晚上没有时间再赴别的约了，可问出上面这句话的时候，他正躺在安娜·乌尔班诺娃的床上。
“我知道，完全实现前面那种情形是有些不切实际，”他继续说，“但不管怎么说，假如连前者都是那么遥不可及的话，你能想象后者的实现有多么渺茫吗？因为那么做简直有违人性。对他人的生活方式充满兴趣地瞧上几眼，或者拿我们的生活方式与他人分享，这是人类最基本的愿望。即使后者闭关锁国，前者也会想方设法地从门缝里逃出去的。”
伯爵伸手将安娜的烟接过来吸了一口。他沉思了片刻，手指夹着烟，冲天花板指了一指。
“这些年，我在餐厅里也为很多美国人服务过。他们中很多人不远万里来到莫斯科，就是为了到莫斯科大剧院看一场演出。可与此同时，我们夏里亚宾酒吧里那个乌七八糟的三人乐队，一听到美国音乐，哪怕是从收音机里听来的一小段，也都会拿来弹得不亦乐乎。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受前者影响的表现。”
伯爵又吸了一口。
“埃米尔在他的厨房里，难道会用后面的那种方式做菜吗？当然不会。他会用前者的方式炖、烤和上菜。维也纳产的小牛肉、巴黎的鸽子或者法国南部的海鲜……还有个例子，就是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
“拜托，你不会又要开始讲曼彻斯特飞蛾了吧？”
“不，”伯爵不耐烦地说，“那和我现在要讲的完全是两码事。当维克托和索菲亚坐在钢琴跟前，他们是从头到尾都只弹穆索尔斯基吗？不，他们弹巴赫和贝多芬，还有罗西尼和普契尼；而在卡内基音乐厅里，观众们对霍洛维茨演奏的柴可夫斯基不也同样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了吗？”
伯爵侧过身子，仔细打量着女演员。
“你今天出奇地安静，”他说着把烟递给她，“你是不是有和我不一样的想法？”
安娜接过烟，吸了一口，然后把烟缓缓地吐了出来。
“不是我不同意你的看法，萨沙。只是，我真的不确定，一个人是不是真能像你说的那样完全按照前者的方式来生活。无论你生活在什么地方，你都必须面对某些现实，而在俄罗斯，也许就意味着你要面对后者，你必须让步。就拿你最爱的法式海产什烩或者卡内基音乐厅的喝彩来说吧。这两个例子所涉及的地方，马赛和纽约，都是港口城市，这并非巧合。我敢断言，在上海和鹿特丹，你应该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可莫斯科不是港口，亲爱的。在所有与俄罗斯有关的事物——它的文化，民族心理，也许还有它的命运——的中心，都矗立着那座克里姆林宫，这是一座拥有上千年历史的森严的堡垒，与海洋隔着四百多英里。从物理意义上说，尽管如今，它四周的高墙已不足以抵挡敌人的进攻，却依然能将整个国家笼罩在其阴影之下。”
伯爵往床上一躺，仰头凝视着天花板。
“萨沙，我知道，别人说俄罗斯人目光短浅，这种观点你无法接受。可你难道以为，在美国，人们就会谈起这个话题吗？他们也会为了纽约的大门是开放还是关闭而感到担忧吗？他们也急切地想知道是前者还是后者更有可能发生吗？无论从哪方面看，美国都是以前者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后者是什么玩意儿。”
“你这话听上去像是想去美国生活。”
“每个人都想去美国生活。”
“这太可笑了。”
“可笑？欧洲有一半的人明天就想搬过去，就为了过那里舒适的生活。”
“舒适！什么舒适？”
安娜侧过身，把烟摁灭了，然后打开床头柜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本厚厚的美国杂志。伯爵看见上面醒目地标着杂志的名称——《生活》。安娜随手翻了几页，然后开始冲着那些色彩明丽的摄影图片指点起来。每张图片拍的似乎都是同一个女人，她穿着不同的衣服，微笑着站在各种新颖的奇妙装置前。
“洗碗机，洗衣机，吸尘器，烤面包机，电视机。再看这个，自动车库门。”
“自动车库门是什么？”
