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还在担任CIA的三把手时，CIA曾接待过凯文·贝肯 [1] 的来访。是的，你没看错，就是那个凯文·贝肯。他当时在华盛顿参加演出，CIA公共事务办公室邀请他来参观。就这样，我成为他30分钟友好来访的接待人。我们讨论的范围很广，还转而提到了六度分隔理论。贝肯开玩笑说：“我敢打赌，我与奥萨马·本·拉登之间也是六度分隔。”我们最资深的行动官员当时也受邀参与了接待，他接住包袱，诙谐地答道：“自打走进这个门，你和本·拉登之间的分隔值已经大大低于6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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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拉波拉从我们的眼皮底下逃脱之后，本·拉登便真正消失了。谣言满天飞，也有人说“亲眼见过”，但关于他在哪里、准备做什么，我们事实上没有得到任何情报，因为他的安保工作做得很好。有些观察家猜测说他可能已经死了。我们根据极少的证据认为他还活着，很可能住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某个地方。他仍然是精神领袖，但已经不是“基地”组织的行动头目了。我们估计“基地”组织的日常管理工作已经移交给了他的副手艾曼·扎瓦希里。
我们大多是凭一己之力追捕本·拉登的。巴基斯坦人和阿富汗人只是互相指责：巴基斯坦人信誓旦旦地说本·拉登在阿富汗，阿富汗人却说本·拉登在巴基斯坦。我从不记得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曾为寻找本·拉登给我们带过路。
CIA无法像追捕白鲸那样孤注一掷，把全部精力倾注到本·拉登一个人身上。本·拉登酿成的祸患不断扩散，对美国及其世界各地的盟国造成了不可否认的威胁。但本·拉登仍然是头号目标，因为他是该组织著名的领袖，也是南亚以及全球各地“圣战”的有力动员者。我一直努力抓捕他，并且从未放弃，但对抓捕有用的情报少得可怜，不免让人大为沮丧。同样令人沮丧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我们要经常面对国会、白宫和媒体的同一个问题：“你们怎么还没有抓到本·拉登？”我们的一位资深行动官员用一句略带讽刺的俏皮话回答了那个问题，但那是真话，他说：“因为他藏起来了！”而我则会回答说，因为抓捕本·拉登并非易事，往往还要提到FBI花了17年才找到“大学炸弹客” [2] ，花了7年才找到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实施爆炸 [3] 的埃里克·鲁道夫，这两个人都在美国境内，那可是FBI的地盘，而不是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其他国家。
已经退休的反恐中心前主任、曾主管CIA所有秘密行动的何塞·罗德里格斯（Jose Rodriguez）曾跟我说，他曾一度厌烦回答为什么还没有抓到本·拉登这个问题，以至他发誓如果再有人问这个问题，他就要说：“滚蛋！”当天晚上，罗德里格斯的太太帕蒂在晚餐时一脸无辜地问道：“你们为什么还没有抓到本·拉登呢？”罗德里格斯没有告诉我他是如何回答帕蒂的。
我们试图定位本·拉登藏身之处的做法非常系统。我们倾注了大量心血了解并寻找他的藏身之处，但收效甚微。另一条线索是关注他在公开场合的发声。本·拉登时不时会发布一条音频声明，偶尔还会发布一条视频，CIA分析员抓住每一个机会研究技术细节、图像、背景等信息，试图找到蛛丝马迹，表明哪怕是本·拉登藏身的大致范围。我们试图逆向分析那些信息是如何从本·拉登处传到媒体的——看看我们能否回溯到源头。我们投入了大量资源，尤其是分析员们花费了大量时间，但这一方法也未能给我们带来回报。
我们的另一个做法是研究他是如何与最近的下属联络的，试图利用那条联络路径找到他。我们猜想本·拉登足够狡猾，不会利用现代化的通信手段，而是依赖信使与他的恐怖主义组织保持联系。从2002年开始，我们从被羁押者那里得知，有一个人在“9·11”事件之前曾为本·拉登效力，在“9·11”事件之后则为KSM跑腿儿。一位被羁押者告诉我们的官员，他是作为信使为本·拉登来回传递消息的。另一位被羁押者猜测说他可能就是与本·拉登生活在一起的那一类人。这个人的假名，也就是他的阿拉伯昵称，是阿布·艾哈迈德·科威提（Abu Ahmed al-Kuwaiti）。
让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我们监禁的“基地”组织两名最高级别官员——KSM和阿布·法拉杰·利比（Abu Faraj al-Libi）的反应。当我们问到阿布·艾哈迈德时，两位都非常合作，非常详细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然而，关于阿布·艾哈迈德，KSM说自己记得阿布·艾哈迈德，但否认他是本·拉登的信使，并且说他在“9·11”事件后离开了“基地”组织——这和其他被羁押者的说法有出入。阿布·法拉杰则坚称他不认识阿布·艾哈迈德，也从未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这又与其他人的说法截然相反，他们说这两个人关系密切。关键之处在于，KSM在审讯结束后回到牢房，要求其他囚犯不得提到任何有关“信使”的事。KSM和阿布·法拉杰都曾向我们提供对“基地”组织极其不利的情报，但两人又分别以自己的方式保护阿布·艾哈迈德。这让我们对信使的兴趣暴增。
