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25)。”她说。
“不客气(26)。”
然后，侍者被招了过来。他们叫了一份俄式茶饮。此时，外面的剧院广场上阴云密布，他们就随口聊起了今天究竟会不会下雨。等到茶已经倒好，茶点也摆到了桌上，尼娜便换上了一副颇为严肃的表情。该谈正事了。
换了别人，可能会觉得这转变有些突兀，或者时机不太合适，伯爵则不然。他觉得尽早结束寒暄，迅速进入正题完全符合喝茶的礼数，甚至是这种场合必不可少的。
毕竟，伯爵每一次同别人喝茶都是按照这种形式进行的。无论见面地点是俯瞰着丰坦卡运河的客厅，还是公共花园的茶楼，反正在第一块茶点入口之前，这场约会的目的就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了桌上。事实上，几句寒暄一过，那位经验老到的女主人通常只用一个字便足以表明她要切换话题了。
对伯爵的祖母来说，那个字一直都是“喂”。比方说，“喂，亚历山大，我听说了一些很让我痛心的事，是关于你的，我的孩子……”而对常年受心脏疾病折磨的波利亚科娃公主来说则是一声“哦”。比如说，“哦，亚历山大。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但对年轻的尼娜来说，那个字眼很显然是“唔”。比如，“你说得太对了，亚历山大·伊里奇。要是今天下午下雨的话，那丁香花就一朵不剩了。唔……”
不用说，尼娜的腔调一变，伯爵便有了准备。他把两只小臂往大腿上一搁，身体呈七十度角前倾。他脸上保持着严肃又淡然的表情，这样，一旦需要，他便能立刻表现出同情、关心或者愤慨等诸多表情。
“您能不能跟我讲讲当公主都有些什么规矩？”尼娜继续说，“我会非常感激的。”
“规矩？”
“对。规矩。”
“可是，尼娜，”伯爵笑着说，“当公主可不是玩游戏。”
尼娜盯着伯爵，脸上充满了耐心。
“我敢说您肯定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公主该是什么样子的。”
“哦，是吗？我懂了。”
伯爵往椅背上一靠，把女主人的问题仔细想了一想。
“嗯，”过了片刻，他说道，“我们先把人文科学撇在一边，以后再讲。我觉得当公主的规矩从培养好的礼貌和习惯开始。为达这个目的，她要学会在社会上应该如何行事；还要学习言谈、餐桌礼仪、仪表风度等方面的准则。”
伯爵每报出一项，尼娜都点头表示赞同。可听到最后那一项，她抬起头，目光变得机警起来。
“仪表风度？仪表也属于礼貌吗？”
“当然，”伯爵答道，尽管他有点犹豫，“是的。萎靡不振的仪表反映出一个人在某些方面的懒惰和颓废，以及对他人缺乏兴趣。而腰背挺得笔直的姿势则说明一个人十分沉着冷静，且信守诺言。这两种品格都与公主的身份十分相称。”
尼娜很显然是受了刚才这番话的影响，她的腰挺得更直了。
“继续。”
伯爵想了一想。
“公主从小就要接受尊重长辈的教育。”
尼娜朝伯爵鞠了一躬表示尊敬。他咳了一声。
“我说的不是我自己，尼娜。我差不多和你一样年轻呢。‘长辈’指的是那些头发都白了的人。”
尼娜点了点头，表示听懂了。
“你说的是大公和他们的夫人。”
“嗯，是。他们当然也是。可我指的是所有的长辈，不管他们是什么社会阶层，商店老板、挤奶女工、铁匠，还是农民。”
尼娜的想法马上从她的面部表情里流露出来。她的眉头紧皱。伯爵接着解释道：
“新的一代应该对上一辈所有人表示某种程度上的感谢。我们的长辈，曾经开垦荒地、浴血奋战，是他们推动了艺术和科学的进步，为我们做出过牺牲。所以，无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多么卑微，就凭他们做过的这些努力，也理当赢得我们的感谢和尊重。”
尼娜似乎仍不服气。伯爵想了想怎样才能把他的观点表达得更为妥帖。说来也巧，这时候，咖啡馆的大窗户外已经有人支起了雨伞。
“举个例子吧。”他说。
他给她讲起了戈利岑公主和库德洛沃的丑老太婆的故事：
那是在圣彼得堡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伯爵说，年轻的戈利岑公主正前往图申的府邸参加一年一度的盛装舞会。马车经过罗蒙诺索夫桥时，她无意中发现桥上有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已经被雨浇得腰也弯了，背也驼了。公主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吩咐司机停下马车，将那个不幸的老人请进车来。老太太双眼已几乎失明。在仆人的帮助下进到车厢之后，她向公主连声道谢。公主自然而然地以为，她捎上的这位乘客一定就住在附近。毕竟，在这样的夜晚，一个又老又瞎的老太太能独自在外头溜达多远呢？可当公主问她要去哪儿时，老太太却答道，她要去看她的儿子，他是个铁匠，住在离这儿七英里(27)远的库德洛沃！
