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8月7日，星期五，莫莉·哈迪（Molly Hardy）是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工作的CIA官员。莫莉来自美国佐治亚州，在世界各地度过了她漫长的职业生涯，同时还独自抚养着一个女儿。莫莉是一名财务人员，工作出色。她的工作是分配并跟踪CIA为保护美国国家安全而向情报来源支付的款项，她经手的大多是现金——各种币种和面额的现金。1998年8月，她已经是个51岁的外祖母了，还盼着回家去看她的小外孙女呢。
1998年夏天的数周以来，情报人员搜集到恐怖分子之间的谈话内容，涉及一次迫在眉睫的袭击、一个即将来临的“好消息”。但这次谈话没有说明具体的目标、地点和时间安排，所有这些缺失的细节在8月7日这天清晨都一清二楚了。
上午10点半，莫莉和其他人都在内罗毕的美国使馆，他们听到一阵枪声和手榴弹的小规模爆炸声。“基地”组织的人体炸弹突破了使馆的安全屏障。喧闹声把使馆内的员工吸引到了窗边，包括莫莉在内。莫莉预感到了即将发生的事情，随即提醒大家远离窗户并“蹲下来”。就在那时，一个威力巨大的汽车炸弹爆炸了——摧毁了大半个使馆以及一座邻近建筑的大部分。逾两百人死亡，包括12名美国人，伤者超过4000人。莫莉的临终遗言极具英雄气概，挽救了使馆很多同事的性命。莫莉是死于本·拉登之手的第一批CIA阵亡人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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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那里的美国驻坦桑尼亚使馆几乎同时遭受了袭击）8000英里（约13000公里）之遥的华盛顿，当时正是午夜。我和妻子玛丽·贝丝及3个孩子正在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的三居室小房子里酣睡。那是一个中层情报官员能够负担得起的房子。我们的两个大孩子，萨拉和卢克，都有自己的卧室，但小儿子彼得还睡在主卧室的婴儿床上。当时，我是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的执行助理，我的职位要求之一便是在家中配备一部专门的STU–III型保密电话，以便随时讨论机密情报。因为我家面积狭小，保密电话安装在主卧室的地板上，就在彼得的婴儿床下面。那天晚上，跟往常一样，电话被埋在成堆的脏衣服下面。
电话铃声把我惊醒了。我想抢在玛丽·贝丝或彼得被惊醒之前接起电话，但这个愿望落空了，彼得大声表达了他的不满。我以前也曾在半夜接过电话，但这一次与众不同。CIA作战中心的高级值班人员，也就是办公时间之外局里的最高长官告诉我，美国国防部（DOD）的卫星系统在东非探测到了两次巨大的爆炸。他补充说，其他的报告，其中最重要的来自国务院行动中心，也已经确认美国驻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的使馆发生了大爆炸，并且这很明显是恐怖袭击。我告诉这位官员叫醒特尼特局长，把一切都向他汇报。在我做特尼特的执行助理的两年时间里，只有两次在半夜叫醒他，这是其中之一。我匆匆洗了个澡，跳进汽车，直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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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职业生涯的这一时刻，我已在CIA工作18年，CIA主要有三个基本使命：暗中收集秘密情报，为总统及其高级顾问进行全方位分析，以及执行隐秘行动，推进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在我小时候就认识我的人都想不到我会去CIA工作。我直到高中才开始认真读书。大学期间，我住在家里，从不出国旅游，一门外语都不会说。
我主修经济学，梦想能进研究生院读博士，以教书为生。但我的一个教授可不这么看，他说：“你应该向CIA投简历。”他强调中情局招募经济学家，那个职位或许很适合我。教授知道，经济学是为数不多的培养批判性思维的学科之一——这是成为一名成功的情报分析员必备的最重要技能。
老实说，我那时对CIA几乎一无所知，也不知道经济学家在那里能干些什么，更无意加入这一行列。我闹着玩儿似的寄出了申请书，没想到几个月后居然收到了参观邀请，这让我大吃一惊。我还从未去过华盛顿特区，大学4年住在家里，生活节俭，因而觉得出门观光是一大乐事。我出发前往首都，根本没打算接受CIA的工作要约。
