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不得不在突袭本·拉登之后的那段时间与帕夏将军打交道，我和他成了熟人。我们有过很多次诚恳的交谈，有关我们协作的反恐工作，也有关我们各自的国家及其未来。我觉得他是一个充满民族自豪感的巴基斯坦爱国者，有时候他的想法会带有民族主义的烙印（帕夏是我遇到过的民族主义观念最重的巴基斯坦领导人）。在阿伯塔巴德袭击行动过去几个月后，我们曾在我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办公室里讨论巴基斯坦的未来及其优先事项。帕夏强调说，巴基斯坦对印度的关注将是重中之重，他说：“因为印度过去、现在和将来一直都是事关巴基斯坦国家存亡的威胁。”我对他的观点无法苟同。我对帕夏说，印度当前正在关注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印度从很早以前就不再把巴基斯坦作为它的唯一对手了。我补充说，帕夏和他的政府还陷在时间的怪圈中，而就在他们还在无谓地担心印度时，早已有其他严重得多的威胁让他们身边危机四伏了。“巴基斯坦生死存亡的威胁是你们的经济现状和境内的军事势力扩张。看看整个阿拉伯世界如今是什么样子吧。”我说。帕夏没有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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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年初，就在我与这位巴基斯坦同行进行这番谈话时，北非和中东的部分地区正在进行着一场革命。这将是自阿拉伯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推翻奥斯曼帝国之后，该地区意义最深远的一场变革。而就我们应对恐怖主义者的威胁而言，这场革命最终帮助“基地”组织发展壮大也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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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革命的发生是一门不严谨的科学。在CIA，我们可以很准确地提供战略警告，但在战术方面就没有那么出色了。就像一个气象学家告诉你：“冬天要来了，看来今年冬天会很冷。”这当然是重要信息，但你真正想知道的是周四会不会下雪，以及这场暴风雪的肆虐程度。
多年来，CIA的分析员们一直都在警示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强大压力。在一份又一份情报中，他们告诉决策者，如果阿拉伯世界再不发生巨大变革，现状将无以为继。分析员们提供了一整套分析，其中提到的政治、人口、经济和社会趋势都表明该地区的独裁主义政权会陷入困境，因为这些政府无法满足国内民众的期望。这里有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我们都能意识到的，另一个是我们意识不到的。我们能够意识到的问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找不到工作，担心自己和孩子没法过上更好的生活。而我们意识不到的问题是，社交媒体正在以一种深刻的方式迅速传播这些人的观点。
我们未能在战术上提出警告，无论是“接下来的几个月，突尼斯将有大事发生”，还是“我们讨论多年的压力如今正在整个地区积聚，形势日趋危险”。有人指责我们未能就“突尼斯将有大事发生”提供警告，那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2010年12月17日，阿拉伯的暴动之火在突尼斯点燃，街头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因不满宰因·阿比丁·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总统的暴虐政府对待他和其他公民的方式而自焚。布瓦吉吉事件催生了一系列游行示威，在不到4周的时间里便结束了本·阿里长达23年的统治。没有哪个情报机构能够预测这样一连串事件，尽管我们早些时候的确指出突尼斯的这场危机可能会终结本·阿里的统治，而突尼斯政府垮台之后，我们也的确警告过这场革命会扩散到该地区的其他地方。我们当时撰写的一份文件的题目就是“茉莉花革命会在突尼斯周边国家得到响应”（Jasmine Revolution Resonating in TunISIa’s Neighborhood ）。
