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他冲伯爵问道，显然不愿在主语、动词或者其他不必要的语言成分上浪费一点时间。
鉴于伯爵的头发已越来越稀，再加上理发师这极其高效的架势，修一下估计也就十分钟。
“对，修，”伯爵说，“再顺便刮刮脸吧……”
理发师皱了皱眉。毫无疑问，他身体里的那个人在提醒他，几小时之前伯爵应该刚刚刮过一次胡子；可他身体里的那台机器被调得那么精准，伯爵的话刚出口，那“机器”就已经将手里的剪刀放下，去拿抹剃须膏的刷子了。
鲍里斯在刷子上打足了肥皂泡，开始在伯爵脸上长胡子的地方涂了起来。他又把剃刀在磨刀皮带上磨了磨，然后往座椅这边倾下身，稳稳当当地在伯爵面颊的右上方一下一下刮起来。刮完这边，他把刀刃在毛巾上揩拭干净，然后又朝伯爵面颊的左上方弯下身，用同样敏捷的动作迅速刮完了。
照此速度，伯爵心里十分焦急，只要一分半钟他就把所有的活儿干完了。
理发师用弯曲的指关节抬起伯爵的下巴。伯爵能清楚地感觉到金属刀刃触到了他的喉咙。就在这时，一名新来的酒店服务员出现在了门口。
“对不起，先生。”
“有事吗？”理发师问道，他的刀紧挨着伯爵的颈部停了下来。
“这里有张给你的字条。”
“搁在凳子上。”
“可这是急事。”年轻人焦虑地说。
“急事？”
“是的，先生。字条是经理写给你的。”
理发师回过头，终于看了服务员一眼。
“经理？”
“是的，先生。”
理发师长长地呼了一口气。他把剃刀从伯爵的喉咙旁拿开，伸手接过信，然后，在服务员的身影消失在走廊里的同时，他用剃刀的刀刃把信封割开了。
理发师展开字条，瞪着它足足看了一分钟。在那六十秒钟的时间里，他一定把字条的内容看了不下十遍，毕竟上面只有四个字：速来见我！
理发师又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然后盯着墙壁愣了片刻。
“我实在想不出来，”他自言自语道，然后又想了一分钟，才转过身来对伯爵说，“我有事得出去一趟。”
“当然，您请自便。我不急。”
为了强调他的意思，伯爵把头往后一仰，双眼一闭，似乎打起盹来。可等理发师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后，伯爵立刻像猫一样从椅子里蹦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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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时候，伯爵从不曾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有所触动，他甚至为此感到自豪。二十世纪初期，他的一些朋友开始玩起了一种新潮的紧迫感，这种紧迫感甚至延伸到了他们最为细微的行为上。无论是吃早餐，步行至办公室，还是把帽子挂在钩子上，他们都要给自己规定时间，精确得就像在准备一场军事行动。电话铃刚响一下他们就会抓起听筒来应答，看报纸只扫一眼头条新闻，与人交谈从来都是开门见山，而不会聊任何不相关的事。总而言之，他们的一天都是在努力节省每分每秒之中度过。愿主保佑他们。
伯爵却自觉选择了一种从从容容的生活方式。他不仅不愿为了赶别人制定的时间表而奔波忙碌（他甚至看不起那些戴表的人），还安慰朋友道，某件世间的俗事不必着急处理，他们大可先去吃一顿悠闲的午餐，或者沿着河边的堤岸散散步。每当此时，他便最为得意。毕竟，难道酒不是放得越久味道越醇，家具不是年代越久远越能生出漂亮的光泽来吗？总之，现代人视为紧急的那些事（比如与银行家见面谈生意和赶火车），真的可以往后排，而那些被人们视为无聊的事（比如喝茶和聊天）倒应该多多予以关注。
喝茶聊天！现代人绝对会反对。如果一个人把时间都花在如此无聊的追求上，他还怎么可能有时间去做成年人必须做的那些事呢？
幸运的是，早在公元前五世纪时，古希腊哲学家芝诺就已经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阿喀琉斯，这位行动敏捷且训练有素之人，其动作快到了需要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单位去衡量，因此，他应该能很快跑完二十码的距离。可是，要前进一码，他必须先前进十八英寸；而要前进十八英寸，他必须先进到九英寸；要想进到九英寸，他先得进到四英寸半，如此类推下去。所以，在跑完二十码之前，阿喀琉斯必须穿越的长度是无限的。但按照定义，穿越无限的长度需要花费无限的时间。结果就是（正如伯爵本想指出的那样），对那个在十二点有约的人来说，此刻与十二点之间存在着无数个时间间隙，而这些间隙恰好可以用于获得精神上的满足。
证讫(3)。
