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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些时候，帕内塔局长和我在装备好的CIA局长会议室里监控突袭情况。我们坐在大会议桌的中间，通过安全视频会议与身在阿富汗的麦克雷文海军上将和白宫保持联系。局长在严格意义上是行动指挥，但事实上他和我对实际行动没做出什么贡献。我们都是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我们就是这样认为的。第二天，局长在CIA的大礼堂召开全体会议，通报关于此次突袭的情况，他一度提到工作组，说因为这是一次保密行动，他被委任指挥行动。他停了几秒，说：“好吧，那纯属扯淡。我根本就没指挥。”他和整个听众席的人都大笑起来。
但在实施突袭行动时可没人能笑得出来。在突袭行动中，有一架参与突袭行动的直升机在大院上方低空飞行时坠毁了，那可让我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在场的海豹突击队员的安全。随后第二个念头很快便冒了出来：“看来鲍勃·盖茨警告得没错，只要实施这种行动，就会有糟糕的事儿发生。”我还想：“看来行动是没法秘密进行了。”那肯定会把阿伯塔巴德城里的所有人都惊醒的。CIA官员注意到附近的居民纷纷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谢天谢地，当地没有立即启动安全响应，突袭总算没有被扼杀。
直升机坠毁时，我注意到麦克雷文海军上将非常冷静，一点儿都没有惊慌。他的大将风度让我冷静下来。我一贯对麦克雷文崇拜有加，我觉得他算得上是美国军队有史以来培养的最出色的战士之一。他在许多场合的表现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没有哪一次像直升机坠毁的那一刻更让我充满崇敬之情。直升机坠毁发生短短几分钟之后，麦克雷文便宣布没有人受伤，行动继续进行，并安排一架备用直升机替代那架坠毁的直升机。之所以还有备用直升机，是因为总统之前坚持准备一架备用机，以备作战团队撤离时使用。
关于突袭行动的实际情况，记者和参与者们已经向公众描述得再详细不过了，我就不再重复一遍。然而，公众并没有充分了解的事实之一是，在突袭结束之后，我们仍然无法确信抓住了本·拉登。
在参与行动的直升机离开了巴基斯坦领空之后，我和帕内塔去白宫见总统和他的高级国家安全团队，讨论下一步的行动。如果总统这时宣布本·拉登已死，而过几天他却又活蹦乱跳地出现了，这可是谁都不想看到的情形。在场的海豹突击队员们说，他们认为死在三楼的人看着像本·拉登，还说他们审问了屋里的几名妇女和儿童，其中一个说死去的那个人是“奥萨马族长”。即便如此，仍没有足够有力的证据证明那个人就是本·拉登。尸体被运达阿富汗后，麦克雷文曾将它平放在飞机棚的地板上，并请他手下一位个子较高的队员躺在它旁边，估计一下那个死者的身高，看看是否与传说中身高足有1.92米的本·拉登相符；看样子身高差不多。CIA的科技专家动用脸部识别技术，说他们有90%~95%的把握认定我们抓到了自己要找的人，我把这一分析结果通报给总统。但他认为，只要有一丝一毫的不确定性，他就不应该将这个消息通知给公众。有人说我们可能要等到第二天，拿到初步的DNA分析报告后再通知公众，或者再等一天，直到最终的DNA分析报告出炉。直到联席会议主席迈克·马伦海军上将打电话给他的巴基斯坦同行阿什法克·卡亚尼（Ashfaq Kayani）将军时，一切才有了起色。马伦还未开口说话，卡亚尼就告诉他，本·拉登已被抓获。得知了这个消息，并且确信消息已经开始走漏，总统才觉得可以向全世界宣布此事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收到位于阿富汗的美国军事实验室发来的初步DNA测试报告，结果是阳性的。当天晚些时候，我们又收到了美国的一个实验室发来的最终DNA测试报告。该实验室称，尸体不是本·拉登的可能性只有万亿分之一。哪怕是对疑心最重的分析员来说，这个结果也足够好了。）