“就是能自动开关的车库门，根本不用你动手。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假如我是车库门，我会很想念以前的那些日子。”
安娜又点燃了一根烟，并把它递给了伯爵。他吸了一口，看着缭绕的烟雾往天花板升去，而屋顶画像中的缪斯也正从云端往下俯视。
“让我告诉你什么是真正舒适的生活，”过了片刻，他才说道，“能一觉睡到中午，醒来后吩咐人用托盘把早点给你送过来；能在最后一刻临时取消和别人的预约；能让马车在宴会厅门外候着，这样你就可以随时坐上它赶赴另一场宴会；年轻的时候能逃避婚姻的桎梏，并且永远都不用生儿育女。这才是最舒适的生活，阿努什卡，而所有这些，我都曾拥有过。但到头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却是那些并不舒适的东西。”
安娜·乌尔班诺娃把伯爵指间的香烟接过去，往水杯里一扔，然后在他的鼻子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 * *
(1) 美狄亚是希腊神话中的女巫；麦克白夫人是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的人物，是导致麦克白悲剧的直接因素和罪魁祸首；伊琳娜·阿尔卡丁娜是契诃夫《海鸥》中的角色。
(2) “zut”为法语感叹词，意为“见鬼”“该死”“倒霉”。后文的“zut alors”意为“当时真气人”。
(3) 古希腊哲学认为世界由土、火、水、气四元素组成。
(4) 希腊神话中分别代表北风神、西风神、南风神和东风神。
(5) 起源于古希腊的医学理论，认为人体是由四种体液构成——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这四种体液对应四种元素、四种气质，它们在人体内失去平衡就会造成疾病，又称为四体液学说。
(6) 《启示录》中的四骑士传统上被解释为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
(7) 理查德说这话时为1952年，但华约实际于1955年才成立。
(8) 斯大林早年从事革命活动时的化名。
一九五三年
传道者与叛教者
“这简直和星星的运转一样慢。”伯爵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嘀咕道。
当一个人无缘无故被人要求等待时，他就只能这么挨时间。每一小时都会变得无穷无尽。每一分钟都会无休无止。哎呀，那每一分，每一秒，都要跑到时间舞台上隆重地亮相，而且还要抑扬顿挫地念上一段独白，只要台下稍微有点掌声，哪怕是稀稀落落的掌声，它们也要立刻返场，再来一次。
可伯爵不是曾经满怀诗意地抨击过星星缓慢的运转速度吗？难道他不知道，在这样温暖的夏夜里，当你仰卧着聆听草地上的脚步声时，星辰也似乎都停止了转动，仿佛大自然本身也正想方设法地拉长黎明前的最后时刻，以便人们能充分享受这一美景？
没错。一位二十二岁的小伙子攀过常春藤，踏在青草地上等候他心爱的姑娘时，无疑会有这种感觉。可怎么能让一位已经六十多岁的老人也如此等待？他的头发已经稀疏，关节也僵硬了，每一次呼吸都有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至少，礼貌还是要有吧。
应该快到凌晨一点了，伯爵默算着。演出十一点结束。之后，招待会十二点结束。按理说，她们半小时前就该到了。
“难道莫斯科连出租车都没了吗？电车也没有？”他自言自语道。
“还是说，她们在回来的途中被什么事绊住了？是不是路过咖啡馆的时候，她们忽然兴起，一心想着进去品尝糕点，却忘了他还在这儿苦苦地等啊，等啊，等啊。她们难道真的会如此残忍？如果真是这样，她们也别指望瞒得过他，因为眼下的他隔着十五米都能闻出她们刚才吃了什么好吃的。”
伯爵停下来回踱着的步子。他朝“大使”后头看了一眼。那儿藏着他的一瓶唐·佩里侬(1)。
