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2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关于“班加西谈话要点及迈克尔·J.莫雷尔在决定政府口径方面的作用”的公开听证会。特选引言：
德温·努内斯（Devin Nunes）先生，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第22国会选区的国会议员：莫雷尔先生……我读了你的证词，无论你干了什么，都是有理由的，对不对？无论你干了什么。
米歇尔·巴赫曼（Michele Bachmann）女士，来自明尼苏达州第6国会选区的国会议员：莫雷尔先生，他们（白宫）没有必要改变什么，因为你替他们做出了改变。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此。这就是你今天接受委员会听证的原因。你为白宫做出重大的实质性改变。
林恩·威斯特摩兰（Lynn Westmoreland）先生，来自佐治亚州第3国会选区的国会议员：你知道，这看起来像是——我的意思是，如果从大多数人看待整个事件的角度来看，他们编辑的那些谈话要点，都是有利于政府的，你看，政府就是希望这样塑造自己在利比亚的形象。
彼得·金（Peter King）先生，来自纽约州第2国会选区的国会议员：莫雷尔先生，这份谈话要点从头至尾都问题重重。要相信你的说法，几乎需要完全相信你的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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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CIA生涯中有很多难忘的经历，而我离开该机构几个月后的这次经历着实有些古怪。2014年4月，我被传讯在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的公开会议上就班加西袭击事件作证。
这不是我第一次在国会露面。我此前曾出席过数百次，但公开出席并现场直播是一次全新的体验（我过去列席的国会会议都是禁止旁听的，只有一次例外）。这并没有烦扰我。让我震惊的是，在我站着宣誓所言无虚之后，仍然听到会上有不少国会成员指责我说谎。我一贯认为自己诚实得有些过分，因而听到德高望重的政要们质疑我的操守，着实令我震惊。下面就是事情的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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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政治应该止于国界，也就是说，国家安全政策应当是玩弄权术的禁区。两党都应该遵守这一原则，因为两党的政治家都知道，制定国家安全政策已经够难了，不应再任由赤裸裸的政治斗争来增加其难度，并且两党都清楚，为了让国家强大，在原则、宗旨和实践上我们均需要在国内保持团结。遗憾的是，随着我们的政体演变得越发党派化，并且几乎每一件事情都政治化了，就连国家安全和这个领域中最重要的问题，即恐怖主义和我们对恐怖主义做出的回应也是如此。两党都难辞其咎。
班加西就是这种新局势的典型代表，它是政治强行侵扰国家安全的典型代表。这不是第一次了，却是我记忆中最重大的一次。我成为辩论双方中一方的攻击对象，本章就是从这样一个视角，详细讨论了班加西事件中的政治角逐。我相信，班加西是美国式政治出现问题的一个例子，即政客们关心的是赢得政治筹码，而不是合力推进国家的利益。我在本书中花时间讨论此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希望让它成为一个范例，告诉人们政客们为什么会对国家安全危机无动于衷。
应该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本章余下的内容都很详细——实际上都是细枝末节。如果你身处华盛顿的政治圈，希望知道全部的事实，那就继续读下去。否则就请翻到本章的末尾，我在那里总结了美国应该从班加西事件中汲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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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具有决定性的夜晚，当在班加西参与地面作战的人员继续其一贯表现（执行任务、彼此保护、相互照应）之时，华盛顿的政治之轮却开始缓缓转动。2012年总统竞选期间，班加西就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浮出水面，很可能到2016年总统竞选结束时，它还是个重要议题。2012年大选辩论时的主要问题就是奥巴马政府是否故意淡化这次袭击中的恐怖主义元素，以保全奥巴马在竞选活动中宣称的“美国在针对‘基地’组织的战争中取得了重大进展”。而2016年大选辩论的重要议题无疑将是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应该为班加西事件承担怎样的责任。
