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二年，埃米尔·茹科夫斯基被大都会酒店招进来当主厨，那时他不仅有一批经验丰富的帮厨，还有一个大厨房。此外，他还拥有一间在维也纳以东都首屈一指的食品贮藏室。香料架上，世界各地的口味，无奇不有；冷冻室里，水陆杂陈的生禽野味都已头上脚下地挂在架子上。人们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一九一二年是检验这位主厨水平的最佳时机。在物资充裕的年代，水平一般的厨师也能弄出些爽口的菜式。要考验厨师的聪明才干，还得看他在物资匮乏时期的表现。可还有什么能比战争更能造成物资匮乏呢？
革命爆发以来，经济接连衰退，农作物歉收，贸易停滞。在莫斯科，精致的食材如同大海上的蝴蝶，成了稀缺之物。大都会酒店贮藏室里的物资已一蒲式耳(9)接一蒲式耳，一磅(10)又一磅，一勺又一勺地被消耗殆尽，厨师只能靠玉米面、菜花和卷心菜，或任何他有办法弄到的东西，来满足顾客的期待。
的确有人管埃米尔·茹科夫斯基叫“倔老头”，也有人说他粗鲁，还有人说他个头不大，脾气不小。但没人否认他的天赋。就拿伯爵吃的这道菜来说吧：用普通食材烹饪出来的意式煎小牛肉火腿卷。小牛肉片没有了，埃米尔便以捣平了的鸡胸肉替代。意大利帕尔马的熏火腿没有了，他就削了几片薄薄的乌克兰火腿。而像鼠尾草这种综合各种味道的叶子又没有了怎么办呢？他选择用一种与鼠尾草同样柔和、清香但比前者略苦一点的草本植物来替代……它绝对不是罗勒叶，也不是牛至叶，这一点伯爵可以肯定，他以前一定在什么地方尝过……
“今晚一切都还好吗，阁下？”
“哦，安德烈。和往常一样，一切都很完美。”
“这份小牛肉火腿卷呢？”
“很有创意。我还真有个问题想请教你：埃米尔压在火腿下面的香叶……我知道绝对不是鼠尾草，但它有没有可能是荨麻呢？”
“荨麻？我想应该不是。但我可以帮您问问。”
说完，主管鞠了一躬，退开去。
伯爵想，埃米尔·茹科夫斯基固然是个天才，可维持着餐厅良好口碑和正常运转的一直是这位叫安德烈·杜拉斯的人。
安德烈出生在法国南部。他英俊、高大，两鬓已经有些许白发。可他最显著的特征并非他的长相、身高或者头发，而是他的双手。在他那精心修剪过指甲的苍白双手上，手指比多数相同身高的男人长了足足半英寸。如果让安德烈去当个钢琴家，他应该能毫不费力地按下横跨十二度的琴键。如果他去演木偶剧，那么他一个人便能游刃有余地呈现麦克白与麦克德夫仗剑决斗、三女巫一旁观战的那场戏。可安德烈既没有当钢琴家，也没去演木偶剧（至少从传统意义上讲没有），而是成了博亚尔斯基餐厅的主管。若你在他举手投足之间留意他那灵巧的双手，你一定会目瞪口呆。
比如说，将一桌女宾领到座位边后，安德烈似乎能同时帮她们所有人把椅子抽出来。其中一位女士刚拈出一支香烟，他便已上前，一只手拿出打火机给她点烟，另一只手则竖起来帮她把火焰挡住（就像人们在博亚尔斯基餐厅能感觉到气流似的）。拿着酒单的女士征询他的建议时，他从来不会冲着一九〇〇年的波尔多红葡萄酒随手一指，相反，他会略微伸出食指，在酒单上点出自己的建议，那动作与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画的宇宙“第一推动者”（上帝）向世人传出生命最初的火花时的手势一模一样。然后，他会微微鞠躬，从桌旁退开，穿过大厅后走进厨房。
不到一分钟，厨房门又开了，这次出来的是埃米尔。
这位身高五英尺半、重两百磅的主厨朝大厅里迅速扫了一眼，然后径直向伯爵走过来。安德烈一步不落地跟在他身后。穿过餐厅中间的时候，步履匆忙的主厨一不留神撞在了顾客的座椅上，差点将一名服务员手上的盘子打翻。来到伯爵桌前，他猛地停下脚步，将伯爵上下打量了一番，摆出一副在决斗之前估量对手的架势。
“好极了，先生(11)，”他说，语气里带着些不忿，“很好(12)！”
说罢，他转过身，消失在厨房门后。
气喘吁吁的安德烈鞠着躬向伯爵道歉，同时也在祝贺。
“是荨麻，阁下。您的味觉还是那么出众。”
伯爵不是个沾沾自喜的人，可一闻此言，他还是不由得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安德烈知道伯爵喜欢甜食，便朝盛甜点的小餐车指了一下。
“我能代表餐厅送您一块李子挞尝尝吗？”