为一件暂不确定的事准备庆祝活动是件颇为棘手的事。倘若命运女神眷顾，你得时刻准备瓶塞冲向天花板的瞬间；但如果得不到命运女神垂青，你就得表现得若无其事，仿佛今晚与平时并没有什么不同，事后，再让那瓶未打开的酒沉入海底。
伯爵把手伸进冰桶。里头的冰已经融了一半，水温刚好是10℃。如果她们还不回来，温度会越来越高，再这么下去，这瓶酒就没什么喝头了，也许就真得扔到海底去了。
好吧，那也是她们应得的。
伯爵把手抽回来，刚把身体站直，便听到隔壁房间传来一串美妙的声音。那是双响时钟发出的钟声。准时可靠的宝玑古钟正在宣告午夜的到来。
这不可能！伯爵至少等了两小时了。他在这儿已经来回踱了二十多英里。此时应该是凌晨一点半。不可能还这么早。
“也许准时可靠的宝玑古钟已经不再可靠了。”伯爵又嘀咕了一句。那架钟毕竟也有五十个年头了，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钟也抵挡不住岁月的摧残。慢慢地，轮齿会被磨平，弹簧也会失去弹性。伯爵正这么想着，忽然，透过屋檐上的小天窗，他听见远处钟塔上传来的钟声：一下，两下，然后三下……
“是，是，”他往后一仰，倒在椅子上说道，“我懂你的意思。”
很显然，这注定会是令人懊恼的一天。
那天下午早些时候，博亚尔斯基餐厅的助理经理把所有工作人员召集了起来，并当众宣布了点菜、下单和结账的新规定。
从今以后，他解释说，顾客点完菜之后，侍者需把点的菜名写在专门的簿子上。从客人的餐桌离开后，侍者须立刻将点菜单交给记账员，后者在分类账目上登记之后，再向厨房发出订菜单。而厨房则要在订菜日志里做相应的记录。一切就绪后，才可以开始做菜。待食物已经做好并可以端上桌时，厨房会再向记账员发出一张确认单，记账员收到之后，会向侍者提供一份盖了章的收据，侍者再凭这份收据去领做好的食物。这样，只需几分钟，侍者便可以在他的账簿上做上记号，以确认点菜、入账、做菜、领菜等步骤已经全都完成。
如今，整个俄罗斯都不会有比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更喜欢书面记录的人了。过去，他曾亲眼看见普希金的一首两行诗让本来犹豫不决的人变得异常坚定。他也曾经看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段短短的文字让一个人变得格外振奋，同时又让另一个人变得极其冷漠。当苏格拉底在集市中演讲或者耶稣在山上布道，为了让他们的话流芳百世，听众中有人把它们一字一句地记下来时，伯爵便会觉得这么做上合天意，下顺民心。所以，让我们把话挑明了：伯爵担心这项新规定并非因为他对纸笔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厌恶。
他只不过是觉得，凡事都要论场合。如果你选择在广场餐厅用餐，那你的确应该知道，那里的侍者为你点菜的时候，就是会把身体欠到你桌子的上方，一边听你讲，一边飞快地在小本子上做记录。可在博亚尔斯基餐厅，自从伯爵成为这儿的领班以后，来此就餐的顾客都能体会到侍者会看着他们的眼睛，回答他们的问题，为他们提供参考和建议，并且能一字不差地记住他们的选择，根本无须把背在身后的双手拿到前面来。
那天晚上，新的规定开始正式实施，餐厅主管的服务台后面多出了一张小桌子，桌子后头坐着一名书记员。可以想见，来博亚尔斯基用餐的顾客看到这种情景时会有多么惊讶，看到餐厅变得像股票交易所一样纸单乱飞时，又会多么迷惑不解。等他们点的小牛排和芦笋尖终于被端上桌，却早已变得和肉冻一样冰冷时，他们就不得不发火了。
很明显，这是行不通的。
说来也巧，当晚第二轮客人进餐到一半时，伯爵注意到“主教”已在博亚尔斯基餐厅的门口驻足了片刻。伯爵自幼所受的教育告诉他，一个有教养的人，不管有何种顾虑，都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本着相互合作的原则办事。所以，他从餐厅中间穿过去，跟在“主教”身后来到外面的走廊。
“列普列夫斯基经理！”
“罗斯托夫领班，”见伯爵主动跟自己打招呼，“主教”露出了一丝惊讶，他接着说，“你找我有事吗？”
“就是件小事，我其实都不该来打扰你的。”