而此刻，图申一家正热切地期待她的光临。不出一两分钟，她的马车便会从图申府门前经过。那里上上下下早已装点得灯火通明，每一级台阶上都有仆从在等候。所以，即使公主礼貌地说声抱歉，然后下了车，并吩咐车夫将老太太送到库德洛沃去，也绝对合乎情理。然而实际上，当马车快到图申家时，司机把速度降了下来，并朝公主望了过去，看她有何吩咐。
讲到这儿，伯爵停下来卖了个关子。
“啊，”尼娜问道，“她怎么决定的呢？”
“她吩咐他继续开，”伯爵的笑容里带着一丝得意，“等他们到了库德洛沃，铁匠全家人都围到马车四周。老太太邀请公主到家里去喝茶。听见此言，铁匠不禁打了个寒噤，车夫倒吸了口冷气，旁边的男仆听了则差点晕倒在地。可戈利岑公主却欣然接受了老太太的邀请——图申家的舞会也因此没有去成。”
故事讲完了，伯爵端起自己那杯茶，把头略微点了一点，然后喝了起来。
尼娜仍若有所盼地在看着他。
“后来呢？”
伯爵把杯子搁回碟子上。
“后来什么？”
“她嫁给铁匠的儿子了？”
“嫁给铁匠的儿子！天哪，当然不会。喝完茶，她就上马车，回家了。”
尼娜又翻来覆去琢磨了一番。显然，她认为公主嫁给铁匠的儿子，这样的结尾更好。但尽管这个故事存在不足，她还是点头承认伯爵讲得不错。
伯爵没告诉她这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圣彼得堡传说的真正结局，因为他不想破坏这个讲得颇为成功的故事。戈利岑公主乘坐的那辆蓝色马车在莫斯科无人不识，当它在图申伯爵的门前先是放慢了速度然后又加速疾驰而去的时候，伯爵夫人正在大门前的柱廊下招呼到来的客人。此事在戈利岑和图申两个家族之间造成的裂痕经过整整三代人的努力才得以修补。革命的爆发倒是帮他们将这段恩怨做了个了断。
“这么做才配叫公主。”尼娜承认。
“没错。”伯爵说。
说完，他把盛茶点的碟子递过去。尼娜取了两块，一块放在她的碟子上，一块塞进了她嘴里。
伯爵本没有当面指斥别人缺乏礼貌的习惯，但可能是因为刚才讲的故事听众的反响太好，让他有点飘飘然，所以他不禁笑着指了出来：
“还有一个例子。”
“什么例子？”
“问别人要点心吃时，应该说‘请’，别人给了点心后，应该说‘谢谢’。这些都是公主从小就要受的教育。”
尼娜闻言，似乎吃了一惊，可马上又露出一副不服气的神色。
“如果点心是公主管别人要的，那她当然应该说‘请’，这我认为合理；可如果点心是别人主动给她的，她还得说‘谢谢’，这我就不懂了。”
“礼貌不是糖果，尼娜。你不能光挑那些让你中意的，更不能把咬过一半的再搁回盒子。”
尼娜仔细地盯着伯爵，脸上带着一股老练的宽容。也许是想让他听得更清楚，她把语速降了下来。
“公主要茶点的时候应该说‘请’，这我认为合理，因为她在请别人给她拿茶点过来；而假如她开口要茶点，别人给了她一块，你说这时她应该说‘谢谢’，我也同意。但你刚才举的第二个例子，公主并没有开口要茶点，是别人主动递给她的。这样，我觉得公主就未必非得说‘谢谢’，因为她只不过在帮别人的忙，把别人主动给她的东西收下罢了。”
尼娜边说边将一块柠檬挞往嘴里送，像是在强调自己的观点。
“我承认你说的不无道理，”伯爵说，“但根据我这一辈子的经历，我还是想告诉你——”
尼娜伸出指头挥了挥，打断了他的话头。
“但是你还很年轻，这是刚才你自己说的。”
“对，我是。”
“那我觉得你说‘一辈子的经历’什么的，未免太早了吧。”
说得也对，伯爵暗想，今天喝的这次茶不就是个证明吗？
“我会更加注意仪表的，”尼娜边说边掸着手指上的面包渣，“而且，问别人要东西的时候，我一定会说‘请’和‘谢谢’。但假如是我根本不想要的东西，我还是不会道谢的。”
四处走走
七月十二日晚上七点，在穿过酒店大堂去博亚尔斯基餐厅的路上，伯爵发现尼娜正在一棵盆栽棕榈树的后头冲他招手。这么晚了还叫他过去，这还是头一回。“快，”他一到树后面，她便解释说，“那位先生外出吃饭去了。”
那位先生？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俩若无其事地爬上楼梯。刚刚拐上三楼，他们便碰上一位客人正拍着口袋找钥匙。正对电梯的楼梯口有一扇镶着染色玻璃的窗户，玻璃上隐约刻着一些立在浅水之中的长腿鸟儿。伯爵从这儿经过少说也有一千次了。尼娜却盯着它仔细打量起来。
“对，你说得没错，”她说，“这应该是鹤。”
等找钥匙的客人一进屋，尼娜便立刻向前冲。他们在地毯上移动步伐，飞快地从313、314和315号房门前经过。紧接着，他们来到了316号房门前。门外摆着一张小小的桌案，案上有一尊赫耳墨斯(28)的雕像。伯爵这才醒悟，他们这是在朝他从前住过的房间走！他不由得一阵晕眩。