“多谢你的好意，安德烈。换在平时我正巴不得，可今晚我另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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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知道，假如一个人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他就会被命运掌控。所以他觉得，像他这样一个被画地为牢判处了终身监禁的人，去考虑一下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也许更有意义。对被关在伊夫堡中的爱德蒙·邓蒂斯(13)而言，是复仇的愿望让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让他经受住长期的非法关押，从而成功策划并实施了一系列复仇行动。而对被海盗掳至阿尔及尔的塞万提斯来说，让他鼓起勇气活下去的却是他尚未完成的文学创作。而对被拘禁在厄尔巴岛上的拿破仑来说，散步时与鸡鸭为伍，进屋有苍蝇相伴，出门是泥坑水洼，是什么让他保持着坚定的意志呢？是对回归巴黎的渴望。
然而伯爵早已没了复仇的冲动，也没有创作史诗巨作的想象力，更没做过复辟帝国的美梦。他把握自己命运的方式与其他囚徒截然不同，是一种被冲上荒岛的英国人的方式。正如被困在荒岛上的鲁滨孙一样，伯爵靠实用主义来坚定自己的决心。在打消了起初指望迅速得救的念头之后，鲁滨孙·克鲁索盖起了房屋，找到了水源。他学会了钻燧取火，开始考察岛上的地形、气候和动植物，同时没忘记训练自己机敏的双眼——无论是海平面上的船帆还是沙滩上出现的新脚印，通通逃不过他的双眼。
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伯爵让年迈的希腊人送出了三张字条。不到数小时，伯爵的门前就来了两位信使：一位是缪尔-米里利斯百货公司(14)派来的年轻小伙子，他送来了精美的床单和舒服的枕头；另一位信使来自普拉托诺夫专卖店，他给伯爵带来了四块他最喜欢的香皂。
那第三位呢？她一定是在伯爵出门吃晚餐期间来过了。因为他的床上放着一个淡蓝色的盒子，盒子里面是一块法式千层酥。
预约
十二点的钟声从未像今天这样令人欣喜。不仅是在俄国或欧洲，就是在全世界也不曾有过。纵使罗密欧事先得知中午时朱丽叶会出现在窗口，在那一刻到来之际，那位意大利维罗纳年轻人的狂喜也不足以与伯爵的相比。纵使斯特尔鲍姆博士(15)的孩子们——弗里茨和克拉拉——在圣诞的早晨得知，客厅的门将于中午向他们敞开，他们的兴奋也无法与伯爵听到钟声响起时的喜悦同日而语。
从特维尔大街（以及与年轻的贵妇们不期而遇）的遐想中逃脱出来之后，伯爵洗过澡，穿好了衣服，用过咖啡和水果（今天是无花果）。十点刚过，他便赶紧捧着蒙田的书读了起来；刚读了十五六行，他又不知不觉向钟瞄去……
不可否认，当伯爵昨天第一次从桌上拿起这本书时，他便有了一丝隐忧。虽然名义上这只是一本书，但它的密度与字典（也就是人们只在参考时才去查询和借阅，而从不会把它从头到尾通读一遍的书）差不多。刚看完目录（里面共列出了107篇论述守常、节俭、独处和静笃的文章），伯爵最开始的怀疑便得到了证实：这本书一定是专为在冬夜阅读的人写的。绝对不会错。读这本书的时候，鸟儿一定都已南飞，壁炉旁一定已经高高堆起了用来取暖的木头，田野也已被皑皑的白雪覆盖。换句话说，当你没心情出门，你的朋友也无意上门时，读这本书的时候就到了。
尽管如此，伯爵还是毅然决然地将目光投向了座钟，就像经验丰富的船长在远航之前必须记录下出港的准确时间。然后，他便又一头扎进第一轮沉思和冥想中：“尽管方式各异，但我们终将殊途同归。”
在书的开篇，作者娴熟地从古往今来的历史中引经据典，摆出了一个极有说服力的论断：当人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时，他应该乞求活命。
或者为了尊严，宁折不弯。
在确立这两种方式都可能正确的论点之后，作者开始了第二轮冥思：论悲伤。
在这里，蒙田援引了几位黄金时代权威人士的话，得出了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悲伤这种情绪最好是拿来与众人分担。
或者自己独自面对。
第三篇文章刚读到一半，伯爵发现自己的目光又朝钟的方向瞥了过去，这已经是今天第四或第五次了。或许是六次？虽然伯爵不能肯定究竟看过几眼，但事实表明，他的注意力已经不止一次地被那架座钟吸引过去了。
不过话说回来，这架钟还真是台棒极了的精密计时器！
这座钟由闻名遐迩的宝玑公司为伯爵的父亲特别定制。这台一天只报两次时的座钟本身就是一个杰作。它白色的珐琅钟面只有葡萄柚般大小，青金石的钟体从顶上开始一直渐进地倾斜到底座。珠光宝气的钟壳内部是由享誉世界的能工巧匠精心打造。这些人还真不是浪得虚名。在伯爵接着往下读第三篇文章（里面谈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16)，后来连马克西米连一世(17)也加入了）的过程中，他能清晰地听到座钟发出的每一次嘀嗒声。