可自从十二月下旬的那天晚上，索菲亚把音乐学院乐团巡演的消息带回家起，伯爵对时间流逝的感觉就完全变了样。还没庆祝完这个好消息，他就已经计算出，距离她出发的日子只剩下不到六个月了。更准确地说，是一百七十八天，或者，那只双响座钟再响三百五十六次之后。而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还有那么多事情得办。
鉴于伯爵自幼便养成了不急不躁的生活习惯，你也许会以为，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时钟在走的嘀嗒声，就像夜里有蚊子在耳边嗡嗡乱飞一样。或者，他会像奥勃洛摩夫一样在床上辗转反侧，对着屋里的那面空墙陷入一种萎靡不振的状态。可事实正好相反。在接下来的那些日子里，他的脚步因为这一消息变得更加轻快，他的感觉也更加清晰，头脑也更敏锐了。因为，就像亨弗莱·鲍嘉被人激怒时一样，时钟走动的嘀嗒声更能显示出伯爵是个意志极其坚定的人。
在十二月的最后一周，瓦西里拿着伯爵从大公的办公桌里取出的一枚叶卡捷琳娜金币，到中央通用百货公司的地下室里兑换成了可在该店使用的购物积分。而礼宾服务员用这些积分购买了一只棕褐色的手提箱和其他旅行用品，如毛巾、肥皂、牙膏和牙刷。这些都用喜庆的包装纸包好，并在圣诞前夕（午夜十二点）作为礼物送给了索菲亚。
按照瓦维洛夫团长的计划，索菲亚演奏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将是本次演出的倒数第二个节目，在那之后，还会有一位小提琴神童演奏德沃夏克的协奏曲，而他们两人的节目都会由整个乐团配合演奏。索菲亚一定能拿下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伯爵对此毫不怀疑。可就是霍洛维茨，也有个塔尔洛夫斯基老师啊。所以在一月初，伯爵便聘请了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来帮助她排练。
一月下旬，伯爵把为音乐会设计新演出服的重任委托给了玛丽娜。在设计讨论会（与会者包括玛丽娜、安娜和索菲亚，出于某种令人不解的原因，伯爵被排除在了会议之外）开过之后，瓦西里被派往中央通用百货公司，买回了一匹蓝色的塔夫绸。
这些年来，伯爵在索菲亚的法语入门会话上没少下功夫。可尽管如此，从二月开始，为了让她更多地温习法语会话，父女二人在开胃菜还未端上餐桌的时间里，已经不再玩他们的“zut”游戏了。
“Pardonnez-moi，Monsieur，avez-vous l’heure，s’il vous plaît？”
“Oui，Mademoiselle，il est dix heures.”
“Merci. Et pourriez-vous me dire où se trouvent les Champs-Élysées？”
“Oui，continuez tout droit dans cette direction.”
“Merci beaucoup.”
“Je vous en prie.”(4)
三月初，伯爵到大都会酒店的地下室去了一趟，那地方他已很多年没去过了。他经过锅炉和配电室，径直朝酒店存放宾客弃物的小角落走去。他在摆放书籍的架子跟前跪下身来，在那些书的书脊上扫视了一遍，尤其留意那些红色书皮上面用烫金字体写着“贝德克尔旅行指南”几个字的书。地下室里的旅游指南大多是关于俄罗斯的，这是自然。但也有一些是其他国家的，想必有些客人一路经过了许多个国家，然后把所有旅行指南最后都扔在了这里。所以，伯爵在几本被人扔掉的小说中间找到了一本零散的意大利旅行指南，还有一本芬兰的，一本英国的，最后，还有两份巴黎市区的。
然后，就到了三月二十一日这天。伯爵在印有酒店名字的便笺上写下了那张只有一句话的字条，把它悄悄地塞进了领班桌子上的铃铛里，然后便赶到理发店赴他每周一次的约，同时焦急地等着有人把那张字条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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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把头伸到走廊里看了看，见鲍里斯已经上了楼梯，他才把理发店的门关上了。他的注意力现在全都集中到了雅罗斯拉夫那只颇负盛名的玻璃柜子上。柜子最前面摆着两排白色的大瓶子，瓶子上印着“锤子和镰刀洗发水公司”的徽章。在这排为全世界的清洁做着斗争的“战士”身后，在那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地方，有一系列过去那种彩色的瓶子。伯爵把洗发水的瓶子从柜子里拿出来，查看起摆在后面的护肤液、肥皂和润肤油，却没找到他需要的东西。
这儿一定会有的，他想。
为了看清每只瓶子后面都藏了些什么，伯爵开始像下象棋一样把瓶子移来移去。就在那儿。在两瓶法国古龙香水后面的小角落里，有两只黑色的小瓶子，瓶身已经落满了灰尘。这正是雅罗斯拉夫·雅罗斯拉夫尔曾经眨着眼睛暧昧地向他提起过的“长生不老泉”。