我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了解到阿布·艾哈迈德的真名，又花了好几年才确定他的大致方位——在巴基斯坦境内。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动用了CIA的力量招募人员，并动用了国家安全局的力量搜集通信情报。那是一次团队合作。其后，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精确地定位阿布·艾哈迈德的所在地，盯上他、跟踪他，并让他带我们找到下一个头目。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他究竟是与本·拉登直接联系的那个信使，还是仅仅是层层信使中的一个。但我们希望如果找到了他的住地，他会以某种方式让我们找到他的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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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周要开三次反恐会议，在2010年8月举行的那次会议上，反恐中心的高级官员们对帕内塔局长和我说，他们需要在会议结束后与我们单独谈谈，有事要向我们报告。那算不得异常之举，因为反恐中心常常会有敏感信息告诉我，我们称之为“开小会”。但那天的小会是我参加过的意义最重大的一次。
“我们找到了那个人，确信他就是阿布·艾哈迈德。”反恐中心的高级官员告诉我们。他们说“他住在巴基斯坦的阿伯塔巴德”，并解释说他的住处离巴基斯坦最主要的军校（其地位等同于西点军校）不远。反恐中心的高级官员告诉我们阿布·艾哈迈德的经历和他追随本·拉登的历史。他们说，阿布·艾哈迈德和他的兄弟阿布拉尔一起住在阿伯塔巴德。反恐中心的高级官员不确信他是不是本·拉登的信使，但这兄弟俩采取了大量的行动安全措施，例如两人只在出了阿伯塔巴德城几英里之后才会打开并使用手机，这让反恐中心的官员觉得其中必有隐情。
反恐中心的简报员将两兄弟居住地的卫星照片分发给我们。那是一处院落，围墙高有3.5~5.5米，上面密布着带刺的铁丝网。住地内似乎还有内墙将整个院子分成几部分，奇怪的是，最大的那间屋子竟没有窗户。最奇怪的是，这幢建筑的第三层有一个室外露台，被隐蔽墙围了起来。“谁会给露台建围墙？”帕内塔问道，“露台不就是为了看风景的吗？”“没错。”一位分析员说。
有趣的是，在那天的会上，大家明显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却没有一个人说出来——本·拉登有可能就住在隐蔽墙后面。我后颈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尽力让自己不要过于乐观。帕内塔说出了CIA反恐中心已经知道的事情——我们要详细了解AC1及其住户的情况，AC1是CIA为阿布·艾哈迈德位于阿伯塔巴德的院落设定的代号。
接下来的几周，反恐中心一直未间断向局长和我通报关于该院落的更多情报。反恐中心了解到，两兄弟花了一大笔钱买下了那处地产，但他们没有明显的收入来源；这个大院比该地区的其他住家都大，也更值钱，却没有安装电话和互联网；两兄弟以化名住在阿伯塔巴德，而关于他们的这一住处，他们的妻子都在对自己家里的其他人说谎。关于这个谜题的另一个情报是，院落中的住户是自行焚烧垃圾，不像附近的其他人那样等人来收垃圾。此外我们还发现，有很多孩子住在这个院子里，但没有一个去上学，这在巴基斯坦的高档社区里实属罕见。所有这些都很可疑，但无法证实什么。
我们把这些情报送往白宫。最先知道情报的是我的朋友和一同共事的CIA官员约翰·布伦南。布伦南立即看出了这条情报的重要意义，让我们将同样的简报告诉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吉姆·琼斯（Jim Jones）将军和他的副手汤姆·多尼伦（Tom Donilon）。这两位又请我们通知奥巴马总统。所有这些简报会都是在位于白宫西翼一间装有护墙板的地下战情室里进行的。
在9月21日的PDB中，我们向最高统帅回顾了我们对信使发生浓厚兴趣的这段历史，从几年前通过“基地”组织的在押犯获得的信息，到最近从那个院落观察和了解到的情报。我们告诉总统，除了两兄弟外，似乎还有一两个人住在院子里，并突出强调了阿布·艾哈迈德和他的兄弟有可能窝藏了本·拉登。总统下达了两个命令：第一，他希望获得更多关于那处院子的信息；第二，关于我们当前所知的一切，他命令我们不要向任何人通报。与总统共事的那些年，他从未对其他任何事务有过如此严格的保密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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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崇拜奥巴马总统。他聪明，在任何重要会议上都能全神贯注。我觉得他很快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提出的问题也切中要害。然而，奥巴马总统有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做一项决定（这一点和布什总统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是因为他很想在行动之前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与此同时，总统做决定的方式也需要让国家安全系统中的竞争派系满意。