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年初，CIA的反恐分析员们来到我的办公室，提出举行一次副职委员会的预备会议，与会者包括政府中各主要国家安全部门和机构的副职们。在我任职副局长期间，这已经是家常便饭。在一次会议上，一位分析员递给我一张纸条，说：“关于‘基地’组织对美国的威胁，我们的看法都在这里了。”那是一张量表——一张恐怖威胁量表，最左端是“毫无威胁”——那位分析员说“那是最好的状况”，最右端是“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分子”——另一位分析员补充道“那可不是什么好事儿”。“没错。”我答道。
前一位分析员没有受到我的干扰，继续指出，量表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点的左侧就是“基地”组织在“9·11”事件发生时的状态：有能力同时实施若干灾难性袭击，导致数千人丧命；稍靠左一点儿，恐怖威胁程度是能够实施单次重大袭击，导致数百人丧命；再往左，在“毫无威胁”的右侧是孤狼——与“基地”组织没有联系但受到该组织的意识形态蛊惑的个人，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就属于这一类别。
我把这张表拿到副职委员会的会议上给同事们看，并跟他们说：“这是个好办法，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看待来自‘基地’组织的威胁，并以此为依据考察我们今后应当如何对付这一组织及其同盟。”他们都表示同意。当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分子是所有人的噩梦，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但即使事情没有那么糟糕，恐怖袭击仍然相当可怕。我们可不敢自我陶醉，美国公民和同盟国家的安危可全都靠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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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拉登乐于见到美国介入伊拉克。他认为，美国向伊拉克派遣士兵完全符合他设定的路线。他认为，苏联入侵阿富汗并投入了大量金钱和大量年轻人，这种行动大大削弱了苏联的国力。他还认为，“圣战”组织把苏联赶出阿富汗的行动，是对其国际声望的一次沉重打击，对苏联的解体功不可没。他现在想照猫画虎来对付美国，即把美国拖进阿富汗和伊拉克，眼看着美国耗费大量资源，然后再把美国赶出中东，最好能在此过程中摧毁这个国家，毕竟在他的想象中美国一直都在企图破坏并最终摧毁伊斯兰教，是他的头号敌人。
但本·拉登本人远离伊拉克。在美伊战争爆发之前和最初的几个月，他躲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境地区。那几年，我们从未找到他确切的藏身之处。2005年，他搬到了位于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的一座新建豪宅，准备在那里度过接下来的6年。他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目标是继续领导“基地”组织袭击西方世界，同时还要应对他的组织所发生的迅速而显著的变化。区区5年里，“基地”组织在CIA分析员威胁量表上的威胁程度几起几落。那是一段非同寻常的历程，既表明了该组织的脆弱，也显示了它的恢复力。
我认为，这段历史给反恐工作最基本的教训是——“基地”组织有9条命。当西方及其同盟持续对“基地”组织施加压力，当“基地”组织担心其自身的安危更甚于其行动时，该组织的能力便日渐消退；当压力消失，“基地”组织又可以自由运作之时，其能力便日益增长。无论“基地”组织在何方采取行动，这个模式都会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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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年底被赶出阿富汗之后，本·拉登的某些高级属下迁至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的偏远地区，但大多数属下藏身于巴基斯坦多个居民区内事先安排好的藏匿处，并迅速重新组织起来。与此同时，很多关键成员决定离开南亚，重返原住地。这样一来，无论是留在南亚还是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都构成了威胁。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开始将“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在南亚以外广泛传播开来。伊拉克战争并未触发该意识形态的传播，却强化了它的负面效应。