然而，我们无法充分解释为什么我们没能意识到整个地区的压力已经积聚到相当危险的水平。为什么呢？不是因为资源不足——中东和阿拉伯世界一直是CIA倾注大量资源的领域，之所以没能看到这一趋势，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太过依赖相关国家几位强有力的领导人，以为他们能帮助我们了解阿拉伯人民的情绪。我们未能及时打开一扇自己观察的窗户，而且我们依赖的那些领导人都是孤立的，对即将击溃他们的浪潮一无所知。
当时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情报界在通过社交媒体挖掘大量现有情报方面做得不够。社交媒体不但传播观念，它也正在成为那些反对现有政权之人的组织方式。“阿拉伯之春”，尤其是社交媒体激发的那些游行示威，让我们措手不及，迫使我们加派了一倍的人手去监管社交媒体平台上现有的大量情报，将其作为政治变革和政治运动的风向标。我们已经习惯于窃取秘密，因而对在推特上传播的向全世界公开的重要信息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说句良心话，我当时并不清楚，至今也仍不明白，我们未能“预警”“阿拉伯之春”到底有什么严重后果。如果我们事先向决策者们发出了精准的预测，我并不认为会对最终事件的发展有任何影响。
不管我们在事件逐渐升级到后来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的那段时间犯了多少情报分析错误，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因为它让人们有了虚幻的希望）——对整个事件来说也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街头暴动发生后的错误判断。我们想告诉决策者，这次人民暴动将破坏“基地”组织所宣传的意识形态，从而削弱“基地”组织。我们的分析员认为，那些抗议会在整个阿拉伯地区传递一个信号，即没有“基地”组织带路，没有“基地”组织声称的必要的暴力，一样可以发生政治变革。事实正好相反，除少数例外情况，人民争夺自决权这一事件的非预期后果是，几个主要国家突然丧失了与“基地”组织和其他军事集团作战的意愿或能力。
简言之，“阿拉伯之春”有利于整个中东和北非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发展。埃及和利比亚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而正是在这两个国家，我再次被卷入历史旋涡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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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下台事件的启发，2011年1月，埃及也爆发了大规模公众抗议活动。数万名抗议者袭击了开罗和其他几个主要城市，要求结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长达30年的统治。许多抗议者的诉求是合理的，因为埃及民众的生活条件非常糟糕，社会贫富差距惊人。西方人已经习惯欣赏令人目眩的金字塔和美丽的红海海滨度假村的照片，却看不到成百上千万的人民生活在赤贫之中。对美国决策者而言，那是一个艰难的时刻，因为穆巴拉克一直是美国的忠实盟友。埃及作为阿拉伯文化的中心，是阿拉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该地区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而美国官员也无法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埃及之所以能与我们最亲密的中东盟友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要仰仗少数几位领导人的支持——穆巴拉克就是其一。