他在利比亚问题上的决定（尽管很不幸地被形容为“幕后领导”）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在一次讨论该问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有一半的成员明确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在利比亚进行任何军事干预，因为我们已经在向利比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且已经对利比亚时任政权实施制裁了。这一派争论说，尽管卡扎菲针对本国人民的行为令人发指，但美国的干预没有任何战略利益。另一半成员也一样慷慨激昂，争辩说我们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包括必要时让美国军队开进利比亚，阻止卡扎菲继续屠杀同胞。卡扎菲正在实施屠杀，且为挽救自己的政权，他将来也必行此不义之举。
在国家安全局的历次会议上，总统一般都会倾听顾问的意见并提出问题，但不会在会议室里做决定，他更喜欢仔细考虑一下相关事务，与他最亲近的助手讨论一下。但关于利比亚的决策不同，他当场就做出决定。他决定支持温和的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宣布设立禁飞区，并支持对屠杀平民的利比亚政府实施空袭——但只动用其他国家没有的军事能力，如此就能让会议室内的各方都满意了。听到他做出这项决定，我前倾身子对丹尼斯·麦克多诺（Denis McDonough）耳语道：“这就是为什么他当上了美国总统！”
我还发现总统个人对此事也非常在意，而远非媒体描述的那样漠不关心。我觉得之所以存在这种矛盾形象，是因为总统在一大群人中的表现不同于在小群体中的形象。他在一大群人中会比较安静，但在人少的环境中他的个性就会突出得多。总统在2013年1月一个寒冷的日子请我去椭圆形办公室，告诉我他选择约翰·布伦南担任下一任CIA局长，当时他的态度亲切极了。讽刺的是，我跟约翰都向总统推荐了彼此做局长，而那天在椭圆形办公室，我问总统他以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他说：“在这儿还从未碰上过，伙计。”他确实问我有没有其他感兴趣的工作岗位，因为他说他不想失去我。我开玩笑地说：“我一直想做美联储主席。”他笑了。我跟我们的第44任最高统帅相处得非常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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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IA，你得习惯于处理敏感信息，但在我33年的CIA工作生涯中，没有比关于本·拉登的情报控制得更加严格的信息了。直到突袭前几周，国务卿才从白宫知晓该情报，因为关于我们是否该立即采取行动的讨论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国家反恐中心主任也是在突袭前几周才被告知，因为我们需要考虑“基地”组织可能会采取什么报复行动。美国司法部长、FBI局长和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都是在突袭前一两天才知道消息的。
在首次对总统通报情报之后的数周和数月，白宫召开了很多后续会议，且安保级别都很高。布伦南安排会议，确保会议主题不致外泄。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方日程表上，那些会议被列为“无关紧要的会议”。每次我们开会，战情室内的安保摄像头都会被关闭。每当工作人员进来给总统送饮品，大家都会停止谈话。
即使在CIA内部，我们也极其严格地保守该秘密。我之所以授权让CIA反恐中心主任“审查”参与行动的人，是因为我知道他不会滥用授权。事实上，我知道他会比我更谨慎。当反恐分析员希望将我们了解到的关于阿伯塔巴德的一切都写在一份书面简报中时，他们会去找CIA的开源情报中心——该部门负责挖掘对国家安全有重大意义的公开情报。但反恐分析员们不会请人调查阿伯塔巴德，而会请他们就巴基斯坦的若干个城市展开调查。和本·拉登本人一样，我们的分析员追踪本·拉登的一切也在暗中进行。
美国国会监督委员会就是另一回事了。在白宫不知情的情况下，帕内塔一直将大致情况通报给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帕内塔没有征求白宫的同意，因为他知道后者一定不会同意。我跟帕内塔说我支持他的决定。当突袭临近时，汤姆·多尼伦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提出，CIA现在不妨让情报委员会的领导们参与进来。帕内塔说他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多尼伦对此颇不高兴，但这样做极有助于帕内塔和我与情报委员会保持良好的关系。在那些简报中，我们也没有泄露任何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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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总统命令我们掌握更多关于那个大院的情报，我们集思广益，探讨如何才能获得更多信息，了解清楚藏在AC1那几面墙后面的人和事。几周以后，帕内塔因为没有人想出好主意而有点儿不耐烦了，开始用他自己的想法轰炸CIA反恐中心的人。他的主意可多着呢，他问：“我们能否拧开那个院落排放污水的管道，对流出来的水做DNA测试？”大院外面有几棵树，他问能否让我们的人爬上树安装监控摄像头。（显然帕内塔不是唯一一个想到这个办法的人，因为没过多久，就有人看到阿布·艾哈迈德和他的兄弟在院外砍伐那些长得好好的树。）
