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份新工作都有要克服的障碍。2006年7月5日，我开始了一份新工作——CIA的第三把手，而我的新办公室门口最近因为成为犯罪现场而被胶带封锁了。这可不是开玩笑。我在前面说过，之前用这间办公室的是福戈，他因为一系列不正当行为正在接受调查，后来承认犯有腐败罪，因为他曾私自将CIA的一份合同交给了他的朋友。2006年5月中旬，FBI查抄了其在CIA的办公室及其住所。最终福戈被判在联邦监狱里服刑数年。
福戈是美国西海岸的一个“投机商”，所以CIA新任局长迈克尔·海登大概希望找个中西部的老实人来恢复这个机构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最后，我除了负责行政、预算、信息技术、安保和人事外，还负责维持CIA的良好秩序和纪律。
在被提拔到CIA高层之前，福戈只是个中层人员，他上一份工作在海外，因对到访的国会成员照料有加而得到提拔。福戈把那些人招待得很好（我履新两个星期后，在办公室的书柜里找到20~25瓶好酒，这是福戈特别招待“合适的”访客时用的），同时又说了他的局长乔治·特尼特和CIA其他高层领导人的很多坏话。他可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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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新工作两天后，CIA一位高级律师拜访了我。他说需要“给我阅读（向我汇报）一份隔离计划”。这是CIA的说法，意思是把我带进一个涉及敏感行动的信任圈，在此语境中是指CIA的羁押和审讯计划。这一计划涉及CIA在“9·11”事件后在全世界建立的数个秘密监狱，以及实施严酷的审讯手段，从关押在那些监狱里的“基地”组织最高级也最强硬的领导人那里获得重要信息。该计划从2002年便开始实施了。
在我签署了一份文件之后——主要是说我知道未经授权便泄露相关信息，就会被关进监狱——律师向我通报了CIA羁押设施的位置。他还向我简单通报了“强化审讯手段”（EIT，CIA对于严酷手段的叫法），这些手段旨在教训被羁押的人，负隅顽抗到此为止，他们已经山穷水尽，最好还是接受现实，诚实地充分回答我们的问题。他详细解释了每一种手段。我一直认为其中的一些手段非常残酷，尤其是水刑，但我也得知，在最初获批的10种手段中，现在只有6种还在使用，包括抓住被羁押者以引起他们的注意和禁止他们睡觉。水刑已经不允许使用了，实际上，这种手段已经有3年多没用过了。
律师还解释说，CIA前后只羁押了大概100人，对其中不到1/3的人使用了强化审讯手段。他特别提到只有3个人被施以水刑——最后一次使用水刑是在2003年。他还告诉我，以这种手段审讯被羁押者的时间很短（在长达多年的羁押期内，只在早期的数天或数周对被羁押者使用这种审讯手段）。他还说，在向我汇报的当下，我们几乎抓不到新的恐怖组织的高层人物，其他强化审讯手段也很少使用了。但如果我们抓到了某些知道即将发动袭击或知道本·拉登当前位置的“基地”组织高层人士，还是会使用那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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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4日，巴拉克·奥巴马当选美国第44任总统，他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奥巴马在大选中赢得了53%的选票，在半个多世纪以来，这是民主党赢得选票最多的一次。他赢得了365票，而约翰·麦凯恩只得到了173票。以新任总统最喜欢的棒球运动的行话来说，这是一个“大比分的获胜”（blowout）。
奥巴马希望给美国带来前瞻性的重大变化，但在他大选胜利之后，人们开始用接二连三的马后炮攻击布什总统在“9·11”事件余波中使用的某些反恐手段。到目前为止，那些手段中最具争议的是CIA的引渡、羁押和审讯计划（经常合并缩写为RDI）。引渡是个长期做法，也是克林顿政府使用的主要反恐手段，由CIA把恐怖主义嫌疑人从被捕之地转移到其原住地，或其被指控、通缉或进入法律程序的其他地方。
新任总统在竞选期间对于这些计划的态度表达得很明确。他呼吁结束引渡，认为这种做法“在深更半夜把罪犯送到遥远的国家去受折磨”。他也呼吁停用“在法律之外设置的秘密监狱”。他把残酷的审讯手段叫作“折磨”。他还认为，所有的这些做法都与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及其对全人类博爱、宽容和尊重的承诺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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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前的几个月，情报界开始为新总统做准备，当时的国家情报总监迈克·麦康奈尔（Mike McConnell）要求我（我时任CIA情报处主任和首席分析员）在过渡期间发挥重要的作用。情报界向竞选人提供国家安全简报，这是前所未有的。我和一支团队一起向约翰·麦凯恩做简报，他长期在国会工作，并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任职，其实并不需要听取简报。关于国家安全的事务，他知道的和我们一样多。