然而在抵达华盛顿后，我看到一群才华横溢的人全身心地致力一项重要的使命。我看到CIA在帮助国家应对大量挑战，包括正在持续的伊朗人质危机和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情况。CIA需要年轻人来帮忙解决一些极其复杂的问题。这很让人动心，但我对招聘人员说我真的很想读研究生。“没问题，”他说，“你先来这儿。干得好的话，我们最终会公费送你去念研究生的。”（CIA后来兑现了这个诺言。）我接受了一个入门级别的工作岗位，年薪15000美元，自此开始了自己的情报分析员生涯。
作为一名分析员，我在早期有幸参与了一些重要的工作。例如，我领导了一个小团队，将来自不同情报源的信息和菲律宾政府公布的选举结果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费迪南德·马科斯 [1] 总统在1986年从科拉松·阿基诺 [2] 那里窃取了总统选举的胜利果实。马科斯玩了一个新花样：他在预计有大量选民支持阿基诺的地区，有组织地剥夺了数百万选民的公民选举权。我们的分析表明，如果是在公平选举的情况下，马科斯绝对不会获得54∶46的多数票，反而会是阿基诺大获全胜。CIA的调查结果发挥了关键作用，里根政府决定在选举后远离马科斯，促使后者仅数周后便在和平的“人民力量革命”（People Power Revolution）中下台。身为一名年轻的分析员，我欣喜地看到自己的工作居然有这样的影响力，我完全被工作迷住了。随后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参与了一个较大的团队，致力揭露尚处于萌芽期的朝鲜核武器计划，该计划至今仍是个严重的威胁。我们的工作包括帮助美国与朝鲜就该问题展开首轮外交谈判——分析员为美国的谈判团队提供实时协助。
但我的大多数时间还是花在东亚经济问题上，它们事关重大，但绝非间谍小说的素材。然而，1996年一个意想不到的兼职任务改变了我的职业轨迹。当时，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及其副手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针对有关情报部门收集经济情报的抱怨颇多，CIA局长约翰·多伊奇（John Deutch）及其副手乔治·特尼特正在积极应对（彼时法国刚刚将CIA在巴黎的一位高级官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据说他窃取了法国贸易政策的情报）。鲁宾和萨默斯认为，情报部门为获取其他国家的经济数据，以及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计划而付出的大部分努力毫无必要，还可能对美国与那些国家的外交关系造成不良的后果。我当时只是偶尔见过特尼特几次，他让我领导一个跨部门团队调查这个问题。
我得出的调查结果是，鲁宾和萨默斯是正确的。情报部门搜集的大部分经济情报都可以从公开渠道获知，或者说都是些行内人所谓的“开源”情报。虽然这项调查结果反对维持现状，但受到了好评，特别是特尼特，他对我说他喜欢报告的严谨及其所表达的清晰结论。鲁宾和萨默斯自然也喜欢这一结果，这倒是在意料之中，鲁宾还致信多伊奇，称赞了这项调查。
仅仅18个月之后，多伊奇局长就辞去了CIA局长职务，由特尼特继任。1997年12月11日，我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医院等待着玛丽·贝丝诞下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彼得。电话铃声响了起来，电话既不是候诊室的，也不是护士站的，而是产房里的。玛丽·贝丝刚开始分娩，她看上去可不太开心。接电话的随访护士也没好脸色，她把电话递给我，略带讽刺地说：“找你的。”电话的另一端是我的朋友格雷格·塔贝尔（Greg Tarbell），他当时是特尼特局长的每日情报简报官，在我后来任职副局长和代理局长时，他成为我的参谋长。塔贝尔足智多谋，居然查到了产房的电话号码。
塔贝尔有些兴奋地说：“我知道你很忙，但我觉得你一定想知道这个消息：特尼特今天早上告诉我，他还记得你在那次经济情报研究中的出色表现，正考虑让你当他的新执行助理呢。”受命担任局长的执行助理是职业生涯的重大机遇，但我当时的心思不在这件事上也属情有可原，我只说了句“挺有意思的”就挂了电话。玛丽·贝丝问：“谁打来的？”我回答她说：“哦，没什么。”这是CIA官员对付追问不已的配偶的标准答案，然后就接着忙我那天的正事儿——一有要求就递上碎冰块。
彼得出生几天后，我回到工作岗位。特尼特打电话叫我去他的办公室，给了我这份工作。我刚一踏入他那间长方形的办公室，他就从私人储物箱中拿出一支雪茄递给我，恭喜彼得的出生。我在兴奋中当场接受了这个岗位。