到2001年年底，作为“9·11”事件的主谋，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Khalid Sheikh Mohammed，KSM）声名日隆，促使其投入一项新的任务——为“基地”组织主管外围行动。KSM在巴基斯坦的藏身之所进行指挥，迅速开始策划打击西方的新行动。KSM在短期内便启动了数项密谋，包括理查德·里德（Richard Reid）在2001年12月企图用鞋子炸弹击落美国航空公司从巴黎飞往迈阿密的一架飞机，以及2002年4月成功袭击了突尼斯的一座犹太教堂，导致19人丧生。KSM还计划利用从沙特阿拉伯招募的行动人员劫持飞机撞向伦敦希思罗机场，雇用来自东南亚的恐怖分子对加州摩天楼群实施类似的飞机袭击，还派出一队巴基斯坦人偷运炸药到纽约，准备袭击加油站、铁轨和桥梁。除了这些密谋，KSM还准备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对美国领事馆、机场的西方旅行者和居住在卡拉奇地区的西方人同时实施打击。KSM因成功发动“9·11”事件而信心倍增，越发好斗。我们后来得知，他还亲手斩下了《华尔街日报》记者丹尼尔·珀尔（Daniel Pearl）的头颅，残暴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相信KSM就是邪恶的化身。
珀尔遇害次日，我碰巧重新负责为总统做简报。我是替我的继任者代班的，他当时休假一天。我和特尼特进行简报前的最终准备会议时，他问我是否要给总统播放珀尔被斩首的视频，这段视频已经被“基地”组织发布到互联网上了。我说：“我看过了，但无论如何都不能给总统看这个视频。”特尼特和我在进入白宫西翼大楼后遇上了赖斯，她也询问了有关那段视频的事。现在，我开始怀疑不给总统播放这段视频是不是个错误的决定。在关于珀尔被谋杀的讨论中，赖斯对总统说“如果您想看的话，迈克尔有这段视频”，答案就变得确凿无疑了。总统厉声说道：“我为什么想看那东西？”我觉得自己的能力得到了证明，我还没有丧失对于该向总统上报哪些信息的判断力。
在“9·11”事件后的混乱状态下，那些来自南亚的行动负责人不止为KSM的密谋工作，他们还针对当地目标实施自己的计划，其中一些还造成了很大影响。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的里杜安·本·伊索穆丁（Riduan bin Isomuddin），离开了阿富汗，成为恐怖组织“伊斯兰祈祷团”的行动领导人。他协助策划了2002年10月的巴厘岛爆炸案，造成逾200人死亡，还为2003年8月雅加达的万豪酒店爆炸案筹集了资金。
2000年10月，阿布德·拉希姆·纳希里（Abd al-Rahim al-Nashiri）在也门的亚丁港协助袭击了美国船只“科尔号”并得手，他也在“9·11”事件后逃离了阿富汗，重返波斯湾，这一次是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策划的。他在那里策划了2002年11月对位于也门沿海的法国内燃机油轮“林堡号”的成功袭击。2002年11月被捕时，他正在策划一系列的袭击活动，包括袭击位于沙特阿拉伯的一座美国大楼、驾机撞向停泊在阿联酋拉希德港的一艘美国军舰，以及袭击途径直布罗陀海峡的油轮等。
总之，在“9·11”事件之后，尽管失去了阿富汗的庇护，“基地”组织在短期内仍进行了其史上重要的密谋，密谋的范围显示了本·拉登所建立的组织的实力，尤其是在必要情况下重新在巴基斯坦各城市安顿下来的计划。这反映了“基地”组织的自信心，也反映出在“9·11”事件的余波中流入“基地”组织的资金增加了，这笔资金大部分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私人捐款。没有什么比一次成功的袭击更有助于恐怖组织筹集资金了。
所有这些行动负责人的共同点是什么？其共同点有三。第一，他们都致力“事业”和反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圣战”，本·拉登本人即是如此。他们中的很多人此前在阿富汗与苏联作战，并目睹自己的朋友在最终取得胜利的战斗中死去。第二，他们希望体验KSM体验过的成功，他们希望取得对抗敌人的一场伟大胜利。KSM迅速崛起，在“9·11”事件后进入“基地”组织的最高领导层，这成了其他人效仿其职业道路的强大动机。第三，这些行动为他们在谈判桌上赢得了筹码。不是所有的恐怖分子都富有头脑、训练有素，实际上，很多人缺乏这些素质。但这些行动负责人都是这一代恐怖分子中的精英，极度致命——在阿富汗的战争中身经百战。这些行动负责人穷凶极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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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CIA打击“基地”组织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在此期间，我们对该组织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另外，由于CIA在“9·11”事件后获得了新的资源和授权，巴基斯坦政府也承诺共同打击“基地”组织，我们的工作有所回报。在我们所提供的情报的帮助下，巴基斯坦人接连逮捕“基地”组织的高级负责人。2002年3月，扎因·阿比丁·阿布·祖巴耶达赫（Zayn al-‘abidin abu Zubaydah）率先被捕。阿布·祖巴耶达赫是“基地”组织的主要协调人，1996年曾帮助本·拉登将其队伍从苏丹转移到阿富汗。他曾资助艾哈迈德·拉希德 [1] 的旅费，并因为欲对洛杉矶国际机场实施“千禧年”系列袭击而企图进入美国。他负责“基地”组织的伪造文件行动，并管理该组织在阿富汗的一系列训练营，“9·11”事件中的一些劫机者曾参加其中的一个训练营。“9·11”事件后，阿布·祖巴耶达赫还曾帮助阿布·穆萨布·扎卡维 [2] 和50多名士兵偷渡出巴基斯坦，以便他们前往伊拉克。他们成为伊拉克主要的极端主义因素，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杀死了美国和联盟军的数百名士兵，此后又演变成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大肆发展的“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
