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内塔在CIA出师不利，他在听证会上称水刑为酷刑，导致很多行内人担心新一届政府上台后，上一届政府批准的很多事情都会被秋后算账。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在CIA内部越来越受敬重。人们认为他对白宫颇有影响力，他与副总统拜登和奥巴马的首席幕僚长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的私交甚好，这让他就谁最终批准各海外情报站站长的人选问题，在与国家情报总监丹尼·布莱尔（Denny Blair）的官僚扯皮战中取得了胜利。帕内塔还被认为非常关心CIA的员工，在2009年霍斯特基地遭到袭击时，他带领我们渡过了难关。我们原本以为那次袭击的发动者是自己人，那次自杀性爆炸导致7名美国人、1名约旦人和1名阿富汗人死亡。
最重要的是，帕内塔被认为是一个正常人，他非常有趣，有很强的幽默感，他会讲各种笑话——其中大多数是有点儿庸俗的笑话，也会被别人讲的笑话逗笑，还很会自嘲。他对员工发表讲话时也总是笑料不断，其中多数并不是讲稿撰写人写进去的。可以说，他张开了双臂保护着CIA，也处处受到CIA的拥戴。
有一次，帕内塔当着好几百人的面宣布，他准备不顾讲稿撰写人的反对，讲一个笑话。“我决定不听他们的建议。”他继续说，“有个农夫，处处呵护他的3个女儿。事实上，他总是拿着一把短枪在家门口与她们的男朋友们见面。一个周五下午五点半，有人敲门，农民拿着枪去开门。门口的年轻人说：‘你好，我叫艾迪，来找贝蒂，我们一起去吃意大利面，她在家吗？’农夫想了想，说：‘好的，她马上就出来。’过了半个小时，又有人敲门，农民又拿着短枪去开门。门口的人说：‘你好，我叫乔，来找芙罗，我们一起去看表演，她准备好了吗？’农夫又停顿片刻说：‘嗯，她已经准备好了。’过了半个小时，敲门声第三次响起，农夫带着短枪去开门。门口的人说：‘你好，我叫恰克，来找帕克。’农民对他开了枪。” [7] 如果这个故事由房间里的其他人讲出来，一定要被人批判政治方向不正确了。但利昂的眼睛亮亮的，神情暖暖的，反倒让听众觉得：“哈，真好玩。”
早在成为他的副手之前，我和帕内塔就成了好朋友。我们都喜欢打高尔夫球，尤其是采用他的两杆规则，即无论第一杆距离球洞多远，第二杆自动按好球计算，这一规则减少了杆数，让比赛能进行下去。对高尔夫运动吹毛求疵的人自然不会喜欢这个规则。有几次，只要帕内塔在周末没有回他位于卡梅尔谷心爱的农场，他就会去午间弥撒，然后去打高尔夫球，来我家吃晚饭。
有一次，我邀请他一起观看有他支持的旧金山49人队参加的美国橄榄球联会冠军赛，比赛下午6点30分开始，他下午3点打电话来，问：“我可不可以早点儿去，把亚洲冠军赛也一块儿看了？”我挂断电话，跟玛丽·贝丝说：“利昂要早点儿到。”她回答说：“快点把家里收拾收拾，我很高兴他这么喜欢待在咱们家，竟然要求早点儿来。”
帕内塔不但喜欢在我家观看体育比赛，还与我的几个孩子和他们的朋友分享他的政治观点。孩子们会在晚饭后围在桌边，向帕内塔提问。那样子就像一个研究生院的学术讲座。玛丽·贝丝和我也会仔细倾听他坦率的见解，往往都是关于政治、政策和人性的常识。帕内塔在晚饭桌边谈论的中心思想是：“有着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人可以（应该说必须）坐在一起，就美国所面对的难题探讨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他对孩子们说：“我在国会的那些年总喜欢妥协，我喜欢白天争个面红耳赤，晚上一起喝杯酒、吃顿牛排便尽释前嫌。”他说他对当前的僵局深感失望，并告诉孩子们：“我对共和国的未来感到害怕。”他那番话的意思让我警醒。
2010年早春的一天晚上，他在我家吃完饭准备回家，我送他到门口时他停下来对我说：“哦，我忘了说，我明天就要宣布你将接替史蒂夫，担任副局长了。”2010年5月7日，我宣誓成为中央情报局历史上第24任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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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担任副局长期间，每天都得早上4点45分起床，穿上运动衣，带上白天要穿的西服、领带，跳上我那辆装甲SUV，开车去离家不过几英里远的地方上班。到了办公楼，我开始健身、淋浴、更衣，早上6点整便坐在办公桌前，浏览和回复夜间从海外各地发来的电子邮件。
早上6点15分，我的简报官会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门口，这是我一天中最棒的一次会面。像我自己10年前的做法一样，这位简报官也会利用晚上的大部分时间整理出一个厚达几百页的笔记本，既包括情报分析，也包括原始情报，以供审阅。我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国际最新热点，以及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让我得以迫使分析员更加深入地考察那些情报。通过与我的简报官、幕僚长和行政助理们谈话——他们会参加简报会，我每天都会提出许多问题，请分析员们最好在24小时内做出解答。
利昂·帕内塔担任局长时，我不得不在早晨7点半之前结束每天的简报会，以便前去参加他的简报会。他喜欢我在场，同时在场的还有他的幕僚长杰瑞米·巴什以及情报处处长，这样我们就能够从分析和行动两个方面与他共同讨论相关议题了。参加完局长的简报会，我手上往往会拿着一个待办事项清单。
