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CIA工作了33年。从第一天开始，我就被CIA的使命所激励——保卫国家安全，并且由于工作的重要性日益提升，那种激励只会随着时间逐渐加强。我还被每天负责保卫国家安全的人们的奉献精神所驱使。每天早上7点左右，CIA的停车场将近一半都停满了车。晚上7点，还有半个停车场的车没有开走。有的员工因为过于执着于某个行动而拒绝了当之无愧的升职，有的员工还要离开家人和朋友长达数月。
这群人是我共事过的最有奉献精神的人。经常有人问我有关CIA的电影和电视剧，他们问：“《国土安全》里描述的是真事吗？”“《猎杀本·拉登》里讲的事情正确吗？”我的回答总是一样的：“不，都不是真的，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CIA人员在工作中的激情。”我总是解释说那些影视剧充分证明了要完成任务所需的激情，例如《国土安全》中的卡丽这个角色或《猎杀本·拉登》中的马娅，都是对无数CIA人员工作激情的完全准确的描述，尤其是在反恐中心工作的那些人。
一个年轻人（他是CIA史上最优秀的研究员之子）在他的工作申请书里书面回答了一个问题，我认为他的答案朴素而完美地捕捉了那种奉献精神。那个问题是：“如果你有机会见到过去或现在的某人，他会是谁？为什么？”他的回答是：“如果我有机会见到某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会选择见到在CIA工作时的我父亲。我爱我的父亲，因为他就是父道的定义：冷静、强大、能干。除了他带回家的那些嘉奖和他获得的晋升之外，他在CIA的职业生涯总是在我的视线之外。我的父亲是活跃在秘密岗位上的无数默默无闻的英雄之一。我最希望见到的就是工作时的父亲，因为在我看来，我见到的父亲会是个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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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职业生涯中从那些做出过最大牺牲的男女同事身上得到了特别的启发和激励，就是那些在执行任务时失去生命的CIA人员。CIA最特别的地方是中部大厅的北侧，那里是我们的纪念墙，一颗颗星星蚀刻在大理石上，每颗星星代表着一位牺牲的英雄。我有一个简单的座右铭——我每天的工作不要辜负那些星星所代表的牺牲者。新员工入职CIA的第一天，当我带领他们做就职宣誓时，都会向他们提出这个挑战。
2010年5月我就任副局长之后，坚持今后所有员工都在总部主楼大厅里举行就职仪式，这样就可以在这些星星面前坚持自己的誓言。有人觉得还是别这么麻烦了，提出了很多官僚主义的借口：“整个部门在大楼之间来回移动太花时间了”“我们必须把主要出入口封闭一个小时”“我们要为每一个宣誓就职的人准备椅子和讲台”，诸如此类。每遇到有人企图拒绝我的命令，我的回应都很简单：“我不管。照着做就是了。”连续几天这样的来回之后，反对方也厌倦了每次都要碰一鼻子灰，也就放弃了他们的想法，把就职仪式搬到大厅举行，现在依然如此，所有的新员工都会举起右手，面对着纪念墙宣誓。
新员工进行就职宣誓前听我演讲时，我会告诉他们：“我希望你们知道，你们加入的并不是普通的公司，也不是普通的政府机构。”我说，他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就要加入这样的一个组织，每天从事间谍活动，在全球窃取机密，并让美国总统能够充分理解那些机密，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让美国更加安全。“美国政府中没有哪个机构像这里一样。”我会这么说。我还会告诉他们，他们每天的工作都会是意义非凡的，因为情报工作“从未像如今这样重要过”。
作为结束语，我会告诉他们，我希望他们注重工作的质量。“‘足够好’不是我们在CIA的标准，”我会这样告诉他们，“要对每一个细节追求卓越。”我还会补充说，“总统、纳税人和墙上的这些星星值得你们为之付出。”
我在CIA的任期快要结束时，听到我这些话的不仅是新员工，还有他们的配偶和伴侣。在我加入CIA领导团队后，我的妻子玛丽·贝丝更多地参与到CIA支持员工家庭的工作中。在我担任副局长后，她有了个想法，员工就职宣誓时，他们的配偶和伴侣也该在场观礼。这是个好主意，是把员工的家庭和CIA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的第一步。我退休时，布伦南局长向玛丽·贝丝授予了CIA纹章奖章，这是非员工能够得到的CIA最高奖章，她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一奖章，原因之一就是她如此热爱这里，把员工的配偶和伴侣都邀请到就职典礼现场。我为她感到非常自豪。
