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不，很抱歉，刚才我没说清楚，”弗里诺夫斯基解释说，“我们红十月青年交响乐团不在莫斯科，而在斯大林格勒。”
伯爵闻言，先是感到片刻的无所适从，然后努力让自己重新镇定下来。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是个很棒的提议，弗里诺夫斯基先生。但只怕索菲亚不会感兴趣。”
弗里诺夫斯基瞅了“主教”一眼，像是没听懂伯爵刚才的话。
而“主教”只是摇了摇头。
“可这不是感不感兴趣的问题，”弗里诺夫斯基对伯爵说，“征召令已经发出，而且任命已经得到了地区文化事务部副部长的批准。”说完，团长从他的夹克里拿出一封信递给伯爵，还朝信上副部长的签名指了指，“你看到了，索菲亚九月一日就得去乐团报到。”
伯爵带着厌恶感读完了此信。信里只是用干巴巴并且千篇一律的语言，对他女儿加入乐团表示了欢迎。而那个乐团位于六百英里外的一座工业城市。
“斯大林格勒青年交响乐团，”“主教”说，“您现在的心情一定非常激动吧，亚历山大·伊里奇。”
伯爵把目光从信上抬起来，他从“主教”的微笑里看出了一丝恨意，它就像伯爵心里的厌恶感和困惑感一样，转眼即逝。此刻，它们已被无情的愤怒所取代。伯爵挺直了身子，朝“主教”走近了一步，他真想揪住他的衣领（能掐住他的喉咙当然更好）。可就在这时，衣柜门一开，安娜·乌尔班诺娃走进屋来。
伯爵、“主教”和小个子乐团团长都不约而同地惊讶地抬起了头。
安娜优雅地走到伯爵身边，把手轻轻地搭在他的腰背上。她仔细端详着站在门口的两个男人脸上的表情，然后微笑地对“主教”说：
“怎么啦？列普列夫斯基经理，你好像从没看到过漂亮女人从衣柜里走出来，是吗？”
“是没有过。”“主教”咕哝了一声。
“当然。”她同情地说，然后，她又把注意力转向了那位陌生人，“这位是——”
“主教”和伯爵还没来得及回答，那位小个子便先开口了：
“伊万·弗里诺夫斯基同志，斯大林格勒红十月青年交响乐团的团长。遇见你不胜荣幸，乌尔班诺娃同志。”
“不胜荣幸？”安娜露出温和的微笑把他的话重复了一遍，“你说得太夸张了，弗里诺夫斯基同志。但我不会因此对你抱有成见的。”
弗里诺夫斯基同志红着脸冲女演员笑了笑。
“来，”她又补了一句，“让我帮你把帽子弄好。”
事实上，乐团团长已经紧张得在手里把他的帽子叠了好几层。安娜从他手里接过帽子，温柔地将帽顶恢复了原样，捋平了帽檐，然后才把它递给团长。在接下来的数年中，这位乐团团长数百次地向人提起安娜方才的那一连串动作。
“哦，你是斯大林格勒青年交响乐团的团长？”
“是的。”他说。
“这么说，你可能认识纳切夫科同志咯？”
一听到那位圆脸的文化部部长的名字，团长立刻站直了身体，连身高都长了一英寸。
“我尚未有此荣幸。”
“潘捷列伊蒙是个很招人喜欢的家伙，”安娜说，“而且，他对青年艺术团体也非常支持。事实上，他对亚历山大的女儿，年轻的索菲亚，就亲自给予过关注。”
“亲自关注？”
“哦，是的。昨天晚上共进晚餐的时候，他就对我说，见到她的艺术天赋能得到培养，他感到非常高兴。我觉得他已经在首都莫斯科为她做了安排。”
“我哪知道……”
团长满脸无辜地看了“主教”一眼，然后转过身来，从伯爵手中把那封信轻轻收了回去。“假如您女儿将来有兴趣来斯大林格勒加入我们乐团的话，”他说，“希望您能马上和我联系。”
“谢谢，弗里诺夫斯基同志，”伯爵说，“您真是太热情了。”
弗里诺夫斯基看了看安娜，瞅了瞅伯爵，又倒回去看了两人一眼，这才说道：“我这么晚上门打扰，给您带来的不便，我深表歉意。”说完，他把帽子戴在头上，转身朝塔楼那边走去。“主教”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
把门轻轻关上之后，伯爵朝安娜转过身来。后者一反常态地满脸严肃。
“文化部部长亲自关注索菲亚，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他问道。
“最晚是，”她答道，“明天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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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伯爵书房里的那几位在“主教”造访之前就有充分理由庆祝一番的话，那么在“主教”离开之后，他们则更有理由这么做了。事实上，在伯爵开白兰地的时候，安娜从那沓古典唱片中找到了一张爵士乐唱片，这是美国人理查德随手插在里面的。她把唱片放到留声机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白兰地痛痛快快地从瓶里倾泻了出来，埃米尔的蛋糕也被吃得一点不剩，爵士乐唱片放了一遍又一遍，每位男士都轮流与在场的女士在镶着花木的地板上跳起了舞。
