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匆忙出访的黎波里，警告利比亚政府其境内存在威胁因素的8个月后，在该国第二大城市就发生了悲剧。我希望在此强调，发生在班加西的事件原委始末，我们大多是事后才知道的——有些细节直到今天还不十分清楚。在危急关头，人们往往要等到遮天蔽日的烟雾散去才能了解真相，而在这场危机中，那是真正的战火硝烟。尽管最终的政治危机是在班加西爆发的，人们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理解此次事件的重要背景，那就是“阿拉伯之春”助推了“基地”组织意识形态和垄断特权的传播，这是第一次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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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卡扎菲退出了利比亚的政治舞台，这当然是好事，因为成千上万的利比亚人民不会再被屠杀。但紧接着，政府垮台让极端主义组织有了繁荣发展的空间。说到底，革命之后的利比亚人民是否过上了比先前更好的生活？我不确定。我可以肯定的是，发生在利比亚的一切有利于“基地”组织在整个北非和撒哈拉腹地的发展，包括毛里塔尼亚、马里和尼日尔的部分地区。替代卡扎菲的那个羽翼未丰的政府缺乏最起码的执政能力，意识形态各不相同的民兵组织统治着国内的大部分领土，而国内各处都能轻易获得卡扎菲囤积的传统武器，且由于边境安保形同虚设，那些武器很快就在整个地区扩散开来。
由于缺乏治理，2012年春夏，整个利比亚，特别是该国东部地区的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极端主义迅速抬头。CIA的分析员们准确地捕捉到了这一形势，撰写了数十份情报分析报告，详细说明了利比亚局势何以变得越来越危险。其中之一撰写于2012年7月，题为“利比亚：‘基地’组织正在建立避难所”。这些文件被发放到局里的执行机构和国会情报委员会成员及工作人员手中。对某些曾支持推翻卡扎菲政权的参议员来说，这可算不得好消息。一位国防部的高级官员曾对我说，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一次秘密听证会上，他就曾因对利比亚东部的局势过于乐观而遭到斥责。
通常情况下，我连CIA某个海外基地是否存在都无法确认，更遑论描述其使命了。但由于2012年9月11日发生在班加西的悲剧事件及其颇有争议的后续进展，CIA在那里的角色自那以后就被解密了，这才让我得以在此讨论。
班加西在利比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数年里，它一直是卡扎菲的大多数反对派的聚集地，且一直被美国用作关键前哨站，以便在革命期间了解动态，并对利比亚东部在卡扎菲之后的关键决策人施加影响。CIA已在那里建立了站点，其使命是在利比亚东部搜集情报，包括与那里的恐怖主义分子相关的情报，因为很长时间以来那里一直是极端主义的温床，也是“基地”组织领导层中许多起关键作用的利比亚人的出生地。CIA驻班加西基地很好地行使了这一使命。与某些媒体报道相反，CIA驻班加西基地并没有参与将利比亚的武器运送给叙利亚的反对派，驻利比亚的任何其他CIA官员或机构也绝对没有参与此事。
美国国务院设在班加西的机构一直被误以为是美国领事馆。事实上，它是一个临时特派机构（TMF），并没有持续派驻高级人员在那里工作，利比亚政府也从未给予它任何正式的外交地位。这一临时特派机构占地面积广，里面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建筑物。CIA基地与该临时特派机构不在同一栋建筑里，因而被称为“附楼”。
在9月11日袭击发生前的那几个月，班加西发生了许多针对美国及其他盟国机构的袭击事件，其中针对临时特派机构的就有大约20起。CIA的分析员报告了每一起重大事件，包括一枚土制炸弹被扔进临时特派机构院墙内、一次针对联合国利比亚特使护卫的袭击，还有一次针对英国驻利比亚大使的暗杀计划。
