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什么意思？”
“他在说什么？”
好几个人不由得站起身，想揪住他的领子，把他从大厅里拽出去。可没等他们的手挨到他，第五排一个身材魁梧的家伙连身都没起，坐着回呛了一句：
“恕我直言，诗当然要简洁，但普天之下的所有物种里，雄性不都有雌性和它相配吗？照你的意思，有一个性别就够了？”
大厅里顿时掌声雷动！
就这样，大家用举手赞成外加一起跺脚的方式通过了这项用“推动”和“确保”来代替“提供便利”一词的决议。与此同时，在外面的阳台上，伯爵也不得不承认，政治讨论似乎也不全是那么枯燥乏味。
会议结束后，伯爵和尼娜从阳台上下来，回到走廊里。伯爵的感觉还不错。他很高兴，因为会场上那些向权力致敬的人，那些互相拍着肩膀寒暄的人，那些大模大样姗姗来迟的人，无一不让他觉得和过去竟如此相似。而且，他自己也想出了许多有趣的能够替代“允许”和“确保”的词语，比如说“衬托”“推动”或者“撞击”“冲击”等，不一而足。尼娜问他今天这场辩论如何，他原想回答说：很有莎士比亚戏剧的风格。莎士比亚的风格，也就是说，它像极了《无事生非》中的道格勃里(34)。无事生非，一点没错。伯爵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也是他运气不错，还没等他把话说出口，尼娜就已经谈起自己的感受来。在问完他感觉如何之后，她根本没耐心听他说完他的真实想法。
“真的很精彩，很棒，不是吗？你坐过火车吗？”
“火车是我外出旅行时的首选交通工具。”伯爵说。尼娜的这个问题把他吓了一跳。
她饶有兴趣地点了点头。
“我也是。坐火车旅行的时候，你有没有看着一路的风景从窗外接连不断地掠过呢？你有没有和同行的旅客交谈，有没有在车轮的滚动声中昏昏入睡呢？”
“这些我都经历过。”
“对啊。但你有没有，哪怕很短的时间，想过那些煤是怎么到火车的内燃机里去的？当火车穿过森林，或者是爬上陡坡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那里的铁轨是从何而来的呢？”
伯爵顿了一顿。他在想，在回忆。然后坦承道：
“没想过。”
她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这难道不令人惊讶吗？”
在这种情况下，谁能不认同她的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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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钟后，伯爵敲响了娇羞可爱的玛丽娜的办公室。他手里拿着一份折叠起来的报纸，挡在裤子后面。
在伯爵的记忆中，不久前还有三名女裁缝在这间办公室上班。当时，她们每人跟前都摆着一台美国造的缝纫机。她们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35)似的一齐转动着缝纫机，替顾客把长袍改小，将褶边加高，给裤子放边，一步步沿袭着前辈们的命运。可自革命爆发以来，三个人全被打发走了，哑然无声的缝纫机想必也已成为人民的财产；那这间屋子呢？和法蒂玛的花店一样被闲置了。如今，人们哪还需要扔鲜花给芭蕾舞女演员或佩戴胸花呢，更别说把大袍子改小，或者给衣服加褶边了。
可到了一九二一年，面对日渐堆积的磨损的床单、破了的窗帘和撕坏的餐巾（谁都没准备换新的），酒店便将玛丽娜提拔了起来。这样，一些缝缝补补的活儿不必出酒店就能圆满地解决。
“啊，玛丽娜，”她拿着针线刚要开门，伯爵便对她说，“看见你在缝纫室里缝衣服，我真是太高兴了。”
玛丽娜看着伯爵，眼中带着不解。
“不缝衣服，我还能干吗？”
“说得不错。”伯爵说。他脸上绽出灿烂的笑容，然后来了个九十度大转身。他把手里的报纸迅速往上抬，恭敬地请她再帮帮忙。
“上周不是刚帮你补过一条裤子吗？”
“我和尼娜又去偷听别人开会了，”他解释说，“在宴会厅外面的阳台上。”
女裁缝瞅了瞅伯爵，双眼之中半是惊愕，半是怀疑。
“你如果打算和九岁的小女孩一起到处爬来爬去，那干吗非得穿这样的裤子去呢？”
听到女裁缝的语气，伯爵不禁一怔。
“早上起来穿衣服的时候，我本没打算到处乱爬的。可不管怎么样，你要知道，我这些裤子都是在萨维尔街(36)专门定做的。”
“对，是为了在起居室里闲坐，或者在客厅里画画而专门定做的。”
“可我从没在客厅里画过画。”
“那就对了，因为你很有可能会把墨水弄得满地都是。”
今天的玛丽娜似乎既不娇羞也不可爱。伯爵见状，便作势要冲她深深鞠上一躬。
“哎呀，行了行了，”她说，“到屏风后头去，把裤子脱下来。”