“只要是酒店的事，就跟我有关。”
“不错，”伯爵说，“哦，我向你保证，列普列夫斯基经理，整个俄罗斯都找不出比我更喜欢书面记录的人了。”就这样，伯爵切入了主题，他接着夸起了普希金的两行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段落，以及苏格拉底和耶稣的抄本。然后，他才开始解释为什么纸笔这两样东西会危及博亚尔斯基餐厅历来秉持的优雅和浪漫的传统。
“你能想象，”伯爵说话时眼睛炯炯有神，“当你想牵住你妻子的手时，你得先提交申请，申请上面还必须有主管部门盖的戳，然后，你还必须把她的回答记在小本子上，一式三份，这样，你就可以给她一份，给她父亲一份，剩下一份给她的家庭牧师，你能想象这种情景吗？”
伯爵嘴里正妙语连珠，俏皮话不断，可当他看到“主教”脸上的表情时，他立刻提醒自己：说俏皮话可以，但要避免提及与别人婚姻有关的事。
“我不知道这件事跟我的妻子有什么关系。”“主教”说。
“当然没有，”伯爵表示同意道，“是我表述得太糟糕。我想说的是，安德烈、埃米尔和我——”
“这么说，你是在代表杜拉斯主管和茹科夫斯基主厨向我提意见啰？”
“哦，不是。是我自己决定要和你说的。而且，我这也不是提什么意见。只不过我们三个都希望来博亚尔斯基餐厅的顾客能吃得满意。”
“主教”笑了。
“那当然。而且我也相信，由于你们三个人的具体职责不同，你们各自关心的事情也都不一样。可作为大都会酒店的经理，我必须确保酒店的各方面都百分之百符合标准，这就意味着我得花很多精力和时间来消除所有的偏差。”
伯爵被他说糊涂了。
“偏差？什么样的偏差？”
“各种各样的偏差。今天有可能是被送进厨房的洋葱和做菜用掉的洋葱数目上有偏差。明天则有可能是顾客所点的酒的杯数和从酒瓶里实际倒出来的杯数之间有偏差。”
伯爵顿时浑身都变得冰冷。
“你是说偷窃。”
“我有那么说吗？”
两个人彼此盯着对方看了一会儿，然后，“主教”勉强笑了一笑。
“既然你们几位对此事如此上心，那就请你尽快将我们刚才的谈话转达给杜拉斯主管和茹科夫斯基主厨吧。”
伯爵不由得咬紧了牙。
“你放心，明天开例会的时候我会一字不落地告诉他们。”
“主教”仔细打量着伯爵。
“你们每天都开例会？”
无须赘言，当晚第二批来博亚尔斯基的客人见到餐厅里纸片和单据到处乱飞的时候，就像农夫们听见了枪声，感到震惊、迷茫和不知所措。总算熬过了这一切之后，伯爵回到他的书房，坐着等起来。
伯爵把手指在椅子扶手上敲了敲，然后站起身，重新踱起步。一边踱着步，嘴里还一边哼着莫扎特C大调第一钢琴奏鸣曲。
“当，嘚，当，嘚，当……”他哼道。
这真是一首欢快的曲子，你得承认，而且它非常符合他女儿的性格。第一乐章的节奏和十岁的索菲亚放学回家后，把当天的十五件趣闻一口气讲述给他听时的节奏一模一样。她不会先花上几分钟解释清楚谁跟谁都是什么人，以及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她的话匣子一打开便再也关不上，而只是用一连串的“然后……然后……然后”，以及一些停顿和强调。而到了第二乐章，奏鸣曲的节奏变得舒缓起来，这时的它更像十七岁的索菲亚。她常常会在周六下午大雨滂沱之际，在腿上搁一本书，或者在留声机里放上一张唱片，独自坐在他们的书房里。而节奏变快的第三乐章颇有点彩画派的风格，你几乎能从音乐中听出十三岁的她下楼梯的情景：先是飞快地沿着酒店楼梯往下跑，跑到楼梯口，为了给人让路，会突然刹住脚步，然后又往前冲去。
是的，这的确是一首欢快的曲子。这点无须争辩。可它是不是有点欢快得过了头呢？评委们会不会觉得它缺乏时代的厚重感呢？当索菲亚选择这部作品时，伯爵曾用“欢快”和“相当有趣”来评价它，以此含蓄地表达了他的这一担心。可后来，他一直保持沉默。因为父母的角色应该是在表达完担心之后，往后退三步。注意，不是一步，两步，而是三步。甚至可能是四步（但绝不能退五步）。是的，父母应该让孩子知道他们的担心，但在那之后就该后退三到四步，让孩子自己去做决定，即使那个决定可能带来失望。
可是，等等！
那是什么声音？
伯爵转过身。只见衣柜门一开，安娜冲进了书房。她身后还拉着索菲亚。
