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A的一个雇员常去聊天室玩，他的网名是TheTrueHOOHA。以下便是2009年1月的一次聊天记录。
TheTrueHOOHA：真见鬼！
http：//www.nytimes.com/2009/01/11/washington/lliran.html？_r=1&hp（提到了《纽约时报》关于所谓的美国在伊朗行动的一篇文章。）
TheTrueHOOHA：《纽约时报》在搞什么鬼？
他们是想发动战争吗？
天哪！
他们就像维基解密一样。
User19：兄弟，他们只是在报道啊。
TheTrueHOOHA：可他们在报道机密的东西。
TheTrueHOOHA：此外，是哪个匿名消息来源告诉他们这些的？
TheTrueHOOHA：应该用枪打碎那些人的蛋蛋。
TheTrueHOOHA：我想知道的是，他们总共浪费了多少钱？
TheTrueHOOHA：这些就是搞砸了“我们可以监听奥萨马的手机”整件事情的人，也就是一次又一次窃听我们电话的人。感谢上帝，他们总算完蛋了。
User19：《纽约时报》吗？
TheTrueHOOHA：希望他们今年就破产。就是他们。
几分钟以后的一次谈话：
User19：报道政府的阴谋是不是违反了职业道德？
TheTrueHOOHA：违反了国家安全法，而不是职业道德。
User19：哦。国家安全。
TheTrueHOOHA：嗯，是的。
TheTrueHOOHA：那东西保密总是有原因的。
TheTrueHOOHA：不是因为“哎哟，我们希望我们的公民不会发现这个”。
TheTrueHOOHA：而是因为“如果伊朗知道我们在干什么，这玩意儿就没用了”。
TheTrueHOOHA是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网名。
***
在本书前言中，我解释了我任职副局长的最后数周都在忙于处理来自“基地”组织第一号分支机构（AQAP）的严重威胁，消息可靠。除此之外，我在那个岗位上的最后数周还做了另一件大事。2013年6月5日，英国《卫报》（The GuarDIAn ）发表一篇报道，声称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每天都在收集威瑞森 [1] 公司数百万用户的电话记录。这当然指的是如今解密了的电话元数据项目，其操作符合《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 ）的规定。
在这个项目中，电话公司根据一个笼统的法庭指令，向NSA提供打出和打进美国电话的以下信息：发起呼叫的电话号码、被叫号码、通话时间以及通话时长。电话公司不会向NSA提供呼叫者的身份或通话内容。这就像是分享除去人名信息之外的信封外侧的内容，而不分享信封里面的东西。
第二天，《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 ）也发表了一篇报道，说NSA在信息通过美国时，拦截了国外的个人电子邮件通信内容。这个项目符合《外国情报监视法案》（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第702条的规定，致力收集外国人之间路过美国的通信内容，这是由互联网的性质决定的。
4天之后，《卫报》透露其信息来源是一个名叫爱德华·斯诺登的年轻人。斯诺登通过《卫报》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声称他越来越关注NSA大规模监视美国本土与海外公众一事，他希望能就此事展开一场公开辩论，他还为了证明自己对此事的关心，利用他在NSA的工作之便取走了文件。斯诺登说，他已经在5月20日逃到了香港。
从2009年开始，斯诺登就是NSA的承包商，工作岗位是系统管理员。他最后的一份工作是在夏威夷的NSA办公楼里。尽管他在飞往香港时仍是NSA的承包商，但我们很快得知，斯诺登2006—2009年曾在CIA工作。在此之前，他以安全专家的身份服务于语言高级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of Language），这是马里兰大学与情报界的合伙企业。他在那里首次通过了安全调查。
在6月中旬的一次简报会上，布伦南局长和我表明，我们需要了解一些事情，越快越好。第一，斯诺登从NSA偷走的材料中是否有CIA的文件或情报？第二，他在CIA工作期间是否窃取过某些机密情报？第三，他是如何在CIA谋得工作的，2009年又是在怎样的情形下离开CIA成为NSA的承包商？第四，斯诺登是否为某家外国情报机构工作——无论其是否有意为之？