伯爵立刻闭嘴。他走到屏风后头，身上脱得只剩短裤，然后把长裤递给玛丽娜。屋里安静下来，可在那寂静中，伯爵似乎能感觉到她找出线轴，轻轻舔湿线头，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线从针眼里穿过去的样子。
“喂，”她说，“那你干脆跟我说说，你们在阳台上干吗呢？”
就这样，玛丽娜一边给他缝裤子（和铺设铁轨一样，这也是劳动的一个缩影），一边听他讲会场上的情形，以及他的各种感受。他几乎是满怀怅惘地说，他看到的是棘手的社会传统以及人类太把自己当回事的恶习，而尼娜却对会场上生龙活虎的干劲和高昂的斗志颇为着迷。
“那有什么不好？”
“我觉得没什么不好。”伯爵也承认，“只不过，就在几周前，她还特意约我一起喝茶，还跟我打听当公主要遵守什么规矩。”
玛丽娜一边摇头一边把伯爵的裤子从屏风上递过去，她似乎觉得有必要把下面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告诉眼前这个极其幼稚的人。
“所有的小女孩长大之后，都不会再对公主之类的事情感兴趣了，”她说，“事实上，当她们对公主已经不再感兴趣的时候，有些小男孩对满世界乱爬的兴趣还浓着呢。”
伯爵一边走出门，一边冲玛丽娜挥手道谢，却一不留神撞到了站在门外的酒店服务员身上。
“请原谅，罗斯托夫伯爵！”
“没关系，彼佳。不用道歉。是我自己的错，我知道。”
可怜的小伙子吃惊地睁大双眼，他甚至没意识到自己头上的帽子被撞掉了。伯爵从地上捡起帽子，将它重新戴在服务员的头上，并对他说了声“祝你工作顺利”，便转身要走。
“但我的工作还与您有关。”
“和我有关？”
“是哈利茨基先生。他有事找您。在他办公室。”
难怪小伙子惊讶得把眼睛睁那么大。不仅仅因为哈利茨基先生从没叫过伯爵去他办公室，还因为伯爵在大都会酒店的这四年中，总共也就见过这位酒店总经理四五次。
因为，约瑟夫·哈利茨基先生是极少数精通如何放权的高级主管之一。也就是说，他知道该如何把酒店的各种职能和任务交给精明能干的手下，而他本人几乎不用出面。每天早上八点半来到酒店之后，他便苦着一张脸直奔办公室，就好像他已经错过了开会的时间。一路上他也会问候一下跟他打招呼的人，或者只对他们快速点点头。经过秘书身边的时候，他会告诉她（他根本没停下脚步）别让任何人打扰他。然后，他便消失在办公室门后。
进了办公室以后，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呢？
这不太好说，因为没几个人亲眼见过。当然，据有限的几位有幸看过一眼的人说，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办公桌上没有文件，电话也很少响起，靠墙的地方倒是摆着一张紫红色的躺椅，椅子上还铺着漂亮的椅垫。
有时候，总经理的助手们没别的办法，只能上门求助，例如厨房失火或是发生了账务纠纷，总经理便会带着满脸的疲惫和失望把他办公室的门打开，而他的这种表情很容易让叨扰他的人产生一种歉疚感，从而激发出他们强烈的同情。于是，他们纷纷向他保证，一定争取把问题自己解决好，然后他们再满怀歉意地退出门去。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与欧洲任何一家经营完善的酒店相比，大都会酒店都毫不逊色。
不用说，得知总经理有事找他，伯爵在忐忑不安的同时也不禁有些好奇。彼佳也不再啰唆，他领着伯爵沿着走廊走去，经过了一排后勤部门的办公室，便到了总经理办公室。不出所料，门是关着的。伯爵觉得该让彼佳先去通报一声，他便在离办公室还有几英尺的地方停下了脚步。可他没想到，服务员怯生生地冲着办公室的门朝他做了个手势，然后就没影了。伯爵没有办法，走到门前敲了敲。屋里先是窸窸窣窣地响了几声，接着安静了片刻，然后才有人似乎很不耐烦地说了声“进来”。
伯爵推开门，见哈利茨基先生坐在桌前，手里还紧握着支笔，但旁边根本就找不到纸的踪影。虽然伯爵并不喜欢轻易给人下结论，但他还是注意到经理的头发都稀疏地贴在头的同一侧，而他的老花镜则歪歪地在鼻子上架着。
“你要见我？”
“啊，罗斯托夫伯爵。请进来呀。”
桌子跟前有两把空椅子。伯爵向其中一张走过去。途中他注意到，那张紫红色的躺椅上方挂着好几幅手工着色的雕版画，画中描绘的是各种英式狩猎场面。
“画得挺像。”伯爵边说边坐了下来。
“你说什么？哦，是的。那些画是挺像的。”
话音刚落，经理便把眼镜摘下来。他伸手揉了揉眼睛，然后，摇了摇头，又叹了口气。见他如此神态，伯爵不禁觉得一股同情像泉水一样从自己的心底汩汩淌了出来。“有什么事我能为您效劳吗？”伯爵坐在椅子边上问他。
经理娴熟地点了下头。这个问题他少说也听过上千次了。他把双手搁到了桌上。