游行示威的规模与日俱增，时而会有暴力事件，大部分都是政府方面诉诸暴力，力图平息抗议。白宫的副职委员会每天开会讨论美国是否应该出手，又当如何确保和平解决，并取得稳定的成果。我是作为CIA的代表去参加那些会议的。我们没有商讨出明确的答案，然而与会者就几个问题达成了一致。首先，人民革命是一辆高速运行的列车，你绝对不能阻止它前行。显然，革命的后果取决于埃及而不是美国。其次，美国感激穆巴拉克多年来在中东和平及反恐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支持，尽管他对国内局势似乎已经无力回天，他在位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但我们认为他还是有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让埃及和平过渡到一个新型政府。国家安全局、国务院和国防部等部门一致认为，美国政府既不能直接支持穆巴拉克，也不能直接支持那些力图推翻他的人。我们的最佳做法是公开宣称美国支持和平解决，并进行外交努力，暗中促使穆巴拉克设计出一个方案，既能避免大屠杀，也能确保埃及和平过渡到一个稳定的新政府。
大家请我去参与这项工作。十几年前，我曾经与埃及情报局局长奥马尔·苏莱曼（Omar Suleiman）打过很多次交道。苏莱曼个子很高，为人低调，说话得体，是个喜欢穿西装的军队将领。他对该地区的安全问题极有见地，遇到复杂的问题，我们往往会询问他的看法。你可以向苏莱曼咨询任何一个关于地区事务的问题，然后靠在椅背上听他发表长达半小时的演讲，其中不乏睿智的洞见。没人会打断他讲话，只有他自己每隔几分钟就习惯性地清清嗓子，那是他在整理思路，准备就当前的话题拓展开去。
随着埃及的局势迅速失控，美国不断促使穆巴拉克通过妥协解决危机，但埃及总统事实上一直在顽强抵抗。游行示威持续4天之后，穆巴拉克任命苏莱曼为副总统，这着实让世界大吃一惊，因为埃及副总统的位置已经空缺了将近30年。除了自己的家人外，苏莱曼是穆巴拉克最亲密的顾问。抗议者对这一决定并不买账，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穆巴拉克通过提拔自己最强有力的盟友握住权力不放的又一举措。
与此同时，一位国际商人的中间人开始和我接洽（我不能透露有关他或这位中间人的更多信息）。这位商人是苏莱曼的朋友，希望我转达苏莱曼向美国政府发出的消息。中间人提供的凭据无可挑剔，经过与那位商人的几次会谈，我可以确信两点：他直接与苏莱曼联络，以及他考虑的是埃及和美国的最佳利益。我向帕内塔局长和各位副职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通过这位商人与苏莱曼对话。那段日子我们进行了好几次谈话。苏莱曼希望传递给白宫的主要信息是，他非常担忧自己国家的稳定，希望能消除危机。他想知道的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政府希望开罗怎么做。
虽然他并未言明，但我们猜想苏莱曼（他完全可以拿起电话，直接联系帕内塔局长或者我）是在避嫌。如果有人看到他与我通话，内部人士就会认为他与穆巴拉克作对。事实上，他的提议也的确如此，但他不愿意公开与上司作对。保密是必要的，因为即使是埃及间谍组织的头目，也有可能被人盯上。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他正在寻找一种方式安然渡过这场危机，甚至能就此获得更高的职位，可能会成为埃及新一任首脑。我一直认为，苏莱曼是为自己才来这浑水的。
我把苏莱曼的意思传达给副职们，大家决定由我来给这位埃及的间谍头目回信，一五一十地告诉他美国的建议。穆巴拉克准备发表一次重要讲话，人们预期这是这场危机中的关键一刻，而此时我与美国国家安全代理顾问丹尼斯·麦克多诺一起坐在他位于白宫西翼的办公室里（那间办公室的大小相当于一间步入式衣帽间，与椭圆形办公室只相隔几步）起草了一份清单，列出了美国政府希望在穆巴拉克的讲话中听到的要点。我们认为，这些要点有助于缓解当前的危机。麦克多诺的打字速度快得超乎我的想象，之后他便把讲话要点打印出来。基本要点包括：
我已经听取了人们的意见，准备立即辞去总统职位。我正在把权力转交给一个由埃及社会各界代表组成的过渡委员会，该委员会将暂时管理国家并出台适当的机制举行选举，以便决定由谁来带领埃及走向未来。这一切将以和平和安全的方式进行。