但是，我不会用“兴奋”一词来形容我前几周的工作，“压垮”是个更合适的字眼。我此前从未做过这样的工作。工作占用了我所有的时间，我必须每天24小时、每周7天随时待命。我当时是局长唯一的执行助理，如今根据局长的需要，可以配备两三个了。我很不情愿起身去餐厅吃午饭，连上厕所也尽量避免，因为我担心哪怕离开片刻，收件箱里的新邮件数目就会翻上一番。此外，我起初对人们谈论的事情全然摸不着头脑。特尼特和局里各部门高级下属之间的交流经常使用简称和缩写，不是长年浸淫于斯的人就会完全无法理解。要学的代号太多了，搞得我头晕眼花。此外，向我涌来的事务，其广度和范围也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工作了几个星期以后，特尼特在我提交报告时问：“你还行吧？”我撒了个小谎，告诉他一切正常。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确逐渐赶上了工作的节奏，也学会了这套行话。我勉力应付，慢慢习惯了我一生中最好的工作。
这个工作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其中之一便在于和特尼特一起工作，他是我平生仅遇的一位最脚踏实地、平易近人的高级政府官员。特尼特是希腊移民的后代，少年时曾在父亲开在纽约皇后区的小餐馆里收拾餐桌，学会了踏实勤奋。他身上那股邻家大叔的气质，让人没法不喜欢他。他的才华丝毫没有居高临下的气息，上至国王，下至餐厅员工都觉得他是最好的朋友。大家的感觉是对的。特尼特有时不修边幅，有时非常邋遢，给办公室带来了轻松闲适的气氛。他在办公室里时而突然冒出几句摩城唱片 [3] 发行的金曲，比如艾瑞莎·弗兰克林 [4] 的《尊重》（Respect ）等，时而精准地模仿各国领导人（他模仿亚西尔·阿拉法特 [5] 简直就是一绝），时而还会在局里的走廊上运球。特尼特从不把自己太当回事儿，在这个须万分投入、往往事关生死（这毫不夸张）的工作场所，这是个异常重要的特质。
我喜欢为他工作。这个岗位的工作职责有四个部分——其中任何一项都能让我忙得不可开交。第一项任务是审核送到局长办公室的每一条情报，包括信件、备忘录、电子邮件、电报、电话以及私人拜访，并迅速决定特尼特是否有必要知道此事，如果有必要知道，那么是立即告知，还是可以列入当晚的“阅读手册”。每一分钟都有大量情报从很多不同的来源涌入CIA。如果我把太多的情报转给上司，他就会疲于应付，无力关注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向局长隐瞒了某些关键的情报，就可能会出大乱子。
第二项任务是审核并整理他需要做出的决策，包括以正式的褐色文件夹递送上来的各部门请求局长对于各类问题给出官方意见、某人非正式询问的问题需要知道答案，以及其他机构起草的需要局长签署并发送的信件。如果我认为某件事属于例行公事——如果我相信自己很清楚特尼特对此有何看法，就可以用一台机器（即自动签名机）来签署那份文件。然后，我会把以局长名义发出的文件的复印件放进他的夜间阅读材料中。就是这台自动签名机，让我犯下了任职执行助理后的第一个错误。
一个名叫琼·登普西（Joan Dempsey）的CIA高级官员（她刚刚卸任特尼特的参谋长）递给我一封信，说需要立即签署并送达国防部长。信的主题是情报界的技术问题，我对此完全不了解，但她向我保证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只要在大厅另一头找个人开动机器，在她起草的信件上盖上“乔治·J.特尼特”的签名章就成了。我相信她的判断，照做并把最终信件的复印件放进特尼特当晚在家阅读的厚厚一叠材料中，还写了一个便条告知我已经把这封信送交国防部长了。第二天早上，我又收到了这封信，上面布满特尼特独特的潦草字迹。他在抬头处写上“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永远”两个字写满了整张纸的抬头部分……还拐到右侧一路向下，横穿底部，再一路向上写满了左侧空白处。他在最后一个“永远”后面写道：“在致内阁成员的信上使用自动签名机！”
我自然很懊悔，我在这封信上贴了一个便利贴，写道：“我不太明白您的指示。可否清楚说明？”我把它放进了当晚的阅读文件中。他很有幽默感地接受了我的回复，这充分证明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上司。
我的第三项任务是，在特尼特即将参加某个会议时，确保事先准备好他需要的一切。这可能是这个岗位上最困难的任务了，因为CIA下级和情报界其他机构提交上来的某些材料表述糟糕，立意不明，逻辑混乱，要么就是过于冗长。我不得不匆忙修订很多东西，特别是他在白宫会议上要用到的谈话要点。我一般都干得不错，但有时也会失手。有一次，他读了一页谈话要点，对其评价不高，问道：“这是哪个白痴写的？”我举手答道：“大概是我吧。”
第四项任务是完成他吩咐我去做的任何工作。我可以充当传达好消息或坏消息的信使、局里人员士气的报告人、旅伴、很多笑话的嘲弄对象，以及很多幽默的参与者。有一次，特尼特吓唬我，要把我当作礼物送给某位全球级领导人，那位仁兄对青年男子有着特殊的兴趣，他竟然还很过分地在我上洗手间时从招待这位领导人的晚宴上迅速离席。还好，我总算在局长的车队离开总统官邸时跳上了最后一辆车。还有一次，在局长的会议室举行的一场大型会议中，我们正在讨论另一位外国领导人提出的请求：该国最近以CIA的名义为我们提供了行动支持，这位外国领导人想要6架直升机作为“报酬”。对于这位领导人的请求，特尼特回答说：“我们给他3架直升机，再加上莫雷尔怎么样？”会议室爆发了一阵哄堂大笑。