第一个问题，他在NSA期间是否窃取了CIA的某些情报。起初，澄清这个问题困难重重，令人抓狂。斯诺登事件的主要受害者NSA面对这起大规模的安全事件如此烦恼是可以理解的，因而起初拒绝让CIA人员参与他们的安全调查。直到我打电话给位于米德堡（Fort meade，NSA总部）的NSA副局长克里斯·英格利斯，才消除了这个障碍。英格利斯是一位出色的情报官，也是我的朋友，他立即明白了我的请求的重要性，简短地说：“我来处理。”CIA人员甫一获得许可就发现情况不妙。斯诺登这个机灵鬼虽然是个级别相对较低的计算机系统管理员，却找到了如何访问数百万文件的方法。我们还不太清楚他窃取了哪些文件，但潜在损失的范围不可估量。并且，随着CIA人员对斯诺登有权限访问的信息进行筛选，他们发现有风险的文件中不仅有NSA的秘密，也有CIA的。
关于斯诺登在CIA工作期间是否窃取了机密情报，我没有获准公开有关人员通报给我的答案，因为如果一旦泄露，便事关国家安全。
关于斯诺登在CIA工作的问题，我可以说得更多一些。令人惊异的是，2006年，这个高中退学、拥有普通高中同等学历证书并在美国军队预备役（他在那里并没有完成基础训练）待了不足5个月的人，却被CIA雇用为通信支持人员（TISO）——这是一个重要的岗位，保证了无论我们的人员身在地球的哪个角落，都可以安全地与彼此联络。斯诺登自学了计算机技术其他没有特长。当时，CIA仍处在“9·11”事件之后的大规模扩展期间，TISO是最需要人手的领域之一。这就是斯诺登被录用的原因。
斯诺登的入职申请、工作表现以及行为举止引起了CIA的注意，其中包括保密问题。斯诺登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问题真相大白、CIA对他采取行动之前便离开了这里。所以，这个CIA关注的人在CIA把自己的顾虑通知情报界其他机构之前便离开了CIA，加入了为情报界工作的承包商行列。他甚至还加了薪水，他先为戴尔公司工作，后来在为NSA提供服务的博思艾伦汉密尔顿公司任职。
关于我们面临的第四个大问题，即斯诺登是否可能与外国情报机构有牵连，我们得知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但我没有获准在这里跟诸位分享。我能说的是，斯诺登的第一站是香港，后来又去了俄罗斯。那些国家的情报机构无疑对斯诺登和他偷来的情报怀有极大的兴趣。中国人和俄罗斯都想要斯诺登偷来的数据，还有他掌握的情报界的信息。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中国和俄罗斯的情报人员无疑接触上了他，给了他数百万美元来换取他偷来的文件，用来解答他们希望了解关于NSA和CIA的一切问题。但我猜测，以斯诺登的思维模式和他对所有情报机构的明显厌恶之情，他会说：“不，谢谢。”我担心的是，斯诺登可能很不明智地把中国人，或者更有可能是俄罗斯人，引向了他的文件宝库。斯诺登觉得自己很聪明，但他在此前的工作岗位上从未能充分认识我们的对手俄罗斯和中国的强大能力，因而他缺乏足够的智慧认识到自己在何时以及如何被人利用了。
中国人和俄罗斯人显然对斯诺登向其提供机密情报的记者们更感兴趣。他们也无疑是中国人、俄罗斯人以及其他人的目标。这些记者还算遵守职业道德，拒绝发表他们获得的最敏感的情报。但不发表与保护机密情报免于落入情报机构之手是全然不同的两回事。他们对这类情报的保护程度尚且存疑。他们同样也不知道我们对手的能力。
***
在我任职副局长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我接到丹尼斯·麦克多诺打来的一个电话，他在2013年年初被提拔为总统的幕僚长。“总统想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斯诺登泄露事件引发的一些问题。他希望你能参加。”我答应考虑一下这个请求，并和我的一位导师讨论了此事，那是个情报界的老手。
“你疯了吗？”导师问道，“33年以来，你马上就要成为平民了。”他建议，我绝对不应该同意参加总统的委员会。“丹尼斯保证不会太麻烦的，”我对导师说。“对，他们总是那样说，”他指出，“他们需要有人做这个工作，迈克尔，作为你的朋友，我要告诉你的是，那个人可不必是你。”
