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他比作一种动物的话，我觉得他比较像一只野兔；他总是保持在即将要跳开的状态之中，不是在追逐什么，也不是在嘲弄什么，而是随心所欲，乐在其中。不是耳朵，而是眼睛，愉快的眼睛，给他带来了一切事物的新闻。
摄影唯一让我感兴趣的，他说，是瞄准，是瞄准目标。
就好像一个神枪手？
你知道有本禅宗讨论箭术的经典吗？乔治·勃拉克（Georges Braque）在1943年给了我这本书。
我还真不知道。
它讨论的问题关于存在、开放性，以及忘记你自己。
你不会是闭着眼瞄准的吧？
不，事关几何。改变位置几毫米，几何就改变了。
你说的几何就是美学？
完全不是。这有些像数学家与物理学家在研究一种理论时所说的精确性。如果一个切入点是精确的，那么它就有可能正在接近真实。
那几何又怎么讲？
几何的到来是因为黄金分割。但计算是毫无意义的。就像塞尚曾经说的：“当我开始思考时，一切都被丢在脑后了。”一张照片，重要的是丰富性和它的简单性。
我注意到他桌子上的小相机，就在身边，一个很容易拿到的位置。
20年前，我放弃了摄影，回归绘画，更重要的是回归素描。但人们却总还是不断问我关于摄影的问题。不久以前，有人还给我发了个奖，奖励我“作为一个摄影师的创造性的一生”，我告诉他们，我不相信会有这样一种生涯。摄影就是按下快门，在正确的时刻把你的手指按下去。
他在鼻子前面滑稽地模仿了那个动作，搞得我哈哈大笑。这让我想起了禅宗用笑话来教学的传统，拒绝任何生硬说教的传统。
什么都没有失去，他说，所有你曾看到的东西总会跟随着你。
你想不想当飞行员？
现在轮到他哈哈大笑了。因为我猜对了。
我曾在空军服役，驻扎在勒布尔热。在去往巴黎的方向不太远的地方就是那家著名的家族企业，卡蒂埃－布列松棉线厂！他们知道我是一个资本家的儿子。我被派去拿着扫把打扫飞机库。然后我必须要填一个表格。问我是不是想要做一个军官？回答是“不”。专业能力？回答是一无所有，这么写是因为我都没有通过高中毕业考试。问我对军队服役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为此，我引用了让·科克托（Jean Cocteau）的两行诗歌：
别管那么多
天空属于我们所有人……
我认为这两句诗表达了我如何渴望当一个飞行员。
我被叫到长官面前，他问我，我写的那些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说我引用的是让·科克托的诗歌。科克托什么？他咆哮着。他继续警告着我，如果我不够小心，我就会被抽调到非洲一个纪律严格的部队去。而事实是，我被送到了勒布尔热一个惩戒小队。
说话的工夫，他已经举起了相机，然后看着我——或者，倒不如说，看着我的四周，好像我有灵光（aura）似的。
从部队退伍之后，我跑到了象牙海岸，以狩猎谋生。我习惯于在晚上打猎，像个矿工一样戴着一盏头灯。我们一共有两个人，我的伙伴是一名非洲人。后来我得了黑水热，差不多快要死了，是我这个猎人兄弟救了我，因为他非常善于使用各种草药，他就像是一个药剂师。之前他曾经给一个白人女性下毒，因为她太傲慢了。但他却救了我，并且护理我直到康复……
在他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起了另一些我曾听到或者读到的故事，都是关于迷路的旅者被游牧人或猎人拯救。当他们回来以后，就不再和以前一样了。他们的人生轨迹被一种启蒙所改变。接下来的这一年，卡蒂埃－布列松买了他的第一台徕卡相机。在十年之内，他就成名了。
几何，他现在开始说，来自其所在事物之中，假如你能恰如其分地去看它，你也就能获得它。
他放下对准我的相机，并没有使用它。
我想要问你一些事情，我说，请一定要耐心。
我吗？真没办法。我很没有耐心。
我仍固执地追问，拍下一张照片的瞬间，正如你所称呼的“决定性瞬间”，是不能被计算、被预见，或是被思考的。那么好了，它就很容易失去，不是吗？
当然了，永远。他笑了。
那么，是什么预示了这个决定性的瞬间？
我更愿意谈素描。素描是一种冥想的形式。在素描中，你一道线一道线地添加，一点一点地，但是你始终都不能完全肯定你画的这个整体会变成什么样子。一幅素描是朝向整体的一次总也不能完成的旅行……
好吧，还是让我自己来回答，拍一张照片却完全是相反的。当它到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整体的瞬间，你甚至都不知道它的构成成分是什么！但我想要问的是：这种“感觉”是否超乎你的所有感觉之上，是一种超感，一种第六感——
