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场轮盘里
永远红色的二十七号
《它现在在哪儿？》一至十九行
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
一九一三年
1922年6月21日
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在
内务人民委员部紧急委员会的出庭记录
审判长：V．A．伊格纳托夫同志，M．S．扎可夫斯基同志，A．N．科萨列夫同志
检察官：A．Y．维辛斯基
* * *
检察官维辛斯基：说出你的姓名。
罗斯托夫：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圣·安德烈勋章获得者，赛马俱乐部会员，狩猎大师……
维辛斯基：这些头衔你可以留着。对别人而言它们毫无用处。但为了准确起见，你是不是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罗斯托夫？
罗斯托夫：是的。
维辛斯基：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我必须说一句，我还从没看见过有哪件夹克镶有这么多的纽扣呢。
罗斯托夫：谢谢。
维辛斯基：我可没有恭维的意思。
罗斯托夫：那么，我要求和你决斗。
［笑声］
秘书伊格纳托夫：肃静。
维辛斯基：你目前的住址？
罗斯托夫：莫斯科大都会酒店317号套房。
维辛斯基：你在那儿住多久了？
罗斯托夫：从一九一八年九月五日起我就一直住在那儿。快四年了。
维辛斯基：你的职业？
罗斯托夫：绅士是不从事职业的。
维辛斯基：那好。你平时都怎么打发时间？
罗斯托夫：用餐，交谈，阅读，思考。常见的消遣。
维辛斯基：你写诗？
罗斯托夫：我的鹅毛笔和剑一样锋利，这大家都知道。
维辛斯基：［举起一本小册子］这首创作于一九一三年的长诗《它现在在哪儿？》是你写的吗？
罗斯托夫：人们的确把它归到我的名下。
维辛斯基：你为什么要写这首诗？
罗斯托夫：是它自己在要求有人把它写出来。我只不过是在那个特定的早上恰好坐在写字桌前而已。
维辛斯基：确切地说，那是在什么地方？
罗斯托夫：艾德豪尔山庄的南客厅。
维辛斯基：艾德豪尔山庄？
罗斯托夫：罗斯托夫家族在下诺夫哥罗德的一座庄园。
维辛斯基：啊，对。当然。答得真快。还是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回你的诗作吧。鉴于这首诗创作于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失败后极其消沉的那些年月，很多人认为，它实际上是在号召大家行动起来。你同意这种分析吗？
罗斯托夫：每一首诗都是对人们的号召。
维辛斯基：［一边核对记录］你在接下来那年的春天离开俄国去了巴黎？
罗斯托夫：我记得当时苹果树好像正在开花。所以，是的，十有八九是在春天。
维辛斯基：确切地说，是在五月十六日。好吧，我们了解你“自我放逐”的原因；对你迫于形势远走高飞甚至抱有同情。可我们更关心的是你一九一八年的回归。我们想知道，你回来是不是抱有武装起义的打算，如果有，你是支持革命还是反对革命？
罗斯托夫：那个时候，我早没再考虑武装起义了。
维辛斯基：那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罗斯托夫：我想念这里的气候。
［笑声］
维辛斯基：罗斯托夫伯爵，你似乎并未意识到这是一个庄重的场所。而且，对你面前的这些人也没表现出应有的尊重。
罗斯托夫：沙皇皇后当年也对我有这样的抱怨。
伊格纳托夫：维辛斯基检察官，如果您允许的话，我……
维辛斯基：请讲，伊格纳托夫秘书。
伊格纳托夫：我毫不怀疑，罗斯托夫伯爵，在场的许多人会因为发现你如此富有魅力而惊讶不已。可我却丝毫不觉得意外。历史告诉我们，个人魅力正是有闲阶层的终极追求。真正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这首诗的作者居然会变成一个漫无目的的人。
罗斯托夫：我一直以为，只有上帝才知道一个人的目的。
伊格纳托夫：的确。你这么想再方便不过。
［委员会休会12分钟］
伊格纳托夫：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在充分考虑了你自己提供的证词之后，我们认为，曾经写下诗歌《它现在在哪儿？》的那颗赤子之心如今已不可挽回地沾染上其所属阶级的腐朽了。而且，对其曾经信奉的理想，业已构成威胁。为此，我们本应该把你从法庭带走，关进监狱。但党内某些高层人士认为，你在革命爆发之前还算得上是一位有志之士，所以，本委员会决定，你被立刻遣返至你最喜爱的那家酒店。但请你记住：倘若再踏出大都会酒店一步，你将被枪毙。下一个案子。