为了追踪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少数媒体和一小撮政客对我实施了人身攻击。他们的说法是：我在CIA如何看待和描述班加西事件方面“做了手脚”，尤其是CIA应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要求而撰写的、如今非常著名的“谈话要点”，而且我这样做要么是与白宫和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共谋的，要么就是我考虑到政治因素自行决定的。有人认为，我此举的目的是帮助奥巴马总统于2012年再次当选，并保护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还有人认为，我在此事上对国会撒了谎，旨在掩盖自己的所作所为。
我认为自己在离任之前已经澄清了这种说法。我在国会的封闭会议上作证共三次，即两次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一次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而在白宫决定于2014年春公开与这一“谈话要点”有关的政府内部电子邮件后，在白宫的要求下，我又向媒体详细报告了这份公开的“谈话要点”。
2014年年初，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开了一份关于班加西事件的报告，这个问题再度浮出水面。一家媒体依据报告中涉及两党部分的一处引用，认为我在编辑谈话要点时就清楚“谈话要点”是错误的（涉及两党部分的参议院报告并未如此陈述），还依据该报告共和党“补充意见”部分的另一处引用，指责我在回答委员会提出的有关“谈话要点”的某个具体问题时说了谎（参议院报告并未如此陈述）。有趣的是，几乎没有什么新闻媒体注意到这个故事。实际上，除了负责撰写这篇报道的首席记者外，甚至都没有其他记者打电话询问我这些指控。
但随后有一些参议员也加入了这场混战，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说我是骗子，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质疑我为何要违背自己的就职宣誓。这些公开言论引起了我的注意，不但因为我一直很尊敬这两位参议员，他们一直关心和重视美国国家安全，还因为这些针对我的指控丝毫没有根据。
接下来便是沉重打击了，两位我最尊敬的参议员公然反对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佐治亚州的参议员萨克斯比·钱布利斯（Saxby Chambliss），以及该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理查德·伯尔（Richard Burr）公开质疑我的职业操守。参议员钱布利斯说：“这太奇怪了，我一直以为迈克尔是个诚实的人。”
这些参议员的指控都很严重。情报官员的基本原则便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无论听众想听什么，无论对政策和政治会产生什么影响，也无须顾及对自身的影响。情报官员必须全然超乎党派，保持中立。我被指控违反了该基本原则，我还被指控对国会撒谎，这对政府行政部门的任何人来说都是一项严重的指控，因为误导国会就会破坏美国民主宪政的核心支柱——国会对政府执行部门的活动具有监督作用。
作为对这些指控的回应，我坐下来写下了我的看法。我把它写成了给孩子们的家信，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从媒体得知的情况以及几位参议员对我的指控不实。我希望他们了解事实真相。这正是我撰写本章的目的。实际上，本章的开始部分和我写给孩子们的信一样。有些人会不喜欢他们读到的内容，但我会按照自己接受的教育去做，即把事实和分析摆在桌面上，还真相以原貌，而不管结果如何。
2月底，当我写完给孩子们的信后，我遇到了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代表迈克·罗杰斯（Mike Rogers）。不久前的一个星期天，罗杰斯和我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面对国家》（Face the Nation ）节目上见过面，并决定找时间一起坐坐，聊聊近况。
罗杰斯聪明坚韧，致力国家安全工作。早在他以另一种方式为国家服务（任职FBI特工）时，这种观念就根深蒂固了。他从国会退休是美国的一大损失，当国会失去其最好的人手时，国会山 [1] 的运行不畅就不言自明了。
关于该如何应对这场有关我和班加西事件的争论，我询问了罗杰斯主席的看法。“如果我要求你再次作证，你会怎么做？”他问道。我立即回答说：“如果你让我在公开听证会上当着美国公众的面作证，我会抓住这个机会。”他说：“我稍后联系你。”两天后，我们俩达成一致意见，于2014年4月2日在听证会上作证。
