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伯爵得知今晚的国宴没有座次安排的时候，他为什么会那么高兴呢？
千百年来，全世界的文明社会都知道，宴会上的主宾席是个享有殊荣的位子。只要向布置完毕的宴会会场看上一眼，你就会本能地感觉到，主宾席绝对比两侧的座位更有吸引力。因为它不可避免地赋予了那个座位上的人权力、地位和合法性。由此引申，你也就知道，离主宾席越远，就越没有权力、地位和合法性。所以，当你将四十六位党政要员请来出席晚宴，让他们围坐在一个U字形长桌旁用餐，却又未事先安排好座次，那场面免不了会相当混乱。
毫无疑问，托马斯·霍布斯(8)一定会把这种情况与他的“自然状态下的人”的理论联系起来，而且，他还会断言，今晚一定会发生一场混战。因为前来赴宴的这四十六个人有着相同的秉性，而且，都受到相同欲望的驱使。他们有同等的权力坐到宴会桌旁的任何一张椅子上。正因为如此，今晚最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为了能坐到主宾席上，这帮人会一哄而起，相互指责，揭短，斗殴，甚至舞刀弄枪。
而另一方面，约翰·洛克(9)则会争辩说，餐厅门一打开，刚开始也许会出现短时间的混乱，但很快就会过去。这四十六位人士中天性善良的一方会逐渐占据上风。他们的通情达理会让挑选座次的过程变得公平而有序。所以，十有八九他们会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每个人的座位，或者干脆把桌子重新摆过，排成一个圆圈，就像亚瑟王那样，以确保他手下的骑士享有平等的地位。
让-雅克·卢梭(10)也会从十八世纪中叶跑过来参加这场讨论。他会告诉洛克和霍布斯，终于从社会契约的暴政之下解脱出来的这四十六位来宾，会把桌子推到一边，手捧着大地结出的果实，在一种幸福的自然状态下共同分享。
当宾客抵达之时，伯爵内心已经相当肯定。他觉得，赤裸裸地挥拳相向，抽签，或者大家无拘无束地共同分享果实，这些场面都不会出现。相反，在轻微的推挤和争抢过后，这四十六位赴宴者中的每一位都会很快在宴会桌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观察家们如果能仔细分析这一“自发的”的座次安排，他们便能完全知晓接下来二十年俄罗斯的执政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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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刚发出信号，通向417号套房的门便于晚上九点准时打开了。到了九点十五分，四十六位级别和资历各异的官员都找到了与自己的身份及地位相符的座位并坐了下来。尽管没有人出面提醒，但大家自动地将主宾席的座位留给了布尔加宁、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这六位党内最负名望的成员。而主宾席正中的两个座位则留给了身为总理的马林科夫和总书记赫鲁晓夫。
事实上，赫鲁晓夫刚进房间的时候，仿佛为了特意表明一种姿态，他根本没往主宾席的方向走；相反，他同地位略低一级的维亚切斯拉夫·马雷舍夫聊了几句。后者是中型机械制造部的部长，此刻他正坐在宴会桌的最边上。直到所有人都落了座，这位前莫斯科市的市长才轻轻拍了拍马雷舍夫的肩膀，然后满不在乎地走到马林科夫身边的那个座位前坐了下来，这也是房间里的最后一个空位子。
在接下来的两小时里，所有的来宾都在豪吃海喝，连连举杯。尽管祝酒词的内容五花八门，格调高尚之词和风趣幽默之语兼而有之，但它们全都洋溢着爱国主义情调。在一轮又一轮祝酒的间隙，伯爵往桌上上菜，替客人满酒，更换餐具，撤下空盘，并且清除桌布上的残渣；与此同时，宾客们不是在同左边的人交谈，就是在和右边的那位商量着什么事，要不就是一个人在四周的说话声中自言自语。
读到这里，你也许忍不住要讥讽地问一句：罗斯托夫伯爵，这个从来都以光明磊落自居的人，有没有趁机偷听宴会桌上宾客们的私谈呢？可以说，你这个问题和你的讥讽完全用错了地方。因为，和最优秀的仆人一样，最优秀的侍者也会把偷听宾客谈话视为他们工作的一部分。
就拿杰米多夫大公的管家来说吧。那时候，肯普常常会像雕像一样笔挺地站在书房边上，一句话不说，一站就好几小时。可当大公的哪位客人刚说了一句口渴，肯普便会立刻把饮料端到客人的面前。而如果有谁轻轻地抱怨了一句天气冷，肯普便会赶紧去炉边把煤火拨旺。如果大公向他的哪位朋友表示，舍尔马托娃伯爵夫人是个“令人愉快的人”，而她儿子却“不那么靠谱”，那么无须大公吩咐，肯普也知道，下一次若是舍尔马托娃家的这两位未经打招呼便上门求见的话，对其中的一位他应该说，大公正好在家，可以见她，但对另一位则应该说大公身体不适，不能见客。