签字人
V．A．伊格纳托夫
M．S．扎可夫斯基
A．N．科萨列夫
* * *
(1) 列夫·托尔斯泰的著作《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男主角。
目 录
1922年 莫斯科
第一卷 Book One
一九二二年
第二卷 Book Two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六年
第三卷 Book Three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四六年
第四卷 Book Four
一九五〇年
一九五二年
一九五三年
第五卷 Book Five
一九五四年
后记 Afterword
第一卷
Book One
一九二二年
大使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下午六点三十分，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被送出克里姆林宫的大门。他来到红场上，凉爽的天气格外宜人。伯爵边走边像游泳一般双肩往后一收，长长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步履没有丝毫停滞。天空的颜色与圣巴索教堂湛蓝的穹顶一般无二。而那些粉红色、绿色和金色也熠熠生辉，仿佛宗教的唯一目的是为神性而欢呼。正在国营百货公司的橱窗前交谈的布尔什维克的姑娘们也打扮了起来，似乎在庆祝春天的尾声。
“喂，伙计，”伯爵冲站在广场边上的费奥多打了声招呼，“今年的黑莓这么早就上市了？”
小贩吓了一跳，他还没来得及答复，伯爵就已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开了。他打过蜡的胡子像海鸥的翅膀般朝两边支开。穿过复活门(1)，他背对亚历山大花园(2)里的紫丁香，朝剧院广场走去。雄伟的大都会酒店就坐落在那里。来到酒店门前，伯爵冲值下午班的看门人帕维尔眨了下眼，然后转过身，朝一直尾随在他身后的两名士兵伸出手去。
“先生们，谢谢你们把我安全护送到此。接下来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助了。”
两位小伙尽管身材高大，却得扬起头才能越过帽檐看见伯爵的眼睛。和罗斯托夫家族近十代里所有男人一样，伯爵很容易就长到了六英尺三英寸(3)。
“继续走。”两人中更凶的那位说道。他把手往枪托上一搭：“我们得亲眼看着你进房间。”
进到大堂，伯爵幅度很大地挥了挥手，跟（前台的）沉着冷静的阿尔卡季和（正为雕像掸灰的）活泼漂亮的瓦伦蒂娜打招呼。虽然以前伯爵用同样的方式跟他们打过上百次招呼，今天，二人却都睁大眼睛紧紧地盯着他。这是你去参加晚宴，却忘了把裤子穿上，大伙儿见到你时会有的那种反应。
那个钟爱黄色的小女孩正坐在大堂里她最喜欢的椅子上看杂志。伯爵从她身边走过，突然在几株棕榈树盆栽前停下脚步，问他的护送者们：
“先生们，电梯还是楼梯？”
两位士兵对视了一眼，又看了看伯爵，再看回彼此。显然，他们不知该怎么办。伯爵心想，连上楼这种事都不能当机立断，还能指望这些士兵在战场上克敌制胜吗？
“楼梯。”他替他们做了决定，然后一步跨两级台阶地往上走去。这个习惯他是在上军校的时候养成的。
来到三楼，伯爵沿着铺有红色地毯的走廊走向他的套房——由相互连通的卧室、浴室、餐厅和豪华客厅组成，客厅的落地窗高达八英尺，刚好俯瞰着剧院广场上的菩提树。然而，此刻在那儿迎候他的却是粗暴之举。被猛然打开的房门前站着保安队长，还有服务员帕夏和彼佳。触及伯爵的目光，两位年轻服务员的神色显得有些尴尬。很显然，有人刚刚命令他们干了一些令他们反感的事。伯爵便问保安队长：
“这是什么意思，队长？”
队长被问得微微一怔，可他毕竟训练有素，处变不惊。
“我是来带你到你的房间去的。”
“这不就是我的房间吗？”
队长脸上浮出一丝浅浅的笑意，说：“往后恐怕不是了。”
队长让帕夏和彼佳留下，他自己领着伯爵和护送他的两名卫兵来到酒店最里面的一扇毫不起眼的门前。门后藏有一道多用途楼梯。楼梯内光线昏暗。每往上走五步就转一个急弯，如塔楼一般。他们往上爬了三段楼梯，来到一扇通向狭窄走廊的门前，走廊上一字排开的是一个卫生间和六间卧室。卧室形似修道院修士们的居所。这层顶楼最初是为安置大都会酒店宾客随行的管家和女佣所建，后来，带仆从出行的做法不再流行，这些空置的房间便被用于应对一些临时而紧急的需要，比如存放废弃的木料、破损的家具或其他杂物。