十点二十分又五十六秒，座钟在说。
十点二十分又五十七秒。
五十八。
五十九。
为什么这架钟对每分每秒的计录能像荷马诗歌中的扬抑抑格，或彼得记录每一个罪人所犯的罪恶一样精准无误呢？
对了，刚才看到哪儿了？
哦，是第三篇。
伯爵往左稍稍挪了挪椅子，这样座钟就不再在他的视线之内。他开始翻找刚才停下的书页。他几乎肯定他已经读到了第十五页的第五段。可当他重新钻进那段文字里品读时，里面的内容却似乎是全然陌生的，甚至连之前的那段也是这样。事实上，他不得不往回翻整整三页，才找到一个还算有些印象的段落。他收敛心神，从那里开始重新读了起来。
“你就这样读我的书呀？”伯爵仿佛听到蒙田在质问自己，“进一步，再退两步？”伯爵决心让他瞧瞧究竟谁才是主人。他发誓，在读到第二十五篇文章之前，无论如何也不让视线从书本上抬起来。下了这个决心，伯爵很快就读完了第四、第五和第六篇文章。接着，他用更快的速度看完了第七和第八篇。二十五篇的目标现在就好似摆在餐桌上的那壶水，已经触手可及了。
然而读到第十一、第十二和第十三篇文章的时候，他的目标——那壶水——却仿佛在往后退，而且越退越远；横亘在他与目标之间的仿佛不再是那张餐桌，而是一望无际的撒哈拉沙漠。水壶里的水已经喝光，书页却犹如沙丘的尖顶，一直绵延至天际，而他仍需逐句逐段地在沙漠里艰难地往前爬……
好啊，就这样吧。伯爵继续爬着。
上午十一点过了。
第十六篇文章也读完了。
这时，终日长途跋涉的分针终于在表盘的最上方与它那位短腿的兄弟——时针见了面。它们互相拥抱在一起的那一刻，座钟罩里的弹簧顿时松开，齿轮开始转动，一柄小锤落下来，敲响了那支悦耳曲调的第一个音符。中午到了。
伯爵让椅子的两条前腿砰的一声落下来。而那位蒙田先生，则在空中翻了两个跟斗，跌落到床罩上。钟鸣声刚到第四下，伯爵人早已抵达塔楼的楼梯；响到第八下，他已经到了酒店大堂，正向楼下走去。他和大都会酒店里手艺出类拔萃的理发师雅罗斯拉夫·雅罗斯拉夫尔约好每周在这时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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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会这么告诉我们，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俄国在文化上取得的所有进步都是从圣彼得堡的沙龙里来的。无论是新潮的美食、时装，还是观念，都是从那些俯瞰着丰坦卡运河(18)的大房间里试探性地进入俄罗斯社会中来的。假如这是真的，那很大一部分应归功于大房间底下忙碌的那群人。因为，在街面以下更深的地方住着管家、厨师和仆人，正是他们共同确保了达尔文和马奈们的观点能畅通无阻地传播开来。
大都会酒店也不例外。
自一九〇五年开业以来，酒店的房间和餐厅一直都是那些魅力十足、权势熏天或者博学多才之辈的聚集地。但倘若没有最底下那层人提供的服务，那些看似毫不费力的高雅别致都无从谈起：
沿着大堂宽阔的大理石台阶往下走，你会先经过一个报摊。它为过往的每一位绅士提供数以百计的新闻，尽管如今全都是些俄文报纸了。
接下来经过的是法蒂玛·费德洛娃的店铺：一家花店。受时局的影响，法蒂玛的货架已被清得空空如也，窗户上糊的是一九二〇年的旧报纸。原先酒店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如今已成了最凄凉的去处之一。在生意最火的日子里，这家店卖出的花要以英亩(19)论。它不单供应着大堂里高耸的花坛，连客房里的百合，莫斯科大剧院里抛到芭蕾女演员脚边的一束束玫瑰，还有那些抛出玫瑰的绅士别在纽孔上的花，也全都来自这家花店。更重要的是，法蒂玛精通骑士时代至今的上流社会送花的全套礼仪。她知道道歉时该送什么花，迟到了又该送什么花；说了不该说的话，或者被门口另一位年轻女士吸引而忽略了自己女伴时，该送什么花来赔礼。总之，论对每种花的色、香，乃至用途的了解，连蜜蜂都得对法蒂玛甘拜下风。
唉，法蒂玛的店是被关了，伯爵心想，可在罗伯斯庇尔“统治”时期，巴黎的花店不也都关了吗？可那座城市现在不照样到处繁花似锦，生机勃勃吗？所以，这儿也一样，鲜花一定会回到大都会酒店里的。