“她赢了！”
“啊哈！”二十多年来，他还是头一次这样欢呼。
他给了送来好消息的安娜一个拥抱。
然后，又拥抱了索菲亚，向她表示祝贺。
接着，又一次把安娜拥在了怀里。
“很抱歉，我们回来得太晚了，”安娜气喘吁吁地说，“可他们说什么也不让她离开招待会。”
“别再说了。我根本就没注意时间。来，坐，坐，快坐下，把所有的经过都跟我说说。”
把屋里的高背椅让给了女士们后，伯爵自己坐到了那个叫“大使”的皮箱上，接着他期待的目光落在了索菲亚身上。索菲亚害羞地笑了笑，把这个任务推给了安娜。
“真是不可思议，”女演员说，“在索菲亚前面有五名参赛者，两个拉小提琴的，一个拉大提琴——”
“这是在哪儿？哪座音乐厅？”
“就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表演大厅。”
“我太了解这个地方了。它是在世纪之交由扎戈尔斯基设计的。看的人多吗？来的都有些什么人？”
安娜眉头一皱。索菲亚则笑出了声。
“爸爸，您让她好好说呗。”
“好的，好的。”
于是，伯爵便照索菲亚说的做了：听安娜讲。她便接着讲起来：索菲亚之前有五位参赛选手，两名小提琴手，一名大提琴手，一个吹法国圆号的，还有一位弹钢琴的。所有这五个人都足以让音乐学院引以为豪，他们的举止神态都非常专业，而且对乐器的演奏也极其精湛。他们分别演奏了两首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两首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作品，一首鲍罗丁的作品。然后，就轮到索菲亚出场了。
“我告诉你，萨沙，她一露面，你就能听到台下的人倒吸了一口气。穿过舞台来到钢琴跟前的时候，她身上的裙子没有发出哪怕是一丁点的摩擦声。她就像是飘着过去的。”
“这都是你教我的，安娜阿姨。”
“不，不，索菲亚。你在舞台上亮相的那种气质是教不来的。”
“毫无疑问。”伯爵表示赞同。
“好。当主持人宣布索菲亚将要演奏的是莫扎特的第一钢琴奏鸣曲时，下面传来了一阵交头接耳声和椅子轻轻挪动的声响。可她一开始演奏，那些声音就立刻没了。”
“我就知道。我不是说了吗？我不是说过，偶尔来一段莫扎特是永远都不会落伍的吗？”
“爸爸……”
“她弹得那么轻柔，”安娜继续说，“那么快乐，观众从一开始就被吸引住了。这么跟你说吧，座位上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微笑。还有，她演奏完时，台下掌声雷动，你要是能亲耳听到，那该多好啊，萨沙。连吊灯上的灰都要被掌声震下来。”
伯爵也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拍完，又把双手合在了一起。
“在索菲亚之后还有几个人演奏呢？”
“那都已经不重要了。比赛结束时，大家心里都明白。接下来演奏的那个小伙子几乎是被人拽上台的。还有，在后来举行的招待会上，她也成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会场的各个角落都有人为她举杯祝贺。”
“我的天哪！”伯爵惊呼一声，从椅子里蹦起来，“我差点忘了！”
他把皮箱推到一旁，从后面把装着香槟的小冰桶拎了出来。
“瞧这儿！”
伯爵把手浸到水里，他能感觉得到温度已升到了11℃，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用手指轻轻一拧，撕下酒瓶上的锡箔纸，然后，瓶口的软木塞冲上了天花板！香槟淌了他一手，他们全都笑了起来。他拿出两只细长的香槟杯，替两位女士各倒了一杯，然后用一只葡萄酒杯给自己也满上了。
“为索菲亚干杯，”他说，“今天晚上标志着一段伟大历程的开端，她的音乐之路一定能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爸爸，”她红着脸说道，“这只不过是一次校内比赛而已。”