那天早些时候，紧邻楼梯口的房间已经被清理出来，只余一张铁床，一张三脚书桌，以及攒了十年的灰尘。靠近门口的角落里有个小壁橱，它更像个后来才添加的电话亭。顺着屋顶的坡度，天花板自门上的位置开始，逐渐往屋里倾斜。那面开有一扇棋盘大小的老虎窗的外墙的墙根成了唯一能容伯爵挺身站立的地方。
见两名护送的卫兵正从走廊里窃笑着往这边张望，这位好队长解释说，他已经吩咐那两位服务员，让他们帮着挑几件伯爵的新居放置得下的家什搬过来。
“那其余的呢？”
“将成为人民的财产。”
这就是他们的规矩，伯爵心想。
“好吧。”
他几乎是跳着从塔楼下来的，两名士兵在他身后匆忙追赶，他们身上的步枪被墙壁磕得咔嗒直响。下到三楼，他沿着走廊径直走进他的套间。两位服务员抬起头，神情有些伤感。
“没事，伙计们，”伯爵镇定地说，接着比画了起来，“这个，这个，还有那些。所有的书。”
在可以搬往新居的物品当中，伯爵挑了两张高背椅，还有祖母留下的东方格调的咖啡桌和她最喜爱的那套瓷盘。他还选了两盏用黑檀木雕刻而成的大象造型的台灯，以及妹妹海伦娜的一幅画像，那是一九〇八年瓦伦丁·谢罗夫(4)在艾德豪尔山庄小住期间绘制的。他也没忘了拿上那口在伦敦爱丝普蕾公司定制的皮箱。他的好朋友米什卡曾为这口箱子起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大使”。
不知哪位好心人已将伯爵的一只行李箱拿到了卧室里。所以，当服务员开始将上面提到的物件往楼上搬时，伯爵正把衣服和私人物品往行李箱里塞。他发现站在一旁的士兵瞪着落地柜上的两瓶白兰地，便把它们也塞进箱子里。行李箱也被抬上楼之后，他才冲着办公桌指了指。
两位服务员一人抓住桌子的两个角，他们那宝蓝色的制服已在这一番劳作中弄脏了。
“这玩意儿也太重了。”其中一位对另一位说。
“国王用城堡使自己强大，”伯爵在一旁说，“绅士则用书桌。”
服务员使劲将桌子往走廊里拖，这时，罗斯托夫那口注定要被留下的大座钟发出八声悲鸣。保安队长早已返回他自己的岗位去了，之前气势汹汹的两名卫兵这会儿也变得有些百无聊赖了。他们倚墙而立，任凭烟灰掉落到镶木地板上，混入倾泻进大客厅的阳光里。夏至时节，莫斯科的阳光尚毫无颓意。
伯爵怅惘地走向房间西北角的那几扇窗户。他曾在这扇窗前消磨过多少时光；多少个清晨，他身披睡袍，手端咖啡，目睹着那些来自圣彼得堡的旅客经过一夜火车颠簸后疲惫不堪地走出车站；又有多少个冬夜，他出神地凝望着外面的雪花徐徐飘落，街灯下时不时闪过一个孤独的人影。就在这时，在广场最北端，一位年轻的红军军官正急匆匆地跨上莫斯科大剧院正前方的台阶，他已经错过了今晚前半小时的演出。
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有在幕间闯入剧场的嗜好，伯爵不禁哑然失笑。有一次，时间明明仅容他在英语俱乐部喝上一杯就走，他却又一连喝了三杯，才跳进已在外面等候多时的马车。马车疾驰如飞，穿城而过，他连跑带跳地冲上剧院那著名的台阶，像刚才那位小伙子一样，闪身进入金色的大门。舞台上，女芭蕾演员正翩翩起舞。伯爵忙不迭地低声道着歉，挪往他位于第二十排的专座。那是少数几个能够一览包厢里女宾们芳姿的福利座位之一。
迟到，伯爵边想边叹了口气，年轻人的通病。
他把脚跟一转，在自己的房间踱起步来。他最喜欢廓大的客厅，还有客厅里悬挂的两盏枝形灯。他也喜欢小餐厅里的漆木镶板和用以固定卧室双开门的精致的黄铜机关。总之，他就像一位头一次见到这个套房的潜在买主，将屋内的装潢细细打量了一遍。进到卧室，伯爵在大理石面的桌案前略微停了停。桌上摆着各式各样的古玩。他从中挑了把剪刀拿起来。那是他妹妹的心爱之物，整把剪刀被做成一只白鹭的形状，长长的银色刀刃代表鸟喙，金色的小螺丝则是眼睛。这把剪刀是如此小巧，他都没法将大拇指和食指塞进指圈去。
伯爵从套房这头往另外一头望去，仿佛要将所有留下来的东西最后再盘点一番。这些四年前跟他一起进驻这个套房的私人物品、家具和艺术品当年已经历过一轮精挑细选。当初伯爵一获知沙皇已被处决的消息，便动身从巴黎回国。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天里，他横穿了六个国家，绕开了隶属五个国家的八个营的军队，终于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七日那天抵达艾德豪尔山庄。当时，除了背包，他一无所有。据他的观察，当时整个农村已处在动荡的边缘，他们家也濒临险境，然而，他的祖母，也就是老伯爵夫人，依然从容不迫。
“萨沙，”她坐在椅子上没起身，“你来了，太好了。你一定饿了吧。过来和我一起喝茶。”