那伯爵到底有没有听到宾客们的私下交谈呢？他有没有从他们那里听到什么促狭的评论、暗地里的独白，或者压低嗓门说出的批评呢？
他一字不漏地全听到了。
在宴会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即使你没有为共产党的这些高官当过二十八年的侍者，你也能知道，提议大家干杯这样的事马林科夫同志只会偶尔为之，而且每次用的都是白葡萄酒。而赫鲁晓夫同志则很可能一晚上会祝四五次酒，而且每次都用伏特加。所以，当莫斯科前任市长在晚宴过程中一次酒都没祝时，伯爵便将这也看在了眼里。当时间到了十一点差十分，宴席也差不多快吃完了时，总书记这才伸出他的餐刀，用刀刃在面前的酒杯上敲了几下。
“先生们，”他开始说道，“大都会酒店曾经见证过许多历史性事件。事实上，在一九一八年，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就曾把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们锁在这幢大楼里，就在我们楼下两层的房间里。他还警告他们，不完成任务，绝不放他们出来。”
屋里响起一片笑声和掌声。
“为斯维尔德洛夫干杯！”有人嚷着提议。赫鲁晓夫把自己杯里的酒一仰而尽，然后自信地笑了笑。四周的人也都跟着干了一杯。
“而今晚，”赫鲁晓夫继续说，“我们将有幸在大都会酒店亲眼看见另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请大家和我一起到窗户边来，同志们，我相信马雷舍夫部长有事要向大家宣布。”
在场的其他四十四位宾客闻言，脸上涌现出了各式各样的表情，有的是好奇，有的是困惑。他们把椅子往后一推，全都来到那几扇俯瞰着剧院广场的大窗户前。而马雷舍夫部长早已站在了那里。
“谢谢您，总书记，”马雷舍夫部长边说边冲赫鲁晓夫鞠了个躬，接着，他严肃而凝重地停顿了一下，“同志们，正如你们当中大多数人所知道的，三年半以前，我们在奥布宁斯克市开始修建新发电厂。现在，我十分自豪地宣布，奥布宁斯克的这个电厂已于周一下午全面投入使用，比原计划提早了六个月。”
屋里的赞叹声此起彼伏，人们纷纷点头。
“另外，”马雷舍夫接着说，“从今晚十一点开始，也就是说，再过两分钟，该工厂就将开始向莫斯科输送其一半的电力。”
说完，马雷舍夫转过身去，面对着窗外。与此同时，伯爵和马丁不动声色地将餐桌上所有的蜡烛都灭掉了。窗外，莫斯科满城的灯火依然在闪烁。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人们变得不耐烦起来，他们开始在屋里挪来挪去，交头接耳。突然，在城市的西北角，在一片十个街区大小的区域里，所有的灯光同时熄灭了。片刻之后，与那片区域相邻的城区也都黑了下来。然后，黑暗开始横穿整座城市，仿佛在广阔的平原上有一片黑影在向这边移动，它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大约到了十一点过两分，就连永远灯火通明的克里姆林宫也忽然黑了下去。又过了数秒，大都会酒店里的灯也跟着熄灭了。
在黑暗中，刚才那片嗡嗡的交头接耳声变得响亮起来，人们的语气也变成了惊讶，惶恐，不知所措，或三者兼而有之。可是，如果你仔细观察站在窗户旁的马雷舍夫，就能看出，黑暗降临之际，他既没说话也没动。他仍在朝着窗外看。忽然，在首都的西北角，在那片最早变黑的地方，灯光又重新闪烁了起来。此刻，横穿整座城市的是一片亮光，它正向这个方向延伸过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直到克里姆林宫的灯又重新闪耀起来。再接着，屋里众人头顶上的枝形吊灯也亮了。主席团和部长会议联席晚宴的会场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有了世界上第一座核电厂提供的电力，这座城市此刻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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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场晚宴的结尾部分是在莫斯科上演过的最出色的一场政治秀。可是在灯光熄灭的那段时间里，它有没有给城市的居民造成不便呢？
