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教”沿着塔楼走下五层，一直来到底层的过程中，他的脑子究竟在想些什么呢？他当时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他有可能在沾沾自喜。因为三十多年来，他一直认为伯爵瞧不起他，而今天，他终于有机会能挫一挫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的傲气，并从中感受到无穷的乐趣。他也可能觉得自己的行为充满正义。也许，列普列夫斯基同志对维护无产阶级（他自己就是从无产阶级发家的）的阶级情谊太过执着，以至于眼前的这位“前人民”在新俄罗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竟激起了他内心的正义感。还有可能，他因为嫉妒而生出了一丝快意。那些年轻时在学校遇到过困难或交不到知心朋友的人，见别人活得轻松惬意时，都会投以怀恨的目光。
沾沾自喜，正义感，快意，谁知道当时“主教”的心里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当“主教”打开他办公室的大门时，他感受最强烈的绝对是震惊。因为几分钟前，刚刚在酒店阁楼中突然消失的那位对手，此刻正举着手枪，坐在经理办公桌的后面。
这怎么可能呢？
“主教”从伯爵卧室离开的那一刻，一股情绪的激流正从伯爵心里喷涌而出，他不禁僵在了当场。那是一种由愤怒、怀疑、自责和恐惧交织而成的感觉。他居然没把那张用过的地图烧掉，而是像个傻瓜一样随手塞进了抽屉里。整整六个月的精打细算和煞费苦心，就因为这一个细微的失误而毁于一旦。更糟的是他还危及了索菲亚。由于他的疏忽，谁知道她将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可是，就算伯爵当时整个人都僵住了，那他也仅仅是僵住了五秒钟。因为，尽管那突如其来的下意识反应几乎把他所有的血液都从心脏里抽了出去，但他的刚毅和果决还是占了上风。
伯爵马上迈开脚步，跑到塔楼顶层。他仔细聆听着里面的动静，直到确定“主教”已往走下了两截楼梯，他这才尾随着“主教”下楼，而且脚上只穿着袜子。等到下至五楼时，伯爵马上从塔楼里冲了出去。他飞快地穿过走廊，然后沿着主楼梯往下飞奔，就像当年十三岁的索菲亚做过的那样。
从楼梯里下来时，伯爵仿佛被一层薄薄的水雾笼罩着。他径直奔入走廊，进入行政办公室，而且没被任何人发现。当他来到“主教”的办公室门前时，发现门上了锁。情急之下，他差点就骂出声来。可这时，他把手一伸，在自己的胸口上欣慰地拍了一拍。因为他的口袋里还带着尼娜的那把万能钥匙。他开了门，让自己进屋，然后转身将门重新锁上。他走到办公室另一头靠墙的地方。哈利茨基先生原先在这里摆了一张躺椅，现在它已被几个文件柜取代了。他从墙上挂的那幅卡尔·马克思的画像开始数起，把手摸到右边第二块镶板的正中间，然后再往下一摁，它便啪的一声开了。伯爵从里面的小洞中捧出来一只镶嵌着装饰的盒子。他把盒子往桌上一放，揭开了盒盖。
“太棒了。”他说。
然后，伯爵就坐在经理的座位上，把两只手枪从盒子里取了出来，将子弹上好膛，开始等待。他估摸着，离门被人打开，只剩下几秒了。但他仍然尽可能地利用这数秒的时间来调匀呼吸，降低心率，平复自己的情绪。所以，当“主教”把钥匙插进锁眼，然后开始拧动时，伯爵已经和职业杀手一样冷静了。
“主教”根本没料到伯爵会坐在办公桌后面等他。所以，在他随手把办公室的门摔上之后，他才注意到伯爵。如果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的话，那“主教”的长处就是，无论多么烦琐的规定，他都会严格遵守，而且，他还有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罗斯托夫领班，”他几乎是怒气冲冲地冲伯爵说道，“这间办公室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我命令你马上给我出去。”
伯爵把其中的一只手枪举了起来。
“坐下。”
“你敢！”
“坐下。”伯爵更加缓慢地重复了一遍。
对于武器，“主教”会头一个承认他没有任何经验。事实上，他几乎连左轮和半自动手枪都分不清。但此刻，傻瓜都看得出来，伯爵手里拿的那把是件古董，是件博物馆里才有的珍品。
“那我就别无选择，只能向当局报告了。”说完，他往前迈了一步，抄起桌上两台电话中的一台。
伯爵将枪口从“主教”身上移到了斯大林的肖像上，然后放了一枪。子弹刚好射在这位前最高领导人的双眼之间。
也不知道是被枪声还是被这一亵渎的举动震惊到了，“主教”吓得往后一跳，手里的听筒也“咔嗒”一声掉在了桌上。
伯爵又抬起第二支枪，瞄准了“主教”的胸口。
“坐下。”他又说了一遍。