祖巴耶达赫被捕后，他的同伴、“9·11”事件的主要协调人拉姆齐·本·希布赫（Ramzi bin al-Shibh）于2002年9月在卡拉奇被捕，KSM于2003年3月在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 [3] 被捕。巴基斯坦人和我们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以至“基地”组织余下的领导人及其行动负责人开始冒更大的风险，再次转移。“基地”组织的一些高层人士从巴基斯坦的定居区迁往伊拉克，在那里被软禁家中，但大多数搬到了联邦直辖部落地区（FATA），也就是巴基斯坦西部临近阿富汗的边境地区。
FATA非常偏远。这是个小地方——面积与马萨诸塞州大致相当，但崎岖险峻，山谷中散布着一些村庄。如果把山区面积也算进FATA的面积，其大小就上升到得克萨斯州的规模了。FATA是个半自治地区，居民极度自主。他们基本上不认为自己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对巴基斯坦军队和情报官而言，那里是危险地带；对于在那里参与军事行动的美国人来说，那里极端危险。
因为“基地”组织对FATA很陌生，他们难以在那里找到落脚之处，在此期间，该组织的能力急转直下。缺少了高级负责人、本地支持网络以及资金渠道，“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技能以及由此造成的对美国的威胁都日益降低。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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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为总统做了一年简报，而且担任过情报处管理部门的三把手，我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命。2003年夏，我成为CIA高级专员，负责与英国情报分析部门联络。我们的关系很简单：美国和英国的目标是共享情报分析报告，看看我们在哪些方面达成了一致、在哪些方面还有分歧，并寻找产生分歧的原因。这一过程强化了我们为各自高级决策者提供的情报分析报告。
与我打交道的大多是英国内阁办公室的评估人员，那里的分析员每周要为首相和其他国家安全高级官员撰写2~4份评估报告。分析员撰写评估报告的依据是来自英国政府部门、CIA和NSA等同盟国机构以及公开来源的情报，他们尤其依赖英国三个情报搜集机构提供的情报，即负责搜集国内情报的英国安全局（军情五处）、负责搜集国外情报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以及与美国NSA对等的机构——政府通信总部（GCHQ）。
内阁办公室的分析员们每周必须向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JIC）提交评估报告。JIC是成立于1936年的英国政府机构，成员包括来自该国各情报部门的高级领导人，以及来自外交部、国防部和内阁办公室的国家决策者。JIC会稍作修改或不做修改便批准文件，或将文件退给分析员做更大的修改，抑或是根本不予批准。JIC是分析员的评估报告提交至首相的必经通道。美国没有设立类似的机构。
2003年夏到2006年年初，我作为代表被派往英国，与情报分析界接触，主要关注两件事：一是伊拉克，我们未能在那里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那里的安全和政治形势正在迅速恶化；二是“基地”组织，包括该组织构成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及其长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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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开始履行这项新任务时，恐怖主义的威胁仍然一触即发，因为尽管“基地”组织当时正在FATA挣扎，但人们对“9·11”事件、对紧随其后的袭击筹谋之严重程度仍记忆犹新。
如此密切的关注对于我们战胜真正的威胁自是必要，但也有可能引发很多“假阳性反应”。影响最大的恐怕要数他们认定会在2003年年末发起的那场袭击威胁了。情报界某个通常不参与情报分析的部门认为，它发现了“基地”组织头目与国外行动人员取得联系的一个极其凶险狡猾的通信方式。（按照规定，我不得在本书中解释该通信方式，因为这仍然属于高度机密的情报。）
但我们的恐怖主义分析员对此情报不予采纳，因为几乎没有证据证明存在这种通信方式，我们从未见过这种方式，而且以“基地”组织的能力，似乎也不可能实现。情报界的许多高级领导人也不相信存在这种通信方式，但在理论上，我们不能轻易排除这种可能性。要是这种分析不幸言中了怎么办？
调查结果均以简报形式通报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以及国土安全部等相关部门。有些情报看上去已经非常具体，表明圣诞节前后的某几天将对某些航班发动恐怖袭击。