走廊尽头才是雅罗斯拉夫的理发店。这是乐观、精确而且政治中立的地带，是隐藏于酒店之中的瑞士。假如说，伯爵曾发誓要靠实用主义来把握自己的命运，那从这里你就能对他的计划窥知一二：每周雷打不动地到这里来修一次头发。
伯爵走进店里，雅罗斯拉夫正在替一位满头银发、身穿浅灰色西装的顾客理发。靠墙的椅子上有个穿着皱巴巴的夹克，体形魁梧的家伙在等待。理发师朝伯爵微微一笑，算是打过了招呼，然后示意他到旁边的空椅上坐下。
伯爵一边落座，一边冲那位体格魁梧的家伙友好地点了点头。然后，他仰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了雅罗斯拉夫店中最让人惊奇的物件上：他的柜子。假如有人让拉鲁斯(20)给“柜子”一词下个定义，这位知名的法国词典编纂者也许会这样回答：柜子，一种家具，外部通常绘有装饰，内部可存放物品，且无法从外向内透视。这个定义无疑十分出色：从乡下人家的橱柜到白金汉宫的齐本德尔式家具，都概括进去了。但雅罗斯拉夫的柜子却不符合以上描述，因为它们全是用镍和玻璃制成，这种设计非但不会把里面的东西藏起来，甚至是刻意让这些东西被人看见。
这也不奇怪。因为柜子里摆满了令人艳羡之物：用蜡纸裹着的法国香皂，用象牙瓶装着的英国肥皂水，还有奇形怪状的小瓶里装着的意大利奎宁水。那藏在后面的那只黑色小瓶子呢？“那里装的是‘长生不老泉’。”雅罗斯拉夫会一边这么回答一边神秘地冲你眨一眨眼。
伯爵将视线从镜子中慢慢转移到了雅罗斯拉夫身上。他手里同时操着两把剪刀，在那位满头银发的先生头上施展着魔法般的技艺。一开始，他的剪刀让人联想到芭蕾舞剧中男演员表演的击足跳，即双足跃起之后腾空交叉数次的动作。可随着他继续往下剪，理发师双手移动的速度越来越快，到后来它们就像哥萨克人又踢又蹦地跳起了高帕克舞。最后一剪完成时真该在他身前落下一道幕布，俄顷再将幕布重新升起来，使观众能再次为他的精彩表演欢呼，而他也可以借此机会向观众鞠躬致谢。
雅罗斯拉夫把披在顾客身上的白布解了下来，往空中啪地一抖。接过顾客的付款时，他总会将两只脚后跟轻轻一磕，表示感谢。等那位顾客走出店（他看上去比来时年轻多了，也精神多了），理发师才取过一袭新洗的白布朝伯爵走了过来。
“阁下，您还好吗？”
“好极了，雅罗斯拉夫。再好不过了。”
“今天打算怎么剪，请您吩咐。”
“修修吧，我的朋友。修修就行了。”
剪刀再次曼妙地舞动起来，伯爵似乎感觉到板凳上坐着等待的那位身材魁梧的客人起了些变化。尽管刚才伯爵冲他友好地点头打过招呼，但那家伙的整张脸已涨得越来越红。伯爵之所以这么肯定，是因为他看见那家伙连耳朵都红了。
伯爵试图用眼神同他沟通，他想再次冲他友好地点点头，那家伙却固执地将眼光锁在雅罗斯拉夫的后背上。
“下一个该轮到我。”他说。
和大多数艺术家一样，雅罗斯拉夫也常常会沉醉在自己的技艺中难以自拔。他仍在高效而又高雅地剪着。所以，那家伙只好重复了一遍，这回带着强调的口吻。
“下一个应该是我。”
雅罗斯拉夫从艺术的神奇魔力中抽身出来，用清晰而礼貌的语气答道：
“请再略等片刻，先生，我马上就能为您服务了。”
“我进店的时候你就这么说。”
这句话明显带有敌意。雅罗斯拉夫不禁停下了手里的剪刀。他转过身，面带惊讶地迎着那位顾客的目光看过去。
伯爵自幼所受的教育告诉他：不要打断别人的谈话。但此时他觉得，让理发师出面替他解释不大合适。所以，他开口打了个圆场：
“这位先生，雅罗斯拉夫并没有冒犯您的意思。只不过每周二中午十二点是我固定预约的时间。”
现在，那家伙也把目光转过来，落在了伯爵身上。
“固定预约。”他重复了一遍。
“对。”
只见他猛然站起身，由于起急了，他的板凳都被撞到了墙上。他的个头至多五点六英尺，可他从袖口里伸出的那对拳头和他的耳朵一样涨得通红。他往前迈一步，雅罗斯拉夫就往后退一步，直到后者的背抵在了柜台上。那家伙又往前逼近一步，劈手从理发师手里夺过剪刀。然后，他以比他更瘦小的个头才有的灵敏猛转过身，一把揪住了伯爵的衣领，接着，用剪刀把他胡子右边翘着的那支“翅膀”咔嚓地剪了下来。他死死地攥住伯爵，往前一拖，直到他们俩几乎鼻尖对着鼻尖。
“很快就到你了。”他说。
说完，他把伯爵往椅子上一推，将剪刀朝地上一扔，大摇大摆地从店里走了出去。
“阁下，”雅罗斯拉夫惊得目瞪口呆，他大声说，“这人我以前从没见过。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不是住在这家酒店。但我可以向您保证，我的理发店不欢迎他再来。”
这时伯爵已经站了起来。他本想和雅罗斯拉夫一起宣泄自己的愤怒，声讨那家伙应受的惩罚。可他转念一想，他对刚才攻击他的家伙究竟了解多少呢？