这一次，“主教”照办了。
伯爵站起来，那第二支枪仍然对着“主教”的前胸。他把听筒放回电话机的支架上，然后绕到“主教”的椅子后面，锁上了办公室的门，这才坐回到桌子后面的椅子上。
两个人都没说话。“主教”刚刚失去的优越感又回来了。
“好吧，罗斯托夫领班，看来你用暴力威胁的手段成功地逼我留在了这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接下来我们要等。”
“等什么？”
伯爵没有回答。
过了一阵，其中一部电话响了起来。“主教”本能地伸手去拿电话，可伯爵摇了摇头。电话响了十一声才停下来。
“你打算把我在这儿关多久？”“主教”执着地问道，“一小时？两小时？还是一直到明天早上？”
这个问题问得好。伯爵朝四周看了一圈，想看看墙上有没有钟，却没找到。
“把你的手表给我。”他说。
“你说什么？”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
“主教”把手表从腕上摘下来，扔到了桌上。一般来说，伯爵并不喜欢拿枪逼着别人交出他们的私人财物。这么多年来，他从不觉得有必要关注钟表上的时间，并且以此为荣，可今天这个场合他却非关注不可。
据“主教”的手表显示（他很可能将表拨快了五分钟，这样就能确保不会迟到），现在已快到凌晨一点了。这时候，也许会有客人刚从外面吃完夜宵回到酒店；酒吧里可能还有几个人在逗留；广场餐厅已经有人做起了清洁，正在摆放桌椅；而大堂里应该有人正在除尘。等到了凌晨两点半，酒店里每一个角落都会安静下来。
“你随便坐，跟在自己家一样啊。”伯爵说。为了打发时间，他用口哨吹起了莫扎特的歌剧《女人心》。吹到第二乐章的某一段时，他才意识到“主教”正在一旁冲他轻蔑地笑。
“你在想什么？”伯爵问。
“主教”的嘴朝左上角抽搐了一下。
“你们这号人，”他冷笑了一声，“总觉得你们所有的行为都是对的，仿佛连上帝也为你们优雅的举止和风度着迷，所以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多么虚荣啊。”
“主教”大笑了一声。
“好了，你也拥有过属于你的年代，”他继续说，“你也曾经有机会追逐你的梦想，有机会说话办事不用考虑后果，可以不受惩罚。可属于你的乐团已经停止了演奏。如今，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甚至你想什么，就算是在凌晨两三点，就算是躲在锁着的门背后，也总是会暴露出来的。而一旦暴露，你就得承担后果。”
伯爵带着兴趣和惊讶听完了“主教”的这番话。他这号人？上帝一直在保佑他事事如意？他有机会追逐他的梦想？伯爵真搞不懂“主教”在说些什么。迄今为止，他大半辈子都被软禁在大都会酒店中。他差点笑了，也差点扔出几句俏皮话，讽刺讽刺眼前这个小人荒谬的想象力。但他没有，他变得愈加清醒，因为他在想“主教”那句扬扬得意的威胁：“总是会暴露出来的。”
他将视线移到那几个文件柜上。一共是五个。
他一边用手枪对准“主教”，一边走到柜子旁边。他伸手去扯左上方的那只抽屉，却发现它锁上了。
“钥匙在哪儿？”
“你无权打开这些文件柜。这里面放的是我的私人档案。”
伯爵绕到办公桌后面，拉开抽屉。让他惊讶的是，抽屉都是空的。
“主教”这种人，会把私人档案柜的钥匙藏在什么地方呢？
那还用问，一定是藏在他自己身上呗。
伯爵又从桌子后面绕过来，挺身站到了“主教”面前。
“要么你自己把钥匙给我，”他说，“要么我到你身上来取。没有第三种选择。”
“主教”满脸愤慨地抬起了目光，见伯爵已经将那支老式手枪高举在空中，像是立刻就要落下来对准他的脸。“主教”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扔在了桌上。
随着钥匙落在桌上发出一声刺耳的声响，伯爵发现“主教”整个变了个人似的。他那份与生俱来的优越感突然不见了，仿佛那些优越感一直都是他那串钥匙带来的。伯爵拿起钥匙圈，将钥匙逐把理了一遍，直到他找到了那把最小的。然后，他便把“主教”所有的文件柜一个个打开来。
前三个柜子里整齐地放着一整套酒店的业务报告：收入、入住率、员工、维修支出、库存；对，还有偏差。其余柜子里装的都是个人资料。除了一些已在酒店住了多年的各种顾客的信息，柜子里还按字母顺序陈列着所有员工的个人档案。阿尔卡季、瓦西里、安德烈和埃米尔，连玛丽娜的都有。伯爵只在这些档案上扫了一眼，便马上明白了它们的用途。它们对每个人的缺点都做了详细的记录，每一次的迟到、失礼、不满、偷懒、醉酒和愿望都被一一记录了下来。你无法以偏概全地将这些档案的内容斥为伪造或有误。毫无疑问，上面提到的那些人都曾在他们生命中的这个或者那个阶段有过意志薄弱的时候，可如果让伯爵把他们每个人的美德或者善举也编撰成册的话，那这些档案会比柜子里的那些多上五十倍都不止。伯爵把他的朋友的档案都取出来摊在桌上，又回到柜子跟前，在字母“R”的下面找了起来。找到他自己的档案夹时，他很高兴地发现，它是最厚的。