如今有配偶和伴侣参加的就职典礼是由局长定期举行的，对CIA来说，这种做法相当新鲜。2006—2008年，我在局里担任三把手时就主持过就职宣誓。2010年被任命为副局长时，我坚持再次负责这项工作，尽管我在白宫的工作经常会让我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当戴维·彼得雷乌斯在2011年9月来到CIA时，他坚持举行这个仪式。他认为，入职第一天就能听局长强调这个组织的价值，会让人对此印象无比深刻。约翰·布伦南至今仍在沿用这个做法。虽说我不再担当此任让我有些遗憾，我真的热爱这个工作，但我确实认为局长主持宣誓仪式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1980年11月30日，我到CIA上班的第一天，我的宣誓就职是由人事处处长这位中层领导在一间教室里主持的。我不记得那个人是谁，甚至都不记得举行仪式的那个房间在哪里。而如今的新员工会永远记得他们的就职宣誓是站在CIA最重要的一面墙前由局长主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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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墙不仅对新员工有意义。它对于我个人而言也意义非凡。我觉得那里是让我头脑清醒的地方。在事情看起来一团糟的日子里，在一切都像是出了问题的日子里，我都会在纪念墙前徘徊（我有办法偷偷溜出办公室，免得我的警卫人员看到后跟上来）。几分钟后，一切都条理分明。无论这一天有多糟糕，和我们陨落的特工的亲友所经历的，以及在余生中将要继续经历的时刻相比，都黯然失色。精神上焕然一新后，我总是会目标明确地回到办公室。我还会在雕刻匠一年一度来CIA加上新的星星那天去纪念墙那里，站在远处看着大理石屑被纷纷凿下，渐渐出现一颗星，这是一个中情局人员可以体会到的最有意义、最感人的体验之一了。
在撰写本书的时候，纪念墙上有111颗星，在未来一定还会增加。它们可以追溯到1947年中情局成立的时候。与这些星星相伴的是荣誉榜，上面简单罗列了在执行任务中牺牲的人员的姓名。其中一些条目是空白的，因为就算这些人员阵亡了，他们与CIA的关系也不能公开。从1947年到2001年9月11日一共有80颗星。“9·11”事件后添加了31颗，他们几乎全是以某种方式参与了与“基地”组织作战的员工。
在这31颗星中，迈克·斯潘（Mike Spann）是第一颗。迈克是在美国对“9·11”事件做出反应之后牺牲在阿富汗的第一个美国人。2001年11月26日，我于凌晨1点来到了办公室，为总统每日简报做准备。我在办公桌上发现阿富汗的员工发来的一份电报郑重地摆放在桌子中央。9月25日星期日，迈克和一名队友前往阿富汗北部马扎里沙里夫附近的一个北部联盟的监狱。那里是北部联盟关押在战场上俘虏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囚犯的地点之一。
这个常规的任务出了差池。迈克的工作是从囚犯那里获得可能会加速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覆亡的情报，以及有关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的任何情报。那天跟迈克说话的一个囚犯是美国公民约翰·沃克·林德（John Walker Lindh），他此前决定为塔利班出战。那天上午的晚些时候，监狱发生了暴动，阿富汗警卫对此失去了控制。越狱的囚犯追向美国人。迈克用他的AK–47战斗到剩下最后一颗子弹，又拔出手枪直到弹仓打空，然后赤手空拳地打到最后寡不敌众。11月27日，北部联盟军队和美英特种部队在美国空袭的支持下重新控制了这个监狱，之后才找到了迈克的尸体。
我放下电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对自己说：“我要把这个给总统看看；他会想看这个的。”我用黄色荧光笔标注了电报上的部分文字。布什总统和我有一个默契，他只读我标注的内容，就可以大致了解一份文件的重点了。我试着在这份10页纸的电报中尽可能少地做标注，又不致丢掉大意。我把这份电报放进PDB文件夹，放在了专为总统制作的分析文章和我认为他想看的两三份情报报告的前面。
我像往常一样在特尼特局长位于旧行政大楼的办公室里和他碰头，一起准备给总统的简报。局长的简报官已经给他看过我准备呈交总统的东西。特尼特看了我一眼，说：“你不要把关于迈克·斯潘的电报给总统看。他不需要知道这件事。”我反驳说我认为他想知道我们失去了迈克这件事，迈克是他作为总司令所指挥的战斗中第一个牺牲的美国人，并且我相信他也想知道细节。特尼特的优点之一就是他会听取意见，改变自己的想法。他缓和下来，简短地说：“希望你是对的。”