他开始跟她解释，为什么她必须离开这个国家，给她详细讲述他为她所做的出行安排。老伯爵夫人这才知道她已经别无选择，也才明白，尽管所有的仆人都愿跟随她，她却只能从中挑两个带走。她也弄懂了为什么她的孙子，她唯一的继承人，这个她从十岁一直带到大的孩子，不能陪她一起上路。
七岁那年，有一次，伯爵下象棋惨败给了邻居家的男孩。他哭鼻子，骂粗口，还把棋子摔了一地。这番极其缺乏体育精神的表现遭到了伯爵父亲的严厉责罚。那天晚上，父亲没准伯爵吃饭。他是空着肚子上床的。年轻的伯爵攥着毯子，饥肠辘辘，这时他祖母来看他了。老伯爵夫人在他的床头坐下，对他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输棋当然没什么可高兴的，那个叫奥博连斯基的孩子也确实是个讨厌的家伙。不过，萨沙，我亲爱的，你知道他要的就是看你的笑话，你为什么要让他得逞呢？”正是提着这口气，在彼得霍夫码头分别的时候，他和祖母谁都没哭。其后，伯爵回到庄园，处理关闭事宜。
很快，烟囱打扫完毕，食品储藏室清理一空，家具也都蒙上了挡尘布，就像他们只是因为换季，全家又要例行返回圣彼得堡了似的。不同的是，这回狗都被从笼子里放了出来，马全出了马厩，仆人们也统统被免了职务。伯爵挑出了罗斯托夫家最漂亮的家具，只装了满满当当一马车。然后，他插上门闩，朝莫斯科出发了。
这真有趣，即将告别豪华套间的伯爵暗自思忖。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们便得学会如何跟朋友或者家人说再见。我们在车站送别父母和兄弟姐妹；我们去表兄弟家串门；我们上学、参军、结婚、出国旅行；我们抓着好友的肩膀，祝他一切顺利，盼望分手后能尽快收到他的消息，哪怕只是只言片语——这些都是我们人生阅历的一部分。
可有一种经验却是我们不太能学到的，那便是：如何与最心爱的东西告别。即使有学习的机会，我们也宁可对之退避三舍。毕竟，我们将心爱之物抓得比最要好的朋友更紧。不管去哪儿都会带上它们，不惜为此承担不菲的费用，忍受诸般不便；我们不忘时时替它们掸除灰尘，训斥在它们近旁玩耍得太疯的孩子们；任由与它们相关的回忆不断为它们添加更多价值。就拿这个壁橱来说，我们总会想起：年幼的我们常常躲藏在其中。那些银烛台，每年圣诞前夜都会成排地出现在家里的餐桌上。还有这条手帕，她曾用它擦过眼泪，等等。在形单影只的时刻，或许只有这些精心保留下来的物品能给我们带来一丝安慰。
可是，物件毕竟只是物件。
于是，伯爵把妹妹的小剪刀放进裤兜。他朝屋里的传家宝投去最后一眼，把它们带给他的心痛永远地抹去了。
✮
一小时后，伯爵站在新床垫上使劲蹦了两下。他想听听那嘎吱作响的弹簧奏出的是哪个调（升G调）。他审视一番堆在四周的家具，不由得想起自己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曾经特别渴望坐轮船去法国，或是乘夜班火车去莫斯科。
为什么他会向往那种特殊的旅行呢？
因为它们的舱位都很小！
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桌子折叠起来便无影无踪；抽屉就在床铺底下；墙上壁灯的大小刚好能照亮你要阅读的书页。对一颗年轻的心来说，这种高效的设计宛如美妙的音乐，兼顾了功用的精准和冒险的可能。这与尼摩船长驾驶潜艇在海底航行两万里时身处的船舱肯定一模一样。倘若能到鹦鹉螺号上去住一夜，就算有人拿在皇宫住一百天来交换，但凡稍有勇气的孩子，又有哪个肯换呢？
好吧。他算是如愿以偿了。
何况，与一半的房间都被布尔什维克征用为打字室的二楼相比，六楼至少不会一整天充斥着打字声。在这里，他还能一个人静下心来想事情。(5)
伯爵站起身，他的头撞到了天花板的斜壁。
“可不是嘛。”他回应道。
他把一张高背椅推到一旁，将大象造型的灯移到床边，然后打开行李箱。他首先把代表团的合影拿出来，摆在原本放它的桌上。接着拿出那两瓶白兰地，还有他父亲那只一天只报两次时的座钟。伯爵正要取出祖母看歌剧用的小望远镜，把它搁在桌上时，天窗那边传来翅膀扑棱的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尽管天窗只有一张赴宴邀请函那么大，伯爵还是能看见外头有只鸽子刚刚落在窗台的铜板上。
“喂，你好。”伯爵说，“这么好心来看我啊。”
鸽子摆出一副主人公的架势，扭过头来往里瞅了瞅，然后一边拖着爪子在挡雨板上行走，一边在窗户上使劲地啄了几下。
“嗯，对，”伯爵承认说，“你说的也有道理。”
他正准备向这位新邻居解释他为何会突然出现在这里，这时，走廊里有人清了清嗓子。伯爵不用回头就知道，来者是安德烈——博亚尔斯基餐厅的主管。叨扰别人之前的这声轻咳是他的标志。
伯爵冲鸽子点了点头，表示稍后再继续他们的交谈。他把外套重新扣好，转过身来，发现来的不只是安德烈——走廊里挤着三位酒店员工。