伯爵看了看他的手表（或者该说是“主教”的）。已经凌晨两点半了：一天之中最阴森的午夜时分。伯爵给第一支枪重新装上子弹，把它别在皮带里，然后用另一支枪指着“主教”。
“我们得走了。”说完，他拿着枪朝桌上的文件挥了挥，“这些都是你的东西，你来拿着。”
“主教”没有反驳。他把档案收好，拿了起来。
“我们去哪儿？”
“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伯爵领着“主教”穿过空荡荡的办公室，进到封闭的楼梯间，然后下了两层楼梯，到了低于街平面的那一层。
别看“主教”在酒店管理上总是锱铢必较，小题大做，但很显然，他从没到过地下室。从楼梯底下的门进去之后，他既恐惧又嫌恶地往四周看了看。
“第一站到了，”说完，伯爵把通向锅炉房的重铁门拉开来。见“主教”还在犹豫，伯爵用枪管戳了戳他。“那边，”伯爵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帕，捂住嘴，打开了通向火炉的那扇小门，“把它们都扔进去。”
“主教”一句话没说，把所有的文件都抛进了熊熊燃烧的火舌之中。可能是离火炉太近，也可能是因为刚刚抱着厚厚的一沓档案连下了两层楼梯，“主教”开始出汗了。这可不是他的风格。
“走，”伯爵说，“去下一站。”
出了锅炉房，伯爵推着“主教”，沿着走廊朝存放珍物的那些柜子走去。
“那儿。下面的架子上。把那本小红书拿过来。”
“主教”照伯爵吩咐的做了。他把那本《芬兰旅行指南》递给了伯爵。
伯爵点了点头，表示他们还得往地下室里面走。“主教”的脸色已变得一片惨白，才走几步，他的膝盖似乎都开始发软了。
“再往里走一点就到。”伯爵哄他道。过了片刻，他们来到那扇浅蓝色的大门前。
伯爵从口袋里掏出尼娜的那把钥匙，打开了门。“你进去。”他说。
“主教”走了进去，又转过身来问道：“你想把我怎么样？”
“我不想把你怎么样。”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永远都不回来了。”
“你不能就这么把我关在这儿，”“主教”说，“也许得好几周才会有人发现我呢！”
“开博亚尔斯基餐厅每日例会的时候你好像在场吧？列普列夫斯基经理同志。开会的时候你如果认真听了的话，你就应该知道，周二晚上宴会厅要办一场宴会。我敢肯定，到时候他们会发现你的。”
说完，伯爵把门一关，将“主教”锁在了那间屋里。那满满一屋子装的全是讲排场、充门面的浮华之物。
他和里面装的那些玩意儿倒是很般配，伯爵心想。
等伯爵回到塔楼底层时，时间已是凌晨三点。伯爵一边沿着楼梯往上走，一边为自己躲过了这场劫难而暗自庆幸。他伸手从口袋里掏出那本偷来的护照和芬兰马克币，把它们夹在那本旅游指南里。来到四楼的拐角，他忽然觉得背后袭来一股阴森森的凉意。在他正上方的楼梯口，那只形如鬼魅的独眼猫出现了。那猫正居高临下地打量着这位“前人民”——脚上只穿着一双袜子，腰带上别着两把手枪，手中拿着偷来的赃物。
据说，海军上将纳尔逊勋爵在一七九八年的尼罗河河口战役中被打瞎了一只眼睛。而在三年后的哥本哈根海战中，在他的上司已经发出了撤退信号时，他却把望远镜搁在他那只已经失明的眼睛前继续观察，指挥他的战船继续向敌人发起攻击，直到丹麦海军同意停战谈判为止。
这是大公最喜欢的故事，他还曾翻来覆去地讲给伯爵听，并教导伯爵要以此为榜样，在艰难困苦面前要坚忍不拔。可伯爵总觉得这故事不大可信。因为在武装冲突过程中，有时候真相也会像船和人一样受到伤害，甚至比后二者更容易受到伤害。可在一九五四年夏至开始的这个时刻，大都会酒店的那只独眼猫，盯着伯爵偷来的战利品看了半晌，居然没表现出一丝的失望和不满，便从楼梯上消失不见了。
奉若神明
六月二十一日，尽管伯爵直到凌晨四点才上床睡觉，他仍然在惯常的时间起了床。他做了五遍下蹲，五遍伸展，然后又深呼吸了五次。他的早餐是咖啡和饼干，以及每天必有的水果（今天是好几种不同的莓果）。饭毕，他便下楼读报，还同瓦西里聊了一会儿天。午饭他是在广场餐厅吃的。下午，他到裁缝室去看望了玛丽娜。因为今天不用上班，于是七点他便来到夏里亚宾酒吧，一边喝着他的开胃酒，一边坐在心细如发的奥德留斯对面，大发了一通“这么快就到夏天了”的感慨。然后，晚上八点，他来到博亚尔斯基餐厅，在十号桌吃过了晚餐。可以说，这一天他过得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在晚上十点离开餐厅之前，他告诉娜蒂娅经理有事找她，让她去一趟；然后，他趁机溜进没人的衣柜间，将一位名叫索尔兹伯里的美国记者的雨衣和软毡帽借了出来。
回到六楼，伯爵打开他那只旧皮箱仔细搜了一番，他想把一九一八年从巴黎返回艾德豪尔山庄时用过的那只背包找出来。和那次旅行一样，这一回他也只打算带些随身的生活用品，也就是：三件衣服、一把牙刷、一支牙膏、一本《安娜·卡列尼娜》、米什卡的那本遗著，最后，还有一瓶教皇新堡酒。这酒他打算留到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那天来喝，因为那天是他那位老朋友去世十周年的日子。