此外，我还和另一支团队一起为莎拉·佩林（Sarah Palin）做了她平生第一次国家安全简报。佩林州长对于如何激励外国领导人很感兴趣，这让我印象深刻，她善于了解人性，深知应当如何与人相处。但她对世界的认知与其竞选伙伴的截然相反。她对关键的对外政策和眼下的国家安全事务几乎一无所知。她询问了许多有关人性的问题，却几乎没就事务本身提出任何问题。这些对她来说太难了，在我看来，她似乎知道这一点，但这不是她的错。她被放在那个位置上，让我觉得很可怜。
除了向竞选人做口头报告，我们还为新总统将会任命的高级官员提供书面简报。我们也为新任总统本人准备了两套简报资料，一套是关于CIA最敏感的计划（这套材料准备了不到10份），另一套是为了祝贺当选而准备的世界领导人小传。
经布什政府批准，我们还准备在大选后尽快向当选者提供PDB，但白宫加上了一则重要的警告——只有总统当选人及其已经公开提名担任高级国家安全职务的人才可以收到PDB，其他人都不行。
这不是白宫在搞政治，这是布什总统继续其8年一贯的做法，出于保护信息的目的而对阅读PDB的人员数目加以限制。在我为总统做简报的那一年间，有好几次都是我要求在分发名单上加上某个人。布什总会严厉盘问为何此人需要知道相关内容，而这些人就是他的政府高级官员。他每一次都会对我说：“收到PDB的人越多，它的重要性就越低。”诚如其言。那正是PDB的基本特征。
麦康奈尔还要求我在过渡期间去芝加哥担任现场协调人，负责让当选总统尽快熟悉情报事务，如果麦凯恩当选的话就是去凤凰城。麦康奈尔选择了两个高级分析员作为新当选总统的简报官，但他希望我也去旁听。与我为布什简报期间的情况相反，如今我来做画龙点睛的评论，而由他人来做详细汇报。
奥巴马竞选获胜后，麦康奈尔说他希望由他本人亲自为当选总统做前两次简报，即选举两天后的11月6日星期四和11月7日星期五。麦康奈尔要求我和两位简报官中的一位和他一起去，以便他向新任总统介绍我们。简报会于上午9点在设在FBI芝加哥现场办公室的一个机密会议室中举行。
当选总统在9点之前微笑着进入会议室，陪同的是他在大选期间处理国家安全问题的几位助理，以及预定要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人。这个团体包括丹尼斯·麦克多诺、马克·利珀特（Mark Lippert）以及吉姆·斯坦伯格（Jim Steinberg）等人。在互作介绍和祝贺当选之后，麦克多诺抱歉地说明，他接到的命令是只有奥巴马能听简报，其他人则不可以。当选总统则表示，他希望他的团队成员都在场。我很欣赏当选总统的表态。他的要求很有道理：他希望可以和自己的高级助理们讨论他读到和听到的内容会产生什么政策影响。但麦康奈尔坚持白宫的命令，尽管我认为：“现在该是变通的时候了，就让他们都在会议室吧，事后再请白宫方面原谅。现在可是为接下来的4~8年建立关系的时候。”
微笑和乐观的态度都不见了踪影，双方都不愿让步。奥巴马及其团队在附近的一间办公室里召开会议，当选总统最后回来说：“好吧，我今天先听简报，但从明天开始，你把它发给我就好了，我自己看，直到你同意我的人也在场为止。”情报界与新上司从一开始便关系紧张。
尽管麦康奈尔计划留在芝加哥过夜，还让我在那里待上几个星期来监督简报会，并在过渡期间促成其他的独立简报会，这一计划现在看来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当选总统在其团队缺席的情况下不愿接受任何现场简报。因此，麦康奈尔和我决定返回华盛顿，但把我们送到芝加哥的空军飞机已经返航，要到第二天才能再过来。
我们临时改变了主意。尽管麦康奈尔的警卫小组不希望如此，但他还是决定乘坐当天的商业航班返回华盛顿，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和纳税人的钱。麦康奈尔和我，以及他的两名警卫，匆匆通过奥黑尔机场的安检，在其他乘客登机前上了飞机。我们在飞机上遇到两个碰巧分配到飞往华盛顿国际机场航班的联邦空警。空警和麦康奈尔的警卫交谈了一会儿。空警问：“你们带武器了吗？”警卫回答：“带了。”空警继续问道：“好吧，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也带武器了，机长和副机长也都带了。”我当时想：“如果有人想劫持这架飞机，他们会吓一大跳的！”
几个星期以后，布什政府让步了，同意让奥巴马指定的几个助理出席简报会。我回到芝加哥与麦克多诺和利珀特协作，开始为当选总统及其团队协调有关反恐、反扩散、中东和平及地区热点问题等一系列内容广泛的简报会。我努力改善曾经像芝加哥之冬一样冷淡的关系，最终在风城 [1] 度过了一个月中最好的日子。
我发现总统在多次简报会上有些沉默寡言，很少提问。麦克多诺和利珀特却在他们的上司面前问了很多问题并分享了他们对于多项事务的看法。当选总统专心听着他们的发言。他们在自己上司面前自由自在，长篇大论，甚至还会主导谈话，这一点让我很吃惊。在我看来，这标志着奥巴马乐于倾听他人的看法，创造出一个欢迎下属发言的环境——我认为这对于任何决策者而言都是个极其重要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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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组织的简报会中，12月9日那次是首次为当选总统介绍情报界最敏感行动（秘密行动）的会议，这些行动是总统通过使用总统调查令，以明确的书面形式授权CIA进行的。这些是美国政府最敏感和秘密的行动，任何新总统在宣誓就职前都必须听取有关它们的简报，因为这些行动是他的计划，他需要坦然面对。这样一来，引渡、羁押和审讯计划便首次摆在了新总统面前。