我和丹尼斯回到战情室，副职们仍在那里，他把讲话要点给会上的每个人看，确保大家都了解详情。当所有人都在讲话要点上签字之后，麦克多诺把那张纸递给我说：“去吧，老兄。”
我在战情室里找到一个私密房间，打电话给我的联络人。我告诉他，我有一份来自美国政府最高层的信息要传达给苏莱曼。我仔细地一一传达了那些要点。我的联络人显然将它们逐字记录了下来，因为有几次他请我说得慢点儿，重复一两个短语。他说他会立即把该信息传达给苏莱曼。后来，我的联络人给我回了电话，说苏莱曼不仅收到了消息，并且已经说服穆巴拉克在讲话中提到那些要点。
接下来的那次关于埃及问题的首长会议在2月1日召开，碰巧与穆巴拉克的讲话同时进行。我们都抱着极大的希望坐在战情室的多块大屏幕前观看讲话，但很快就发现穆巴拉克并没有遵从苏莱曼给他的讲话要点，而是朝着另一个方向渐行渐远。穆巴拉克谈到了高尚年轻人的和平抗议，说市民被那些一心想要制造冲突和诉诸暴力的人利用了。他明确表明，保护国家的安全是他神圣的职责，直到任期结束，他将一直致力于此。他说将不再连任总统，这是最符合示威者意愿的一句话。埃及民众迅速做出了激烈的反应。穆巴拉克的军队随后付诸暴力镇压。（倒台后的穆巴拉克被指控犯有谋杀罪，称他要为一些示威者的死亡负责。）
我感觉糟透了，主要是因为埃及，但也因为我的个人外交以惨败收场。在我看来，苏莱曼的影响显然远不及穆巴拉克的妻儿，尤其是他儿子贾迈勒，穆巴拉克已经准备让贾迈勒做他的继承人。
穆巴拉克的讲话对美国政府而言是一个转折点。总统在第二天早晨公开表示，埃及“必须现在就开始和平有序地过渡”，以此作为我们疏远这个长期盟友的第一步。
随着暴力升级，美国政府内部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公开放弃一个长期盟友让许多人感到难以接受，但其他人则认为是这样做的时候了。决定性的一刻发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驻联合国代表苏珊·赖斯（Susan Rice）问奥巴马总统，他想让历史如何评价自己，是站在穆巴拉克一边，还是站在埃及人民一边。总统当即决定放弃穆巴拉克，他发表声明说：“我们必须听到埃及人民的声音。埃及人民已经明确表示事态已没有回旋的余地：埃及已经发生了变革，它的未来掌握在人民手中。”总统完全站在了抗议者一边。他选择放弃穆巴拉克，后者不久后便辞职，苏莱曼宣布政府的控制权将由埃及军方接管。
开罗的大街小巷一片欢腾，而中东其他国家的权力中心则义愤填膺。此事件的后劲儿强大，我在不久后访问埃及、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时就亲身感受到了这一点。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们不理解我们为何如此干脆地放弃了穆巴拉克这样一位长期盟友。他们没有明说，但那个始终悬在心头的问题就是，如果类似情形发生，我们是否也会如此不讲情面地放弃他们。事实上，我们在埃及当时的情形下别无选择，我们根本救不了穆巴拉克，即使救他对美国的政策有利，我们也是一样无能为力，何况我们无利可图。
不管2011年年初发生在整个中东地区的事件意义有多么重大，如果不是因为这对我们的反恐战争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影响，我根本不会在本书中提及此事。尽管从长期来看该地区的民主法治将会取得更大的发展，但至少从中短期来看，“阿拉伯之春”的最大赢家是“基地”组织。
穆巴拉克的继任者是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他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主要成员，上任伊始就授予自己极大的权力。事实证明，穆尔西是个极其糟糕的领导人，在政治和经济事务方面都做出了错误决策。不管民选领导人有怎样的优势，他们都无法抵消治理不善产生的恶果。这让埃及内外的许多人感到沮丧，他们原本希望穆尔西能领导埃及重新振兴经济，过渡到民主政治。这种不善治理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尽管埃及境内打击恐怖主义的机制大多未变，但人们并没有政治意愿利用那些机制。埃及的军事、情报和执法界基本上都不再打击“基地”组织，因为他们没有获得政治支持，无法继续致力于此。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埃及已被打压了近20年的“基地”组织就重新抬头，在西奈和埃及其他地方建立了新的根据地。这样一来，“基地”组织就能够从这些据点打击以色列、对以色列和约旦至关重要的能源管道，以及埃及境内常有西方人出入的旅游景点了。西奈从一个深水潜水和海滨度假胜地变成了战区。