长有一双灵巧而修长的双手的安德烈冷静如常；酒店无可替代的礼宾接待员瓦西里也在；还有带着快活、羞涩又好奇的神情的玛丽娜，她刚刚从客房部的服务生升职为缝纫师了。他们三人眼里的困惑和数小时前伯爵从阿尔卡季和瓦伦蒂娜脸上看到的一模一样。伯爵这才恍然大悟：今天早上他被从酒店带走的时候，他们一定都以为他再也回不来了。可现在，他居然走出了克里姆林宫的高墙，这简直无异于飞行员从摔碎的飞机残骸里爬了出来。
“我亲爱的朋友们，”伯爵说，“今天发生的事情一定让你们受惊了。你们或许听说了，我被请到克里姆林宫进行一次私人会谈。在那里，几个留着山羊胡子的政府官员对我做出了裁决，因我的贵族出身，我被判处终身监禁……在这家酒店里。”
在一片欢呼声中，伯爵同访客一一握手，衷心感谢他们每个人的真诚情谊。
“进来吧，进来。”他说。
三位酒店员工从那堆摇摇欲坠的家具中间挤进屋来。
“来，有劳你，”伯爵把一瓶白兰地往安德烈手中一递，然后，他在那口名为“大使”的箱子前跪下，解开钩扣，像翻开大部头的书一样把箱子摊开。箱子里稳稳当当地放着五十二只玻璃杯——更准确地说，是二十六对玻璃杯。每一对都有其独特的形状和用途，从喝勃艮第红酒用的大肚球形杯到专为喝色彩鲜艳的南欧利口酒设计的细脚杯，一应俱全。为了节省时间，伯爵从箱子里随手挑出了四只杯子递给大家。此时，安德烈已经拔出了瓶塞，履行了他光荣的职责，给众人倒上酒。
所有客人手中都有了白兰地之后，伯爵把自己的酒杯高高地举起来。
“为大都会酒店干杯。”他说。
“为大都会酒店干杯！”他们附和道。
伯爵天生就是个高明的东道主。他一会儿替这个斟酒，一会儿同那个聊得兴起。他对屋里气氛的每一丝变化都有着本能的体察。今晚的安德烈放下了职位赋予他的拘谨，变得笑容可掬，还时不时俏皮地眨眨眼。平时为客人们介绍旅游景点时有板有眼的瓦西里此刻也好像变了个人，他是那么轻松，一副今天说出口的话明天一概不负责的架势。玛丽娜呢，每听完一个笑话，平时羞答答的她现在张口便咯咯地笑出声来，早把用手捂住嘴的那一套忘在了脑后。
这个夜晚，伯爵十分感激他们带给他的喜庆和快乐，但他并不会自负地以为，他们这么做仅仅是为了祝贺他虎口余生。他比大多数人都清楚，一九〇五年九月俄国代表团签署了结束日俄战争的《朴次茅斯和约》，自那之后十七年，俄国经历了一场世界大战、一场内战、两次饥荒，还有一场所谓的“红色恐怖”。总之，它经历了一个无人幸免的动荡时代。无论你的立场是左还是右，是红还是白，也无论你的处境是在好转还是在变坏，此刻都该为这个国家的健康干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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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十点，伯爵把他的客人们送到塔楼，跟他们互致晚安，与他在他们家位于圣彼得堡的庄园门口送客时该尽的礼数一般无二。回到屋里，他打开窗户，把瓶里最后一点白兰地倒进杯中，在办公桌后面坐了下来。
这张办公桌是伯爵的教父杰米多夫大公留给他的，产于路易十六时期的巴黎，饰有当年顶级的镀金和皮革。大公蓄着白色的大鬓角，有着淡蓝色的眼睛，佩戴着金色的肩章；他会讲四种语言，能读六国文字。他终身未娶，代表祖国去了朴次茅斯。他还打理着名下的三座庄园。他一贯勤勉，反对夸夸其谈。早年，他曾和伯爵的父亲一道当过轻骑兵军官。大公因此成了伯爵的监护人。一九〇〇年，伯爵的父母因染上霍乱而在数小时内相继过世。当时，是大公把年轻的伯爵领到一旁，叮嘱他说，为了妹妹，他一定要坚强起来；大公还告诉他，人生中的逆境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出现，假如一个人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他就会被命运掌控。
伯爵伸出手，轻轻抚摸办公桌表面的小凹痕。
这些浅浅的凹痕凝聚着多少句大公的话啊。四十年的岁月里，他在这张桌上写过给管家的简要的吩咐，与政治家的精彩雄辩，对朋友的肺腑之言。换句话说，这张桌子不容小觑。
一口饮尽杯里的酒，伯爵把椅子往后一推，坐在了地上。他伸手摸索着桌子右前腿的后部，找到那个暗扣，按了一下，一扇镶嵌得严丝合缝的门打开来，露出一个衬有丝绒的小洞。另外三条桌腿里也都隐藏着这样的洞，洞里塞满了金币。
被冲上荒岛的英国人
在将醒未醒的九点半，于意识尚未全然恢复的混沌里，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把一天中所有的好滋味都品味了个遍。
