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1日上午，纽约市消防局的米哈尔·贾奇（Mychal Judge）神父得知一架飞机刚刚撞上了世贸中心大楼。他把方济会的修道服换成牧师的制服，带上消防头盔，加入勇敢者组成的队伍，匆匆赶向双塔。到达现场后，纽约市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发现了他。米哈尔神父带着一贯的露齿微笑看着市长说：“我总是这样的。”片刻之后，当米哈尔神父径直冲进危险地带去增援他的消防员时，南塔崩塌掉下来的残骸把他击倒了。当消防员和现场急救员把米哈尔神父虚弱无力的身体抬出瓦砾堆时，一位摄影师捕捉到了这一刻。米哈尔神父是现场搜救出来的第一个受害人，也是纽约市官方记录的第一个恐怖袭击遇难者。
几乎就在米哈尔神父倒下的同时，五角大楼海军作战中心的年轻军官凯文·谢弗（Kevin Shaeffer）正在追踪纽约恐怖袭击事件。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美国航空公司77号班机撞穿了这座大楼，他的办公室因爆炸而烧成一个橙色的火球。在撞击的那一刻，凯文被撞到房间的另一端。后来他得知，他的29位同事全部都在那一刻殉职了。高温熔化了他的胸牌，但或许多少有点儿预示的是，他制服上的绶带毫发无损。凯文还记得他参加过的紧急情况训练，捂灭了吞噬他的衣服和头发的火焰。凯文呼吸着航空燃油和浓重的黑烟，爬过管道中涌出的水流，爬过电线，爬向他在残骸中瞥见的蓝天。他大声呼救，起初却无人应答。
附近的陆军上士史蒂夫·沃克曼（Steve Workman）听到爆炸声后冲向了烈火中的作战中心。他发现了凯文，立即意识到他伤势严重。史蒂夫立即帮助凯文脱离险境，并抬高其双腿以免他休克。在史蒂夫的协助下，凯文上了赶来现场的第一批急救车中的一辆，并在史蒂夫的陪同下去了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途中，史蒂夫询问凯文一切可以让他保持清醒的事情，包括生活、家庭和嗜好等。医院里最出色的创伤医生判断凯文的生存机会有50%。他身体的烧伤面积达50%，是Ⅲ度烧伤，呼吸极其困难。在接下来的数周，凯文与感染、肺内积液以及伤痛进行了艰苦搏斗。10月初，凯文在手术期间心脏停搏了两次，但每一次都抢救了回来。数月以后，经过17次手术和无数个小时的痛苦理疗，凯文终于康复。他是“9·11”事件的伤者中最后一批走出医院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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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讲这些故事？因为它们强调了两个极其重要的要点：第一，这个世界非常危险；第二，需要英雄来保护我们远离那些危险——美国外交官、情报人员、军人以及联邦执法人员，更不用提地方警官和消防员了。而在我看来，毫无疑问，由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存在，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危险，很遗憾，我们也会愈加需要英雄，也就是像米哈尔神父、凯文和史蒂夫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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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就在奥巴马总统考虑2014年后美国军队是否仍然应该驻扎在阿富汗时，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伦对国家反恐中心主任马特·奥尔森（Matt Olsen）和时任CIA代理局长的我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要求我们与总统进行一次有关国际恐怖分子（主要是“基地”组织）的谈话，谈谈其威胁在未来将如何发展，以便总统可以在更广阔的背景中思考阿富汗问题。这是一个极好的问题，为了准备会议，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与CIA最优秀、最聪明的国际恐怖主义专家讨论了两个小时。
和往常一样，房间里最聪明、最有见地的人是反恐中心主任罗杰（因为他从事秘密工作，我不能使用他的真名）。罗杰是我在CIA共事过的最努力、最专注的人，他负责管理这个中心已经有好几年了——比他的任何前任都长，并且成绩斐然。他在工作中很难相处，因为他把标准设得非常高，但要论保卫国家免受“基地”组织之害，没有人比他更出色了。在我的继任者接管工作之前5分钟，我最后的公务行为是打电话给罗杰，就为了告诉他，我认为他是我共事过的最有天赋的特工。他在电话的另一端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平静地说：“谢谢你。”