所有的东西收拾完毕之后，伯爵到书房看了最后一眼。许多年前，他曾被迫告别家园。又过了数年，他不得不跟他的酒店套房说再见。如今，他又将辞别这间一百平方英尺的斗室。毫无疑问，这是他一生中住过的最小的一间屋子，可不知何故，在这狭小的四壁之内，时光依旧来去匆匆，世事也荏苒如故。想到这里，伯爵摘下帽子冲海伦娜的画像致意，然后便把屋里的灯熄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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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爵沿着楼梯下到酒店大堂的同时，索菲亚刚刚结束她在巴黎普莱耶勒音乐厅里的演奏。她从钢琴旁站起来，朝观众转过身去。她正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状态中。因为每一次演奏，索菲亚都会完全沉浸在表演之中，有时甚至会忘了观众在场。掌声把她的意识唤回现实，向观众最后一次鞠躬前，她也没忘记要优雅地向乐队和指挥致意并表示感谢。
从舞台上一下来，索菲亚立刻得到了大使馆文化随员和乐团团长瓦维洛夫热情的拥抱与祝贺。这是她最为出色的一次演奏，他说。说完，他们俩又将注意力转回到了舞台上。因为那位小提琴神童已站在了面朝乐团指挥的位置上。音乐厅里静极了，所有观众都能清晰地听见指挥手里的指挥棒轻敲了一下。短暂的停顿之后，音乐家们开始了演奏，索菲亚则独自走进了更衣室。
音乐学院的交响乐团演奏一遍德沃夏克的协奏曲需要三十多分钟。索菲亚则必须在十五分钟内赶到音乐厅的出口。
她拿起自己的背包，径直去了音乐家的专用洗手间。进去之后，她立刻把门从里面反锁上。她甩掉脚上那双鞋，把玛丽娜给她做的那身美丽的蓝色晚礼裙也脱了下来，安娜给她的项链也被她摘掉扔在了裙子上。然后，她换上了她父亲从那位意大利男士那儿偷来的宽松长裤和牛津棉布衬衫。她对着洗脸槽上方那面狭小的镜子看了看，接着，拿出父亲为她准备好的剪刀剪起头发来。
这把白鹭形状的小剪刀曾是伯爵的妹妹最心爱的物品。它本只是用来做些剪裁，而不能拿来修剪的。剪刀把上的金属圈几乎深深地陷进索菲亚拇指和食指的指关节里，但无论她怎么使劲，都剪不断她那一头长发。索菲亚急得眼泪都掉了下来。可这时，她闭上双眼，长长地吸了口气。现在可没时间哭，她告诉自己。她用手背将脸颊上的泪水擦掉，又重新试了起来。这回，每次剪的头发比刚才要少一些，而且，她剪头发的动作更加平缓而均匀了。
剪毕，她把剪下的头发用手撮起来，按她父亲吩咐的把它们扔到马桶里用水冲掉。然后，她从背包的侧兜里掏出一只黑色的小瓶，瓶里装的是大都会酒店的理发师替长出白胡子的顾客染色用的染发剂。瓶盖的内侧带有一支小刷子。打十三岁起，索菲亚的头顶就有一缕白色的头发，它几乎是索菲亚最显著的相貌特征。此刻，索菲亚将那缕白发拈在手里，身体倚到水槽上方，小心地用刷子蘸上染发剂往白头发上刷，一直到它与其余的头发一样乌黑。
染完头发，她把瓶子和剪刀放回包里，然后拿出伯爵从意大利人那儿偷来的帽子，搁在水槽上。她把注意力转移到地板上的那堆衣服上。直到这时，她才意识到，他们的计划没有把她的鞋子考虑进去。现在，她只有脚上穿着的那双高跟鞋，这还是一年前为了参加音乐学院的比赛安娜帮她挑的。索菲亚别无选择，索性把两只鞋扔进了垃圾箱。
她拾起地上的晚礼裙和项链，也打算一并扔掉。是的，裙子是玛丽娜亲手做的，项链则是安娜送的，可她没法把它们带走。这一点父亲早就跟她说清楚了。万一她在路上被人拦住，对方要检查她的包，这几样高雅的女性物品会暴露她的身份。索菲亚迟疑了片刻，把衣服塞进了垃圾箱，但那条项链，她还是顺手放进了口袋。
索菲亚把背包带子绑结实后，把它搭到了肩上。她将帽子往头上一扣，打开卫生间的门，仔细听了听。音乐厅里，弦乐的声音开始变强，这表明第三乐章快结束了。从卫生间出来，她绕开更衣室，直奔大楼后面而去。途中，她从舞台背后路过时，音乐声已变得愈加高昂。紧接着，当最后一个乐章的第一个音符响起时，她已从音乐厅后面的出口走了出去，光着双脚踏进了夜色之中。
索菲亚走得很快，但没跑。她绕过普莱耶勒音乐厅，来到圣奥诺雷郊区大街(11)。灯火通明的音乐厅的入口就在这条街上。她穿过大街，来到一家店门口，把头上的意大利人的帽子取了下来。她从帽檐底下，将她父亲塞在里面的一张小地图摸了出来。地图是父亲从巴黎旅游指南上撕下来，然后又叠成火柴盒大小，藏在帽子里的。她把地图打开，找准了方向，然后照着图上的红线，先沿圣奥诺雷郊区大街走了半个街区，再经奥什大街来到凯旋门，接着向左拐上香榭丽舍大街，然后径直往协和广场走去。