第三只眼！他插话道。
——或者这就是来自你面前事物的一条讯息？
他咯咯地笑，就好像在民间童话里的野兔那样——然后跳开去找寻什么。他拿着一张复印件回来。
这是我的答案——来自爱因斯坦。
他手抄了一个引语。我开始阅读这些文字。它们来自爱因斯坦给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Max Born）妻子的一封信，时间是1944年10月，“我有一种要和一切生命之物共生的感觉，对我而言，个体在哪里结束和开始都变得不重要了……”
那就是答案！我说。不过，我还想着一些别的事。我在思考他的笔迹。它们非常大，很容易阅读，开放的、浑圆的、连续的，以及令人吃惊的。
当你透过取景器往外看，他说，无论你看到什么，你看到的都是裸露。
他的笔迹之所以令人吃惊，是因为它是富于母性的，简直不能再富于母性一点了。在某些方面，这位充满男子气概的男人是一个猎人，是世界最为著名的图片社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他从德国的战俘营里逃跑三次，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佛教徒，但在某些方面，这个男人的心却是一位母亲的心。
看看他的照片是不是这样，我对自己说。看看那张几个戴着圆顶硬礼帽的男人、屠宰场的工人、恋人、醉酒者、逃难的人、妓女、法官、野餐的人、动物以及在每一片大陆上的那些孩子，尤其是孩子。
唯有母亲才会如此冷静，才会不带任何幻想地去爱，这就是我的结论。大概他对决定性瞬间的直觉就好像一个母亲对她后代的直觉一样本能而直接。那么又有谁真正能够分辨这究竟是直觉还是讯息呢？
当然，心、母性或者其他什么东西，还不能解释这一切。这里同样也有训练的因素，持续不断的对眼睛的训练。他给我看一幅画，是他最爱的叔叔路易画的，他是一个职业画家，一战期间在佛兰德斯被杀害，只有25岁。我们还一起欣赏了另外一些他父亲和祖父的画。那是一些他们对自己所处地域展开发掘的地志风景。这是一个家族传统，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他们会仔细地观察枝条，耐心地描绘树叶。就好像刺绣似的，但却由一个男人完成，用铅笔“穿针引线”。
在他19岁时，亨利和立体派大师安德烈·洛特（André Lhote）学习。在那里他学到了角度、分界以及事物倾斜的方式。
你的一些绘画作品，我跟他说，你的一些静物以及巴黎街头的场景，让我想起了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这不是一种影响，甚至不是说你们在作品本身上有什么共同之处。在你们的绘画中，你们共享的是一种挤压的方式，在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之间的挤压，或者在一面墙和一辆车之间的挤压，当然，不是你们在具体身形上的挤压，而是你们的视野，一会儿溜到另一边，然后又溜到后面——
阿尔贝托！他打断了我。尽管他这一生过得如此糟糕，他这样的一个人会让你领悟到活着是值得的。是的，我们两个都四处溜达……
他捡起相机再次盯着我周遭。这一次他按下了快门。
四处溜达，他说，抓住各种巧合，它们无穷无尽。大概也正是亏了它们，我们才可以瞥到隐藏在内的秩序……今天的世界已经变得难以忍受，它比19世纪更糟。19世纪结束直到大约1955年，我认为，在此之前，还有希望……
他又跳了一下，回到了场边。
我们一起看他刚刚为皮埃尔神父（Abbé Pierre）拍的一张照片。这是一张展现了热情的照片，这个伟大的男人，狂暴且虔诚，替无家可归者抗争，是法国备受爱戴的公共人物。摄影师和神父应该在同样的年纪上。一位被另一位老人拍下的不知疲倦的老人。我想着，假如神父的母亲今天也可以见到皮埃尔，她看到的他，应该就如同这张照片瞬间里的他一样。
终于，我说，我要走了。
他微笑着说，人们总是问我的新项目，我该如何回答他们呢？今晚去做爱，下午去画另外一幅素描。要保持惊奇！
我坐电梯下楼，从他五层楼的公寓离开，我想他可能要画另一幅素描了。
在地铁里，我在车厢里找到一个空座，这里一半以上有人。车厢另一端有一个四十岁出头的男人，他在针对残疾的妻子做一个简短的演讲，他牵着她的手，她则跟着他，闭着眼睛。他说，他们从自己的住处被赶出来，假如向任何机构申请救助，他们就有被分开的危险。