因为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CIA至少两次重新评估过班加西的安全状况，并数次提出安保需要升级。直到2012年9月11日的悲剧发生之后，我们才了解到该临时特派机构只做过微不足道的安保升级。CIA不为美国国务院的行动提供具体的安保。为什么该临时特派机构只进行了微不足道的安保措施改善，为什么没有派国务院的警卫官员保护美国大使克里斯·史蒂文斯（Chris Stevens），为什么允许他在“9·11”事件纪念日那天出访此地，为什么允许他在班加西过夜，这些全都是谜团（我很想知道史蒂文斯大使决定于2012年9月11日前往班加西时，他和警卫小组之间的谈话内容）。这些都是致命的错误。读者想必还记得我在前一章中提到我的警卫人员甚至都不允许我在的黎波里过夜，在我看来，我的警卫组长带到利比亚去保护我的人马不亚于一支小型军队。
随着“9·11”事件纪念日的临近，阿拉伯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安全局势动荡不定。9月初，CIA向其在全球各地的所有情报站和基地发出了电报警告，通知他们有可能遭受袭击。我不是说我们获得了有关袭击计划的具体情报，我们没收到具体情报。按照常规，我们每年“9·11”事件纪念日那天都会发送这类电报警告，但我们不想让我们的同事和来自美国政府的同事过度警戒。
我们还向开罗多发了一份电报，因为我们从社交媒体得到了具体的情报，表明那里可能会发生一次暴力示威，抗议在美国拍摄的一部名不见经传的电影，许多穆斯林认为该影片侮辱了先知穆罕默德。社交媒体上的帖子煽动示威者围攻美国大使馆并杀害美国人。事实上，美国驻开罗大使馆也从社交媒体得到了同样的消息，并且已经采取预防措施。2012年9月11日，一伙暴徒冲破院墙，在那里纵火、扯下美国国旗、升起一面黑色的伊斯兰旗帜，此时，美国驻埃及大使和大多数工作人员并不在开罗。最终埃及的安全部队恢复了秩序，但抗议者在开罗大获全胜的消息很快便通过阿拉伯媒体传播出去，也传到了班加西。
2012年9月11日，我在约旦首都安曼与该地区相应的情报机构开会。我已经去过以色列，按计划，第二天将启程前往沙特阿拉伯。那天早些时候，我看到了关于开罗事件的报道，事件虽然麻烦，但似乎已经结束，既没有造成太大损失，也无人员伤亡。我与约旦军方总指挥和约旦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吃了晚饭，一回到酒店就与华盛顿取得了联系，并在当晚睡觉之前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那天晚上，我在熟睡中被敲门声惊醒，一名助手告诉我发生了另一事件，这一次发生在美驻班加西临时特派机构里，CIA安全官员已经做出紧急反应，希望提供协助。我的助手告诉我，一名国务院官员遇害，大使不知去向。她说其他人都已经被安置在位于班加西的CIA基地，目前看来那里是安全的，还说我们在的黎波里的站长正派警卫人员从的黎波里赶往班加西，以加强安保措施。
第二天一大早，我的助手再次重重地敲我的房门，告诉我CIA基地遭遇了严重袭击。我匆匆穿上汗衫便赶往位于我房间楼下大厅里的指挥站。指挥站里有一个两张桌子大小的安全帐，里面设有保密电话和电脑，能够访问CIA的最高机密网络。
我们在CIA用一个名为“实时”（Sametime）的即时通信软件，供全球各地的工作人员非正式地快速取得联络。我用“实时”软件联络到CIA的黎波里站站长，请他向我汇报最新进展，看看有没有我能帮上忙的。但我不想招人烦，我认为我们外派的高级官员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被CIA副局长在具体问题上指手画脚。
在我们用“实时”软件通信期间，站长重述了他所知道的关于附楼遭到袭击的情况，截至那时，袭击刚刚结束。他告诉我，已有两名官员在针对附楼的迫击炮袭击中死亡——我在键盘上打出“我很难过”几个字，这样一来，美国人的死亡总数就达到了4人，其中包括史蒂文斯大使，已经有报道说他已在班加西的一家医院死亡。史蒂文斯对阿拉伯文化有着深刻理解，并具有在阿拉伯世界高效工作的卓越能力，是外交界的传奇人物。其他三人分别是在临时特派机构袭击事件中身亡的国务院联络官肖恩·史密斯（Sean Smith），以及在附楼遇袭中身亡的两名警卫格伦·多尔蒂（Glen Doherty）和蒂龙·伍兹（Tyrone Woods）。