帮情报委员会主席一个忙去听证会作证于我并没有什么损失（尽管他从来没有让我帮忙）。我通过国会的朋友得知，罗杰斯几个月来一直承受着压力，人们质疑其领导能力，希望他“在班加西问题上的态度更加强硬一些”。但罗杰斯力求实事求是，他甚至告诉我说：“迈克尔，我从所有可能的角度审查了班加西问题，一直在寻找能够证明情报程序受到政治影响的证据，哪怕只是蛛丝马迹，但我就是找不到。”然而，把我带到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让我在公开会议上作证，一定有助于主席在核心会议上取得某些成员的支持。
在听证会上，我详细解释了CIA分析员对于班加西局势的看法，以及这些看法是如何演变的，我还详细解释了产生这些“谈话要点”的程序，包括我本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直面针对我的指责。会议持续了三个半小时，与会人员问了很多问题，有些问题问了好几遍。听证会不时陷入一片骚动——部分原因或许是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John Boehner）在听证会前曾对委员会的某个成员说“干掉莫雷尔”，但尘埃落定之后，没有丝毫证据表明CIA的机密情报分析或是公开“谈话要点”的制作过程受到政治因素的左右。毫无证据。这样的证据根本就不存在，因为这样的事压根儿就没有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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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反对我的人认为，CIA和我与白宫共谋，声称那里发生过抗议活动，企图掩盖“基地”组织与此次袭击有关的事实，从而保全奥巴马总统称其严厉打击恐怖主义的竞选主题。下面是实际发生的情况。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关于班加西事件的最初情报相当有限。分析员的工作是基于现有的信息得出结论，并将结论告诉总统及其国家安全团队。情报分析员没空等到一切都真相大白才做出判断，那样就不符合程序了。
我从安曼返程时（我是去拜访美国在中东的伙伴，没有以任何方式介入班加西事件分析报告的制定过程），分析员们正在制定他们关于该事件的第一份完整报告，这份报告将于9月13日上午发布并呈交高层决策者和国会。
9月12日凌晨，分析员发布了一份简短的报告，但这主要是基于我们掌握的为数不多的事实而形成的一份有关袭击后果的概述。这份更新过的报告里有一个后来一直困扰我们的关键错误。简言之，9月12日的报告把这次袭击描述为一次有组织的军事进攻，而第二天（13日）的报告中删除了这一特征描述，很多评论者把这一变化看作情报部门将分析结果政治化的证据，但事实绝非如此。
9月12日那份报告背后的真实故事远不至于邪恶到为了政治目的而更改分析结果。实际情况是那个关键的句子并非分析员所写，它是在分析员当天完成工作、回家后被加进去的。作者是一名CIA高级编辑，熟悉军事事务但不了解利比亚情况，也不清楚班加西发生了什么。这名编辑认为12日凌晨的情报更新需要一个要点，就加上了这句话。她没有告诉分析员加上了这句话，否则他们一定会删掉这句话的。第二天上午分析员们来上班，对那个改动非常不满。就这么一个单纯的官僚主义低级错误，竟成了他们指控我们政治掩护的素材。
9月13日的报告（这份情报分析远不只是简单的事实更新）说了4件事。首先，针对临时特派机构实施的袭击是由临时特派机构外的抗议活动演变而来的自发性事件。其次，抗议活动及其后的袭击事件是由当天早些时候的开罗事件所引发的（没有提及视频网站YouTube上毁谤先知穆罕默德的视频）。再次，有证据表明激进分子参与了此次袭击，分析员们使用“激进分子”一词极其明确地表明恐怖主义分子参与了袭击，因为对恐怖主义分析员来说，激进分子和恐怖主义分子是同义词。实际上，这份报告中称，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人参与了此次袭击。这里的要点非常重要：分析员认为班加西事件从一开始便是恐怖袭击。无论袭击是不是由抗议演变而来的，它仍然是恐怖主义袭击。最后，9月13日的报告称，没有证据显示本次袭击事件是有预谋的——本次袭击事件的责任人没有提前数天、数星期或数月进行计划，也可能是在几个小时之前确定了袭击计划，但仅此而已。
分析员们独立得出了结论，没有受到白宫、国务院或包括我在内的CIA领导层的干预。实际上，所有这些判断都是情报部门协作的成果，可以说这些判断是情报委员会做出的而不是CIA（因此，如果有阴谋的话，那可是个有众多分析员和机构参与的大阴谋）。不同于媒体和少数参议员的说法，我从未参与做出此前曾有抗议活动这个判断。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上司彼得雷乌斯局长完全赞成分析员们的看法。在袭击发生次日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会议上，彼得雷乌斯概述了分析员们关于袭击是由抗议活动自发演变而来的看法。包括国防部长帕内塔在内的一些负责人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认为示威者不会携带武器出席抗议活动。彼得雷乌斯为分析员们的情报分析工作提出辩解，认为利比亚遍地都是武器，分析员们的判断实际上是相当合理的。