晚上11点35分，总统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我坐在战情室的一把椅子上观看他的讲话，就是在这间战情室，我们制订了那么多规划，行动才最终得以实施。然而，事实证明我那天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媒体对袭击事件的兴趣之浓厚，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因此白宫新闻办公室召开了一次“媒体吹风会”。那是与媒体会面的场合，通常都是由高级官员主持的，以便媒体能够原封不动地使用官员的说法。然而，由于敏感原因，例如谈及情报问题，他们不能在报道中有名有姓地引用高级官员说的话。这样一来，关于媒体可以如何提及高级官员，就会事先确定基本规则，例如“政府高级官员”“军方高级官员”。
我要负责向媒体解释，是什么情报促使我们得出本·拉登很可能就在那处院落中的结论。我解释得很小心，没有泄露任何机密情报。在我之后是国防部次长迈克·维克斯，他就突袭行动本身通报了媒体。
当帕内塔局长和我走出西翼大楼，走上西行政大道时，已经是凌晨1点了，我们的警卫正等在那里接我们回家。我们听到附近的拉法叶广场上有狂欢者在高喊“美国、美国、美国，CIA、CIA、CIA”，那种感觉很不真实，我自言自语道：“我再也听不到有人这么喊了。”帕内塔和我拥抱在一起。那是我们那天的第二次拥抱，第一次是在突袭行动过程中，也就是在海豹突击队队员进入地面作战19分钟后（当海豹突击队位于巴基斯坦的地面指挥宣布“以上帝和国家的名义，杰罗尼墨，EKIA [4] ”时，这句暗语表明海豹突击队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要找的人）。
接下来的那段日子里，我们感到无比自豪、满足和欣慰。我从未如此百感交集。在突袭行动结束后的那天早晨，我一到办公室就看到桌面上放着一封信。那是外国情报处的一位关系很好的同事和朋友写给我的，CIA和我一直与他并肩战斗打击“基地”组织。我后来还收到了很多类似的信件，但没有哪一封写得如此优美、如此动情。信中写道：
亲爱的迈克尔：
我谨代表许多人，为如此卓越的成功向你和CIA献上最诚挚的祝贺和最深切的职业敬意。它的启动、构想、规划和执行都堪称完美。CIA的表现如此出色，简直是教科书一般的典范。在我们生活的世界，当代史就是由一次次令世人震惊的事件和日子铸就的。今天，历史站在了正义的一边，它将被后世铭记于心。在“基地”组织的威胁最终结束之前，我们曾经取得过很多成功，以后还会有很多，但今天，美国写下了新的篇章，向世人证明，没有人能逃过正义的审判。真了不起。向你们每个人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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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取得了成功，但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尤其是CIA与巴基斯坦的情报部门三军情报局（ISI）的关系。长期以来，两个国家之间以及两个情报处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在本·拉登遇袭之前，情况进一步恶化。2011年1月，被任命为驻拉合尔领事的美国公民雷蒙德·戴维斯（Raymond Davis）在该地杀死了两名试图抢劫他的武装分子。一辆从美国使馆开来帮助戴维斯的汽车意外撞死了第三位巴基斯坦人。戴维斯在巴基斯坦的监狱里待了近两个月，美国向巴基斯坦施加了巨大的外交压力他才获释，我们还赔偿了死者家属240万美元。巴基斯坦人认为戴维斯事件是对他们感情的极大伤害，本·拉登的遇袭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不满。
因此在突袭结束几周之后，总统派他的南亚特使马克·格罗斯曼（Marc Grossman）和我一起前往巴基斯坦，着手修复两国关系。我的任务是与巴基斯坦ISI局长艾哈迈德·帕夏（Ahmad Pasha）陆军中将会面，在民事机构大多对军方言听计从的巴基斯坦，帕夏是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我连夜飞抵巴基斯坦，之后被带到帕夏将军位于伊斯兰堡外一处军营里的家。那里让我想到安置在所有美国军事基地的家庭。我被请进一个小小的会客室，在场的只有我和帕夏将军两人，没有助手，没有书记员。一个用人送来果汁和小点心。寒暄并问候了彼此的家人之后，我们就坐在那儿看着彼此，沉默了一两分钟。之后我们都笑起来，因为那实在太尴尬了。但我们面前要处理的可不是什么笑得出来的事。
