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那个苹果花开得像雪一样铺天盖地的地方，”老人微笑着说，“我也是在那儿长大的。我父亲是切尔尼克庄园的看门人。”
“那儿我知道！”伯爵说，“多美的一个地方啊……”
夏日的初阳已渐渐升起，屋顶的火已逐渐熄灭，蜜蜂也开始在他们的头顶盘旋。两个人仍不住地谈论着他们的童年时光：在那个时候，路上有嘎嘎作响的车轮驶过，草尖上有蜻蜓轻轻掠过，苹果树上开的花则一眼望不到边。
附
当伯爵听到208号套房的房门咔嗒一声闭上的时候，安娜·乌尔班诺娃其实刚要入睡。
当女演员做出让伯爵离开的暗示时（当时她滚到一边侧身躺着，还慵懒地叹了口气），她便暗自欣喜，静静地瞅着伯爵收拾好自己的衣物，拉上窗帘。看见他中途特意停下来，替她把衬衣捡起来挂在衣橱里时，她的内心甚至生出了一些满足。
在后来的夜晚里的某段时刻，伯爵帮她拾起衬衫的情景开始搅得她难以入睡。在坐火车回圣彼得堡的路上，她发现自己甚至在为它犯嘀咕。而等她回到家中时，她已经被它激得怒不可遏了。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哪怕是在她繁忙的工作日程中出现的一个极短的空隙，那幕情景便又会浮现在她的眼前，她那张雪花石膏般洁白的脸庞便会因愤怒而涨得通红。
“他以为他自己是谁，这个罗斯托夫伯爵？抽我的椅子，还对我的狗吹口哨？其实就是要摆他高高在上的臭架子。可他有什么资格这么做？谁允许他把衬衫捡起来挂到衣架上的？我把我的衬衫扔在地板上，怎么啦？这是我的衣服，我想扔哪儿就扔哪儿，不行吗？”
有时，她又发现自己并没有在跟哪个人评理。
有一天晚上，她刚从聚会回来，又想起了伯爵那个细微的举动。于是，她又发起怒来。她脱下衣服，将她那条红丝绸礼服扔在地板上，还让服务员不要动它。在接下来的每天夜里，她会把另外一件衣服也扔到地板上。那都是从伦敦和巴黎选购来的天鹅绒和丝绸礼服，还有衬衫，越贵越好。她就那么扔在浴室的地板上，或者垃圾桶旁边。一句话，怎么顺手她就怎么扔。
两周之后，她的闺房成了阿拉伯人的帐篷，地上铺满了五颜六色的织品。
奥尔加，也就是那个在208号套房门口给伯爵开门的人，是位年已六十的格鲁吉亚人。她从一九二〇年开始就一直忠实地担任着女演员的服装师。一开始，对女主人的这些举动她一直见怪不怪，直到有天晚上，安娜把一件蓝色的露背晚礼裙扔在了白色丝绸礼裙上面，奥尔加这才说出一番一针见血的话来：
“亲爱的，你简直就像个孩子。再不把你的衣服捡起来，我别无选择，只能打你的屁股了。”
安娜·乌尔班诺娃转过身来，她的脸红得像罐子里的果酱。
“把衣服捡起来？”她大喊道，“你要我把衣服捡起来？好，我捡。”
她把二十多套衣服都捡了起来抱在怀里，然后向敞开着的窗户走过去，把它们一股脑朝下面的街道扔了出去。眼瞅着衣服飘飘悠悠地落到地面上，她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神情。等她面带胜利的喜悦回到服装师跟前，奥尔加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下邻居们有好戏看了，他们总算找到你这位著名女演员脾气暴躁的证据了。”说完，她一转身，出了房间。
安娜熄了灯，然后爬上了床。她仍在语无伦次地自言自语，就像一根燃着的蜡烛烧得噼啪作响。
“我才不在乎邻居说我脾气坏呢。就是全圣彼得堡，全俄国的人说我，我也不在乎。”
可到了凌晨两点，在床上辗转反侧了半宿的安娜·乌尔班诺娃却蹑手蹑脚地沿着酒店的楼梯走了下去。她闪身来到街上，把她的衣服一件又一件捡了回来。
* * *
(1) 也叫滴金酒庄，是波尔多历史最悠久的酒庄之一。
(2) 为什么，尤其是那些街头的清洁工！
那些天没亮便要起来的默默无闻的人整日在空荡荡的街头徘徊，把这个年代的垃圾清扫到一起。要知道，那可不仅仅是些火柴盒、糖纸和作废的戏票，还有报纸、杂志、传单、教义问答手册、赞美诗集、历史书和人物传记，还有合同文本、契约和凭证，甚至连条约、宪法和十诫都包括在内。
扫吧，继续扫下去吧，扫到俄国所有的鹅卵石都和金子一样闪闪发光为止。——作者注
(3) 波堤切利（约1445—151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
(4) 位于俄国欧洲部分的中心，伏尔加河和奥卡河在此交汇。
一九二四年
匿名
人们对隐身术的憧憬，和民间传说一样，由来已久。凭借某种护身符或者魔水，或者在神的帮助之下，故事主角的肉身会以虚幻的形式展现出来，而在法力生效的时间里，他能混迹于人群之中而不被人看见。