在我们近两个小时断断续续的即时通信谈话中，站长说他已经决定将他的人撤出班加西，正在为他们和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准备返回的黎波里的交通工具。我好几次问他有什么需要，我能不能帮上忙。他说他觉得目前不需要什么了，我说希望他能“在确保大家都安全时通知我”，还说我正准备前往安曼大使馆，他可以在那里联系到我。我在下线之前打出几个字：“坚持住，我为你们祈祷。”从电脑旁走开后，我对工作人员说站长应对危急形势的态度让我刮目相看，我为他感到骄傲。他冷静而果断，并且所做的决策都是正确的。
在驻约旦大使馆，我打电话给彼得雷乌斯局长，告诉他我认为我应该立即结束访问。他同意了，我挂断电话后就对工作人员说：“准备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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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彼得雷乌斯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因在战场上立下赫赫大功而闻名，也曾有很多媒体报道他的事迹。但要了解他，做他的副手是我领导生涯的重要一课。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他能够有效地让一个组织朝着他希望的方向发展，每件事情他都亲力亲为，从领导力培训这样的宏观战略行动，到他希望向我们的海外盟友提供哪些具体型号的武器这类小事。他纯粹是靠自己的人格魅力成就了这一切，他总是不停地催促，总是在询问某一个指令的后续进展，直到其彻底完成为止。
几乎和每一任局长一样，彼得雷乌斯也逐渐爱上了CIA的工作。在他到任两三个月后的2011年秋，他在一个周五下午走进我的办公室，关上门，坐下来，郑重地说：“迈克尔，我曾经是美国中央司令部（CENTCOM）的统帅，还是驻伊拉克与阿富汗联军总司令，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一份工作。这里的任务至关重要，这里的能力独一无二，这里的工作人员是我共事过的最棒的人。我很幸运。”我知道他的每句话都发自肺腑。
遗憾的是，CIA对他的感觉截然不同。他并不像帕内塔那样与组织内部大多数人建立起个人联系，部分原因是他说话的语气和身体语言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他不希望有人反驳他（在我与他互动时，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并非如此）。部分原因是他出身于四星上将，与工作人员的期望与CIA的文化不符。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都得以改善，在他离职后，CIA的人都很想念他。
彼得雷乌斯对我很好。他允许我管理副职委员会的整个流程和CIA的日常运作，并全程向他做详细汇报。他还有意培养我，帮助我成长为更好的管理者。令我难过的是，他迫于形势必须提前从CIA离职，我也知道，因为让整个组织失望了，没有人比他更难过。
2012年11月8日我才得知他的婚外情一事，那是在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举行几天之后，在他辞职的前夜。他那天没来上班，也没有跟我联系，但那天下午总统前来视察，并通过工作人员请我代表彼得雷乌斯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大约晚上9点，彼得雷乌斯终于打来了电话。他的语气像往常一样不容分说，他给我讲了有关婚外情的详细经过，并对我说“迈克尔，我要辞职了”，说他已铸成大错，辞职是获得救赎的第一步。他还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挽救自己的婚姻和家庭，说“我无法一边做这件事，一边管理CIA”。他给我念了他写给工作组的短信。我不知道该如何作答，只是一个劲儿地重复：“我理解。”