穆尔西的政府基本上无所作为。最后白宫派反恐领袖约翰·布伦南去告诉穆尔西，“基地”组织正在埃及迅速恢复势力，其首要目标是要杀死穆尔西并颠覆埃及政权。虽然布伦南成功地让穆尔西关注了此事——埃及部分恢复了针对“基地”组织的反恐行动，但几个月后，埃及军方受够了穆尔西，迫使后者在上任一年多之后下台了。
然而，破坏已经造成。“基地”组织在该地区最大也最重要的阿拉伯国家赢得了极大的阵地。我们至今仍在为埃及对其关注不够而付出代价，因为“基地”组织已经完全控制了西奈，仍旧在埃及的几个重要城市制造威胁。“阿拉伯之春”本是民主自决和表达公众意愿的鼎盛时期，却变成了形式最糟糕的暴力和压迫的催化剂。从反恐角度来看，“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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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地区的另一个主要国家利比亚，我们经历了另一种倒退。在那里，问题不是他们缺乏打击“基地”组织的意愿，而是无能为力。
从表面看来，利比亚似乎不怎么让情报界感兴趣。该国尽管国土面积较大，但境内大多是沙漠。以人口来说，利比亚甚至排不进世界前100位。但单看数字可能会导致误判。我在CIA工作的30年里，相对其国土面积和人口来说，利比亚让我们投注的精力和资源极大。利比亚有600万人口，我们的大部分精力都倾注在这个国家的一个人身上了，他就是穆阿迈尔·卡扎菲。卡扎菲为利比亚选择的道路令他为国际社会所不齿——寻求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运用恐怖主义作为管理国家的工具。他还导演了1988年泛美航空103号航班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的爆炸案，这一恐怖主义行为导致机上259人死亡，地面11人死亡。1986年，一家美国士兵常光顾的柏林迪斯科舞厅发生爆炸，导致两人死亡，其幕后策划人也是卡扎菲。
其后，在2003年年初，就在美国及其盟友对伊拉克开战时，利比亚政府代表前往CIA的英国同行那里，提出卡扎菲或许愿意主动磋商销毁该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CIA和英国情报官员与卡扎菲及其高级领导层秘密会晤，最终达成了一个协议，旨在不费一兵一卒，销毁利比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该协议一经达成，美国及其盟友就开始笨拙地与利比亚修复关系，因为自卡扎菲在1969年掌握政权以来，我们的关系一直很紧张。2006年，美国已经与利比亚重建外交关系，27年来首次向其首都的黎波里派驻大使。
虽说我们对“兄弟领袖”卡扎菲政权的残暴独裁性质不抱任何奢望，但在“9·11”事件之后的那段时间里，如果他的政权能够帮助我们阻止“基地”组织和类似组织的袭击，我们还是非常愿意与其合作的。这的确帮助了我们。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基地”组织希望颠覆世俗阿拉伯政权，卡扎菲和我们一样痛恨和害怕“基地”组织。由于本·拉登的组织中有多个顶级领导人都是利比亚人，所以卡扎菲的帮助非常有用。
情报界充斥着古怪的合作伙伴，其中没有谁比利比亚人更古怪了。但就是因为这种“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思维定式，我们与他们展开了合作。2010年年末，就在他们的革命开始之前几周，我出访了利比亚。作为CIA的副局长，我此次出访的目的是确保利比亚仍将继续与我们合作打击“基地”组织。
我在利比亚的主要联络人，也就是那次访问的接待方，是卡扎菲的国内情报部门负责人阿卜杜拉·塞努西（Abdullah Senussi）。塞努西其人以残暴闻名，他曾参与炸毁航班、屠杀囚犯，还可能曾试图暗杀外国领导人。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不知道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我发现我面对的是一个风度翩翩的谈话对象。
