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在一间保密的参议院会议室中举行。新闻媒体占据了通向这个房间的走道，在记者大声提问的时候，摄影师也抓拍了我很多照片。当晚晚些时候，一个朋友发电子邮件给我，说我看上去就像是赴刑场一样，并力劝我在这样的场合要强颜欢笑。但会议开始后就没有什么值得一笑了。
参议员麦凯恩、格雷厄姆和阿约特坐在桌子的一侧，赖斯大使和我坐在另一侧。麦凯恩和格雷厄姆二话不说，上来就开始攻击赖斯大使。他们屡次称赖斯为“政治打手”，有时没等她把话说完，就用新问题打断她。参议员阿约特并没有说尖刻无情的话，看起来真的对弄清真相更感兴趣。
我无声地见证了这一切，直到赖斯让我说明那份谈话要点与机密情报分析完全一致。随后就轮到我遭受攻击了。我随身携带了那份谈话要点和9月13日机密情报分析文件的复印件，并试图向参议员们表明，谈话要点中的每一个句子在机密情报分析文件中都有相应的内容。麦凯恩和格雷厄姆把矛头转向了我，攻击我手下分析员的工作能力、判断力和操守，在我话刚说到一半时便打断我，就像他们对付赖斯那样。“你们为什么花了那么长时间才承认那里没有举行示威活动？”他们问道，“你们为什么没有立即会见现场人员？”“你们为什么不把这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
在被连续问及一系列问题时，我一度犯了个错误。一位参议员问我，是谁在谈话要点中删掉了涉及“基地”组织的内容，我误答是FBI。我当时想的是FBI所做的一处改动，当时FBI要求在谈话要点中做一处改动，以便他们在描述此次袭击的责任方时不致过于具体，因为FBI当时刚刚开始调查。我把这两个改动弄混了，我犯了个错误。在我驱车返回总部的路上，和我一起去开会的国会事务主任告诉我，他认为我犯了一个错。我立即回应道：“如果我犯了错，那就马上纠正。”回到CIA总部并核实事实后，我立即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从谈话要点草稿中删掉有关“基地”组织内容的决定是CIA内部做出的，这个决定远在我获悉存在这样一份谈话要点之前就做出了。我立即命令国会事务办公室把我的错误告知参议员身边的工作人员。办公室工作人员在几个小时之内完成了此事。参议员们对我的澄清之举做出了回应，他们发布了一篇新闻稿，其中引用了我说错的话，并以此在有关班加西事件未得到回复的问题上猛烈抨击政府。
更糟糕的是，几个月以后，参议员格雷厄姆公开坚称他问过我“是谁改动了这份谈话要点”。实际上，他问的是：“是谁把‘基地’组织的相关内容从这份谈话要点中删掉了？”格雷厄姆对于他向我所提问题的陈述就不准确，这就给公众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对于一个如此笼统宽泛的问题，我绝不可能只是犯了一个无心之过。格雷厄姆还坚称，我花了24个小时来修改记录，还说我是因为说FBI做出了所有的改动，所以接到愤怒的FBI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之后才修改记录的。就像很多人对班加西事件的讨论一样，事实与此有天壤之别。参议员们问的是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确实有可能犯错：“是谁把‘基地’组织的相关内容从这份谈话要点中删掉了？”格雷厄姆、麦凯恩和阿约特在与赖斯大使开会当天发布了一份新闻稿，那上面说得很清楚。
以下便是那份新闻稿的说法：“今天上午10点左右，在CIA代理局长迈克尔·莫雷尔的陪同下，赖斯大使要求召开一次会议，我们问莫雷尔先生是谁改动了公开的谈话要点，删掉了涉及‘基地’组织的内容。莫雷尔先生说是FBI删掉了相关内容，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破坏正在进行之中的犯罪调查。这一意外的事实及其背后的推论都让我们很吃惊。”“但是，当天下午4点左右，CIA工作人员联系我们，表示代理局长莫雷尔在我们早前的会议上失言了。CIA如今声称，是该机构删除了涉及‘基地’组织的内容，而不是FBI。他们无法给出为何如此行事的理由。”
此外，FBI从未因我在3位参议员面前汇报时所犯的错误打电话埋怨我。而且，正如他们发布的新闻稿中所表明的那样，我在几个小时之内便修正了会谈记录，而不是24个小时。
***
综合来看，我发现那些攻击CIA和我之人的看法中有3个明显的可笑之处。第一个是CIA评估班加西事件的记录与那些指控政府行政部门之人的记录之间有显著的差异。
分析员们的判断是基于他们在24小时之内得到的信息，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他们只对当晚班加西发生的事情（即临时特派机构外面的抗议活动演变成袭击）判断错误。他们仍然相信自己的其他判断。
与其他结论的对照：
·美国军方奉命退出，没有向美国驻班加西的国务院官员和CIA工作人员施以援手 。错。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关于班加西事件的报告、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关于此事的报告，以及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关于班加西事件的报告均特别强调这一断言是错误的。