罗杰在那次准备会议期间提出了最有见地的想法，那晚回家后，我写下了准备告诉总统的话。2013年2月21日，我向总统陈述了CIA的想法。我谈到我们如何看待当时面临的极端主义威胁、“9·11”事件以来这种威胁是如何变化的，以及我们认为将来会怎样演变。此外，我还概述了我们海外伙伴的现状，这对于我们应对威胁至关重要。我谈话的主题（当时距撰写本书的时间已经快两年了，而且是在ISIS崛起之前很久）是与宗教激进主义的战争远未结束，会有好几代人被迫卷入这场战争。我告诉总统，我的儿孙辈这两代人还会继续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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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职业生涯的第20个年头，我受命担任乔治·W.布什的第一任简报官，其间我有几个月的时间都在提供不确定的简报，说“基地”组织将会在某地袭击我们。当然，那些简报会也包括2001年8月6日《本·拉登决定袭击美国》那份报告。职业生涯进入第30个年头后，我又受命担任CIA副局长，成为巴拉克·奥巴马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副职委员会成员。我以这样的身份在随后的三年半里就“基地”组织、我们与其斗争所取得的成功，及其仍将对我们构成的诸多威胁等内容，向总统做了很多次简报。其中包括2013年2月21日汤姆·多尼伦要求做的那次简报。
在本章中，我想给大家（本书的读者）做一次有关我们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的简报，我会像对美国总统汇报那样，只不过这里谈论的是公开的情报。关键问题是当今面临的威胁是什么、它会如何发展，以及美国应该怎样应对。因为CIA并不提供政策建议，最后的那个问题并非情报官员通常会向总统简报的内容，但鉴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在本书中会提出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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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开始，我们先来看看两个纲领性的要点。首先，受奥萨马·本·拉登的意识形态启发的极端主义分子认为自己和美国开战了，他们想要袭击我们，并且这两个事实在短期内都不会改变。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这一点，不管上一次本土遇袭已经过去了多久。
其次，在“9·11”事件后与恐怖主义分子的斗争中，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极端主义分子也是如此。我们的伟大胜利是“基地”组织的核心领导层受到沉重的打击，几乎被推翻，这个组织目前仍活跃于巴基斯坦的部落地区，他们对2001年9月发生的恐怖事件负有责任。打击如此严重，以至巴基斯坦“基地”组织的实力不足以再次发动“9·11”式的恐怖袭击了，也就是那种杀死数千人的多重并发式的复杂袭击。
“基地”组织的重大胜利使其意识形态和特权得以广泛传播，从如今的尼日利亚北部以北延伸至主要集中于马里北部的萨赫勒 [1] 地区，并从北非的摩洛哥延伸至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势力范围包括东非的某些部分，主要是索马里，但肯尼亚也被其染指；横跨亚丁湾进入也门并向上延伸至伊拉克和叙利亚，还包括南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以及东南亚的部分地区。大约20个国家的国境线内存在着具有“圣战”意识形态的恐怖主义组织。
这种意识形态的传播源于本·拉登在东非、也门和美国（1998年大使馆爆炸事件、2000年“科尔”号爆炸事件以及“9·11”事件）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基地”组织的这些胜利在伊斯兰世界催生了本·拉登的大量拥趸，他成为楷模。“9·11”事件后逃亡南亚的本·拉登追随者反对西方干涉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正如本·拉登所愿）都极大地促进了意识形态的传播。“基地”组织这一旗号的传播得到极大的促进，或许是“阿拉伯之春”产生的结果，这为“基地”组织的运作提供了避风港，并为其提供了他们期待已久的新成员、资金和武器。
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因为在可用资源日渐减少之时，极大地扩展了美国的外交、情报和军事资源需求。无论是哪一届政府和哪一届国会，国务院从未获得在全球发挥作用所需的资源。情报界和美国军方在“9·11”事件后获得了大量资源，但这些预算在最近几年持续下降，未来很可能还会继续下滑。这些预算削减并非自动进行的，这是政府、国会和美国人民有意识的选择。
这两个“胜利”（好人的胜利和坏人的胜利）显著改变了威胁的局势。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变化：来自最初那个“基地”组织的威胁减少，但来自新兴组织的威胁明显增加；引人注目的大规模袭击的威胁减少，而小规模袭击的威胁迅速升温。这些变化正在发挥作用。国家情报总监吉姆·克拉珀在2015年7月告诉国会：“财务决算完成后，2014年将会成为自编制这类数据45年来对全球恐怖主义最为致命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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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从总体角度来说的威胁。单个恐怖主义组织构成的威胁又如何呢？这就是本次简报接下来要谈的问题。
ISIS。从ISIS谈起是个很好的开端，不仅因为其成长速度比我们记忆当中的任何恐怖主义组织都要快，还因为它对我们构成的诸多威胁，其范围之广正如我们所见。