在地图上标出从普莱耶勒音乐厅到美国大使馆的路线时，伯爵特意选了一条曲曲折折，而非直线的路径。如果走直线，就得沿着圣奥诺雷郊区大街一直走十个街区。而伯爵想让索菲亚尽快离开音乐厅，离得越远越好。多绕一段路，索菲亚的路程只会增加几分钟时间，却能让她完全消失在香榭丽舍大街熙攘的人群里。而且，就算那时她的失踪被人发现了，她仍有足够时间抵达美国大使馆。
然而，伯爵滴水不漏的计划中还是有一件事他未能想到：当一位二十一岁的年轻姑娘第一次在夜色中看见溢彩流光的凯旋门和卢浮宫时，她的内心会是何等震撼。没错，一天前，索菲亚已经见过这两个地方了，他们还看了许多其他地方。但正如伯爵事先猜测的，她是坐在大巴士上隔着车窗玻璃看的。这和站在初夏的街头定睛凝视它们有天壤之别。更何况她不久前还在舞台之上，接受着观众们的热烈欢呼，此时却以乔装打扮的样子在夜色的掩护下逃到了这里……
尽管古典传统中并没有专司建筑的缪斯，但我想我们都会同意，在某些情况下，建筑物的外观能给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它能打动人的情感，甚至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尽管索菲亚的时间并不充裕，但当她走到协和广场时，她还是冒着风险停下了脚步。她在原地缓缓地转了一圈，仿佛在努力识别周围的一切。
离开莫斯科之前的那个夜晚，索菲亚告诉伯爵，他为她制订的这一计划令她非常痛苦。为了安慰她，伯爵给她讲了他的看法。他说，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被不确定的因素控制着，而这些因素中，很多都具有破坏性，甚至极其可怕；但只要我们坚持，保持宽容大度的心态，我们便有可能等来大彻大悟的那个时刻。而在那一刻，所有曾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都会突然变得无比清晰，原来它们中的每一件都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即便我们即将踏入期盼已久的生活，也同样是如此。
当父亲说完他的看法，索菲亚觉得它听上去是那么荒唐，那么夸张，以至于丝毫没能缓解她的痛苦。然而，索菲亚在协和广场上转了一圈，看到了凯旋门、埃菲尔铁塔、杜伊勒里宫(12)，还有围绕着协和广场的方尖塔与来回穿梭的汽车和小摩托车，这时，她才真正领会了父亲那番话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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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整晚都是这样的吗？”
理查德·范德维尔正站在大使馆的公寓里。面对着卧室的镜子，他才发现领结的角度打得不对。它斜成了二十五度角。
“你的领结一直都是这么戴的，亲爱的。”
理查德惊讶地朝他的妻子转过身来。
“一直都是这样的？那你怎么从来没提醒过我？”
“因为我觉得，你这么戴看上去很潇洒。”
理查德点了点头，似乎这个“潇洒”的答复他勉强能接受。他又朝镜子看了一眼，然后一把将领结扯松，把身上的燕尾服脱下来搭在椅背上。他正想提议俩人喝杯酒再就寝，这时传来了敲门声。是理查德大使馆的随员。
“什么事，比利？”
“很抱歉这么晚来打扰你，先生。但外面有个小伙子找您。”
“小伙子？”
“对。他显然是来寻求庇护的。”
理查德的两道眉毛耸了起来。
“庇护什么？”
“我也不确定，先生。他脚上连鞋都没穿。”
范德维尔先生和太太对视了一眼。
“哦，这样的话，我想你还是先让他进来吧。”
一分钟后，随员领着一个小伙子走了进来。小伙子头上戴着一顶报童帽似的无边软帽，而且，果然光着脚。小伙子礼貌而焦急地把帽子从头上摘了下来，抓在手里，放在腰际。
“比利，”范德维尔太太说，“这不是什么小伙子。”
随员不禁把眼睛瞪得老大。
“啊，不会吧？”理查德说，“索菲亚·罗斯托夫。”
索菲亚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范德维尔先生。”
理查德告诉随员他可以走了。然后，他咧嘴一笑，走到索菲亚跟前，一把扶住了她的胳膊。
“让我好好看看你。”他还没把手从索菲亚身上松开，便转头对他妻子说，“我跟你说了她是个美人吧？”
“可不是嘛。”范德维尔太太笑着说。
可在索菲亚的眼里，范德维尔太太才是个真正的美人。
“这可真是喜出望外啊。”理查德说。
“您不知道……我会来吗？”索菲亚有些犹豫地问道。
“我们当然知道！可你父亲办事越来越神秘了。他是向我保证过你会来，但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怎么来，他都没跟我说。至于来的时候你会光着脚，扮成男孩的模样，这个他也绝对没告诉过我。”理查德指了指索菲亚的背包，“这是你所有的东西了吗？”