你们不知道，男人对着车厢里面的人说，爱一个残疾的女人是什么感觉——我全心爱她，我爱她就如同你们爱你们的妻子和丈夫。
一些乘客给了他钱。对于每一个人，这个男人都说：“多谢你们的同情（Merci pour votre sensibilité）。”
在那一瞬，面对这个场景，我突然朝向门口望去，期待他就在那儿，带着他的徕卡。这个动作对我而言是突然发生的，没有经过任何深思熟虑。
他曾用他充满母爱关怀的字迹写过：摄影，是一种瞬时的冲动，来自持久的观看，也来自对那一瞬以及它的永恒的捕捉。
1996年
马蒂娜·弗兰克
《一日又一日》的传真序言
［传真：16.43］
1998年3月3日
马蒂娜：
我们为何不从结尾开始谈？故事总是在结尾显现的时候才成为故事。在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成为故事，是他们被驱逐之后，而非之前。灰姑娘成为故事，则必须要丢掉她的水晶鞋。
你的书——之所以会萦绕人心，是因为在翻阅页面时，这些页码连接就好像在讲一个故事（当然，事实上，你拍的是很多个相互独立的摄影报道）——你的书用8张照片作结尾，拍摄于大西洋之外的爱尔兰西海岸多尼哥的托里岛。
这地方太荒芜了，连棵树都没有。它的极端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你在这块土地上已经不能走得太远，而就这一点来说，它有些像欧洲西海岸沿岸的一些地方——比如，赫布里底群岛。土地已到尽头。法国布列塔尼的菲尼斯泰尔，西班牙加利西亚的菲尼斯特雷，它们的字面意思就是地球的尽头。现在，我想要问你一些关于风景的事情。你所能记得的，童年时最初看到的，或最打动你的风景是什么？或者，最让你感到宽慰的地方是哪里？你希望自己埋葬在哪里？
约翰
［传真：11.10］
1998年3月5日
约翰：
我现在在英伦海峡海底隧道里，这可是千真万确的无人境地：仿佛合上眼睛，图片、文字就会浮到表面。
你问我关于风景的事。我最早的记忆是沙漠：耸立着的巨大繁茂的仙人掌、岩石、沙砾、干旱的河床——几乎一切都是单色的，除了偶然遇到的、足以让人惊奇其色彩之浓郁的小花。当时，我们全家因为哥哥的哮喘要在亚利桑那州住上几个月。因为骑在一匹脱缰的奔马上，我对这片地域风景的感知更清晰。假如我掉下来，就会跌落到岩石或多刺的植物上。我迷路了，不知道要去哪儿，成了一匹四处乱撞的奔马的囚徒，它想要摆脱马上的人，想要回到马厩。奇怪的是，记忆里这个可怕的片段总是和我第一次撒谎的记忆连在一起。我去的日校在沙漠的边上，每天下午我们都会在一个大大的木阳台上眺望沙漠，胖胖的舍监会分发给我们图书来打发午休的时光。我要了一本法文书，她看上去相当吃惊，然后问我：“你会读法语？”“是的。”我骄傲地说。不一会儿，她就发现我把我盯着的那本书拿反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思考被埋葬在哪里的问题。但既然你问我了，我希望被火化，然后找人把骨灰撒在一棵美丽的树下。我赞赏那种循环回归地球的想法——但不是现在！
马蒂娜
［传真：16.47］
1998年3月6日
马蒂娜：
脱缰的马和第一次撒谎——你所说的，这两个岂不是都与跳或者向前飞跃有关？（之后你学会了法语，通常孩子的谎言也多少有些像那——小小的预言，不是吗？）出于某些原因，这两个故事放一起让我想到了你在普希金国家美术馆拍的小女孩，她正阅读一张绘画作品的说明，画中也有一只脱缰的动物！但这不是一种奇闻逸事般的巧合，因为很多很多你的照片都涉及了预言或者飞跃。伊夫里那个正针对你将要拍摄的照片同你开玩笑的老太太，我这里用的是正确的时态，“未来在即”，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当然，也会有例外。但你照片里通常总会有“飞跃”，是身体上的——比如多尼哥墙头的孩子或者巴黎玩杂耍的人，也是心理上的——比如等待上场跳舞的剧院实习生，或者比如正学习变成智者的祖古（Tulku）。
不是所有的摄影作品都如此。书里有一张你拍的保罗·斯特兰德的肖像。我不知道你也认识他。他是一个像大树一样的男人，不是吗？他的作品用的是一种历史性的语气，你同意吗？有的时候，他的这些照片几乎好像是让水静止的大坝。但你的照片则是向前的。你一直都想要当一个摄影师吗？有没有想过当杂技演员（或类似的？）我不断地回到那个词：预言未来，这是孩子和演员所不断扮演的。
约翰
［传真：11.40］
1998年3月7日
约翰：