第二天下午，我接到了美国总统打来的电话。他和我一样，认为彼得雷乌斯的辞职令人遗憾，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并请我再次出任CIA的代理局长，他说：“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高层保持稳定。”我当然立即答应了，无论是为了CIA还是为彼得雷乌斯将军，我都义不容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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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9月13日早上回到华盛顿，也正是从那时起，我们才开始了拼接班加西事件始末的漫长过程。数周过后，大部分细节才为人所知。我对该事件的了解大多来源于情报界提供的一份分析材料，那是由国家反恐中心牵头、在CIA的分析员充分协调下撰写的。当时，这份材料是我们能够获得的最充分的信息，在袭击事件发生几周之后完成，并且我们与两个国会情报委员会分享了这份材料。这份分析材料的依据是所有现成的信息源，其中最重要的是临时特派机构和附楼内的视频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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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班加西袭击事件当晚和次日凌晨那几个小时发生的事情，外界有很多传言。一个传言说只有一次长达四个小时的袭击，另一个传言则说几次袭击都是提前数周，甚至数月周密地组织计划好的。事实上，当晚发生了三次袭击，没有证据显示袭击是经过周密计划的，但每一次都是由伊斯兰激进分子实施的，其中有些与“基地”组织有联系，而且三次袭击一次比一次猛烈。既然恐怖主义的定义是为政治目的而对人或财产施以暴力，那么发生在班加西的每一次袭击毫无疑问都是恐怖主义行动，不论施暴者所属的组织如何、计划程度如何，也不论对临时特派机构发动袭击之前是否有抗议活动（这个问题在接下来的数周和数月有着极大的政治意义）。
第一次袭击是针对美国的临时特派机构发动的。因为提前监控了社交媒体和其他通信手段，我们得知开罗游行示威和暴力活动的煽动者是因为看了视频网站YouTube上的一个视频，其中对先知穆罕默德有负面描绘。我们认为，在960公里外的班加西，激进分子一定是听说了美国驻开罗大使馆被成功袭击，才决定在自己所在城市的美国机构也制造一些麻烦，但我们至今仍不能明确他们的动机。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们受到启发，认为可以复制他们的“兄弟们”在开罗取得的胜利。有些人可能是受到了艾曼·扎瓦希里的怂恿，这位巴基斯坦“基地”组织领导人在前一天刚刚号召利比亚人为一名死于巴基斯坦的利比亚裔“基地”组织成员报仇。还有人可能是被那个视频煽动起来的，但我要说明我们的分析员从未说过该视频是引发班加西袭击事件爆发的一个原因。恐怖主义头目艾哈迈德·阿布·卡塔拉（Ahmed Abu Khattala）可能是那几次袭击的罪魁祸首之一，他说他的袭击动机事实上就是那个视频。卡塔拉现被关押在美国，因参与袭击而被起诉。
我认为，在没有事先计划的情况下，班加西的激进分子们打了几个电话，聚集了一群有同样想法的人去了美国临时特派机构。他们大约在当地时间晚上9点40分发起袭击，那一次袭击并没有什么组织，他们看上去更像是一伙暴徒，来临时特派机构的目的就是闯入大院，逮着什么就破坏什么。这是我对临时特派机构和附楼监控视频的解读，看过视频的情报分析员也做出了同样的解读。
在评估视频信息时，分析员发现几乎没有迹象表明那次袭击是事先周密计划好的，没有迹象表明现场有人指挥、控制、组织和协调，甚至没有迹象表明在袭击临时特派机构过程中采用了最基本的军事战术。一些袭击者携带了小型武器，很多人则赤手空拳。视频中看不到重型武器。大多数袭击者从前门进入之后，就经过那些建筑物跑到了大院的另一头，仿佛因为自己刚刚占领了美国机构所在地而欢呼雀跃。他们看似并非在寻找并伤害美国人，看样子就是打算抢些东西，破坏财物而已。他们只是成功地闯入一些房间，并没能闯进每一个房间，如果不知道悲剧即将发生的话，那情景更像是一场闹剧。他们进入建筑物后，很快就带着偷来的东西出去了，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个Xbox游戏机，还有人从美国人的驻地偷了一个公文包。暴徒们开始纵火，但没有迹象表明纵火是要针对谁。他们冲进了一幢有美国人藏身的建筑物，没有发现美国人便很快离开了。在整个过程中，临时特派机构没有一位国务院警卫向他们开枪。