11月5日，帕内塔在他的办公室举行了会议，他又在催促人们搜集更多关于该院落的情报。帕内塔要求在几天内把一份列有10个建议的清单分别提交给他和我。他的幕僚长杰瑞米·巴什更过分，命令反恐中心把他们能想到的一切（不管行动上可行与否）都写在一张纸上给领导过目。反恐中心确实这么做了，提交了38个五花八门的点子。这份所谓的“38表”洋洋洒洒几页篇幅，它还真管用，局长很满意。
有些情报搜集工作还是颇有成效的。2010年秋，我们又掌握了两份情报，强化了我们关于本·拉登可能就在阿伯塔巴德那个大院里的论断。第一，我们了解到，还有第三个家庭住在那个院子里，其规模与我们认定的本·拉登在此时应该有的家庭规模大致相当，而且这第三个家庭中的成员从未离开过大院，邻居们也对他们的存在一无所知。反恐中心的分析员们认为，值得注意的是，虽说这个大院的所有人是阿布·艾哈迈德和他的兄弟，但住在主屋中楼上两层的却是这三个家庭，那是屋里最好的位置。这是我们的分析员予以重视的许多有趣的数据点中的一个。
第二，我们发现阿布·艾哈迈德仍然在圈子内——他仍然在为“基地”组织工作。这一情报是解开整个谜题的重要一环，它排除了我们担心的一种可能性，即阿布·艾哈迈德只是个前恐怖主义者，已经不再为“基地”组织工作了。我无权解释我们具体是如何获得这两份关键情报的，但我可以向诸位保证，那可是最出色的间谍工作。
我们在2010年12月10日将这份新情报通报给总统，这次，总统请我们考虑，一旦他决定采取行动，美国应该如何追捕本·拉登，即“终结方案”或“行动构想”。起初，他命令我们不要让军方参与该计划，但帕内塔和我却已向国防部的高层通报了情况，包括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马伦、副主席胡斯·卡特赖特和国防部次长迈克·维克斯。（此举是为了提前告知这些同事，因为我们知道一定会需要与他们合作，不过这么做也是为了让迈克·维克斯能够在我们最初提出行动方案时提供帮助。）我们开始在反恐中心和特别行动处（SAD，CIA的准军事部门）为各类不同的行动制订计划。
2011年1月24日，总统请我们将军事事项纳入讨论。在帕内塔和我的建议下，他决定让我们去找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JSOC）统帅、海军中将比尔·麦克雷文（Bill McRaven）。军方的特种行动人员曾几乎每晚都在阿富汗实施我们正在考虑的那种突袭。
几天后，麦克雷文在迈克·维克斯的陪同下来到CIA，他在我的办公室加入了这次行动。他听取了情报，没有表达任何个人感情，只是说“干得漂亮”，还说他会派两名最出色的行动计划人员来帮我们。两天后他们就来了。不久，麦克雷文来找我，要求在行动中加入一些空袭计划人员，因为直升机完成的地面突袭需要空军的支持。我说没问题。我还答应了国防部的要求，让空袭计划人员看了突袭方案。这是十分必要的，但知情者的增加难免让我有些担心。
CIA官员和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军事计划人员整合出一套行动方案，并呈交总统过目。这套方案包括一次秘密袭击、一次通过直升机空降部队展开的地面袭击和一次以秘密方式将军队送达的地面袭击，等等。我们也曾考虑让巴基斯坦自己实施袭击，为迫使巴基斯坦采取行动，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今晚要突袭这个大院，希望你我能并肩战斗。”但是，巴基斯坦也好，我们的其他同盟也罢，都不知道我们一直关注着阿伯塔巴德的这个院子。
每个计划都有其不足之处。以空袭为例，它会导致院内妇女和儿童死亡、会令马路对面院子里的那一家人死亡，还会（几乎一定会）给附近的居民造成附带伤害，毫无疑问，因为有些武器瞄不准目标。（我们有必要使用大量武器，包括掩体爆破炸弹，以防院内有地下室或隧道。）此外，可能没有机会通过文件、材料或在场人员搜集信息，没有机会百分之百地证明我们的确抓到了本·拉登。
秘密运送部队的地面行动也有缺点，那就是需要行动队秘密潜入巴基斯坦，并且很可能必须杀出一条路来。这样一来，很可能造成美国士兵伤亡或被俘。通过直升机运送部队的地面行动的风险则是会造成美国士兵伤亡，并且巴基斯坦军方很可能会在直升机进入阿伯塔巴德之前很久就发现我们的行动。
任何涉及巴基斯坦的行动方案都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大院的住户可能会接到密报并逃走。我们并不担心巴基斯坦官方会把消息透露给本·拉登，但巴基斯坦一方涉及的人员太多，无法保证没人走漏消息，也无法保证政府或军队内部某个“基地”组织的同情者不会采取行动保护本·拉登（依我看，这正是在东非大使馆爆炸案发生之后的那段日子里，本·拉登躲过了美国巡航导弹袭击的原因）。
我们开始计划向总统进行一次重要汇报。多尼伦那时已经被提拔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想首先听取汇报这一点毫不奇怪，因而将汇报日期定在了3月4日。帕内塔和我希望在见多尼伦之前做一次模拟练习，所以在2月25日，我们和美国军方高层一起在帕内塔局长的会议室预先将汇报演练了一遍——该汇报将涵盖所有相关情报和我们已制定的所有备选行动方案。但这次我们还有新消息要透露。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按比例制作了一个大院的模型，模型大小约1.2米见方，帕内塔和我走进会议室时，它就被放在会议室的桌子上。模型的精确度极高，甚至连树木和灌木丛的位置以及圈养动物的笼子大小和位置都极为精确。