所幸的是，一九五四年的莫斯科尚非世界电器之都。然而，就在这短暂的停电过程中，至少有三十万只钟停止了走动，四万台收音机突然没了声音，五千台电视机的屏幕变得一片漆黑。城里到处猫狗乱叫。落地灯被撞倒，孩子们吓得大哭起来，父母们的小腿骨纷纷撞在了咖啡桌上。还有许多司机，因为透过风挡玻璃看到外面所有的大楼忽然变得漆黑一团而不知所措，结果撞上了前面车辆的挡泥板。
在捷尔任斯基大街拐角处的一幢灰色的小楼里，那位专门负责把女招待偷听来的消息记录在案的脸色阴沉的小个头仍在一刻不停地打着字。因为和所有优秀的官员一样，他闭着眼睛也能够打字。可当灯光熄灭时，听到走廊里有人摔倒，我们的打字员才惊讶地抬起头来，他的手指无意中往右边的键盘上多移了一行。因此，当天晚上他打出来的那份报告的下半部分显得莫名其妙。也可能是用密码写的，就看你自己怎么想了。
与此同时，在马里剧院，安娜·乌尔班诺娃头上戴着灰白色的假发，正在扮演契诃夫《海鸥》中的伊琳娜·阿尔卡丁娜。突然，观众发出一片令人不安的惊呼。尽管安娜及同台的演员们对如何在黑暗中迅速撤离舞台早已训练有素，但他们此时却没这么做。他们都接受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训练，于是立刻按照各自扮演的角色在停电的情况下表演起来：
阿尔卡丁娜：［震惊］灯全灭了！
特里果林：待在那儿别动，亲爱的。我去找支蜡烛来。
［小心翼翼走动的声音。特里果林从右边下去了。然后是一片寂静。］
阿尔卡丁娜：哦，康斯坦丁。我害怕。
康斯坦丁：只是黑暗而已，妈妈。我们都是从那里来，也都会回到那里去的。
阿尔卡丁娜：［她好像没听见她儿子说的话］你觉得是不是俄罗斯所有的灯都熄灭了？
康斯坦丁：不，妈妈。是全世界的灯都灭了……
那么，在大都会酒店呢？在广场餐厅，两位端着托盘的侍者撞在了一起；在夏里亚宾酒吧，有四位顾客的饮料泼了，还有一位被人暗中掐了一把；那位美国人，矮胖子韦伯斯特，他坐的电梯被卡在二三楼之间动弹不得，于是拿出了美国巧克力和香烟同电梯里的乘客分享；而酒店经理当时在他的办公室里，发誓一定要“将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只有博亚尔斯基餐厅的顾客有幸享受到了毫无中断的服务。因为五十年来，这里的就餐环境拥有独一无二的氛围和格调，而这种格调是用烛光营造出来的。
逸事
六月十六号晚上，伯爵把他为索菲亚收集的所有物品全都摆了出来，除了那只空手提箱和背包。而在昨天夜里，她排练结束回家以后，伯爵让她坐下，把她必须做的事情给她详细解释了一遍。
“你为什么等到现在才讲呢？”刚问完，她的眼眸里已充盈着泪水。
“我怕讲早了，你会不同意。”
“可我的确是不同意。”
“我知道，”他拉着她的手说道，“可是，索菲亚，最好的计划一开始常常会让人觉得反感。事实上，大多数时候都是如此。”
接下来，父女俩就这样做的理由展开了一场辩论。他们俩看问题的角度截然不同，考虑问题的时间跨度也明显不一样，他们内心深处的愿望是如此矛盾。最终，伯爵告诉索菲亚，她应该相信他。而对这个请求，索菲亚显然不知该如何拒绝。所以，二人又沉默了片刻，然后索菲亚鼓起勇气，开始听伯爵一步步给她讲解计划中的每一个细节。
但今晚，伯爵把所有的物品都摆了出来之后，又将计划中的每个细节都检查了一遍，确保万无一失。最后，他觉得一切都已准备妥当。可就在这时，门被猛地推开了。
“他们把演出地点改了！”索菲亚气喘吁吁地大声说道。
父女俩焦急地对视了一眼。
“改成哪儿啦？”
索菲亚正要回答，又停了下来。她闭上眼想了想，接着蓦地睁开，脸上露出紧张的表情。
“我不记得了。”
“没关系，”伯爵安慰她道，因为他知道，越紧张会越想不起来。“你再想想，团长是怎么说的？你记不记得跟新的地点相关的内容？比如说，它所在的地区或地名什么的？”
索菲亚的双眼又闭上了。
“是个什么厅，我好像记得……是个什么音乐厅。”
“普莱耶勒音乐厅？”
“就是它！”
伯爵长长地出了口气。
“我们不用担心。那地方我知道。它的历史也非常悠久，场地的音响效果也很棒。而且，它刚好也在巴黎的第八区……”
所以，趁着索菲亚打包行李的工夫，伯爵又去了一趟地下室。他在那里又找到一份巴黎旅游指南。他把里面夹着的地图撕下来，然后回到了家里。他坐在大公的办公桌前，在地图上画下了一条新的红线。一切就绪之后，伯爵郑重其事地领着索菲亚穿过衣柜门，来到书房，和他十六年前所做的一模一样。索菲亚的反应也和当年如出一辙，她轻呼了一声：“哦——”
因为在下午早些时候，她外出参加行前最后一次排练时，他们的秘密书房已完全变了样。书柜上摆着一个枝形的大烛台，烛光将屋里照得通明。两张高背椅被摆在老伯爵夫人那张东方式咖啡桌的两头，咖啡桌上铺上了桌布，还装饰着一小束鲜花。花束旁还摆着酒店里最好的银餐具。
“您的桌子已准备好了。”伯爵笑着替索菲亚把椅子抽出来。
“俄罗斯冻汤？”她把餐巾铺在膝盖上，问道。