我没有遵照导师的建议。最后，我认为不能拒绝总统和麦克多诺。考虑到斯诺登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了如此巨大的损害，我也不能拒绝。所以，甚至在我从政府退休以前，我就成了总统的情报和通信技术调查小组的一名成员，同组成员还有3位著名的法学教授——芝加哥大学的杰夫·斯通（Geof Stone）、哈佛大学的卡斯·森斯坦（Cass Sunstein）以及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彼得·斯怀尔（Peter Swire），小组中还有迪克·克拉克（Dick Clarke），他是政府前高级官员，在恐怖主义、网络安全和其他国家安全问题上拥有丰富的经验。
调查小组的办公室位于华盛顿特区K大街的一幢联邦政府办公楼里，我开始在那里钻研这个问题。让我感到吃惊的第一件事便是“斯诺登事件”有好几个起因，我将这一事件定义为斯诺登长期以来成功窃取大量情报，以及国内外对NSA工作的强烈负面反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一个起因就是NSA在搜集情报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政府机构如果未能胜任，通常会陷入麻烦，而这次NSA陷入麻烦，至少部分原因是它完成了本职工作，因为在某种程度上鼓舞斯诺登的正是NSA情报搜集能力的广度和深度。
我认为，“9·11”事件后的10年里，美国情报界的所有组成机构中没有一个比NSA更成功。CIA官员做出这样的声明非同小可，因为在情报组织之间多少存在着职业竞争。实际上，我还稍微有点儿懊恼，因为相对于CIA来说，NSA实在是战功赫赫。NSA搜集的重要情报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在总统和国家安全决策者每天面对的情报拼图中，最重要的一些碎片就是由该局（还有其他机构）搜集的。
值得一提的是，NSA获取如此大量情报的所有行动都得到了执行部门的批准，并且是在国会的监督之下进行的。某些行动甚至是在外国情报监视法庭（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的监督之下进行的，该法庭由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指派的联邦法官组成。此外，凡是没有经由国家情报总监（DNI）管理的严格要求过程所搜集的情报，NSA都没有散播到情报界其他机构和决策者那里。总之，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说，NSA的所作所为都不能说明它是个恶棍机构。与此相反，它所做之事都是DNI分派给它的，并且它完成得很出色。
斯诺登事件的另一个起因是，尽管NSA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仍然存在两个内部问题：一个是直接原因，另一个则间接赋予了斯诺登窃取如此大量情报的能力。第一个问题是，NSA（这个世界上能力最强、在窃取数码资料方面极其老练的情报组织）被小偷掏了个底朝天。人们本来以为，在世界上所有政府机构中，最不可能遭此大盗的便是NSA了，但结果证明NSA竟然如此脆弱。
在其位于夏威夷的工作地点，也就是斯诺登每天上班的地方，NSA的计算机网络缺乏稽查功能，否则斯诺登的偷窃行为绝不可能成功。就像个人信用卡的稽查功能一样，当人们以非正常类型和数据量的模式访问数据时，该稽查功能便会发出警报。客观地说，NSA在米德堡的总部配备了安全措施，但其网络的外部区域（像夏威夷这样的地方）相当脆弱，那里甚至还没有安装最新的网络安全设备。NSA设施的安全更新在何时进行只是时间问题，夏威夷在那个名单上的排名很靠后。
第二个内部问题是，NSA是一个以保密性著称的组织，其内部人员之间却有着惊人的透明度。NSA的文化是个人可以自由讨论他们正在从事的事务。NSA有自设的维基网站，其雇员可以张贴自己项目的信息，包括他们与CIA人员合作的项目，其他同事也都可以看到。他们的想法是传播知识并从他人的成功中学习经验，但考虑到永远有意在窃取机密的内部人员，这就产生了巨大的安全漏洞。斯诺登利用了这个漏洞，在这些维基词条中窃取了很多情报。情报界的通常态度是，情报只应在有正当的知晓需求的人中间分享，这种内部的开放性不啻是一种离经叛道。