不。我从来没有想要成为一个杂技演员，但少年时代的我非常喜欢滑雪，另外，小时候，我还喜欢往水里跳。我的父亲，别的不论，是一位卓越的帆船运动员，作为六米级竞赛帆船的船长参加过两届奥运会。我们会花上差不多整个夏天以及复活节假期的时间出海，可是，我却从来没克服对大海的恐惧，或者是否也可以这样说，我敬重那些难以预料的“元素”。为这本书所拍摄的最近一些照片，是托里岛附近冲刷着岩石的巨大海浪，它带来的惊吓让我失去了理智；我曾尝试靠近一点儿，但却害怕不期而至的大浪，或者担心滑倒在岩石上摔断腿困在没有人能发现的地方。那时我一直自言自语，这该是多么愚蠢的死亡方式啊！
我的祖父在给我的两个侄子拍照的时候，从奥斯坦德的堤坝上跌落而去世。当你透过镜头取景的时候，这个事儿很容易发生，因为在不到一秒的短短一瞬里，取景框之外的一切都不存在了，为了得到恰到好处的一帧图像，你得持续地前后左右地移动。电影摄影师拍照的时候，总会有人引导和控制，但摄影师却很少会这样。今年我和我祖父去世时的年纪一样。
照片是作为一种替代品而来。我相当害羞，与人谈话总是很艰难；一台相机放在手里就给了我一个职能，一个到某些地方去的理由，但是作为一个见证者而非演员。
一张照片不一定非得是谎言，但它也同样也不是真相。它更像是一种飞逝的、主观的印象。我最喜欢摄影的地方在于，它真的是一个不能被预期的瞬间，一个人必须要持续保持警戒，等待着收获的不期而至。
马蒂娜
另外，我已回到巴黎。
［传真：16.45］
1998年3月7日
马蒂娜：
我们说的是同样的事情。你说：“一个人必须要持续保持警戒，等待收获的不期而至。”我则用的是将来时态和预言未来这个词。这在你身上是某种非常独特的东西，对于很多摄影师并非如此。比如，玛可塔·卢斯卡乔娃、爱德华·韦斯顿、萨尔加多、沃克·伊文思。当然，亨利·卡蒂埃－布列松也是不同的。他的“决定性瞬间”是一种选择的瞬间，或者说是被看到的瞬间，仿佛从上天而来，所有的时间都要臣服。但你等待的却是那些在预料之外发生的瞬间。你身上有一些汤姆·索亚（Tom Sawyer）或者哈克（Huck）的气质！看看在科隆狂欢节上拍的照片！看看你这本书的前12张照片——因为把孩子作为主题来谈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看看卡布尔老太太那张精彩的照片。画面中三个关注着婴儿的女人——那种期待，就像是一种对魔法降临的期待。托里岛上抱着娃娃的女孩是一幅自画像！承认吧。（你是否拍过自拍照？如果有，传真给我。）莉莉·布里克（Lili Brik）准备搞一个恶作剧。精彩的构图显示她已经快要成功了！
一个人是否会随年龄的增长而减少害羞？害羞是一件奇特的事情。和胆怯并不太相同。因为在害羞里还有一种好奇的元素，不是吗？它和勇气相关。这就是个悖论。害羞的那些人也是有冒险精神的人。
马蒂娜·弗兰克
卡尔瓦多省，卡布尔市，1985年
恐惧可能永远无法被征服。但却可以用加速的方法解除恐惧（与人们的想象完全相反）。你去航海，去滑雪，我则会在我的摩托车上狂飙。这兴许是神经系统的一种返祖现象。恐惧意味着想要奔跑！怎样让一张照片蕴含着速度其实挺神秘。例如，对我而言，你的那张非常静谧的海鸥停在悬崖上面对托里岛的照片，以及下一张裸体夫妇在海滩上的照片，那都是怎样的速度啊！
说到速度，我们再一次又开始谈论预言和预备。
僧侣这个主题是怎么来的？和你其他任何项目一样，还是比较特别？
约翰
［传真：10.05］
1998年3月8月
约翰：
这恐怕又是另一个巧合：你问我关于小僧侣的照片，那么今天我可能要去拍一个游行示威。我记得，几年前，你曾提到苏珊·梅塞拉斯（Susan Meiselas）对于拉美的反抗运动而言就像一个莎士比亚的信使，现在她又有关于库尔德人项目。我也想要把我自己视作投入到支持游行者的一粒沙。一个人怎么能在呈现苦难时不提宗教呢？如同我们的中世纪，文化得以在修道院里受到保护和传承。他们的生活类似英国的寄宿学校，但不会把竞争重点放在体育运动上。这里条件艰苦、纪律严明，他们穿着“制服”，被教育成精英，但与英国的寄宿学校比起来，这里有着更多的情感授予。僧侣也可以是充满母性的。我妈从小就让我阅读马克·吐温（Mark Twain），同时还有柯南·道尔（Conan Doyle），夏洛克·福尔摩斯和希区柯克至今仍是我的挚爱，他们把我们带回到生命的神秘之中，现实不期而至的一面，不断带领我们遭遇惊奇，解除我们的防备。我认为，根本上，那就是我为什么从来都不对摄影感到厌倦的原因。
你一直问我各种问题。我可以问一个吗？你快乐吗？
马蒂娜
［传真：15.34］