可是等等。
我们太着急了吧。
✮
自打那晚在二楼楼梯上出过一次洋相后，伯爵就戒了从前每晚必饮的开胃酒。他怀疑酒精对他的情绪已经产生了不健康的影响。可事实是，他的情绪也并未因为圣徒般的自我节制而有所振奋。终日无所事事的他拥有大把时间。那种无聊而又倦怠的感觉，陷在泥泞之中无法自拔的可怕之感不断袭上伯爵心头，让他片刻不得安宁。
伯爵心想，才三周就觉得漫长到无法忍受，那三年下来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然而，对那些品行高尚却迷失了方向的人，命运总会为他们指点迷津。在克里特岛上，忒修斯就是靠着阿里阿德涅和她神奇的线球，才从牛头人身的怪物米诺陶诺斯的巢穴里脱险的。同样是从栖息着幽灵般暗影的洞穴中逃脱，奥德修斯靠的是泰瑞西斯，但丁则有他的维吉尔。而眼下在大都会酒店，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靠的则是一位叫尼娜·库利科娃的九岁女孩。
七月的第一个周三，伯爵正坐在大堂里为自己该干些什么而发愁。这时，尼娜刚好从旁边飞快地走过，她脸上带着颇不寻常的坚定。
“喂，我的朋友，你好。你这是要去哪儿呀？”
尼娜摆出一副行动被人干扰，被迫中断的样子。她转过身，冷静下来，挥了挥手，答道：
“四处走走……”
伯爵的眉毛微微一耸。
“上哪儿走走？”
…………
“先去娱乐室。”
“啊，原来你喜欢玩牌。”
“其实也不是……”
“那为什么要去那儿呢？”
…………
“行啦，”伯爵埋怨道，“我们俩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吗？”
尼娜闻言，忖度了一番，又左右瞅了瞅，这才放心。她解释说，那间娱乐室平时很少有人用，但每周三下午三点都有四个女人约好在那里玩惠斯特牌，从没间断过。如果在两点半之前赶到那儿，藏进柜子里，那她们玩牌过程中说的每一个字（包括大量骂人的脏话）你都能偷听到。而且，女人们离开后，你还可以享用她们剩下的饼干。
伯爵坐得笔直。
“你的时间还用来干些什么别的事吗？”
她掂量着伯爵的问题，又左右看了看。
“在这里等我，”她说，“明天下午两点。”
伯爵的培训课程就这么开始了。
伯爵在大都会酒店已经住了四年。他觉得，论对这里的了解，自己应该算是个专家。他知道酒店员工的名字，享受过他们的服务，甚至对酒店房间里的装饰风格也了然于胸。可是，尼娜一番点拨后，他才知道自己仅仅是略窥门径。
尼娜在大都会才住了十个月。而这十个月中，她也一直受到另一种形式的限制。因为她父亲只是“暂时”被安排在莫斯科工作，所以他还未在正式的学校给她办理入学。而尼娜的家庭教师又不愿走动，更愿意将责任局限在酒店范围之内，因为在酒店之内，尼娜撞上灯柱或者被电车撞的可能性毕竟是最小的。所以，尽管大都会酒店那张驰名世界的旋转门无时无刻不在转动，它却不曾为尼娜而转。生性活泼好动的尼娜便充分利用了这一条件，亲自对酒店开展侦察活动。酒店每个房间的位置和用途，以及怎样才能最好地利用这些房间，她都了如指掌。
是，伯爵的确是到酒店大堂后面的小窗口取过信，可他到分拣信件的小屋里去过吗？每天上午十点和下午两点，所有送来的信（包括封皮上盖有鲜红邮戳，附有特别指示需要“立即送达”的专函）都会被堆在那间小屋里的桌上。
是，在法蒂玛的花店倒闭之前，伯爵也曾光顾过那里，可他进入修剪鲜花的屋里了吗？花店背后有一道窄门，里面有张淡绿色的案台，所有的鲜花都得先在那里修剪好，玫瑰也都要在那里去掉刺。里面的地板上至今还散落着十年生草本植物干枯了的花瓣，它们可是配制花束不可或缺的材料。
当然去过了，伯爵替自己辩解说。在大都会酒店里，房间套着房间，门里面还有门。衣橱、洗衣房、食物贮藏间，还有总配电间！
这过程就像坐轮船出海。一位旅客在船头打了一下午的飞靶之后，换罢衣服，准备和船长共进晚餐，然后再玩几把百家乐，顺带给那位自以为是的法国人一点颜色瞧瞧。接着，他再挽着刚刚结识的女伴在璀璨的星空下悠闲地散步。他还以为，航海的乐趣不过如此。可其实，他们接触到的不过是真正的船上生活中极为有限的部分，因为他完全忽略了下层船舱的存在，而那里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也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使得这趟远航成为可能。