“罗斯托夫伯爵，”他开始说道，“您是本酒店多年的顾客了。事实上，据我估计，您最开始住到我们店来还是在我前任的任上……”
“没错，”伯爵微笑着确认，“是在一九一三年八月。”
“是这样。”
“215号房间，我记得是。”
“啊，很舒适的房间。”
说到这儿，两人便都不出声了。
“我听说，”经理继续说。他声音里似乎透着些犹豫，“酒店的员工跟您讲话的时候……仍在使用某些……尊称。”
“尊称？”
“对。更确切地说，他们是不是还一直称呼您阁下？”
听完经理这句话，伯爵想了一想。
“嗯，是的。我想你们有些员工是这么称呼我来着。”
经理点了点头，然后又忧郁地笑了笑。
“我想您也知道，这会给我惹麻烦的。”
说实话，伯爵还真不知道这会给经理惹来些什么麻烦。可鉴于伯爵对经理抱有十足的同情心，他决定不给他招惹任何麻烦。所以，他便专心致志地听哈利茨基先生接着往下说：
“假如这件事由我说了算，我会怎么处理是明摆着的。可是……”
话说至此，经理把原因说出来就行了，没想到他却模棱两可地把话题一转，话音也慢慢弱了。然后，他又清了清嗓子。
“所以，我也别无选择，这很自然。我只能告诉我的员工从此不能再那样称呼您。时代毕竟变了，这点我们应该毫不夸张或害怕矛盾地承认。”
讲完这番话，总经理满怀期待地看着伯爵，仿佛希望他能痛快地向他做出什么保证。
“哈利茨基先生，时代的确会变。而作为一位绅士，我就该跟着它一起变。”
经理看着伯爵，脸上充满了感激之情。居然有人能把他刚才的一席话理解得那么透彻，他没有必要再解释了。
这时，有人敲了下门。接着，门开了。进来的是阿尔卡季，酒店前台的领班。见他贸然闯进屋来，经理的肩膀猛地往下一沉。他朝伯爵指了指。
“你看，阿尔卡季，我正和酒店的顾客谈话呢。”
“我很抱歉，哈利茨基先生，罗斯托夫伯爵。”
阿尔卡季朝他们鞠了个躬，却并没有立刻出去。
“好吧，”经理说，“什么事？”
阿尔卡季把头微微一侧，意思是要借一步说话。
“那好。”
经理双手在桌上一撑，站起身来。他绕过办公桌，来到走廊上，随手把门关在身后。伯爵便一个人留在了办公室里。
伯爵在反复思量着：阁下，主教阁下，教皇陛下，殿下。曾几何时，这些措辞的使用是文明国家可靠的标志。可现在，那些……
想到这儿，伯爵不禁行了一个用手连续画圈的贵族礼。
“嗯，这样也许更好。”他说。
说完，他从椅子里站起身，走到铜版画前仔细打量了起来。他发现那上面描绘的原来是猎捕狐狸的三个过程：“跟踪气味”“呔嗬(37)”和“追赶”。在第二幅画中，一位脚踩着坚硬黑色马靴，身穿鲜红夹克的年轻人正在吹一把铜号，铜号的吹口与喇叭口整整转了360度的大弯。毫无疑问，这是把精心打造的物件，造型优美而且历史悠久。可对现代世界而言，它有那么重要吗？就拿猎狐这码事来说吧，一群衣冠楚楚的男人骑着纯种马，带着训练有素的猎狗，把狐狸们追得无处可逃，我们真的需要这样做吗？伯爵毫不夸张或害怕矛盾地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因为事实上，时代的确会变。这种改变也从未间断，不可避免，而且富于创造性。它们带来新的思想，而这些思想不仅让那些尊称和狩猎用的号角变得过时，同时也让银质传唤器，看歌剧用的珍珠母望远镜和各种精心制作的物品失去了用途。
失去了用途的精品，伯爵心想。不知道……
伯爵从屋子中间悄悄地走到门口，把耳朵贴在门上。他能听见经理、阿尔卡季还有第三个人在外面交谈的声音。尽管声音很微弱，但从他们谈话的语气他能听出，他们离解决问题还差一阵子呢。于是，伯爵迅速回到挂铜版画的墙边，他从描绘“追赶”场面的那幅画数出去两块镶板，然后把手放在那块板子的正中间，使劲往里一推。镶板便往里凹进去了一些。这时，只听得“咔嗒”一声，伯爵把手往回一松，那块镶板便立刻弹开，露出里面的一个柜子。柜子里有一只用嵌花黄铜做配件的匣子。一切都跟大公当年跟他交代过的一模一样。伯爵把手伸到柜子里，将匣子盖轻轻掀了起来。啊，还在。制作极其精美的它们，正静静地躺在匣子里。
“太漂亮了，”他说，“简直太漂亮了。”
考古
“你抽一张牌。”伯爵对三位芭蕾舞女演员里最小的一位说。
伯爵走进夏里亚宾酒吧，打算重启他每晚喝开胃酒的习惯。这时，他发现她们在吧台前站成一排，纤嫩的手指搭在吧台上，一副马上要摆出“弯曲(38)”的姿势。吧台边还有一个人，可他正耸着肩膀喝闷酒，根本无心搭理这些年轻的女士。看来伯爵该过去陪她们说说话。