1998年3月11日
马蒂娜：
我快乐吗？我真的不认为快乐是一种状态，但不快乐是，而快乐则本质上更像是一个瞬间，这个瞬间可以持续几秒钟，一分钟或者一小时、一天，以及一晚，但我不认为它可以持续一周的时间。不快乐总是像一本长篇小说，快乐则更像是一张照片！它和你所说的“惊讶的感觉”紧紧相连。
我认为我人生的下半场要比上半场更快乐一些——会有更多这样的瞬间。大概当它们是少有的，也就会是强烈的。（记忆所施与的诡计如同照片一样多。）我不能肯定，但我有这样的印象，我年轻的时候，快乐的瞬间会被推到与痛苦相交的点上，而现在，它们却像是一个庇护所。
这是因为我自己岁数大了，或者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在黑暗时代（Dark Age），快乐也改变着它的特性。是的，在我们当下这个黑暗的时代。我很高兴，我还能在某些时刻，感到惊奇。比如，你的吉布提的大树！
我想引用（另一种回答你问题的方式）几行阿根廷诗人的诗句——哈！你应该拍一张他的肖像！他住在墨西哥，叫胡安·赫尔曼（Juan Gelman）
被欺骗的（The Deluded）
希望常让我们失望
痛苦却从来不。
那就是为什么有人会认为
已知的痛苦要好过
未知的痛苦。
他们相信希望只是幻觉。
他们因此被痛苦欺骗。
下午下雪了。我会见你肩膀上带着雪花。你在哪儿呢？
约翰
［传真：21.58］
1998年3月14日
约翰：
我在巴塞罗那参加一个由穷人小兄弟联合会举办的展览。很多年前我做过一本讲他们和老年人的关系的书。我的一些照片也被展出了，同时还有一个主题是“贫困和驱逐”的群展。现场非常超现实——一个宏伟的中世纪宫殿，紧邻一座大教堂，墙上挂着哥特式的圣徒和殉道者的绘画，悲伤的圣母玛利亚雕像，混合在其中的是今日之“殉道者”的照片：穷人、被驱逐者、吸毒者、艾滋病人。我很好奇，公众是否能够从中看到这种讽刺。
巴塞罗那是摄影师的天堂。街道充满活力，你会在老城里迷路，这里没有重建也没有被旅游者毁掉。加泰罗尼亚博物馆的罗马壁画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画家都是伟大的肖像画家，比乔托（Giotto）更早，而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马蒂娜
［传真：11.20］
1998年3月16日
马蒂娜：
昨天晚上，想着是什么让你拍的照片在视觉上是你的。我有了一点想法。
图10
这幅图对你来说能说明一些问题吗？你能否明白它说的意思？
约翰
［传真：13.56］
1998年3月16日
约翰：
你的素描让我想到一个小心翼翼地沿着小径轻轻走的人——他踮起脚尖，从而不会被看到或听到。
事实上，我总是会担心被踩到脚尖，甚至是夏天。我很少光脚走路或者穿凉鞋，尤其是拍照的时候。“一双好鞋”能让摄影师行动敏捷。
马蒂娜
［传真：16.31］
1998年3月16日
马蒂娜：
这幅图不是想要呈现一个小心翼翼地沿着小径轻轻走的人，尽管它看起来是这样——画得太差了！这图想要表现一只脚穿越界限——打破的界限，也许是吧——穿越某种边界。
在你一张又一张照片中，我就有这种边界的感觉——那是瞬间的边界，比如祖古那张照片，鸽子正巧落在旁边的僧侣头上；那是经验的边界，比如夏加尔（Marc Chagall）的肖像；那是洞察的边界，比如观察姆努什金（Ariane Mnouchkine）如何想象一个仲夏夜之梦；那是大陆的边界，比如多尼哥那几幅照片。所有这些都正在踩着，或者即将就要踩到一个边界线。
另外一边并不相同。是的，我认为就是这句话，可以总结在你这组作品前面所受到的启发。
约翰
［传真：19.14］
1998年3月16日
约翰：
你的文字于我而言激发出很多图景，不过我也不能肯定我们两个想的是否相同。你说：“另外一边并不相同。”在什么的另外一边？相机？
相机本身就有一个边界，各种各样的障碍，一个人要不断地打破它，才能接近被摄主体。这样做，你就跨越了界限；这是一种大胆、超越、不逊，以及想要变得不可见的感觉。
只有通过暂时忘记你自己，通过被其他人接受，你才能穿越到另外一边，因此，作为一个摄影师，我同时停留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关于我拍照时的感觉，这就是所有我真正能够言说的——其他的则停留在无意识的领域中。
越界（transgression），这是我一直找寻的词语。
马蒂娜
［传真：22.15］
1998年3月16日