伯爵把那只瓶子放进自己的口袋，再将其他的瓶子重新放进柜子里摆好，然后关上了柜门。他急忙回到理发店的座椅里坐好，抚平身上的罩衫，然后把头往后一仰。就算他闭上眼睛，他脑子里还是会浮现出鲍里斯用剃刀把信封割开的那一幕。想到这儿，伯爵不由得从椅子里蹦了起来，他从柜台上抓过一把多余的剃刀，塞进自己的口袋，然后又坐回到椅子里。与此同时，理发师刚好从门外走进来，嘴里兀自在埋怨，说不知是哪个笨蛋闹的误会，浪费了他这么长时间。
回到自己的房间后，伯爵先把那只黑色的小瓶子藏到抽屉最里面，然后拿出《巴黎旅行指南》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他查了查内容表，翻到第五页，从这一页起是对巴黎第八区的介绍。果不其然，在介绍凯旋门和巴黎大皇宫之前，在介绍马德莲蛋糕和马克西姆餐厅的那一页中间，夹着一张折叠起来的该地区的详细地图。伯爵从口袋里把鲍里斯的那把剃刀掏出来，然后用刀把地图整整齐齐地裁了下来；接着，他又用红色的笔在地图上标出了从乔治五世大街经皮埃尔·夏朗大街再到香榭丽舍大道的锯齿状路线。
标完地图，伯爵来到书房，从书架上把父亲那本《米歇尔·德·蒙田随笔集》取了下来。自从索菲亚把它从写字台底下解放出来，这本书就一直舒舒服服地躺在这里。伯爵把书拿到大公的办公桌上，开始翻动书页，他在这儿停停，在那儿停停，为的是把父亲画了线的段落再读上一遍。当他读到《论儿童的教育》那一部分时，双响座钟响了起来：到中午了。
再响一百七十三次她就要走了，伯爵心想。
他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又在胸前画了两个十字，然后开始用鲍里斯的剃刀把书中的段落从那本两百页厚的名著里裁了下来。
再见(5)
五月初的一个晚上，伯爵正坐在盆栽棕榈树中间的一把高背椅里。他把目光从手中的报纸上抬起来，偷偷朝刚从电梯里出来的一对年轻的意大利夫妇望去。她是位身材高挑、肤色黝黑的美人，穿着一条深色的长裙，而他个头矮小，穿着宽松的长裤和夹克。伯爵不知道这对夫妇为何来到了莫斯科，但他们每天晚上七点都会准时从酒店离开，想必是外出体验莫斯科的夜生活。比方说，他们于六点五十五分走出电梯之后，会径直走到礼宾服务台，瓦西里已为他们准备好了两张《鲍里斯·戈东诺夫》的门票，还为他们订好了夜宵。然后，这对夫妇会来到前台寄存他们的钥匙，而阿尔卡季会把他们的钥匙收在第四排的第二十八个插孔里。
伯爵把报纸往桌上一搁，站起身来。他佯装打了个哈欠，伸了伸腿脚，便朝旋转门走过去，装作出去看看天气的样子。在门外的台阶上，罗季翁正同那对年轻夫妇互致问候，他为他们叫来了一辆出租车，并替他们把车的后门拉开。见他们的车开走了，伯爵马上转过身来，穿过大堂，直接上了楼梯。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稳步朝楼上走去（自从一九五二年以来，他一直都是这个习惯），不一会儿便到了四楼。他穿过走廊，在428号房门前停了下来。他松开两只手指，把它们插入他西装背心的内口袋，从里头掏出尼娜给他的那把钥匙。然后，他往左右看了看，便开门进了屋。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也就是安娜打算重新开始她的电影演艺生涯的时候）开始，伯爵就再没来过428号房间。此刻他可没闲心来检查这间小客厅里的装潢变化。相反，他直奔卧室而去。他把左边的衣柜门打开，看到装满了一柜子的衣裙都是那位肤色黝黑的美人今晚穿的那种样式：齐膝、短袖、单色。这种样式毕竟非常适合她。把她这边的柜门关上，伯爵又打开了她男伴的衣柜门。衣架上挂的全是宽松的裤子和夹克，钩子上还挂着一顶报童帽似的无檐软帽。他挑了一条棕褐色的裤子，便把柜门关上了。在带穿衣镜的衣柜的第二个抽屉里，他发现了一件白色牛津衬衣。他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折叠起来的枕头套，把挑出来的衣物全都塞了进去。他回到客厅，先把门稍稍打开一条缝，确定走廊里没人后，才从门里溜了出去。
直到听见门锁吧嗒一声合上，伯爵才猛地想起，他应该把那顶帽子一并拿上。正当他准备伸手到马甲口袋里去掏钥匙时，他非常清楚地听见了轮子滚动的嘎吱声。伯爵猛地往前跨了三大步，往塔楼里一躲。与此同时，酒店的客房服务生奥列格正推着一辆小推车拐进了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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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十一点，伯爵在夏里亚宾酒吧一边喝着白兰地，一边审阅他的备物清单。金币，旅游指南，“长生不老泉”，休闲长裤和衬衫，从玛丽娜那儿弄来的耐用针线，这些全有了。虽然还有几样尚未到手，但他最没把握的只有一件：在走之前跟其他人打声招呼。从一开始伯爵就知道，在整个计划中，这会是最难办的部分。他毕竟不能随便发一份电报了事。可它又不是非做不可的。如果实在没别的办法，伯爵也做好了不打招呼的准备。