最后一点白兰地也喝完了。埃米尔此时兴奋得有点精神恍惚了，他提议所有人到楼下去再喝一轮，跳会儿舞，并捎上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让他也一起庆祝庆祝。此刻，他应该还在广场餐厅的乐队演奏台上吧。
埃米尔的提议立刻得到了响应，大家一致投票通过。
“可在我们下去之前，”索菲亚红着脸说，“我提议我们先为一个人干上一杯：他就是我的守护神，我的父亲，我的朋友——亚历山大·罗斯托夫伯爵。因为他总是能看到我们所有人最好的那一面。”
“说得好！说得好！”
“而且，您不用担心，爸爸，”索菲亚继续说，“不管来敲门的是谁，我都不会离开大都会酒店。”
屋里的人一齐欢呼了起来，大家把杯里的酒干了，跌跌撞撞地从衣柜里钻过来，来到了外面的走廊上。伯爵把通向塔楼的门打开，身体微微一躬，示意其他人先行。正当伯爵想跟着前面的人一道下楼时，从走廊尽头的阴影里走出一位中年妇女，她肩上挎着背包，头发用一条头巾扎着。虽然伯爵从未见过此人，但从她的动作可以清楚地看出，她在这里等了很久，而且有话要对他讲。
“安德烈，”伯爵冲着塔楼嚷了一声，“我有东西忘在房间了。你们先去，我马上就到。”
等到楼梯间里最后的声响逐渐隐去后，她才走上前来。她走到灯光下，伯爵才发现她长得如此美丽，一种朴素的美——对她，你绝不可能三心二意。
“我是卡捷琳娜·利特维诺夫。”她面无笑意地对他说。
伯爵呆了片刻才反应过来，原来她就是米什卡的那位卡捷琳娜——来自基辅的女诗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和米什卡一起生活过。
“卡捷琳娜·利特维诺夫！真是太意外了。今天我这是碰上什么好——”
“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谈谈吗？”
“啊，有……当然……”
伯爵把卡捷琳娜带到他的卧室，犹豫片刻之后，又领她穿过衣柜里的那些夹克，来到他的书房。但显然，他刚才的犹豫是多余的，因为进来之后，她便朝屋里环顾了一周，一副对这里早就有所了解的样子。她把目光从书柜移到咖啡桌再移到皮箱上时，还轻轻地点了点头。她把背包从肩膀上卸下来的那一刻看上去疲惫极了。
“来！”伯爵给她让了个座。
她坐下来，把书包搁在膝盖上；然后伸手到脑后，把头巾摘了下来，露出了一头跟男人一样短的棕发。
“是米什卡，对吗……”过了片刻，伯爵才开口问道。
“对。”
“什么时候？”
“一周前的今天。”
伯爵点了点头，仿佛这个消息他已经等了有些日子了。他没有问卡捷琳娜他的老朋友是怎么死的，她也没主动提起。但有一点很清楚：时代背叛了他。
“你当时跟他在一起吗？”伯爵问。
“是的。”
“在亚瓦斯？”
“是的。”
…………
“可我记得……”
“我丈夫好几年前就去世了。”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有孩子吗？”
“没有。”
她说得很坦然，仿佛她正在回答一个愚蠢至极的问题。可接下来，她的语气柔和多了。“我是在一月接到了米哈伊尔的信。于是我便去亚瓦斯找他。最后的六个月我们俩一直在一起，”她接着补充说，“他常常提起你。”
“他是位忠实的朋友。”伯爵说。
“他是个有信仰的人。”卡捷琳娜纠正道。
伯爵本准备把米什卡甘于清贫和喜欢踱步的爱好同卡捷琳娜好好聊聊，可刚才她对他那位老友的描述比他的恰当多了。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门迪茨的确是个有信仰的人。
“而且还是位优秀的诗人。”伯爵又补充了一句，几乎是在自言自语。
“之一。”
伯爵看了看卡捷琳娜，似乎不明白她的意思。可接着，他若有所思地笑了。
“我这辈子从没真正写过一首诗。”他说。
这一回轮到卡捷琳娜一头雾水了。
“你什么意思？那首《它现在在哪儿？》不算吗？”
“那首诗是米什卡在艾德豪尔山庄的南客厅里写的。那是在一九一三年的夏天……”
见卡捷琳娜似乎仍困惑不解，伯爵便接着讲了起来：
“由于一九〇五年的起义以及接踵而来的镇压，到我们毕业的时候，写诗来宣泄对政治的烦躁情绪仍然是件很危险的事。鉴于米什卡的背景，如果他犯了事的话，秘密警察拿个笤帚都能把他扫没了。所以，有天晚上，在喝掉一整瓶玛歌葡萄酒之后，我们决定以我的名义发表那首诗。”