在帕内塔和他的继任者戴维·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担任局长期间，局长在简报会之后都要召开CIA领导层全体会议。局长会简要通报他前一天参加的会议中提到的关键事项，让我们知道他那天都参加了哪些重要会议，并问一些问题。之后，会议室里的高层领导会依次向大家通报具体事项。这样做可以极大地帮助局长和我了解最新进展，也有助于局长推进他的工作日程。
我每天剩下的时间大致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项工作是出席在白宫举行的各机构副职的会议（一天往往要开好几个会），我去开会前要请CIA的专家事先向我通报相关事项，开完会回来后，我也会把会上传达的内容概括传达给那些专家。第二项工作是完成送到我办公室的案牍工作，我总是试图在下班之前做完大部分，但每次都不得不把一部分带回家，每晚还要加班两三个小时。第三项工作是内部会议，主要是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或试图推进CIA未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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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CIA的副局长，我每天都要应对一大堆令人头疼的威胁和挑战，更不用说我还要管理一个如此庞大的机构，其规模足以与一家世界500强公司媲美了。我每天要处理的大事包括，对我们在阿富汗的战争提供支持、“阿拉伯之春”的进展以及伊朗和朝鲜的行为，这只是一小部分。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作为副局长期间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国际恐怖主义，和我15年前担任乔治·特尼特的行政助理时没有区别。我每天早上那本厚厚的简报本里至少有一半都是与恐怖主义相关的事项——每天如此。我到白宫去参加的会议中也至少有1/3与恐怖主义有关。
同样的问题也是行政部门那些同事每天面对的最主要的事务，他们的工作要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副职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我本人就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在白宫反恐和国土安全顾问约翰·布伦南的领导下，我们频繁开会探讨有关恐怖主义的问题。
我在这些反恐会议上与同行相处的时间比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在情报方面，我共事的关键责任人包括NSA副局长克里斯·英格利斯（Chris Inglis）和国家反恐中心副主任迈克·莱特尔（Mike Leiter）。在行动方面，关键责任人有我、FBI副局长肖恩·乔伊斯（Sean Joyce）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先是詹姆斯·“胡斯”·卡特赖特（James“Hoss”Cartwright），后来是海军上将桑迪·温尼菲尔德（Sandy Winnefeld）］以及主管情报工作的国防部次长迈克·维克斯（Mike Vickers）。我深有感触，在所有这些机构中，CIA是唯一一个日常肩负恐怖主义情报和行动双重任务的机构，这突出了CIA在这个问题上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与维克斯成了好友。我和维克斯，加上布伦南，恐怕是美国政府高层中最关注“基地”组织的三个人了。维克斯早年曾在特种部队服役，后来也曾担任CIA的行动官员。他曾深度参与过CIA向阿富汗游击队提供支持，将苏联赶出其领土的行动。在电影《查理·威尔逊的战争》 [8] 中，那位才华横溢的年轻CIA武器分析员的原型就是维克斯，他在华盛顿特区的公园里进行了快棋车轮战。因为认识了一位职业生涯被好莱坞拍成电影的人物，我的孩子们都觉得我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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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职们争吵不休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美国的无人机行动。这些行动曾在过去5年间为保护美国免受恐怖分子的袭击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我看来，毫无疑问，这些战斗阻止了另一次与“9·11”事件规模相当的袭击。它们消灭了“基地”组织在南亚的核心领导人。在那里，多位“基地”组织领导人在战场上被消灭，致使该组织为招募新人、筹集资金和筹划袭击事件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那些行动还削弱了“基地”组织在也门的领导层，瓦解了该组织在那里谋划的几个针对美国的袭击。
关于这些无人机行动的有效性，最好的证据或许要数本·拉登本人对这个问题的想法了。2011年，美国发动袭击杀死本·拉登之后，我们从他的住所中发现了许多文件，从中我们了解到本·拉登认为无人机战斗是美国打击“基地”组织的最有效武器。我们还了解到，他一直在苦思冥想希望找到无人机行动的工作原理，以及如何反击才能打败它们。