不出一小时，他将走上特维尔大街，和煦的春风会把他的胡须吹得随意飘拂。途中，他会在戈泽特尼街的小摊上买份《先驱报》，路过菲利波夫的面包房(6)（在橱窗前驻足只是为了观赏一下里面的糕点），然后去和他的银行经理人会面。
在路边停下脚步时（因为要避让拥堵），他这才想起自己在赛马俱乐部预订的午餐是下午两点的。尽管银行经理人十点半就在等着与他碰面，可对经理人而言，储户永远是他们的衣食父母，等等应该也不碍事……抱着这样的想法，他折返回去，把礼帽从头上摘下来，拉开了菲利波夫的店门。
一进门，他的感官瞬间得到了极大的犒赏，面包师的高超技艺毋庸置疑。空气里飘散着新鲜出炉的椒盐卷饼、甜面包卷和面包条的柔和香气。每天都有专列将这些无与伦比的糕点送进冬宫。在前排的玻璃陈列柜里，一排排蛋糕摆放得整整齐齐，蛋糕上五颜六色的糖霜就像阿姆斯特丹多彩的郁金香。伯爵走近柜台，他会向那位系着淡蓝色围裙的年轻女士要一份法式千层糕（多么恰如其分的名字），然后，赞赏地注视着她用茶匙将那块美味的糕点从银铲上轻轻推到一只瓷盘里。
端着点心，伯爵会找一个离角落里的那张小桌子最近的地方坐下。每天早上那里都会聚集三个时髦的年轻女子，谈论着昨天夜里的风流韵事。出于对周边环境的顾忌，三位年轻女子起初说话声还很低，不失文雅，可随着情绪的波动，她们的声音会不可避免地高昂起来。等到了十一点十五分，即使最心无旁骛的糕点爱好者也别无选择，只能坐在那儿“偷听”比千层糕还要繁复微妙的女人的心思。
十一点四十五分，清扫完盘子里的糕点，他把胡子上沾着的面包屑掸掉，挥手向柜台后面的女孩致谢，再冲三位年轻女士脱帽告辞（他刚才找机会同她们聊过几句），回到特维尔大街上。他停下脚步，心想：下面干什么去呢？也许可以去伯特兰画廊欣赏刚从巴黎来的油画，或者悄悄溜进音乐学院的音乐厅，听年轻学生们排练贝多芬的四重奏，要不就索性回到亚历山大花园，找张长椅坐下，一边欣赏那里的丁香，一边听鸽子在窗台的铜质防雨板上来回徜徉，咕咕地低吟浅唱。
窗台的铜质防雨板……
“啊，对了。”伯爵醒悟了过来，“我想，这个应该没有了。”
倘若此时伯爵再闭上双眼滚到墙边，不知还能不能再回到梦中的长椅上，让他得以在菲利波夫面包房里，在那三位女士碰巧经过的当口，及时地打招呼道：“真高兴再次见到你们，这真是太巧了。”
肯定能。不过沉溺于如果情况不同又会发生什么的设想，绝对是让人精神失常的不二法门。
伯爵坐直了身体，脚径直踩在没铺地毯的地板上，扭了扭他那指南针似的两撇髭须。
大公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只笛状香槟酒杯和一只白兰地酒杯。前者瘦小而挺拔，俯视着浑圆矮胖的后者。让人不禁想起谢拉莫雷纳山脉中的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或是舍伍德森林里的罗宾汉和塔克修士，还有站在大门口的哈尔王子和福斯塔夫——
这时，传来了敲门声。
伯爵刚站起来，头就磕到了天花板。
“稍等。”他说，然后一边揉着头一边去箱子里翻找衣服。穿戴停当之后，他才把门打开。门口站着个手脚勤快的年轻小伙，他手里端着伯爵日常吃的早餐——一壶咖啡、两片饼干和一块水果（今天是李子）。
“很好，尤里！进来，进来吧。放这儿，就放在这儿。”
趁着尤里把早餐一一摆在箱子上的工夫，伯爵坐到大公的办公桌后，飞快地给住在达诺夫斯基大街的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写了张字条。
“能不能替我送个信，孩子？”
尤里从来不会推脱，他痛快地接过字条，答应亲手把信交给收信人，并鞠着躬收下了伯爵给的小费。接着，他在门口停了下来。
“我是不是……该把门开着？”
问题问得很在理。因为房间不大透气，而在六楼这么高的地方，隐私被泄露的机会也微乎其微。
“开着吧。”
尤里的脚步声朝塔楼下远去了。伯爵把餐巾往腿上一铺，给自己倒了杯咖啡，再往里面加上几滴奶油。喝完第一口，他相当满意地发现，咖啡的热度一点也不比往常低。年轻的尤里今天送早餐要比以往多爬三层楼梯，他刚才一定是冲刺一般跑上楼的。
伯爵正用削皮刀把李子肉从核上切下来，他忽然发现一道银色的影子从箱子后面闪过，像一道轻盈的烟雾。他侧过身从高背椅后面往里看。哪是什么鬼影，不过是大都会酒店大堂里的那只猫——一只独眼的俄罗斯蓝猫。酒店围墙以内发生的事，就没它不知道的。显然，它这是亲临顶楼来视察伯爵的新住处了。从阴影里走出来后，它一下跃上那张叫“大使”的皮箱，又蹿到靠墙的小桌上，接着跳上了三腿写字台，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占据了这个有利的位置之后，它朝屋里审视了一圈，然后失望地摇了摇头。
“是，”伯爵也朝四下看了看，“我明白你的意思。”