“只不过是一场校内比赛！这就是你们年轻人天生的局限性之一。我亲爱的，一段美好的历程开启时，你是感觉不到的。我也算是见多识广的人，相信我的话，不会有错——”
忽然，安娜把手一举，示意伯爵安静。她朝衣柜门看了过去。
“你们听见声音了吗？”
三人一动不动地站住了。果然，尽管不太清晰，他们还是听到了某种动静。卧室门口一定有人。
“我去看看到底是谁。”伯爵低声说。
他把酒杯放下，从衣柜的夹克中间钻了过去。他打开衣柜门，走进卧室，却发现安德烈和埃米尔正站在床尾低声讨论着什么。埃米尔手里托着一个钢琴形状的十层蛋糕。看样子，安德烈刚才是在建议他们把蛋糕留在床上，并附上一张字条，因为伯爵听到埃米尔此刻回答道：“这么漂亮的一个多层奶油水果蛋糕怎么能就这么往床单上放呢？”而就在这时，衣柜门开了，伯爵从里面跳了出来。
安德烈发出一声惊呼。
伯爵则倒吸了一口气。
而埃米尔受到了惊吓，眼看着手中的蛋糕往地上飞去。
真要是那样，这个美好的夜晚也许不得不结束在此时此地了。然而，安德烈有一种不忍心让任何物体掉到地上的本能。只见他急趋数步，把手一伸，这位曾经的杂耍演员把半空中的蛋糕稳稳地接在了手里。
安德烈长吁了一口气，埃米尔却张着嘴直愣愣地盯着这一幕。伯爵赶忙招呼起眼前的两人来。
“啊，安德烈，埃米尔，是你们俩呀，真是个惊喜。”
听到伯爵的暗示，安德烈会意地装出一副什么也没发生过的样子。“埃米尔预先为索菲亚的胜利做了一个小点心，”他说，“请代我们向她表示衷心的祝贺。”说完，安德烈把蛋糕轻轻地放在大公的办公桌上，便转身往门口走去。
埃米尔却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
“亚历山大·伊里奇，”他问道，“看在伊万的名义上，你躲在衣柜里做什么？”
“衣柜里？”伯爵问道，“什么，我……我会在……”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低。
安德烈脸上露出了同情的微笑，他双手微微做了一个势不可当的动作，仿佛在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特立独行原是男人本色。
可埃米尔皱着眉头望着安德烈，仿佛在说：少废话。
伯爵只好把目光从“三巨头”的这位成员转到另一位成员身上。
“瞧我，一点礼数也没有了，”他终于说道，“见到你们俩，索菲亚会很高兴的。到这边来吧。”说完，他冲着衣柜做了个“请”的手势。
埃米尔盯着伯爵，仿佛已经丧失了思考能力。可在别人礼貌的邀请面前从不会有片刻犹疑的安德烈立即端起了蛋糕，朝衣柜门迈去。
埃米尔生气地咕哝了一声。“如果我们真要往里走，”他对安德烈说，“那你最好当心点，别把蛋糕上的糖霜蹭到袖子上去了。”餐厅主管闻言，便把蛋糕递到埃米尔手里，并用他灵巧的双手小心地拨开伯爵的几件夹克。
从衣柜另一边出来时，安德烈由于是第一次见到伯爵的书房，对此非常惊讶。可当他看见索菲亚后，所有的惊讶就都不见了。“我们的冠军！”说完，他伸出双臂去拥抱她，并在她的双颊上各亲吻了一下。可对埃米尔来说，伯爵的书房远不如在这里看到电影明星安娜·乌尔班诺娃让他惊讶。因为“三巨头”的另外两位都不知道，所有她主演的电影，我们的这位主厨都看过，而且几乎都是坐在影院第二排看的。
安德烈注意到了埃米尔的表情，他赶紧走过去，伸手从下面把蛋糕托住。这回埃米尔没有失手。相反，他突然把蛋糕向安娜递了过去，好像那是特意为她做的一样。
“太谢谢你了，”她说，“可这是给索菲亚的吧？”
埃米尔臊得从肩膀红到他光秃秃的头顶。他转过身来对着索菲亚。
“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他说，“加巧克力奶油的多层水果蛋糕。”
“谢谢您，埃米尔叔叔。”
“还是钢琴形状的呢。”他补充说。
埃米尔从围裙结下抽出他的厨刀，切起了蛋糕。伯爵则从皮箱里又取来两只酒杯，往里倒上了香槟。他们把索菲亚的获胜经过又讲了一遍，安娜还特意夸她说，她的表演完美无缺，简直可以和埃米尔做的蛋糕媲美了。这么一来，主厨开始不厌其烦地向女演员讲起烤这种蛋糕所需的复杂工序；与此同时，安德烈则向索菲亚讲起了他和另外几个人在伯爵刚刚搬到六楼来的那天晚上与他一起举杯畅饮的情形。