拥有这样的魔力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呢？任何一个十岁小孩都能立即告诉你答案。不管是从女监护人的眼皮底下溜走还是偷听密谋者的谈话，是偷偷溜进金库还是从储藏室里偷吃馅饼，是把警察的帽子打落在地还是点火烧校长上衣的后摆，他们有上千个故事和传说能说明隐身术带来的丰厚回馈。
但有一种传说不常被人们提起，即隐形的咒语以诅咒的形式施加在毫不知情的故事主角身上。这位男主人公曾历经战火的洗礼，曾是众人谈论的中心，而且还拥有过剧院第二十排的特权席位，在那个位子上能看见女眷包厢。也就是说，他是个见过些世面的人。可他突然间发现，无论是在敌人还是在朋友面前，自己都已经隐形了。而在一九二三年，安娜·乌尔班诺娃施加在伯爵身上的正是这样一种魔咒。
那天夜里，当伯爵和女巫一起在她屋里进餐时，她应该是有能力让他当场就隐身成功的。可她没有。相反，她要细细把玩他那颗平静的心，她要让她的魔咒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一点一点地显现出来。
在接下来的数周里，伯爵发现，他有时会突然消失，每次也就几分钟。比如说，他在广场餐厅吃饭，有一对夫妇会径直朝他坐的桌子走来，显然有将它据为己有的打算。还有，他站在前台旁边，差一点被脚步匆匆的宾客撞倒在地。而到了冬天，那些以往见面冲他挥手或者微笑致意的人现在隔着十英尺远便会对他视而不见。而过了整整一年之后呢？如今他到酒店大堂去，即使是那些最为亲近的朋友也需要花上一分钟才会意识到他正站在他们面前。
“哦，”瓦西里会一边把电话筒放回到支架上，一边说，“对不起，罗斯托夫伯爵。我刚才没看见您在那儿。有什么我能为您效劳的吗？”
伯爵在礼宾服务台上轻轻地敲了敲。
“你知不知道尼娜在哪儿？”
关于尼娜的行踪，伯爵可不会逮人便问。他是特意来向瓦西里打听的。谁，什么时间，会在什么地方，瓦西里对这些了如指掌。
“应该是在娱乐室，我想。”
“啊。”伯爵会意地笑着说。
他转过身，沿着大厅走到娱乐室门前，轻轻把门打开。他原以为里面会有四位中年妇女，一边骂骂咧咧地打着惠斯特牌，一边吃着她们自己带来的饼干，而与此同时，橱柜里藏着一位小精灵，正聚精会神地偷听她们的谈话。可没料想，他寻找的对象此刻却独自坐在牌桌上。她身前摆着两沓纸，手握着铅笔，一副经院学者的派头。那支铅笔动得是如此欢快，它就像一支仪仗队，正昂首阔步从纸页上跨过，等走到纸页边缘，它又转过身来重新开始。
“你好，我的朋友。”
“您好，伯爵。”尼娜头也不抬地答道。
“晚餐之前，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个地方？我想再去配电室看看。”
“现在恐怕不行。”
伯爵在尼娜对面找了把椅子坐下来。只见她把一张刚刚填写完的纸放在一沓纸的最上面，然后，又从另一沓纸中拿起一张空白纸。伯爵习惯性地将放在桌角的那副牌拿了过来，顺手洗了两道。
“想不想看我变个扑克魔术？”
“还是以后吧。”
伯爵把牌理好，放回到桌上，然后伸手拿了那沓已填完的纸里最上面的一张。只见纸上逐行列出了1100到1199两个数之间所有的基数。而且，依照某种未知的规律，其中有十三个数字被画上了红圈。
不用说，伯爵自然很好奇。
“我们这是在干吗呢？”
“数学。”
“看来你对这门课很用心嘛。”
“利西茨基教授说，对付数学得跟对付熊一样全力以赴。”
“是吗？那我们今天要对付的是哪一种熊啊？依我看，更像是北极熊，而不是熊猫吧。”
尼娜抬头狠狠地瞪了伯爵一眼，目光冷冷的。
伯爵清了清嗓子，换上了严肃一些的腔调。
“我猜这道题要用到整数的子集。”
“你知道什么是质数吗？”
“就像2，3，5，7，11，13？”
“对，”尼娜说，“就是除了1和它自身以外，不能被别的数除尽的整数。”
她说“不能被别的数除尽”这几个字的时候，表情极为夸张，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在谈论哪座堡垒是坚不可摧的呢。
“不管怎么样，”她说，“我先把它们全列出来再说。”
“把它们全部？”
“这是个西绪福斯式的任务。”她承认（她话语中的那股热情让人不得不怀疑她是否真的理解西绪福斯的故事）。
她指着桌上那沓已经写了字的纸说：
“正像你说的，已经列出来的质数是从2、3、5开始的。随着数字越变越大，质数也会越来越少。所以当它落在7或者11上时是一码事，落在1009上则完全是另一码事。你能想象找到一个有几十万大的质数吗？或者几百万大的？”
尼娜朝远处望去。她仿佛看见宇宙中最大也是最坚不可摧的数字正矗立在怪石嶙峋的海角上，它仿佛已在那儿矗立了数千年，经受住了喷射毒焰的巨龙和野蛮部落的冲击。然后，她又埋头于手头的工作。
伯爵又钦佩地朝手里的纸看了一眼。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别人的研究和尝试毕竟都保持钦佩的态度，不管那些研究是多么不可思议，只要它们都充满求知欲和虔诚的态度就行。