由于我当时已经回到华盛顿，无法参加会议了，该简报会由我的上司迈克尔·海登主持。作为日常工作事项的一部分，海登就强化审讯手段向当选总统及其团队进行了第一次深入简报。海登希望这次会议可以打消当选总统对该计划的敌意，他解释说对于这些手段有很多误报。海登强调说通过该计划获得了很多重要情报，并重点说明只有6种强化的手段可资使用；他还强调，那些依然获准使用的手段就像最初的10种手段一样，被司法部认定不属酷刑。为了证明此言不虚，他在国家情报副总监戴维·谢德（David Shedd）身上演示了其中的一种手段——扇耳光。
几个月后，我从奥巴马的几个顶级助理那里听说，当选总统对于这次简报的反应与海登预想的大不相同。这次简报实际上让总统确信这些手段实属不当行为，坚定了他如何处理它们的看法。2009年1月22日，就在奥巴马总统就任的第二天，他就签署了一份总统令，禁止所有强化审讯手段的使用，并命令今后任何政府机构的审讯工作都要遵循《陆军战地手册》列明的规则。他还命令CIA关闭所有的羁押设施（这些设施在2006年就都已经腾空了），从此不再运作。总统对于引渡的态度则发生了彻底转变，尽管媒体大多没有注意到此事。他巧妙地认可了继续使用引渡的做法，称其为“短期移交”，但在此过程中他要求执行部门加强监督。
奥巴马在宣布引渡、羁押和审讯的新手段时明确表示，这么做并非回头针对布什总统的所作所为，而是要向前看。他希望大家忘记过去。实际上，在签署这份总统令前几天，他曾告诉乔治·斯蒂芬诺伯罗斯 [2] ，说他没有兴趣对布什时代的审讯计划进行广泛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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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很快证明，不回头看的做法纯属一厢情愿。奥巴马首先选择由约翰·布伦南担任CIA局长，他既是当选总统的情报界过渡团队的负责人，也曾在竞选过程中担任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问题顾问。但在2002年制订羁押和审讯计划时，布伦南是CIA的第四号人物，人权团体坚决反对他被提名。布伦南不希望总统陷入早期提名的争夺战中，便从考虑的人选中退出了。奥巴马改而将其带入白宫，成为他的反恐领导人，这个职位无须参议院的批准。
奥巴马随后提名利昂·帕内塔，在他成为新的CIA局长的任命听证会上，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自由派成员不停地向帕内塔提问，问他是否认为水刑属于酷刑。帕内塔说属于酷刑。那些参与了该计划，并由司法部确认水刑合法、不属酷刑的CIA人员对此很不高兴。帕内塔最终争取到了那些人的认可，但出师不利。
马后炮在2009年3月仍在继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通过投票，以14∶1的结果决定审查CIA已废止的羁押和审讯计划。委员会主席黛安娜·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和副主席基特·邦德（Kit Bond）在一份联合声明中称，审查的目的在于“塑造未来的羁押和审讯政策”。他们特别提及该审查将会包括对文件的仔细审核以及与CIA人员的面谈。范斯坦后来告诉我，激励她的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即CIA使用EIT是不道德的，CIA应该永不再犯，无论总统是谁。范斯坦说她希望委员会的报告将成为让该计划走向终结的致命一击。进行调查的时机也就在范斯坦于2009年1月当选该委员会主席之后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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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员范斯坦是我任职副局长期间很熟悉的人。她对很多问题的立场都很坚定。她维护国家安全的立场鲜明，承认情报工作在保卫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性，让我对她深怀敬意。参议院中几乎无人能在这些方面与其匹敌。她还充满了创意。在帕内塔初任局长期间，她开始了后来成为该委员会一系列“提神剂”的做法。在过去，委员会成员坐在讲台上而让局长或者我坐在证人席，如今则是我们都围坐在一张桌子旁。会议气氛变得不拘形式，谈话内容也更加丰富。范斯坦甚至带了咖啡和甜甜圈到会上来。这些会议如此成功地确保了委员会充分知情，以至该做法后来也被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广泛采纳。
国会监督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CIA是一个在民主制度下运行的秘密情报组织，让CIA的两个监督委员会（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及其在众议院的对等机构）满意并向美国人民表明CIA依法行事并高效运作，这一点至关重要。