“可为什么用你的呢？”
“亚历山大·罗斯托夫伯爵，赛马俱乐部的会员，沙皇高级顾问的教子，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呢？”伯爵摇了摇头，“可颇为讽刺的是，到头来因此被救了一命的人是我，却不是他。但在一九二二年，因为那首诗，他们当真差一点把我给枪毙了。”
原本聚精会神地听着伯爵讲故事的卡捷琳娜突然收住了眼泪。
“哦，可你还是保护了他。”她说。
她渐渐平静了下来。两人都沉默不语。
“我想让你知道，”伯爵说，“你能亲自来这里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真的非常感激。”可卡捷琳娜却不肯接受他的道谢。
“是米哈伊尔要我来的。他让我给你带点东西。”
说罢，她从背包里取出一个长方形的包裹，包裹外面用普通的棕色纸裹着，用细麻绳捆紧了。
伯爵伸手接过包裹，从重量判断里面应该是一本书。
“这一定就是他的那项大项目。”伯爵笑着说。
“是的，”她说，然后又特意强调了一句，“为了它，他可没少花心血。”
伯爵点了点头，表示完全理解，同时也是向卡捷琳娜保证，他绝不会轻待这件赠品。
卡捷琳娜又朝房间四周看了一遍，一边看还一边轻轻摇头，仿佛这一切恰恰印证了什么叫世事难料。然后，她说，她得走了。
伯爵和她一起起身，又把米什卡的书放在了椅子上。
“你这是要回亚瓦斯吗？”他问。
“不是。”
“那你会留在莫斯科吗？”
“不会。”
“那去哪里呢？”
“去哪儿不都一样吗？”
她转身要走。
“卡捷琳娜……”
“啊？”
“我能帮你什么吗？”
一开始，卡捷琳娜似乎对伯爵的问题感到惊讶，她本准备立刻回答说不用。可过了片刻，她却说：“记住他。”
说完，她便走出门去。
伯爵回到椅子上，安静地坐了一会儿。过了几分钟，他把米什卡的赠物拿了起来，解开绳子，把包装纸展开。里面是一本皮革封面的精装小册书。封面上压印着一个简单的几何图案，图案正中是书名：《面包和盐》。从粗糙的剪裁和松散的装订看得出，这本书是由一个专注的业余人士完成的。
伯爵在书的封皮上轻轻抚摸着，接着将书打开，翻到扉页。那一页的书缝中，夹着一张照片，它是一九一二年拍摄的，当时伯爵极力坚持，而米什卡为此十分懊恼。照片上左边站着年轻时的伯爵，他头戴礼帽，双眼有神，脸颊上还蓄着浓密的络腮胡；右边站的则是米什卡，他看上去恨不得马上从相框里跳出去。
然而，这些年来他却一直保留着这张照片。
伯爵脸上泛出苦笑。他放下照片，然后翻过书名页，下面是他老友的这本书的第一页。整页只有一段排版有些不齐整的引文：
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创世记》
3：17～19
伯爵转到了第二页，那上面也只有一段引文：
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马太福音》
4：3～4
接着第三页上是：
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路加福音》
22：19
伯爵一页接一页往下翻，不由得哑然失笑。简单地说，米什卡的这项浩大的工程就是把从古老的经传中摘录来的引文按年代顺序排列；凡是“面包”一词，他都会用大写，而且用的还是加粗的黑体字。(2)一开始的引文都是来自《圣经》，接着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的著作，最后连莎士比亚、弥尔顿和歌德等人的作品也有提及。书中尤其给黄金时期的俄罗斯文学留足了空间：
伊凡·雅可夫列维奇为了体面起见，在衬衫外面穿上一件燕尾服，坐到餐桌前，撒上点盐，准备好两个葱头，拿起刀子，装出一副耐人寻味的表情，动手切面包。他把面包切成两半，瞧瞧里面，不禁大为惊讶：里面有一个发白的东西。伊凡·雅可夫列维奇小心地用刀子剔了剔，又用手指头按了按。“还挺结实呢！”他自言自语说，“这是什么东西呢？”
他把手指头伸进去，拽了出来——是一只鼻子。
《鼻子》
尼古拉·果戈理
（1836）
当一个人不该活在这个世上时，阳光便无法让他像其他人一样变得温暖，面包也无法滋养他，使他变得强壮。
《猎人笔记》
伊万·屠格涅夫
（1852）
过去和现实融合在了一起。他梦想自己到了那片应许之地，那里到处流淌着奶与蜜，那里的人不用去挣就有面包吃，而且都穿金戴银……
《奥勃洛摩夫》
伊万·冈察洛夫
（1859）