预备会议进行得很顺利，为多尼伦做的简报也一样顺利。会议一开始他就问，就各种备选方案而言，我们能够以多快的速度实施行动，因为总统担心我们的行动速度不够快。多尼伦还对最终的总统简报会做出了指示，他说：“你们要重点说明为什么判断本·拉登就藏身于此。”多尼伦还有一些后续问题，我们都在3月10日和他进行的另一次会议上一一解答了，他在那次会议上的结束语是：“好啦，现在我们可以开会向总统通报情况了。”第二天多尼伦告诉我们，向总统汇报的日期定在了3月14日。
在我们关于各种终极备选方案的讨论中，CIA官员偏爱一个能让他们参与行动的方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CIA追捕本·拉登10多年，他们希望能在最后一击中有所作为。这可以理解，但帕内塔和我都非常清楚，地面行动必须由JSOC来实施。针对此事，他在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结束后，帕内塔对我说：“还是让专业人员来做此事吧。”他的意思是JSOC在这类事务上的经验要比CIA丰富得多，但他说的话在CIA内部没有被很好地传达，这番话传到反恐中心和特别行动处的底层时被断章取义，员工们认为这话是我说的，而且认为这多少是对我们自己人的不尊重。我虽然充分同意帕内塔的决定，但我们完全可以对内部勇士们做出更充分的解释，我一贯对他们充满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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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的会议是总统召我参加的最重要的一场会议，我们深入探讨了两个问题——情报和备选行动方案。在情报问题上，我们向总统言明要点，即我们认为“阿布·艾哈迈德很可能将本·拉登窝藏在阿伯塔巴德的这个大院里”。我们强调当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本·拉登就在那里，只有强有力的间接证据。
我们详细讨论了每个终极备选方案。因为有向袭击目标泄密的风险，总统立即否定了涉及巴基斯坦人的方案。总统还否定了将部队秘密运送至巴基斯坦的地面袭击方案，那太复杂了，在行动结束后，我们很难将部队撤离巴基斯坦。会议结束时，我们只有两个备选方案了，即空袭以及通过直升机运送部队的地面袭击。总统明确表示他希望行动时间越早越好，虽然他并未明说，但那天会议结束时，许多人都觉得他倾向于选择空袭。
3月29日，我们再次与总统见面。因为担心附带伤害，他一开始就否决了秘密空袭的方案。总统认为通过直升机运送部队的地面袭击是最佳方案，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知道本·拉登到底在不在那里，能够现场获取重要情报，最小化非战斗人员的伤亡。他问比尔·麦克雷文是否认为此举可行，麦克雷文说：“总统先生，我只有演练之后才能明确无误地告诉您可行与否。我会在两周后给您答复。”
由于CIA预先想到会有这一天，我们建造了一个与阿伯塔巴德的院子大小完全一样的实体模型。在那里，麦克雷文将他在行动中要派遣的海军海豹突击队队员召集在一起，第一次向他们通报了潜在目标的情况。来开会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以为是要让他们去抓捕卡扎菲，后者当时正在利比亚兴风作浪。直到面对我们建造的阿伯塔巴德大院实体模型，他们才知道袭击目标的真实身份。那天，我们的首席行动官员对海豹突击队队员说：“这次我们不去利比亚。我们已经找到奥萨马·本·拉登，你们的任务是去抓捕他。”虽然他们力求掩饰激动的神情，但队员们显然心潮澎湃了。在我们的基地训练并在美国国防部的一个基地进行实战演练之后，海豹突击队准备出发了。
海豹突击队虽然隶属美国军队，但总统明确表示，CIA将是这次行动的指挥方。因为总统希望行动秘密进行，如果很遗憾本·拉登不在那里，袭击行动也没有被巴基斯坦人发现，美国将尽可能对行动不事张扬，表现得若无其事。这就意味着行动的指令是从美国总统传达到CIA局长，再传达给JSOC统帅。连美国国防部长都被排除在这次行动的指令范围之外了。JSOC的人将被临时派遣到CIA来执行这次行动。
我们与总统的会面日益频繁。4月就有过3次会议。月中，麦克雷文向总统通报了团队演练的结果，他的结论是：“我们可以实施行动。”麦克雷文建议，如果要发起袭击，最好安排在4月30日深夜。夜间四周漆黑一片，戴夜视镜的人将占有巨大优势。
但选择在30日行动有个问题，有人提出，4月30日周六晚上要举行一年一度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按照惯例，总统要在晚宴上讲话。他们问：万一当总统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金碧辉煌的舞厅里举行正式晚宴，与一群记者谈笑风生时，一群美国人却在巴基斯坦因行动失败而牺牲，这该怎么办？时任国务卿希拉里一句话就打消了人们的担心。“让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见鬼去吧，”她说，“如果我们以某种政治事件为由做出一个重要的行动决策，上帝会帮助我们的。”