我在CIA最高领导层团队工作的七年半时间里，亲眼见证了我们与这两个委员会的关系因种种原因而起起伏伏。我相信，CIA领导层和两个委员会的领导层对于维护关系正常运转都负有责任，但最终这个责任还是在CIA局长身上。
关系运转最好的时期是在利昂·帕内塔任上。帕内塔的办法是他、我以及领导人团队里的其他人（实际上是整个中情局）都应该对两个委员会完全开放，采取主动。当国会认为（无论准确与否）CIA试图隐瞒某事的时候，事情就会越来越糟。帕内塔还做了些有助于改善关系的小事情，例如，只是为了保持联系的电话问候，或是在局长的餐厅举办晚宴等，所有这些都带来了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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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帕内塔局长反对委员会关于CIA的羁押和审讯计划的研究，但还是给予了委员会空前的CIA文件访问权限。简言之，委员会可以得到几乎任何东西——数以百万计的文件。但帕内塔也要求委员会在CIA的地盘上审查文件——分析文章、情报报告、行动电报、电子邮件以及文件等。这些文件中有CIA一些最敏感的信息，包括有可能导致某人认出我们的信源的信息。如此，便开始了对这一计划的两党联立的国会审查。
几个月之后的2009年8月，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加入这场回顾过去的斗争。司法部职业责任办公室（OPR）刚刚向他呈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基于该办公室始于2008年的独立审查，严厉批评了司法部检察官的法律判断（这名检察官写了一份备忘录，授权CIA应用强化审讯手段），以及在备忘录上签字表示同意的检察官的法律判断。司法部职业责任办公室提议霍尔德采取措施，问责那些水平低下的检察官。此外，这份报告还建议他重启早期的司法部决定，重新起诉参照布什政府司法部的指令，CIA在该计划中有可能滥用授权的少数案件。
霍尔德把第一个建议指派给他的一个高级助理来做决定（司法部长最终决定，不采取针对检察官们的行动），但他接受了第二个建议。8月24日，霍尔德宣称他要启动初步调查分析，调查CIA在审讯被羁押者的过程中是否违反了联邦法律。这是把整个过程都诿过于CIA的另一记重拳，对于曾经把案子送到司法部审查过的CIA人员来说，简直是在他们的肚子上狠狠揍了一拳。这显然像是对同一行为的重复起诉，尽管它并不符合法律的定义。
霍尔德的决定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审查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司法部将会进行一项犯罪调查，帕内塔局长表明，他不会强迫当前的CIA员工参加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面谈。这是帕内塔的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但这意味着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很可能无法听到掌握第一手资料的CIA人员对该计划如何管理运作的看法，尽管委员会依然可以请员工自愿出席面谈，也可以如此对待前任官员，包括特尼特局长、戈斯局长和海登局长。但委员会在其工作结束前很久都没有要求前任及现任人员参与面谈，也没有在司法部调查结束后要求与员工对话。
委员会中的共和党少数派成员认为毫无面谈的调查无法做到彻底和公平，他们在12月底退出了审查团队。所有这些都未能劝阻多数派的行动，委员会的调查继续进行了下去。在这一刻，该研究不再是这个委员会的努力目标，如今它只是民主党多数派的目标而已。
事情的发展让人多少稍感安心，霍尔德让大家知道，没有人会因为符合上一届政府法律建议的行动而遭到起诉。他关心的是那些可能越权行事的人。霍尔德委任约翰·德拉姆（John Durham）为特别检察官。德拉姆了解这一事项，这是因为他曾接受布什政府的司法部任命，调查一桩涉及销毁CIA盘问“基地”组织高级特工录像带的事件。但如今他有权查阅大量的CIA记录——关于羁押审讯计划的每一份文件，并可以约谈每一个他想约谈的人。现在，关于那个不复存在的羁押审讯计划，竟然启动了两项独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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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带事件让我第一次发觉自己深陷EIT问题。第一次在现场应用EIT的时候，CIA人员认为录影存证是个好主意。大部分原因是为了自保。阿布·祖巴耶达赫被捕时身负重伤，如果他在抓捕过程中死了，我们的人员希望留有CIA没有在抓捕过程中杀死他的明确证据。但在祖巴耶达赫康复之后，录像依然继续了下去，CIA人员很快就认为录影存证不是个明智的计划，要求批准销毁这批录像带。反恐中心的人以及行动处的上司也倾向于销毁录像带，但CIA和白宫的律师们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包括CIA局长波特·戈斯和国家情报总监约翰·内格罗蓬特）说：“不要这么快。”这成为我们数年间备感沮丧和忧虑的根源。CAI反恐中心担心的是CIA人员的面孔出现在录像带中，一旦泄露或公布了录像带，这些人员的个人安全岌岌可危。另外，在此期间，阿布格莱布监狱的丑陋形象出现在新闻中。尽管伊拉克预备役军人的流氓行径与CIA人员得到充分授权在少数已知是恐怖分子的人身上使用审讯手段之间没有任何可比性，但如果CIA的影像公之于众，这种差别也就消失了。水刑无疑是残酷的，并且公布这些影像会对CIA产生毁灭性的后果，破坏美国在海外的声誉，并会损害服务于海外的美国人员的人身安全。