“当然，”伯爵边说边坐了下来，“出国之前，最好能喝上一碗既简单又暖心的家乡的汤。这样，在国外碰上情绪不好的时候，想想这碗汤，你的心情就会好起来。”
“一想家，”索菲亚笑着说，“我就试试这个法子。”
汤都快喝完了，索菲亚这才注意到，那束鲜花的旁边还摆着一只很小的银质贵妇人的模型。妇人身上穿的是十八世纪的服饰。
“那是什么？”她问。
“你还是自己看吧。”
索菲亚拿起小妇人，隐隐听到里面传出一记声响。她便拿着它来回摇了几下。结果，小妇人刚发出声响，书房门便被人推开了。安德烈从外面推着一辆餐车走了进来，车上摆着一只半球型的银色餐罩。
“晚上好，先生！晚上好，小姐！”
索菲亚不禁笑了起来。
“今天的汤不错吧。”他说。
“味道棒极了。”
“很好。”
安德烈把咖啡桌上的碗拿开，放到餐车底层的架子上。而伯爵和索菲亚都期待地盯着半球型的餐罩。可安德烈把碗摆好了，重新直起腰来，却没有立刻将茹科夫斯基主厨为他们俩准备的美味佳肴亮出来。相反，他拿出了一个小本子。
“在我把下一道菜端上来之前，”他解释说，“我得确认你对前面的那道汤是不是很满意。请在这里、这里，还有这里，签个字。”
伯爵惊呆了，他的表情把安德烈和索菲亚逗得哈哈大笑。然后，只见主管一挥胳膊，将半球型的餐罩揭开来，露出下面埃米尔做的最新特色菜：索菲亚烤鹅。“它是怎么做的呢？”他解释道，“在开始烤之前，先用小型升降送货机把鹅送上楼去，然后赶着它穿过走廊，再把它从窗户里扔出去。”
安德烈切好鹅肉，端来蔬菜，又把法国玛歌酒庄产的红葡萄酒倒好。然后，对两位用餐者说了声“祝你们有个好胃口”，便退出门去。
父女二人都非常喜欢埃米尔的创意菜。伯爵还详细地为索菲亚回忆起了他在一九四六年的清晨站在酒店四楼看到的那混乱的一幕，包括理查德·范德维尔行过军礼的那条军用内裤。接着，不知怎的，他们又谈到安娜·乌尔班诺娃把自己的衣服从窗户里扔出去，等到半夜又悄悄溜出去把它们全捡回来的故事。也就是说，他们把家庭史上所有好笑的小故事都重温了一遍。
也许有些人会对此感到惊讶，他们以为，伯爵将利用这顿晚餐的时间给索菲亚一些临别的建议，或者表达一番自己的惜别之情。可伯爵特意在昨天晚上，把索菲亚需要做什么和怎么做都已经交代完了。
今天，伯爵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自我克制。作为父亲，他最后只给了索菲亚两条最简洁的忠告：第一，假如你不去掌控形势，你就会被形势掌控；第二条则是蒙田的一句名言——一个人是否有智慧，最可靠的标志就是看他是不是总是很快乐。而当说到自己的惜别之情时，伯爵也痛快地对索菲亚和盘托出。他告诉她，她不在的时候他会有多么伤心，但一想到她即将开始的这趟快乐而幸福的旅行，他又打心底里替她高兴。
可伯爵为什么选在索菲亚临行的前一晚来跟她讲这些呢？那是因为他知道，一个人即将第一次出国旅行时，最不愿听到的就是没完没了的叮嘱、严肃而沉重的忠告，还有，就是涕泪涟涟的离情别意。就像记忆中那碗简单而普通的汤一样，当一个人想家的时候，他最容易想起，同时最让他觉得舒心的，反而是那些被讲过上千遍的小趣事。
他们面前的盘子终于空了。伯爵想开始一个新的话题。很显然，这件事一直都压在他的心上。
“我一直在想……”他有些吞吞吐吐，“哦，不，我是刚想起来，你也许会……或者是在某个时候，你可能……”
见父亲这几句话说得如此颠三倒四，索菲亚觉得十分反常，她不禁笑了起来。
“您在说什么，爸爸？我也许会什么？”
伯爵把手伸进夹克，腼腆地从里面把米什卡夹在他那本遗作中的照片掏了出来。
“我知道你非常珍惜你亲生父母的照片，所以我在想……你可能也想带一张我的照片在你身边。”说着，他把照片递到了她的手上，他的脸唰地红了，四十多年来，这还是头一次，他补充道，“这是我唯一的一张照片。”
索菲亚的确被感动了。她接过照片，本打算好好表达一番她的感激，可她朝照片上看了一眼后，却不由得捂着嘴，大笑了起来。
“你的胡子！”她脱口而出。
“我知道，我知道，”他说，“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那时候在赛马俱乐部里，我那两条胡子可招人羡慕了。”
索菲亚又一次大笑起来。
“好吧，”伯爵边说边把手伸了过去，“如果你实在不想要它，我也能理解。”
可她却把照片往胸前一压。
“什么也不能把它和我分开。”她微笑着朝他照片上的胡子又瞅了一眼，然后抬起头好奇地望着她父亲，“后来它们怎么没了呢？”
“是啊，它们怎么就没了呢……”
伯爵端起酒来喝了一大口，他告诉索菲亚，一九二二年的一个下午，他的一条胡子被理发店里一个身材魁梧的家伙毫不客气地剪掉了。
“真粗鲁。”