“你还记得吗，亚历山大？”
“就像发生在昨天，”伯爵微笑着答道，“那天是你给大家倒的白兰地，我的朋友，玛丽娜也在，还有瓦西里。”
就像变魔术一样，伯爵说出瓦西里名字的一瞬间，我们的这位礼宾服务员就从衣柜那边钻了过来。他像军人一样把两只脚后跟一磕，不动声色地同屋里的人依次打起了招呼，对他们如何会聚在这样一个地方没有流露出丝毫惊讶。
“乌尔班诺娃女士，索菲亚，安德烈，埃米尔。”然后，他转过身来对着伯爵说道，“亚历山大·伊里奇，我能不能和你说件事？”
从瓦西里发问的样子来看，很显然他想把伯爵拉到一边去讲话。可伯爵的书房只有不足一百平方英尺，即使走到最边上，离另外几个人也只是隔着三英尺远，这显然谈不上什么隐私。所以，这个举动马上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屋里其他四个人也朝同样的方向移动了同样的距离。
“我来是想告诉您，”瓦西里带着讳莫如深的口吻说道，“酒店经理正在往您这儿来。”
这回轮到伯爵惊讶了。
“往哪儿来？”
“往您这里来。哦，确切地说……是往那儿。”瓦西里指着伯爵的卧室说。
“可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瓦西里解释说，方才他正在检查明晚的预订位，无意中发现“主教”正在大堂里来回溜达。几分钟后，一位身材瘦小、头戴长檐帽的先生来到前台，指名要找伯爵。这时，“主教”走上前去，自我介绍了一番，并说他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了。然后，他主动提出要亲自带领他到伯爵的房间。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他们一进电梯，我就顺着楼梯往这儿跑来了。电梯里还有住215号房的哈里曼先生和住426号房的塔尔科夫家的人。如果把电梯在二楼和四楼停顿的时间算进去，我想他们随时都可能到了。”
“上帝呀！”
屋里的人面面相觑。
“谁都别出声。”伯爵说。他钻进衣柜，把身后的书房门关上，然后打开通向卧室的门，这回开门的时候他比刚才小心多了。见屋里没人，他才放下心来，于是赶紧关上衣柜门，顺手把索菲亚正在读的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拿了起来，坐在桌前的椅子里，往后一仰，只靠椅子的后两条腿支撑着。这时，果然响起了敲门声。
“谁啊？”伯爵叫了一声。
“是我，列普列夫斯基经理。”“主教”在外面答道。
伯爵让椅子的两条前腿砰的一声落下来，过去开门，只见走廊里站着“主教”和一位陌生人。
“希望我们没有打扰到您。”“主教”说。
“嗯，这个点有人上门拜访倒是不常见。”
“是的，是的，”“主教”满脸赔笑地说，“但是，请让我把弗里诺夫斯基同志介绍给您。刚才他在大堂指名要见您，所以我就自告奋勇把他领到这儿来了，因为您的房间……稍稍远了一点。”
“你考虑得真周到。”伯爵回答说。
刚才听瓦西里说弗里诺夫斯基同志个头很小，伯爵还以为礼宾服务员只是在措辞上追求新鲜感而已。可事实上，“小”这个字尚不足以直观描述弗里诺夫斯基同志的身材。同这位来访者讲话的时候，伯爵不得不压抑住那股蹲下身去的强烈冲动。
“弗里诺夫斯基先生，有什么事我能为你效劳吗？”
“我是为您女儿来的。”弗里诺夫斯基一边解释一边把那顶小帽从头上摘下来。
“索菲亚？”伯爵问。
“是的，索菲亚。我是红十月青年交响乐团的团长。您女儿是一位颇有天赋的钢琴家，她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事实上，今天晚上，我很荣幸地目睹了她的表演，这也是我这么晚还要来登门造访的原因。但我非常荣幸地告诉您，我们打算让她做我们的次席钢琴手。”
“莫斯科青年交响乐团！”伯爵惊呼了起来，“太棒了，你们乐团在什么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