他一眼就看出她们对莫斯科还不熟悉。她们一定是戈尔斯基(39)每年九月从各省为芭蕾舞团招来的天真无邪的小姑娘中的三位。她们个个都有着短小的躯干，颀长的四肢，一看就是编导最喜欢的古典风格，但她们的表情却远未达到优秀芭蕾舞演员冷淡清高的气质。从她们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跑到大都会来喝酒就看得出，她们还年轻幼稚得很。酒店毗邻芭蕾舞剧院，所以它很自然便成了年轻芭蕾舞演员们排练结束后休息娱乐的首选之地。但同样因为酒店很近，它也很自然地成为戈尔斯基和他手下的首席芭蕾舞演员们进行艺术探讨的地方。一旦这些天真无邪的小姑娘被啜着麝香葡萄酒的编导发现，她们很快就会被发落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40)去跳双人芭蕾。
考虑到这点，伯爵也许该给她们提个醒。
然而，意志自由是从希腊人时代起便已为人们所公认的道德准则。尽管伯爵早已过了风流倜傥、招蜂引蝶的年纪，但仅仅因为一些虚无缥缈的假设，便主动将身边这些美丽可爱的小姑娘都劝走，心地再淳朴的绅士也不会干这种傻事。
所以，伯爵便开始恭维几位年轻女士的美貌，问她们是怎么来的莫斯科，并对她们取得的成功表示祝贺，还坚持要替她们埋单。他和她们谈起了她们各自的家乡，然后，还主动提出为她们表演魔术。
在一旁察言观色的奥德留斯很快给他们取来了一副扑克牌。牌上印有大都会酒店的标识。
“这个魔术我已经很多年没玩过了，”伯爵说，“所以你们担待着点。”
说完，他开始洗牌。三位跳芭蕾的小姑娘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但她们像希腊神话中的半神一样，用三种各不相同的方式在看：第一个用的是“纯真之眼”，第二个用的是“浪漫之眼”，而第三个用的则是“怀疑之眼”。伯爵挑中的是那个有着“纯真之眼”的小姑娘。他让她抽一张牌出来。
小姑娘正在犹豫抽哪张牌，这时，伯爵忽然感觉有人站到了他肩膀后。这本不是什么意外。在酒吧这样的环境里，如果有人在变魔术，肯定会招来一两位好奇的旁观者。他往左边微微一转身，本打算朝站在身后的人眨眨眼，却发现那并不是什么看热闹的人，而是一向镇定自若的阿尔卡季。但此刻，他似乎不太镇定。
“对不起，罗斯托夫伯爵。很抱歉打断您。能跟您说几句吗？”
“当然可以，阿尔卡季。”
前台领班冲跳芭蕾的小姑娘们抱歉地笑了笑。他领着伯爵走开几步，这才把今晚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伯爵：六点半的时候，有位先生在敲塔拉科夫斯基部长的房门。而等我们尊敬的部长把门打开，敲门的那位立刻质问部长是谁，在房间里干什么。大惊之下，我们的塔拉科夫斯基同志只得解释说，他是这套房间现在的房客，他就住在这套房间里。可那位先生根本不买他的账，他坚持要进屋。见部长不让，他便推开部长，拔脚便进了房门，然后开始逐屋检查，连……嗯……连浴室都不放过。而塔拉科夫斯基部长的夫人正在里面化晚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阿尔卡季被电话紧急叫到了现场。塔拉科夫斯基同志十分激动。他挥舞着手杖，口口声声要“以大都会酒店的老顾客和老党员的身份”立刻把经理叫来。
而那位先生呢，此时却把双臂往胸前一抱，兀自坐在沙发上。听部长说要找经理来，他答道，正好他也想把经理叫来呢。至于部长所提到的党员身份，他的答复是，他入党的时候，塔拉科夫斯基都还没出生呢。这话听上去有些玄乎，因为塔拉科夫斯基同志已经八十二了。
伯爵津津有味地把阿尔卡季说的每句话都听进去了。本来，他绝对应该头一个表态，说“这个故事真是太棒了”。事实上，这才是一个底蕴深厚的国际化大酒店所应有的多姿多彩。作为酒店的客人，只要有机会他准会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可他不理解的是，为什么阿尔卡季偏偏要挑这个节骨眼把这件事告诉他。
“为什么？因为塔拉科夫斯基同志住的是317号房间，而那位先生要找的人其实是你。”
“我？”
“恐怕是的。”
“他叫什么名字？”
“他不肯说。”
…………
“那他现在在哪儿？”
阿尔卡季朝大堂里指了指。
“在那排盆栽棕榈树后面，那里的地毯都快被他磨破了。”
“磨破了？”
伯爵把头从夏里亚宾酒吧里伸了出去，阿尔卡季也从他身后小心地斜着身子看。可不是嘛。在大堂的另一端，他们谈论的那位先生正在相隔十英尺的两盆植物之间来回快速地踱步。
伯爵笑了。
虽然体重增了几磅，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门迪茨的胡子还是那么参差不齐，步履也还是那么急躁不安。从他二十二岁开始，他就是这副德行。
“您到底是否认识他？”前台领班问道。
“那是我兄弟。”
伯爵与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初次相见是一九〇七年在圣彼得堡的帝国大学。当时，他们绝对是两种决然不同的动物。伯爵在一幢有21个房间、14个用人的大庄园里长大，而米哈伊尔则和他母亲一道住在只有两个房间的公寓里。幽默、聪颖、充满魅力的伯爵在首都的沙龙里无人不晓，而米哈伊尔则几乎默默无闻，因为他更喜欢待在自己屋里读书，而不是把整晚的时间都用来夸夸其谈。