我们没有时间充分调查那些断言，以确定威胁存在与否。如果排除了那些可能性，若干跨大西洋航班却被成功地袭击了，人们就有理由攻击美国政府无视威胁。因此国土安全部下令取消了英国航空公司和法国航空公司的部分越洋航班。
在此之前，整个事件被严格保密。就在圣诞节前几天，CIA情报分析部门的二把手打电话给我，并将实情告知于我。他认为如果英国人对我提及此事，我最好心中有数。和CIA分析员一样，英国的情报分析员也不完全相信这个说法或结论。
不过，美国政府仍在继续采取能够将损失降到最低的措施。取消航班引发了严重的混乱，人们的恐慌情绪开始蔓延，已经不仅限于具体的航班了。就在圣诞节后，我的家人和朋友海因德一家去伦敦度假。海因德乘坐的是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回美国时，他们问我航班是否安全。这让我陷入了一个经典的职业伦理困境。作为一名情报官员，你不能有选择性地提供警报或建议。你向朋友们提供的建议不得与政府向公众提供的指导性意见不同。在当时的情形下，美国政府为谨慎起见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与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分析员的想法截然不同，我们认为威胁报告是假的。因此我只好含糊其词地回答说：“嗯，很多人都在努力确保那些航班的安全。”
最后，海因德一家还是按照原计划乘坐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回国了。乔、夏伦和他们的4个女儿惊奇地看到4架美国喷气式战斗机护送他们进入美国领空，直到飞机在杜勒斯机场安全降落。当夏伦打电话给我太太报平安时，我说：“你看，大家都在努力确保他们的安全吧。”
几个月后，我了解到原始警报的来源并不可靠，情报分析也问题重重。事实上，最终证明情报分析做得糟透了，对该分析的监管也有欠缺。但这一事件充分说明了当时人们的想法，反映出一旦涉及恐怖主义威胁，人们的态度就是“怎么小心谨慎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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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任职与英国情报分析界联络的代表期间，真实发生的事情是“基地”组织正在巴基斯坦的FATA发展和重建。和伊拉克一样，“基地”组织的死灰复燃也是美国和英国的头等优先事项。“基地”组织已经明确宣布下一个袭击目标是西欧。美国人倾向于认为“9·11”事件是一次罕见的美国事件，但事实上，在“9·11”事件中丧生的英国人比英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恐怖主义袭击都要多。我们的英国同事坚信，本·拉登跟他们之间的纠葛还在后头呢。
随着“基地”组织在FATA活动的时间越来越长，它逐渐与当地的军事组织建立起密切关系，其中有些是阿富汗组织，它们之所以跨越边境，为的是躲避驻扎在阿富汗的北约军队。“基地”组织在当地一扎根，就开始了它的重建之路。
由于在该地区开展工作非常困难，并且美国花费了很长时间才了解该如何开展工作，“基地”组织很快便站稳了脚跟。在那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基地”组织的压力缓解，它也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时机。到2005年年中，该组织已经强大到足以在西方开展复杂行动；到2006年年中，它重新获得了足够强大的能力，已经可以再次对美国本土展开“9·11”事件风格的大规模袭击。对于一个不断迁徙且失去了大部分高级头目的组织来说，这样的反弹速度着实令人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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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职CIA派驻在英国情报分析界的代表期间，我参与了英国方面与CIA反恐中心情报分析员的若干次谈话，与英国人讨论了大家越来越担心的事项。这类谈话中最重要的一次当数2003年秋反恐中心分析办公室副主任菲利普·马德来访那次。马德说话直接坦率、切中要害是出了名的，他可没兴趣跟人拐弯抹角。他的话见解深刻：我们已经看到“基地”组织的复苏，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它很快就会重建起“9·11”事件时期拥有的能力。马德带领分析员们一起探讨了相关细节：“基地”组织在FATA的某些城市利用当地的民兵组织壮大自己，再次获得巨额资助，又开始训练实施袭击的行动人员。这是个严重警告。
2004年3月，马德里若干辆通勤火车上的10枚炸弹发生爆炸（另外3辆火车上也有炸弹，但没有引爆）。这是西班牙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恐怖袭击，造成191人死亡，逾1800人受伤，且就发生在西班牙大选前3天。由于各袭击之间进行了很好的协调，几乎同步行动，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一定是“基地”组织所为。但西班牙的调查结果和我们获得的情报最终表明，该袭击与本·拉登及其在FATA的领导层无关。那些袭击者来自一个由摩洛哥人、叙利亚人和阿尔及利亚人组成的组织，他们与“基地”组织唯一的联系是本·拉登的教导鼓舞了他们。这是第一次因受到本·拉登的启发而爆发的重大袭击。我们和英国朋友现在不得不担心还有很多袭击计划正在谋划，策划者不只是本·拉登及其同党，还有很多崇拜但从未见过本·拉登的人。