尼娜却从不满足于上层甲板的所见所闻。下面，里面，四周，她都去转过。住在酒店里的尼娜，并没觉得四周的墙壁在朝里面挤，而是在往外扩张。不仅是范围，连复杂的程度也都在扩展。住进来不过几周，她便把酒店附近的两个街区看了个遍。不出几个月，大半个莫斯科也将被纳入她熟悉的范围。如果她在酒店住的时间再长一点，整个俄国也不在话下。
为了给伯爵上课，尼娜很明智地选择了从酒店的最底层——地下室——开始。那里有四通八达的走廊，也有哪儿都不通的过道。她首先打开一张沉重的铁门，领着他进到锅炉房里。蒸汽如一股股巨浪从蜿蜒曲折的通气管阀门中逃逸而出。她接过伯爵递给她的手帕，小心翼翼地把锅炉上的一扇铁门打开，露出了里面夜以继日熊熊燃烧着的一炉火。在酒店里，如果有秘信或者见不得人的情书需要销毁，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合适了。
“您也收到过别人的情书吧，伯爵？”
“那当然。”
接下来是配电间。尼娜再三叮嘱伯爵，不要乱摸乱碰。其实，此举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屋里到处都是金属发出的嗡嗡声和硫黄的恶臭，就是最漫不经心的冒险家来了，也不得不赔上一万个小心。在墙上一丛杂乱的电线后面，顺着尼娜指点的方向，他看见一根操纵杆：把它往上一推，整个宴会厅便会变得一团漆黑。有了它做掩护，趁机偷些珠宝绝对易如反掌。
接下来他们先往左拐了一次，又往右拐了两次，便到了一个拥挤不堪的小屋。这屋子就像一个摆放珍奇物品的陈列柜，柜子里全是酒店的客人遗弃的物品，比如雨伞、旅游指南，还有小说，而且还是些很重的小说，客人们即使没读完，也不想把它们随行李一道再运回去了。屋子的角落里扔着两张小号的东方地毯、一盏落地灯，还有一个缎木制作的小书柜。这些物品虽然已有些年头，看上去却还跟新的一样。尤其是那个书柜，它是伯爵住在三楼套间的时候亲手扔掉的。
这时，伯爵和尼娜已经来到地下室的最里头。在往窄小的后楼梯走去的途中，他们发现了一扇浅蓝色的门。
“这里面是什么？”伯爵问道。
尼娜反常地露出了尴尬之色。
“我也没进去过。”
伯爵试着去转动门上的把手。
“嗯，怕是锁上了。”
尼娜闻言，往左右看了看。
伯爵也跟着往两边瞅了瞅。
只见她抬起双手，伸到头发底下，将戴在脖子上的那条精巧的项链解了下来。金色抛物线的最下端挂着一件饰物。伯爵第一次注意到尼娜戴的这件东西是他们在广场餐厅时。它既不是幸运符，也不是盛放装饰品的小金盒。它是一把酒店的万能钥匙！
尼娜从项链上取下钥匙，递给伯爵，把开锁的荣耀让给了他。锁眼上有个头骨形状的孔，伯爵将钥匙从孔里伸进去，然后一边轻轻转动钥匙一边仔细听着。锁的制动栓一落位，立刻传来令人欣喜的咔嗒声。门开了。往门里一看，尼娜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这里面竟是个宝库。
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紧靠着墙边，从地板一直到天花板垒着的全都是架子。架子上摆的是酒店的银器，一件件银光闪闪，仿佛今天上午刚有人擦拭过一样。
“这些是干吗用的？”她惊诧地问道。
“宴会用的。”伯爵答道。
一摞摞产自法国塞夫勒的盘子全都印上了酒店的徽章。盘子旁边立着两尺来高、带炭炉的俄式茶炊和形状类似诸神酒杯的盖碗。除了咖啡壶，还有装调味汁的瓶子等各种各样的餐饮用具。每种用具的设计都独具匠心，而且都只承担某一种特定的进食功用。尼娜从架子上拿起一件形状像小铲子的东西，那上面还安着象牙做的手柄。她在柄上一压，只见上面的两片薄刃打开来接着又合上了。她不禁惊奇地看了看伯爵。
“切芦笋的工具。”他解释道。
“宴会上真的需要专门切芦笋的工具吗？”
“乐团里真的需要有巴松管吗？”
尼娜轻轻把它放回到架子上。这时，伯爵心里却在想这些器具为他提供过多少次服务，以及他曾经用这些盘子进过多少次餐。圣彼得堡二百年的庆典就是在大都会酒店的宴会厅举行的，还有普希金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以及双陆棋俱乐部的年度晚宴，还有在博亚尔斯基隔壁的两间专用餐厅——黄厅和红厅——举行的私人聚会。在其鼎盛时期，这些非公开的餐室成了达官贵人宣泄情感的绝佳场所。如果有谁藏在他们的餐桌底下偷听一个月，那无论是莫斯科城里的破产和婚嫁，还是来年即将要爆发的战争，没什么是他不知道的。
伯爵的目光在架上游走了一圈，然后似乎有些不解地摇了摇头。
“那些布尔什维克人应该也发现了这个意外的收获。可我在想，他们为什么没把它们都运走呢？”
尼娜用她孩子般清晰的判断答道：
“也许，他们需要它们留在这儿。”
对，伯爵心想。是这样。