“全是胡扯，”他满怀希望地说，“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只是身体不适而已。喝一杯啤酒，吃一块干面包，瞧——马上就会变得精神抖擞，思维灵敏，意志也会更加坚定！”
《罪与罚》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1866）
我，无耻的列别杰夫，从不相信会有马车给人类送来面包！因为那些给所有人送面包的马车，它们的行为没有任何道德基础，因此很可能会冷酷地将很大一部分人排除在外，使他们根本无法享用所运货物。
《白痴》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1869）
你知道吗？你知道没有英国人，人类还活得下去；没有德国人也行，没有俄国人更不在话下，没有科学没有面包都可以，唯独没有美，人类就活不下去了……
《群魔》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1872）
一个男孩跑去追鸽子，笑嘻嘻地对列文瞧了一眼；一只鸽子鼓动翅膀，在太阳底下，在漫天飞舞的雪粉中闪烁着飞走了；窗子里冒出新鲜烤面包的香味，摆出来几个小圆面包。这一切都是同时发生的。这一切合在一起真是美好得出奇，列文不由得笑了起来，快乐得流出眼泪。
《安娜·卡列尼娜》
列夫·托尔斯泰
（1877）
你看见这不毛的、炙人的沙漠上的石头了吗？你只要把那些石头变成面包，人类就会像羊群一样跟着你跑，感激而且驯服……但你并不愿意剥夺人类的自由，所以你拒绝了这个提议，因为你在想，假使驯服是用面包换来的，那又有什么自由可言呢？
“宗教大法官”
《卡拉马佐夫兄弟》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1880）
伯爵翻动着书页。当他终于从书里感受出米什卡特有的火暴性子，脸上不禁泛起了微笑。可是，在“宗教大法官”那段引文后面，还有一段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选出来的话。而这段话来自哪个场景，伯爵已经忘得干干净净了。但它应该和名叫伊柳舍奇卡的小男孩有关，就是一向受同学欺负，最后得了重病的那个。在男孩临死之际，他那悲恸欲绝的父亲告诉圣人般的阿廖沙·卡拉马佐夫，他儿子最后提出的那个请求：
爸爸，当他们把土撒在我的坟墓上，让他们把面包壳掐碎了，也撒些在上面，这样麻雀才会来，我听见它们来了，知道我不是一个人躺在这里，我才会高兴。
读到这里，亚历山大·罗斯托夫再也忍不住，终于淌下泪来。当然，伯爵是为他的朋友，一个慷慨又性急的人，一个在他所处的时代却没有任何属于他的时刻的人流泪。他，和那个可怜的小男孩一样，遭受了那么多的不公正，却仍无意谴责这个世界。
当然，伯爵也在为他自己哭泣。因为尽管他拥有玛丽娜、安德烈和埃米尔的友情，有对安娜的爱，还有索菲亚这一上天赐给他的最非凡的福气，可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门迪茨一死，从伯爵年轻时起就认识他的人就一个也不剩了。但卡捷琳娜说得对，至少他仍然会记得。
伯爵深吸了一口气。他想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他决心把老友这本最后的书稿的最后几页读完。那些跨越了两千多年时间的引文并未往前走多远。因为它没有延续到当今，书中概括的内容截止于一九〇四年六月。在书的结尾，米什卡把许多年前他从契诃夫的书信中抄来的那段话又用在了这里：
在柏林，我们住进了最好的酒店，房间很舒适。我很享受这段时间的生活，我的胃口很久没有这么好过。这里的面包太好吃了，我每次都会吃撑。咖啡也很棒，晚餐更是好得无法用笔墨形容。从未出过国的人不会知道面包可以好吃到什么程度。
鉴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俄国经历过那么多苦难，伯爵终于能理解沙拉莫夫（或者他的上司）为什么会在这么一个小问题的审查上如此坚决，因为他们一直都以为，契诃夫的那段话只会引起人们的不满或怨恨。可讽刺的是，契诃夫的那段话甚至已经不再准确了。因为，时至今日，俄罗斯人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了解，能有片普通的面包吃是件多么美好的事。
伯爵终于合上了米什卡的书。他没有径直下楼和其他人会合。相反，他留在了书房里，迷失在纷繁的思绪中。