虽然我很清楚塞努西是个硬汉（他还是卡扎菲的连襟），但那次我看到了他的另一面。我面前的塞努西聪明、坦率、风趣。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进行了密集的会谈，而按照协定，也就是他上司的要求，他应该向我阐述他的观点，即美国在恢复与利比亚全面外交关系方面的动作太慢了。完成这一例行公事后，我们就开始详细讨论起“基地”组织，以及我们应当如何共同打击该组织。塞努西就像按下电灯开关一样，毫不费力地从第一个话题转向了第二个。
那天的会谈快结束时，我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话题，谈到了各自的家庭。我们谈起了孩子，在我看来，他视年仅16岁的女儿阿努德为掌上明珠。我也可以在人际交往层面跟他讨论我的孩子们，他们的年龄与阿努德差不多。到会议结束时，我不得不提醒自己记住塞努西为“领袖”做过的那些糟糕之事。
我的下一站是与利比亚的国外间谍机构头目阿布扎德·奥马尔·杜尔达（Abuzed Omar Dorda）进行为时3个小时的午餐会。那间餐厅坐落在一个罗马废墟旁，是的黎波里最豪华的餐厅之一。我们的大餐桌设置在餐厅的正中间，杜尔达坐在我对面。警卫人员（他的和我的）把我们周围的餐桌都坐满了。杜尔达在午餐前、餐中和餐后都不停地抽烟。那很像电视剧《黑道家族》（The Sopranos ）中的情景。
我在吃饭时发现，说教是利比亚高级官员性格特征中的一部分。情报头目利用午餐的大部分时间对我说，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穆斯林，只不过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他说：“迈克尔，你就是个穆斯林，你只是还没有接受真主的旨意。”他愉快地指出，总有一天我会接受的。当我提到我曾在天主教学校学习过8年，可没学到这个时，他又跟我谈起了耶稣在伊斯兰教中的重要意义。在我看来，他的说教并非只是外交辞令。事实上，杜尔达对于自己对我说的话深信不疑，我觉得他的真诚和他对我与真主之间关系的关心很讨喜。
任何两国之间的情报合作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人际关系和信任。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此次出访利比亚取得了成效。在一天之内，我和塞努西成了熟人。在一个非常基本的层面来看，我们之间建立了信任关系。我离开利比亚时，我们两个情报部门的关系更加紧密了，我也知道起码可以在有需要时拿起电话打给他。这很重要，因为利比亚有一个非常高效的情报部门。
没过多久，我就不得不那么做了。2011年年初，利比亚抗议活动四起，民众与安全部队的冲突也此起彼伏，最严重的流血冲突发生在该国的第二大城市班加西。2月底，美国国务院决定暂时关闭位于的黎波里的美国大使馆，大使馆雇员（以及任何想要离开利比亚的美国公民）均需撤离。让这些人全部快速撤离的唯一途径就是包下一艘前往马耳他的邮轮。美国国务院可以负责安排邮轮，并随后安排一架航班将最后几名美国人接回来，但仍有人担心他们在从大使馆前往邮轮停泊地的黎波里港口这一路上的安全。
白宫的官员们知道我刚刚与塞努西打过交道，就请我去找他，请他协助确保大使馆的雇员能够安全撤离。2月24日，我给塞努西打电话，请他在我们的外交人员前往港口时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他承诺说他会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也践行了自己的承诺。近200名美国人安全离开了利比亚，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那一时期，每次跟塞努西谈话，他都竭尽全力说服我，称起义反对卡扎菲的人并非为了寻求自由，他们是“基地”组织的全权代理。毫无疑问，在各种反对者派别中，的确有忠于“基地”组织意识形态的极端分子混杂其间，但大多数人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结束“兄弟领袖”长达40年的统治，摆脱压迫和剥削。
美国政府当时的政策是支持反对者的目标，我们也给了他们极大的帮助——除了提供致命武器外。最终，反对者通过北约组织和其他盟国获得了军事支持。