ISIS起源于“基地”组织。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时候，“基地”组织经过估量，选择在那里与美国对抗。该组织在伊拉克成立，以阿布·穆萨布·扎卡维为头目，此人在“9·11”事件前曾在阿富汗接受过“基地”组织的训练，并于战前在伊拉克北部领导了一个伊斯兰激进主义组织。他和本·拉登的关系时好时坏：他不喜欢巴基斯坦方面指挥他，但又完全认同本·拉登的意识形态。另外，还有许多竞相奔赴伊拉克加入对抗西方的“圣战”的外籍人士，这也让他获益良多。
扎卡维的组织名为伊拉克“基地”组织（AQI），奉行的是不止袭击联军和伊拉克政府，也袭击什叶派的邪恶战略。其目的是发动内战，极力破坏伊拉克的稳定，大大提高我们的工作难度。令人遗憾的是，伊拉克联军临时政府（美国在入侵伊拉克后组建的执政实体）做出的两个决定帮了AQI的忙。这些命令在战斗结束后的几个星期便发出了。其决定导致伊拉克军队和国家安全机构崩溃，即伊拉克政府内部职位不得由萨达姆的复兴党成员担任，以及与复兴党有密切联系的所有组织均须立即解散。伊拉克逊尼派叛乱分子、什叶派武装，以及AQI填补了这些空缺。
美国及其盟友和伊拉克人经过多年的努力，大体控制了伊拉克的局势，尤其是摧毁了AQI。到2009年1月布什政府执政末期，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AQI摇摇欲坠。这一胜利一直持续到2011年年底，当时美国最后一批军队撤出了伊拉克。然而，AQI很快就从军事真空中获益，其中一个原因是该组织面对的军事和情报压力减轻了，另一个原因则是总理努里·马利基（Nouri al-Maliki）一看到美军撤离伊拉克，就壮起胆子朝独裁方向大步前进，事事都在疏远和削弱逊尼派。温和的逊尼派开始转而支持AQI。
介入叙利亚的事务也让AQI得到了好处（AQI就是在参加叙利亚的战斗时改名为ISIS的）。ISIS把叙利亚和外国战士纳入自己的行列，建立了自己的武器和资金供应链，在与阿萨德政权的斗争中积累了大量战场经验。这一点，再加上伊拉克的治安真空和马利基疏远逊尼派，导致ISIS日益壮大，最终在2014年春夏成功奇袭伊拉克西部，占领大量领土。ISIS如今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控制的领土面积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任何一个恐怖组织都大。
值得一提的是，ISIS并不是第一个夺取并占据领土的极端主义组织。索马里的青年党（al-Shabab）在多年前便是这样做的，至今仍然占领着那里的土地，2012年，伊斯兰马格里布地区的“基地”组织在马里也是这样，而也门的“基地”组织也在大约同样的时间做了同样的事情。我充分相信极端主义组织在今后的岁月里也会试图夺取领土，有时会成功夺取，但没有哪个组织像ISIS那样如此迅速地占领了这么多领土。
尽管“基地”组织和ISIS的领导层之间存在着很深的隔阂，但值得一提的是，ISIS实际上就是“基地”组织。ISIS和本·拉登的共同目标是建立一个“全球哈里发国”，将西方及其在中东的盟友视为主要的敌人，并把暴力看成是达成目标的最有效手段。ISIS之所以不是“基地”组织的正式组成部分，唯一的原因就是这个组织不想服从扎瓦希里的领导。这是个“谁该发号施令”的问题，而不是愿景不同的问题。
ISIS对美国构成了4个重大威胁。第一，ISIS威胁到了整个中东地区的稳定。ISIS威胁到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领土完整，两个国家或其中之一的崩溃会势如破竹地殃及整个地区，随之扩散的便是教派和宗教纷争、人道主义危机，以及国境线的暴力重划，发生这一切的地区始终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息息相关。
第二，ISIS在战场上的成功及其堪比麦迪逊大道 [2] 水准的互联网说教，吸引了容易受到诱惑的年轻男女前往叙利亚加入ISIS。截至本书撰写之时，至少两万名外籍人士从大约90个国家涌入叙利亚和伊拉克参战，规模超过了10年前在伊拉克作战的士兵数量。如今，叙利亚的外籍战士比20世纪80年代把苏联赶出阿富汗的外籍战士更多。这些外籍人士的战斗经验越来越丰富，为了完成ISIS的事业，他们也日益激进。
这些战士中有一个特殊群体令人担忧。在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圣战”崇拜者中，有3500~5000人来自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他们都可以轻松出入美国。
需要担心的是两种可能性，这些武装分子离开中东地区，要么自行实施袭击，要么就是在ISIS的领导下发动袭击。前一种袭击已经在欧洲发生了，但尚未出现在美国（但一定会出现的）。2014年春，法国年轻人迈赫迪·内穆什（Mehdi Nemmouche）参加叙利亚内战之后返回欧洲，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犹太人博物馆射杀了三个人。
后一种袭击，即ISIS指导下的袭击，目前尚未发生，但也一定会发生。如今，这样的袭击相对简单（规模较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ISIS实施复杂袭击的能力会日益加强。这正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长期安全港给ISIS带来的好处，该组织也正在为此进行筹划。他们已经宣布意在袭击美国——就像本·拉登在“9·11”事件前一年所做的一样。
第三，ISIS正在全球其他极端主义组织中建立其支持者队伍，同样，其速度也远胜“基地”组织。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埃及和阿富汗，还有更多的地区也紧随其后。ISIS让这些组织变得比此前更加危险，因为他们会越来越多地以ISIS的敌人（包括我们）为目标，他们的表现也会比ISIS更加残忍。前一种情况我们在2015年年初已经见识过了，一个与ISIS有关联的利比亚组织杀死了一名美国人，他们袭击了的黎波里的一家饭店，那里有外交官和国际商人频繁出入。仅仅在数周之后，我们又见识了第二种情况，另一个与ISIS有关联的利比亚组织将21个埃及科普特基督徒 [3] 斩首。