不过，有人提出一个新的备选方案待审核——联合计划团队从未认真研究过这个方案。该方案是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海军将领卡特赖特提出的，与大院中那位被CIA称为“踱步者”的人有关。我们能够确定，有一名男子经常孤身一人在大院正屋旁边的小树林里散步。每个人都认为那是本·拉登，但我们无法走近确定他的身份，哪怕是身高都无法确定。帕内塔请专家们目测踱步者的身高——本·拉登的身高远超1.8米，很遗憾，得到的答案是“1.5~2.1米”。这一分析并未能将形势向前推进一步。
在一次会议上，卡特赖特言明立场，说那位在院中踱步的神秘男子很可能就是奥萨马·本·拉登，我们可以用一架无人飞行器直接从院中把他抓走。CIA曾经从某个消息来源获知卡特赖特可能会提出这一建议，我们不同意这么做，于是我坚决反对。我说，如果本·拉登在院中，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卡特赖特对那位踱步者的身份判断是正确的。我还指出，虽然美国近年来使用无人机作战的经验丰富，但并非所有战斗都能取得成功，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爆炸的物理过程。我争辩道，如果本·拉登在阿伯塔巴德，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可以抓住他。但是我们根本抓不到他，或者本·拉登从突袭中逃走的可能性都不可小觑。
另一个问题是，巴基斯坦对我们入侵其领土会做何反应。如果巴基斯坦提前发现了这次直升机机降部队突击，或者其反应速度超出所有人的预料，麦克雷文计划让他的手下在大院中缴械投降，再由高层官员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有一天在会议结束时，总统给麦克雷文下达了一个新的指令。他告诉麦克雷文，他不想让麦克雷文的部下在巴基斯坦的监狱里待上几个月，应该重新商讨一个外交解决方案。总统否决了这个方案，他说：“万一遭遇那样的情形，你们必须背水一战。”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决定，看到麦克雷文的脸色，我知道他也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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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月召开的那些会议中，我们长时间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本·拉登住在那个大院里的概率到底有多大。连续几周我们一直在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首席分析员说她有95%的把握确定本·拉登就在那里。高级分析员（也就是为总统做简报的人）说他有80%的把握。反恐中心的分析员当然很清楚CIA曾在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上有过失误，那时，CIA之所以犯下重大错误，就是因为全盘接受了间接证据。但分析员反复核查这份情报，自问：“还能做出什么别的解释吗？”他们从伊拉克失误中汲取教训，在其简报中列出了其他所有可能的解释，但都不如本·拉登就在那里的这种解释有说服力。反恐中心的主任还多做了一步，他召集了一个“紧急小组”，组员都是他信任的CIA分析员，他们很聪明，但都没有参与过这次行动或分析。他请紧急小组的组员们彻底核查情报，并向他报告有没有疏漏之处—关于AC1之谜还有没有其他可能的解释。组员们核查之后，也支持本·拉登就在那里的结论，尽管没有反恐中心的分析员们那么确信。紧急小组有50%~80%的把握，而我自己有60%的把握。
各种估计不一而足，难怪总统有些困惑，他问帕内塔为什么大家给出的概率数字相差如此之大。帕内塔马上转过身对我说：“迈克尔，要不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用了几秒钟时间整理思路，继而向总统解释说，大家对概率的判断差距之所以大，并不是因为人们获得的情报不同；我向他保证，每个人分析的都是同一套数据。我对他说，事实上，判断差距反映的是个人经验的不同。反恐中心的人倾向于认为概率较高，他们因过去几年的成功而对自己的判断更有信心，毕竟他们粉碎了一个又一个恐怖主义计划，消灭了一个又一个“基地”组织高级领导人。而包括我在内的判定概率较低的人，则因为经历过情报失误而对分析判断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尤其是我们拿到的都是间接证据。我的情况是，CIA在战前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判断失误始终是我的心头重负。事实上，我告诉他：“总统先生，我认为2002年关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间接证据，要比现在我们用于证明本·拉登住在阿伯塔巴德的大院中的证据还要有力。”我补充说：“即使我们在院中已经安排了一个线人，该线人告诉我们本·拉登就在那里，我的成功把握也不会高达95%，因为线人总会说谎，会搞不清楚状况。”