“恐怕是的。”
“你饿不饿？”范德维尔夫人问道。
索菲亚没来得及开口，理查德已经插嘴道：“肯定饿了。连我这个刚吃过晚饭的，现在都饿了。亲爱的，这么着吧：我和索菲亚先聊聊，你看能不能先去给她找几件衣服，然后我们再去厨房碰头？”
范德维尔夫人找衣服去了。理查德把索菲亚领到书房。他往桌边一坐，说：
“索菲亚，你能来我们家，你不知道我们有多开心。可有些时候，我们得先把正事办完，再去享乐。我也很讨厌这样。但我敢肯定，我们一坐下来开始吃饭，听你讲你的惊险故事便会一发不可收。所以，在我们去厨房之前，告诉我，你父亲有没有什么东西，让你捎给我……”
索菲亚看上去有些害羞，也有些犹豫。
“我父亲说，你也许有东西要先交给我……”
理查德笑着把双手一拍。
“你说得对！瞧我，把这个都忘了。”
理查德穿过房间，来到书柜旁。他踮起脚尖，从书柜顶层的架子上拿下来一件东西。这东西乍一看像本大书，可实际上是用棕色的纸裹着的包裹。理查德砰的一声将它放在了桌上。
索菲亚也把手伸进她的背包里掏着什么。
“在把你的东西给我之前，”理查德提醒她说，“你最好先确认一下，这就是你要的那个东西。”
“嗯，对。我知道。”
“另外，”他又补了一句，“我一直想知道这包裹里面到底是什么。”
索菲亚走到桌旁，和理查德站在了一起。她解开包裹上的捆绳，打开折叠着的包装纸。里面是一本旧版的《米歇尔·德·蒙田随笔集》。
“好吧，”理查德略带困惑地说，“看来不得不服这个法国老头了。他的这本书比亚当·斯密和柏拉图的书重多了。也不知怎么会那么重。”
可紧接着，索菲亚把书翻开，露出了书页里用刀剜出来的长方形小洞。小洞里面放着八摞金币。
“原来如此。”理查德说。
索菲亚把书合上，用绳子重新捆好，然后把身上的背包取了下来。她把包里的杂物一股脑倒在椅子上，然后把空包递给了理查德。
“我父亲说，你得把背带顶端的线缝剪开。”
门口传来了敲门声，接着，范德维尔太太把头伸了进来。
“我给你找了几件衣服，索菲亚。你准备好了吗？”
“此时正合适不过，”理查德冲索菲亚点了点头，说，“你们先去，我马上过来。”
屋里只剩下理查德一个人。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小折叠刀，把刀刃翻出来，然后沿着背带顶端那条精心缝制的线缝剪了起来。在其中一条背带的狭小空间里，有一张卷得紧紧的字条。
理查德把字条从线缝里轻轻抠出来，然后坐在桌前，在桌上展开。字条的最上方画着一幅图，图的标题是“部长会议和主席团的联席晚宴，1954年6月11日”。图正中绘的是一个长长的U形桌，在U形桌的四周标着四十六个人名。每个人名的下方，写着此人的职务和头衔，而且还用三个词对此人的性格特征做了概括。纸背面的内容则对当晚宴会的情形做了详细的描述。
当然，伯爵在描述中也提到了奥布宁斯克核电站的隆重推出，以及那段显示该电站与莫斯科电网之间关系的极具戏剧性的演示。但整份报告中，他着重强调了当晚的宴会细节。
首先，伯爵注意到，在宾客们抵达晚宴场地时，几乎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惊讶。很显然，来到大都会酒店，他们原本以为会被安排在博亚尔斯基的正规宴会厅里，没想到被领进了417号套房。只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赫鲁晓夫。他走进房间的时候显得志得意满，胸有成竹。很显然，他不仅事先知道晚宴在哪里举行，而且对一切都在有序进行感到非常满意。十一点差十分，总书记起身发表了一番祝酒词。在祝酒词中，他还特意提到了在两层楼之下的酒店房间里发生过的一段往事。这么一来，大家不再有任何怀疑：一手操办今晚这场宴会的人就是他。
可对伯爵而言，当晚最精彩的表演是赫鲁晓夫在有意无意之间与马雷舍夫保持着一致。几个月来，马林科夫并未刻意掩饰他和赫鲁晓夫在核军备上的分歧。马林科夫预见，与西方进行核军备竞赛只会给俄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他称之为“世界末日政策”。然而，凭借当晚上演的那一小台政治剧，赫鲁晓夫使出了绝妙的一招。他把核弹带来的世界末日的威胁转换成了一场振奋人心的用核能发电的城市灯光秀。如此一来，这位保守的主战派便把他自己打扮成了一位面向未来的人物，而他那位改革派的对手反倒成了反动派。
果然，整座城市变得灯火通明，餐桌上摆满了冰镇的伏特加，这时，马雷舍夫穿过房间，与总书记交谈起来。因为大多数人仍满脸笑容地在屋里走动，马雷舍夫便很自然地在赫鲁晓夫身边的空椅子里坐了下来。因此，当大家开始回到自己的座位时，马林科夫发现，自己不得不在赫鲁晓夫和马雷舍夫身后干站着。这位共产党的总理尴尬地等候着他们二人结束交谈，好回到他的座位上去。而在他等候的过程中，屋里所有的人都一眼不眨地盯着这一幕。