2005年11月8日，CIA行动部门——国家秘密行动处的领导何塞·罗德里格斯因相关部门缺乏行动而日益沮丧，他自作主张，下令销毁了这批录像带。CIA的两个律师告诉他，这样做并不存在法律障碍，他是否这样做只是个策略问题。因此，尽管戈斯和内格罗蓬特以及CIA的高级律师和白宫的高级律师都反对如此行事，罗德里格斯还是下了销毁令，随后通知了指挥系统。大约两年后，有关他所作所为的新闻被泄露给了《纽约时报》，后续的媒体和国会的批评风暴导致约翰·德拉姆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此事。在为期3年的调查结束后，德拉姆裁定他没有理由起诉罗德里格斯，因为后者告诉他自己是得到了法律授权才销毁录像带的。但德拉姆的结论是不存在这种法律授权，CIA的律师们做出了错误的法律判断。德拉姆建议CIA内部设置“问责委员会”，检查律师们在此事中的表现，并评估罗德里格斯的表现。
CIA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把第一个任务派给了CIA的总法律顾问，把第二个任务派给了他的副手，也就是我。具体而言，他要求我组织一批高级官员，成立问责委员会来评判罗德里格斯的行为。但鉴于罗德里格斯的资历，他在接受德拉姆长达3年的调查时所忍受的痛苦折磨，以及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我选择独自处理这件事。罗德里格斯同时还在接受另一项调查，这对他来说纯属意外，他本以为德拉姆的决定可以结束此事。我选择在附近的一个宾馆小酌时通知他此事。我向他解释了局长要求我做的事情，以及我决定如何处理。罗德里格斯告诉我说，他很感谢我处理此事的方式，并且彻底坦诚地回答了我关于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为何如此行事的全部问题。
在广泛地审查此事大约一个月后，2011年12月21日，我让罗德里格斯到我的办公室来听取我的决定。我告诉他，尽管我知道他相信自己下令销毁录像带是为CIA及其人员做出了贡献，但我认为他的行为是不恰当的。我告诉他，书面记录清楚表明，他知道自己的上司不同意销毁这批录像带，更不用说白宫的顾问了。“如果一个组织的成员无视其上司的意愿而自作主张，任何组织都无法运行下去。”我继续说道，“何塞，如果你手下的人做了他们明知你反对的事情，你也会无法忍受的。”我告诉他，考虑到这些问题，我决定发给他一封斥责信，以向广大员工传递指挥系统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号。他再次感谢了我处理此事的方式，但也向我表明，他仍然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必要和公正的，因而也是恰当的。我知道，他直到今日还是这样认为。（因为此事属内部人事问题，我事先征求了罗德里格斯的意见，他同意我把此事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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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调查中率先结束的是司法部的调查。2011年6月底，司法部长霍尔德宣布了约翰·德拉姆的初步调查结果。霍尔德公开表达了我已经在私下谈话中得知的情况，德拉姆检查了CIA与每一位被羁押者的每一次交流，审核了CIA人员是否曾使用了未经授权的审讯手段，如果使用了未经授权的审讯手段，那么这样的手段是否违反了反酷刑法规或其他适用的法规。
经过两年的调查，德拉姆确定只有两件事（两名被羁押者的死亡）需要进行完整的犯罪调查。公众熟知这些案件，但出于法律的原因，我没有获准在这里讨论。重要的是，德拉姆确定对其他审讯问题都不必展开犯罪调查。
在仅仅一年之后的2012年8月，德拉姆就得出了两个被羁押者死亡的调查结论，宣布两起案件均无须提出指控。但这并非意味着完全免除责任，因为不仅有两个人死亡，而且德拉姆告诉彼得雷乌斯局长和我，如果不是因为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他很可能会针对两起案件提出刑事指控（尽管司法部在数年前便知晓这两个人的死亡事件，但拒绝就两起案件提出起诉）。
接下来便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研究了——那主要还是一份民主党人士的报告。2012年深秋，委员会成员经过3年多的努力后宣称，他们完成了此项工作，并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长达6000多页的报告和一份500多页的“摘要与结论”。范斯坦主席希望在12月就这份报告进行表决，这个时机极为关键。尽管委员会中几乎所有的共和党人士都反对所采用的调查方式，因而反对报告本身，但来自缅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奥林匹娅·斯诺（Olympia Snowe）却支持这份报告，可是，数天之后她便要在当时的国会结束时退休了。因此，参议员范斯坦希望在斯诺仍在任时举行投票，以便使其对这份调查报告的支持在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属于“党派立场”的投票。