马蒂娜：
是的，越界。
它的首要意义是超越合法的界限，这很重要。很多照片中都有一种颠覆的趋势，这也是你和我都欣赏的。（尽管上帝知道，照片在今日全球范围内会在一周里被用上无数次，为的是迎合新世界秩序——当下时刻就是自由市场和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
词语“越界”，还有另外一重意义，站在地理学的角度，即“海浸”。它指的是一个地质层令人不安地重叠在了另一个上面——尤其海洋运动的时候。如此，我们就又回到大地尽头，在菲尼斯泰尔，在分界线，这里提供了栖息之处，从这里，一个人可以潜入未知！
约翰
1998年
编者注释
胡安·赫尔曼的《被欺骗的》（于本书221页引用）取自《过分的柔软：诗选》，编译：琼·林格伦（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7），167页。
让·摩尔：一张肖像素描
我与让·摩尔（Jean Mohr）的友谊已有35年了，他曾为我拍了许多照片。一些对我不太熟的人建议我写本自传，对于那些不明白的人很难解释说，为什么与小说家不一样，讲故事的人对写自传不大感兴趣。以及，其实故事已经存在了，就写在那些大笑中，动作手势中，皱纹、外貌、疲惫、微笑、鬼脸以及暴怒中，在让为我拍的无数张照片中，它们现在也不知道已经装满多少个黄色的盒子。当然，很多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拍的，我已习惯了看着让把相机举在他的塌鼻子前，不再去问他在看什么。
几周以前，我决定反过来。你能给我摆个姿势吗？我问他。那我能带着相机吗？当然可以，我回答。
于是让过来为我摆了几个小时的姿势，我试着给他画一幅画。大约五年前，我曾画过他一次，但我已经忘记了那幅画，而且此刻我也不想再去看它。
画室里，我们一起听着音乐（让和他的父亲一样，喜欢马勒、舒伯特、贝尔格），当音乐停下，我们就开始讨论70岁的年纪会是什么感觉，我们记起了一些老友——有些人已经走了，我们历数旧爱。整个过程中，不管是音乐响起，还是谈话或者是沉默，我都在试着阅读这个男人的脸庞，和这个人在一起，我学到了太多东西，也是和这个人一起，我去了很多此前没去过的地方。
我用炭笔在大张的安格尔纸上作画，真人大小。我画了三张，都很糟糕，但是每一张都比它的前一张好一些。最初你能做的就是描绘一张笨拙的面孔地图。我做了三张半这样的“地图”。
最后，他到了该走的时间。坐到司机座上，他举起左手的两个指头，就好像一个飞行员滑行到跑道之前的样子，他说：“很高兴能和你待在一起。”然后开走了。
我回到家，拿起另外一张纸，坐在那儿，将之放到画板上。当然，我无法再去看着让，因为他已经不在这儿了。我开始研究地板上的“地图”，然后试图忘记。
约翰·伯格，让·摩尔素描肖像
当你试着为一个你很熟悉的人画肖像的时候，你必须忘记点什么，再忘记点什么，直到出现了使你感到惊奇的东西。事实上，任何一张鲜活的肖像，其核心都是一种绝对的惊奇，其四周围绕的是一种全然的亲密。我肯定会被误解，但我还是要冒着风险去说：做一幅肖像就好似做爱。
在很多次重新开始之后，画作逐渐显现。在其中，我看到了一只狗和一个男孩，它们都包含在一个与我一样年纪的男人的面孔中。在这里，在他们的表情中，丝毫没有一点儿天真。（假如你追逐的是天真，那你应该聚焦那些成功人士。）这里被天真地误以为是一种天真的，是一种受到惊吓的状态，对于狗和男孩来说，世界总是令人吃惊。常常是震惊，偶尔不可思议，世界就这么持续不断地带来惊奇。让一生所拍摄的照片就是警觉的产物，出自一种惊奇。
我常看到让和狗待在一起，但很少是一个主人的角色。假如他提高声调，吐出简短有力的字词，狗毫无疑问地听命于他。但这很少见。更多的时候，他会和狗一起制造狗的声音，他完全不是一种主人样子或者站直了的状态，而是俯下身子，尽可能地接近地面好像一只动物。他有本书的名字就叫作：《一只狗和他的摄影师》（A Dog and His Photographer）。前面提到的狗叫埃米尔，是一只波斯萨路基猎犬。
我还有一些关于让与客人坐在餐桌前共进正式晚餐，或在画室里喝咖啡的记忆，他会毫无征兆地，因为他发现窗外正有只猫，或是陌生人的狗经过——他开始，真的是毫无一点征兆地，兀自学起动物或者鸟的叫声。他的脸一点表情也没有，他的嘴巴一点点噘起，却也不动声色，他那灰蓝色的眼睛聚焦在远方，几乎要到世界的尽头。假如现场有孩子在场，他们会很快喜欢上他并接纳他，但大人们看上去很不自在。