“这儿，”他带着想帮忙的口吻说，“这个不是质数。”
尼娜抬头看了过来，一脸难以置信。
“哪个？”
他把纸摊开在她面前，伸手在一个划了红圈的数字上点了点。
“1173。”
“你怎么知道这不是质数？”
“假如一个数所有位数上的数字简单相加之和能被三整除的话，那这个数本身也能被三整除。”
听了这一令人惊讶的事实，尼娜答道：
“我的天哪(1)！”
说完，她把身体往椅背上一靠，仔细地打量起伯爵来，估计在暗暗承认自己以前也许低看了他。
如果谁被自己的朋友低看了的话，那么他完全有理由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因为如果他真是我们的朋友，那他应该高看我们才对。他对我们的品性和意志，我们的审美观和知识面，理应有超出事实的正面评价才对。哎呀，在他们的想象中，我们应该是个能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拿着莎士比亚的著作在危急关头跳出窗户的高人。可在眼前的情况下，伯爵不得不承认，他实在没理由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因为他绞尽脑汁也没想出来，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他是从童年哪个遥远而黑暗的记忆中提取出来的。
“嗯，”尼娜指着伯爵身前那沓已经写完的纸张说，“你还是把那些给我吧。”
见尼娜又开始计算了，伯爵便退了出来。他安慰自己说，反正再过十五分钟就要和米什卡共进晚餐了。另外，他还没来得及看今天的报纸。于是，他回到大堂，从咖啡桌上拿起一份《真理报》，在几株盆栽棕榈树之间挑了把椅子，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
伯爵先扫了一眼报上的大标题，接着逮住一篇文章细看起来。文章介绍了莫斯科一家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制造厂。接着，他又读了一篇反映俄国农村生活进步的小品文。在那之后，他的注意力便转移到一篇描述喀山(2)地区学龄儿童幸福生活的文章上。他不由得注意到，这种新型的新闻风格给人一种重复感。布尔什维克人不仅对某种类型的新闻题材青眼有加，日复一日地进行报道，而且，他们所褒扬的观念和立场是那么狭隘，使用的词汇也那么有限，所以读起来不可避免地让人觉得似曾相识。
一直看到第五篇，伯爵才意识到原来这些文章他之前真的全看过。因为，报纸是昨天的。他咕哝了一声，把它扔回到桌子上，然后朝前台后面挂着的钟看了看。时间显示，米什卡已经迟到十五分钟了。
与时代保持同一步调的人和终日无所事事的人对十五分钟的衡量标准完全不同。如果对伯爵来说，刚刚过去的十二个月可以用“波澜不惊”四个字来做个体面概括，那么这几个字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在米什卡身上。在一九二三年的“拉普”大会结束之后，伯爵的这位老友便接受了一项任务：将俄国的短篇小说编纂、注释并且汇集成一部多卷文选。光是这项任务就为他的迟到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借口，而米什卡的生活里还有了另一项进展，这也让他在与别人约会见面的事情上有了更多的选择。
从孩童时期开始，伯爵就以高超的射术闻名。人们都知道，他从操场那头的灌木丛后面扔出一块石头，能准确地砸中位于操场这头的校舍上的那口大钟。他还能从教室那头将一枚戈比硬币稳稳当当地扔进一只敞口的墨水瓶里。假如给他一支箭，他可以在五十步以外把橘子射穿。但所有这些跟他隔那么远就察觉出他的朋友对基辅来的卡捷琳娜有意思的眼力相比，都不值一提。在一九二三年的大会结束后的那几个月里，在米什卡看来，卡捷琳娜的美丽是那么无可争辩，她的心是那么温柔，她的一举一动都是那么亲切，以至于他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能埋首在圣彼得堡古老的皇家图书馆那一堆堆藏书里。
“她就像萤火虫，萨沙。像玩具风车。”有时，他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仿佛一个从未领略过世界奇迹的人终于有幸瞥了一眼。他脸上充满了留恋和惊奇，甚至有些发愣。
然而接下来，在入秋后的某个下午，她忽然出现在图书馆他所在的那间狭窄的阅览室里。她终于来找她的知音了。他们俩在那一大堆书后面窃窃私语了整整一小时。当图书馆闭馆的钟声敲响时，他们才走出来。他们沿着涅瓦大街开始走，一直走到季赫温公墓。在这儿俯瞰着涅瓦河的某个地方，这只萤火虫，这只玩具风车，这个人间的奇迹，突然握住了他的手。