斯诺登事件的最后一个起因便是某些媒体未能准确描述他们在斯诺登文件中看到的东西。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直奔最阴暗的角落而去，而这产生了政治影响。这是草率的报道。6月6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头条新闻标题是“监视你的电话”，这篇报道中有如下语句：“当你打电话给身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奶奶时，NSA知道你干了什么。”福克斯新闻说：“NSA了解你打电话的习惯。”微软全国广播公司节目（MSNBC）说NSA在“审查你的电话”。美联社说：“政府知道你打电话给谁。每一天。每一个电话。”最早报道的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写道：“你能接受一个了解你一切行为的政府吗？”
所有这些都是一派胡言，但应该原谅那些不明真相的普通公民。这样的报道会造成这样一个印象，即NSA在美国进行的监视比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媒体报道给人们造成的印象是NSA在监听电话、阅读电子邮件——这两件事它都没有干过。民意调查表明，这些不准确的感觉在决定接下来进行的政治辩论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我在K大街的办公室继续研究时发现，第二件让我吃惊的事情是，我们处理的基本问题就是在几个阵地上失去了信任：相当比例的美国人对其政府失去了信任，我们的一些盟友对美国失去了信任，海外的客户对很多美国公司失去了信任，这些客户如今关心的是NSA与这些公司存在秘密交易，在他们的软硬件上设置了“后门”，危及了他们的产品。
应该声明，我对于失信于盟友的担心程度远逊于其他两个问题。政府通常会按照自己的利益运作，我相信友邦的公民会克服暂时的受辱感，他们的政府也足够务实，知道自己也在搜集盟友和敌人的情报。间谍是世上第二古老的职业，我们的大多数盟友在美国建国很久之前便从事此业了。表达一点儿不满对于国内的政治消费而言是必要的——但这绝非主要障碍。自我在CIA工作以来，我从没有注意到一个单纯的间谍丑闻会长时间影响双边关系，并且我确信斯诺登所披露的事情也是如此。
调查小组提出了46条建议。鉴于大众对于斯诺登泄露事件的强烈反应，我开始确信，如果国家准备开始为恢复大众对政府的支持迈出第一步，我们小组就必须提出一系列强有力的建议。如果我们在大规模抛售情报机密前对NSA项目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我会赞成对NSA的工作方式做出一些改变。但鉴于大众的强烈抗议，如今温和的措施根本不可能奏效了。如果我们希望重新获得已经失去的支持，就必须提出一些强烈的建议。
两条建议引起了我的注意，它们比余下的都重要得多，并且我相信，无论是否发生了斯诺登事件，我们都应该提出这些建议。第一条是小组对于215电话元数据项目的建议：政府不再拥有这些数据，并且在每次查询这些数据前必须得到法庭的许可令，这种做法与当时NSA拥有这些数据并可在一个宽泛的法庭许可令之下从中获取信息的情况正好相反。我认为，这条建议以及总统对它的批准，对于赢回美国人民的信任和让这个项目得以继续下去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没有赢回信任，我担心国会将会取消整个项目——这在本质上等同于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而且这样做也合情合理。尽管NSA没有做过违法的事情，并在215项目中承诺不滥用权力，但小组的法学教授们，特别是杰夫·斯通，让我坚信政府手中的这种权力有滥用之虞，因此我们必须建议让未来的政府，甚至是政府中的流氓分子，更难越权的措施。
让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第二个建议是，把搜集何种情报以及如何搜集的决定权放在高级决策者手中，尤其是那些有着显著的政治、经济或外交政策风险的情报搜集。在很大程度上，过去NSA只是尽可能地搜集所有情报，而不必考虑它是否应该被搜集。的确，相关部门已经采取了某些监督措施，但这种监督不足以覆盖具有特殊风险的所有情报搜集工作，也鲜有涉及应怎样搜集情报的问题。当然，这种冒险活动的最佳例子就是针对盟友的高级领导层的间谍活动。只有着眼于利益与风险全局的高级决策者，才可以就搜集什么情报以及如何搜集做决定。归根结底，只有高级决策者才可以决定是否“应该”的问题。