而在他其余的生活中，让却又不是一般地正经。你会感到他和他父亲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他父亲是一位受过很高教育的德国学者，因为坚决反对纳粹，在20世纪30年代末离开德国定居瑞士。
我认识让的妈妈，也看过他父亲的部分图书收藏，不过他的父亲在我和让第一次遇到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一个他父亲的鲜活形象，那大概是因为让非常敬仰他的父亲，我可以看到他那挺直的腰板——只微微有一点驼背，瞥见他蓝色的眼睛朝着光线半闭着，我听到他柔和的嗓音，平静的语调。
我猜想他是六个孩子中最像他父亲的那个，但他生活得比父亲更不稳定。“不稳定”在这个语境中主要指的是时间：他父亲的思考和感受以十年或半个世纪来计算，但让的思考和感受却以分钟或分割的一秒来计算。他们彼此间在历史性上的差异浓缩在让最终决定成为一名摄影师的选择中。
他兴许也会成为一名飞行员。如果我必须要找出一个作家，和让一起出现在一幅两个男人的双重肖像中，这个人应该是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我这样说了，但我不能肯定我和让是否讨论过这个作家，而且我猜想让会对环绕于这个男人四周的神话持怀疑态度。）不管怎样，我认为他们两个都是低调且不走寻常之路的旅者。他们爱人，但更爱距离。
在我居住的阿尔卑斯山小村中的每一个大家庭，家中都放着摩尔拍的照片。有的时候，会有一张装裱好了的放在壁炉上；另外一些则在盒子里，当人们开始追忆的时候就拿出来看。通常情况下，这些照片是他们请求摩尔在婚礼、村庄聚会、舞会时拍下的。
时至今日，几乎村里所有年轻人都有彩色胶卷、相机和录像设备，但当让第一次来访的时候，照片仍然非常罕见，摄影师被视为某种侦察者，或者是暧昧不清的国家间谍。
如果说他们能很快接受让，邀请他拍照（作为交换的是一瓶瓶非法的白兰地），那是因为这个从世界尽头而来的男人，一个黑包总是斜挎在肩膀，带着一点外国口音，对山有一种奇怪的爱（牧羊者比农民会对这种爱更理解）的男人，并不像是一个侦察者，因为他的观察是持续不断的、鲜明且惊讶感十足的，这和村民自己一样，他们都过着一种没有保护的生活，他们不得不观察一切。不久之后，他们还会发现，这个男人拍下来并送给他们的照片也是一种陪伴——就好像那些他们熟知并会一起哼唱的旋律。这些照片白纸黑字般地，成为一些名字的化身：泰奥菲勒（Théophile）、马里于斯（Marius）、让娜（Jeanne）、凯撒（César）、安吉丽内（Angeline）、玛丽（Marie）、巴西尔（Basil）。
前几天晚上，我梦到了让。我们一起坐在车里，由他开车。作为一个可能会成为飞行员的人，他开得相当果断，非常好。某个时刻，他踩了刹车，我们停在一条荒芜的路上，周围被一座山环绕着。
“我必须要冲照片了（Il faut tirer les photos）。”他说，在法语里“tirer les photos”的意思是冲洗照片，但字面上的意思也可以是拽出照片。我们打开车门，他已经迈出去了，从引擎罩下面拽出三张大照片，上面覆盖着保护纸。三张照片都是矩形的，其中有一张是细长的。一看到它们，我就发现，长的那张和挡风玻璃有着同样的尺寸，另外两张则与汽车窗的尺寸相合。
我缓慢地把上面覆盖的保护纸小心掀开。三幅风景呈现在眼前。我真的无法形容它们，只能说，它们非常美，虽然照片是黑白的，但我知道当太阳落山之时它们会改变颜色——和白色的山雪改变颜色的方式一样，每一张照片，都能看到似乎有些什么若隐若现地藏在大地的雪檐下面，就好像有人躲在屋檐下。
我把三张照片固定在前挡风玻璃和两扇玻璃上。如我所预见，相当契合。我们关上门，然后让继续开车。他和刚才一样开得相当果断。我不知道他是不看路在开，还是借助了某种千里眼一般的预知能力。但我被一种相当踏实和信任的感觉充满了。然后我就醒来了。
即便在他的同行中间，让也算是一个游历广泛的摄影师，他已经去过分布在五大洲的很多国家，很多世界的角落。但每一次游历都首先不是为了拍照，而是为了认知。只是他的照片从来不会表现出他的搜寻状态，而更像是他刚好经过那里似的。他的照片中有一种非常特别的随意和放松。一种无动于衷，却又是带有关怀感的无动于衷。而这恰恰就是人们为什么会相信他的照片有一种特别的真诚。
我和让两人都相当欣赏尤金·史密斯。不过，史密斯在开始从事新闻报道的时候，已经有意识地找寻他所要找寻的对象，用了各种方法，他一直在找寻同样的事情——一种圣母怜子图的意向。爱德华·韦斯顿找寻和谐的显现；沃克·伊文思找寻忍耐的品质。让，我相信，他什么也不找寻。他发现的是他碰巧遇到的对象。而且常有的事儿是那些人还正在看着他！