当伯爵第一眼看见他穿着皱巴巴的夹克坐在板凳上，他的第一判断是：这家伙一定是干活累了，不知就里地闯进了这家理发店，然后便决定留下来，难得地享受一次理发服务。但伯爵不知道的是，这家伙很有可能是酒店二楼新搬来的那些住户中的一位。他自幼在钢铁车间长大，一九一二年便加入了工会，一九一六年领导了罢工，到了一九一八年他手下已有一个营的红军士兵。如今，他掌管着整个企业。
“他说得没错，”伯爵对雅罗斯拉夫说，“他的确一直都在等。而你也没办法，因为事先和我有预约。其实我应该主动把椅子腾出来，让你先给他剪的。”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伯爵转过身，冲镜子里的自己打量了起来。这么多年了，他还是头一回这么仔细地打量自己。
一直以来他都认为，真正的绅士在照镜子的时候应该保留一份不信任感。因为与其说镜子是自我发现的工具，倒不如说它更像是自我欺骗的工具。许多次，他看到年轻美丽的女人站在镜子前，总把身体斜侧30度（就像今后全世界的人都只从那个角度看她似的），好以最美的角度欣赏自己。又有多少回，他看到有的女人在镜子前戴上一款相当过时的帽子，但她毫无察觉，因为那顶帽子和镜子边框的装饰风格属于同一个逝去的时代。伯爵当然为自己身上剪裁得体的西装感到自豪，但令他更自豪的是，他懂得一个人的形象更多是由他的举止、言谈和风度决定的，而非他衣服的剪裁样式。
是的，伯爵心想，这个世界的确转个不停。
事实上，它在自转的同时也在绕着太阳公转。同样，银河系也在旋转。大旋套着小旋，发出与钟锤敲打声完全不同的宇宙钟声。而一旦宇宙的钟声响起，那些镜子也许才能发挥出真正的作用，暴露一个人的真实面目；不是他想象中的自己，而是真正的自我。
伯爵坐回到椅子上。
“全刮了吧，”他对理发师说，“全都刮了，我的朋友。”
老相识
大都会酒店有两家餐厅，一个叫博亚尔斯基，就是前面介绍过的位于二楼僻静处的著名餐厅。而另一个紧挨着大堂，它的正式名称叫“大都会”，伯爵则亲切地称它为“广场”。
必须承认，论装饰的典雅，服务的繁复和讲究，以及菜式的精美，“广场”远不能与博亚尔斯基媲美。然而，“广场”所追求的也并非典雅的装饰、讲究的服务或者精美的菜式。“广场”的中心是座大理石喷泉，喷泉四周摆有八十张餐桌。菜单上的食物从波兰的白菜水饺到炸小牛排应有尽有。“广场”的初衷是成为城市（包括它所有的花园、集市和街道）的延伸。各式各样的俄罗斯人都可以来这儿喝上一杯咖啡打发时间。有来会友的，有来争论的，也有来嬉戏的；不论是忙人还是闲人，大家都怡然自得。在巨大的玻璃天花板下，当然也有独自用餐的食客。他们甚至无须起身，就会被周围人的尊敬、愤怒、怀疑和欢笑所吞没。
那侍者们呢？和巴黎的咖啡馆一样，“广场”餐厅的侍者绝对值得用“高效”赞美。他们对客流如织的场面司空见惯，可以在一张四人餐桌上轻松搞定八人的派对。即使身处嘈杂的音乐中，他们也能将你点的饮料名称听得清清楚楚，不消几分钟就会托着摆满各式饮料的盘子出现，并把它们迅速递到每个围坐桌旁的客人面前，而且不会弄错一杯。假如你拿着菜单，正犹豫该点什么，他们会立刻俯下身来，挨着你的肩膀，指出这家餐厅的招牌菜。等到客人用完最后一口甜点，他们又会在数分钟内把你的盘子撤走，并递上账单，再帮你找好零钱。换句话说，“广场”的侍者业务极其娴熟，他们和面包、叉勺还有戈比(21)打起交道来真是得心应手。
至少，战争爆发前是这样……
但眼下，偌大的餐厅空空如也。为伯爵提供服务的人似乎刚来“广场”，而且，就服务而言，他也像是新手。这人个子高瘦，脑袋小，举止间带着傲慢。他看上去就像从棋盘上拿下来的“主教(22)”。伯爵拿着一份报纸坐了下来（这是全世界通行的独自用餐的标志），那家伙居然不知道把他桌上那副多余的餐具拿走。伯爵合上菜单，把它放在盘子边后（这也是世人皆知的预备点菜的标志），直到他招手，那家伙才慢吞吞地走上前来。伯爵点了俄式冷蔬菜汤和鲽鱼片，那家伙居然问伯爵要不要来一杯索特恩葡萄酒。这建议真是太“妙”了，可惜伯爵点的不是鹅肝。
“还是来一瓶波德莱尔酒庄的葡萄酒吧。”伯爵礼貌地纠正道。
“当然。”“主教”脸上挤出教士般的笑容。
诚然，一个人吃午餐，点一整瓶波德莱尔酒的确有些奢侈。但读了一上午的米歇尔·德·蒙田之后，伯爵觉得应该给自己鼓鼓士气。事实上，这几天他一直在竭力避免产生烦躁不安的情绪。下楼到大堂来的一路上，他发现自己竟然在数楼梯台阶的级数。坐在大堂里最喜欢的椅子上看报时，他发现自己会下意识地去摸已不存在的胡子。十二点过一分时，他发现自己走进了广场餐厅的大门。而下午一点三十五，踏过一百一十级台阶回到房间后，他又开始计算，需要再过多久才能到楼下去喝酒。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他便能感觉到天花板正往下压，墙壁正往里挤，地板正往上抬，整个酒店慢慢被压成了饼干盒一般大小。