基于当时的情况，旁观者可能会理所当然地总结道：伯爵是坐在那里缅怀他的老友。可事实上，他没有再继续想米什卡。他想的是卡捷琳娜。特别是，他带着不祥的预感想到，仅仅二十年的时间，这只曾经的萤火虫，这个风车，这个世上的奇迹，怎么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女人：当别人问她她要去哪里时，她竟然会毫不迟疑地回答，去哪儿不都一样吗？
* * *
(1) 法国名贵香槟酒，被称为“香槟之父”。
(2) 上述《圣经》引文中的“吃的”“食物”“饼”原文均为“bread”。
第五卷
Book Five
一九五四年
掌声和喝彩声
“巴黎？”
安德烈问这话的时候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埃米尔说。
“法国……巴黎？”
埃米尔的眉头皱了起来：“你没喝醉吧？你是头被撞晕了还是怎么的？”
“可那怎么可能呢？”餐厅主管问道。
埃米尔往身后的椅背上一靠，点了点头。因为只有这个问题才值得一个有智慧的人来答。
众所周知，在地球上所有的物种当中，智人的适应力是最强的。如果把一伙智人放在沙漠里，他们能种出棉花来给自己做衣服，能造出帐篷来安稳地睡觉，还会骑着骆驼到处走；若把他们放在北极，他们会用海豹皮把自己裹起来，睡在冰屋里，会用狗拉的雪橇代步。如果把他们放在苏联的环境下又会如何呢？他们将学会在排队的时候与素不相识的人友好地交谈；他们将学会把自己的衣服整整齐齐地放在分配给他们的那半边衣柜抽屉里；他们还将学会在素描本上凭想象画出高大的建筑。也就是说，他们还是能够适应。但对那些在革命爆发前就已经亲自到过巴黎的俄罗斯人来说，这种适应的一方面就是，接受一个他们永远都不能再去巴黎的事实。
“他来了，”见伯爵走进门来，埃米尔说，“你自己问他吧。”
刚坐下，伯爵便证实了这个消息。再过六个月，也就是在六月二十一日那天，索菲亚会去法国巴黎。当被问起这是怎么一回事时，伯爵耸了耸肩，答道：“苏外协。”也就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
这回，轮到埃米尔感到难以置信了：“我们和别的国家还有文化交流？”
“显然有，如今，我们正把我们的艺术家派往世界各地。四月，我们的芭蕾舞团将前往纽约；五月，我们将派剧团去伦敦；而六月，我们则会派莫斯科音乐学院的交响乐团到明斯克、布拉格和巴黎，而索菲亚将在巴黎歌剧院演奏拉赫玛尼诺夫(1)的作品。”
“这真是不可思议。”安德烈说。
“太棒了。”埃米尔说。
“我知道。”
三个人都笑了起来，直到埃米尔拿着菜刀冲他的两位同事指了指：
“但她当之无愧。”
“哦，那是绝对的。”
“毫无疑问。”
三个人都安静了下来。他们都沉浸在各自对那座“光明之城”的美好回忆中。
“你觉得它变了吗？”安德烈在问。
“是的，”埃米尔说，“和金字塔的变化一样大。”
“三巨头”的成员正沉醉在昔日玫瑰色的回忆中难以自拔，这时，埃米尔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推开了，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他便是博亚尔斯基餐厅每日例会新增的那名成员——“主教”。
“先生们，下午好。很抱歉让你们久等了。刚才前台有点急事需要我去处理。以后，我到了你们再过来，没必要先聚在这里等。”
埃米尔含糊不清地咕哝了几句。
“主教”没搭理主厨，他转过身来对着伯爵。
“罗斯托夫领班，今天不是该你休息吗？没班的时候，你没必要参加例会。”
“多了解些情况，心里也好有个准备嘛。”伯爵说。
“当然。”
多年以前，“主教”就曾热情地跟伯爵解释过：尽管大都会酒店的每名员工都各自负有一份有限职责，但确保酒店整体呈现优质水准的责任全落在了经理一个人头上。说句公道话，“主教”的个性使他非常适合从事这项工作。因为无论是在客房、大堂，还是在二楼的衣橱里，无论是多么琐碎的细节、多么无关紧要的失误和多么不合时宜的场合，“主教”都会挖空心思地小题大做，都免不了要亲自干预。他对博亚尔斯基餐厅自然也不例外。
每天的例会首先会对当晚提供的特色套餐做一个详细说明。“主教”早已很自然地将传统的品尝方法弃之不用了。他的理由是，厨师对自己做出来的食物的味道已经非常了解，而且，为餐厅的工作人员额外做一道菜当作样品来品尝，这种做法不仅随意，还是一种浪费。所以，“主教”要求埃米尔写一份特色套餐的说明。
主厨嘴里又咕哝了一声，他把菜单顺着桌面一推，它便朝桌对面的“主教”滑了过去。“主教”在食谱上一通圈圈画画，又是箭头，又是画叉的，突然，他停住了手中的铅笔。
“我觉得，甜菜和猪肉搭配在一起应该不会比苹果差吧，”他说，“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主厨茹科夫斯基，你的厨房里应该还有一筐甜菜。”