帕夏向我解释说，美国，尤其是CIA，让巴基斯坦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我明确表示理解。他解释说，那种尴尬是双重的：其一是让他的情报局感到尴尬，因为他们没能发现本·拉登；其二是让巴基斯坦军方感到尴尬，因为它竟未能阻止发生在该国腹地的一场袭击。帕夏说，如果美国的某个盟国在美国来一场空袭，杀死一个逃犯之后再把他的尸体运走，我们就会感同身受了。他说得没错。
但我希望帕夏也能理解我们的立场。我解释说，我们找到了世界头号通缉犯，他就住在距离巴基斯坦军校不足1.6公里的地方——显然他已经在那里住了很多年，尽管巴基斯坦官方一直争辩说本·拉登不在巴基斯坦。我提醒帕夏，美国（包括奥巴马总统）曾公开声明，如果我们发现了本·拉登，就一定会上门去抓他。这已经是很明确的警告。最后，我对帕夏说，尽管我知道他和巴基斯坦的大多数高级官员都不知道本·拉登本人就在阿伯塔巴德，但我们不可能不怀疑有某个级别的巴基斯坦安全官员知道他的存在。我说：“美国人很难相信贵局的阿伯塔巴德分局或者阿伯塔巴德警察局从来没有质疑过在那个大院中发生的事。”
关于突袭本·拉登的事就这样陷入了僵局，但我们接着谈到了“我们该往何处去”的问题。我们最终进行了颇有成效的讨论，且效果显著，以至帕夏突然决定我们应该立即去拜访其上司阿什法克·卡亚尼将军，继续与他会谈。卡亚尼当时是军方统帅，是巴基斯坦极有权势的人。那时已经很晚了，但帕夏一再坚持，他说：“跟我一起来吧，我开车。”我猜想卡亚尼住在同一个军营里，没想到他却住在城市的另一端。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没带手机，没人知道帕夏会把我带到哪里去。我们驶离时，我的警卫看到好像是他们的上司（也就是他们应该保护的人）在夜色中绝尘而去，就跳上自己的车开始狂追。帕夏也有警卫，也在追他们的上司，但是他们有极大的优势，知道我们要去哪儿。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颇有喜剧感——尽管我的警卫团队当时肯定不这么认为，他们在车流中疾驰，确保我没有被绑架。我手下的一名警卫应该也不认为这很幽默，他在卡亚尼的军营门口勇敢地推开了帕夏的警卫，为的是确保我没事。我的警卫队长那时已经在任10年了，后来他跟我说，那可是他职业生涯中感觉最糟糕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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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袭本·拉登后，我还要完成一项相关的任务，但这项任务执行起来就远没有那么痛苦了。奥巴马总统知道我在“9·11”事件时期与布什总统在一起，因而在突袭行动实施几天之后，他私下里请我飞往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就这次行动给他的前任做一次完整的简报。这是奥巴马总统一个非常慷慨的举动。
布什总统还像往常一样亲切。但那天，他就像个孩子走进了糖果店。他想知道行动的所有细节，与我同行的还有一位CIA的高级分析员以及一位JSOC的高级官员。我们向前总统通报了情报工作和突袭行动本身。最后布什说：“你知道，我本来今晚要跟劳拉一起去看电影，但这可比我看到的任何电影好看多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待在家里。”那也是我和我曾经为其做简报的人私下相处的一段时光。他送给我一枚纪念币，那是一枚由军队统帅和其他高级官员分发的极有价值的奖章，那是他的最高统帅币。他把它递给我时，我们的手握在一起，我第一次觉得“9·11”事件真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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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任职副局长期间，我的工作人员每周五会整理出一个阅读文件夹供我周末阅读。每周五晚上我离开兰利时，会带几十份长达数页的高度机密文件回家。我把这些文件存在保险箱里，我们称之为敏感类情报设施（SCIF）。SCIF本身就像银行里一个小型的贵重物品保管室，它在我家的阁楼上，由多个警报系统和监控摄像头保护着。我的警卫们始终在我家附近。