在等侍者拿酒的过程中，他朝餐厅四周看了一圈。一旁进餐的食客并未让他的心情舒畅起来。过道对面的餐桌旁坐着两位掉队的外交使团成员。他们一边兴趣索然地用餐，一边等着外交任务的降临。在那边的角落里，一位住二楼的、戴眼镜的外籍住客将四份巨大的文件在桌上一字排开，正逐字逐句地比对。总之，这里没有闲人，也没人格外注意伯爵。除了那位喜欢黄色的小女孩。此时，她正坐在喷泉后面的餐桌边，暗暗地打量着他。
他听瓦西里说起过，这位长着一头笔直金发的女孩刚满九岁，是一位鳏居的乌克兰官员的女儿。和平日一样，她和家庭教师坐在一起。见伯爵朝她的方向看，她马上拿起菜单挡住了自己的脸。
“你的汤。”“主教”说。
“哦，谢谢你。看上去味道还不错。请不要忘了我的酒。”
“当然。”
伯爵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俄式蔬菜汤上。只略微扫一眼，他就敢说这汤做得不错，因为餐厅里每位俄国人大概都尝过祖母做的这道菜。他把眼一闭，想好好品一品头一口汤的鲜美，尝到的却是微凉的温度、过多的盐分和不足的格瓦斯酒味。不过小茴香恰到好处，那股初夏的气息令人怀想蟋蟀的吟唱，以及神思怡然的往昔。
等伯爵再把眼睛睁开，眼前的一幕惊得他的勺子差点掉在地上。那位喜欢黄色的小女孩正站在他的桌旁，带着只有小孩和狗才有的天真而好奇的双眼打量着他。比她的突然出现更令人吃惊的是，她今天穿的衣服居然是深柠檬色。
“它们怎么没了？”她还未自我介绍，便开口问道。
“抱歉，什么怎么没了？”
她侧着头，冲着他的脸又打量了一番。
“怎么没了，你的胡子？”
尽管伯爵同小孩打交道的经验不多，但自幼他就被告诫，小孩不应该单独和陌生人接触，更不该在他用餐的时候打扰他，尤其不该问跟相貌有关的私人问题。如今的学校难道不再教育孩子们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吗？
“它们就像燕子，”伯爵答道，“一到夏天，就飞到别处去了。”
说完，他把手伸到桌上，模仿着燕子飞行的动作，以为小女孩会照着他的样子做。
可她只是点了点头，似乎对他的回答还算满意。
“夏天我也要到别的地方去住一段时间。”
伯爵微微点了点头，表示为她高兴。
“去黑海。”她补了一句。
说完，她拉过一把空椅，坐了下来。
“要不要一起吃？”他问道。
像是答复他一般，她小小的身体在椅子里前后扭了扭，让自己坐舒坦了，然后把双肘搁在桌上。她项下的金链挂着一个饰物，大概是幸运符或者小金盒之类的东西。伯爵朝女孩的家庭教师那边看了一眼，希望引起她的注意，但她显然深谙这类情形，早就不闻不问地把头埋进了书里。
女孩又像小狗一样歪起头。
“你真的是一位伯爵吗？”
“真的。”
她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那你认不认识公主呢？”
“我认识许多位公主。”
她的眼睛先是睁得更大，然后，又小了下去。
“当公主难不难？”
“很难。”
伯爵碗里的蔬菜汤才喝到一半，“主教”便端着鲽鱼片出现了，他放下新菜时换走了之前的菜碟。
“谢谢。”伯爵说。他手中还握着那把汤勺。
“当然。”
伯爵刚想张嘴问刚才点的波德莱尔酒在哪儿，“主教”却早已没影了。等伯爵回过身再面对他的客人时，她正盯着他的鱼看。
“那是什么？”她想知道。
“这个？鲽鱼片。”
“味道怎么样？”
“你不是吃过午餐了吗？”
“但我不爱吃。”
伯爵便切了一块鱼，放在旁边的小碟子上，顺着桌子推了过去。“那请尝尝我的。”
她把一整块全叉进了嘴里。
“真好吃。”这话虽不够文雅，却是事实。说完，她微微一笑，笑容里却带着些忧郁。她叹了口气，蓝色的眼睛又直直地盯着他余下的午餐。
伯爵“嗯”了一声。
他又把小碟子拿了过来，将自己的鱼分了一半到碟子里，还有同样比例的菠菜和小胡萝卜。分完，再把碟子往她面前一推。她的身体又来回扭了扭，大概是想先坐舒坦点，再开始享受接下来的这轮美食。她小心翼翼地把蔬菜拨到碟子最边上，然后用刀把她的鱼切成了四等份。她把右上角那四分之一的鱼叉到嘴里，然后开始提问。
“公主的每一天都是怎么过的呢？”
“和别的小姑娘一样。”伯爵答道。
女孩点了点头，鼓励他接着往下讲。
“每天上午她都要上法语、历史和音乐课。上完课，她可能会探望朋友，或者去公园散步。而且午餐时，她会吃掉她的蔬菜。”
“我父亲说，公主是已经被推翻的腐朽时代的化身。”
伯爵闻言，不由得吃了一惊。
“有些可能是，”他承认道，“但不是所有的都是，这点我敢保证。”
她挥了挥手里的叉子。
“别担心。我爸爸可好啦，只要是和拖拉机有关的事，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但公主的事他什么也不知道。”