波特·戈斯于2004年秋天担任CIA局长，他非常担心我们无法足够清楚地了解在FATA发生的一切，因而下令大幅增加针对“基地”组织的情报源，那是自“9·11”事件以来增幅最大的一次。我们基本上算是涌入该地区，以保证我们搜集关于“基地”组织复苏的有价值情报的机会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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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初，我在伦敦。那是一个凉爽的早晨，我正在英国国防部与英国分析员们开会。上午9时刚过不久，有人走进会议室，言简意赅地说：“伦敦发生了多起爆炸事件。”话音刚落，在场的人都起身离开了会议室，会议结束了。路面堵得一塌糊涂，我后来才知道，之所以路面上有那么多人，是因为那天早上伦敦地铁列车上发生了3起自杀性爆炸，人们都是从地铁站涌上街头的。没过多久，第4枚炸弹在塔维斯托克广场的一辆双层巴士里引爆了。这些袭击共造成52人死亡，近800人受伤。
我的第一反应是拿起电话打给玛丽·贝丝，她正与孩子们在佛罗里达州她父母家里过暑假呢。那不勒斯时间早上5点，我的电话铃声吵醒了她。“打开电视，”我说，“我很好。我爱你。我得走了。”然后就挂断了电话。那天剩下的时间我一直都在与英国人讨论，对本次袭击进行初步评估。
直到最后，夜深时分，我决定回去睡一会儿。我可以走路回去，但那天晚上我身心俱疲，因而选择乘坐公共汽车。上车后，我吃惊地看到所有乘客的行为跟平常没有任何不同。要知道仅仅12个小时之前，在距离此地仅4公里的地方，一位自杀式爆炸袭击者制造过一场爆炸案。然而，公共汽车仍然满员，没有人表现出一点儿惊慌，没有人用怀疑的目光看其他乘客。那就是英国人著名的“保持冷静，继续前进” [4] 的态度，英国人就是秉持着这种态度，在多年前经受了希特勒的闪电战和数百起爱尔兰共和军制造的爆炸事件。
几天后，我约见了我在内阁办公室评估工作组中的主要联络人。他似乎不怎么想见我。显然，世界上的每个情报机构都在等着见他们，希望能了解到目前为止英国发现了哪些关于袭击的情报，以便回国向各自的总部汇报。他和同事们都在忙着分析情报，没空通报。我注意到他的不安，试图让他别那么担心。“我不是来要通报的，”我说，“我来是为了表达哀悼之情。”此举虽小，但很真诚。我清楚地记得乔治·特尼特在2001年9月13日的简报中告诉乔治·布什总统，前一天，军情六处负责人理查德·蒂尔勒夫（Richard Dearlove）爵士及其他几位英国高级情报官员专程飞到美国，只待了一个晚上，为的就是向美国情报界致哀。那个举动让我们所有人感动至深，我希望以我微不足道的方式表达同样的哀悼之情。有了这一解释，房间里的气氛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我的联络人慷慨地腾出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接待我。
在接下来与英国分析员共事的那几周，我发现在英国，指手画脚的人相对较少，这让我印象深刻。英国当局迅速部署警察和情报部门的工作，但英国政客和英国媒体似乎并不像他们的美国同行那样，一遇到这类事件就急于找个（除恐怖分子以外的）替罪羊，把责任归咎于他人。这似乎是他们的通常做法。从一开始，英国人就及时对实施袭击的恐怖主义秘密分部进行了深入调查，但他们没有急着放马后炮。直到2010年10月，他们才启动了对袭击的独立调查。那次调查名为“死因调查”，最终于2011年5月就程序改善提出了一些建议，但相对于美国从“9·11”事件到2012年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 [5] 领事馆遭袭等一系列事件，指手画脚的人真是少之又少。
英国的评估明确指出（我们自己的评估也是一样）7月7日在伦敦实施的恐怖袭击是本·拉登和“基地”组织所为。与马德里的情况不同，这是一个在FATA受训的组织，就这样，我们关于本·拉登实力与日俱增的担忧第一次在战场上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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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我和英国人合作最密切的事项都是非常严肃的大事——伊拉克和“基地”组织，我在任期间倒也不乏个人的得意时刻。最值得一提的当属英国女王伊丽莎白邀请玛丽·贝丝和我一起出席白金汉宫的招待会。有趣的是，邀请函上没有标注做出回复的电话号码。当我询问如何告知白金汉宫我们很荣幸能被邀请参加时，得到的回答是“没必要答复，因为没人会拒绝女王的邀请”。我把这个回答复述给玛丽·贝丝，她说“礼仪小姐” [6] 专栏里对这一点可没有解释清楚。
接下来就是该穿什么的问题。邀请函上注明我应该身着“晚礼服”，也就是那种带长尾的黑色燕尾服，佩戴白色蝴蝶领结，身穿白色马夹。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前往租赁店了。邀请函上还注明玛丽·贝丝应该穿过膝长裙，如果是无袖长裙，当佩戴长过肘部的手套；如果是有袖长裙，则应佩戴一般的手套。邀请函上还明确说明绝对不能穿黑色长裙，因为黑色是悼念专用色。由于玛丽·贝丝有限的衣橱里只有黑色长裙，她只好也和我一样临时租赁一条裙子。