这种随意却绝对不是一种冷漠，这是面对惊奇保持开放态度的一个简单的先决条件。从道理上，应该没什么能使让·摩尔感到吃惊——他已经看到和观察到太多的东西，但在具体情况中，却是几乎所有他注意到的都会让他感到吃惊，因为在那瞬间或以那种势不可当的方式，它们是独一无二的。
至此，我们就见识到了最棒的旅行者其故事里的秘密：那是在熟悉与异国情调之间、平庸与不可知之间、常规与天命之间的窃窃私语。让的故事从来不消费任何事和任何人的苦难，它们从来不做审判：虽然它们总是能让心滴血，却从来不夸大。
我这显然是在总结一个人一生的工作。让的图片库里有五十多万张照片，我要做的是，尝试诠释那些使之清楚无误地成为让的照片的品质。我不是说，如果看到其中的任何一张照片，我就会立刻辨认出这是他的。但如果我能看其中的十几张，我认为我会立即说：让！因为我会辨认出它们那种特别的惊奇感，自发的惊奇，绝不是那种刻意为之。
让成为一个摄影师的方式也许有助于对此做一些解释。如同卡蒂埃－布列松，如同萨尔加多，让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摄影师。但他一开始并没有打算花上他一生的时间带着相机拍照。
他在日内瓦大学学习经济学，幻想成为一名画家。1949年，他志愿报名，作为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前往约旦河西岸帮助巴勒斯坦难民。[30年后，他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合作，用一整本书来撰写巴勒斯坦的斗争以及悲剧。]在完成红十字会工作的同时，他偶然有机会买了一台东德产的相机。只是为了当成礼物送给他的一个兄弟。然后，很意外的是，他开始自己用它拍照了。他拍照的最初目的是让自己不要忘记那些出乎意料的以及矛盾的细节——常常是痛苦的，有时是绝望的，偶尔闪烁着微弱的光芒——他借此关注着那些他目睹的生命。
1951年，他返回欧洲，随后定居在巴黎开始学画。他把在巴勒斯坦拍的照片给画画的朋友看，他们告诉他，这些照片太让人吃惊了！
他决定试着拍些肖像。不过，最开始的时候，在拿出相机之前，他总会坐下来先画画，来者都会有点儿困惑。他们瞄到画，然后问他：你究竟在干什么？你应该是一个摄影师，难道不是吗？
后来，让的眼睛慢慢适应了黑白、对瞬间的切割和暗房。始终观察四周的习惯以及习惯性的警觉也逐渐养成了。于是，一个技艺精湛的家伙就这么诞生了。
1955年，为了赚钱，他同几个朋友合作，大伙儿有一个拍摄城郊的航空俯瞰照片的想法，他们希望可以把这些照片卖给与被拍摄的土地有关的农民和土地所有者们。照片都是黑白的，然后由他女朋友上色。让乘坐一架单翼机，在相当局促的条件下迅速地工作。但这个生意却从来没有真正运转起来过，钱也很快花完了。让没有从他这份工作中拿到钱，但他得到了一台放大机和两台徕卡相机。这就是他职业摄影师生涯的开始。
接着他为位于日内瓦的几个不同的联合国机构工作——尤其是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他的工作是为正在进行的国际项目和计划拍照。他不是媒体或者战地摄影师，不过他的照片却经常被联合国提供给报纸来使用。
这种特别的自由职业身份——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让他得以用自己的方式工作。他不断地前往遥远地带工作，他的旅行开支也都有人支付。更进一步来讲，完成这一使命的过程中，他不用像大多数媒体摄影师那样，不得不在时间的压力下工作，他的行程相对没有那么匆忙。
最终的结果是，除了完成报道任务以外，他还为自己拍下了成千上万的照片。这些照片是无目的的——给人的感觉是，它们的拍摄不是为了证明或展示一个先验的观念，而是对那些让他感到吃惊和惊奇的瞬间的一种即刻的、偶然的、特立独行的和个人化的记录。
让的作品和发生了什么事紧密相关，但同时却也展示着一种“在别处”的感觉。即使被摄主体对于观者来说是熟悉的，照片也仍然传达着一种惊奇。尤其是他的照片因拒绝形式上的花招更显得令人瞩目。
归根结底，它们的惊奇感来源于它们的观察特质：伴随经验丰富、无畏的旅者身边的，是个男孩和一只狗警觉的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