因为不管代表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在对特权阶级的斗争中取得了何等决定性的胜利，很快他们自己也得举办宴会不是？他们的宴会也许没有旧俄的罗曼诺夫王朝那么多（没有秋季舞会，也没有六十周年纪念），可他们总得庆祝些什么吧，比如说，《资本论》发表一百周年，或者列宁蓄络腮胡子二十五周年等。他们也需要草拟宾客名单，经过审定删减之后，再把邀请函印出来，再递送出去。等到宴会那天，宾客们全都来了，也得在餐桌旁围上整整一圈。当新上台的政治家想再多要几根芦笋时，他们也得冲着那些忙得脚不着地的服务员频频点头示意。
因为奢华是一种极其顽固，也极其狡诈的力量。
当皇帝被人从御阶上拖下来扔到大街上，奢华会谦卑地低下它的头。然而，经过长期的隐忍，它又会替新上台的领袖披上华丽的外衣，赞美他高贵的外表，并建议他多佩戴几枚勋章。在服侍他享用过丰盛的晚餐之后，它又会开始盘算，对担当着如此重任的人来说，一张更高的椅子也许更为合适。由平民百姓组成的士兵能用胜利的烈火将旧政权的旗帜烧得干干净净，号角很快便会重新吹响，奢华又会在权力宝座一旁重新就位。它对历史和君主们的统驭又将重新奠定。
尼娜用手抚摸着那些五花八门的器具，眼里充满了钦羡和惊叹。忽然，她的动作停了下来。
“那是什么？”
在架子上的一只烛台后面，立着一个高三英寸左右的银质女性模型。她穿着带箍的撑裙，头上是玛丽·安托瓦内特(29)高耸的发型。
“这是只传唤器。”伯爵说。
“传唤器？”
“用来摆在餐桌上女主人的旁边。”
伯爵拈着那位小妇人鼓起的裙子，把传唤器拿了起来，然后来回晃了晃。小妇人的裙子底下便传出一阵悦耳的音乐声（高音C）。而这乐声一起，就意味着一顿有上千道菜的大餐结束了，前前后后端上来的五万只盘子可以从桌上撤下去了。
在接下来的数天里，尼娜极其系统地展示了她的全部课程。她领着她的学生去了一个又一个房间。一开始，伯爵还以为他们的课堂仅限于酒店底层的那些用于维修和服务的楼层。可把地下室、邮件室、配电室和底层所有的犄角旮旯都转遍之后，他们在某一天下午沿着楼梯爬到了客房所在的楼层。
不可否认，如此窥探别人的房间的确于礼不合，可尼娜光顾那些房间并不是为了行窃，也不是出于偷窥的嗜好，而是为了去那里看风景。
大都会酒店的每间客房都拥有与其他房间截然不同的视野，不仅会因为楼层的高度和方向的不同有区别，而且会因季节和一天中时间的变化而异。所以，如果你想看苏维埃军队在十一月七日的红场阅兵式(30)上是怎样迈步挺进的，那你不用走太远，待在322房间就行。可如果你想往街上毫无防备的行人头上扔个雪球，那405房间最合适，因为那间屋里的窗台往外伸出去最远。俯瞰着酒店背后那条小巷的244号房间虽然狭小，可也自有其魅力：因为从那里你可以把身子探出窗外，探出去够远的话，你便能看见厨房门前叫卖水果的摊贩，偶尔还能接到他们从下面抛给你的苹果。
但如果你想看的是夏夜里来莫斯科大剧院观看演出的宾客，那么最佳的位置就是317号房间里靠西北的那扇窗户。这是毫无疑问的。还有……
七月十二日早上七点，伯爵来到了大堂，尼娜一见他，便冲他打了个手势。两分钟后，他随她一起上了楼梯，又跟着她从313、314和315号房间前走过，一直来到他以前住过的那间房间的门口。尼娜把钥匙插进去一拧，便溜进门去。伯爵也跟了进来，只不过他明显有一种不祥之感。
伯爵往四下扫了一眼，立刻感到屋里的每个角落带来的熟悉感。铺着红色软垫的沙发和座椅都还在，从艾德豪尔山庄运来的那架落地大摆钟和中国的大瓮也依然如故。法式咖啡桌（用来替代他祖母的那张）上有一份叠着的《真理报》，一套纯银茶具，还有一杯没喝完的茶。
“快。”她穿过房间朝西北角的窗口走去，同时冲伯爵招呼了一声。
隔着剧院广场，对面的莫斯科大剧院从门廊到三角墙都灯火通明。在如此温暖的夜晚，布尔什维克人和往常一样，穿着类似歌剧《波希米亚人》(31)里的服装，熙熙攘攘地聚集在剧院的几根大柱子之间。忽然，大堂的灯光闪了几闪，男士们纷纷用脚踩灭了香烟，然后挎住了身边女伴的胳膊。当最后几位观众也消失在剧院门后，一辆出租车“嘎”的一声急停在街边，车门猛地一开，一位浑身穿红的女人从里面钻了出来。她一手揽住裙子的下摆，一面忙不迭地顺着楼梯往上走去。
看到这里，尼娜的身体不由得往前倾。她双手合成杯子的形状，贴在窗玻璃上，眯起眼睛看得分外起劲。
“如果在那里的是我，站在这儿的是她，那该多好啊。”她叹了口气。
可不是吗？伯爵心想，换谁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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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伯爵独自在他的床上坐着，脑海中仍然萦绕着白天参观旧居的情景。