读罢伯爵的描述，理查德往椅背上一靠，脸上浮出了一丝微笑。他想，像亚历山大·罗斯托夫这样的人，一百个都不嫌多，他通通用得上。这时，他注意到桌上还有一张稍微有些卷曲的小纸片。理查德把它拈起来一看，马上认出了伯爵的字迹。这张字条应该是被卷在了那份报告中间。在简单交代了如何确认索菲亚已安全抵达大使馆之后，它还列出了七位数的一串数字。
理查德从椅子里蹦了起来。
“比利！”
未几，门被推开了，随员的头探了进来。
“先生，有事吗？”
“如果巴黎时间快到十点了的话，那莫斯科现在大概是几点呢？”
“半夜十二点。”
“现在总机上有几位姑娘在值班？”
“我不确定，”助手有点慌张地坦承道，“现在这个时候，两个，也许三个？”
“不够！去打字室，密码室，还有厨房，只要长了手指的，全都找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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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扛着他的旅行包来到酒店大堂，并在盆栽棕榈树之间找了张椅子坐下。他没有烦躁得坐立不安，没有来回走动，也没有看晚报。他甚至没往“主教”的手表上看一眼时间。
假如事先有人让他设想，在这种情况下坐在那里，他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伯爵一定预感自己会格外焦虑。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伯爵根本不觉得眼下这种等待有任何令人痛苦之处。相反，他惊讶地发现，等待的过程其实非常平静。他带着一种近乎超脱的耐心，看着酒店的宾客来来往往，看着电梯门开开关关。他还听到了从夏里亚宾酒吧传来的音乐声和欢笑声。
在那一刻，不知怎的，伯爵觉得这里的每一个人都那么和谐，这里所发生的每一件小事都是某个大计划的一部分。而在那个大计划里，他现在就该坐在盆栽棕榈树之间的椅子上静静地等待。几乎就在午夜来临的那一刻，伯爵的耐心终于得到了回报。因为，正如伯爵给理查德的字条所写的那样，大都会酒店一楼所有的电话几乎同时响了起来。
主服务台上的四部电话全都在铃铃作响。电梯旁边靠墙的桌子上摆着的两部内部电话也响起了铃声。瓦西里的服务台和服务员领班桌上的电话也在响。还有广场餐厅的四部，咖啡馆的三部，行政办公室的八部和“主教”办公室的两部。总共是三十部电话，全都同时响了起来。
三十部电话同时响。多简单的一个概念啊。但它也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大堂里的人开始不住地来回张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能在半夜十二点让三十部电话同时响起来？是大都会酒店被闪电击中了，是俄国遭到了别国的袭击，还是前人的鬼魂正在为今人敲响丧钟呢？
不管是什么原因，那声音的确让人惊慌失措。
如果只有一部电话铃响了，我们会本能地拿起听筒来，对它说一声“喂”。可当三十部同时响时，我们则会本能地倒退两步，满脸惊讶地盯着电话机。酒店里有限的几位上夜班的员工在好几部电话之间来回穿梭，却没胆量去接听其中任何一部。一帮喝醉了的家伙从夏里亚宾酒吧来到了大堂，他们的喧哗声把住在二楼的宾客吵醒了。被吵醒的客人正要沿着楼梯冲下来找他们理论。趁着混乱的工夫，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悄悄地把从记者那儿偷来的帽子和大衣穿戴好，把旅行包往肩上一扛，便从大都会酒店走了出去。
* * *
(1) 拉赫玛尼诺夫（1873—1943），俄国作曲家、指挥家、钢琴演奏家，是20世纪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
(2) 用来制作蜡烛，密封书信，制作雕塑，为木地板抛光，除去毛发，让胡子成形！——作者注
(3) 原文为拉丁语：Quod erat demonstrandum。
(4) “对不起，先生，请问您知道确切的时间吗？”
“是的，小姐，十点了。”
“谢谢。您能告诉我香榭丽舍大街怎么走吗？”
“是的，就朝这个方向走。”
“非常感谢。”
“不用谢。”
(5) 原文为意大利语：Arrivederci。
(6) 作家雷蒙德·钱德勒（1888—1959）笔下的虚构人物，职业为私家侦探。
(7) 原文中以上对话为意大利语。
(8)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英国政治哲学家，创立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完整体系，认为宇宙是所有机械运动着的广延物体的总和，并提出了“自然状态”和国家起源说，认为国家是人们为了遵守“自然法”而订立契约所形成的。