说着，“主教”便把他的这项建议加入了埃米尔的菜单。主厨不由得朝桌对面这位如今被他戏称为“大嘴巴伯爵”的人投去了愤怒的一瞥。
“主教”把校正过的菜单还给主厨，然后把注意力转向了餐厅主管。后者也把他的本子顺着桌面推了过去。尽管再过几天，一九五三年就要过去了，“主教”把本子打开之后，仍然从第一页翻起，一周一周地看了起来。当他终于翻到今天那一页时，他用铅笔尖比着核对起今晚的预订名单来。接着，他又给安德烈讲解了一番应该如何安排座位，然后才把本子还给他。“主教”最后还交代了一件事，他提醒主管，摆放在餐厅正中央的花有一些已经开始枯萎了。
“我也注意到了，”安德烈说，“但恐怕我们酒店的花店里已经没有足够的库存，所以无法保证那些花能够经常更换。”
“如果艾森伯格花店的鲜花不够用，那也许我们应该改用丝绸做的假花。那样的话，不仅不必定期更换鲜花，还更加经济实惠。”
“我今天会去和艾森伯格花店谈谈。”
“那好。”
“主教”结束会议之后，埃米尔嘴里又咕哝着找他那筐甜菜去了。而伯爵则和安德烈一起来到了主楼梯。
“一会儿见。”领班说完，便朝花店去了。
“回见。”伯爵说完，也朝自己的房间走去。
可等安德烈刚从视线中消失，伯爵就马上折回二楼的楼梯口。他机警地往楼梯角扫视了一圈，确信他的朋友已经走远，然后迅速回到了博亚尔斯基餐厅。进门后，他锁上了身后的门。他朝厨房里偷瞄了一眼，确信埃米尔和他所有的员工都在忙别的事。他这才走到餐厅主管的服务台前，打开抽屉，先在自己胸前画了两个十字，然后将一九五四年的那个记事本抽了出来。
不到几分钟，他就将一月和二月内的所有订座信息看了一遍。看到三月在黄厅和四月在红厅的一项活动时，他稍稍停顿了一会儿，可又觉得这两个都起不到什么作用。越往后看，页面上的空白就越多。有时候一连好几周都没有一条记录。于是，伯爵翻页的速度开始加快了，快速之中也带着一丝绝望，直到他翻到六月十一日那页。读完安德烈用秀气的字体记在页边上的注意事项，伯爵不由得伸出手指在这条记录上点了两下。这场晚宴，主席团和部长会议会共同出席，而在眼下的苏联，这可是权力最大的两个机构。
伯爵把本子放回抽屉，然后从楼梯回到了自己的卧室。他把椅子推到一边，坐在地板上，打开了大公办公桌桌腿上的其中一道暗门。三十年来，他还是头一回打开。尽管六个月前，也就是卡捷琳娜突然造访的那天晚上，伯爵就已经下定决心采取行动了，但直到音乐学院即将出国访问的消息传来，他才真正着手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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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六点，伯爵来到夏里亚宾酒吧的时候，那里的常客们正在为“矮胖子”韦伯斯特的不幸遭遇进行庆祝。这位喜欢热闹而又颇为倒霉的美国人刚刚抵达俄国首都。从孩提时代起，他便得了个“矮胖子”的绰号，如今他二十九岁了，却依然深受肥胖之苦。“矮胖子”是受父亲的叮嘱才来到俄罗斯的。作为新泽西州蒙特克莱市的美国自动售货机公司的拥有人，他父亲交给了他一项非常严格的任务：不卖出去一千台机器不要回家。到达这里三周之后，他终于敲定了与党的官员（高尔基公园溜冰场的经理助理）面谈的时间。此刻，在好几位记者的怂恿下，他请大家喝一轮香槟以示庆祝。
伯爵在吧台尽头的一张高凳上坐了下来。他接过奥德留斯递来的一杯酒，点头道过谢，脸上便挂起了微笑，仿佛他本人也有什么事值得庆祝一样。人类的谋略从来都逃不出偶然、犹豫和轻率的窠臼。纵使伯爵真的拥有决定事物进程的力量，他也无法胜过命运之神的安排。所以，他把杯子举了起来，嘴唇上泛着笑意。
然而，顺从命运的安排其实也是拿命运冒险。的确如此。伯爵刚在吧台上放下长脚酒杯，就感觉脖颈后头袭来一股冷风。紧接着，有人正着急地低声跟他讲话。
“阁下！”
伯爵把凳子往后一转。他惊讶地发现，站在身后的是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他肩膀上落着霜，帽子上还顶着雪花。几个月前，维克托新加入了一个室内乐团，因此近期晚上很少在酒店露面。但此刻，他喘着粗气，好像他刚刚跑了大半个城市才赶到这里的。
“维克托！”伯爵惊呼了一声，“出什么事啦？你怎么看上去这么着急？”
维克多没理会他的问题，开门见山地讲了起来，而且语气急促得有些反常。