第四，ISIS的信息刺激了全球从未去过叙利亚或伊拉克的青年男女，他们希望实施袭击以证明其与ISIS团结一致。美国已经发生了这种受ISIS启发的袭击——一个同情ISIS的人用斧头袭击了两名纽约警察。“基地”组织也曾在这里“鼓励”发动这类袭击：2009年年底，胡德堡枪击案 [4] 造成13人死亡；2013年春，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造成5人死亡，近300人受伤。
我们可以预期的是，美国将会发生更多的此类袭击。受到ISIS启发的个人发动的袭击活动在世界各地快速增多——自ISIS控制了如此广阔的领土以来大约已有10次。加拿大已经发生了两起这类袭击，包括2014年10月对国会大厦发动的袭击。还有一次袭击于2014年12月发生在澳大利亚的悉尼。还有很多此类袭击计划（在澳大利亚、西欧和美国）在恐怖分子实施前遭到了瓦解。
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AQAP）是也门的“基地”组织，该组织与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合作最为密切，它对美国本土造成的威胁甚至比ISIS还要大，至少目前如此。“基地”组织最近针对美国的三次袭击企图全是AQAP所为，即2009年圣诞节的自杀式炸弹袭击、2010年的打印机墨盒袭击计划，以及2012年的非金属炸弹计划。其中两个计划差点儿就为“基地”组织带来巨大的成功。坦率地说，如果明天AQAP击落了从伦敦飞往纽约，或者是从纽约飞往洛杉矶或者美国任何地方的班机，我一点儿也不会感到意外。
AQAP的一个高级领导人比其他人更加危险，那就是易卜拉欣·阿西里（Ibrahim al-Asiri），他出生于沙特，是AQAP的首席炸弹专家。阿西里是设计可以逃过安检的新型爆炸装置的幕后主谋。他聪明而富有创造力，正在培训AQAP新一代的炸弹专家。在过去几年里，他无疑已经培训了数十人。他很可能是当前最危险的恐怖分子了，他是一个邪恶无比的工艺大师。
他曾制作了一枚直肠炸弹，并找来他的弟弟阿卜杜拉，企图用这枚炸弹刺杀沙特阿拉伯最高级别的安全官员，时任内政大臣，如今已是王储的穆罕默德·本·纳伊夫（Muhammad bin Nayef）王子。阿卜杜拉伪装成一个悔改的恐怖分子，有一次为表现他悔过自新的诚意，他前去拜见穆罕默德王子，在会面过程中引爆了这个装置。阿卜杜拉点击手机上的一个按钮引爆了炸弹，此时两人正肩并肩地坐在地板的垫子上。阿卜杜拉当场死亡，整个房间里包括天花板在内，到处都是他的身体碎块，而穆罕默德王子坐的位置离他只有数英寸远，却幸存了下来，只受了一点儿轻伤而已。他甚至都没有在医院过夜。科学家就爆炸的物理学原理解释了穆罕默德王子得以幸存的原因，但王子不接受这一解释。王子认为真主为了一个目的而拯救了他，那就是继续保卫国家免受恐怖主义的戕害，尤其是AQAP这个与沙特阿拉伯王国位于同一个半岛的组织。我认为王子的推论令人信服。
阿西里的炸弹用途远非仅仅杀死自己的兄弟。阿西里是尼日利亚年轻人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勒穆塔拉卜（Umar Farouk Abdulmutallab）内衣炸弹案的主谋，那枚炸弹几乎炸毁了一架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底特律的班机。阿西里还造了一枚藏在打印机墨盒里的炸弹，一旦把这个墨盒放进打印机，就几乎无法被发现了。这枚炸弹的目标是击落一架或多架货机。传统的机场扫描查不出打印机墨盒，受过专业训练识别炸药的工作犬也找不到它。他还做过一件非金属的自杀式炸弹背心，也是用来炸毁班机的，并且他也试验过通过外科手术在人体内植入爆炸装置。
2015年1月，AQAP的能力在巴黎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两兄弟袭击了讽刺杂志《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 ）的办公室，因为这家媒体讽刺先知穆罕默德。此次袭击导致12人死亡，是一次有组织的袭击，充分展示了其计划、组织能力和精确度。两兄弟逃离现场，两天后在巴黎东北方向30公里外被发现，他们劫持了人质，在被包围9个小时后被警方击毙。在两兄弟被包围期间，还有第三个人因同情他们而实施了袭击活动，他在巴黎的一个犹太教洁食市场劫持并杀害了4名人质，最终也被警方击毙了。袭击《查理周刊》是法国自1961年以来最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该事件连续几天都是媒体重点报道的新闻。
两兄弟之一曾在2011年去过也门，在那里参加了AQAP举办的恐怖主义训练营。他见到了该组织的行动领导人、美国人安瓦尔·奥拉基（Anwar al-Awlaki），后者准备在美国和西欧发动袭击。在巴黎行动期间，两兄弟宣布他们忠诚于AQAP，AQAP随后称其指挥两兄弟袭击了《查理周刊》的办公室并资助了他们的行动。如果AQAP的声明是真的——我认为的确如此，这就是AQAP袭击西方获得的首次成功，也是自10年前的伦敦爆炸案以来，“基地”组织在西欧实施的规模最大的恐怖袭击。
那么如今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及其高级领导层对美国本土还构成威胁吗？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仍有能力对美国发动袭击，但只是些小规模的袭击，即单次致死人数不超过100人的袭击。我并非对这种袭击的严重程度不屑一顾，而是想说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已经不再有能力实施“9·11”事件式的袭击事件了。