范斯坦行事从来不靠运气，她邀请了哈里·里德（Harry Reid）出席并向与会的委员发表演讲，里德作为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是该委员会的当然委员。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有人告诉我，里德告诉与会的参议员们，这份报告［他或者很多委员（如果有的话）还没有完整读过］是自20世纪70年代的派克委员会 [3] 报告以来最重要的情报监督报告。还有人告诉我，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不知道里德应邀出席之事，事后因自己没有受到同样的礼遇而大发雷霆。报告的投票结果是9票对6票通过了——除了斯诺之外，结果确实是严格按照党派划分的。
我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坐在办公室里阅读这份报告的摘要和结论。这份报告的调查范围以及针对CIA涉及“基地”组织被羁押者的活动的谴责力度都令人目瞪口呆。这份报告中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指控，包括：（1）羁押和审讯计划未能产生具有独特价值的情报（这一内容后来由该委员会人员修正为eiT未能产生有价值的情报）；（2）CIA所采用的手段经常超出司法部的授权；（3）CIA在这个计划的存续期间对这一计划管理不善；（4）CIA在该计划上系统性地误导了白宫、司法部、国会以及美国人民（也就是说，CIA撒谎了）。我记得自己当时在想：“即使这份报告里有一半的内容是真实的，那也太糟糕了。”这份报告非常引人注目——文采斐然，其判断看似有事实根据，并有大量的脚注。它不禁让我怀疑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因为这些指控听上去不像是在说我本人服务了30年，如今又在领导的CIA。我下决心在亲眼看到CIA对这份报告的评论之前，暂且推迟做出自己的评论。
我们的回应经过了深思熟虑。我当时担任代理局长，把我们最优秀的人员都调到了这个项目上——其中无人曾亲身参与该计划。我让我的幕僚长格雷格·塔贝尔在几周时间内放下本职工作，全面整理我们做出的所有回应，他是CIA在分析方面最有才华的人之一。格雷格把大张的纸钉在他办公室的墙上，试图记录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每一条结论和案例研究中的所有事实。
随着我们的人员前来陈述他们对这份报告的看法，我也开始获悉他们找到的补充更新内容——那可不是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研究报告作者们的恭维。他们发现，该委员会正确地指出，CIA在早期并未妥善管理这一计划，结果导致某些被羁押者受到虐待，其中一人死亡（但委员会没有说明的是，CIA的督察长很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并迅速修正了它）。他们还发现，该委员会得出的大部分结论是完全错的。结论认为，该委员会关于这一计划之效率的分析存在严重缺陷，CIA实际上获得了大量情报。
我相信，制作该委员会研究报告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极大地伤害了这个委员会、CIA以及我们的国家。在我看来，这些成员做出这份报告就是为了取悦他们的政治主子，他们写的起诉人摘要意在象征性地支持死刑。我认为他们对于那些材料一见钟情，似乎这些材料证实了他们希望看到什么，并把那些不符合他们说法的事实想方设法地敷衍过去。
参议员范斯坦也对这份报告中的很多缺陷负有重大责任。她在其成员众所周知的这份CIA计划的适当性方面表达了个人非常强烈的看法——这个举动无疑会让那些负责撰写报告的人难以保持客观的态度。这个错误就连CIA最初级的分析管理人员也绝不会犯。何况我们无数次告知参议员范斯坦这份报告存在严重错误——我本人也告诉过她好几次。在一次会议上，我向她简述了这份报告中的事实错误、逻辑错误以及情境错误（后一种情况是指提供的事实虽然准确，但缺失的其他事实是理解该问题所必需的）的具体例子。我还指出，那些例子只是冰山一角。我告诉她，这份报告中充斥着这样的错误。
事实错误。这份报告的“发现和结论”部分的第6页上写着：“2006年9月6日之前，CIA限制委员会除主席和副主席外的成员访问有关这一计划的信息……”不正确。CIA从未限制访问，限制访问的是白宫。此处还有一个情境错误，这份报告中没有一处声明，该委员会的某些领导人听取了简报，其中包括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帕特·罗伯茨（Pat Roberts）和HPSCI主席波特·戈斯，他们支持只限领导层了解该计划。他们也不希望各位成员听取简报。
逻辑错误。这份报告的第一个发现是：“CIA对强化审讯手段的使用并非获取情报或被羁押者合作的有效方法。”以下是支持该判断的第一个事实：“……在39名被羁押者中，已知7人被CIA使用了强化审讯手段，但他们在被CIA羁押期间没有提供一条情报。”嗯。这是不是说39人中有32个人提供了情报呢？这听起来像是说EIT很有效，而不是相反的结论。