显然，这是一伙暴徒发起的掠夺和破坏行动，但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然而，那伙暴徒中的成员形形色色，其中有些是顽冥不化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正是这伙暴徒在几幢建筑物里纵火，导致两名美国人死亡。看过视频之后，我倾向于将其公之于众。我不知道为什么白宫没有公布该视频，国家情报总监吉姆·克拉珀（Jim Clapper）和包括我在内的其他几位高级情报官员都曾督促白宫公布视频。在本书撰写之时，那些视频仍然没有被解密。
当暴徒纵火时，大使和肖恩·史密斯就在主楼里，浓烟很快就包围了整幢大楼，导致他们窒息而亡。那天晚上无论暴徒是在主楼还是其他地方纵火，都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是明确针对大使或美国官员的。
在暴徒冲进大院大约一个小时后，CIA基地的行动人员赶来协助国务院的同事。CIA警卫队那天晚上打响了美国的第一枪，他们与袭击者交火，迫使其撤退，之后帮助国务院的警卫人员寻找大使（未能成功）。他们发现了肖恩·史密斯的尸体，却没能找到大使，同时组织大家撤退到附楼。国务院警卫不得不快速通过临时特派机构旁边街道上的路障，争取进入CIA基地。我们的警卫则选择从另一条路回到CIA基地，路上没有发生意外。
当晚的第二次袭击是针对CIA站点的。袭击发生时，刚过午夜，几分钟前，CIA队员才刚刚从临时特派机构返回。我的看法是，袭击了临时特派机构的暴徒当中的某些人，也就是其中武器最精良、积极性最大的人，在国务院警卫人员通过路障之后，跟着警卫人员回到了附楼。附楼的袭击者都配有轻型武器和火箭推进式炸弹，CIA和国务院的警卫在短暂交火之后就把他们击退了。然而与第一次袭击不同，这次袭击更有组织，其明确的目标就是要杀害美国人。
在临时特派机构遇袭三个半小时之后，CIA和军方人员赶到班加西增援，他们包了一架飞机从的黎波里出发，前往班加西援助自己的同事。在班加西机场耽搁了一会儿之后，他们于凌晨5时到达附楼，有些人已经占据了CIA基地主楼顶上的阵地。他们到达之后连一分钟都没有耽误，因为当晚的第三次袭击就要开始了。有媒体称，最后一伙袭击者是尾随我们的人员从机场到达附楼的，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大约在凌晨5点15分，第三次袭击开始了，这既是最后一次，也是最复杂的一次。我后来的分析表明，在激进分子第一次被驱离附楼之后，他们重新组织起来，拿到了重型武器，且极有可能招募了新的战斗人员。最重要的是，他们回来时带来了迫击炮，共发起了5轮迫击炮袭击，其中3轮直接向附楼楼顶开炮，导致格伦·多尔蒂和蒂龙·伍兹牺牲，另有几人重伤。
袭击事件发生很久之后，我问自己：“为什么袭击者只炮袭了5轮？”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发起更多的袭击，因为他们已经迫使我们的警卫人员从阵地上撤离了。符合逻辑的答案显而易见——他们只有5门迫击炮。如果这次袭击经过了数日、数周乃至数月的周密规划，恐怖分子一定会拥有更好的武器装备，在第一次进攻临时特派机构和第一次进攻CIA基地时就会带上那些武器。第二次袭击附楼时也不会只有5轮炮袭。毕竟当时的利比亚境内随处都能找到武器，包括迫击炮在内。相反，这3次袭击都是临时发起的，只不过因为激进分子有了更多的时间组织战斗，使得袭击的复杂程度不断升级。
当然，当晚的事件令人发指，但如果没有几位CIA行动人员和美国军人大无畏的英勇行为，事情的结局可能会更糟。如果CIA行动人员没有对临时特派机构做出反应，那里的伤亡人数无疑会更多。在CIA基地的战斗中，两位特种部队军官的表现相当突出。在的黎波里，当第一次袭击开始时，他们就表现出美国最精锐部队的士兵该有的反应。他们主动前往班加西，与我们的警卫人员并肩作战，打击恐怖分子。尽管严格地说这不属于他们的职责范围，但他们所受的训练和经验、出色的判断力以及在枪炮之下的沉着冷静，使他们在短时间内有效控制了附楼。每个人都在寻求两位军官的指挥，他们也的确给予了指挥。在炮袭开始之后，正是他们在楼顶发现了死伤的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