让他念念不忘的既不是门边那架依旧在嘀嗒走时的祖传落地钟，也不是房间里富丽堂皇的设计，甚至不是西北角窗口那绝妙的风景。让他难以释怀的是桌上报纸旁边的那套茶具。
那一幕平凡的场景，从某种程度上恰恰折射出这些天来伯爵的心事。只需看一眼伯爵便对那个场景的各方面了然于胸。那套房间如今的主人一定是外出办事了，下午四点才回到房间。他脱下外套，往椅背上一挂，然后叫了壶茶，顺便还要了份下午的报纸。然后，他便稳稳当当地在沙发上坐下来，颇有情调地打发着时间，直到该换衣服出去吃晚餐。换句话说，伯爵在317房间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桌下午茶，而且是一位身心自由的绅士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缩影。
想到这儿，伯爵不禁把自己的新居（如今分配给他的那一百平方英尺地盘）又仔细打量了一遍。今天，它似乎出奇地狭窄。床边挤着一张茶几，茶几旁边又挤着高背椅。每次他想打开衣柜，都先得把高背椅推开。简单地说，这里可没那么多地方让他能有情调地打发时间。
伯爵近乎绝望地凝视着自己的四周，忽然，他脑海里响起了一个声音。那声音只有他自己说话声的一半大。它在提醒他：在大都会酒店，房间套着房间，门里面还有门……
想到这儿，伯爵从床上站了起来。他绕过祖母的咖啡桌，将高背椅推到了一边，然后站在了比电话亭大不了多少的衣橱面前。沿着衣橱与墙的会合处，有一层造型优美的橡木线脚。伯爵一直觉得这处线脚的装饰有点过于夸张。有没有可能衣橱是在以前的一张旧门框的基础上增设的呢？伯爵打开衣橱的柜门，把里面的衣服拨开，伸手试着在最里头的墙板上敲了敲。听上去很薄。他伸出三根手指，在那道隔板上推了推，便感到它已略微弯曲。于是，他把里面所有的衣服都搬出来，扔到了床上。然后，他手扶着门柱，抬起脚跟往最里面的墙踹去。令人欣喜的是，里面传来东西被踹裂的声音。他把身体往后微微一仰，又踹了一脚，再一脚，直到那道隔板彻底断开。他把裂成锯齿状的碎木板拖到房间里，然后从断开的口子钻了进去。
他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又暗又窄的地方。里面有干香柏木的气味，很可能是隔壁房间衣柜里的味道。他吸了口气，转动门上的把手，门开了。他进入了那边的屋子。这间屋子跟他自己那间一样，只是这里面放的是五张闲置的床架。不知怎么的，其中两副原本靠着墙的床架倒了下来，把通向走廊的门从里面堵上了。伯爵把床架拖开，打开门，将屋里所有的东西都搬了出去。然后，他便重新布置起房间来。
首先，他让那两张高背椅和祖母留下的咖啡桌重新团聚在了一起。然后，他沿着塔楼的楼梯下到地下室，分三趟从那个装杂物的柜子里搬回来三样东西：一张他以前扔掉的地毯，一盏落地灯，还有一个小书柜。接着，他又一步并作两步地往地下室跑了最后一趟，把那十本被他扔掉的大部头小说给搬了回来。待新书房布置完毕，他又到走廊那头，找房顶修理工借来了一把锤子和五颗钉子。
伯爵上一次使用锤子还是在孩提时代。那是初春的几个星期，他在艾德豪尔山庄帮助年迈的看门人吉洪修栅栏。锤子往下一挥，恰好砸在钉子头上，清脆的撞击声在清晨的天空中回荡。钉子穿过厚厚的木板，深深揳进栅栏的木桩里。那感觉真好。可其实是，伯爵抡出的第一锤结结实实地砸在了他自己的拇指上（你可别忘了，锤子砸在自己的拇指上可是件相当痛苦的事，你少不了会踮着脚上蹿下跳好一阵，任你连呼“上帝”也无济于事）。
对勇敢者，命运总是青眼有加。所以，尽管第二锤只是擦到钉子头，可到第三锤伯爵便能敲准了。等到开始敲第二颗钉子时，他便已经完全找到放钉子、挥锤以及下砸的节奏。而那种古老的节奏在四对舞曲，在六音步诗格，或者在渥伦斯基的马术挎包里是找不到的！
简单地说，不出半小时，四颗钉子便都已从门棱砸进了门框。从现在开始，谁想进伯爵的这个新房间，必须从伯爵挂在壁橱里的衣服中间钻过去才行。而那第五颗钉子，他钉在了书架上方的墙上，用来挂他妹妹的画像。
活儿干完了。伯爵选了一张高背椅坐下，他有种奇妙的幸福感。伯爵原来的卧室与现在这间临时拼凑成的书房几乎一模一样大，可它们对他心情的影响却截然不同。诚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同来源于两个房间在布置上的差异。隔壁屋里摆的是床、写字台和桌子——全是生活必需品，而书房里却有书，有那口被称为“大使”的皮箱，还有海伦娜的画像——全都是精神必需品。然而，二者的不同更大程度上来源于它们不同的来历。因为，存在于他人的统治、威权和意志之下的房间看上去一定比它本身更小，而对一个秘密存在着的房间来说，无论它的面积是多少，你把它想象得有多大，它就能有多大。