情境错误。在辩称CIA曾阻碍国会监督该计划时，这份报告说：“2002年9月，这些手段获批并使用之后，CIA才就其强化审讯手段向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做了简报。”这是事实，并且听上去很糟糕。但这份报告适当地遗漏了其他一些为这个问题提供不同线索的有趣事实。报告并未提及2002年8月第一次在阿布·祖巴耶达赫身上使用EIT，当时国会正处于夏季休会期间。HPSCI的领导层在9月4日听取了简报，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领导层在9月27日也听取了简报。这很难说是对国会截留信息。
各种类型的错误遍布在这份报告的数千页内容中。其中的大多数错误，连一个聪明的高中生都不会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曾公开表示过这份报告瑕疵重重。以上便是原因。这份报告并不像参议员范斯坦所说的那样会名垂青史，这是像我这样在CIA服务33年的老兵前所未见的最糟糕的分析报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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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从未有哪个计划会产生如此激烈的争议和辩论。它是否合法？是否属于酷刑？是否有效？是否必要？是否属于正确的做法？鉴于这个计划是CIA对“9·11”事件以及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更多威胁的主要回应之一，我愿意讨论一下这个主题。
第一点是，我们实际上是在讨论两个不同的计划。一个是被羁押者计划，即CIA在世界各地建立了秘密监狱，关押有价值的被羁押者；另一个是使用强化审讯手段（严厉手段）来获取被羁押者不愿提供的信息。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因为可以在eiT告缺的情况下实行羁押计划。在一份报告中将两个计划合二为一就是在抹黑历史，两个计划都需要分别说明。
第二点是，情境必不可少。为了全面考虑这个计划，对于当时的关键决策者——布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莉扎·赖斯以及特尼特局长——每天所面临的情况的理解至关重要。
我在“空军一号”上的最后一次公务行为是就乔治·特尼特局长的下属刚刚送交给我的一份情报报告向布什总统做简报。尽管信息源的可靠性不明，但鉴于不到12个小时前所发生的情况，这个信息本身尽管惊人却可信。那份报告是我们密切合作的众多国外情报机构之一提供给我们的，报告显示“基地”组织准备了第二波袭击。每个人都想到了这种可能性，在报告中却是白纸黑字。总统非常仔细地阅读了这份报告，把它递还给我，只说了句：“谢谢你，迈克尔。”
由这份报告开始，在“9·11”事件后的几个月里，各种情报报告纷至沓来——不夸张地说有数千份之多，明确显示出“基地”组织会再次袭击美国本土。
其中的一些报告讨论的是“基地”组织可能会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甚至是简陋的核设备。这也很可信，因为这与“9·11”事件前关于该团体对此种武器很感兴趣的报告一致，也与“9·11”事件后关于本·拉登与巴基斯坦的核专家见面的报告一致，还与我们在如今可以进入的“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前训练营中所得知的情况相符。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他们对毒药和低级化学武器的实践研究，以及最令人担忧的炭疽杆菌的生产，那是一种致命的生物武器。只需少量的炭疽杆菌（区区一克而已）便可杀死一亿人。如果炭疽杆菌得以高效生产并传播，在地铁系统快速扩散的空气中释放少量炭疽杆菌便可杀死成千上万人。
在我致力打击“基地”组织的15年工作生涯中，那一次是持续时间最长的重大威胁报告。我们确信美国会再次遭受袭击。从特尼特位于原行政办公大楼的“市区”办公室走到白宫西翼的5分钟时间里，了解所有情报的特尼特和我一般会问彼此：“今天会不会再遭到袭击？”我认真考虑过纽约或华盛顿发生核爆炸的可能性，甚至还告诉妻子（我们当时住在杜勒斯机场附近，在华盛顿特区以西大约50公里），如果华盛顿遭受了这样的袭击，就开车带着孩子们一刻不停地往西走。那真是个超现实的场景。
这份报告在总体上给白宫带来了巨大压力，尤其是给CIA防止另一次袭击带来了巨大压力，2001年12月，理查德·里德企图击落从巴黎飞往迈阿密的一架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这又进一步加大了这种压力。最重要的是，我们片刻也不会忘记，区区十几个恐怖分子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便杀死了3000人。如今我们获悉，另一场这样的悲剧，甚至更糟糕的情况，或许即将来临。
就在威胁报告大量涌来的同时，我们于2002年3月捕获了“基地”组织的高级特工阿布·祖巴耶达赫。祖巴耶达赫对“基地”组织的人事和运作了如指掌。在标准审讯手段之下，祖巴耶达赫基本还算合作，但后来就变得傲慢而含糊其词，他显然隐瞒了信息——那些可能会挫败袭击、拯救生命的信息。
