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司法部的法律判断并不只是一次性的决定。这种判断在多次法律意见中被反复巩固，在立法层面出现变化之后，这些法律意见中有很多被CIA援引，CIA的高层领导人也努力确保司法部和白宫认可CIA及其人员在法律范围内工作。
第四点有关效率。强化手段很有效率，我对此深信不疑。我为什么如此认为？因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以及CIA对其做出的回应，在作为副局长的最后几个月里，我十分详尽地研究了这个问题。我阅读了一个个专题研究，那些被羁押者在被施以EIT前只提供了有限而含糊的一般情报，而在被施以EIT之后就愿意合作了，提供了大量的具体情报。
“9·11”事件的主谋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就是最好的例子。KSM的行为与合作程度在强化审讯手段实施前后有着天壤之别。在应用EIT前，他负隅顽抗，不愿说话，而在实施EIT之后，他很合作，也愿意如实回答我们问他的几乎所有问题。
此次审讯的结果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情报宝库。KSM提供了他被捕前参与的一系列计划的信息。其中的一个阴谋是炸毁布鲁克林大桥 [5] 。KSM变得合作以后透露“基地”组织长期以来一直对炸毁美国各地的吊桥很感兴趣。他具体说明了“基地”组织培训其新成员炸毁这类桥梁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他说他已经命令从克什米尔移民到美国的入籍公民伊曼·法里斯（Iyman Faris）去炸毁布鲁克林大桥了。由于KSM提供了这一情报，法里斯遇上了FBI。他最终被捕、被指控，并因犯有恐怖主义罪而被定罪。他被判处20年徒刑，如今仍在服刑。
KSM还告诉了我们有关阿马尔·巴卢希（Ammar al-Baluchi）的情况，在他被捕前，阿马尔·巴卢希与他合谋进行了一系列的袭击。KSM被捕后，巴卢希负责主持了一次蓄谋已久的针对伦敦希思罗机场的袭击，以及在卡拉奇实施多次袭击。在巴基斯坦当局抓获他的时候，他再过几天就要完成袭击卡拉奇的准备工作了。我坚信，如果没有使用严厉的手段，KSM绝不会告诉我们这些计划。
随后便是本·拉登行动。第一个告诉我们有关阿布·艾哈迈德在阿伯塔巴德窝藏本·拉登这一消息的是被关押在另一个国家的恐怖分子。于是我们向自己关押的人询问有关阿布·艾哈迈德的情况，被施以EIT的被羁押者以及其他未被施以EIT的人都谈到了这个人。但我确信，采用EIT获得的情报使我们把阿布·艾哈迈德提升到我们针对本·拉登问题所追踪的领导人名单的首位。有关阿布·艾哈迈德的最具体的情报来自一个被施以EIT的被羁押者。正是KSM和阿布·法拉杰（Abu Faraj）对于阿布·艾哈迈德故作不知——他们在接受EIT后牢骚满腹以及在他们诚实回答数百个其他问题之后仍然如此，才让我们把阿布·艾哈迈德作为关注焦点。我们认为，他们在那么多其他事情上说了实话，却特意对阿布·艾哈迈德的情况说谎，说明这个人一定特别重要。
坦率地说，如果没有全面的羁押计划，我们就无法抓住本·拉登。羁押计划是抓捕本·拉登行动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并且，EIT使我们向“基地”组织的领导层投入了更多的资源。我不知道EIT是否不可或缺，但这些手段显然有助于我们在那个人身上投入极大精力，并最终带我们找到了本·拉登。
被羁押者（特别是KSM）除了吐露情报，让我们破坏了具体袭击计划并把“基地”组织的很多高级特工绳之以法外，还提供了有关这个组织本身的大量信息，这使得分析员更好地了解了“基地”组织，并向我们的行动人员提供了如何破坏该组织及其能力的线索。实际上，在2007年有关“基地”组织的《美国国家情报评估》中，有超过70%的人员情报是从被羁押者那里获取的。“9·11”事件委员会的报告中有将近一半的脚注表明，具体信息来自CIA的被羁押者。
第五点有关必要性。EIT尽管有效，但为了获取如此重要的情报是否必要？或者是否存在其他也许不太严苛的方法？尽管本计划的CIA前线人员认为EIT是完全必要的，但CIA反复表示关于这一点我们永远不能确定，在我任职代理局长期间也是如此。现在回过头看，我认为我们当时的克制是装模作样。没错，必要性当然是一件不可知的事情。但我认为这几乎可以算是一个全然无关的要点，因为必要性几乎总是不可知的，有关国家安全的艰难决策也是如此。“二战”期间在广岛和长崎引爆原子弹，迫使日本及时投降是否必要？我们永远无法确定。亚伯拉罕·林肯停止执行人身保护令，对于美国北方赢得南北战争是否必要？我们永远无法确定。和这些问题一样，历史学家关于EIT的必要性问题还要争论很长时间，他们也的确应该这样。
这就把我们引到了最后一点。既然这些手段合法、有效且至少被认为是必要的，那么它们是否正确呢？让另一个人遭受严厉的审讯手段是否道德？虽然司法部认为这些手段不属酷刑，但理性的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见仁见智。
参议院关于EIT的报告给阅读者留下的印象是布什政府中竟无一人曾经思考过这个难题。绝非如此，当然有人思考过。比方说，当时的CIA高级官员确实知道，总有一天自己会因为这些手段的冷酷无情而面对严厉指责，但他们认为，为了保卫国家，这些手段是非常必要的。而早在2003年年初的一次总统国家安全会议上，鉴于政府一直公开声明美国对待被羁押者一直是人道的，CIA的高级律师斯科特·穆勒（Scott Muller）就提出了人们能否接受EIT的问题。会后，穆勒写道：“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都表示了对这个问题的理解。CIA在过去和现在对于这些强化审讯手段的使用得到了再次肯定，没有以任何方式被质疑。”