想到这儿，伯爵从椅子里站起身来。他从刚从地下室搬回来的十部小说中挑了一本最厚的拿了起来。诚然，读一本已经看过的小说不能算作新的尝试。可非得是新的不可吗？难道就因为一本小说他已读过两遍或者三遍，你就可以指责他念旧，他懒，或者他在浪费时间吗？
伯爵在椅子上重新坐下。他把一只脚搭在咖啡桌边，身体往后一仰，直到他坐的椅子仅凭两条后腿取得了平衡。然后，他便从书中的第一句话开始读了起来：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太精彩了。”伯爵说道。
集会
“哎呀，一起去吧。”
“还是不去了。”
“别这么死板嘛。”
“不是死板。”
“你这么肯定？”
“从这个词的定义就知道，没有谁能打包票说自己绝对不死板。”
“就是嘛。”
就这样，尼娜终于说动伯爵加入了她最喜欢的活动：躲在阳台上偷看宴会厅。伯爵不愿和尼娜同去的原因有二。首先，宴会厅的阳台极其狭窄，而且尘土飞扬。为了不被人发现，你得躬腰驼背地在栏杆后面趴着。这姿势对身高超过六英尺的成年男人来说实在难受（上次伯爵陪尼娜去过一趟阳台，不仅蹲到裤缝开裂，而且过了整整三天，他脖子上的疼痛才消下去）。其次，几乎可以确定今天下午的宴会厅又要进行一场大型集会。
今年入夏以来，在酒店举行的集会越来越频繁。大堂里时不时就会进来一群人，横冲直撞地边走边指手画脚，有时还会停下脚步，激动地讨论些什么。进入宴会厅之后，他们肩并肩地和他们的兄弟兼同志站到一起，每个人都会拈起一根香烟使劲嘬起来。
在伯爵的印象中，布尔什维克人随时随地都可以以各种形式或者出于各种目的进行集会。在短短一周里，他们要开的会可能会包括委员会，决策委员会，讨论会，代表大会和全体大会；他们聚在一起，制定规章，拟订计划或者收集意见。可其实就是给那些古已有之的弊端和积习安上一个最新潮的名字。
如果说伯爵对偷看这些集会的确不感兴趣，那并不是因为他讨厌集会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倾向。即使辩论双方换成西塞罗与喀提林(32)，或者是哈姆雷特和他自己，他也不会趴在栏杆下面去偷看。不，这跟意识形态无关。简而言之，伯爵不过是觉得所有跟政治相关的讨论，不管是哪种信仰，都太枯燥乏味了。
可话又说回来，这不正是一个头脑死板的人说的话吗？
不用说，伯爵最终还是跟尼娜一起上了通往二楼的楼梯。他们绕开了博亚尔斯基餐厅的入口，确信没人发现他们，这才用尼娜的钥匙打开了那扇没有任何标志的通往阳台的门。
阳台下方，一百多人的座位都已坐满，余下的一百来人挤在座位之间的过道里。台上摆着一张长木桌，桌后坐着三位令人敬畏的人物。看来，参加集会的人已经到齐了。
今天是八月的第二天，加之这里刚刚举行过两场集会，此刻宴会厅里已达到了32℃的高温。尼娜手膝并用地撑在地上，在栏杆后面蹲了下来。伯爵也照她的样子弯下身去，瞬间他裤子后面的线缝又开裂了。
“糟了(33)！”他咕哝了一声。
“嘘。”尼娜说道。
上次和尼娜一起躲到阳台上偷听的时候，伯爵对这间宴会厅的巨大变化深感震惊。因为不到十年前，莫斯科所有的社会名流都还穿着他们最华丽的服装，在巨大的枝形吊灯下跳着玛祖卡舞，抑或为沙皇的健康举杯庆祝。可偷看完两场集会之后，伯爵却得出了一个更加令人惊讶的结论：尽管爆发过一场革命，这间大厅其实并没怎么变。
比如说，此刻有两位年轻人刚进来，看样子正跃跃欲试地想加入辩论。然而，这二位并未理会身旁的任何一个人，而是横穿整个大厅，一直来到坐在墙边的一位老者跟前，向他致意。这位老者很可能亲历了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或曾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写过传单，或曾在一八五二年跟马克思参加过同一场晚宴。不管是靠什么爬上这个显位的，总之这位老革命颇为自信地点了点头，坦然接受了两位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小伙子对他的敬意。整个过程中，他一直在椅子里坐着，而那把椅子正是沙皇的公主安娜波娃在每年复活节盛装舞会上接见尽责的年轻王子们时坐的。
还有那位看上去颇为顺眼的家伙。他在大厅里走来走去，跟这个握握手，拍拍那个的肩膀，做派跟特列亚科夫王子如出一辙。在大厅的各个角落都表演了一番之后——在这边严肃地聊上几句，再到那边开上几句玩笑——他总算要“暂时”告退了。其实只要一出大门，他就不会再回来。因为他已经成功地让宴会厅里的每个人都注意到了他的存在，现在他就要赶赴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会场，而这个会场是在阿尔巴特区一间温馨舒适的小屋里。