“啊，罗斯托夫伯爵，”从旁边经过的阿尔卡季冲他说道，“原来您在这儿啊。我那儿有封您的信。”说完，他转身回到前台，在许多便条里找着，“在这儿。”
伯爵的这封信是由米什卡本人口述并由酒店接待员记录的。米什卡在信里表达了歉意，并解释说，卡捷琳娜身体不适，所以他返回圣彼得堡的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了。看完字条，伯爵沉吟了片刻。他掩饰住失望，从字条上抬起头来，向阿尔卡季道了谢。可这时，前台领班的注意力早转到下一位宾客身上去了。
“晚上好，伯爵，”安德烈飞快地朝本子上扫了一眼，“一张两人桌，对吧？”
“怕是只有一个人了，安德烈。”
“即使这样，您能来，我们也还是很荣幸。您的桌子马上就好。”
近来，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先后承认了苏联，因此到博亚尔斯基用餐时需要先等上几分钟的情况已越来越常见。这就是被国际大家庭和兄弟贸易国家重新接纳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伯爵刚走进餐厅，便看见一位留着翘胡子的男人带着一位亚麻色头发的随从沿过道大步走了过来。尽管伯爵只见过此人一两面，但他看得出来，此人应该是个政治委员之类的人物，因为他不但走路很急，说话很急，就连停下脚步时停得也很急。
“晚上好，索斯洛夫斯基同志。”安德烈面带微笑地欢迎道。
“是的。”索斯洛夫斯基表了个态，好像别人在问他是否想马上入座。
安德烈会意地点了点头。他朝一名侍者做了个手势，将两份菜单交到他手里，然后示意他把两位先生领到十四号桌去。
从几何形状上讲，博亚尔斯基餐厅其实是个正方形。正方形的中央摆着高高的植物群（今天是带着枝叶的连翘花），四周摆着二十张大小各异的餐桌。如果以罗盘上的方位基点来看桌子的位置，安德烈让侍者领着政治委员和他的随从走去的那张两人桌则位于罗盘的东北角，和一个有着双下巴并且正在进餐的白俄罗斯人相邻。
“安德烈，我的朋友。”
餐厅主管把目光从他的本子上抬了起来。
“那不就是前几天和长得像斗牛犬一样的家伙拌嘴的人吗？”
“拌嘴”实在是出于礼貌而对事实进行淡化处理的表述。因为在事情发生的那天下午，这位索斯洛夫斯基在午餐时旁若无人地对同伴大声说，他真搞不懂为什么白俄罗斯人接受列宁的思想会如此之慢。而这句话正好被那位长得像斗牛犬的伙计（他的桌子就在旁边）听见了。那伙计把餐巾往盘子上一摔，逼着索斯洛夫斯基说清楚他刚才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索斯洛夫斯基也不是个善茬，正如他那目中无人的翘胡子一样，他以不屑的口吻说，他之所以这么讲有三个原因，随后逐一进行了阐述：
“第一，那里的人很懒惰。白俄罗人这个毛病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第二，他们对西方有种迷恋，而这可能来源于他们曾经有很长一段与波兰人通婚的历史。而第三则主要是——”
可惜，餐厅里的人永远也无法得知这最重头的第三条是什么了。因为“通婚”二字一出口，那位长得像斗牛犬一样的伙计就已经把椅子往后摔，伸手便把索斯洛夫斯基从他的座位上揪了起来。在随后的混乱中，餐厅出动了三名侍者才把揪住对方衣领不放的两人给掰开，之后，又派了两名勤杂工把掉在地板上的法式鸡肉清扫干净。
安德烈的脑海中又闪现出了那天的情景。他不禁回头朝十三号桌看去。长得像斗牛犬的那位此刻正和一个女人坐在一起，他们俩的相貌是如此相似，稍有些经验的逻辑学家都会得出他们二人是夫妻的结论。安德烈把脚跟一转，绕过餐厅中央的连翘花，朝索斯洛夫斯基和他的随从走去，并把他们领回到了三号桌——一个位于东南角的好位子。这里能轻易容下四个人一起用餐。
“非常感谢(3)。”回来之后，安德烈对伯爵说道。
“没什么(4)。”伯爵答道。
伯爵之所以回答安德烈说“没什么”，并非只是简单地遵循高卢人的用语习惯。事实上，像这样偶尔帮别人一个小忙对伯爵来说就像小麻雀喜欢啾啾地鸣叫一样，是生来就会的事，确实无须多谢。因为从十五岁开始，亚历山大·罗斯托夫伯爵就已经是一位为客人排座的老手了。
每次他从学校放假回家，祖母都会把他叫进书房。她喜欢待在壁炉旁边，坐在一张单人椅里织毛线。
“进来，孩子，陪我坐一会儿。”
“是，祖母，”伯爵倚靠在壁炉边的铁格栅上。他一边保持着身体的平衡，一边答道，“我能帮您做点什么吗？”
“这个周五晚上，大主教要来我们家参加晚宴，同行的还有奥博连斯基公爵夫人，科拉金伯爵，还有明斯基-波洛托夫全家。”