2011年3月，《纽约时报》的4名雇员在艾季达比耶城外被卡扎菲的部队逮捕后，我在塞努西那里开的后门第二次派上了用场。被逮捕的人是一名曾获普利策奖的新闻记者、一名摄像师和两名摄影师（其中一名是女性）。我们后来了解到，他们遭到了毒打，觉得自己可能无法活着逃脱魔掌了。
新闻记者在战区工作时，低阶士兵往往认为他们是间谍，便将他们抓获。白宫再次请我帮忙，我拿起电话打给塞努西。他说叛军真的是“基地”组织的行动人员，并且我们应该与利比亚政府协作打击他们，这番说教之后，我终于把话题转移到了几位新闻记者身上。我告诉塞努西，那4个人真的如他们自己所说是新闻记者而非间谍，应该释放他们。我打完电话两天之后，他们被释放了。我不清楚《纽约时报》的领导层是否知道，正是因为CIA的努力，这些新闻记者才得以被释放。
塞努西对此事表现出的合作态度，并非因为我们有私交，尽管那确实给了我机会。我们之所以能够合作，是因为塞努西坚信，如果他在这些战术事务上帮助了我，就更容易说服我相信利比亚真的是在遭受“基地”组织的袭击，我们就能看到自己的错误了。他打的是一张战略牌。
我与塞努西第三次打交道，原本是为了给他敲一记警钟。那年5月，北约组织与阿拉伯联军已经活跃了好几周时间，他们打出的旗号是要保护利比亚人民免受其政府的迫害。华盛顿还没有一个高级官员公开要求卡扎菲下台。白宫认为形势需要改变，所以请我与塞努西再次对话。这次是为明确指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结束当前的暴力冲突，那就是卡扎菲必须下台。我传递这个信息时，塞努西就一再重复道：“这是很重要的信息。这可是大事。”
我最后一次与塞努西打交道是最有戏剧性的。暴力冲突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双方都有大量伤亡。卡扎菲政权显然已是穷途末路，并且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政权必将被暴力颠覆，只是有可能还要拖延一段时间。为了加速独裁者统治的灭亡，我那些副职委员会的同事问我，能否说服塞努西做出正确的选择，帮助利比亚实现美好的未来而非停留在过去。他们的想法是，如果该政权中有一个像塞努西这种级别的人改变了立场，会有更多人效仿，或许能够促使该政权加速灭亡，挽救成千上万利比亚人的生命。
然而，我绝对不想在电话中跟他谈及此事。我这种身份的人打过去的电话询问很可能会被监听，我的提议本身就足够置塞努西于死地了。因此我联系他，问他能否在埃及或突尼斯见面。他同意了，我们选定突尼斯的杰尔巴岛作为见面地点。但仅仅两天后，他给我传话，说会面必须在利比亚和突尼斯的边境线上进行。我觉得或许那位领导人不想让塞努西冒险前往离家那么远的地方，所以我说没问题，并派遣了一个警卫小队去突尼斯，低调评估一下我们拟议的见面地点。该小队报告说，为了到达拟议的会面地点，他们不得不穿越利比亚难民聚居地，为了躲避战乱，数十万难民涌向边境。不过，我仍然坚持按原计划启程。
然而，就在我们拟议会面时间的一周前，塞努西传话过来，说他不会与我见面了。我后来了解到，卡扎菲拒绝让他前往边境，可能是因为猜到了我的意图，害怕他的情报主管也在寻找摆脱当前危机的途径。
当然，我从没忘记塞努西绝不是好人。当我们与某个极权主义独裁政府的情报头目打交道时，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当时我之所以要与他对话，是想加速一个暴虐政权的灭亡，将此过程中的伤亡人数降到最低。
既然我未能成功诱使他与我当面会谈，我只能退而求其次，解决方案就是用开放线路电话与他讨论，希望能取得最好的结果。“阿卜杜拉，”我说，“你得知道，卡扎菲的时间不多了。你必须知道这只是早晚的事。现在最重要的是，考虑一下你的国家，还有怎样做才能对你和你的家人最有利。”他非常清楚我在说什么，但他说：“不，迈克尔，我是不会在这样的艰难时刻离开领导人的。”他非常坚持，逼着我不得不拿出绝招儿。
“阿卜杜拉，我亲爱的朋友，”我说，“想想你的女儿吧，想想她的未来。如果你选择了正确的立场，你可以挽救她，她在利比亚还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他接下来说的话让我脊背发凉。“迈克尔，”他说，“领导人对我来说比我的家人更重要。”我从他说话的语气中可以分辨出，那不是专门说给窃听的人听的漂亮话，他是非常认真的。讨论结束了，塞努西不想改换阵营。那是我最后一次与他谈话。