“是的，”伯爵表示同意，“可跟后来发生的事相比，那仅仅是个开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其实应该感谢那个家伙，正是因为他，我的生活中才有了你。”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于是伯爵解释道，理发店那件事发生之后，有一天，索菲亚的母亲突然跑到广场餐厅他的餐桌跟前，问了他一个跟刚才索菲亚问的一模一样的问题：你的胡子哪儿去了？正因为这个简单的问题，他们才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回轮到索菲亚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
“跑回俄罗斯，这件事你有没有后悔过？”过了片刻，她问他道，“我指的是十月革命之后。”
伯爵仔细端详着他的女儿。如果说，索菲亚穿着那身蓝色晚礼裙从安娜的房间里走出来的时刻让伯爵觉得她已然步入了成年，那眼下就是对这种感觉的最好证明。因为不论是她问话的口吻还是意图，都不是小孩子询问父母的方式，而是一个成年人向另一个成年人询问他当时是如何做出决定的。所以，伯爵认真思考了片刻，便如实跟她说道：
“从今天回过头去看，我觉得每个转折点，都有人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我指的并不都是像拿破仑那样影响了历史进程的人物。我想说的是，在艺术、商业或者是思想演变和发展的关键时刻，总会有那么一些男人或者女人适时地出现，就好像生命之神再一次向他们发出了召唤，让他们来帮他实现这个目标。好吧，索菲亚，生命之神需要我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出现，这种事，在我一生之中，只发生过一次。那就是，你母亲带着你来大都会酒店找我的时候。就算拿俄国沙皇的宝座跟我换，我也不会选择在那个时候离开酒店。”
索菲亚从桌子后头站起身，走过来在父亲的脸颊上亲吻了一下。然后，她走回自己的椅子坐下，身体往后一仰，眯着眼睛说道：“著名的带三的组合。”
“哈哈！”伯爵大笑起来。
于是，蜡烛继续在火苗中渐渐消融，一整瓶玛歌红葡萄酒已被喝得见了底。与此同时，他们俩先后举出了圣父，圣子，圣灵；炼狱，天堂，地狱；莫斯科的三条环道；向初生基督朝圣的东方三博士；命运三女神；三剑客；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中的三位女巫；斯芬克斯之谜；冥府的三头犬；毕达哥拉斯定理；叉子，汤匙，餐刀；阅读，写作和算术；信仰，希望和爱（三者中最伟大的是爱）。
“过去，现在，将来。”
“开始，中间，结束。”
“早上，中午，晚上。”
“太阳，月亮，星星。”
对这一个特定的类别而言，这个游戏也许可以玩上一个通宵，可听到索菲亚说出“安德烈，埃米尔和亚历山大”时，伯爵微微把头一低，主动认输了。
十点整，伯爵和索菲亚熄灭了蜡烛，回到了他们的卧室。这时，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他们俩对视了一眼，脸上带着伤感的微笑。只有露出这种微笑的人才知道离别的时刻就要来临。
“进来。”伯爵说。
是玛丽娜。她穿着外套，戴着帽子。
“我很抱歉，我是不是迟到了？”
“不不。你到得正是时候。”
索菲亚从衣柜里取出她的大衣，与这同时，伯爵已帮她提起了旅行箱，又从床上把她的背包拎了过来。他们三人顺着塔楼下到第五层；他们从那里出了塔楼，穿过走廊，然后继续沿着主楼的楼梯朝下走。
尽管那天早些时候，索菲亚已经跟阿尔卡季和瓦西里道过别了，但现在他们都从服务台后面跑了出来送她出去。又过了片刻，穿着晚礼服的安德烈和腰上系着围裙的埃米尔也都加入了进来。甚至奥德留斯也破天荒地将夏里亚宾的客人晾在了一边，悄悄地从吧台后面溜了出来。所有人围在索菲亚身旁，纷纷为她送上祝福。空气中荡漾着羡慕的氛围，可这种羡慕在家人和朋友之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且它会从这一代人一直延续至下一代。
“你会是全巴黎最美丽的女孩。”他们中间有人说。
“回来之后你可得跟我们好好讲讲，我们已经等不及想听了。”
“谁帮她把旅行箱拿过来？”
“对，她的火车再过一小时就要开了！”
玛丽娜到外头叫出租车了。阿尔卡季，瓦西里，奥德留斯，安德烈，还有埃米尔，不约而同地退后了几步，好让伯爵和索菲亚最后能单独讲几句话。然后，父女二人来了个最后的拥抱。虽然不确定自己能否赢得最终的喝彩，索菲亚还是毅然决然地从大都会酒店那张永不停转的门中走了出去。
回到六楼的房间之后，伯爵看着自己的卧室，从这个角到那个角来回看了一遍。他发现，这么快它就变得如此安静，安静得有些不大自然。
这里已经成了一个空巢，他想。这光景何其悲凉。