关于法律的讨论一直是所有副职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关于无人机的法律。根据战争法，附带伤害是允许发生的。如果操作无误，无人机战斗可以做到无比精确，将附带伤害减到最小，我们也尽一切可能防止这类损害发生。附带伤害不是完全没有，但接近于零，因为那些无人驾驶飞行器（UAV）及其携带的导弹算得上是战争史上最精确的武器。
那么，又该如何看待那些重大附带伤害的指控呢？这些指控多半言过其实，大都源自“基地”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宣传，它们希望阻止无人机行动，另外，那些国家自己发动的空袭所伤害的妇女和儿童也被算作了美国实施无人机行动的附带伤害。当然，这些也源自人性，一位新闻记者曾经采访一个死亡的恐怖主义分子的父母，他们打心眼儿里相信自己的儿子是无辜的，从未加入过极端组织。这对父母告诉那位记者说，儿子的死被定性为附带伤害。
我担任副局长时，一位出色的美国记者联系政府，说她准备写一篇关于无人机战斗造成的附带伤害严重性的报道。她指出，她所在的公司是美国一家顶级媒体机构，现已出钱编辑了一册有关无人机及其后果的全面清单。她列出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历次无人机行动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以及在若干行动中丧生的妇女和儿童人数。她说无辜丧生的人数远远高于她从美国官方获得的估计数据，并要求美国政府就此做出解释。
由于CIA一直在认真监控美国无人机行动实际造成的伤害，政府部门的上司要求我请她到办公室来讨论一下数据。我要求她提前把有谎报嫌疑的美国无人机行动清单发给我们。我逐一调查了那份清单上列出的每一次行动。
见面时，我一一核对了整张清单上列出的行动。那些行动总共分三类：（1）她出示的清单上那些美国发动的战斗的确发生过，但没有导致妇女和儿童丧生，清单上却显示有；（2）清单上列出的美国发动的战斗实际上是当地军方实施的；（3）清单上列出的美国发动的战斗根本未曾发生，而且当地军方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到此为止，最重要的是第一类。我会跟她说：“你提供的数据显示，在这次行动中有6人丧生，其中包括3名儿童。但我可以告诉你，美国那天确实实施了无人机行动，但只有两名成年人死亡。”我想做但不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是给她看美国政府为每一次行动拍摄的录像，这样她就能够亲眼看到在那些行动中丧生的人数和类别了。事实证明，她的清单中列出的任何一次战斗中均无妇女和儿童死亡。
我和那位记者讨论了一个多小时，查看了她清单上列出的每一次有谎报嫌疑的行动，最后，她决定不再写那篇报道，因为她不再认为那份研究是可信的。事实上，我觉得当她走出我的办公室时，她担心的是她拿到的数据在故意误导读者。她是那种希望对事实真相刨根问底的新闻记者，那天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政府方面之所以决定由我来与这位记者交谈，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我们有一个经典的两难困境。公众听到的坏消息是那些无人机行动缺乏准确性，我们说：“相信我们吧，打击目标非常精确。”公众给出的回答是：“只有出示证据，我们才能相信你们。”但我们不能出示证据，因为那涉及敏感信息。这样的争论缺乏说服力也就不足为奇了。虽说我进行的这类媒体互动可以产生正面效果，但我们真正依赖的是国会行之有效的监督过程。长期以来，国会的各个委员会一直都在监督无人机行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公众的代表，他们必须确信，那些行动实施的谨慎程度远比批评界所认为的高得多，而且必须向美国人民明确这一点。关于美国无人机行动的问题，他们在多个场合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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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界关于无人机问题的误解很多，附带伤害并不是唯一的误解，还有武器系统本身的性质问题。有人称其为前所未有，因为武器的发射者距离目标如此之远，让战斗变得丧失了人性，很像是一场计算机游戏而不像战争。言外之意是，因为它没有人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就更有可能使用它来替代传统武器系统。但无人机并非前所未有，美国的武器库中有很多此类武器系统。无人机驾驶员和在战场上瞄准对手后扣动扳机的狙击手有什么区别？无人机驾驶员和从5万英尺（1英尺=0.3048米）高空投放炸弹的B-2战斗机驾驶员有什么区别？无人机驾驶员和在宙斯盾舰上按动按钮，指挥巡航导弹打击地球上数百英里之外的某个目标的武器专家又有什么区别？人们对无人机有很多夸张的说法，几乎没有一个符合事实。
有些问题提得很有道理，其中包括：无人机行动事实上造就了更多恐怖分子，不是吗？这些行动让那些在无人机行动中丧生之人的亲友变得更加激进了，不是吗？还有那些不顾事实、仍然深信有许多平民（包括妇女儿童在内）在无人机行动中丧生的人也变得更加激进了，不是吗？这些行动非但没有把恐怖分子驱逐出战场，反倒把更多的恐怖分子带到了战场上，不是吗？或许是——我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导致人们选择用暴力来追求他们的政治和宗教理想，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即使无人机的批评者们说得对，无人机行动造就了更多的恐怖分子，我们还有另外的道路可走吗？即使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解决最初导致恐怖威胁产生的问题，但也必须应对迫在眉睫的威胁：恐怖分子正在谋划打击美国，杀害美国公民。