2011年8月，卡扎菲政权终于垮台，塞努西逃跑了。2012年3月，塞努西在毛里塔尼亚被捕。海牙国际刑事法庭希望能拘留他，并以反人类罪审判他。2012年9月5日，他却回到了利比亚。其后，他的女儿阿努德也被捕了，后来被释放，在前往监狱探望父亲之后，她在监狱门口被一伙歹徒绑架，她最终还是获得了自由。2013年12月，她公开要求由海牙国际刑事法庭来审判她父亲，此举不是因为她知道父亲有罪，而是因为塞努西在那里将被公开审判，而如果在利比亚受审，他必死无疑。然而，2014年春，塞努西和其他36名利比亚前官员还是被关在的黎波里的监狱受审。（截止到我撰写本书时，还没有审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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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扎菲倒台后的那段日子，利比亚一片混乱。该国的所有机构都解散了，最重要的是负责打击恐怖主义的安全部门也解散了。权力真空横扫全国，政府里充斥着民兵团体，而他们除了打倒卡扎菲外，根本没有任何政治纲领。有些民兵还有着极端主义的世界观，这无疑给了“基地”组织机会。利比亚军队战败的另一个后果是，大批传统武器不只在利比亚扩散，还蔓延至整个阿拉伯地区，大大增强了从马里到埃及各国“基地”组织分支机构的军事实力。
我们越来越担心“基地”组织的扩张，2012年1月，白宫再次派我前往利比亚（随行的还有主管情报工作的国防部次长迈克·维克斯。因为CIA和国防部队极端重要的协作，维克斯经常作为我的旅伴前往世界各地）。我的目标是说服新上任的利比亚总理，让他必须尽快建立一个能够处理“基地”组织问题的情报部门（卡扎菲时期的情报部门已经解散了）。我在该国境内停留的时间是上午9时到下午5时，出于安全考虑，我的警卫小组不允许我在那里过夜。
在大使和维克斯的陪同下，我直抒己见，指出“基地”组织正将目标瞄准利比亚，必须建立一个情报部门来应对该组织的威胁。我向利比亚总理解释说，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的一位领导人当时就在的黎波里购买了大量武器。但总理把皮球踢过来，说他只是临时政府领导人，有很多事要做，他需要时间考虑如何才能“正确”地建立一个情报部门。我告诉他，如果他是指卡扎菲前情报部门的“过火行为”，他得知道世界上的许多民主国家都有合法运作的情报部门，利比亚当然也可以设立一个。
磋商仍然毫无结果。我很失望，并对总理强调说，我肯定“基地”组织正在利比亚境内扩张势力，其必将发动有损于利比亚、欧洲和美国利益的袭击。会议结束了，他只是含糊其词地承诺，表示会建立一个情报部门。但我知道他不会。
不到一年，我的警告就不幸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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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利比亚还是在埃及，我们都吸取了重要的教训。
在埃及军队向穆尔西发起进攻的当天，我接到一位阿拉伯驻美国资深外交官打来的电话。他单刀直入地说：“迈克尔，你怎么看埃及的事？”我说：“这是好事。穆尔西正在引领国家走向灭亡，走向不稳定，走向极端主义。现在埃及又有了新的机会。”我知道我说的这番话并不符合美国政府的政策，但我一生中所受的教育都告诉我要说真话。那位大使说：“我今天早上都在打类似的电话，你是第一个说这是好事的人。你说得没错。”
不是每个国家都做好了准备迎接民主，而民主制度要想有效运转，需要的不仅仅是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它当然需要建立政党、争取政治支持，以及选举的自由，但它还需要言论自由、有效的多重信息源，以及可以鉴别并执行选民在选举中所表达偏好的机构。将民主强加给那些不具备这些特征，又无法很快发展出这些特征的国家，必然会导致不稳定，并产生一系列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后果。加沙就是现成的例子。2006年，选民们选出了一个恐怖主义组织作为领导机构。你一定清楚一个恐怖主义组织会领导加沙走向何处，哈马斯正在朝着那个方向阔步前行——那就是毁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