伯爵把杯中的酒一仰而尽，正准备上楼，可还没等他从凳子上站起身，奥德留斯已经捧着一个瓶子来到他跟前。
“再来一杯？算店里的。”
自打过了六十岁，晚上十一点以后伯爵便不再喝酒了。因为他知道，深夜喝下去的酒，会像个消停不下来的孩子一样，凌晨三四点就把你弄醒。但拒绝调酒师的一番好意又未免有些失礼，尤其在他已经把酒瓶都开好了时。所以，伯爵面带感激地接过那杯混合酒，坦然地坐了下来。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吧台另一头高声谈笑着的一伙美国人身上。
和上次一样，今天把大伙儿逗得大笑不已的还是那位来自新泽西州蒙特克莱市的倒霉推销员。初来乍到的他恨不得和这里每一个有身份的人通上电话，但到了四月，美国人开始转而寻求同政府高级官员面谈的机会。迄今为止，他已亲自分别与主管食品、金融、劳动、教育甚至外交事务的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会晤过。他原以为，向克里姆林宫卖出一台自动售货机应该与卖出一张乔治·华盛顿画像的概率差不多，可接下来出现的一系列转机令他大为吃惊。具体点说吧，韦伯斯特原本吃足了官员们的闭门羹，直到后来才开窍。他为了更好地展示那些机器的性能，让父亲给他寄来了五十箱美国香烟和巧克力。这样一来，此前无缘与任何高级官员会晤的推销员突然受到了一百多家政府办事部门的热烈欢迎，然后这些机构把他的产品抢购一空了。
“今天这家我还以为是真的上钩了呢。”他说。
美国人讲起了他今天功亏一篑的经历。看着他，伯爵不禁想起了理查德：他和韦伯斯特一样充满好奇，一样爱交际，一样爱拿自己寻开心把大家逗乐。
伯爵把酒杯放在了吧台上。
这么干能行吗？他心想。
伯爵还没来得及回答自己的问题，矮胖的美国人正在冲大堂里的什么人挥手。而朝他挥手回应的居然是一位知名的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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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过后不久，美国人到吧台前结完账，然后在那帮朋友的肩膀上拍了拍，便沿着楼梯上楼，边走还边用口哨吹着《国际歌》。来到四楼走廊，他拿出钥匙在门上摸索着。直到房门在他身后完全关上，他的身体才稍稍直起来，他的神情也才稍稍清醒了一些。
就在这时，伯爵把灯拧亮了。
看到自己屋里的椅子上坐着个陌生人，美国人大吃一惊，然而他并没有被吓得往后退，也没有立刻大喊大叫。
“不好意思，”他笑着说，“我一定是走错房间了。”
“不，”伯爵说，“这就是你的房间。”
“嗯，如果这个房间是我的，那就是你进错房间了。”
“也许吧，”伯爵说，“可我不这么认为。”
美国人往前走近了一小步，仔细打量着面前的这位不速之客。
“你不是博亚尔斯基餐厅的那位侍者吗？”
“是的，”伯爵说，“我就是那个侍者。”
美国人慢慢地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样。您贵姓？”
“罗斯托夫。亚历山大·罗斯托夫。”
“哦，罗斯托夫先生，我本该请你喝一杯的，但时间很晚了，而且明天一早我还约了人见面。还有别的什么事我能帮您的吗？”
“是的，韦伯斯特先生，我想是有一件。你看，我这儿有封信要送给我在巴黎的一位朋友。而这位朋友我猜您也许认识。”
尽管时间已经很晚，伯爵的猜想也颇为唐突，但矮胖子韦伯斯特还是给伯爵倒了一杯威士忌。
如果说，十一点以后的伯爵只会尽量避免饮酒，那过了午夜的他则是坚决不喝的。事实上，在这件事上他甚至经常援引他父亲的话来告诫索菲亚：“那么做的结果不外有三：鲁莽愚蠢的举动，极不慎重的私通和一屁股赌债。”
偷偷溜进美国人的房间并成功托他帮自己递信之后，伯爵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换作亨弗莱·鲍嘉，别人请他喝酒，他是一定不会拒绝的。所有的证据都表明，鲍嘉其实更喜欢在午夜，乐队已经停止演奏，酒吧里空无一人，嗜饮之徒都已在夜色中蹒跚离去的时候喝酒。因为这时候，酒吧的门已经关上，灯光被调得很暗，桌上摆着一瓶威士忌；这种时候，那些意志坚定的人才能不受笑声和儿女私情的干扰，真正谈些事情。
“好的，谢谢你，”伯爵对韦伯斯特先生说，“来杯威士忌正好提提神。”
事实证明，伯爵的直觉完全正确，因为那杯威士忌的确提神。第二杯同样。
那天晚上，当他终于跟韦伯斯特先生道过晚安往家走去的时候（他的口袋里一边塞了一包给安娜的美国香烟，另一边是给索菲亚的巧克力），伯爵的精神已经非常亢奋了。