还有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整套建议，这些建议的提出不是为了赢回信任，而是确保不会出现另一个斯诺登。这些建议没有任何媒体报道。在这一章中，我们推荐了两个根本性的改变：一是政府从每5年评估一次其雇员的安全风险改为持续进行，二是保密计算机网络须安装最先进的安全软件。结果证明，最安全的网络不在情报界，而在华尔街。这当然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毕竟华尔街所保护的东西非常重要——客户的钱。
但这一章还呼吁做出另一个改变，那是一个不太可能问世的彻底变革。我们的审查小组认为，最严密的安全措施不仅需要提供给情报界的员工和网络，还应该提供给能接触到机密的所有政府雇员，包括白宫和其他部门出于政治原因被任命者。毕竟，士兵切尔西·曼宁 [2] 在窃取情报并将其传给维基解密网站时，既非情报界雇员，也未在情报界的计算机网络上操作。为了保证不发生另一个斯诺登或曼宁事件，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必要的，并且这些措施也是继续保守机密所必不可少的。如果不做出我们建议的改变，恐怕此类事件还会再次发生。
我在起草建议时非常努力，力求加入适当的措辞，对情报工作做出合理的调节，尽管总体而言是加强了对情报工作的监督。我的同事们对此也很支持。毕竟，我们试图平衡的是赢回信任——促进隐私和公民自由，而不必破坏情报界完成其重要工作所需的能力。
令人惊讶的是，审查小组在其推荐的内容方面团结一致，几乎没有发生争论，也几乎没有出现戏剧场面。
最后，总统对审查小组的大部分建议都表示支持。他接受了70%的建议，包括我认为最重要的那两条；他同意研究一下其中15%的内容，又否决了另外15%的内容。他否决的内容与NSA的组织结构有关。尽管我没有不同意这些建议，但也并不把它们看作赢回信任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的建议中最终有多少被采纳，以及它们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恢复公众对NSA、情报界，以及对政府的信任，尚有待观察。
在这份报告公之于众后，我认为媒体大多曲解了这份报告的广度和我们关于215项目的主要建议。一些媒体将这些建议称为“情报界的彻底改革”，并说审查小组建议终止215项目。两种说法都不正确。
尽管我们提出了很多建议，但都不是彻底的变革。我们所建议的变化往往是建议增设检查和审核层，让某些类型的行动更加烦琐一些，而不是完全不可行。
215项目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看到了这个项目的真正价值，并向总统建议改变方法，而不是全盘推翻这个项目。我们建议，215项目的数据库应该脱离政府的控制，每次查询数据库都应该单独申请法院指令。
虽然我们没有集体讨论过，我还是认为这个数据库事实上应该包括美国的所有电话记录，还应该包括电子邮件。但现在的数据库尚未包含所有电话的元数据，也尚未包含所有电子邮件的元数据。它本该如此。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也门的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AQAP）向美国派遣了多个行动小组准备发动袭击，而情报界得知了这些计划并在215数据库中搜寻AQAP位于也门的电话号码，却一无所获，因为AQAP使用的电话系统没有包含在215项目数据库中。一旦袭击取得成功，这些事实公之于众后，想象一下美国大众的怒火吧。
***
我最后还有两个想法：一个有关斯诺登事件所造成的损失，另一个有关斯诺登其人。我认为斯诺登事件所揭露的机密信息给我们造成的损失之大将被载入史册。就是这样。毫无疑问，该事件造成的危害已经很严重了，并且还会继续扩大。斯诺登泄露215电话元数据项目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已经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和对事态的忧虑，此外，他还破坏了一个收集海外恐怖分子电子邮件信息的更加重要的项目，也就是前面提到的702项目。