摆放得拥挤而杂乱的家具让伯爵的这片领地看上去仿佛阿尔巴特街(7)上的寄售商店。在这么小的房间里，他原本只该放置一把高背椅、一个床头柜和一盏灯的，他没有祖母的那一整套利摩日瓷器也照样可以生活。
书呢？全给我留下！当时他虚张声势地说道。可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喝令更多的是出于冲动，为了把行李员给震住，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因为这些书甚至不合伯爵的胃口。他把自己那套蔚为壮观的藏书，包括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巨匠的著作留在了巴黎。服务员们搬进小阁楼的那些书是他父亲的，都是些理性主义哲学和现代农业科学的专著，每一本都是大部头，一看就知道根本读不动。
毫无疑问，这些书得再筛选一次。
吃完早餐，伯爵洗了个澡，穿戴完毕后便开始忙起正事。首先，他试着打开隔壁房间的门，但门似乎被里面的某一个重物堵住了。伯爵用肩膀用力去顶，门仍然纹丝不动。在另外三个房间，伯爵发现的是从地板堆到天花板的零碎杂物。最后一个房间里，一堆石板瓦和遮雨板之间放置着一只带有明显凹痕的俄式茶壶。茶壶旁边的空地被人清理过，这一定是从前修理屋顶的工匠们喝茶休息的场所。
伯爵回到自己的房间，将几件夹克挂进衣柜，然后翻出来几条裤子和衬衫，把它们卷起来垫在写字台的右下角（以确保这只三条腿的怪物不会翻倒）。他又把所有的箱子、将近一半的家具，还有他父亲的那些书（除了一本），拖了出去摆在走廊上。就这样，不出一小时，他就将屋里的东西减至最基本的几样：一套桌椅，一张床和一个床头柜，一张待客用的高背椅，外加一条刚好够一位绅士用来踱步和思考的十英尺宽过道。
伯爵满意地看向那只猫（它正惬意地躺在高背椅上，忙着舔舐爪子上沾的奶油）。“现在觉得怎么样，你这个老偷儿？”
说完，他在办公桌边坐下来，拿起了他留下的那本书。这本饱受赞誉之作曾被他父亲视若珍宝。从他头一次下决心要把这本书读完到现在，少说已有十年。每当他手指着日历宣称“要用这个月所有的时间来读《米歇尔·德·蒙田随笔集》”时，生活中就总会有诡异之事把头探进门来捣乱。不是有人突如其来地向他表达爱慕之意（凭良心说，这种事是不能草率处理的），就是银行经理人有事找他，或者马戏团进城表演了。
生活中的诱惑毕竟太多了。
可如今，不会再有什么事能让伯爵分心了。读这本书所需的时间和安静，他全都有了。伯爵把书牢牢地握在手里，一只脚搭在写字台的角上，把椅子往后仰去，直到它仅靠后面的两条椅腿保持住了平衡，他才打开书翻看起来：
尽管方式各异，但我们终将殊途同归。
当面对我们曾经开罪过的人的复仇之手而又无力抵抗的时候，想让对方变得心软而饶恕我们，最常见的办法就是用屈服求得他们的同情和怜悯。但无畏与坚定，这种截然相反的方式，有时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
看书时把椅子向后仰，这是伯爵早在艾德豪尔山庄时养成的习惯。
在美不胜收的春日，果园中繁花盛开，草丛中的狐尾草随风摇摆着。他和海伦娜会找个舒适的角落来消磨时光。今天可能在楼上天井的凉棚底下，明天则可能跑到那棵俯瞰着河湾的大榆树旁。海伦娜在刺绣，伯爵则会将座椅往后一仰，靠把一只脚搁在喷泉的出水口旁边或是树干上来保持平衡，大声诵读她最喜欢的普希金作品。他们在那儿会待上一个又一个小时，读上一节又一节诗篇，她那小巧的绣针也不知一圈又一圈地转了多少个来回。
“你的这些东西要绣到什么时候才算完？”一页读罢，他偶尔会问上这么一句，“我敢打赌，家里的每只枕头都已经绣上了蝴蝶，而且每块手帕上也都绣上了主人名姓的字母缩写。”他故意打趣，说她像珀涅罗珀(8)一样在夜里故意把已经绣好的活儿又拆掉，好让他为她再多念一本诗集。而她听了，便会露出神秘的微笑。
从蒙田的书页上抬眼望去，伯爵的目光停滞在靠墙放着的海伦娜的画像上。这是那年八月在艾德豪尔山庄画的，描绘的是妹妹在餐桌边一盘桃子前的样貌。谢罗夫的画笔可真是传神啊：乌黑的秀发，泛着红晕的双颊，纤弱而仁慈的表情。伯爵心想，或许那一针一线的动作里头果真隐藏着什么东西，正是通过缝好每个细小的线圈，她才真正把握住了温柔的智慧。是啊，年方十四的她便已如此贤淑，你能想象她到二十五岁时该是多么优雅。
一阵轻柔的敲门声将伯爵从遐想中唤醒。他把父亲的书合上，回头看见门口站着一位六十多岁的希腊人。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
伯爵将悬着的两条椅子前腿“砰”一声落到地板上。他走到门口，一把握住了访客的手。
“你能来我太高兴了。我们只见过一两次，你可能已经记不得了，我是亚历山大·罗斯托夫。”
年迈的希腊人鞠了个躬，以示这个提醒颇无必要。
“进来，进来吧。请坐。”