2011年8月，我首次担任代理局长期间，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从保险柜里取出周末阅读的材料，并将一堆材料放在膝上，盘起腿开始阅读。大约一半的材料是我们的反恐分析员们撰写的，列出了他们在突袭本·拉登期间挖掘出的宝贵文件中都获取了哪些情报。我一直在等待这份文件，所以静下心来，开始认真地逐字阅读。
大多数读到的材料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对本·拉登位于阿伯塔巴德办公室的文件进行挖掘的众多成果之一是，“基地”组织仍随时准备对西方发起攻击。那些文件表明，在被击毙前的几个月里，本·拉登还在忙着与他手下的主要行动人员讨论在美国发动足以造成大规模伤亡的袭击，以及如何打击全球石油工业的运营基础设施——石油管道、终端和油轮。石油工业一直是“基地”组织的打击目标，2006年2月，“基地”组织对沙特阿拉伯的艾卜盖格石油加工厂发起袭击，那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加工厂，沙特阿拉伯出口的一半石油都要在那里加工。此外，不出所料，本·拉登强调了“基地”组织始终有意向袭击商务航班。
我继续往下读，并沉浸在那份文件中。被缴获的文件也明确表示，到那时为止，美国仍然是“基地”组织的首要目标。本·拉登将我们看作头号大敌，称我们为“异教徒之首”。尽管美国及其盟友极大地打击了“基地”组织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以外行动的核心领导层，但“基地”组织以及受它启迪而成立的类似组织仍然热衷于攻击我们，且仍有能力造成巨大伤害。读完全部材料，我坐在那里。那份文件再度印证了我对该组织的所有直觉。
出乎我意料的是，分析员明确表示我们在突袭前对本·拉登在该组织中所发挥作用的理解是错误的。在突袭前，我们以为是本·拉登的副手艾曼·扎瓦希里管理“基地”组织的日常运营，事实上相当于“基地”组织的CEO，而本·拉登只是该组织的精神领袖，相当于“董事长”。但对文件进行挖掘后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结果显示本·拉登不仅在阿伯塔巴德远程运营着“基地”组织，他也是该组织的微观运营者。他亲自批准人事任命和运营费用，并亲自参与袭击的策划工作。他仍然亲自参与恐怖主义日常运营，且亲自管理着“基地”组织在全球与日俱增的分支机构，尤其是也门的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这当然使得从战场上除掉本·拉登的意义大大增加了。
[1] 凯文·贝肯（Kevin Bacon，1958— ），美国电影演员、话剧演员，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以1984年主演的电影《浑身是劲》（Footloose）而闻名。
[2] 大学炸弹客指西奥多·约翰·“泰德”·卡辛斯基（Theodore John“Ted”Kaczynski），美国数学家、罪犯，绰号“大学炸弹客”（unabomber）。1978—1995年，他为了对抗现代科技在全国各地投放炸弹，以邮包或放置炸弹的形式造成3人死亡，23人受伤。
[3] 1996年7月27日，亚特兰大奥运会举办期间，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百年奥林匹克公园内发生一次恐怖袭击。爆炸造成1人死亡、111人受伤，还有1人因心脏病发作死亡。这次袭击是由基督教恐怖主义组织天军成员埃里克·鲁道夫（eric rudolph）实施的，目的是惩罚比尔·克林顿的民主党政府在堕胎议题上的立场，并意图迫使政府取消正在举办的奥运会。
[4] 原句是“Geronimo EKIA”，杰罗尼墨是美军给本·拉登取的代号，EKIA是Enemy Killed in Action的缩写，意为“已在行动中杀死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