(9) 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他发展出了一套与托马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不同的理论，主张政府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并且保障人民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时，其统治才有正当性。
(10)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其《社会契约论》中所论述的人民主权及民主政治哲学思想影响深远。
(11) 法国巴黎的一条街道，比香榭丽舍大街狭窄，被视为世界上最时尚的街道之一。
(12) 曾是法国王宫，位于巴黎塞纳河右岸。
后记
Afterword
后来……
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斯卡多夫斯基于午夜到来之前离开了他的公寓，为的是赴某人之约。
妻子竭力劝他不要去。她想知道，约在这个时间见面能有什么好事。难道他不知道午夜会有警察在街上巡逻？越是临近午夜，巡逻的警察越是警惕。从古至今，只有傻瓜才会约在这种时候出来见面！
维克托对妻子说，这完全是一派胡言，还说她讲得太耸人听闻了点。他从他们住的宿舍楼离开，走了十个街区，来到花园环道，上了公共汽车。车上的人朝他投来漠不关心的目光，这反而让他觉得很舒坦。
没错，他深更半夜出来与别人见面，妻子是很生气。但假使她知道了他此行的目的，她一定会更担心。而且，假使妻子知道了他的意图，并且问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么一件愚不可及的事，他也答不上来。因为连他自己也不是很确定。
这不仅是因为索菲亚。当然，对于她在钢琴上取得的成就，他像父亲一样为她自豪。帮助年轻的艺术家发现她自身的天赋，这个美妙的梦想在多年前就已经被维克托抛在了脑后。可当这种体验不期而至时，他简直难以用言语来描述那种感觉。更重要的是，正是因为教索菲亚弹琴，他又重新开始追逐另一个早已被他放弃的梦想——在室内管弦乐队的伴奏下演奏古典乐曲。尽管如此，这也不完全是因为她。
更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伯爵。不知何故，维克托对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怀有深深的忠诚，而这种忠诚根植于维克托对伯爵的几乎难以言喻的尊重。而这一点，他的妻子——尽管她是个好女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懂的。
而最重要的是，他答应伯爵的请求，也许是因为他认为这么做是对的。而这种坚守信念的感觉本身就是一种乐趣。这样的乐趣如今是越来越少见了。
维克托一边这么想着，一边下了公共汽车，走进老圣彼得堡车站。他穿过中央大厅，朝灯火通明的咖啡厅走去。伯爵交代过，让他在那里等他。
维克托挑了个角落里的位子坐下。他注视着一位年老的手风琴演奏者在餐桌间走来走去，这时，伯爵从外头走进了咖啡厅。他身穿一件美式风衣，头戴一顶深灰色的软呢帽。看到了维克托，他便从咖啡厅那端走过来，把他的旅行包往地上一放，脱了外套，摘下帽子，和他坐在了同一个卡座里。过了一会儿，女服务员来了，他要了杯咖啡，然后，等到咖啡被端上桌，他才把一本小红书放在桌上，朝桌对面的维克托推了过去。
“你能帮这个忙，我很感激。”他说。
“您不用谢我，阁下。”
“拜托，维克托，请叫我亚历山大。”
维克托刚想问伯爵有没有任何关于索菲亚的消息，但他的话被咖啡馆另一边的一场打斗给打断了。两位面容憔悴、手拎编织篮的水果商贩为了争夺地盘起了争执。时间已经很晚了，两人的篮子里都已只剩下几样品相不佳的水果，尽管旁观者觉得，他们的争吵很不值得，但在两位当事人看来，这并没有减轻其中的利害关系。于是，在最初的相互辱骂过后，其中一位商贩朝对方的脸上来了一下。后者嘴唇被打出了血，水果也掉到了地上。他开始用同样的方式还击。
咖啡厅里的客人都停止了交谈，他们带着厌倦和见怪不怪的表情注视着这场打斗。咖啡厅经理从柜台后面绕过来，揪着二人的领子把他们都拖了出去。屋里一时静了下来，所有的人都隔着咖啡厅的玻璃窗看着外头的两位水果商贩。他们仍坐在地上，相互隔着几英尺远。这时，只听那位年迈的手风琴演奏者（打斗一起，他便停止了演奏）忽然拉出了一声动听的曲调，他大概是想借此恢复咖啡厅里友好的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