在租赁店，接待玛丽·贝丝的是两个可爱的女人，她们店里约有80条不同款式的长裙，各种尺寸都有。裙子租赁店的店长乔娜对玛丽·贝丝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从头到脚打量了她一番，然后从架子上拽出一条漂亮的深红色镶珠长裙，说：“嗯，亲爱的，试试这条吧。”玛丽·贝丝刚一穿上身，乔娜就把一条人造钻石项链围在她的脖子上，还在她的肩上搭了一条深红色披肩。我们立刻就选定租下了。玛丽·贝丝问如果要买那条裙子需要多少钱，答案几乎令她窒息，那条裙子比我们的车还贵。店里可都是高端的裙子。
精心打扮一番之后，我们在约定时间到达了白金汉宫。穿越了层层安全关卡，我们终于走上了铺着红地毯的主入口。玛丽·贝丝曾作为游客参观过白金汉宫，但这一次她说感觉完全不同。珠光宝气的宾客络绎不绝，女王的卫兵身穿制服站在那里十分耀目。宫殿本身富丽堂皇：近20米高的天花板、镀金的装饰线，大师级的艺术作品随处可见（我们就在一处看到了一幅伦勃朗的画）。这一切简直令人瞠目结舌。
用过酒水和晚餐，我们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来到画廊，并被告知应该在那里等待女王接见。最终，女王的3个卫兵正步穿过房间，这些相貌凶狠的彪形大汉在地板上跺着脚，预告王室成员即将到来。首先出现的是威塞克斯伯爵夫人索菲（女王幼子之妻）。索菲的出现是暖场的举动，她可爱而外向，头戴冠冕，那颗巨大的蓝宝石引人注目。随后出场的是女王，她看上去端庄而威严。站在她身边的是她的丈夫爱丁堡公爵菲利普。最后出场的是查尔斯王子和卡米拉，卡米拉一出现便十分抢眼，她温和、亲切而外向，坚持要和每个人握手，滔滔不绝地说起她刚刚在美国过得多开心。玛丽·贝丝立刻变成了卡米拉的拥趸。
接见完毕，招待会（以及我们童话般的夜晚）就结束了。我们走出宫殿前门，从宫门处远望长着一对翅膀的胜利女神尼克的金色雕塑。玛丽·贝丝说：“女王从卧室里看到的风景肯定很美。”我则又想起了“基地”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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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为代表被派驻英国情报分析界的那段时间里我在“9·11”事件的严酷考验中培养起来的信念更加坚定了，那就是我们跟恐怖主义者必有一战。因此在2005年秋，当得知有机会担任CIA反恐中心的副主任时，我激动不已。但在我履职之前，华盛顿的官僚作风还上演了一段小插曲。
2005年年末，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的顾问菲利普·泽利科（Philip Zelikow）要求见我。我们聊了一会儿从伊拉克情报失误中汲取的教训，之后他对我说：“国务卿希望由你来担任国务院的情报和研究局（INR）的局长。你感兴趣吗？”这对我来说可是连升三级——那是一个由总统任命、须经参议院确认的职位，会让我在情报界各机构的首脑中占有一席之地。我说我需要一两天时间考虑一下。
在考虑之后，我打电话告诉泽利科，我已经接受了反恐中心副主任这一低阶职位，此时反悔很不合适。我还告诉他，打击恐怖主义是我坚定的信念。
就在第二天下午，美国国家情报副总监，也是未来的CIA局长，迈克尔·海登（Mike Hayden）将军打电话给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海登都是我极为敬重的人。
“迈克尔，”他说，“我想让你知道，如果你接受了代表国务卿赖斯的那个工作岗位，那不仅是国务卿对你发出的邀请，也是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 Negroponte，时任国家情报总监）和我对你的邀请。”我陷入了两难。我真正想要的是反恐中心的工作，但美国情报界最重要的两个人（严格地说，他们都是CIA局长的上司）都希望我去国务院工作。
于是我给CIA情报处的上司打电话，询问他我该如何行事。“我回头再给你打过去吧。”他说。当时我并不知情，但没过多久，CIA的副局长、海军中将、海豹突击队队员伯特·卡兰（Bert Calland）拿起电话痛责海登将军，说后者未经过戈斯局长或他本人私自给一位CIA官员打电话讨论工作职位实属莽撞无礼之举。
此事发生的那段时间恰逢CIA和刚刚成立、地位在CIA之上的国家情报局的关系极为紧张。多年以来，CIA局长一直是整个情报界的一把手，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CIA之外的人们认为，CIA这是受到了压制，也该杀一杀它的威风了。CIA内部的观点则是，国家情报局要求做出的那些改变，要么是在重复CIA已经做过的工作，要么根本就是将国家置于危险之中。要解决的事务堆积如山，而对于其中几乎每一项事务，双方都要争论一番。
但无论如何，卡兰的行为可不是官员该有的聪明举动。海登告诉这位海军上将，作为国家情报局的二把手，他有权在任何时候就任何问题与我谈话。然而不知为何，CIA的这位高层领导决定要拿我撒气。
好吧，我猜我得去国务院工作了。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了泽利科，他邀请我与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会面。我不认识佐利克，但他想在提名程序开始之前见我一面。
我与佐利克的会面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们讨论了全球各个区域和各种情报的分析方法。与总统人事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讨论就是另一回事了，起初倒也进展顺利，但后来我提到了一个可能的问题。有一次我告诉工作人员，关于导致入侵伊拉克的错误情报，我曾当面接受过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工作人员的问询。我解释说在与那些工作人员的会面中，我认为副总统办公室的某些工作人员越界了，企图左右关于“基地”组织与伊拉克关系问题的分析，他们这么做不对。我刚一说完便发觉，从行政角度来看，这样做可能有问题——或许这件事就此告终了。