所以，这两位年轻人之间原本不可能有友谊。然而，命运如果都按人们认为的样子去安排，那它也就不能被称为命运了。米哈伊尔是个直性子，一言不合便跟人动手，而且不管对手有多少同伙，或者有多大的块头。而亚历山大·罗斯托夫伯爵恰恰见不惯别人以众欺寡，无论事出何因。因此，在他们第一学年开学的第四天，两人便一起挨了揍，但他们掸掉膝盖上的尘土，擦去嘴角的血迹，相互搀扶着从地上爬了起来。
在青春期的我们看来，年幼时那些几乎被我们遗忘的日子根本不值一提；而成年以后，我们也只会偶尔回忆起它们。但其实，我们一辈子都逃不开它们的束缚和支配。自打相识之后，每当米哈伊尔充满激情地谈到自己的理想，伯爵都会惊讶得目瞪口呆；而当伯爵向米哈伊尔描述起城市沙龙的情景时，他给米哈伊尔带来的震撼也不遑多让。不到一年，他们俩便合租了一套公寓，地点就在斯莱德涅斯街那家修鞋铺的楼上。
后来，伯爵常常庆幸他们当初决定住在修鞋铺的楼上，因为全俄国再也挑不出比米哈伊尔·门迪茨更毁鞋的人。在一间20英尺的斗室里，他便能轻易地来回踱上20多英里。如果是在歌剧院的包厢，那30英里不在话下；换作在教堂的忏悔室里，则最少是50英里。简单来说，来回踱步才是米哈伊尔最自然的状态。
比如说，伯爵替他们俩弄到了去普拉托诺夫家喝酒的机会，或者去彼得罗相公主家参加舞会的邀请函，米哈伊尔总是拒绝前往。他的理由是他刚从书店的架子上找到了一本由一个名叫弗拉门赫舍的人写的书。这书他得一口气读完，半分钟也不能等。等到屋里只剩下他一个人，赫尔·弗拉门赫舍的著作才刚读完前五十页，米哈伊尔便已经跃身而起，开始踱步，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边走边把他对作者的观点、文风，乃至标点符号的正反两面的意见一一阐述出来。等到凌晨两点，伯爵尽兴归来却发现，虽然米哈伊尔总共只读了五十页，并没有任何新的进展，但他磨掉的鞋底却比去圣保罗大教堂朝圣的人磨掉的还要多。
所以，闯进别人的酒店套房和磨破酒店的地毯，这两件事和他这位老朋友的一贯风格倒也不冲突。可米什卡（米哈伊尔的昵称）最近不是刚刚接受了圣彼得堡的母校提供的教职吗？他怎么突然跑到这儿来了？而且还闹了这么一出。伯爵很是惊讶。
见面拥抱过之后，两个人沿着楼梯朝阁楼走去。因为事先已打过招呼，所以当米什卡看到他朋友的新居时，他只是看在眼里，并没流露出太多惊讶。走到那只三条腿的写字台前时，他却停了下来，歪着头朝桌子底下看了一眼。
“蒙田的随笔集？”
“是的。”伯爵肯定地答道。
“我想，这些文章并不适合你吧。”
“正好相反。我觉得程度正合适。你还是先告诉我，我的朋友，你怎么突然到莫斯科来了？”
“萨沙，这次我名义上是来参加即将在六月召开的‘拉普’的成立大会的筹划工作，但更主要的……”
说到这儿，米什卡把手往背包里一伸，接着从里面掏出一瓶酒来。酒瓶的商标上方刻有两把交叉着的钥匙的浮雕花纹(41)。
“希望我来得不算太晚。”
伯爵拿起酒瓶，伸出拇指在标识上面摸了摸，然后微笑着把头晃了一晃。笑容里含着深深的感动。
“不，米什卡，你和往常一样，来得正是时候。”说完，他领着他的朋友从挂在衣橱里的夹克中间钻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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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从叫“大使”的皮箱里拿出一对玻璃杯，然后过去用水冲洗。米什卡这才同情地打量起他朋友的书房来。这里的桌椅还有艺术品，他全都熟悉。而且他还知道，伯爵把它们从艾德豪尔山庄的客厅里选来正是为了纪念自己在那个极乐世界(42)般的地方度过的幸福时光。
应该是从一九〇八年开始，每年七月，亚历山大都会邀请他去艾德豪尔山庄。他们先从圣彼得堡连续换乘好几趟小火车，才会到达大草原上的一个支线小站。在那里，有罗斯托夫家派来的四匹马拉的马车迎接他们。他们把行李包放在马车顶，吩咐司机坐进车厢，自己却坐到了前面，由亚历山大把着缰绳。他们在野地里奔驰，冲路边的每一位乡下姑娘挥手，直到拐上那条两边栽满了苹果树，一直通到家门口的道路。
进门后，他们会在门厅里脱下外套。这时，会有人过来帮他们把行李送到东厢房的大卧室去。在那里，如果你想叫一杯冷啤酒或者洗个热水澡，只需扯一下那根挂着的天鹅绒绳子。但首先，他们得先到客厅去一趟。老伯爵夫人曾在眼前的这张红色咖啡桌前，招待同为贵族的邻居喝茶。