伯爵做出一副松了口气的表情。
“你参加过盛装舞会吗？”她想了想继续问道。
“当然。”
“你也跳舞？”
“我的舞跳得可出名了，不把地板磨破我都停不下来。”伯爵一边说一边眼波流转。昔日圣彼得堡的名流聚会上，在这道目光所至之处，其他人热烈的交谈会戛然而止，名媛淑女们也纷纷回以凝视。
“把地板磨破？”
“嗯哼，”伯爵说，“对，我在舞会上跳过舞。”
“那你住过城堡吗？”
“在我们国家，城堡并不像童话故事里那么常见。”伯爵解释道，“但我的确去城堡赴过宴……”
女孩接受了这一答复，似乎又觉得不够理想。她蹙起眉头，又把一块四分之一大小的鱼放进嘴里，若有所思地嚼了嚼。忽然，她将身体往前凑了过来。
“你有没有决斗过？”
“决斗？”伯爵犹豫地说，“我想，我可以说是决斗过一次……”
“两个人都拿着枪，中间相隔三十二步远？”
“我那次决斗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
见客人听了他的澄清之后大失所望，他赶紧安慰道：
“但我的教父倒是当过好几次副手。”
“副手？”
“当一位绅士被人冒犯，为了捍卫名誉而要求决斗时，他和他的对手须各自指定一名副手，也就是助理。决斗的规则都是由两名副手协商决定的。”
“什么规则？”
“决斗的时间和地点，允许使用的武器等。如果是手枪，两人之间需要隔多少步远。还有，是否允许双方进行一次以上的交火。”
“你是说你的教父？他住在哪儿？”
“就在这儿，莫斯科。”
“他的那些决斗也是发生在莫斯科吗？”
“有一次是的。事实上，那场决斗就是由发生在这家酒店里的一次争吵引起的。一位是海军上将，另一位是个王子。据我猜测，他们俩一直不合。有天晚上他们在酒店大堂里狭路相逢，于是当场下了战书。”
“当场？什么地方？”
“就在礼宾接待员的服务台旁边。”
“那不就是我坐的地方吗！”
“我想是的。”
“是因为他们爱上了同一个女人吗？”
“我想那次跟女人没关系。”
女孩吃惊地看着伯爵，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
“没什么事是跟女人没关系的。”她说。
“是，你说得对。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有人觉得受到了冒犯，于是当场要求对方道歉，却遭到拒绝。于是，他取下一只手套朝对方抛过去，以要求决斗。当时，经营酒店的是一个叫科夫勒的德国人，他本人也是男爵。很多人都知道，他特意在办公室的一块镶板后藏着两把手枪，就是为了发生决斗时，他不仅能为副手提供私下磋商的场所，还能马上招来马车，决斗双方坐着马车离开时也不用为缺少武器发愁。”
“决斗是在黎明前进行的吗？”
“是在黎明前。”
“在很偏僻的地方？”
“在很偏远的地方。”
她俯身向前。
“连斯基就是在和奥涅金决斗的时候死的。”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压低了嗓音，仿佛引用普希金诗歌中的故事需格外谨慎。
“是的，”伯爵也压低了声音答道，“普希金自己也是这么死的。”
她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就在圣彼得堡，”她说，“在黑溪河边。”
“是在黑溪河边。”
小女孩已经把她的鱼吃光了。她把餐巾摘下来，放在面前的盘子上，然后点了点头，以示伯爵绝对是一位可以接受的午餐伙伴。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正欲转身离开，又停住了脚步。
“我更喜欢你没胡子的样子，”她说，“没有它，你的脸……更好看。”
说完，她有些笨拙地行了个屈膝礼，然后走到喷泉后，不见了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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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决斗(23)……
当晚，伯爵独自坐在酒店的酒吧里。他一边喝着白兰地，一边自责地回想着往事。
酒吧远离大堂，配有几张长凳，一个红木吧台，以及垒满整面墙的酒瓶。伯爵将这个美式酒吧亲切地称为“夏里亚宾(24)”，以纪念那位伟大的俄国歌剧演员。革命爆发之前，他经常光顾这里。但如今，曾经门庭若市的“夏里亚宾”冷清得宛如祈祷堂。不过，这倒也贴合伯爵今晚的心境。
是的，他顺着刚才的思路想，无论哪种人类活动，只要用正宗的法语讲出来，都那么动听。
“我能为您效劳吗，阁下？”