特尼特和我走进了椭圆形办公室，向总统问了好。他已经坐在副总统身边了。我把手册递给他，并给迪克·切尼、安迪·卡德和康多莉扎·赖斯分发了手册。在我分派手册时，特尼特告诉总统说我们昨晚在阿富汗失去了一名特工。特尼特告诉总统，我已经把报告电报放进了他的文件夹里，但“它也许不该出现在此时此地”。总统什么也没说就开始阅读。我很快就明白，他不只是在读标注的部分，他在读整个电报。并且他也没有跳读，而是仔细地读了每一个字。他用了将近20分钟读完了电报。总统合上文件夹，没有读其他文件，问迈克有没有家人。特尼特说：“有，迈克的妻子叫香农，也是个CIA特工，他们有3个孩子。”总统看着卡德说：“我想给香农打个电话。”我强忍住眼里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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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扎里沙里夫附近的监狱是CIA在“9·11”事件后发生伤亡的第一个地点，在与巴基斯坦接壤、靠近阿富汗霍斯特的CIA基地却是“9·11”事件后发生重大伤亡的地方。2009年12月30日，一个伪装成CIA的情报源，自称可以准确定位“基地”组织二号人物扎瓦希里的自杀炸弹杀手引爆了他填满炸药的背心，造成7名CIA特工死亡，并导致其他几人重伤。这是CIA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生情报源（或至少假装成情报源）杀死其CIA专案官员的案例。
当时我还在担任情报处主任，也就是CIA的首席分析员，和家人在圣诞节到佛罗里达州度假，回到华盛顿时已是12月30日星期三的晚上。31日是政府法定假日，我一大早就到办公室去赶进度了。我经常这样做，在路过副局长史蒂夫·卡佩斯的办公室时，我停了下来。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看到他正和行动处的几位高级官员坐在一起。我立即觉察到大事不妙，因为房间里的气氛极端阴沉。我坐了下来，他们告诉我发生的情况。我大吃一惊，不仅因为损失的规模和悲剧的性质，还因为我认识其中的一个牺牲者——CIA基地负责人詹妮弗·马修斯（Jennifer Matthews），我和她非常熟，我们在职业生涯的早期曾一起工作过3年。
仅仅数天之后，帕内塔要求中情局的高级领导层团队和他一起出席在多佛空军基地举行的遗体移交仪式。殡葬中心的指挥官接待了我们。他向我们汇报了事情的经过，解释说7位阵亡人员的家属都在离我们不远的一个大房间里，又补充说我们要先去见见他们。他说那里一共有大约100人——母亲、父亲、姨妈、叔叔、配偶和子女。他请帕内塔对大家说几句话。然后我们都走进人群，和家属们谈谈。他补充道：“很多处于你的地位的人会担心自己在这种场合该说些什么。不用担心。你要知道，他们还在震惊之中，不会记得你说了些什么的。他们只会记得你也在这里。”他最后解释说我们会与家属们待上大约一个小时，然后就一起去停机坪参加移交仪式。
虽然家属们可能真的不记得帕内塔说了些什么，但他那天实际上讲得很精彩。他先是对着大群人演讲，然后又在小群家属中告诉他们CIA在霍斯特的工作及其重要性。他告诉他们这个行动的潜质，详细说明了我们为什么会对这个最终被证明是人体炸弹杀手的人那么感兴趣。
从那时起，我在类似的场合也了解到，阵亡人员家属迫切想知道3件事情，一是自己的亲人所做的工作对国家安全非常重要；二是自己的亲人恪尽职守，有所成就；三是同事们都尊敬并热爱他们的亲人。在我担任副局长，后来又成为代理局长时，我会仔细研究阵亡者的个人档案，以便自己可以给家属举出具体例子，说明这3个简单而动人的要点。
在移交仪式上，CIA领导团队站在停机线上，注视着7口金属棺材从一架C–17运输机后舱一个一个地运到车上，然后运到CIA基地殡葬中心去。每一次移交都以牧师在C–17后舱的棺材前做祷告，戴白手套的8人移交小组对覆盖着国旗的棺材敬礼作为开始。随着移交小组抬着棺材走下C–17的坡道，指挥官会呼叫：“举枪。”这是致敬的命令，军官纷纷敬军礼，平民把右手放到胸口。移交小组随后抬着棺材走过30米左右的路程，将其抬上移交车辆。每一次移交都耗时10分钟左右，整个过程用了一个多小时。天气刺骨寒冷——温度低于冰点，寒风肆虐。
接下来的几周，我和帕内塔参加了阵亡人员的葬礼和追悼会。每一次都很特别，但其中有两次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中。第一个是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的葬礼，在波士顿郊外的一个小镇举行。葬礼弥撒非常美，但弥撒之后发生的事情不同寻常。当我们离开教堂前往墓地的时候，我看见了一家5口（母亲、父亲，还有3个孩子）站在他家的前廊，全都立正站着，右手放在胸口。接下来的几个街区还有更多的人立正致敬。他们站在私家车道、十字路口以及沿路两侧。随着我们接近墓地，沿途的人越来越多。30分钟车程中，有数百个，也许有上千个美国人立正向我们的特工致敬。他们站在约零下10摄氏度的户外，举着大大小小的美国国旗，很多人把手放在胸前，还有人举着标语，上书“感谢你保护我们”。帕内塔说：“我希望每一个国会成员都能看到这一幕。”我在想：“我希望每一个美国人都能看到这一幕。”