我们不妨用另一种方式思考一下无人机问题的这个具体方面。我们利用无人机发射武器的反恐行动，针对的是美国认为会对海外和本土的美国人造成直接和迫在眉睫的威胁的那些人。作为一个国家，利用无人飞行器来应对这一威胁，不让美国士兵用生命去冒险，难道不是更好的方式，难道要让美国士兵前往战场参与地面作战，以身赴死？我觉得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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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讲述了“基地”组织的脆弱和韧性。这种看似矛盾的二元性从何而来？它有两个来源：首先，恐怖分子很容易从战场上消失，但让他们停止招募新的恐怖分子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次，恐怖主义不是一项资本密集型的活动。恐怖行动要想取得成功，需要领袖、行动人员、资金和安全的操作空间。这些因素都很容易丧失，也很容易重新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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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隧道的工作始于也门的一个穆斯林清真女寺的浴室。“基地”组织的行动人员有条不紊地挖掘隧道，这条隧道通向附近一个安保设施严密的监狱，他们有20多名同伙被关押在那里。他们挖了两个月。那条隧道长约140米，终点就在一个监狱牢房的地下。
2006年2月5日，23个“基地”组织行动人员利用那条隧道逃走了。逃脱者包括纳赛尔·乌哈希（Nasir al-Wuhayshi），他如今领导着“基地”组织的头号分支机构：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他还是整个“基地”组织仅次于艾曼·扎瓦希里的二号首脑；如果扎瓦希里死了，乌哈希就是该组织的领导者。另一个从监狱里逃脱的人是贾迈勒·巴达维（Jamal al-Badawi），他曾是袭击美国“科尔号”军舰那个“基地”组织小组的领导人。也门人很尴尬，美国人则怒不可遏。
越狱之前，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曾遭到也门的痛击。在“9·11”事件带来的短暂繁荣之后，美国和也门的军事行动终结了来自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威胁。然而就在越狱发生几周之后，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就重新活跃起来。仅仅25个月后，它再次发动了一次重大威胁。2008年3月，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用迫击炮向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美国大使馆开火，却击中了附近的一所女子学校。2008年9月，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武装人员伪装成警察，用自动化武器和火箭推进式榴弹袭击了美国驻也门大使馆，造成包括1名美国人在内的12人丧生。如今美国大使馆墙上的爆炸痕迹仍清晰可见。
一次越狱改变了全局。这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说明“基地”组织的脆弱与韧性之间仅一线之隔。
[1] 艾哈迈德·拉希德（ahmad rashid，1948— ），记者和作家，著有多部有关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亚外交政策的畅销书。
[2] 阿布·穆萨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本·拉登的副手，“基地”组织第三号人物。
[3] 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一座城市，毗邻首都伊斯兰堡，是巴基斯坦主要的工商业城市，约325万人。
[4] “保持冷静，继续前进”（Keep Calm and Carry On），英国在“二战”期间制作的宣传海报，原计划在纳粹占领英国后用以鼓舞民众的士气，2000年被人发现并广为流传。
[5] 班加西（Benghazi），利比亚北部沿岸的港口城市。2012年9月11日，那里的美国外交公寓遭到袭击。
[6] “礼仪小姐”（Miss Manners）是美国记者、礼仪作家朱迪斯·马丁（Judith Martin）的笔名。马丁从1978年起在各大报纸开设“礼仪小姐”专栏，致力研究和推广人际交往中的礼仪问题，2005年获美国国家人文奖章。
[7] 笑话里的对话都是押韵的顺口溜。这位农夫按照第三个小伙子的韵脚，推测他准备和自己的女儿上床，因而果断开了枪。
[8] 《查理·威尔逊的战争》（Charlie Wilson’s War ）是一部2007年上映的美国传记剧情电影，改编自众议员查理·威尔逊争取预算，帮助阿富汗抵抗苏联红军的真实故事。本片改编自乔治·奎尔（George Crile）的同名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