就EIT而言，其道德问题有两个主要方面。无论他人有多邪恶，让他遭受严厉的审讯手段是否道德，尤其是由世界上代表着人类尊严和人权的国家来实施这些手段？与此同时，不这样做的道德又是什么？如果认为若不使用这些严厉的手段，你的决定很可能会导致美国人在本可阻止的恐怖袭击中丧生，其道德又是什么？这些难题复杂且令人极其不快。某些人让它们听起来非黑即白，其实不然。参议院的报告在任何方面都没有提到这个最难以解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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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是问我，如果我是决策者，或者当时担任CIA局长，我会怎么做。坦白说，我也不知道。而且我也不相信那些确凿无疑地声称自己会拒绝这么做的人。我认为，对那些当时没有身临其境的人来说，在面对和布什总统、康多莉扎·赖斯和乔治·特尼特所面对的同样事实时，做出决定是非常艰难的，因为那种情境太不同寻常了。我认为那些声称自己确切知道该做什么的人只是对自己不够诚实而已。
我辞去政府工作后不久，便接受了电视新闻节目《60分钟》（60 Minutes ）的采访，在那个节目里，我对于这一复杂问题的看法被浓缩成几句话。我在采访中说，EIT不是酷刑，但这些手段与美国人的价值观不符，因此，我认为不该那样做。这在电视上是常有的事，简单的原声摘要无法传达非常微妙的观点。
在那次访谈中，我提到了一个具体的手段——水刑。我指的不是整套的手段。我认为，人们应该对每一种手段进行单独的道德讨论，而布什政府正是这样做的。在CIA向白宫提交了一系列可能采用的手段之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告诉我们，其中的一种手段越过了白宫的道德底线，因而不能使用。当然，对于单个手段的道德判断也因人而异。
水刑给我个人带来了很多困扰。当我任职代理局长和副局长的时候，我决定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来区分是非曲直。只有当CIA行动内容泄露并被刊登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上，而我作为一个美国人会为CIA所采取的行动感到自豪时，我才会批准那个行动。有了这个简单而有决定性的判断标准后，我相信不那么严厉的手段才恰如其分。例如，我可以凭良心告诉美国人民，“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在审讯过程中心不在焉的时候，薅住他们的后脖领子，甚至长时间不许他们睡觉，这都是正确的做法。与此同时，我却怀疑自己能否凭良心告诉美国人民，给某人施水刑也是正确的做法。因此，对这些手段来说，我认为（不过我同样不敢言之凿凿）我会在一个不同的地方来画这道底线，并始终明白，即使大家都应用了同一条简单而具有决定性的判断标准，其划定这道底线的位置也可能不同。
但我有一个道德困境。基于在监督CIA对参议员报告做出的回应时，我对这个计划进行了审核，我相信，在所有残酷的手段中，水刑是两个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另一个是剥夺睡眠）。这就让情况变得更复杂了，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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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CIA以及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之间关于在该委员会的报告摘要中可以公布多少内容，才不致让国家安全处于危险境地这一问题经过了数月的争论，最终，报告在2014年12月9日公之于众了。
新闻报道和预测的一样不堪入目。大多数注意力都集中在对于某些秘密监狱活动的最生动的描述上。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的事实是，大多数虐待事件都出现在CIA人员逾越司法部授权的极少数案例中。所有这些案例，CIA早在10年前就向自己的督察长、司法部和国会报告了虐待的情况。司法部对每一次虐待事件都进行了调查——前后两次。参议院的报告给人的印象是，这类虐待非常普遍，在该计划实施的8年间经常发生，并且是由参议院的调查人员揭露出来的。所有这些印象都是错误的。
对我来说尤其麻烦的是，大多数新闻机构都不太注意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少数党的报告或CIA的报告，甚至完全不关心。这两份报告都抨击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多数党成员所写的内容，最重要的是报告中关于该计划执行效率的判断，以及CIA向其他执行机构和国会谈及该计划时的坦率程度。简言之，包括记者、评论员和社论撰写人在内的大多数媒体人士都把参议院的发现当作真相——没有任何质疑。这可不是第四阶级 [6] 最光辉的时刻。
此外，媒体对于参议院报告中没有讨论的两个关键问题兴趣阙如，即导致布什政府和CIA认为有必要使用严厉手段的情境，以及表明白宫、司法部和国会充分听取了相关简报的冗长系列文件。在该委员会发布报告的同时，CIA也发布了本机构与其他执行机构和国会之间关于EIT问题的互动情况，但被媒体完全忽视了。