当晚的议题行将结束之际，少不了会有一个像备受沙皇宠信的拉德延科上校一样的年轻少壮派，在众目睽睽之下大模大样地闯进会场。据说，这一位眼下正是列宁跟前的红人。他在众人面前不遗余力地炫耀着他的权势和忙碌，可对最起码的礼节他却漠然视之，全然不放在心上。
诚然，如今的宴会大厅里穿粗布衣服的比穿开司米羊绒的要多，穿灰暗色调的也多过穿金色的。可难道在衣服肘部缝一块衬垫与在肩膀上缀一块肩章就真的有那么大的区别吗？如今那些样式普通的帽子，难道不是和以前的双角帽和高筒军帽一样，都是戴在头上用来表明一种特殊身份的吗？还有，就拿坐在台上手握着木槌的那位官员来说吧。他绝对买得起量身定做的西装和笔挺的西裤。但他就是要穿得如此褴褛不堪，因为他要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工人阶级。
会议秘书长突然操起木槌在桌上急促地敲了几下。他宣布，全俄铁路工人总工会莫斯科分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现在开会。所有的门都关上了，座位上也都坐满了人。尼娜屏住了呼吸。会议开始了。
前十五分钟里，就有六项管理事宜被提了出来，而且都迅速达成了决议，并交付实施。这让你不禁感到欣慰，兴许这场会议能在你的腰背坚持不下去之前便宣告结束。可谁知道接下来讨论的议题却备受争议。这是一份修订工会章程的提案，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要修改章程第二段中的第七句话。此刻，秘书长正在宣读那句话的原文。
坦白说，这句话的确有些磅礴的气势：它与逗号极尽温柔旖旎之能事，却将句号抛诸脑后，久久不予理睬。因为它的目的显然是要将该工会所有的美德当仁不让地概括一遍，它们包括却不仅限于：毫不动摇的肩膀，不屈不挠的步伐，夏日铿锵而有力的敲锤声，冬季铲煤时的加倍辛勤，深夜给人们带来希望的汽笛声。然而在这个深刻得令人刮目相看的句子的结尾，却有这样一个结论：通过他们不知疲倦的辛勤劳动和努力，俄国的铁路工人们“为各省之间的交流和贸易提供了便利”。
前面的声势造得那么大，最后却落了一个如此的结论，这未免有些虎头蛇尾，伯爵暗想。
然而，与会者之所以反对这句话并不是因为它整体上缺乏热忱和活力，而是对“提供便利”这几个字不太认可。具体来说，有人认为“提供便利”这句话里的动词太过温柔、拘谨，完全未能体现出大厅里这些人真正的劳动价值。
“我们干的活儿可不像替女人披件衣服那么简单！”后排有人大嚷了一嗓子。
“或者帮她们涂指甲！”
“说得好，说得好！”
好吧，这话也在理。
可究竟采用哪个动词才能更好地描述工会所从事的工作呢？同样，用哪个动词才能体现出工程师真正的劳动价值呢？还有那些不知疲倦地时刻保持着警惕的司闸员？以及靠着一身结实的肌肉卖苦力的铺轨工人？
诸多建议从会场的各个角落被递了上来：
促进。
推动。
赋权。
大家就每一个替代词的优缺点都热烈讨论了一番。概括起来，有三类意见：修辞问题，感染力，还有从后排发出的不满的嘘声。这三者中间又夹杂着木槌敲击桌子的声音。而与此同时，阳台上的气温已升到了近36℃。
当伯爵觉得这场讨论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骚乱时，坐在第十排的一个似乎有些腼腆的小伙子建议，也许应该用“推动”或者“确保”来代替“提供便利”。他解释说（虽然他的脸已经红得像覆盆子），这两个词不仅把铺设铁轨和驾驶机车等工作都囊括了进去，还包含了日常的系统维护和维修。
“对，就是它了。”
“铺轨、操作和维护。”
“推动和确保。”
会场的每一个角落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看来，这小伙子的建议很快就能得到信任并通过，就像驰骋在西伯利亚大草原上的工会火车。可就在它即将抵达终点之际，会场的第二排站起了一个骨瘦如柴的家伙。那人十分瘦弱，以至于看见他你首先想问的是：他这样的人怎么也能在工会谋到一个职位？确定已将全场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之后，这位办公室的后勤职员或者会计、全俄罗斯的“明星记账员”，用一种与“提供便利”这个词同样冷淡而古板的调子说道：“诗的语言必须简洁，如果用一个词就足够达义的话，我们就没必要用两个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