“我知道您对您女儿从来都是呵护有加的，阁下，您也理当这么做，因为这是为人父母的责任和义务，更何况您的女儿如此温柔善良。但恕我直言，我觉得您正在犯一个可怕的错误。本来她不出六个月就将毕业，而且很可能会拿到一个相当好的职位，可现在您的这个决定会让这一切都受到影响。”
“维克托，”伯爵边说边站起身来，“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维克托仔细端详着伯爵。
“让索菲亚撤回报名的难道不是你？”
“撤回什么报名？”
“我刚刚接到瓦维洛夫团长的电话。他告诉我，她已经拒绝了随音乐学院的乐团巡回演出的邀请。”
“拒绝邀请！我向你保证，我的朋友，我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您刚才说的一切我都赞同，她能否有个光明的未来完全取决于她在这次巡回演出中的表现。”
两个人面面相觑，全愣住了。
“这一定是她自己的主意。”伯爵说。
“可为什么呢？”
他摇了摇头。
“我觉得很可能是我的错，维克托。昨天下午，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我可能有些反应过度了：在巴黎歌剧院为上千名观众演奏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她一定是被我说得有点发慌了。就像你刚才说的，她有颗非常温柔的心。可她同样不乏胆量。再过几周她就会没事的。”
维克托一把揪住了伯爵的衣袖。
“可我们已经没有几周了。这个周五，乐团的行程和节目单就要公布了。而在公布之前，团长需要参演者全部到位。我原以为撤回索菲亚的报名是你的主意，所以我说服了团长，在他派别人替代索菲亚之前，他同意给我二十四小时，让我来跟你谈谈，劝你改变主意。但如果这是她自己决定的，你今晚一定得和她谈谈，让她改变想法。她可要对得起上帝赐予她的那份天赋！”
一小时后，在博亚尔斯基餐厅的十号餐桌上，研究完了菜单，也点完了菜，索菲亚正满怀期待地看着伯爵，因为他们正在玩“zut”的游戏，而下面轮到他了。可是，尽管已经准备了一个十拿九稳的事物类别（蜡的常见用途(2)），伯爵决定，还是先讲一个以前从没讲过的故事给她听。
“我跟你说过我在军校念书时那里举行的‘绶带日’活动吗？”他开讲了。
“是的，”索菲亚说，“你讲过。”
伯爵的眉头皱了一皱。他把这些年来自己同女儿之间的谈话按时间顺序回忆了一遍，却没找到任何他曾给她讲过这个故事的证据。
“‘绶带日’我也许提到过一两次，”出于礼貌，他还是承认了，“但今天这个故事我肯定没跟你讲过。你知道，我自幼便在射箭上表现出了很高的天赋。有年春天，那时我也就是你这么大，学校举办了一次‘绶带日’活动。我们每个人都被选派参加不同的比赛——”
“那时你有十三岁了吗？”
“什么十三？”
“这故事发生的时候，你满十三岁了吗？”
伯爵的眼珠来回转了几轮，在心里算了算。
“嗯，是的，”他有点不耐烦地说，“我想当时的我大概也是十三岁。可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射术高超，在学校里，大家都把我视作射箭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而我也满怀希望地期待着这项比赛。可越是临近‘绶带日’，我的射术却变得越来越糟。众所周知，我原本能轻易射中五十步以外的一串葡萄，可现在即使一只大象站在离我仅十五英尺远的地方，我都射不中。我一看见我的那张弓，我的双手就会发抖，我的眼里就会变得泪汪汪的。突然之间，我，罗斯托夫家族的后代，发现自己居然有了用托病住院来逃避比赛的念头。”
“可你没有。”
“对，我没有。”
伯爵端起酒来喝了一口。为了营造出更戏剧化的效果，他稍稍停顿了一下。
“令人恐惧的那一天终于到了。射箭比赛一开始，观众们聚集到了体育场上。甚至到了面对箭靶的那一刻，我心里仍然觉得，等待着我的一定是一场奇耻大辱，因为尽管我的射术非常出名，但我的箭一定会偏离靶心，而且偏出去很远。然而，当我用颤抖的双手把弓拉开，我眼角的余光凑巧看见站在旁边的老教授塔尔塔科夫，他被自己的拐杖绊了一下，结果一个踉跄跌倒在了一堆动物粪便里。啊，看到那一幕我心里顿时快活极了，于是手指一松，箭自己飞了出去——”
“你的箭从空中飞过，然后正中靶心。”
“嗯，是的。一点没错。正中靶心。所以，可能我以前给你讲过这个故事，可你知道吗？从那天开始，每当我为自己的目标感到焦虑时，我就会想起塔尔塔科夫教授跌倒在粪堆里的那副惨样，这么一想，我每次的目标准保都能够实现。”
说完，伯爵总结似的把手在空中使劲挥了一挥。