诚然，在相关信息完备之后，表明有关抗议活动的判断不够准确。事实表明，当时临时特派机构外并没有抗议活动，尽管情报界的某些人士认为附近的确发生了抗议活动，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袭击者在发动袭击前聚集在临时特派机构外，可能被当事人解读为抗议活动。分析员们其他的初步判断经住了时间的考验。
并且，分析员们对于抗议活动的判断并不是凭空编造的，有两件事导致他们得出了这个结论。首先，有十几份报告（既有情报报告，也有新闻报道）声称袭击发生时临时特派机构外正在举行抗议活动。其次，在撰写发布于9月13日的报告时，分析员们掌握的所有信息都表明当时发生了抗议活动。
人们批评CIA的分析员，说他们应该联系当晚在场的临时特派机构工作人员，问问他们情况如何，是否发生了抗议活动。但这绝非情报分析员的工作方式，他们是分析员，不是侦探。他们坐等情报送上门来，而不是出去搜集情报。此外，FBI刚刚针对4名美国人的死亡事件展开调查，如果CIA的工作人员在FBI介入之前便会见目击证人，将会引起FBI的极大关注。
我确实认为可以批评分析员，也可以批评CIA和我，没有全力敦促现场人员更加迅速地获得更多、更好的情报。例如，FBI花了若干天时间，与目击证人谈话，才最终完成并发布了该机构的情报报告。我们应该努力争取早点儿得到那些报告。
9月14日星期五上午，我的上司戴维·彼得雷乌斯带领一个团队赶往国会山，向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HPSCI）做简报。前一天，他刚刚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做过类似的简报。他这两次简报的谈话要点与CIA分析员写于13日的那份报告内容相似。
我没有陪同局长前往HPSCI，直到当天下午才得知发生了什么。我在局长会议室参加了两次常规但很重要的会议——每周三次的反恐情况更新会和每周一次的叙利亚情况更新会，会议间歇，彼得雷乌斯局长的幕僚长递给我一份班加西事件的谈话要点。
他说他担心我还没有意识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我需要尽快了解情况——关于那天上午的HPSCI简报会，委员会高级委员、众议员查尔斯·阿尔伯特·“多奇”·拉伯斯伯格（C.a.“Dutch”Ruppersberger）索要谈话要点的机密文件，以便他与其他人周末应对媒体有关班加西事件的提问。他补充说，彼得雷乌斯局长同意了这个请求，要点草稿已经在CIA内外传阅了。他说：“这份就是最新版本的谈话要点。”
我事后得知，这份谈话要点是反恐中心恐怖主义分析办公室（D/OTA）的负责人起草的，她当时陪同彼得雷乌斯去了国会山。她回到总部后就迅速起草了这份文件。她与局里分析部门和行动部门的实务专家调整了这份草稿，并且由于这个问题公开讨论了FBI正在调查的情况，她还与我们法律顾问办公室的律师协调过。
在按照实务专家和法律顾问办公室给出的建议修订后，D/OTA向CIA的国会事务办公室（OCA）呈交了这份谈话要点的草稿，OCA又采取了不同寻常的步骤，召集CIA公共事务办公室（OPA）的人员开了一个协调会。这个过程没有实务专家的参与。
这是一个重大错误。OCA和OPA的工作人员的做法远远超出了他们的专业知识和职责范围，并且编辑谈话要点也超出了他们的专业知识范围。这两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草稿上做了相当多的改动，包括把草稿第一句话里的“袭击”改成了“示威”，这句话原本是“班加西袭击事件是由开罗美国大使馆外发生的抗议活动过程中自发产生的，并演变成对美国临时特派机构的直接攻击……”，编辑会议要点的参与者称记不清当时为何要做这样的改动，但一些人说他们认为原句的逻辑有问题，声称将“袭击”变成“攻击”意义不大，因为“袭击”和“攻击”是同义词。在我看来，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即使做了如上改动，第一句话里依然存在袭击/攻击的概念。再说，与某些媒体和国会的指控相反，这处改动不是我做的。实际上，在他们做出这一改动之时，我都不知道有人要求公开这份谈话记录。
OCA和OPA的工作人员还删除了“与‘基地’组织有联系”这句话，他们说这样做是为了确保不致过早地将袭击的责任归咎于任何人或团体，泄露FBI的调查结果。他们有理由担心这个问题。我们的法律总顾问斯蒂芬·普雷斯顿（Stephen Preston）当天发了一封CIA内部电子邮件，邮件中写道：“各位，我知道大家急于把这份报告赶出来，但我们应该稳一稳，确定提交这份报告是否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SS ）、司法部（DOJ）及FBI的明确指示相抵触，考虑到犯罪调查的需要，我们不能做出此事由何人所为这样的声明，甚至在内部也不能说，更不要说公开发布了。”同样，这个改动也是在我获悉有人要求公开这份谈话记录之前就发生了，当然，这同时也排除了针对我的另一项指控：声称是我从谈话要点中删掉了涉及“基地”组织的内容。这可不是我干的。
我的确认为删掉“与‘基地’组织有联系”这句话是不对的，这句话没有把责任归咎于某个具体的团体或个人，以免影响FBI的调查。保留这句话会让谈话要点更完善一些。