说话的是“夏里亚宾”的调酒师奥德留斯。这个立陶宛人留着金色的山羊胡，脸上永远带着笑容。奥德留斯的调酒技术算得上炉火纯青。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刚落座，他就立刻过来倚在吧台上，倾过身来问你想喝什么。你杯里的酒刚喝完，他会立刻替你满上。可眼下，伯爵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问需不需要帮忙。
“您的外套。”调酒师解释说。
刚才把胳膊往外套袖筒里伸的时候，伯爵的确感觉自己的动作有些不大利落。事实上，他丝毫想不起来自己是什么时候把外套脱下来的。和平时一样，今天伯爵六点就到了“夏里亚宾”。他一直恪守晚餐前只喝一杯开胃酒的习惯。可他突然又想起，今天午餐的时候，直到他吃完点的食物，那瓶波德莱尔葡萄酒也没露面。所以，伯爵便允许自己要了第二杯杜本内，随后又是两小杯白兰地，接下来他就只记得……只记得……
“什么时间了，奥德留斯？”
“十点，阁下。”
“十点！”
奥德留斯疾步绕到吧台另一边。他扶住伯爵，帮他把身体从凳子上移了下来，又引着伯爵从大堂穿过（其实没这必要）。这时，伯爵将自己的心里话一股脑全向他“倒”了出来。
“你知道吗，奥德留斯？决斗是十八世纪初由俄国的军官发明的。当时，他们对它是如此热衷，以至于沙皇不得不专门为此下达一纸禁令，因为他担心他的军队很快就会被决斗折腾得一个不剩。”
“这我还真不知道，阁下。”调酒师笑着答道。
“嗯，是真的。决斗不仅在《奥涅金》里是很重要的情节，在《战争与和平》《父与子》和《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也总在关键的时刻出现。看来，即使是握有生花妙笔的俄国文学巨匠们，也想不出比两个中心人物相隔三十二步远，并用手枪来了断恩怨更妙的故事情节了。”
“我知道。我们已经到了。我帮您按五楼，可以吗？”
伯爵这才发现自己正站在电梯门口。他惊讶地看着调酒师。
“可是，奥德留斯，我这辈子从没坐过电梯！”
伯爵在调酒师的肩膀上轻轻拍了拍，然后开始沿着楼梯往上走。刚到二楼楼梯口，他便找个台阶坐了下来。
“为什么我们俄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热衷决斗呢？”他冲着楼梯间一本正经地问道。
毫无疑问，有些人肯定会武断地将决斗贬作野蛮的派生物。鉴于俄罗斯漫长而残酷的冬季、频繁的饥荒以及缺失的公正等，贵族们在解决争端时会很自然地诉诸暴力。但伯爵认为，决斗在俄罗斯士绅之间如此盛行是因为他们极其看重自己的荣誉和尊严。
的确，为了确保参与者的隐私，决斗按照惯例会在黎明时分的荒郊野外进行。可他们果真都会在垃圾场或者废料堆之类的地方决斗吗？当然不是！决斗会在四周是桦树林的空地上进行，彼时天上还纷纷扬扬地飘着雪花；或者在弯弯曲曲的小溪边；也可能会在谁家庄园的最边上挑一僻静之处，在微风的吹拂下，花儿从枝头轻轻摇落……也就是说，他们决斗的地方大都景色宜人，就像人们在歌剧第二幕里所看到的那样。
在俄国，只要场面华丽，声势浩大，任何事都不愁没有追随者。其实，这些年来，决斗地点的风景越变越美，手枪的制作工艺越发精湛，使得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更易因一些琐碎至极的事而选择决斗，来捍卫自己的荣誉。所以最开始时，决斗只用来应对极端严重的冒犯行为，比如出卖、叛变、通奸之类；而到了一九〇〇年，它已变得极不理性，人们甚至会因为帽子没戴正，或盯着对方看的时间过长，或书信中逗号的位置摆得不当而进行决斗。
按照通常的决斗规矩，冒犯者和被冒犯者在开枪互射之前所迈出的步数，应该与所牵涉的侮辱和冒犯的严重程度成反比。也就是说，最可恶、最公然的侮辱应该由双方隔着最近的距离，走最少的步数来做了断，这样才能确保二人之中有一个无法活着离开。好啊，如果是这样，伯爵总结道，在这个新的时代，决斗双方恐怕隔一万步都不够。事实上，下罢战书，指派完副手，选好武器后，冒犯者便应该登上开往美国的轮船，而被冒犯者则应登上去日本的船，到达目的地之后，两人再穿上他们最漂亮的大衣，走下踏板，来到码头上，开始射击。
唔……
五天后，伯爵收到了新认识的尼娜·库利科娃发给他的邀请。她请他一起喝茶。时间是下午三点，地方在酒店一楼西北角的咖啡厅。伯爵提前一刻钟就到了，并要了一张靠近窗口的双人桌。三点过五分，他的那位穿得像水仙花似的女主人来了：浅黄色的裙子，配着一条深黄色的腰带。伯爵起身，帮她把椅子抽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