老伯爵夫人从来都爱穿黑色。凭借着她天生独立的思想、长者的威信以及从不纠结于繁枝末节的爽快性情，这位老贵妇能同每一个桀骜不驯的年轻人成为朋友。比如说，她的孙子打断客人的谈话，并对教会或统治阶级的立场提出质疑时，她不但会容忍他这么做，而且还大加赞赏。而当恼怒的客人面红耳赤地同他争执起来，老伯爵夫人还会偷偷地冲米什卡眨眨眼，仿佛他们正一道与无礼、失态和落伍的观点作战。
给老伯爵夫人问过安后，米什卡和亚历山大便会从露台的门走出来，去找海伦娜。有时，他们会在俯瞰着花园、搭有藤蔓棚顶的凉亭下找到她，有时则会在河湾边的榆树下。不管在哪里找到的她，只要听到他们走近的声音，她都会从正在看的书本上抬起头，朝他们投来温暖的微笑。也许就是墙上的这幅画像所捕捉到的那种微笑。
和海伦娜在一起的时候，亚历山大总显得与平时格外不同。有时，他会往草地上一倒，声称他们刚才在火车上遇见了托尔斯泰；有时，他会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说是经过仔细地思考后，他决定进修道院当神父，并发誓永远不再开口说话。而且还要立刻动身，一刻都不能再等，或者，吃过午饭再走也可以。
“你觉得，不开口说话你真的适应得了吗？”海伦娜会问他。
“当然，就像贝多芬能适应失聪一样。”
海伦娜闻言，会一边冲米什卡友好地看上一眼，一边大笑。她瞅着她哥哥问道：“那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啊，亚历山大？”
他们每个人都问过伯爵这个问题，海伦娜，老伯爵夫人，还有大公。“你都变成什么人了，亚历山大？”但他们三个人发问的方式不一样。
大公嘴里说出来的当然会是反问句。当眼前摆着一张不及格的成绩单或者未付的账单时，大公会让人叫教子进书房。他会先把信大声念一遍，然后往桌上一扔，接着就会问出那个问题来。其实，他根本没指望伯爵会真的回答他，因为答案是什么，他再清楚不过了：进监狱，破产，或二者兼之。
那他的祖母呢？通常，当伯爵说了过分的话之后，她会来这么一句：“你都成什么人了，亚历山大？”可其实，她这是在向一旁听着的所有人表态，这是她最最疼爱的人，所以别指望她去约束他的言行。
而当海伦娜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的答案仿佛是个实实在在的奥秘，仿佛从她哥哥飘忽不定的学习成绩和大大咧咧的做派里，丝毫看不出来他今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亚历山大？”海伦娜会问。
“这个问题问得好。”伯爵会夸赞她一句。然后，他会仰面躺在草地上，若有所思地盯着身体四周飞舞着的萤火虫，仿佛他也在思考这个难解之谜。
是的，那段幸福的时光的确像在极乐世界一般，米什卡心想。但和至福之境一样，它们也都属于过去。它们和西装马甲、紧身胸衣、夸德里尔方阵舞、伯齐克纸牌，还有人口分封权和进贡制，以及家中角落里摆上的一堆做礼拜用的东正教圣像一样，全都属于过去。在它们所属的那个时代，高超的技艺和卑微的迷信并存。少数幸运的人顿顿山珍海味，大多数人则在无知中忍受着煎熬。
他们都属于那个时代，米什卡边想边把目光从海伦娜的画像转移到那张他非常熟悉的小书架上。书架上摆着十九世纪的小说。书中描写的冒险和浪漫故事都是他这位老友无比神往的。可在那里，书架顶上那个又长又窄的相框中装裱的才是一件真正的工艺品。那是一张黑白照片，正是照片中的那些人签署了结束日俄战争的《朴次茅斯和约》。
米什卡把照片拿过来，仔细端详着上面的那些面孔。千真万确。照片上，日、俄两国的代表排成了正式队形。他们全都穿着白色高领衬衣，留着胡须，系着领结，所有人都流露出大功告成的喜悦。要知道，就在刚才，他们手里的钢笔只动了寥寥数笔，便终结了这场同行挑起的战争。而站在照片正中靠左边一点的那位正是大公本人：沙皇陛下派遣的特使。
一九一〇年在艾德豪尔山庄，米什卡第一次亲眼看见了罗斯托夫家族一项已经延续多年的传统：每逢家族某个成员去世十周年，他们都要举办一次大型聚会，并且要用教皇新堡产区的葡萄酒来举杯，表达对死者的纪念。当时，他和伯爵因为休假也回到了山庄。两天后，客人们便开始陆续到达。下午四点，山庄前面的车道上已停满一长列各式各样的车辆：萨里式带篷马车，敞篷马车，无顶四轮马车，还有从莫斯科、圣彼得堡和所有周边地区赶来的单马双轮轻便马车。等到五点，全家人都回到大厅里聚齐，由大公首先举杯，纪念伯爵已经离世的父母。他们俩是在数小时内相继去世的。
大公真令人难以置信。他似乎生下来就穿着成套的制服，人们很少见他坐着，而且他从不饮酒，就连死也都是死在马背上。那是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距今已整整十年了。