迈克·维克斯后来对我说，当我说到我们当时关于伊拉克的证据更有力时，房间里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在他看来，总统全神贯注地听我说话，也完全理解了我说的内容。总统继而问道：“迈克尔，如果你只有60%的把握，会不会不选择突袭行动呢？”“不，总统先生，”我说，“即使只有60%的把握，我也会选择实施突袭行动。鉴于这一次涉及的人物如此重要，我们的证据已经足够有力了。”总统后来对人们说，他自己对于本·拉登住在大院中的把握只有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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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知情的高级官员热烈地讨论了是否实施突袭行动的问题。有人认为风险太大。副总统则对情报信不过，担心任务失败可能会影响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还有国防部长鲍勃·盖茨，作为一名职业CIA官员和CIA前局长，他居然也说情报不够充分，认为让美国军队参与行动太过冒险。他还提到这类军事行动几乎总是出错。他屡次提起“沙漠一号”的悲剧，那是在卡特执政时期，美国为解救伊朗人质危机事件中被扣押的人质而采取的一次军事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他对我们说，30年前，在那场悲剧发生时，他就坐在同一间战情室的会议桌前。国防部长认为，如果我们采取行动，就应该选择无人机。卡特赖特也反对突袭，也认为无人机方案是更好的选择。
然而，除了上述3位外，国家安全团队的其他成员都赞成实施突袭行动。但即便人们已经就此达成共识，仍有一派认为我们应该等到有更确切的情报之后再行动。帕内塔和我做出了3点回应：（1）没人能保证等待的时间更长就会获得更多的情报；（2）得知情报报告和分析的人越来越多，这些情报随时可能泄露，会有人给本·拉登通风报信；（3）即使没有收到警报，也不能保证本·拉登不会另觅他处安家，因为我们不知道这里是这位“基地”组织领导人的长期住处还是临时住处。没有全天候监控（根本就不可能全天监控），后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都会让我们不得不回到起点重新开始。
帕内塔提出的论点或许是最有力的，每个人对此都心知肚明，但没有人愿意说出来。他暂时放下政策意见提供者的身份，仅仅作为情报提供者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一直秉持着一个简单的原则——美国人民会如何看待？”他补充道：“我认为，毫无疑问，如果他们知道了我们所知道的信息，即使他们跟我们一样信心水平差异极大，他们也一定希望我们实施行动，抓捕那个必须对‘9·11’事件所有死难者负责的人。”这是个很有说服力的见解。
在战情室召开的最后一次“无关紧要”的会议上，总统让高层领导者们表决他们是否赞成实施行动。副总统和鲍勃·盖茨表示不赞成，其他人都赞成。但第二天早晨盖茨身边的3位级别最高的官员，包括迈克·马伦海军中将、迈克·维克斯和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米歇尔·弗卢努瓦（Michèle Flournoy），都来找盖茨，力图说服他赞成实施行动。在近一个小时的会议之后，盖茨打电话给汤姆·多尼伦，说他改变主意了，现在他赞成实施行动。出于多种原因，我一直很崇拜鲍勃·盖茨，他乐于接受他人的意见、愿意倾听下属的意见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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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过程中，只有两件事情始终如一——我们一直在尽力获取更多情报，也一直在质疑分析员到底有多大把握证明本·拉登就在那里。尽管我们竭尽全力，仍无法获得更多有用的情报，帮助总统决定到底要不要对阿伯塔巴德的大院展开行动。
分析部门在最后的“行动”决定之前，又新成立了一个紧急小组。2011年4月，布伦南希望评估一下如果我们抓住本·拉登，“基地”组织会如何实施报复，这是他的分内之事。要考察这个问题，他就需要得到国家反恐中心（NCTC）的帮助。除了关注手头的中心任务——“基地”组织可能采取哪些报复行动，该组织的领导人迈克·莱特尔还向布伦南建议，由NCTC组成一个正式的紧急小组，评估CIA分析员得出的本·拉登就在阿伯塔巴德的结论。
布伦南和莱特尔两人都来问我的想法。我很清楚CIA反恐中心本身做出的另外一种分析，也知道反恐中心主任亲自下令成立了紧急小组。我虽然觉得这么做有些多余，但仍然表态说：“为什么不呢？”要做出一个如此重要的决定，怎么小心谨慎都不为过。因此莱特尔召集两名NCTC的分析员和两名CIA的分析员组成了一个紧急小组，并将他们派往他的办公处所，再次审核该情报。这4位分析员未能达成共识，他们的意见很不统一。其中一人说本·拉登住在那里的概率是60%（和我本人的信心水平一致），另外两个人对此事的把握大概有50%，还有一人认为概率只有40%，我觉得他这么说的意思就是他认为本·拉登根本就不在那里。每一位分析员都觉得，关于我们在大院看到的一切，本·拉登就在那里的结论就是最好的解释。即使如此，莱特尔仍然将团队的结论通报给了总统，重复了我先前就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说的那些话，这是在冷静地提醒总统，得出本·拉登就在阿伯塔巴德这一结论的证据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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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就在我们与总统会面的前一天，帕内塔局长办公室的保密电话响了起来，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伦打来的。他通知我们，总统已经下令实施行动。帕内塔感觉到那将是历史性的一刻，就手写了一份备忘录作为记录。他写道：