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曾经两次具备那样的能力——“9·11”事件之前那段时间以及2006—2010年。美国准军事和军事干预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决定与CIA合作打击“基地”组织时，首次削弱了它的能力。2008年8月，布什总统开始采取激进的反恐行动，奥巴马总统也延续了这一政策，再次削弱了它的能力。
但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只是当前不具备这种能力，这不能说明它的能力日后不会恢复。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实际上，按照阿富汗的发展趋势，这很有可能发生。如果美国将军事力量撤出阿富汗，对阿富汗来说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政府控制喀布尔和大多数城市，而塔利班则会控制阿富汗南部和东部的大片领土。（最坏的结果是塔利班在美国军队撤离后的18个月内便会叩响喀布尔的大门。）如果那时“基地”组织仍未垮台的话，他们在巴基斯坦联邦直辖部落地区（FATA）的领导层会在塔利班那里找到安全港。某些成员会留在巴基斯坦，但很多人会穿越国境线回到阿富汗。此外，如果美国不能或选择不与那里的“基地”组织作战，这个组织就会东山再起，最终会再次对美国本土构成“9·11”事件式的威胁。如果这一切发生了，就意味着我们过去14年来（这是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的战争）在阿富汗的一切努力终成泡影。那会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和也门一样，南亚也有一个我最担心的恐怖分子——法鲁克·卡坦尼（Farouq al-Qahtani）。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领导层把卡坦尼派到阿富汗作为后备力量，以便“基地”组织丢掉了巴基斯坦的避难所后可以在那里重新集结。卡坦尼带着自己的人马去了历史上最不适于居住的地方——阿富汗的库纳尔省和努尔斯坦省，那里山峰陡峭，河谷狭窄，行军极其困难。卡坦尼在那里的塔利班和当地居民中发展了自己的拥趸，随着越来越多的行动人员加入，他的“基地”组织分支机构日益壮大。
出生于卡塔尔的卡坦尼是美国反恐专家最糟糕的噩梦。他很聪明，作战老练，还是个富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他是极少数有可能取代本·拉登的“基地”组织领导人之一。与当前的“基地”组织领导人艾曼·扎瓦希里相比，我倒是更担心卡坦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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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本·拉登死亡6周后，扎瓦希里成为“基地”组织的新任首脑。扎瓦希里于1951年5月出生在埃及的一个显赫家庭。他父亲的叔叔拉比耶·扎瓦希里（Rabi’a al-Zawahiri）是开罗艾资哈尔大学的大阿訇，他的外祖父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曾经担任开罗大学的校长，并在利雅得创建了沙特国王大学。在少年时代，扎瓦希里便开始了与伊斯兰激进主义长达一生的联系，甚至曾与一些同学讨论如何推翻纳赛尔 [5] 总统的统治。1980年，和其他受到意识形态激励的极端主义者一样，扎瓦希里在靠近阿富汗国境线的巴基斯坦城市白沙瓦遇到了年轻的奥萨马·本·拉登并与他建立了联系。1981年，从巴基斯坦回国后，扎瓦希里受人连累，被判入狱，据称是因为参与刺杀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若干年后，扎瓦希里出狱，成为“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EIJ）的新领袖，美国认为这个组织和“基地”组织一起参与了1998年的东非使馆爆炸案。仅仅两年以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和扎瓦希里的“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合并，结束了之前的合作关系，扎瓦希里成为该组织的二号人物。
扎瓦希里的个人领导魅力不如本·拉登，这可能是他在阿伯塔巴德搜捕发生6周后才被公开任命为“基地”组织新领袖的原因之一。自接任后，他主持了该组织的全球扩张工作，但这主要是地区性加盟行动的结果，而非因扎瓦希里的领导。2013年，扎瓦希里公开驱逐ISIS，取消其特权并剥夺它作为“基地”组织全球分支的地位，因为后者无视扎瓦希里禁止ISIS介入叙利亚的命令。扎瓦希里像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其他高级领导人一样高度重视团结，所以驱逐ISIS的举动可以解读为扎瓦希里的重要举措，但未能将ISIS纳入组织领导，也是他的一项重大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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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罗珊 [6] 组织 （The Khorasan Group）。ISIS并非叙利亚唯一的恐怖主义组织。那里反抗阿萨德总统的第一个“圣战”组织是“努斯拉阵线”（Jabhat al-Nusra，又译为“胜利阵线”）。ISIS是从以前的伊拉克“基地”组织发展而来的，而努斯拉则是脱胎于之前的一个叙利亚极端主义组织，在美国占领伊拉克期间，伊拉克“基地”组织崛起之时，该组织帮助外籍武装分子从叙利亚转移到伊拉克。和ISIS不同，努斯拉完全属于巴基斯坦“基地”组织领导的阵营。努斯拉是“基地”组织的正式成员，接受扎瓦希里的领导。