“这个老头可真是个人物。”
米什卡转过身来，发现伯爵手里已经端着两只波尔多酒杯来到他的身后。“另一个时代的人物。”米什卡不无景仰地边说边把照片放回到书架上，然后，打开酒瓶，把酒倒好。两位老朋友便高高举起了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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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瞧今天都有谁来了，萨沙……”
为大公干了一杯，又回忆了一番往事后，两位老朋友才把话题转移到即将召开的“拉普”大会上来。原来，“拉普”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缩写。
“那将是一次不平凡的大会。是在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召开的不平凡大会。阿赫玛托娃、布尔加科夫、马雅可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这些作家全都会到场。而就在不久以前，这些人连在同一张桌上吃顿饭都办不到，因为害怕被沙俄当局给抓起来。不错，这些年来他们都在引领着不同的风格，但六月份一到，他们将聚在一起，开创一种崭新的诗歌。那将是一种世界性的诗歌，萨沙。一种毫不犹豫、无须唯命是从的诗歌。它将是以人类的心灵为主题，为人类的未来而思考的诗歌。”
在他说出第一个“那将是”之前，米什卡早已一跃而起，站在伯爵狭小的书房里，在屋里的这个角和那个角之间来回踱起步来，仿佛他是在自己的公寓里苦思冥想。
“你一定还记得丹麦的汤姆森写的那本书吧？”
（其实伯爵早不记得丹麦的汤姆森写过什么书了，但他不想打断踱步如风的米什卡的思路，就像他不会去打断正在拉小提琴的维瓦尔第一样。）
“作为考古学家，汤姆森很自然地将人类历史按每阶段最常见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划分为石器、铜器和铁器三个时代。但人类精神生活的进步呢？道德的进步呢？我可以告诉你，也在以同样的路线进步。在石器时代，洞穴人头脑中的思想和他们手中的棍棒一样迟钝，和他们手中用来敲打取火的燧石一样粗糙。到了青铜时代，他们之中几个头脑聪明的人发现了冶金学的奥妙，而在那之后，看看他们只用了多长时间就琢磨出了如何铸造钱币、皇冠和剑这个在接下来一千多年中奴役着平民大众的邪恶的三位一体(43)。”
米什卡顿了一顿，他盯着天花板在沉吟。
“然后到了铁器时代，伴随着它的是蒸汽机、印刷机和枪。这的确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三位一体。尽管这些工具是资产阶级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发明的，但也正凭借着火车头、印刷机和手枪，无产阶级才开始把自己从繁重的劳动、无知和暴政之下解放了出来。”
可能是出于他对历史发展轨迹的理解，也可能是为了强调他的表述，米什卡讲着讲着开始摇头晃脑。
“好吧，我的朋友，一个新的时代——钢铁时代——已经开启了。我想这句话我们绝对都会同意：我们现在已经有能力建造发电站、摩天大楼，还有飞机了。”
米什卡朝伯爵转过身来。
“你见过舒霍夫塔(44)吗？”
伯爵没见过。
“那东西真是太妙啦，萨沙。那是一个高达两百多英尺、螺旋上升的钢铁建筑。通过它，我们能将最新的新闻和消息——是的，还有你最喜欢的柴可夫斯基那充满激情的旋律——播送到方圆一百英里内的每一位公民家里。随着这种进步的每一次出现，俄罗斯人的思想道德才能紧紧跟上时代的步伐。也许只有在当今这样的时代，我们才能真正见证愚昧的终结，压迫的消亡，以及人民之间变得亲如兄弟。”
米什卡停了下来，一只手还兀自在空中挥了一下。
“那诗歌呢？你肯定会问。文学创作呢？好吧，我可以向你保证，它们也都齐头并进。如果说以前它还停留在青铜和铁器时代的话，那如今它已步入了钢铁时代。诗歌不再是关于四行诗、扬抑抑格和美妙比喻的艺术，而已成为一种能够动起来的艺术。它能穿越世界，还能把音乐传送到别的星球上去！”
假如这番话是从咖啡馆里一个幼稚的学生嘴里说出的，伯爵听了眼中也许会闪过一丝讥讽。因为很显然，对诗人来说，只会写一些清词丽句的韵文已经远远不够了。如今，一首诗必须牢记它所属派系的宣言，它时时刻刻都应该为它所属派系的利益着想。它应该大量使用第一人称复数和将来时，使用反问句和大写字母，以及成群结队的感叹号。最重要的是，它必须是新的。