CIA反恐中心的职业情报官正是在这种情境中升任CIA的领导层，并推荐使用了一套严厉的审讯手段。简言之，他们走进局长办公室说：“如果我们不采用这些手段，美国人就会死。”这种说法绝非夸张，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认为。乔治·特尼特在被说服之后与白宫进行了一次相似的谈话，审讯计划就此问世。
这个计划使用了一套特别的手段——立正抓领、囚禁、控头技术、扇耳光、在狭窄空间里关禁闭、与昆虫同室、面墙站立、保持受压姿势、剥夺睡眠以及水刑，这些主意是从哪儿来的？两位心理学家（为CIA服务的承包商）帮助培训美国军人，一旦在战场上被捕，应如何忍耐残酷的审讯，他们在提供这样的培训时认识到，某些手段能够有效地使人服从回答问题。在发现最冷酷无情、执着于意识形态的“基地”组织特工拒不合作的情况下，这两位心理学家建议CIA使用这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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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的羁押计划（建造我们自己的监狱，即所谓的“黑牢”）出现得更早一些。我们和盟友抓获了一些人，并且认为他们知道未来的袭击计划，以及谋划袭击美国的其他组织高级领导人的下落。国防部拒绝接收他们，所以我们当时只有两个选择：把他们带回美国进入司法程序，或是把他们移交给原籍国。在两种情况下，我们都无法保证能够从他们那里获得情报。因此，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创建自己的羁押系统，我们可以在任何时间问他们任何我们想知道的问题，我们还可以持续监视他们，获得他们在与其他被羁押者谈话时可能透露的情报。监狱的地点是在东道国政府知晓与协作的情况下确定的，那些国家希望美国感激它们、提供一些财政支持，并对此保持沉默。我们可以满足前两个要求，但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能满足它们的第三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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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是羁押和审讯计划并不是像好莱坞电影所描述的那种劣迹斑斑的CIA行动。CIA提出了这个计划，但只有在白宫的明确批准之下才能实施。
在参议员范斯坦的工作人员完成了关于这个计划的报告之后，我和她进行了一次对话，当我和布伦南局长告诉她，布什总统知道这个计划时，她大吃一惊。参议院委员会花费了数千万美元和4年的时间完成调查之后，其领导人依然不清楚美国总统签字同意了这个计划。她的工作人员翻阅了数百万份文件，但不知何故，没有一个人想到去查看布什总统的备忘录，那份备忘录清楚地表明总统批准了羁押和审讯计划。
CIA还曾就这一计划向国会做了简报——最初只是情报委员会的领导层，后来是整个委员会。我们在国会做过大约40次单独的简报。领导层听取简报时（前后一共有8个不同的成员），并未对这一计划提出反对意见（其中一个成员希望查明白宫确实批准了这个计划）。要么是得到了批准，要么是在某些情况下，有人甚至担心CIA这么做并不足以从被羁押者那里获得情报。2004年年初，CIA临时停止了eiT的使用，因为CIA希望确保在法律有所变化时，该计划仍然合法（CIA这样做过好几次），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高级成员杰伊·洛克菲勒（Jay Rockefeller）参议员还曾批评CIA不愿承担风险。
我认为国会成员在当时之所以做出那样的反应，原因就是他们了解威胁的严重性。他们定期听取简报，他们感受到的来自“基地”组织的威胁，同布什政府感受到的一样猛烈。抓住KSM后，参议员洛克菲勒在CNN告诉沃尔夫·布利策 [4] 说：“我们要严加拷问他……我相信我们会对他非常非常强硬……他的确掌握情报。获得那些情报可以拯救美国人的生命。我们无法承受得不到那些情报的后果。”
而参议员范斯坦本人最初并不是听取这一计划简报的国会成员之一，她在2002年说：“如果不是为了‘9·11’事件……那就一切照常了，我对此毫无疑问。我认为，只有真正的袭击才会让我们有所警醒，意识到威胁是这般严重，我们必须干一些从来不愿意干的事来保护自己。”
第三点是这个计划的合法性。EIT是否合法？就像司法部职业责任办公室的审查所表明的，司法部的法律工作办公室（该部门因其向总统和所有执行机构提供法律建议而遭到指控）当时是否提出了正确的法律意见尚有讨论的余地。我们很难知道，如果当时此事上诉到最高法院，后者的决定会是怎样的。但要记住，在应用EIT的时候，司法部告诉CIA这是合法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这样，到此为止，包括水刑在内的这些手段在司法部看来并没有违反国内法或美国的条约义务。它们被认为不是酷刑。因此，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把当时CIA人员的行为称作施加“酷刑”是错误的，大大伤害了CIA的行动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