·班加西的CIA人员奉命退出，未能增援他们在临时特派机构的同事 。错，原因我已经解释过了，并且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都认为没有证据支持这一指控。
·CIA和白宫共谋编造了班加西的故事，以便保护总统和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政治利益 。还是错。我已经解释过，这样的阴谋不存在，也没有证据支持这样的假说。研究过班加西事件的国会委员会从未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二个可笑之处是，有些人认为包括我在内的CIA领导层应该强迫分析员们接受的黎波里情报站负责人的看法，即临时特派机构外没有发生抗议活动，而与此同时，他们又坚决反对该负责人的另一种看法，即此次袭击临时特派机构的动机之一可能是YouTube上的那段视频。这些批评者们不能两边占便宜，既接受我们的情报站负责人符合他们说法的观点，又反对其不符合他们说法的观点。
第三个也是最可笑之处：我的批评者们指控我在班加西事件上误导了美国人民，事实是他们才是误导公众的人——他们关于该事件的每一个字几乎都是如此。例如，我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开作证之后，一小撮国会成员以及少数媒体在大量评论中谈到我和我在班加西事件中的作用，其中有很多事实都搞错了。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 [2] 曾说：“每个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无权扭曲事实。”
迈克尔·穆凯西（Michael Mukasey）在我作证数天后所写的评论文章是有关这一点的最佳例证，他曾经担任过布什政府的司法部长，当时写文章支持我的批评者们。穆凯西是美国地方初审法院的前法官及前律师，他在区区十几个段落中就犯了7个事实错误。以下便是其中的一些例子：
·穆凯西先生写道：“莫雷尔先生把谈话要点中的‘恐怖主义分子’改成了‘极端主义分子’。”不，我没有。白宫在2013年春发布的电子邮件中说得很明白，没有人把“恐怖主义分子”改成“极端主义分子”。谈话要点的原稿是我们最资深的分析员写的，他写的就是“极端主义分子”。
·穆凯西先生写道：“他（指的是我）在谈话要点中把‘袭击’替换成‘示威’。”不，我没有。我的宣誓证词和电子邮件中都说得很明白，这一改动是CIA的其他人做的，在我看到这份谈话要点之前就改动了。
·穆凯西先生写道：“而袭击发生后不久，CIA便应白宫的要求帮助起草‘谈话要点’，这给他（还是指我）传达了信息，暗示他打算进行一些私下的谈话。”谬之大矣。从来没有人说过白宫要这份谈话要点。同样，正如所有证据表明的，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向彼得雷乌斯局长索要的这份谈话要点。
甚至连众议院班加西事件特别委员会主席、众议员特雷·高迪（Trey Gowdy）在接受委员会主席任命之后的日子里也都搞错了事实。高迪在当选国会议员之前是一名出色的联邦和州检察官，他当然以善于揭露事实并基于事实得出结论而自豪。但即使是他，也会犯错。
在受命担任主席后的媒体见面会中，高迪说我把CIA谈话要点中的“袭击”改成了“示威”，这绝非事实。他说我把谈话要点中的“恐怖主义分子”改成了“极端主义分子”，这也绝非事实。他还说谈话要点的初稿含有CIA向国务院提出警告的内容，这同样绝非事实。后期版本的草稿中包含警告的内容，但初稿和最终版本中并没有。即使是国会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在班加西问题上也会犯错。
在我作证之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参议员麦凯恩和格雷厄姆企图说明我的到场所引出的问题比回答的问题还要多，彼时他们也犯了数量大致相同的事实错误。参议员麦凯恩说的黎波里情报站负责人在袭击事件发生后立即提交报告，说并没有发生抗议活动。但那份报告并不是立即提交的，而是袭击发生3天后提交的。参议员还说，我在袭击事件发生时担任代理局长。又错了，我当时是副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才是局长。参议员格雷厄姆说他知道我没有删掉谈话要点中涉及“基地”组织的内容，“但别的事情都是他（指我）干的”。错，CIA内外的很多人都在谈话要点上做了改动。
我不知道我的批评者为何都在细节上大错特错。这或许是工作人员水平差，或许是某些媒体人士不断重复不准确的事实所致。例如，高迪的某些错误说法就照搬了迈克尔·穆凯西的错误。无论如何，这些错误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因为不准确的事实会导致错误的说法和结论，这又会导致美国人民产生错误的理解。政府批评者们所犯的错误与他们所指控的政府的所作所为一模一样。
***
在班加西事件的争论期间，我担任了4个月的代理局长，从2012年11月初直到2013年3月，在此期间我们进行了两项研究：一项是我们关于抗议活动的分析为何是错误的，另一项是关于我们如何才能将那份谈话要点做得更完善。两项研究都找出了CIA内部的失误，也都总结出了多方面的教训。2013年1月，我将第一项研究（关于抗议活动的分析）提交国会。但白宫援引总统特权，好几个月都不允许我把第二项研究（关于那份谈话要点）提交国会山。在白宫公开发布与那份谈话要点有关的所有电子邮件之后，我未经许可便提交了。但那是在我离任前几个星期的事了，我本该尽早提交的。