说到这儿，她的声音会渐渐弱下去，不再进一步解释。也没必要做进一步解释。在老伯爵夫人的心目中，一次晚宴应该能给人在生活的磨难与艰辛之外提供喘息之机。因此，她绝对不能容忍有人在她的餐桌上讨论宗教、政治或个人生活的不幸。而更棘手的是，尽管大主教的左耳已经失聪，他却喜欢在言谈之间引用拉丁语警句，而且每喝完一杯，他便会冲着女宾们袒胸露肩的衣服呆呆地凝视好一阵。而奥博连斯基公爵夫人到了夏天则会变得尤其刻薄，一听到谚语和警句就直皱眉头，她尤其不能忍受别人讨论艺术。科拉金伯爵一家呢？一八一一年，他们的曾祖父曾被当时的明斯基-波洛托夫王子说成是“波拿巴主义者(5)”，打那以后，他们和明斯基-波洛托夫家的人就再没说过一句话。
“总共会来多少人？”伯爵问。
“四十。”
“还是经常来的那些人吧？”
“差不多。”
“奥西波夫他们家呢？”
“也会来。但皮埃尔还在莫斯科没回来。”
“哦。”伯爵脸上带着国际象棋冠军开局时的那种胸有成竹的微笑说道。
下诺夫哥罗德省有一百多个显赫的家族。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这些家族相互之间有过通婚，也有过离婚，有过借也有过贷，有过接纳也有过后悔，甚至发生过冒犯、防卫和决斗。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利益。同时，他们坚决捍卫着由不同的辈分、性别和房产带来的相互冲突的立场。而罗斯托夫老伯爵夫人餐厅里的那两张能坐二十位宾客的餐桌正是这个巨大旋涡的中心。
“别担心，祖母，”伯爵保证，“会有办法的。”
伯爵来到花园里，开始闭上眼睛思考。他把每位宾客的座次在脑子里逐个挪来挪去。可他妹妹却看不出他这项工作有任何意义。
“你为什么要皱着眉头呀，萨沙？不管座次怎么安排，每次宴会大家不是都聊得很开心吗？”
“不管座次怎么安排！”伯爵会惊呼道，“都会聊得开心！让我告诉你，亲爱的妹妹，在安排座次时粗心大意曾使最美满的婚姻毁于一旦，还曾导致两个长期友好的国家的关系陷入崩溃。事实上，在墨涅拉俄斯的宫廷里进餐的时候，帕里斯如果没被安排坐在海伦的身边，那么特洛伊战争根本就不会发生。”(6)
毫无疑问，这个反驳漂亮极了。尽管过了这么多年，伯爵仍这么觉得。可谁又知道奥博连斯基和明斯基-波洛托夫这两家人如今在哪儿呢？
与赫克托耳和阿喀琉斯在一起。
“您的桌子好了，罗斯托夫伯爵。”
“啊，谢谢你，安德烈。”
两分钟后，伯爵已端着香槟坐在了自己的餐桌旁（香槟是安德烈为了感谢他的及时指点而赠予他的）。
伯爵啜了口香槟，然后拿过菜单习惯性地从后往前看了起来。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在点主菜之前花太多工夫考虑饭前的开胃菜常常会让你后悔不迭。而现在，这里就有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菜单上列着的最后一道菜才是他今晚真正需要的：炖小牛肘。而在吃这道菜之前，开胃菜最好少吃。
伯爵合上菜单，朝餐厅四周扫了一眼。不可否认，他沿着楼梯朝博亚尔斯基餐厅过来的路上，情绪的确有些低落。可现在，他手里端着香槟，炖小牛肘马上也要来了，而且，他刚帮了朋友一个忙，心情也舒畅起来。也许命运女神（她们的孩子最喜欢把事情的顺序颠倒过来）单单挑中了他，想让他重新振作起精神。
“您有什么问题吗？”
忽然有人在伯爵身后问了一句。
伯爵回答说他已经准备好点菜了。可当他从椅子里转过身来一看，不禁惊呆了，因为俯身到他肩头跟他讲话的竟然是“主教”。他身上穿着博亚尔斯基餐厅的白色西服。
不可否认，随着酒店里外国客人的回流，近来博亚尔斯基餐厅是有些人手不足。所以安德烈决定增添些人手，这伯爵能理解。可广场餐厅有那么多服务员，世界上有那么多服务员，他为什么会偏偏选中这位呢？
“主教”似乎猜透了伯爵这一连串的心思，因为他的笑容越发得意起来。是的，他仿佛在说：我还真就挤进这家最有名的餐厅，成了少数几个能在大厨茹科夫斯基的厨房里自由进出的人之一。
“您是不是还需要点时间考虑？”“主教”建议道，他拿着铅笔在他的小本子上准备着。
有那么一瞬，伯爵差点脱口而出叫他走开，并要求换一张桌子。但罗斯托夫家族一直都有个令他们颇为自豪的习惯：当自己的行为有失宽厚或仁义的时候，他们会勇于承认。
“不，伙计，”伯爵答道，“我可以点菜了。先来点茴香和橘子沙拉开开胃，再来一道炖小牛肘。”
“当然，”主教说，“您的炖小牛肘想要几分熟？”
伯爵惊讶得差点叫了起来。我想要几分熟？难道他想让我指定炖肉所需的温度吗？
“让厨师去做好了。”伯爵宽容地答道。
“当然。您要不要来点酒？”
“那是肯定。来瓶一九一二年圣洛伦佐的巴罗洛葡萄酒。”
“你是要红的还是白的？”
“巴罗洛，”伯爵解释说，他尽可能地启发他，“是一种产自意大利北部的醇厚的红葡萄酒。也正因为如此，米兰的炖小牛肘与它搭配是最好的。”
“就是说，您要红的。”