四楼的走廊空无一人，安静极了。在紧闭着的屋门里面，那些务实且老套，谨小慎微且贪图安逸的人早已入睡。他们身上裹着被子，在酣睡中梦见自己在享用丰盛的早餐，从而把深夜的走廊留了出来，供萨姆·史培特、菲力普·马洛(6)和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这种人任意出没。
“是的，”伯爵一边往走廊那头走一边说，“我就是那名侍者。”
这时，凭着他那份老练与机警，他的注意力忽然被眼角看到的某样东西吸引了过去。原来是428号套间的房门。
歌剧《鲍里斯·戈东诺夫》有三个半小时。看完演出后如果去吃夜宵的话还得花上一个半小时。所以无论如何，那对意大利夫妇半小时之内是回不了酒店的。伯爵上前敲了敲门，又等了片刻。然后又敲了几下，确定屋里没人。他这才从马甲内兜里掏出钥匙，打开门锁，然后意识清醒地迅速跨过门，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往屋里瞥了一眼，他便知道酒店值夜班的服务员已经整理过房间了，因为所有物品都摆在了规定的位置上：椅子，杂志，包括装水的玻璃瓶和玻璃杯。来到卧室，他发现连床角处的床单也都按四十五度角的样式叠好了。
他打开右边的衣柜门，正准备把那顶无檐软帽从钩子上取下来，却发现里面还有一样他先前没注意到的东西。在衣服上方的架子上，搁着一个用纸裹着的小包，包外面还用麻绳捆着，整个包的大小与小号的塑像差不多。
伯爵将帽子往头上一戴，伸手把包裹从架子上取下来放在床上。他解开绳子，小心翼翼地把纸剥开，发现里面包着一套俄罗斯套娃。套娃上的绘画简洁而传统。在莫斯科，有上百家店铺在卖这个。俄罗斯套娃是来俄旅行的父母能给留在家里的孩子带回去的最新奇、最古怪的玩具。
而且，这玩具里面还很能藏东西……
伯爵坐在床上，他把最大的那只套娃打开。然后，又把第二大的套娃打开。接着，又打开了第三大的。正准备打开第四只时，他忽然听到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
这一下，意志坚定之人顿时成了不知所措之人。当屋门一开，两位意大利人迈步进屋的声音传来时，伯爵已经反应了过来。他把打开了一半的套娃用纸一把卷起来，然后钻进衣柜，并轻轻关上了柜门。
柜子里挂衣服的横杠上方的架子一定还不足六英尺高。毕竟，为了把整个身体都缩进衣柜里，伯爵不得不像做忏悔的人一样把头向下弯着。（明白什么意思吗？）
没过一会儿，那对夫妇便脱了大衣，进了卧室。伯爵暗想，如果他们俩同时到卫生间去洗漱，他就应该有机会逃出去。可428号套房里只有一个很小的卫生间，因此，这对夫妇没法同时挤在里面，而是得一个一个来。
伯爵仔细地听着。他能听见两个人各自刷牙的声音，以及开抽屉和穿睡衣的声音。接着听见的是床单被掀开的声音。再然后是安静的对话，以及拿过书然后翻动书页的声音。过了约十五分钟，也可以说是过了一万年之久，床上的两个人亲昵地说了几句，接着是温柔的亲吻声，灯随即灭了。感谢上帝，这对美貌英俊的年轻夫妇选择了马上安歇，而不是先亲热一番。
伯爵心想，他们得要多久才能睡着呢？他一边小心翼翼地让自己的身体保持不动，一边听着他们的呼吸声。他听到了咳嗽，吸气，还有叹息的声音。接着，像是有人翻了个身。酸痛欲裂的感觉开始袭上他的脖颈，而且，他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很快也得上卫生间了。要不是有这两个痛苦的感觉，他真担心自己会不知不觉地睡过去。
这不，现在你知道了，伯爵想道，午夜以后不能再喝酒，原因嘛，今天又多出来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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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声音？亲爱的，醒醒！”
“怎么啦？”
“屋里有人！”
［扑通一声响］
“谁？”
“对不起。”
“克劳迪奥！把灯打开！”
［咣的一声］
“对不起！”
［哗啦一声］
“再见！”(7)
成年
“你们准备好了吗？”玛丽娜问道。
并肩坐在女演员套间的沙发上的伯爵和安娜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玛丽娜像举行典礼一般隆重地打开了卧室门。索菲亚从里面走了出来。
女裁缝为音乐会制作的是一身长袖晚礼裙，带点喇叭裙的款式：腰部上方稍稍收紧，膝盖以下再敞开。料子是蓝色的，它一方面令人联想到大海的深邃，另一方面很好地衬托出了索菲亚洁白如玉的皮肤和乌黑的头发。
安娜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呼。
玛丽娜则乐得眉开眼笑。
伯爵呢？