CIA的很多资深退休人员，尤其是前局长迈克尔·海登、前副局长约翰·麦克劳林、前高级律师约翰·里佐（John Rizzo）以及秘密行动处前负责人何塞·罗德里格斯等人都活跃在媒体圈，力图澄清参议院人员为新闻界准备了数月的一篇文章（该委员会的成员实际上是在发布报告的前几天向记者们提供这份报告的，以便记者们在参议院召开关于此事的新闻发布会之后便可以发布他们自己的第一篇报道）。其他的前任官员在乔治·特尼特的领导下开设了一个访问量很高的网站，即CIASAVEDLiVES.com，把有关这个计划的重要文件都集中在一起，至今他们仍在这个网站上继续添加材料。
美国人民对于整件事情不屑一顾。在参议院报告公布以及媒体大肆宣传自己的发现的数天后进行的民意调查中，大多数美国人说，为了保护同胞的生命，他们支持使用严厉的审讯手段。在进行的一系列民意调查中，这个看法相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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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里达湾海岸上，夕阳西下。天近傍晚，我正在佛罗里达州的那不勒斯市参加一个海滩聚会，我的岳父岳母住在那里。这是我从CIA退休后过的第一个圣诞节。这也是我多年以来身边没有跟着警卫人员和通信人员团队的第一次家庭旅行。我完全不去想CIA、国家安全，或是我过去生活的任何方面。
我天生不喜欢聚会，因为我不喜欢招待会式的寒暄。但在那个特别的夜晚，我认识了一些相当有趣的人。聚会上的宾客之一是来自美国顶尖法学院的宪法学教授，他教了几十年的宪法。在得知我最近参加了奥巴马总统的情报和通信技术调查小组后，教授问了我很多问题。他尤其感兴趣的是国家安全局的电话元数据项目和我们小组对于这个项目的建议。
但我对他关于强化审讯手段的看法很感兴趣，因为关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报告长期争议不断，这件事也出现在新闻中。这是我就这个问题所进行的最有意思的一次谈话，教授告诉我，他认为某些手段确实不合法，司法部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还告诉我，他认为很多手段与美国对人格尊严的捍卫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相抵触。因此，他的结论是，他反对使用这些手段。随后便是关键的评价了，他说：“我强烈反对，也就是说，除非我是美国总统，并且某人走进我的办公室说这是防止有可能导致成千上万美国人死亡的大规模恐怖袭击的唯一方法。在那种情况下，如果决定的责任落在了我的肩上，我也会说试试这个方法吧。然后，我就会站出来把我的这个决定以及这样做的理由告诉美国人民，并且接受相应的后果。”
对我来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位法学教授所描述的正是林肯所经历过的关键时刻。在南北战争时期，林肯总统违反了前10项宪法修正案中的一系列条文，那是他深信不疑的原则，因为他认为，为了拯救国家，有必要这样做。必须强调的是，这些危险的决定不能由下级做出。在EIT这个例子中就不是这样。美国政府的执行部门和国会的最高级别官员都参与了决定——他们本来也应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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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EIT问题的讨论，一位英国高级官员最近告诉我发生在“二战”期间的一件事。1940年6月，英国皇家邮轮（rmS）“兰开斯特里亚”号从法国撤离英国军队和平民。一枚德国炸弹炸沉这艘船的时候，船上有6000~9000人，其中4000~7000人遇难。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首相下令向英国人民封锁这个消息，并把官方记录封存到2040年。显然，隐瞒如此大量的人员死亡事件绝非正确的做法——丘吉尔也知道这一点，但他觉得英国人民无法承受这样糟糕的消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决定向人民隐瞒真实情况。尽管使用EIT的决定是另一码事，但我理解那些决策者为什么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
[1] 风城（Windy City），芝加哥的别称。
[2] 乔治·斯蒂芬诺伯罗斯（George Stephanopoulos，1961— ），美国记者、政治家，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要职，现任美国晨间新闻节目《早安美国》的主持人。
[3] 派克委员会（Pike Committee）是20世纪70年代纽约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奥蒂斯·G.派克（Otis G.Pike，1921—2014）主持之下的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的俗称。
[4] 沃尔夫·布利策（Wolf Blitzer，1948— ），美国记者、电视新闻主持人。他从1990年起在CNN担任记者，是《战情室》（The Situation Room ）节目和日间节目《沃尔夫》（Wolf ）的主持人。
[5] 布鲁克林大桥（Brooklyn Bridge）位于纽约，横跨纽约东河，连接纽约市的曼哈顿与布鲁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