伯爵冲“主教”打量了片刻。这家伙看上去不聋啊，而且听口音，俄语应该是他的母语。按理说，现在他该转身到厨房去报菜才对。可正像老罗斯托夫伯爵夫人常说的：如果耐心那么容易就能经受住考验的话，它也就谈不上是什么美德了。
“是的，”伯爵在心里暗暗从一数到五，才开口说道，“巴罗洛是红的。”
可“主教”仍站在那儿，他手中的铅笔在本子上停住了。
“很抱歉，”他话音里却没有丝毫的歉意，“可能我刚才没讲清楚。今晚您要喝葡萄酒的话只有两种选择：白的或者红的。”
两个人眼瞪眼地看着对方。
“你能让安德烈过来一趟吗？”
“当然。”说完，“主教”像教士一样鞠躬离开了。
伯爵的手指在桌上疾速地敲了起来。
他说的是“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当然个什么啊？当然你就站在那儿，而我坐在这儿？当然你先说了一句，我又回答了你一句？当然人活在世上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且随时随地都可能结束！
“出什么事了吗，罗斯托夫伯爵？”
“啊，安德烈。是关于你这位新来的手下。他在楼下餐厅的活儿干得怎么样我非常了解。在那种地方，稍稍欠缺一点经验，我想大家还能容忍，甚至是意料中的事。可这里是博亚尔斯基呀……”
伯爵双手一摊，冲着这座神圣而古老的餐厅比画了一下，然后望着餐厅主管，希望他能明白自己的意思。
只要你对安德烈略微有些了解，你就知道他永远都不会鲁莽行事。他可不是在狂欢节或者小剧场里扯着嗓子大喊大叫的那种人。他在博亚尔斯基餐厅所担任的主管一职对见识，对机智，对礼仪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因此，安德烈的脸上通常都保持着严肃的表情，而伯爵对此早已习以为常。然而今天，他的表情居然严肃到如此地步，连在博亚尔斯基吃了这么多年饭的伯爵都没见过。
“是哈利茨基先生要把他提拔上来的。”主管轻声解释道。
“可那是为什么呢？”
“我也不清楚。我想他有什么朋友吧。”
“有朋友？”
安德烈难得地耸了耸肩。
“有势力的朋友。可能是餐饮服务员协会里的什么人吧。也可能是全俄工会，或者党内的某位高层人士。这年头，谁知道呢。”
“我真替你难过。”伯爵说。
安德烈感激地微微鞠了一躬。
“好吧，如果他们硬要把这家伙塞给你，出了事也就不能怪你啦。我当然也得把我的期望值相应地调整调整。哦，对了，在你走之前，能不能帮我个小忙？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不让我点我想要的酒。我只是想要一瓶圣洛伦佐产的巴罗洛葡萄酒，配我的炖小牛肘。”
安德烈的表情变得更严肃了。根本无法想象这种表情会出现在他的脸上。
“也许您该跟我过来看看。”
伯爵跟着安德烈穿过餐厅，经过厨房，再沿着一段长长绕绕的楼梯往下走。他发现自己来到了就算是尼娜也不曾见过的地方：大都会酒店的酒窖。
砖砌的拱门，阴凉昏暗的环境，大都会酒店的酒窖里无处不使人联想起阴暗的地下墓穴。只不过摆在这间地下密室最里头的并不是盛殓圣徒的石棺，而是一排排摆满酒瓶的架子。这里面收藏的酒类之丰富着实令人惊叹：有解百纳和霞多丽，有雷司令和西拉，也有波尔图和马德拉。二十世纪欧洲大陆上的所有佳酿这里应有尽有。总共有近万箱，十万多瓶。却没有一瓶上面有标签。
“发生什么事啦？”伯爵倒吸了口冷气，问道。
安德烈一脸严峻地点点头。
“有人向食品委员会的特奥多罗夫同志提了个意见，说我们这里的酒单与革命的理想和宗旨背道而驰。因为它是贵族特权，知识分子的腐朽，以及投机者囤积居奇、巧取豪夺的标志。”
“可这也太荒唐了。”
在短短一小时之内，平素从不耸肩的安德烈已经第二次做出了这个动作。
“开了个会，搞了一次表决，命令就下来了。从今以后，博亚尔斯基餐厅只卖红、白两种酒，而且所有的酒都一个价。”
安德烈伸手朝角落里的五只水桶指了指（谁会想到他的手指会沦落到指这些东西的地步呢），水桶旁边各式各样的标签扔了一地。“十个人，花了整整十天，才把这活儿干完。”他闷闷不乐地说。
“可有谁会跑去提这种意见呢？”
“我也不敢肯定，但听说很可能是您的那位朋友干的。”
“我的朋友？”
“就是刚从楼下被提拔上来的那位侍者。”
伯爵难以置信地看着安德烈。紧接着，他脑海中闪现出一个场景。那是在某个圣诞节，伯爵听到一位侍者建议客人吃拉脱维亚炖肉的时候配西班牙里奥哈红葡萄酒，他马上从自己的椅子里倾过身去，纠正了他的这个建议。当时的伯爵是多么扬扬自得啊，因为经验是无法替代的。
然而此刻，伯爵心想，这不就给替代了吗？
伯爵沿着地窖中央的通道走去，安德烈在他身后几步跟着，两个人就好像军队的指挥官和副官一般，在战斗结束后视察野战医院。通道快到尽头了，伯爵拐到其中的一排架子前。他在酒架的挡板和搁板上迅速点了一下，便立刻断定，光这一排就有不下一千瓶，而且，这一千瓶酒的大小和重量几乎一模一样。