虽然亚历山大·罗斯托夫并不是科学家，也不是什么圣人，但年已六十四岁的他清楚地知道，生活从来都不是跳跃着向前推进，而是逐渐展现的。在某个特殊的时刻，这些成千上万的细微变化才开始显露山水。我们的能力会此消彼长，我们的经验会越攒越多，我们的观点和认识也会不断改变（即使不是极其缓慢地，至少也是逐渐改变的）。这样的话，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很可能会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的本性，就像一小撮胡椒粉就能让一整锅菜完全变味。可是，当安娜的卧室门一开，索菲亚穿着她那身晚礼服走出来时，伯爵觉得，她在跨出那一步的瞬间，同时跨越了进入成年的界线。线的这边是一个五岁、十岁或者二十岁的女孩，她文静羞赧，她有惊人的想象力，她依赖他，并从他这里寻求友谊和忠告；而线的另外一边却是一位年轻的女人，她有自己的判断和见识，美丽而且有风度，她无须依赖任何人，她只依靠她自己。
“好啦，你觉得怎么样？”索菲亚害羞地问道。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伯爵说。
“你看上去太美了。”安娜说。
“可不就是吗？”玛丽娜说。
在几个人的赞叹声和安娜的掌声中，索菲亚欢快地踮起脚，不由自主地转了一圈。
也正是这个时候，伯爵才发现，这件晚礼裙是露背的。他简直不敢相信。塔夫绸（他们不是买了整整一匹吗？）从她的肩膀开始以抛物线的形状下垂，一直垂至索菲亚脊椎底部。
伯爵把身体向安娜转了过来。
“我想这是你出的主意吧！”
正在鼓掌的女演员停下了双手。
“什么是我的主意？”
他把手朝索菲亚的方向一挥。
“这件根本不是衣服的裙子。不用问，这主意一定是你从那些所谓‘舒适’的杂志里学来的吧。”
没等安娜回答，玛丽娜已经重重地跺了跺脚。
“这主意是我的！”
女裁缝说话的口吻让伯爵非常吃惊。他有些惶恐地看着她，而她则一只眼睛愤怒地向上翻着白眼，另一只则像炮弹一样向他射了过来。
“这裙子是我自己设计的，”她说，“也是我亲手制作送给我的索菲亚的。”
伯爵这才意识到，他刚才可能无意中冒犯了一位艺术家。于是，他换上了一副温和一些的口吻。
“这绝对是一件漂亮的晚礼裙。这毫无疑问。玛丽娜。漂亮的晚礼服。我以前也见过不少，可这是我见过的里面最漂亮的一件。”说到这儿，伯爵尴尬地笑了笑，他想先借此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然后才用一种老朋友聊家常的口吻继续说道，“经过这几个月的精心准备，索菲亚就要去巴黎歌剧院演奏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了。可倘若到时候观众不专心听她演奏，而是一个个紧盯着她的后背看，那不是太可惜了吗？”
“也许我们该拿块麻袋布给她披上，”女裁缝说，“这样观众们保准不会分心。”
“我怎么可能让她披麻袋布呢？”伯爵抗议道，“在保证漂亮的前提下，可以适当中庸一点嘛。”
玛丽娜又跺了跺脚。
“够了！我们对你的这种担心一点都不感兴趣。亚历山大·伊里奇，总不能因为你亲眼看见过一八一二年的彗星，就非得让索菲亚穿着那个年代的衬裙和腰垫去演出吧。”
伯爵正想开口反驳，安娜过来调停了。
“也许我们该听听索菲亚自己是怎么想的。”
他们都朝索菲亚看了过去。而她根本没在留心他们的辩论，而是在欣赏镜子中的自己。她转过身来，捉住了玛丽娜的双手。
“我觉得它漂亮极了。”
玛丽娜得意地朝伯爵看了看。然后，她又转过身去对着索菲亚，歪着头把自己创作的这份艺术品又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遍。
“怎么啦？”安娜一边坐到女裁缝身边一边问道。
“好像还缺点什么……”
“是披肩吗？”伯爵问。
三个女人都没搭理他。
“我知道了。”过了片刻，安娜终于说道。她走进自己的卧室，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条项链，项链上挂着一颗蓝宝石的饰坠。她把它递给玛丽娜，后者接过去，帮索菲亚戴在了脖子上。然后，两位上了年纪的妇人都后退了一步。
“这下妥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道。
“真的吗？”试完衣服，安娜和伯爵一起走在走廊上，她问他。
“什么是不是真的？”
“你真的亲眼见过一八一二年的彗星？”
伯爵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我是很讲礼貌，可那并不意味着我笨。”
安娜笑了。
“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刚才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也许吧。可我毕竟还是她父亲。你想让我怎么做？抛弃我当父亲的责任？”