几天后我接到泽利科打来的电话，他直言不讳地说：“迈克尔，事情没办成。”就这样，我在国务院的工作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遗憾的是，到那时，我真正想要的反恐中心的工作也给了别人。我在CIA成了不受欢迎的人。戈斯的副手们认为（并非戈斯本人），我同意接受国务院的工作，就是对CIA不忠。最终我在CIA之外的国家反恐中心（NCTC）得到了一个职位，这是个新组织，其人员来自情报界各个机构。这个名字注定要在整个政府部门引发混乱，但NCTC与CIA反恐中心截然不同。我的职位是NCTC的分析处处长，力求确保在恐怖主义问题，国内情报和国外情报之间做到无缝对接。这是个不错的工作，但和我刚刚错过的那两份工作是没法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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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NCTC工作了仅仅4个月后，我又回到了CIA。迈克尔·海登于2006年5月底接替了波特·戈斯。就在几周前，CIA的三把手凯尔·福戈辞职，后来他因欺诈罪名被起诉和逮捕。海登请我回到CIA接手福戈的工作。
海登正是当时CIA最需要的人，我希望加入他的团队。海登是我曾经共事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早在他上小学时，他的橄榄球教练、匹兹堡钢人队的传奇老板丹·鲁尼（Dan Rooney）就因为海登比其他队员聪明，让他做了球队的四分卫。海登还是个很棒的简报员——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简报员，他能够用极简单的方式解释复杂的问题，往往用体育运动比喻，让人极易理解，在这方面堪称大师。他常用的一个修辞复句是：美国法律限制了CIA的职责范围，但一方面美国希望它首屈一指的情报机构在界限之内行事，另一方面它希望该机构“在撞球的球杆前涂上白垩”——也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保障国家安全。这种说法不但在CIA内部鼓励了适当的冒险，也明确了美国人民希望我们做什么和不希望我们做什么。
海登是一位卓越的领袖，他为CIA确定了新的战略和战术目标。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管理方法，通过将目标分成多个可处理的模块来管控一个庞大的机构。他抓住最重要的事务，像伊朗和朝鲜等重大问题，以及领导人培训和培养语言技能等管理难题，命令属下定期汇报。这些有计划性的调研让人们始终关注最迫切的问题，最终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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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在2006年7月成为CIA高级领导团队的一员，当时，来自巴基斯坦“基地”组织的威胁达到了“9·11”事件以后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CIA指挥系统的三把手，我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整个行政秩序正常运转。我对这部分业务并不熟悉，也借此机会学习了大量信息技术、联邦预算、安全等方面的新知识。我对CIA情报分析和业务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始终了然于胸。我保证自己每天都收到情报简报（在中情局历史上，我是第一位要求听取情报简报的三把手），也尽可能地参加每天的反恐例会。
当时CIA面临着严重的士气问题。戈斯给了他的几位主要副手太多授权，这些副手大多都是他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带来的，而他们又没能合理地使用那些授权。好几位高级官员都被排挤出局，还有很多退休了，另有许多人也在考虑离职或退休。也有官员像我一样，在其他政府部门轮值。从乔治·特尼特上任到迈克尔·海登任期结束的那些年，是我服务于CIA30年间最糟糕的时期。虽说是戈斯的副手们将事情搞砸了，但戈斯本人必须承担责任，毕竟是他选择了那些副手，继而又给了他们太多授权。我坚信如果他另选贤才组建团队，他在任期内也能够在该职位上有所成就。海登迅速采取行动扭转局面，并成功地做到了，其间，他并用了多种战术，包括频繁撰写便笺给工作组，定期召开“全体”会议并在会上讨论CIA面临的关键问题及我们应如何应对，以及亲自前往华盛顿和海外的工作组视察等。
这么做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当时，我们面临的最大威胁正在反弹。“基地”组织死灰复燃的迹象在2006年8月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发现有一个“基地”组织行动组正在密谋对往返于英国伦敦和美国的10~15架航班实施爆炸袭击。他们计划将爆炸物的不同原料混入看上去很平常的物质，例如“果珍”，再装进平常用的液体饮料瓶中偷偷带上飞机。如果这次袭击成功，后果可能会比“9·11”事件更严重，将导致数千人丧生，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更是毁灭性的。