随后，OCA和OPA向彼得雷乌斯局长呈交了自己的版本，局长要求添加一项重要的内容。他要求补充说明CIA早在几个月前就对安全状况日益恶化的利比亚东部局势进行了评估，并在“9·11”事件纪念日之前数天就发出了警告，等等。做了这些改动之后，OPA在政府内的对应部门（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FBI、国家反恐中心，以及其他机构）传阅了这份草稿，各部门又提出了更多的修改建议。
这是OCA和OPA犯下的另一个错误，他们无权牵头与政府其他部门协调这份要点报告，而应该由恐怖主义分析办公室的实务专家来牵头。这些专家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要点报告已经在其他国家安全机构间传阅了。
在报告传阅期间，FBI提出了一个最大的改动，他们要求把“我们明确知道，伊斯兰激进分子参与了此次暴力示威活动”这句话改成“有迹象表明，伊斯兰激进分子参与了此次暴力示威活动”。FBI不希望这份谈话要点如此明确地描述犯罪嫌疑人，因为调查还在进行中。最后，国务院希望删掉把伊斯兰激进组织“伊斯兰教法虔信者”（Ansar al-Sharia）与本次袭击联系起来的一句话。国务院的理由是，我们掌握该组织最初发布的一份公开声明，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但该组织很快又收回了这个声明。当时，该组织参与了袭击的其他证据都还属保密信息。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那个星期五的下午，在我站在局长会议室、得知有这样一份谈话要点草稿并阅读这份文件之前。当我浏览这份谈话要点时，局长的幕僚长站在那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包含事先警告的文字。尽管这是事实，但我依然认为加进这些语句的做法很欠考虑，我向幕僚长明确表达了我的看法。首先，当务之急是向国会成员提供资料，以便他们描述2012年9月11日发生的情况。CIA在班加西袭击事件发生前的数月、数周乃至数天内都干了些什么与目前要做的事全然无关。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这些说法是CIA企图自吹自擂，表明“我们的工作尽职尽责”，把对CIA的指责引向别处。我认为，华盛顿内部各机构间的程序关系复杂，我们这么做难免会得罪其他机构。与某些批评者的说法相反，我的立场并不是要保护国务院，而是保护CIA。并且，我在获悉国务院不喜欢那些关于警告的语句之前就做出了这个决定，即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于2014年年底发布了一份报告，该委员会的几位成员在这份报告的“补充意见”部分质疑我的职业操守，他们所暗示的情况与我的决定是截然相反的。
在我发泄自己对于警告语句问题的不满时，幕僚长一个字也没说，但他的身体语言表明他赞同我的意见。实际上，我认为这正是他把这份谈话要点交给我的本意，我相信我的反应和他的预期一模一样。
除了保护CIA外，我还认为如果我们声称自己警告过国务院，对他们不太公平，因为没有给他们机会解释收到警告后做了或没做哪些事情。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这类讨论。几个月以后，一切就会真相大白，证明国务院在“9·11”事件纪念日之前的数月就收到过我们的提醒，却未能采取充分措施。但在9月的第二个星期，CIA无法知道这个情况，而我认为仅仅为了保护CIA而这样说是不公平的。
同样，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认为我越权删除了那些有关警告的语句。鉴于这是“CIA的谈话要点”，这样的指责实在荒谬。但如果考虑到我对材料进行删改的首要目的是保护CIA，他们的说法就显得格外愚蠢。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段有关事先警告的内容是我的上司戴维·彼得雷乌斯建议加进去的。局长的幕僚长没有告诉我这一点。如果我知道的话，那天晚上我就会走进局长的办公室跟他讨论一番。尽管我表明自己不喜欢那段有关警告的内容，但星期五晚上我也没有改动这份谈话要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关于班加西事件的报告中说我在星期五改动了原文，这点并不准确，因为我告诉下属，在他们充分协调机构间的审议过程之后，我要看看这份谈话要点。
第二天是星期六，上午我的行政助理通知了我两件事。第一件是国务院在事务性层面通知我们，说他们拒绝加入这段有关事先警告的内容，并且出于这个原因，这份谈话要点被搁置一旁（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国务院不喜欢这份谈话要点）。第二件是有关奥巴马的国家安全副顾问丹尼斯·麦克多诺的，他希望在当天举行的副职会议上讨论这份谈话要点，这让我想起来他已经知道了国务院不喜欢有关事先警告的语句。星期六上午，我把这些事如实汇报给彼得雷乌斯局长及其幕僚长，告诉他们我赞成国务院的立场并解释了原因。彼得雷乌斯并未在这一点上争论，也没有告诉我起初是他要求加进这段内容的。