“抛弃！”安娜笑着答道，“当然不是，我的阁下。”
这时，两人已走到走廊的某个位置，从这里已经看不见通往员工楼梯的门了。伯爵转过身来对着安娜，装出一副很有礼貌的样子。
“博亚尔斯基餐厅的每日例会要开始了。所以，恐怕我得跟您说‘再会’了。”说完，伯爵微微一颔首，消失在门后面。
他沿着楼梯往下走，感觉浑身轻松了许多。塔楼里精确的几何结构和无处不在的寂静让这里像极了教堂或者阅览室——那些让人得以独处和休憩的地方。只不过，门突然又被人推开了，有人走到了楼梯口。是安娜。
眼前的这一幕让伯爵难以置信。他只好沿着楼梯又走了上去。
“你这是在干吗？”他低声问道。
“我也要去大堂，”她答道，“我想我正好可以陪你一起下去。”
“你不能和我一起去。这是酒店员工专用的楼梯！”
“可我是酒店的顾客。”
“我就是这个意思啊。员工楼梯是给员工用的。走廊正中间那个漂亮的楼梯才是为你这样漂亮的顾客准备的。”
安娜微笑着朝伯爵走近了一步。
“什么事让你这么不高兴了？”
“没什么事。我没有不高兴。”
“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她继续带着些哲思说道，“当一位做父亲的突然发现，自己的女儿已经出落成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他心里肯定会有些发慌，会有些手足无措的。”
“我心里没发慌呀，”伯爵往后退了一步，说道，“我只有一个意思，就是礼服的后背没必要裁得那么低。”
“可你不得不承认，她的后背很可爱啊。”
“那也许没错。可也没必要把她身上的每一根椎骨都亮给全世界的人看吧。”
安娜又向前走近了一步。
“你不就很喜欢我的椎骨吗……”
“那完全是两码事。”伯爵试图再往后退，可他的背已经抵到墙了。
“我让你见识见识一八一二年的彗星。”安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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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始吧？”
如此开门见山的不是旁人，正是那位一天到晚，无论是在吃、喝还是在睡上，都带着“偏见”的人。
埃米尔在嗓子里嘀咕了一声，把菜单顺着桌面推了过去。
伯爵和安德烈也都把椅子挪了一挪。
“主教”参加博亚尔斯基的每日例会是从一九五三年夏天开始的。而到了一九五四年四月，他已成功地将开会地点从埃米尔的办公室改到了他自己的办公室，理由是厨房里活动太多，容易让人分心。为了接待“三巨头”的全部成员，酒店经理在他的办公桌前面并排摆下了三张法式座椅。这些椅子如此娇小匀称，你不得不猜想它们是不是为路易十四宫里的侍女设计的。也就是说，一个成年男人几乎不可能舒舒服服地坐在上面，尤其是当三把椅子被摆成了一排，隔得非常近时。这样一来形成的场面变成了博亚尔斯基餐厅的主厨、主管和领班像三个小学生一样，被校长叫到跟前挨训。
“主教”把菜单接过来，放在桌子边上展开，然后一边用他的铅笔尖逐行指过去，一边像银行家核对学徒做的账目一样，将菜单上的菜从头至尾检查了一遍。
而在此期间，三位小学生自然就有工夫往左右打量一番。如果办公室墙上装饰的是世界地图或者元素周期表，那他们就能充分地利用这段时间了。他们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横渡大西洋的哥伦布，或者古埃及亚历山大城里的炼金术士。然而眼前的墙上只挂着斯大林、列宁和马克思的画像，三个人别无良策，只好心不在焉地在那儿干坐着。
“主教”在埃米尔的菜单上修改完毕，把它递还给埃米尔，然后，他吸了吸鼻子，转过身来对着安德烈。后者郑重其事地将记录餐厅订位的簿子递了过去。和往常一样，主教把簿子翻到最前面，然后从头开始一页一页地看，一直看到五月的最后一个晚上。而“三巨头”则在一旁沉默而愤怒地看着他。
“让我们来看看。”他说。
“银行家”的铅笔尖又开始逐条、逐行、逐列地移动起来。最后，“主教”把今晚的座次安排递给了安德烈，才放下铅笔。
“三巨头”感觉会议快结束了，便都把身体移到了椅子边上。可没想到“主教”并没有把簿子合上，而是接着往后翻，开始查阅起接下来数周的预订情况来。翻了没几页，他又停了下来。
“主席团和部长会议的联席晚宴准备得怎么样啦？”
安德烈清了清嗓子。
“一切顺利。根据政府方面的要求，晚宴将不在红厅，而是在417号套房举行。阿尔卡季已经把房间留出来了；埃米尔刚刚也最后敲定了当晚的菜单；亚历山大将负责当晚的餐饮服务，他一直在与克里姆林宫的联络人普罗普同志密切配合，以确保晚宴顺利进行。”
“主教”把目光从簿子上抬了起来。
“鉴于该活动的重要性，难道你不应该亲自负责吗，杜拉斯主管？”
“那天晚上，我原本打算像往常一样负责整个餐厅的工作。但如果您更希望我亲自到场负责这场晚宴，我当然可以照办。”
“很好，”“主教”说，“那就让罗斯托夫领班留在餐厅，确保那里一切顺利。”