以英国为首的几个国家开展的情报和执法工作非常出色，最终粉碎了该袭击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裔英国公民前往FATA受训，英国方面知道了他的行踪，他在返回英国后便被置于监视之中，不久真相就浮出了水面，他和另外十几个人正在筹划用瓶装液体来干一件大事。我们还了解到，另外一名身在巴基斯坦的英国人正在就该计划与“基地”组织领导人密切联络，而最终是CIA的分析员让我们看清了真相，他们想起来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准备在太平洋上空击落几架航班的计划细节，在该计划中，恐怖分子也是计划将爆炸物藏在日常的容器中。随着相关人员在巴基斯坦和英国被逮捕，该计划被粉碎了。该计划表明了“基地”组织颇有“9·11”事件风格的创意，也表明它有能力将行动人员送往英国随时待命。那次我们侥幸逃脱，但它明白无误地向世人表明，“基地”组织已起死回生。
几个月后，CIA的反恐分析员在一份文件中总结了前几个月的工作，警告决策者，FATA的“基地”组织又恢复了实施大规模灾难性袭击的能力。听到该组织死灰复燃了，CIA大楼里弥漫着挫败感。在会上讨论时，不时会听到“他们又回来了”或者“我们又要被袭击了”之类的话。
2007年夏初，美国情报界在CIA的领导下就“基地”组织的威胁撰写了一份《国家情报评估》，这份评估得出的结论和CIA的那些文件一样令人警醒。该评估报告说，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领导人正在策划在美国本土发动影响巨大的袭击，那些袭击将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极其严重的破坏和惨重的经济损失。该评估报告还补充说，“基地”组织已经恢复了在美国本土实施打击的核心能力。根据情报界的分析员在该评估报告中做出的分析，“基地”组织藏身于FATA，培养了训练有素的行动长官，而其高级领导人现在也不那么担心自己的安危了，这些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时间集中精力筹划袭击，也更有能力发动袭击。
这两份文件对布什政府和国会发出了重大警告——极端危险的“基地”组织又回来了。显然，华盛顿那一时期的做法（偶尔针对“基地”组织领导人发起反恐行动）并不奏效，我们需要更激进的策略才行。
这两份报告的发布引发了一个政策流程，尽管拖延的时间可能太长了，但的确促使布什政府在2008年8月采取了行动。反恐行动的频率大幅增加，也常常能在战场上除掉“基地”组织的领导人。要知道2007年一整年，美国在战场上连一个“基地”组织领导人都没除掉。（用迈克尔·海登的话来说，就是“2007年成绩为0”。）我们又开始对“基地”组织施压——这一次施加的压力巨大。
总统做出决策之后的几个月是多事之秋，每件事都证明他的新政策是英明正确的。“基地”组织在2008年9月20日袭击了伊斯兰堡的万豪酒店，导致50多人死亡，近300人受伤。袭击万豪酒店之后，“基地”组织曾企图在2009年袭击纽约地铁，但最终因为情报界和FBI的出色工作而夭折。
关于美国针对“基地”组织领导人采取的更激进的反恐行动，有一个不实的说法：这些激进的反恐行动是在奥巴马总统上任之后才开始的。这么说有失公允，布什总统离任之前6个月就开始了反恐行动，奥巴马总统继续沿着同一方向前进——二人的做法都非常合理。当时的美国面临着自“9·11”事件以来最为严重的威胁，整个国家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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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一年一度的节日晚会在总部主楼的大厅里举行，这是年度盛事。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许多国家的大使和情报官员都会出席。所有在国家安全领域工作的人都会欣然前往，彻夜狂欢。2009年12月，CIA局长利昂·帕内塔（Leon Panetta）首次举办的节日晚会尤其特别，提供各种意大利美食和美酒，大蒜的味道充斥着整个大厅。接下来的好几周都能听到有人讨论那天的美食。这非常有助于我们与许多外国同行巩固关系。那年的晚会与帕内塔每天在办公室使用的咖啡杯风格统一，那个杯子的一侧写着“CIA”，另一侧写着“来自加州的意大利裔美国人”。
晚会即将结束时，帕内塔局长的天才幕僚长杰瑞米·巴什（Jeremy Bash）把我拉到一边，跟我说CIA副局长史蒂夫·卡佩斯（Steve Kappes）计划在来年春天退休，而我作为情报处处长，在局长那份短短的候选继任者名单中位列前茅。卡佩斯是秘密情报界的传奇人物，也是一位民族英雄，曾参与说服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任职CIA副局长已有4年，认为是功成身退的时候了。巴什说：“我全力支持你。”几个月后，我在帕内塔的办公室里面试该职位。与其说是面试，那气氛更像是闲聊，我们聊到了各项事务，聊到彼此的合作，以及我们要共同应对的那些人。他跟我说他的名单中我排在第一位，但他还想跟另外几个人聊一聊。之后几周一直杳无音信，我对事情的进展一无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