当天几个小时之后，我参加了在我的老家俄亥俄州阿克伦市举行的另一位阵亡同事的追悼会。斯科特·罗伯逊（Scott Roberson）这名特工留下了他的妻子和腹中待产的女儿，斯科特和妻子已经为她起好了名字，叫派珀。斯科特的一个军官好友致了悼词。在悼词结束时，这名军官说他对未来有一番憧憬。他说他看到一个年轻女子和她的丈夫、孩子站在CIA大厅的纪念墙前。他说这个年轻女子把手放在纪念墙的一颗黑色的星星上，告诉她的家人关于斯科特的生平以及他献身为国家服务——他对自由的贡献。他说，在他的憧憬中，这个年轻女子——父母给她取名叫派珀的人，为她从未谋面的父亲感到非常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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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担任副局长后去过一趟阿富汗，CIA在那里安排了很多人员。我执意参观了霍斯特的遇袭现场。那个可怕的日子留下来的伤痕依然清晰可见，尤其是我见到的露台瓦楞棚顶上的许多小洞，就连钢梁上都有一个，这些都是那件自杀式背心的巨大爆炸力射出来的滚珠打穿的。我还看见了帕内塔局长几个月前题词的纪念碑。碑上铭刻着《以赛亚书》第八章 [1] 中的几句话：“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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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11”事件后执行任务时阵亡的31位特工中，我见过绝大多数人的家属。尽管情绪激动、热泪盈眶，我总是会告诉他们同一件事：CIA永远与他们同在，如果他们有麻烦，只需拿起电话打给我。在决定退休的几天以后，我在半夜醒来的时候想：“今后谁来照顾这些家庭，谁会来实现我的承诺，谁会在电话的那一端呢？”我在床头柜上找到纸笔，潦草写下“把对这些家庭的责任移交给新的领导团队”。随着我在中情局的日子逐渐减少，这个便条变成了我的两个行动。首先，我写信给我做出承诺的这些家庭，告诉他们，我的离去不会影响对他们做出的承诺。“CIA会一直在你们身边。”我这样写道。
我工作的最后一天晚上举行了我的退休典礼，在我演讲的最后，我挑战了高级领导团队。我告诉他们有关我与很多阵亡人员家属会面的事情，有关我对他们做出的承诺，以及我刚刚写给他们的信。我解释说准备把这个责任转给团队成员来信守承诺。我最后大声念出那些在执行任务时牺牲的人员姓名和牺牲地点。会场一片寂静，别针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到。我的同事们会面对这个挑战的，我对此确信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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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人员纪念基金会是一个帮助CIA在执行任务期间牺牲的特工家属的组织。这个基金会是在迈克·斯潘去世后旋即成立的，它的基本使命是资助此类特工的孩子和部分配偶的学费。此外，它还向刚刚发生悲剧损失的家属提供财务支援。从基金会成立以来，将近80个学生从奖学金和助学金中获益，总额超过了310万美元。这个基金会确认在接下来的17年时间里会有超过100人有资格申请奖学金和相关的资助。在已经从基金会的慷慨中获益的人里，迈克·斯潘的大女儿艾莉森·斯潘（alison Spann）在2014年从佩珀代因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
我这本书的部分稿费收益将会捐赠给CIA人员纪念基金会。有关更多的信息，请访问以下网址：http://www.CIAmemorialfoun 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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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以一个故事来结束本书，它关乎我何以为本书起了这个书名。我退休后，CIA很多部门送给我小礼物——大大小小的纪念牌和其他纪念品。在我任职副局长的最后一个月前后，我每天晚上都会带回家几个这样的礼物。我把它们放在阁楼的储藏室里，发誓在某个时候要好好欣赏一番。其中一块纪念牌是反恐中心送给我的，我担任副局长和代理局长期间与CIA的这个组织合作最为密切，这是我深深钦佩和尊敬的一群人。再也没有谁比反恐中心的工作人员更加敬业了。但就算是他们送的这块纪念牌，也被放进了储藏室。