副职会议进行到最后，麦克多诺也没有提出谈话要点的问题，所以我就提了。我告诉同事们，我有些担心这份谈话要点，并且我知道其他机构也是如此。我并没有说自己担心的是什么。我最后说，在把谈话要点提交国会山之前，我会亲自进行编辑并分发给相关的副职们。麦克多诺只是说：“谢谢你，迈克尔。”
那个星期六是CIA的“家庭日”——这是一年一度的庆典活动，CIA雇员的家属们将受邀参观CIA总部大楼。因为情报工作的特殊性质，CIA工作人员的家属们几乎不允许访问CIA。但在一年一度的“家庭日”，雇员们可以带亲人来观看展览会，试穿伪装服，看看间谍装备，做做测谎鉴定，并参观局长和副局长的办公室。所以当数百人结队穿过我的办公室问好时，我正在考虑我的助理桌子上那份待处理的谈话要点呢。那天上午晚些时候，我最终坐下来编辑了谈话要点。我做了大量的编辑工作，而我做出的实质性贡献是删掉了那些有关事先警告的语句。
我还删掉了“激进分子”前面的“伊斯兰”一词，因为这个举动，我被批评了（指控我试图淡化“基地”组织在此次袭击中发挥的作用）。我是出于降低风险的考虑去掉“伊斯兰”一词的。因为YouTube上那段毁谤先知穆罕默德的视频，伊斯兰世界的很多国家都举行了示威游行，我可不希望鼓励美国人说出任何让情况变得更糟的话。并且，我错误地以为“激进分子”可以传递和“伊斯兰激进分子”相同的信息，即这是一场恐怖袭击。
在我与副职与会者们协调这份谈话要点时，还未做任何重大的改动。在整个过程中，白宫只提议了三处改动，并且所有改动都是编辑性质的——没有一处涉及分析判断，这粉碎了有关白宫在编辑这份谈话要点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的阴谋论。最后，我在国会事务办公室把这份谈话要点呈交国会山之前，请实务专家和彼得雷乌斯局长审查了这份文件并签字确认。大家都照做了。
媒体的一篇报道称，我在是否加进这段警告内容的问题上“驳回”了上司的要求。相信我，我不会在任何事上反驳彼得雷乌斯局长。我和局长就这段警告语句谈过一次，他没有反对我删除这段话的决定，何况他还有机会在过程结束时要求重新加上这段警告语句。但他没有这样做。
尽管我是第一个承认这份谈话要点本该做得更完善的人——应该把这些要点写得更明确、更坚定，但其中做出的分析判断与CIA在13日上午呈交给决策者的内容完全一致。这包括关于对临时特派机构的袭击是由自发的抗议活动演变而来的。简言之，我们允许HPSCI向公众公布的内容与我们机密文件中的内容完全一致。同样重要的是，CIA并不知道第二天会有高级行政官员在公共场合使用这份谈话要点。我们不知道苏珊·赖斯会在星期日早间新闻节目中使用这份报告。
很久以后，也就是2014年春，我才知道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赖斯是如何取得这份谈话要点的。白宫为赖斯大使参加星期日节目准备了一系列谈话要点，这份文件就混在其中。同样，CIA的这份谈话要点与赖斯和其他高级官员在此前4天里看到的最终情报内容并无显著差别。
但白宫制作并送达赖斯工作人员的谈话要点中确有一些不同。“目标”部分有一句话是：“强调这些抗议活动源自互联网上的一段视频，而不是政策方面的重大失败。”白宫认为，他们的谈话要点与班加西事件无关，而是与该地区发生的更广泛的抗议活动有关。但这种解释站不住脚，因为白宫谈话要点的“目标”部分里还有下面这句话：“表明我们必将把伤害美国民众的人绳之以法。”而在那段时间里，有美国民众受伤害的唯一一个地方就是班加西。我对白宫谈话要点的解读是，他们把班加西袭击事件归咎于那段视频——CIA在自己的谈话要点或是机密分析报告中可不是这么说的。
白宫关于其谈话要点并非针对班加西事件的态度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后果。这意味着白宫的谈话要点无须与执行部门有关班加西袭击事件公开声明的其他材料一起，于2013年春公之于众。这样一来，CIA的谈话要点就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我对白宫的谈话要点还有一个看法。我一直认为，白宫任何负责国家安全的人和负责政治事务的人之间都应该有一条明显的警戒线。在我看来，关于班加西事件并非源于更重大的政策失败那句话是一个政治声明，而不是有关国家安全的声明。
赖斯大使在星期日那档节目上的言论引发了一系列反应，逐渐变成了一波缓慢的浪潮，最终打消了总统提名她担任国务卿的念头。她所说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与CIA的要点一致，但她还提到是那段视频引发了班加西的抗议活动。我不知道她为何这样说，这是一个只有她才能回答的问题。或许她此番言论的依据是白宫的谈话要点，或许她自有其看法，决策者有权这样做。在这方面，她也许是在“综观全局”。毕竟，分析员的确认为那段视频导致了开罗袭击事件，而至少班加西抗议活动的动机之一便是开罗有人“成功”地越过了美国大使馆的围墙。比较难以解释的是赖斯为何说班加西有“大量安保”，这一点在CIA和白宫的谈话要点中都没有提及。
星期六上午，也就是赖斯大使参加星期日节目的前一天，在我编辑那份谈话要点之前，还有过一次谈话，有些人把这次谈话看作CIA和我将此事政治化的证据。一家媒体指控我在编辑这份谈话要点时知道那里没有发生抗议活动，因为在我编辑谈话要点那天上午，CIA驻的黎波里情报站的负责人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了我当地的情况。以下才是实情：