他给自己倒了杯白兰地，然后一口吞了下去。他在大公的大办公桌后面坐下来，用酒店的信笺写了五封信。写完之后，伯爵把所有的信放进了办公桌的抽屉里。然后，他刷过牙，换上睡衣。尽管索菲亚已经走了，他还是睡在了弹簧床架下面的床垫上。
联系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在惨遭禁锢的欧洲，有为数众多的人都满怀希望地，或是充满绝望地，把目光投向了自由的美洲大陆。而里斯本则是最大的发船中心。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直接去里斯本。一条曲折而迂回的逃难路线便应运而生。从巴黎到马赛，再穿过地中海到奥兰，然后乘坐火车或汽车，或步行，穿过非洲大陆北部的边境到达法属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在那里，有些幸运的人，靠金钱、势力或者运气，也许可以弄到一张出境签证，并立刻赶往里斯本，然后再从里斯本奔向那个新世界。剩下的那些人则得留在卡萨布兰卡等啊等，就这么一直等下去……
“我一定得带来给你看，亚历山大，”奥希普低声说，“这部片子选得棒极了。我都快忘了这片子有这么好看。”
“嘘——”伯爵说，“开始了……”
一九三〇年，他们的学习刚刚开始，那时候他们每个月都要见一次面。但这些年来，伯爵和奥希普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一开始变成了每季度一次，后来是半年一次，再后来就根本不见面了。
为什么呢？你可能会问。
难道真的需要什么理由吗？如今和你一起就餐的人难道还是二十年前和你一起吃饭的那一帮朋友吗？这么说吧，奥希普和伯爵彼此欣赏，尽管二人都想维持联系，也架不住生活从中干预。所以，在六月初的一天，奥希普和一位同事在博亚尔斯基餐厅用过餐，正准备离开，他主动朝伯爵走了过去，想跟他聊聊他们俩有多久没见过面了。
“是的，是很久没见了，”伯爵同意，“我们真该聚一聚，一起看部电影。”
“要尽快。”奥希普笑着说。
说完二人本来就要分手的，可当奥希普欲转身去同站在门边的同事会合时，伯爵忽然有了个主意。
“光想有什么用，还是订个计划来得实在。”他一把抓住奥希普的衣袖说，“要尽快的话，干脆定在下周呗？”
奥希普转过头来，盯着伯爵看了一会儿。
“你知道吗？你说得还真对，亚历山大。十九日那天行吗？”
“十九日没问题。”
“那我们看哪部电影？”
伯爵毫不犹豫地说：“《卡萨布兰卡》。”
“《卡萨布兰卡》……”奥希普抱怨道。
“你不是最喜欢亨弗莱·鲍嘉的吗？”
“那当然。可《卡萨布兰卡》并非亨弗莱·鲍嘉风格的片子。它是个爱情故事，只不过鲍嘉在里面露了个脸而已。”
“不对。我必须告诉你，《卡萨布兰卡》是一部典型的亨弗莱·鲍嘉风格的片子。”
“你这么觉得，只不过是因为在这部片子的一大半时间里，他都穿着他那件白色西装。”
“这太荒谬了。”伯爵的回答有点生硬。
“也许是有点荒谬，”奥希普坦承，“可我还是不想看《卡萨布兰卡》。”
一个大男人竟耍起小孩脾气，伯爵可不会轻易让他得逞。伯爵把脸紧绷了起来。
“好吧，”奥希普叹了口气，“看哪部片子你定好啦，吃什么我说了算。”
结果，电影放起来后，奥希普看得比谁都认真。毕竟，一开始就有两名德国信使在沙漠中被谋杀，所有的嫌疑人都被围赶到集市里。接下来的画面出现了逃犯被枪击，英国人的钱包被扒，盖世太保的飞机降落，“里克美式酒吧”里的音乐和赌博，还有藏在钢琴里的两封过境信，而这时，电影才演了十分钟！
电影放到第二十分钟时，雷诺上尉命令手下的军官把乌加特悄悄干掉，军官一边领命一边行军礼。奥希普见状也敬了个礼。当乌加特将他赢的钱兑现时，奥希普也把自己的兑了现。当乌加特冲破两个卫兵的阻拦，砰的一声关上门，然后拔出手枪开了四枪时，奥希普也跟着跑，摔门，然后拔枪射击。
［乌加特无处藏身，只好顺着走廊疯狂地奔跑；见里克出现在走廊的另一头，他一把抓住了他。］
乌加特：里克！里克！救救我！
里克：别傻了。你逃不走的。
乌加特：里克，把我藏起来！想想办法。你一定得帮帮我，里克！里克！想想办法。里克！里克！
［卫兵和警察将乌加特拖了下去，里克站在一旁面无表情地看着。］
顾客：哪天他们来抓我的时候，里克，我希望你能多帮帮我，而不是像这个样子。
里克：我才不会把自己的脖子伸出去替别人冒险呢。
［里克漫不经心地在桌子和惊慌失措的顾客中间来回走动。有几位顾客都已经作势要起身离开了，这时，里克用他平静的声音对屋里的人说。］
里克：对不起，伙计们，刚才打扰大家了。现在已经结束了。没事啦。大家都坐下，开心点。玩得痛快点。好啦，萨姆。
萨姆和他的乐队重新开始了演奏，酒吧里的气氛又变得轻松随意起来。奥希普倾过身体对伯爵说：