在反抗阿萨德的斗争初期，扎瓦希里从巴基斯坦派遣了一支自己的特工队伍前往叙利亚。扎瓦希里派遣这支特工队伍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协助努斯拉与阿萨德作战，二是利用叙利亚作为行动基地袭击西方世界，包括对美国发动袭击。这支来自巴基斯坦的特工队伍叫作呼罗珊。像AQAP和AQSL一样，呼罗珊组织有能力对美国实施成功的袭击。并且像ISIS一样，努斯拉在叙利亚的安全港越多，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袭击西方的能力也就越强。
博科圣地组织 （Boko Haram）。最后，我担心的还有博科圣地组织。虽说该组织目前尚未关注美国本土或西欧，但未来有可能这样做。考虑到博科圣地组织实现其主张的野蛮手段（博科圣地组织每年大概会杀死1000个尼日利亚人，2014年，博科圣地组织绑架了200名尼日利亚女学生，因为该组织认为女孩不该念书）以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尼日利亚人为其行动带来的优势，如果它真的发动袭击，会造成极其令人担忧的后果。也就是说，博科圣地特工可以在尼日利亚的众多海外侨民之中藏身匿迹。
其他组织。 其他的“圣战”组织可以列一个长长的清单，主要集中在非洲——但同时也更为广泛，它们对美国的利益和盟友构成了区域性威胁。这些组织经常发动袭击，其中最著名的3次分别是：2012年9月对美国驻班加西临时特派机构发动的袭击、2013年9月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袭击事件（一些来自索马里青年党的恐怖分子袭击了一家高档购物中心，该组织与“基地”组织有关联），以及2013年1月阿尔及利亚因阿迈纳斯小镇袭击事件，来自马里的恐怖分子在阿尔及利亚东部一个由英国石油公司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合营的天然气工厂里劫持了人质。在这3次袭击中，恐怖分子杀害了逾100人，其中包括7名美国人。美国人在海外定居旅行的风险从未如此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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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部分“事件远未结束”的警告是本简报最重要的部分。“基地”组织如果在安全港待上一段时间，就会再次试图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基地”组织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都表现出了对获得核武器、放射装置、化学武器以及生物武器的兴趣。他们还会再次尝试。
近期叙利亚的温和逊尼派反对者获得了一台电脑，提醒我们“基地”组织极其渴望获得此类武器。这台电脑是ISIS在2014年1月与反对者交火后撤退过程中留下的。其中有35347个隐藏文件有关该组织的情报宝库，其中很多文件清楚地表明ISIS对于获得生物武器感兴趣。一份长达19页的文件阐述了如何制造生物武器，其中包括如何将病死的动物体内的腺鼠疫细菌制成武器，还有一份26页的文件基于宗教的理由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做了辩护。第一份文件声称：“生物武器的优势在于所费不多而人员伤亡巨大。”第二份文件提出：“如果无法以其他方式击败不信教的人，就可以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甚至把他们全部杀光，把他们及其后代从地球上一扫而尽也在所不惜。”尽管这批文件中有一些已经过时——可以追溯到本·拉登发动“9·11”恐怖袭击前的日子，但还是突显了极端主义分子染指世上最危险武器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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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到了简报的最后一部分，我将试着回答最难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恐怖主义，以及我们将如何结束这一威胁？
决策者以及美国民众必须接受的最重要的观念是，如果我们想保证本土和海外美国人的安全，就必须持续对“基地”组织施压。永远如此。这个观念必须成为我们的“基地”组织政策的基础，无论它搬迁到哪里。
但这并不等于美国需要成为对“基地”组织施压的唯一行动者。恰恰相反，如果其他国家在具备了必要的能力时能够带头施压，我们只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才采取行动，这样就再好不过了。这不仅不会为“基地”组织针对美国的意识形态宣传提供可乘之机，而且从长远来看，这也是最有可能得到美国人民支持的方案。