受到这一地区性暴力事件的影响，伊斯兰国家的每一个CIA情报站负责人都要每天发送情况报告。在的黎波里情报站9月15日星期六提交的那份《情况报告》中，情报站负责人特别提及班加西袭击事件“不是／不是抗议活动的升级”。“不是”这个词重复了两遍加以强调。这份情况报告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我意识到这与分析员们的看法不一致。
然而，还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该负责人在那封电子邮件中给出的两种解释都不能令人信服。他提到某些新闻报道说那里并没有抗议活动，但这种说法毫无说服力，因为也有新闻报道说发生了抗议活动。他还解释说，他在班加西的行动人员当晚赶到临时特派机构时并没有看到抗议活动。这一点也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当他的下属赶到临时特派机构的时候，袭击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如果那里曾经发生抗议活动的话，此时显然也已经云消雾散了。最后，该负责人自己所属的情报站在此前一天通过Cia的一个消息来源发了一份报告，说临时特派机构外发生了抗议活动，这个事实让我感到震惊。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我立即要求这名负责人发一封更加详尽的邮件，为他的看法提供“证据和合乎情理的解释”。
那天上午，我采取了另一个措施。在副职委员会会议上，我将情报站负责人对抗议活动的看法告诉了与会者；我指出，这位负责人的看法与分析员不同，我们会努力解决这一分歧，之后再把结果通知各位。这并非试图掩盖负责人观点之人应有的举动——媒体和国会里的人曾针对此事指控我。
这位负责人对我分派的任务迅速做出了反应，9月16日星期日一大早，他就将后续邮件发给我了。我做了两件事。首先，我责成分析员阅读邮件，在当天下午5点前以书面形式告诉我该负责人的意见是否以某种方式改变了他们对于是否发生了抗议活动的判断。其次，我把负责人发来的电子邮件转发给彼得雷乌斯局长，告诉他：“先生，关键在于我不知道怎样理解这封信。我们需要让分析员看看这封信，看看能否改变他们的看法。我已经让他们这么做了。”局长回复了我的邮件，他说：“期待看到分析员们的结论。”
当天下午，分析员做出了反馈，给局长和我分别发送了一份备忘录。他们还是坚持自己最初的看法，但他们说会考虑这一问题。
我处理该情况的做法完全符合规范和程序。不管国会的某些成员和某些媒体评论员提出什么样的指控，在CIA，行动人员负责搜集情报，而分析人员负责评估，仅此而已。这是这个机构有史以来一贯的工作方式。行动人员是CIA的眼睛和耳朵，分析人员则是这个机构的代言人。分析人员有权获得现有的所有信息，而现场的行动人员却不具备这个优势。
有人说我在这场辩论中“站在了分析员一边”，并且是我做出决定，让CIA“支持分析员的看法而不是情报站负责人的看法”。在CIA，正副局长不会告诉分析员该如何思考，也不会决定CIA的分析内容。分析员决定一切。
尽管CIA的官方结论由分析员负责完成，但CIA的情报站负责人却可以（实际上是受到鼓励了）把自己的看法记录在案，尤其是当他们的看法与分析员不同的时候。情报站负责人可以在情报界和政治圈传播自己对于某种情况的评估意见［这些评估意见被称为“土狼”（aardwolf），是以一种对生存环境十分敏感的非洲哺乳动物来命名的］。CIA驻的黎波里情报站的负责人并未就抗议问题做出这样一份评估意见。
在CIA制作完谈话要点的7天后，也就是9月22日，分析员们基于初步评估之后几天收到的新信息改变了判断，他们解释说，现场一开始就有武装袭击者，这意味着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袭击，而不是和平抗议活动的升级。利比亚政府从临时特派机构的多部监控摄像机里找到并查看了安保监控录像，没有看到当时发生了抗议活动，9月18日，利比亚政府通知了我们的情报站，并在数天后移交了这批监控录像，分析员们才改变了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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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班加西事件争议不断。以当时的一篇媒体报道为例（最近的一本书也再次提及此事），这篇报道指控CIA的高级领导层命令班加西基地的人员“暂停”，不要帮助他们的国务院同僚。以下是真实情况：袭击开始几分钟后，临时特派机构就致电我们的情报站，要求立即增援。CIA人员立即采取行动，全副武装跳进车里。为了帮助身处险境的人，他们不畏艰险、勇往直前。这也正是我期待他们做出的反应。他们花了大约15分钟装配武器并部署完毕。我期待情报站负责人会有不同的反应，而他的反应也确实如我预期。他必须保证不让手下白白去送死，所以他试图从当地利比亚民兵武装那里获得援助。几分钟内局势就明朗了，当地民兵无法增援。在打这些电话的时候，应急响应团队因事情毫无进展而沮丧不已。尽管耽搁了不过5~8分钟，我相信对身处其中的人来说不啻永恒。绝不是高高在上的领导层下令拖延的。在那种情况下完全情有可原，也是我们的现场负责人做出的正确决定。