“你说的也许是对的，亚历山大。这还真可能是鲍嘉演得最好的一部片子。你看到乌加特被人拽着领子拖走的时候，鲍嘉脸上的那种漠不关心了吗？而在那位自认高人一等的美国人自吹自擂的时候，鲍嘉回他的话时甚至没抬眼看他。而吩咐钢琴手可以开始演奏之后，他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该干吗就干吗去了。”
伯爵皱着眉头听奥希普说完，突然站起身，一把关掉了放映机。
“我们到底是看电影呢，还是聊电影？”
奥希普吃了一惊，赶忙向他的朋友保证道：“看，我们看电影。”
“一口气看完？”
“看到演员表出来。”
伯爵这才把放映机重新打开。这一回，奥希普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到了银幕上。
尽管伯爵在专心看电影的事情上小题大做了一番，可其实他对电影的情节并不那么在意。对，当电影进行到第三十分钟，萨姆发现里克正一个人在酒吧喝威士忌时，这一段伯爵看得非常仔细。可当里克的烟头里冒出的烟雾渐渐化为他和伊尔莎昔日在巴黎的一段蒙太奇时，伯爵的思绪也同样进入了自己在巴黎的一段蒙太奇。
和里克不同的是，伯爵的蒙太奇并非来自他的回忆，而是源于想象。它从索菲亚在巴黎北站下车开始，火车头喷出的蒸汽几乎吞没了整个站台。过了一会儿，她提着自己的包，来到站外，和同行的音乐家们一起等候巴士。再后来，在巴士往酒店开的一路上，她坐在车里张望着窗外城市的风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音乐会那天，这家酒店将是这些年轻音乐家休息和居住的场所。另外，还有两名音乐学院的工作人员，两名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代表，一名大使馆的文化随员，以及三名克格勃派来的看守在时刻监视着他们。
电影画面从巴黎回到了卡萨布兰卡，伯爵的思绪同样也回来了。他把对女儿的思念暂且搁在一旁，一边看着电影，一边从眼角的余光看着奥希普，发现他已完全被电影的人物和情节吸引住了。
让伯爵尤其高兴的是，在电影最后几分钟，他的朋友完全沉浸在了剧情里。因为这时，去里斯本的飞机已升至空中，而斯特拉瑟少校已丧了命，躺在地上。所以，当雷诺上尉皱着眉头把一瓶维希矿泉水扔进废纸篓，又一脚将废纸篓踢到屋子另外一边去的时候，奥希普·格列布尼科夫，这位已经坐到椅子边上的前红军上校，党的高级官员，也给自己倒了杯水，同样皱着眉头把杯子往地上一摔，然后狠狠地朝杯子踢上一脚。
近在咫尺的对手（赦免）
“晚上好，欢迎来到博亚尔斯基餐厅。”听到伯爵用俄语跟他们打招呼，那对金发碧眼的中年夫妇将目光从菜单上抬了起来。
“你会说英语吗？”那位丈夫用英语问道，他口音里带有明显的斯堪的纳维亚腔。
“晚上好，欢迎来到博亚尔斯基餐厅。”伯爵把刚才那番话翻成了英语，“我的名字叫亚历山大，今晚我将为您提供服务。在给您介绍今晚的特色菜之前，要不要先给您上点开胃酒？”
“我想我们可以开始点菜了。”丈夫说。
“我们赶了一整天的路，刚到酒店。”妻子面带倦色地微笑着解释道。
伯爵犹豫了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我能问一下您这是从哪儿来吗？”
“赫尔辛基。”丈夫有些不耐烦地说。
“哦，是这样，欢迎来到莫斯科。”伯爵说道。
“谢谢。”妻子微笑着回答。
“鉴于你们刚刚经过的漫长旅程，我一定会确保你们将享受一顿愉快的晚餐，而且不会有任何延误。在开始为您点菜之前，能不能麻烦您告诉我你们的房间号码？”
从一开始，伯爵就打定了主意：他得从挪威人、丹麦人、瑞典人或芬兰人那儿偷几样东西。从表面上看，这项任务并不难完成，因为大都会酒店里从斯堪的纳维亚来的游客很多。可问题是，顾客一旦发现自己被偷，肯定会马上通知酒店经理；而酒店经理可能会通知当局，再接着，酒店的工作人员都得接受官方的问话，甚至有可能会搜查房间，或者在火车站设卡检查。所以，偷东西的举动必须选在客人即将离开酒店的那段时间。同时，伯爵只能祈求上帝，在那关键的时刻，来住酒店的是个斯堪的纳维亚男人，而不是女人。
六月十三日，他曾密切关注过一位从斯德哥尔摩来的推销员，可他从酒店退房结了账。接着，在十七日，一名从奥斯陆来的记者被他所属的报纸召回了国。伯爵暗暗责备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动手，以致错失了良机。可你瞧，就在只剩下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里，一对舟车劳顿的芬兰人走进了博亚尔斯基餐厅，而且坐在了他负责的餐桌前。
但还是有个小小的难题：因为伯爵最想弄到的是那位男士的护照，可绝大多数来俄国的外国人护照从不离身，所以，就算伯爵在这对芬兰人明天上午到城里观光的时候溜进他们的房间，也无济于事。他必须今晚就到他们的房间去，而且得趁他们在房间的时候去。