我从所有这些事中吸取了两个重要的教训。首先，CIA应该置身于与谈话要点有关的事务之外，尤其是那些可能会被某些人出于政治目的而被抓住不放的问题。想要公开谈论国家安全问题的人应该自己写谈话要点，然后，CIA可以就准确性和公开的问题给他们提供建议，但最初执笔是充满危险之举。CIA人员并未受训如何与美国人民交流，有时我们会干得一团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我们看来，“极端主义分子”与“恐怖主义分子”是同义词，许多公众显然不这么认为。
其次，当政府发现自己处于这种混乱之中时，最佳的解决方案是提高透明度，越早、越透明越好。我知道，像我这样终生从事秘密工作的人说出这话有些奇怪，但如果政府在班加西事件开始成为政治争论的焦点时便把2012年9月11日袭击的完整监控录像公之于众，发布自己关于此事的谈话要点，以及与CIA谈话要点变动有关的一系列电子邮件的话，我们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并且，政府方面不向国会提供有关班加西事件的任何材料，这本身就是个错误。
***
最让我感到沮丧的是，所有围绕着谈话要点和政治展开的争论意味着大多数公众都漏掉了关键的问题——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当如何尽可能保证海外的美国外交人员的人身安全？班加西不会是恐怖分子袭击的最后一个美国外交使团驻地。恐怖分子必然还会做出其他尝试，其中的一些会成功。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那些在海外为美国服务的人。
我认为降低这种威胁的关键点有三个。第一，美国需要在世界上的某些热点地区实行战术预警，就像我们在战场上为保护士兵而实行的那种预警。如果我们在班加西实行了战术预警，在极端主义分子准备袭击临时特派机构和附楼时，我们肯定会听到传闻。任何形式的预警（哪怕只提前几分钟也好）都能在生死攸关之时起到关键作用。第二，我们必须为服务于海外的美国人提供最好、最新的安保。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家冲在前线，理应得到最佳的安保。班加西事件中的安保做得不够。第三，只要恐怖主义分子对我们造成威胁，我们和盟友就必须与之做斗争，否则他们就会一直盯着我们。当然，以上三个关键点都所费不赀，会耗费大量资金。重点在于，保护海外的美国人本来就要付出代价。
***
我最后的观点与美国当前政体的真面目有关。政客们对赢得政治资本念念不忘，考虑的只是党派优势，以至他们把相同的态度和行为附加在国家公务员身上。职业情报人员受训要客观行事，并不需要关心政治，他们对此很难理解。他们也记不得我们是以相同的职业精神和献身精神为民主党与共和党服务的。对于CIA在谈话要点上搞政治的指控，显然来自那些只会在政治环境中思考和工作的人，他们全靠不顾事实地捏造谈话要点（或32个热点）赢得胜利。
***
2014年4月14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班加西事件听证会。引言摘录：
主席（迈克·罗杰斯先生，来自密歇根州第8国会选区的国会议员）：莫雷尔先生……你是否曾与白宫的人口头交谈过那些谈话要点的性质和内容？
莫雷尔先生：没有，先生。
主席：你是否曾与白宫的人，我指的是任何人，讨论为苏珊·赖斯在9月16日面对美国公众做准备的事？
莫雷尔先生：没有，先生。实际上，我甚至都不知道她会参加星期日的节目。
***
2014年4月14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班加西事件听证会。引言摘录：
简·沙科夫斯基（Jan Schakowsky）女士（来自伊利诺伊州第9国会选区的国会议员）：谢谢你，莫雷尔先生。我真的很感谢你来作证，并且，鉴于你为美国家服务了30年，一直以保卫我们的安全为最高宗旨，从未参与党派纷争，我相信你今天所说的一切。
詹姆斯·郎之万（James Langevin）先生（来自罗得岛州第二国会选区的国会议员）：你总是把国家放在第一位，在我看来，你一直尽职尽责，自从我加入这个委员会后，我在场期间，只要你出现在我面前，在委员会面前作证，你一直表现得非常坦白和直率。今天你来到这里，并且是自愿来的，这个事实本身就再次证明，你对待真相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
[1] 国会山（Capitol Hill），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一个街区名，也是美国国会大厦所在地，常用来指代美国国会。
[2] 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1927—2003），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家，曾任美国驻印度大使、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和美国参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