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首先，美国情报界和军方必须和我们的盟友一起，投入资源并付诸努力来增强前线国家的情报、安全、军事以及法治的实力，以对抗“基地”组织，尤其是那些弱败已久以及因“阿拉伯之春”而被削弱的国家。这需要长期的努力，必须是一个成体系的持续过程，并且需要资金的支持。
其次，具备了这样的能力仍然不够，还需要前线国家有意愿利用这种能力来对抗极端主义组织。在这一点上，美国外交必须带头。美国国务院需要积极采取行动，说服这些国家在其国境内与恐怖主义做斗争。总统及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也必须积极支持这样的外交政策。
再次，我们需要愿意在必要时走出国境采取行动的全球伙伴，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国家了。这是美国外交官的另一项任务，包括顶级外交官和美国总统在内。例如，2013年1月法国在马里就是这样做的。
法国政府越来越关注来自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的威胁，并采取了行动。AQIM从利比亚获得了成千上万武器的增援，并利用了马里政治危机所造成的北部治安真空。结果，AQIM得以控制了面积相当于得克萨斯州的一大片领土，施行伊斯兰教法，并为形形色色的“圣战”分子开办训练营。法国获悉自己会成为AQIM的头号目标，派遣了数千人的地面部队与敌人针锋相对，击毙了数百名恐怖分子，使他们退回山区，并使他们丧失了至关重要的安全港。法国树立了榜样，我们时时需要其他盟友提供这类援助。
2011年，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在索马里采取了相似的措施。这两个国家一直密切关注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青年党的成长，并采取了协调行动：埃塞俄比亚直接调用自己的军队，而肯尼亚则调用了雇佣军。和马里的情况一样，这一举措成功击毙了数百名恐怖分子，从敌人手中夺回了宝贵的领土。因此，青年党如今非常弱小。美国起初并不太支持这种冒险之举，我们怀疑这种行动是否有效，但如今见到了成效，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提供支持。
最后，美国需要采取无可替代的行动。不论是载人飞机还是无人机发动的空袭，也不论是地面特种部队的单独行动还是由他人提供近距离支援的行动，甚或是使用传统军事力量，美国都需要具备行动的意愿和能力。并且，行政部门和国会的领导层必须向美国人民解释这样做的重要性。领导层不该顺应民意，领导层的工作是引导最符合美国长期利益的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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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但不足以赢得长期的战争，因为恐怖分子越来越多。为了赢得长期的战争，美国及其盟友首先必须解决滋生恐怖分子的那些问题。我们必须标本兼治，我们必须削弱“圣战”者对于一些感到幻灭的穆斯林青年的吸引力。恐怖分子认为，仇恨和暴力是对待当今世界和伊斯兰教所承受压力的唯一做法，我们必须让这种说法名誉扫地。这种努力在本质上就需要赢得一场思想的战争，但也需要通过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来减少幻灭的穆斯林青年的数量。反激进化的努力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9·11”事件以来，反激进化一直不是美国的工作重点，但这方面的行动与情报、执法及军事行动同样重要。美国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若干措施，但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从未真正开始针对青年男性和部分女性加入恐怖主义组织的根本原因来制定政策。我在战情室谈论一个小时的反激进化，背后都需要花上千小时来讨论如何应对已经成为激进分子的青年男女。美国政府花在反激进化相关项目上的资金在政府的反恐预算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
“我们为什么没有直击问题的根源？”这样的问题并非无理。答案有两个。首先，那些企图袭击美国的个人永远是重中之重。这始终比长期问题更重要。其次，反激进化所涉的问题众多而复杂，需要多个国家采取正确的措施。这些问题涉及良好治理、反腐败、经济发展、提供社会服务（尤其是教育）、宗教宽容，以及许多其他事项。最重要的是，对于“基地”组织的每一次意识形态宣传，都必须大声发表并广泛传播反向意见。美国和我们的盟友应该这样，那些年轻人越来越激进的政府应该这样，伊斯兰学者和神职人员也该这样。
印度尼西亚是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最佳例子，它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自“9·11”事件发生到2006年，印度尼西亚遭受了16次恐怖袭击，逾300人遇害。在接下来的8年里只发生了5次袭击，14人遇害。2015年年初，只有大约150个印尼人参加了叙利亚内战，相对于其人口数量和过去的恐怖主义来说，这是个非常小的数字。虽说出色的情报和执法工作都起到了作用，这些工具依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考虑到接下来的几年里会有很多恐怖主义分子获释出狱，印尼政府的反激进项目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雅加达项目的核心内容是政府愿意与任何机构展开合作，只要这些机构可以用正确的信息来影响年轻人。这个项目是系统性的，影响力遍及印尼社会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其所传递的信息主要有两个：极端分子对伊斯兰教的解读与《古兰经》不符，以及容忍意义非凡。