泄密事件发生后的数周之内，全世界的恐怖主义组织就开始按照斯诺登透露的情况调整自己的行动了。通信源头枯竭，策略也发生了变化。恐怖分子转而采用更加安全的通信平台，他们使用了加密手段并避免采用电子通信手段。ISIS就是从斯诺登事件中学习改进的恐怖主义团体之一，他的所作所为对ISIS的崛起“功不可没”。总之，斯诺登让美国及其盟友更不安全了。这句话我可不是随便说说的：美国人很可能会因为爱德华·斯诺登的行为而死于恐怖分子之手。
斯诺登所造成的危害并不限于恐怖分子调整其策略。外国情报机构已着手研究他们目前从媒体上得到的大量情报数据，并制订出了如何阻碍美国搜集情报的方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伊朗的MOIS（即伊朗的CIA）这类机构有若干组聪明的年轻人整日研究新闻报道，致力制定对策。此外，我们知道外国情报机构会输出其总结的经验教训。俄罗斯和中国的这类机构会研究我们的策略，然后会向其他相对落后的外国情报机构提供如何挫败美国情报搜集工作的技巧。作为回报，他们会获得信息访问许可和影响力，而那只会增加我们的烦恼。
泄密事件中麻烦最大的要算是《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情报界《2013财政年度国会预算说明书（CBJB）》了，这是情报界所谓的“黑色预算”。这份说明书列出了我们优先处理的事项、我们认为自己在情报方面取得了哪些重大成功，以及哪里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对我们的敌人来说，得到这份资料就像是在美国国家橄榄球职业联赛（NFL）前得到了对手的战术图解集一样。我向大家保证，俄罗斯的对外情报局（SVR）愿意花数百万美元购买这份文件，他们现在连1.25美元的《华盛顿邮报》钱都免了，因为这份文件在网上是免费的。应该给予肯定的是，在DNI的要求之下，《华盛顿邮报》没有全文发布这份文件，以保护最敏感的秘密，但损失仍是巨大的。
这只是关于被披露的材料。我们不知道斯诺登及其媒体伙伴还掌握了什么其他文件可能会在未来某一时刻发布。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会有更多的内容被公布出来，从而造成更大的损失（在本书撰写期间，即斯诺登从美国脱身18个月之后的2015年年初，他所泄露的材料不断由媒体发布出来）。我们也不知道外国情报机构已经获得了斯诺登窃取的哪些情报，只是没有披露出来而已。
关于损失我还想再多说一句，那是关于早期的一个观点，说外国人已经对美国的产品失去了信任。缺乏信任的结果是，美国信息技术公司损失了数亿美元的海外销售额。人们如今因为担忧美国政府会用IT产品来收集情报，从而避免使用这些产品。这种信任最难恢复。2014年秋，苹果公司决定加密其产品上的全部数据，由此可见，就连苹果公司也不得不如此回应其丧失的信任。为了美国经济考虑，我们只能希望美国的公司会赢回信任。
斯诺登的动机是什么？我能肯定的是，他可不单单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的隐私和美国公民，乃至海外公民的自由。这就排除了他只是想告发我们的动机。他窃取并向记者透露的大量情报与隐私权无关。我们的情报界应该如何收集那些有可能触及美国公民隐私的情报，这一点可以进行合法性的讨论。但我建议，这些讨论应该在国会监督委员会面前进行。在数十万能够接触到机密情报的人中，谁都无权只是因为不喜欢某个具体项目而决定披露信息。如果斯诺登认为隐私权遭到了践踏，他有很多渠道可以让美国的国会民意代表了解到他的关切。如果他不信任国会监督者、部门监察员和总检察长会采取行动，只需把单纯讨论隐私问题的一两份文件放进棕色信封，寄给《华盛顿邮报》即可（顺便说一句，我可不是赞成这种举动）。与此相反，他备份了大概能装满一拖车的文件，掏空了一个文件仓库，其中绝大多数文件他都不可能读过，也理解不了多少。然后，他把这批文件发给了形形色色的国际新闻组织和其他人，上帝知道那都是什么人。
这么说来，如果他的主要动机不是保护隐私权和公民自由，那又会是什么呢？我不能确定，但我强烈怀疑他这么做完全是为了这个他最喜欢的主题——爱德华·J.斯诺登。斯诺登非常自我，这一点显而易见，他自我膨胀，甚至认为自己知道的比（来自不同党派的）两位总统、多届国会的情报委员会、两任政府的司法部，以及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任命的数十位《外国情报监视法案》的法官都要多。这纯属傲慢。