然而，关于这种拖延是有预谋的指控被媒体扩散，彼得雷乌斯局长让我找来媒体人士，召开了一个背景情况介绍会。在那次会上，我谨慎叙述了从情报站接到临时特派机构请求增援的第一个电话，到CIA安全小组抵达大使所在大楼的全部经过，总共时长约一个小时，详细程度精确到分钟，因为安全小组起初决定不去临时特派机构，而是试着向一支民兵武装请求支援。随后，我又花了30分钟左右回答问题。第二天，很多媒体报道了真实发生的情况，只有非主流小报还在无由地指控“暂停”的问题。
我在那天实际上召开了两次背景情况介绍会。第二次是和十几个国家安全记者召开的，而第一次是与《华盛顿邮报》的戴维·伊格内修斯（David Ignatius）举行的一对一的会议。我非常尊重伊格内修斯对于国家安全问题的评论，我一直认为他的评论公正而富有见地，因此我希望伊格内修斯能有机会如他所愿，尽量多提出问题，并且我希望他的问题可以帮助我做好准备，应对大批记者。OCA没有邀请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的安德烈亚·米歇尔（Andrea Mitchell）参加集体会议，在这一点上我们很失策。他们只是忘了。米歇尔很生气，我也一样。米歇尔在很多方面都算得上是国家安全记者中的佼佼者，把她遗漏了是个天大的错误。几个星期以后，我碰巧遇到了她并向她致歉，她颇有幽默感地接受了我的道歉。几年前，当我还是乔治·特尼特的执行助理时，米歇尔在做一个关于CIA的报道，她问我：“乔治在CIA的大厅里运球，这是真的吗？”我回答道：“安德烈亚，如果你告诉我，你丈夫［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时任美联储主席］准备如何调整利率，我就回答这个问题！”
我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一次闭门听证会上对两个问题的回答也颇有争议。参议员钱布利斯和伯尔正是因为这些问题质疑我的操守。第一个问题是参议员伯尔提出的，指向了那天作证的所有证人：“是谁把‘基地’组织从谈话要点里删除的？”因为我当时不知道答案，所以我就说不知道。我的回答是诚实的，但事后，在我离开政府部门前，参议员伯尔在一次私人会面时告诉我，他预期我会说：“我不知道，参议员，但你应该知道，我本人在这个过程的某个阶段亲自编辑了这份谈话要点。”我同意参议员伯尔的说法，并且当时就对伯尔表明我的态度。我希望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SSCI）班加西报告的“少数意见”部分可以采纳这次谈话的内容，但事与愿违。
第二个问题是，“向白宫呈交的这份谈话要点的目的是协调还是告知？”我说是告知。这显然不正确，因为白宫曾经提议做些改动——尽管只是编辑层面的改动，我们也都接受了。重要的是，我无意在这个问题上误导国会。我的回答是无心之过。我的回答想要传达的意思是，我们绝不允许白宫（或就这个问题而言，不允许任何人），在未经CIA认可的情况下做出实质性改动。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不够明确？的确如此。我是否应该说得更清楚些？毫无疑问。蓄意误导国会？绝无此事。
在第二天召开的一次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闭门听证会上，我坐在国家情报总监吉姆·克拉珀身旁，罗杰斯主席问国家情报总监：“在制作谈话要点期间，是谁删掉了……与‘基地’组织有关的信息？”此时我没有说话，人们对此也是一片哗然。我一语不发的原因同样是我不知道是谁删掉了涉及“基地”组织的内容。后来，众议员彼得·金试着重新定义了主席的问题，说罗杰斯主席的问题是：“谁改动了那份谈话要点？”言外之意是：“莫雷尔对那份谈话要点做了大量改动，他怎么能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但是金错了，这个问题的范围要小得多。但同样，如果我在国家情报总监回答之后说“我不知道是谁删掉了有关‘基地’组织的内容，但你应该知道，我删掉了一些其他内容”，就会让委员会更满意了。
赖斯大使在她的公开声明里使用了这份谈话要点，从而引发了关于班加西事件的最大争议。她成了导火线，事实证明，她被提名担任国务卿的事也受到了影响。有一次，为试图结束对她本人的攻击，赖斯希望直接面对指责自己的人。11月27日，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林赛·格雷厄姆和凯利·阿约特（Kelly Ayotte）召开了一次会议。当时还担任国家安全副顾问的丹尼斯·麦克多诺要求我陪同赖斯大使去国会山。他明确表示，我的工作就是表明那份谈话要点与情报界制作的机密分析文件内容完全一致。我同意了这个要求。
现在回头看，参加这次会议是一个错误。从本质上说，这次是一场政治性的会议，我参加这个会议就是把自己横插到政治斗争中去。我确信麦凯恩、格雷厄姆和阿约特也是这么认为的。我确信他们认为我在政治斗争中偏袒一方。这不是情报官员应该去的地方。我与会是因为在政治上太天真了，并为此付出了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