他随手拎过一瓶。曲线的玻璃瓶身握在掌中的感觉是那么完美，瓶子的体积与人手臂的比例搭配是那么得当。那瓶子里面呢？这个深绿色的玻璃瓶里装的到底是什么？是吃卡门贝尔乳酪时喝的霞多丽，还是山羊奶酪的最佳拍档白索维农酒？
不管里面装的是什么酒，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和旁边瓶子里的酒绝对不一样。正好相反，他手中的那个瓶子里装的是历史的产物，而那段历史又同它的原产国及其人民一样复杂而独特。它的颜色、香气和味道反映的是它的产地所特有的地质、地形和气候。除此之外，它还能反映出它出产那年的自然条件和天气现象。轻轻抿上一口，它便能使人想到那年冬天冰雪开始消融的时间，夏天雨水的充足程度，盛行风的风速，以及多云天出现的频率。
是的，这一瓶瓶酒是经过时间和空间的蒸馏后留下的精华；每一瓶都表现出独特的诗意。可在这儿，它们却被扔到一片匿名的汪洋大海之中，一个平平凡凡、默默无闻的王国里。
就在那一刻，伯爵突然茅塞顿开。就像米什卡终于悟出现在只不过是过去顺其自然的副产品，伯爵也清醒地认识到，塑造未来的正是现在。他终于明白了自己在时光的流逝中所处的位置。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一定会越来越认同这样的观点，即一种生活方式需要经过好几代人才会逐渐消逝。我们的祖父母们喜欢的歌曲我们也都非常熟悉，但我们不像他们那样一听到那些歌就要载歌载舞。每逢节日，我们都要从抽屉里翻出几十年前的食谱为宴会做准备，有些食谱甚至是某位早已过世的亲戚亲手写的。还有我们家中的物件呢？比如说，那张世代相传的具有东方格调的咖啡桌和旧书桌？除了有些“过时”，它们不但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增添了美感，还让我们认识到一个时代的逝去是个极其缓慢的过程这句话不无道理。
伯爵微笑着说，这样或那样的事都过去多少年了，比如他写诗的日子，他的旅行还有恋爱。话虽这样说了出来，但他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他的内心深处总想象着，尽管常常是不经意间，他生活中所有这些事物仍在某个边缘久久徘徊，等待着他的召唤。可现在，看着手中的这只酒瓶，伯爵猛然意识到，一切的一切其实早已成为历史。因为这些布尔什维克人是如此渴望按他们的方式重塑未来。不把残存在他内心深处的那个俄罗斯连根拔起，砸碎，然后完全抹除，他们是不会罢休的。
伯爵把瓶子放回原处，然后朝在楼梯脚等着他的安德烈走去。穿过架子的一瞬间，他意识到，这里几乎所有东西都即将成为过去。因为他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办。
“再等我几分钟，安德烈。”
他从地窖最里面的几排开始，在那些架子之间上上下下、来来回回地扫视起来，连安德烈都开始怀疑他是否丧失了理智。可来到第六排前，他终于停下了。他弯下腰，从齐腰高的架子上那一千多瓶酒中小心翼翼地抽出一瓶。他将它拿在手里，拇指从玻璃瓶上刻着的两把交叉着的钥匙徽章上轻轻抚过，脸上露出了黯然神伤的微笑。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海伦娜去世十周年的这天，为了纪念妹妹，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决定喝一杯。然后，他准备彻底地摆脱尘世间的烦恼。
* * *
(1) 原文为法语：Mon Dieu。
(2) 位于伏尔加河中游的俄国城市。
(3) 原文为法语：Merci beaucoup。
(4) 原文为法语：De rien。
(5) 波拿巴主义又称拿破仑主义，一种资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列宁指出：波拿巴主义是由“资产阶级在民主改革和民主革命的环境里转向反革命而产生的”。拿破仑·波拿巴和路易·波拿巴曾先后在法国建立这种统治形式，故名。
(6) 帕里斯是希腊神话里的特洛伊王子，因诱走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的美人妻子海伦而引发历时十年的特洛伊战争。
一九二六年
别了(1)
人迟早要选择一种哲学。这是生活的现实。至少当伯爵站在317号套房里那几扇熟悉的窗户前时，他是这么觉得的。他刚刚是用尼娜的钥匙溜进屋里来的。