说完，“主教”把簿子合上了。而此刻伯爵浑身都已经变得冰凉。
主席团和部长会议的这场联席晚宴对他的秘密计划而言，绝对是个天赐良机。他简直无法想象还会有比这更好的机会。即使有，现在离音乐学院乐团的访问演出也只剩下十六天了，伯爵已经没时间另做安排了。
“主教”把本子沿着桌面推了过来。例会结束了。
和往常一样，“三巨头”从经理办公室出来往楼梯走的时候都闷着头不说话。到了楼梯口，埃米尔沿着台阶往二楼走去。这时，伯爵一把抓住了安德烈的袖子。
“安德烈，我的朋友，”他低声说道，“能不能耽搁你几分钟？”
公告
六月十一日六点四十五分，亚历山大·罗斯托夫伯爵身着博亚尔斯基餐厅的白色西装，站在417号套房里。他要在一九五四年的主席团和部长会议联席晚宴开始之前，确保会场已经布置妥当，所有的员工也都穿上了统一而得体的制服。
我们已经知道，十一天前，“主教”信手解除了伯爵负责今晚这场宴会的权力。可在六月十日下午，杜拉斯主管参加每日例会的时候带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他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都感觉自己的手抖得厉害，那症状和中风发作非常相似。今天早上醒来时，他发现情况变得越发严重了。为了说得更明白些，他还把右手伸出来，摊在桌子上。那只手的确像树叶一样在不住地颤抖。
一旁看着的埃米尔脸上是一副惊呆了的表情。什么样的上帝——他似乎在想——能设计出这样一个世界来呢？怎么能让这位行将老去的人害上这种疾病呢？你可知道这种疾病会把他赖以成名，使他在人群中闪闪发光的那门本领剥夺殆尽吗？
什么样的上帝，埃米尔？让贝多芬成为聋人，和让莫奈成为盲人的是同样的上帝。因为上帝赐给你的东西，他总是会回来把它拿走的。
埃米尔的脸上几乎是对神大不敬的愤慨，而“主教”则是一副嫌别人给他添麻烦的苦相。
安德烈注意到了经理恼火的表情，他劝他不用紧张。
“您不必担心，列普列夫斯基经理。我已经和克里姆林宫的普罗普同志联系过了，我向他做了保证，尽管明晚的活动我不能亲自到场负责，但罗斯托夫领班将担起我的责任。听到这句话，”主管补充道，“普罗普同志才放心。”
“很好。”“主教”说。
安德烈刚才在汇报中提到，得知这场国宴的服务将由罗斯托夫领班负责的时候，普罗普同志才放心。在这件事上安德烈并未夸大其词。普罗普同志是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十年出生的，他并不清楚罗斯托夫领班是因为何故被软禁在大都会酒店。他甚至不知道罗斯托夫领班是一名“前人民”。他只知道（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判断）罗斯托夫领班能把餐桌上的每个细节都照料得滴水不漏；只要顾客露出哪怕一丁点的不满，他都会立刻上前一丝不苟地予以解决。尽管普罗普同志对克里姆林宫的办事风格尚不熟悉，但根据经验他也明白，假如这场晚宴出了任何差池，不用问也知道他们会把账一股脑地算在他的头上，就好像桌子是他亲手摆的，菜是他自己做的，酒也是他亲手倒的一样。
在今天早上为这场活动举行的“吹风会”上，普罗普同志亲自向伯爵表达了对他的放心和信任。当时，他们俩坐在博亚尔斯基餐厅里的一张双人桌旁，这位年轻的联络官和伯爵一起（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审核了一遍当天晚宴的全部细节：时间安排（晚上九点整餐厅门准时打开）；餐桌的摆放（所有的桌子拼成一个长U形，桌子两侧共放有二十个座椅，最前头的主宾席上只摆六个）；菜单（由主厨茹科夫斯基诠释的传统俄罗斯筵席）；酒（乌克兰白酒）；还有，十点五十九分必须准时将餐厅里的蜡烛全部熄灭。接着，也许是为了再次强调今晚这场活动的重要性，普罗普同志将今晚赴宴的宾客名单拿出来让伯爵过目。
尽管通常来说，伯爵对克里姆林宫的内部运作并不关心，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那张纸上的名字毫不熟悉，因为他亲自为那张名单上所有的人提供过服务。他在红厅和黄厅举行的正式宴会上为他们服务过，而且，当他们在博亚尔斯基餐厅更私密、更随意的普通就餐区和他们的妻子或情人，朋友或政敌，保护人或受保护的人一起用餐的时候，他也为他们添过酒，布过菜。他们酒后的粗鲁和无礼，他们满带苦涩的自吹，伯爵全都见识过。他见过他们所有人清醒时的样子，也领教过绝大部分人喝醉后的德行。
“都安排好了。”见年轻的政工人员要起身了，伯爵对他说，“不过，普罗普同志……”
普罗普同志停了下来。
“怎么啦，罗斯托夫领班？有什么我忘了讲的吗？”
“你还没把座次安排给我。”
“啊，这个不用担心。今晚没有座次。”
“哦，那我就放心了，”伯爵笑着答道，“今晚保准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