伯爵冲那只独眼猫挥了挥蒙田的大作（独眼猫咝咝地叫了一声跳到地板上）。伯爵把高背椅让给客人，自己在办公椅上落了座。
接下来，年迈的希腊人回应着伯爵的凝视，他的眼神中透着些许好奇，这或许是意料之中的事：毕竟他俩还从未为正事而会晤过。伯爵毕竟不是那种被动的人，于是，他率先开了口。
“你也看见了，康斯坦丁，我这儿的情况有了些变化。”
来客的脸上露出一丝惊讶。
“不，这是真的，”伯爵说，“变化还不小。”
年迈的希腊人环视了一圈房间，然后抬了下双手，承认注意到了伯爵眼下的窘境。
“您是不是想筹些……资金？”他试探着问道。
在把这一猜测完全说出口之前，年迈的希腊人在“资金”二字前稍稍停顿了一下。在伯爵看来，这一停顿委实恰到好处。这是一位深谙微妙的谈话之道数十年的人。通过这一停顿，他表达了对谈话对象的同情，却丝毫没有流露出他们双方的地位有所改变的意味。
“不，不，”伯爵边说边摇头强调罗斯托夫家族从来没有借钱的习惯，“正好相反，康斯坦丁，我觉得我这儿有样东西你也许会感兴趣。”说完，伯爵像变戏法一样拿出一枚藏在大公办公桌里的金币。他用拇指和另一根手指把它稳稳地夹在指尖。
年迈的希腊人仔细察看了硬币，然后缓缓吐了口气表示赞叹。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的老本行是贷款，他有一手绝活：任何一件东西让他瞧几眼，再给他掂上一掂，值多少价钱他便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
“我能不能……”他问道。
“当然。”
他接过硬币，翻转来看了一眼，然后恭敬地把它还给伯爵。这东西不仅从冶金上说纯度非常高，而且，行家里手们从硬币背面的眨眼双鹰就看得出，这是为纪念叶卡捷琳娜大帝加冕而铸造的五千枚金币中的一枚。换在太平时节，能从一位急需用钱的绅士手里把它买下来，转手卖给即使是最谨慎的银行，也能赚上不小的一笔。可在如今动荡的时期呢？虽然市场对普通奢侈品的需求已近乎崩溃，但像这样的宝物，其行价只会看涨。
“请原谅我的好奇，阁下，这东西……您只有一枚吗？”
“就一枚？哦，不。”伯爵连连摇头答道，“它就像军营里的士兵，运奴船上的奴隶，恐怕从来都不会有落单的时候。”
年迈的希腊人又长长地吐了口气。
“那好……”
于是，两个人在几分钟内就痛快地达成了协议。而且，年迈的希腊人说，他很乐意帮伯爵把他当场写就的三封短信亲手递交到收信人手里。然后，他们便像老相识一样握了握手，并约好三个月之后再见。
年迈的希腊人正要出门离开，又突然停了下来。
“阁下，我能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吗？”
“当然。”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冲着大公那张办公桌比画了一下。
“我们还能读到更多您写的诗吗？”
伯爵感激地冲他笑了笑。
“很遗憾，康斯坦丁，我写诗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
“罗斯托夫伯爵，如果您不再写诗，感到遗憾的应该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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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二层的东北角藏着一家叫博亚尔斯基的餐厅，它即便不是全俄最好的餐厅，也是莫斯科最好的。餐厅里的拱形天花板和暗红色的内墙让人不禁想起沙俄贵族幽静的宫殿。博亚尔斯基餐厅拥有这座城市最高雅的装饰，最无可挑剔的侍者，以及最高明的厨师。
它名声响亮，无论今天是周几，你都得架起胳膊，拨开人群，挤到最前面才能见到负责订座的安德烈。他守着一本黑簿子，里面记着那些幸运儿的名字。当餐厅主管叫到他们的名字并领着他们往餐桌走时，他们常因为要用四种不同的语言同熟人打招呼而停下五次。等他们来到墙角的餐桌旁，身穿雪白制服的侍者会为他们奉上无微不至的服务。
然而，到了一九二〇年，上述盛况便成了过眼云烟。这时，布尔什维克人关闭了边界，并禁止在高档餐厅里使用卢布。这样一来，百分之九十九的俄国人都无法到这些餐厅消费。当伯爵在安静的餐厅里享用主菜时，餐具碰在一起发出的叮当声，以及邻座夫妇的交谈声都清晰可闻，连最勤快的服务生都有闲暇冲着天花板发上一阵呆。
然而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优点，动荡时期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