索菲亚笑了，但她脸上流露出了困惑，似乎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位有名的弓箭手偏要挑这个时候给她讲这个故事。于是，伯爵又进一步阐述了起来：
“生活中，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我们必定会面对一些让自己心生畏惧的时刻，无论是要冒着风险，踏上参议院的议员席，还是走向田径比赛的赛场，还是……登上音乐厅的舞台。”
索菲亚盯着伯爵看了片刻，然后欢快地大笑了起来。
“音乐厅的舞台。”
“是的，”伯爵说，她的笑似乎把他激怒了，“音乐厅的舞台。”
“有人把我和瓦维洛夫团长说的话告诉你了。”
伯爵将面前的刀叉重新摆放了一下。它们不知怎的变得不整齐了。
“我也许是听谁说了些什么事。”他不置可否地答道。
“爸爸。我并不是因为害怕在观众面前演出。”
“你确定吗？”
“确定。”
“可你从来没在像巴黎歌剧院那么大的音乐厅里表演过。”
“这我知道。”
“而且，众所周知，法国观众是最苛刻的……”
索菲亚又大笑了起来。
“啊，如果你是想劝我别太紧张的话，那你的任务完成得可不怎么样。但老实说，爸爸，我的决定与演出前的焦虑没有丝毫关系。”
“那还能是为什么呢？”
“我就是不想去。”
“你怎么会不想去呢？”
索菲亚低头瞅着桌面，也开始摆弄起自己的刀叉来。
“我喜欢这里，”她终于说道，她冲着屋内，再顺着整个酒店比画着，“我喜欢和你一起待在这里。”
伯爵端详着他的女儿。长长的黑发，姣好的皮肤，深蓝色的双眼，她看上去有着一份远远超出她年龄的沉静。也许这正是问题所在。如果说沉静是成熟的标志，那冲动则是青春的标志才对。
“我想再给你讲一个故事，”他说，“这个故事我敢肯定你没听过。它就发生在这家酒店，不过那是在三十年前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和今晚一样……”
伯爵开始给索菲亚讲起了一九二二年他和她的母亲在广场餐厅庆祝圣诞节的经过。他讲到了尼娜拿冰激凌当饭前的开胃菜，讲到了她对旁听学术争论的厌恶；还有，她坚持认为，一个人想要开拓自己的眼界，就要敢于到超出自己眼界的地方去冒险。
说到这儿，伯爵的声音变得忧郁起来。
“我恐怕已经对你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索菲亚。从你还是个孩子起，我就把你带进了这种被酒店高墙围困的生活。我们这些人都是这样，玛丽娜、安德烈、埃米尔，还有我。我们都努力让酒店看上去和外面的世界一样广阔、一样美妙，这样你就会花更多时间和我们待在一起。但你母亲的话绝对正确。假如一个人只在金色的音乐厅里听《天方夜谭》的组曲，或是缩在自己的小书斋中翻来覆去地读《奥德修纪》，那么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他必须敢于涉足广大而未知的空间，就像马可·波罗去中国，以及哥伦布到美洲一样。”
索菲亚点了点头。
伯爵继续说道：
“我有无数理由为你感到骄傲。那天晚上音乐学院的比赛当然是最令我感到骄傲的事之一。但最让我感到骄傲的并不是你和安娜带着喜讯回家的那一刻。而是在那之前，在那天晚上我看着你走出酒店大门，往音乐大厅走去的时候。因为在生活中，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我们能否获得一轮又一轮的喝彩声，而是在面对这种荣誉的不确定性时，我们是否仍然敢于鼓起勇气前进。”
“如果我去巴黎演奏的话，”索菲亚过了片刻才说，“我真希望你也能坐在听众席里听我弹。”
伯爵笑了。
“我向你保证，亲爱的，你就是去月球上弹，我也能听见你弹的每一个音符。”
勇士阿喀琉斯
“你好，阿尔卡季。”
“您好，罗斯托夫伯爵。我能为您效劳吗？”
“如果不麻烦的话，能不能借你的文具一用？”
“当然可以。”
伯爵站在前台，他在印有酒店名字的便笺上写了张便条——上面只有一句话；然后用得体的斜体字写好信封。见服务员领班正在一旁忙别的事，他便若无其事地快速穿过大堂，将便条悄悄搁在服务台的桌子上。接着，他便朝楼下每周都要造访一次的理发店走去。
雅罗斯拉夫·雅罗斯拉夫尔在大都会酒店的理发店里表演他魔术般的手艺已有多年。在此期间，曾经有许多人企图取而代之。最近一次是一位叫鲍里斯什么什么奥维奇的家伙。虽然给人把头发剪短他还有两下子，可他不像雅罗斯拉夫，后者不仅是位艺术家，还极其健谈。事实上，鲍里斯干活的时候一言不发，效率极高，简直让人怀疑他是台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