不管是大量阅读后的慎重思考，还是凌晨两点喝着咖啡与人热烈讨论之后的反思，抑或只是基于某种先天的倾向，我们最终都会采纳一个基本的架构，采纳某个合理而且融会贯通的因果体系，而这种体系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某些重大事件，而且能让我们理解构成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及其相互影响。无论它们是有意的还是自发的，是无法避免的还是无从预见的。
几个世纪以来，绝大多数俄罗斯人都是在教堂的屋檐下寻求哲学慰藉的。无论他们喜欢受到《旧约》的约束，还是更为宽容的《新约》的影响，对上帝的服从帮助他们理解了，或者至少是接受了那些无法回避的事物的存在。
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伯爵的大多数同学都放弃了宗教，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从别处找到了更好的心灵慰藉。有的人更喜欢追随达尔文的理论，因为它清晰明了，能让人看到自然选择过程中每一次转折的印迹。有的人则选择尼采和他的永恒轮回，或者黑格尔及其辩证法。毫无疑问的是，当你能把这些理论体系的著作读到第一千页时便会觉得，每一个理论都相当合情合理。
可对伯爵而言，他的哲学倾向本质上一直都与气象有关。具体地说，他相信好天气和坏天气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影响。他相信早降的霜冻，持久的酷暑，不祥的云层，枯弱的雨水，还有雾霭，晴天和降雪等，都会对事物产生影响。他尤其笃信，温度计上那极其细微的变化能改变人类的命运。
你只要从眼前的窗口往下看看，就能找到现成的例子。不到三周前，温度徘徊在7℃左右，剧院广场一直空空荡荡，冷清凋敝。仅仅因为近来平均气温升高了3℃，树枝上已经开始打苞，更有麻雀的啁啾，无论老少，人们开始成双结对地在公园的长椅上逗留。假如气温上发生如此细微的变化就能让偌大一个公共广场随之改变，那我们凭什么觉得人类历史的进程不会同样受它的影响呢？
拿破仑应该会头一个站出来承认。纵然他手下有十五个师团的精兵良将，纵然对敌情做过仔细研究并制订出了一套周密的进攻计划，最终还是要和气温打交道。因为温度计上的读数不仅将决定他行军的速度，更决定供给是否会充足，以及他手下的将士的士气是高涨还是低迷。（啊，拿破仑，也许你征服俄罗斯的企图永远都不会得逞，但倘若当年气温再高上5℃，你或许还有一线机会带着半数部队逃回老家去，而不是像后来发生的那样，在莫斯科城和涅曼河之间葬送了三十万人的性命。）
如果战场上的例子不合你的胃口，那我们就用深秋的聚会来举例吧。比如说，你和你那帮泛泛之交都应邀去参加美丽迷人的诺沃巴茨基公主的二十一岁生日庆典。下午五点，你从化妆室的窗户往外看去，今天的庆祝活动看样子会受到天气的影响。气温只有1℃，天上布满乌云，还淅淅沥沥下起了雨。公主请来的客人们抵达时一定是又湿又冷，情绪也必然有些低落。而等你六点出发的时候，温度又下降了。这时候，温度刚好降到飘落到你肩膀上的不再是灰蒙蒙的秋雨，而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一场本可能把今晚的盛会搅黄的降雨，现在反而为它营造出了奇妙氛围。事实上，那景色太迷人了。雪花旋转着从天上悠悠地飘落，一辆三驾马车从道路上疾驰而来，而你的马车被它逼到了路边。那辆车的缰绳后面站立着一位年轻的轻骑兵军官，猛一看真像驾驶着战车的古罗马百夫长。
你花了一小时才把开进路沟里的马车弄出来。等你终于赶到公主的会场时，不幸的是，你已经迟到，同样迟到的还有一位你上军校时认识的朋友。事实上，你眼看着他从乘坐的无顶四轮马车上下来，双肩往后一扳，前胸一挺，接着就给一旁服侍的男仆来了个考验：他踩在了冰上，脚下一滑，屁股着地地摔在了地上。你赶忙过去扶他起来，用手搀住他，将他领进屋去。这时，宾客已从会客室分散到了屋里的各个角落。
你来到宴会厅，围着桌子很快地转一圈，找你的名牌。你原以为（因为你众所周知的健谈）你一定又被安排在某些别扭的表兄弟旁边。可没想到，你今天被安排在晚宴主宾的右首。而公主左边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在路上驱车疾驰，把你的车逼到路沟的那位年轻潇洒的轻骑兵军官。
你一眼就看出，他试图把公主全部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一个人身上去。他的如意算盘显然是先跟她吹嘘一番部队里的经历，再找机会替她倒几杯酒。然后，等到晚宴结束，主动伸出胳臂，领着她下到舞池，在玛祖卡的舞曲中一显他的英姿。等到乐队奏起施特劳斯的圆舞曲时，他无须再请公主跳华尔兹了，因为那时，在外面的露台上，公主和他已相拥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