命运从不会袒护任何一方，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但它是公平的，一般来说，鉴于我们付出的努力，命运都会在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之间维持一定的平衡。所以，命运在将伯爵置于必须在很短时间内偷到一本护照这样充满挑战的境地之后，又给了他一个小小的安慰：在九点半时，他问那对芬兰夫妇是否想看看推车上的甜点，他们婉言谢绝了，原因是他们已经又累又困了。
午夜刚过，博亚尔斯基餐厅的门已经关上。向安德烈和埃米尔道过晚安后，伯爵沿着楼梯来到了三楼。他顺着走廊走了一半，然后脱了鞋，凭借尼娜给他的那把钥匙，他踮着穿着袜子的双脚溜进了322号房间。
多年以前，在某位女演员施展的魔法之下，伯爵曾加入过隐形人的行列。所以，当他踮着脚朝那对芬兰人的卧室走去的时候，他心里不住地祈祷：让维纳斯给他也罩上一层薄薄的水雾，就像为她那个在迦太基街头流浪的儿子埃涅阿斯所做的那样。那样，他的脚步会无声无息，他的心跳会静止不动，而出现在房间里的时候他便像空气一样不会引人注意。
此时正值六月下旬，这对芬兰人拉上了窗帘，以遮挡外面白色的夜空发出的光亮。然而在两块窗帘布交汇之处仍有一缕银白色的光漏了进来。借着这狭小的光亮，伯爵走到床脚，打量了一番床上两位客人的睡姿。感谢上帝，幸亏他们都是四十多岁的人。假如再年轻十五岁，他们现在肯定还没睡呢。假如年轻十五岁，他们一定才从阿尔巴特街吃完晚餐，而且喝了整整两瓶酒，跌跌撞撞地回到房间，现在说不定正搂在一起亲热。而年纪再大上十五岁呢？他们一定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夜里都得起来上两趟厕所。四十岁？他们的胃口能保证他们吃好，他们的自制力能保证他们不饮酒过度，他们的智慧让他们决定用一顿好觉来享受孩子不在身边时的难得时光。
没过几分钟，伯爵便从写字台的抽屉里将这位先生的护照和一百五十马克的芬兰钞票弄到了手。他蹑手蹑脚地穿过客厅，悄悄地回到了走廊上。走廊里仍是空空荡荡的。
事实上，走廊空到连他的鞋子都不见了。
“该死！”伯爵心想，“一定是值夜班的员工顺手把鞋拾去擦鞋油了。”
在一番久久的自责之后，伯爵不得不安慰自己：也许明天早上，芬兰人会把他的鞋子交到酒店前台，然后，它们就会被扔进那一堆无人认领的物品中。他一边沿着塔楼的楼梯往上走一边想，除了这一件事，其他的都还算顺利。他也颇为欣慰。明晚这个时候……他打开房门时，心里还在继续遐想，却突然发现“主教”正坐在大公的办公桌后面。
一见此状，伯爵的本能反应是无比愤慨。不单单因为这位蹩脚的会计师，这个将酒瓶上的商标统统撕掉的家伙，未经邀请和允许便闯入了伯爵的宿舍，还因为他正大大咧咧地把胳膊肘放在那张凹凸不平的桌面上。这张桌子上曾经诞生过众多极具说服力的政治文件和写给亲朋好友的忠告与信件。伯爵正想开口让对方解释，却突然发现桌子的一只抽屉已经被拉开。“主教”的手里正攥着一张纸。
那些信。伯爵顿时醒悟了过来。他感觉到了恐惧。
哦，要不是这些信……
是。用写信的方式向同事表示友好和善意，这种事也许并不常见，但这些信本身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责任）把他那份美好的情感告诉他所有的朋友。但“主教”手里攥着的并不是他新写的那些信中的某一封。他拿着的是伯爵从酒店地下室找来的第一份旅游指南里的地图。伯爵在那上面用醒目的红色笔迹将巴黎歌剧院、乔治五世大街和美国大使馆依次连在了一起。
再说了，这究竟是信还是地图，也许并不重要。因为当“主教”听到开门声并转过头来时，他早已把伯爵从愤慨到恐惧的表情变化一一看在了眼里。尽管对伯爵的具体指控尚未出台，但这种表情的变化本身就已经坐实了他的罪状。
“罗斯托夫领班，”“主教”仿佛对在伯爵自己的房间里看到他感到十分惊奇，“你真是个兴趣广泛的人：喝酒……烹饪……还有，巴黎的街道……”
“是的，”伯爵边说边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最近我在读普鲁斯特的书，所以想重新温习一下这座城市的区域划分。”
“那当然。”“主教”说。
冷酷无情从来都不需要戏剧效果。它可能来得极其平静，悄无声息。它会轻轻叹息一声，或者难以置信地摇摇头，或者为它即将采取的行动事先满怀同情地道个歉。它的行动虽然迟缓，却有条不紊，而且不可避免。就这样，“主教”轻轻地把地图放回到凹凸不平的桌面上。他从椅子里站起身，穿过房间，一句话没说便从伯爵身边走了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