宗教组织在印尼社会中很普遍，因而是向“基地”组织传达政府反向意见的重要渠道。例如，雅加达与教长和清真寺合作，特别针对青年和学生团体传达了伊斯兰教义的各种观点。学校也是该项目关注的焦点，课程中强调了包容和忍耐。学校里现在会介绍世界上所有的宗教，而不仅仅是伊斯兰教，学校在激进主义方面发挥作用的某些问题上，比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提供了多重视角。
该项目还利用了流行文化。流行音乐家精心打造了旨在打击激进思想的教育产品，政府通过这些流行音乐家与年轻人交流。作为极端主义的替代品，歌词内容有关容忍的音乐在印尼，事实上在整个东南亚都非常流行。所有这些都得到了各种媒体，如书籍、文章、时事通讯、互联网、电视以及广播电台的大力支持。电视节目和互联网关注的是城市人口，广播电台则会影响到乡村地区。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专注、努力和资源。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应该如此。这需要这些政府的引导，还需要美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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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而言，这是本书最重要的一章，因为这关乎“基地”组织威胁的未来发展，以及我们将怎样应对。但是，在本章分享我的想法并不是说国际恐怖主义是美国面临的唯一国家安全问题。恰恰相反，恐怖主义只是我们国家所面对的众多安全问题中的一个。“基地”组织尽管危险，也只是让我夜不能寐的若干麻烦之一。
我认为国家安全问题可以分成两类：国家安全威胁，以及如果未能及时处理则会发展成威胁的国家安全挑战。除了恐怖主义，我们面对的威胁还包括“网络空间”——网络间谍活动、网上犯罪以及网络战争，伊朗，朝鲜，毒品与人口贩卖，对手的情报活动，等等。我们面对的挑战也有很多，包括中国的崛起、俄罗斯的冷战式行为、巴基斯坦等关键国家的未来稳定，以及目前仍是全球最重要地区（中东）的历史变迁。
关于威胁，引起我注意的是其中的两个——网络空间和伊朗。网络世界如今是情报机构窃取国家安全秘密的首选场所。有几个国家有能力攻击美国的重要基础设施——交通运输、金融、能源等，毫不夸张地说，可以让我们的国家陷入停顿。外国政府和公司都会利用网络空间来窃取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每年的损失数以千亿计。网络犯罪主要是有组织的犯罪团体所为，如今所能产生的利润和贩毒一样多。随着越来越多的对手得到了网络工具以及越来越多更加先进的工具被开发出来，情况变得越来越糟。
关于伊朗，我们很容易立即想到核武器问题，但我们与伊朗的问题要严重得多。伊朗希望成为中东地区的霸权。简言之，它希望重建波斯帝国，这个帝国在公元前500年时的人口数量占全世界的45%。此外，很多伊朗领导人认为应该把以色列斩草除根。伊朗本身把恐怖主义作为治国之道，还支持恐怖主义组织袭击以色列，包括那些最著名的组织——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和哈马斯。伊朗支持那些希望推翻当地政府的波斯湾叛乱团体，还支持2015年年初推翻了也门合法政府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Houthi）。还有最重要的问题，即伊朗的核武器计划。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伊朗都会是令美国头痛不已的一个问题。
在国家安全的诸多挑战中，没有哪一个比中国更重要了。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种关系有两面性，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正面的包括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这对于两国的未来都很重要。此外，基于我和中国对等机构的会议内容，我们双方在全球国家安全方面的兴趣交集的部分大于关系紧张的部分，这就产生了合作的机遇。负面的包括中国相对于美国是一个崛起的力量：中国希望在东亚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而美国当前在那里掌有控制权；负面的关系还包括这样的事实，即两个国家都将对方视作假想敌，都在为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好计划，为此加强训练，并且都必须为它的军队装备现代化的武器。等式负面一侧的这些趋势导致两国关系紧张。关键的问题，即主要的挑战，是如何减少不利的因素，同时利用有利因素，推动关系向前发展。这将是下一任总统的主要工作。奥巴马总统在亚太地区重建平衡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谈话，从而开启了这个议程，我们的下一任总统必须积极推进这一议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