假如这番话是从别人嘴里说出来的，伯爵一定会生出上述想法。可现在，当这话从米什卡的嘴里说出来时，伯爵心里却高兴极了。
因为事实是，一个人与时代步伐脱节，竟然能严重到如此地步。尽管他出生的城市以其独特的文化闻名于世，但那里的习俗、时尚和思想，那座城市为世界称颂之处，对他来说没有丝毫意义。而在后来的生活经历中，周围的一切都让他觉得困惑和迷茫。而同辈人的兴趣爱好，乃至理想和抱负，他也全都不能理解。
这种人想要搞出点风流韵事或者想要事业有成，怕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成功只属于跟得上时代步伐的人。相反，这种人，只能像驴子一样嘶哑地叫上几声，然后到无人问津的书店里找来几本无人问津的书来求得一些安慰。而当他的室友到凌晨两点才踉踉跄跄地回家来，他也别无他法，只好半懂不懂地静听室友给他讲述城市沙龙里的新闻。
米什卡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就处于这样的境况。
然而世事是如此变幻莫测，一个从来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人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在正确的时间身处一个正确的地点。过去那些与他格格不入的风尚和态度倏忽间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风尚和态度与他内心深处的情感是那么契合。于是，他就像个在陌生的洋面上独自漂流了多年的水手，一夜醒来，在头顶的上空蓦然发现了他所熟悉的星座。
在这种情况——不同寻常的星相变化——发生之际，与时代长时间脱节的人必定会有一番大彻大悟：此前发生的一切都只是命运安排的一个过程，而接下来将要发生的，命运也自有其节奏和缘由。
双响座钟发出了半夜十二点的钟鸣。就连米什卡都觉得他们应该再干一杯。而这一杯，不仅是为大公，也为海伦娜和老伯爵夫人，为俄国和艾德豪尔山庄，为诗歌，为屋里的踱步，和他们所能想到的所有生活中有意义的方方面面。
奇遇
十二月月末的一天，伯爵正沿着走廊往广场餐厅走。虽然离最近一个街道的出口还隔着五十多码(45)远，他却忽然感觉到有股冷风朝他袭来，带着星光下冬夜的洁净和清新。他停下脚步，朝四周打量了一番，发现这股气流是从……衣帽寄存间的方向来的。原来，那位叫丹娘的服务员不在岗位上，现在那里没人看管。伯爵朝左右看了看，便走了进去。
这里几分钟前一定拥进过好几拨来吃晚餐的顾客，直到现在，他们外套的纤维上仍余有冬天的凉意。一件军大衣的肩膀上沾着些残雪，某位官员的外套仍有些潮湿，而那件配着白色貂皮毛领（不知本来是不是黑色的？）的黑色貂皮大衣则绝对是哪位政治委员的夫人穿来的。
伯爵拈起衣袖，放到脸旁闻了闻，那上面还有壁炉的烟火味和昂贵的古龙水味。这位年轻的美人，想必是从林荫环道上的哪幢豪宅里出来，乘坐着和她的貂皮大衣一样黑亮的轿车来的。但她也可能是从特维尔大街步行过来的，天上正飘着新雪，沉思中的普希金雕像正毫无惧色地冒着风雪矗立在街头。而她要是坐雪橇来的话就更妙了，马蹄清脆地踢打在鹅卵石铺成的街道上，马鞭的击打声与车夫“驾驾”的吆喝声合起来该会是多么动听！
昔日，每逢圣诞前夕，伯爵和他妹妹正是这样勇敢地冒着严寒出门的。他们会向祖母再三保证，不会超过午夜十二点回家；然后，便坐上他们的三驾马车，在干冷的冬夜里逐家拜访四周的邻居。他们并排而坐，由伯爵把住缰绳，两人膝盖上铺着一张狼皮。他们会直接抄过低洼的牧场，把马车驾到镇里的路上去。伯爵还会一边驾驶马车一边大声嚷道：“先去哪儿？博布林斯基家还是达维多夫家？”
不管最后他们去的是这一家，那一家，还是别处的另外一家，那里都会有一场盛宴，也会有温暖的火堆和主人张开的双臂等待着他们。人人都穿着鲜艳亮丽的衣服，兴奋得皮肤上都泛起了潮红，那些感情充沛的叔叔说出的祝酒词让人感动得双眼雾蒙蒙，直想落泪。孩子们则都在楼梯上好奇地窥视。那音乐呢？当然会有音乐，听了之后，你会忍不住把杯中之酒一饮而尽，双脚跃跃欲试。那里的音乐能让你忘记自己的年龄，使你的身体纵情跳跃。它让你不由自主地摇摆、旋转，直到你头都被转晕，让你不知身在何处。你会忘了这到底是在主人家的大厅还是在城市的沙龙，你会忘了这到底是在天堂还是人间。
随着午夜的临近，罗斯托夫兄妹才从此行所拜访的第二或第三个邻居家出来，步履蹒跚地寻找他们的雪橇。星空下回荡着他们的笑声，他们身后那串前弯后绕的脚印与他们到来时留下的笔直纤细的车辙交织在了一起。于是，次日清晨，这家的主人便能在雪地上看到一个他们用靴子走出的巨大G音谱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