关于他为什么如此行事的问题，完整的答案需要他和反间谍人员以及第一流的心理学家坐下来谈几个月才能得出。但我的直觉是，斯诺登觉得自己在为CIA和NSA工作期间无人赏识和充分认识到他自以为是的才华，让他觉得自己怀才不遇。这是情报人员设法利用敌人来发掘情报的经典做派，如果发现某人为敌方工作，不妨说他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同、报酬和荣誉，而如果他背叛了自己的国家，我们就会给他这些。正是这样的心理导致奥尔德里奇·埃姆斯 [3] 和罗伯特·汉森 [4] 为敌人从事间谍工作。需要强调的是，我不是说斯诺登是在外国情报机构的鼓励下做出这些事情的，而只是说相同的心理动态可以激励某人单独行动，造成同样的损失。总之，我认为他是想沉重地打击不赏识其才华的机构，以此向全世界表现他有多聪明。
自2013年6月以来，他原本就已经膨胀的自我一定是以指数级加速膨胀了。媒体和国际组织把他捧上了天，他的感觉一定像坐着热气球一样飘飘然。从欧盟到各国政客，各种机构团体都在考虑提名他当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这无疑更让他觉得自己价值非凡。某些新闻组织授予他偶像的地位。我还记得一家媒体还就美国应该搜集哪些外国情报予以还击的问题求助于他。这种荒唐事简直让人震惊。这就像是跑到达拉斯牛仔队 [5] 的设备经理面前，问他球队星期日的比赛应该怎么打一样。
***
2013年6月21日，美国司法部起诉爱德华·斯诺登从事间谍活动。如果我能有机会和斯诺登对话，我只会问他一个问题，那就是：“爱德华，你对美国人民有着足够的信任，因而你认为他们可以也应该自行判断自由和安全之间的恰当平衡。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一点，那么你也必然相信，美国人对你的披露行为可以也应该做出判断。那么你为什么不回美国，在由你的同胞组成的陪审团面前接受审判呢？”
我知道有些读者会想：“你当然会说斯诺登的坏话了，因为他暴露了情报界系统性的不当行为，你可是在那里工作33年了。”我的回答是，他披露的项目都是合法的，并且获得了美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的批准，而他造成的损失却是巨大的。作为一个曾经专门评估该损失的人，我可以告诉诸位，斯诺登所作所为的代价极大。如果他真的认为他的行为属于公民抗命，体面的做法是表明自己的立场，然后接受后果。
***
在整个事件中，我最担心的是NSA的工作人员。媒体和某些政客把他们效力的组织妖魔化，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把NSA的官员妖魔化了。他们不该受到这样的待遇。他们每天上班，拿工资；他们长时间工作，得不到公众的赞扬；他们执行任务保家卫国，拯救生命，这毫不夸张。他们才华横溢，专业又敬业。
NSA及其工作人员在搜集情报方面无可指摘。NSA从未在未经执行部门批准和国会情报委员会或法庭的监督之下执行过任何项目。NSA从来没有违反法律，也绝不会滥用215项目授予它的权力。总之，NSA及其人员是奉命行事。
NSA官员是爱国者，而爱德华·斯诺登是个叛徒。
[1] 威瑞森（Verizon），目前美国最大的无线通信服务供应商。
[2] 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1987— ），本名布拉德利·爱德华·曼宁（Bradley Edward Manning），曾为美国陆军上等兵，2010年因涉嫌将美国政府的机密文件外泄给维基解密网站而遭逮捕。
[3] 奥尔德里奇·埃姆斯（Aldrich Ames，1941— ），美国CIA前官员，情报分析员，因向苏联和俄罗斯出售美国情报，于1994年2月被捕。
[4] 罗伯特·汉森（Robert Hanssen，1944— ），美国FBI前特工，1979—2001年为苏联情报机构做间谍反美。
[5] 达拉斯牛仔队（Dallas Cowboys），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在得克萨斯州阿灵顿市的一支球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