接到汤姆·多尼伦的电话，说总统已经决定对AC1实施行动，决定发动突袭。行动的时间安排、行动决策和指挥都由麦克雷文海军上将负责。行动指令是向大院发起进攻，抓住本·拉登，如果他不在那里就撤退。上午10点45分，麦克雷文海军上将传达了这些指令。
这个星球上只有几个人知道如此重大的事件即将发生，而我是其中之一，每个人都对结果一片茫然，我完全无法描述当时心中的万般感慨。就在突袭前一个小时左右，帕内塔的办公室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他问我就此事到底怎么看：“他在那儿吗？”“长官，”我说，“不管我们能不能在那儿抓住他，我都不觉得奇怪。”帕内塔没说别的，只是回答道：“我也是。”我们只有听天由命了。
突袭过后，媒体评论员们曾谈到总统的“勇敢决定”。我觉得做出行动决定并不是最难的部分。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理由采取行动，事实上，我们的理由已经充分到总统必须采取行动。如果他不采取行动，之后人们又知道了CIA曾认为本·拉登就在那里，就会大大有损他的总统形象和美国的可信度。在我看来，勇敢的部分在于总统决定如何采取行动。他决定让美军发动地面袭击，让美国人为这次行动冒生命危险，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最终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他本来可以选择那个容易实施的方案，也就是动用几架B-2轰炸机将大院炸平。正是因为他的决定，我们大大减少了附带伤害，确信我们抓住了本·拉登，并从大院获得了极其珍贵的情报。
事实证明，我们关于是否在记者协会晚宴那天晚上发动袭击的争论毫无意义，因为那天巴基斯坦的天气很糟糕，麦克雷文决定将行动推迟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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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局长那间装了护墙板的会议室变成了临时指挥中心，那里与我和帕内塔的办公室只隔了一个狭窄的过道。那张表面磨得很光滑的长桌上堆满了电子设备，CIA和JSOC的人员正在操作它们，以便始终与位于阿富汗贾拉拉巴德的麦克雷文海军上将的总部保持联系，并监控该地区周围的各个传感器。CIA的几位高级官员也在那里，但他们都不在传感器附近。
尽管我们对CIA的高级工作人员都进行了最高级别的安全调查，但其中的很多人仍然不知道我们认为已经找到本·拉登，也不知道我们即将创造历史。我们对CIA官员和内阁官员保密，并不表示对他们有任何不信任，而是就这般重要的行动而言，多一个人知道行动计划，就多一分无意间泄露情报、破坏行动的风险。在袭击之后的那段日子里，我常常不得不向许多人解释（或者说是道歉），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提前得知行动的消息。
高级别的行动保密措施也差点儿让我后院起火。我的一个朋友给了我几张5月1日华盛顿首都冰球队主场迎战坦帕湾闪电队的总决赛球票。鉴于原定于4月30日发起的突袭被推迟了一天，我觉得也有可能会因为次日糟糕的天气再次推迟，这样我就能去看球赛了，所以就收下了球票。
然而，到了5月1日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左右，大家确信巴基斯坦的天气很适合，行动就要开始了。我不想浪费球票，就给玛丽·贝丝打电话，让她来我的办公地把球票取回去送给别人。作为副局长夫人，玛丽·贝丝有自己的CIA通行证，通常能够直接将车开到总部大楼门前，在没有人陪同的情况下走进总部。但如果她在5月1日那天走进我的办公室，就会看到临近会议室的所有人都忙忙碌碌，可能会猜出有大事要发生。她也是众多没有“必要知道”的人之一。于是我让保安在楼下拦住她，“无论如何都不要让她上楼”。但他们的做法比我说得更过分，他们决定在CIA的前门截住她，那里距离总部大楼主入口还有400米。他们的态度不由分说：“夫人，这是球票。”那语气和神情仿佛在说：“您必须在这儿止步。”那几个月我总是加班加点，已经让她很不高兴了，保安这种冷若冰霜的接待简直是雪上加霜。
然而，真正惹恼她的是另外一件事。她在那天上午的晚些时候给我打电话，说我应该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往学校参加我们的女儿萨拉高中时期的最后一次全校合唱表演。“不过一个小时而已，”她说，“不管你在做什么，都没这件事重要。”她的态度很坚决。“对不起，”我只能这么说，“不行，真不行，我得走了。”玛丽·贝丝后来对我说，她那天下午和傍晚都在生我的气。到了晚上8点左右——在我保持“无线电静谧”近8个小时之后，她坐在沙发上自忖：“不如跟他离婚吧。”只有在总统决定把有关突袭行动的消息告诉美国人民之后，我才能给她打电话。我还是没有告诉她我们做了什么，只是说总统要跟全国人民说几句话，那时她就会理解我，并且希望她能原谅我。她问：“发生什么糟糕的事了吗？”我说：“不，是好消息。”“你们抓住他了？”她问。玛丽·贝丝已经在本·拉登的故事里浸淫了太长时间，完全能够猜到“好消息”是指什么。我只是回答她说：“我爱你，得走了。”至少我的婚姻算是保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