两年前，在与我的私人助理举行日常会议的时候，一个执行助理说，有一个身患复杂遗传病的9岁男孩有一个梦想，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成为CIA特工。安全办公室的一些人听说过这件事，希望助他梦想成真——哪怕一天也好。他们邀请他和他父母一起来参观CIA，并希望我能花上几分钟和他聊聊。“没问题。”我告诉执行助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小男孩和他的家庭后来会成为我和我家的密友。
布兰登患有线粒体病。人的身体中除红细胞外，每个细胞的组成都需要线粒体，它们负责产生身体所需的90%的能量。患有这种疾病的人，他的线粒体不能正常工作，这夺走了身体维持生命、保持生长所需的能量。这种病的症状包括肌肉无力和疼痛、肠胃失调、吞咽困难、生长不良、发育迟缓、易感染，以及心脏病和肝病等，取决于发生机能障碍的特定线粒体的类型。
布兰登受到其中一些症状的长期折磨，但这种病既没有打垮他惊人的元气，也没有打消他参观CIA和“抓坏蛋”的渴望，我们欣然接受了这个请求。布兰登在CIA逗留了几个小时。反恐中心的分析员们编了一些假情报，布兰登把它们拼凑起来，破获了恐怖分子的阴谋，确定了他们的身份，并在地图上标出了他们的位置。然后，我们的警卫人员给布兰登穿上（合身的）工作服，戴上战斗头盔，并让他参加了一次“突袭”，最后俘获了“恐怖分子”。他最后的任务是到副局长的办公室来向我做汇报，告诉我他完成了哪些任务。我在办公室门口见到了他，他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用强有力的握手介绍了自己。我把他引到我的沙发上，递给他一些现烤的巧克力饼干，这是局长食堂专门为他准备的。布兰登对饼干置之不理，径直说道：“长官，我来向你汇报。”他继续向我介绍分析结果、行动的准备以及行动本身，完全没碰饼干。我告诉布兰登，他是来过我办公室的最好的简报官之一，我可是认真的。我为我的员工让布兰登的CIA之旅如此令人难忘而感到非常自豪。
布兰登立刻就让我感到他很特别。他聪明绝顶，追根究底，温和而富有爱心。我当然爱上了他。从他第一次来我的办公室后，我的家庭和我本人与布兰登以及他全家度过了很多快乐时光，有时他感觉良好，有时不太舒服。但他总是充满元气，总有新把戏要给我们看，总有新玩意要来分享。
当新闻上说总统选择约翰·布伦南来领导CIA时，我收到了布兰登的一封亲笔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莫雷尔先生：
我是布兰登。我希望你得到CIA局长这份工作。我真的非常支持你。你永远会得我这一票！我知道，担任CIA副局长也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还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你是我的英雄！我都等不及要见你了！
你的朋友，
布兰登
在我退休后不久，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节目播放采访我的那集的那天晚上，我和家人都在布兰登家，我在接受采访时发表了对于叙利亚的意见。我当时很紧张，那是我第一次上电视。布兰登一遍遍地告诉我没问题。的确如此。当晚离开他家的时候，我向布兰登提到自己离开CIA时收到以前的同事们给我的很多礼物，我邀请他来我家看看“我的战利品”。他大大的黑眼睛亮了起来。
布兰登到访的那天，我正在苦思冥想给本书起一个合适的书名。我向亲友们分享了一堆可能的书名，没有一个能用。每一个名字都有毛病，其中很多书名的毛病还很大，所有这些书名都是我的主意。我被卡住了。布兰登来看礼物的那天上午，我决定去阁楼的储藏室看看那些礼物，拿出一些真正特别的给布兰登看，比如属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联邦官员的一把手枪、“二战”期间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携带的一把匕首、波兰抵抗组织与纳粹战斗时用过的一把刀，还有很多。我在储藏室里翻找时，偶然碰到反恐中心的礼物。这让我想起了与“基地”组织作战的一次重大胜利，当时在帕内塔卸任局长转任国防部部长后，我接任代理局长。这块纪念牌上面写着：“感谢你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战争中，对我们团队无条件地支持。”我一时间灵光乍现。我有书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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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CIA人员纪念基金会外，我撰写本书的部分稿费收益还会捐给联合线粒体疾病基金会下属的布兰登·赫舍尔·利奇研究基金，他们正在努力治疗这种折磨着我的好朋友布兰登的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