但我也有过得意之时。一天午前，特尼特及其高级领导团队在他的办公室里，正要动身前往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一个特别重要的声明——解释CIA为何没有成功预测到印度会在1988年5月进行核武器试验。特尼特让房间里的每个人依次提出一个建议。我迅速估计出自己会是最后一个，但不知道特尼特是否准备问我，因为我是办公室里资历最浅的人。当一群人都说完了轮到我时，特尼特的确问了一句：“你怎么看？”我说：“把你的裤子拉链拉好！”我们刚一进房间，我就注意到他敞着的拉链了。大家都忍不住大笑，特尼特说：“总算有一个有用的建议了。”特尼特说话的风格生动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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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难以想象CIA局长每天要操心的是怎样一堆麻烦的全球问题。在每个日历年的开始，CIA局长都必须向参众两院的情报监督委员会阐述与他有关的问题。1998年1月，特尼特就是这样做的，他有不少问题要讨论。他谈及5项主要的挑战，每一项都需要我迅速适应，这让我猝不及防。他的烦恼清单上，第一类是对全体美国人造成威胁的跨国事务。这一类别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恐怖主义、毒品走私、情报战（如今我们称其为网络战），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余波，这最后一点很有意思。
紧随这些烦恼之后的便是第二类——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造成的威胁。美国这两个宿敌的发展轨迹截然不同——俄罗斯衰落、中国崛起，两国都试图进行艰难的政治和经济转型。接下来就是来自伊拉克、朝鲜、利比亚和伊朗等国家的威胁。特尼特清单上的第四项是中东、南亚和波斯尼亚等动荡地区。最后，他提到了自然灾害、种族冲突和外国政府管理不善所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突然导致对美国军事和经济资源的大量需求。
那可真是好长的一份清单，局长无法忽视其中的任何部分。但我可以告诉诸位，这些威胁中有一个后来成了他（以及我）人生中最大的关注焦点，那就是国际恐怖主义。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在此前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未接触过那个斗争领域，兰利 [6] 的绝大多数同事会说，反恐并非当务之急。但特尼特不这么认为。在“9·11”事件之前的那几年，恐怖威胁就已经让他夜不能寐了。他全神贯注地笃志于此。
反恐战场上有一大群令人眼花缭乱的坏家伙：应该对数起大规模攻击美国的事件负责、在“9·11”事件之前袭击美国设施最多的黎巴嫩真主党（Lebanese hezbollah）；埃及的伊斯兰集团（alGama‘a al-Islamiyya）和伊斯兰圣战组织（Islamic Jihad）等恐怖主义组织，后者策划了1981年刺杀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巴勒斯坦的组织是以色列遭遇多次袭击的原因；中东以外的很多其他组织——从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军（Irish Republican Army）到秘鲁的“光辉道路” [7] 。但其中特尼特高度关注（关于该组织的所见所闻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一个叫作“基地”的组织，其领导者是一个名叫奥萨马·本·拉登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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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本·拉登出生在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 [8] ，他父亲是这个王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奥萨马的意思是“狮子”。本·拉登毕业于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King Abdulaziz University），他选修了建筑工程和商业管理的实用课程，但这个选择无疑是迫于家庭的压力，他真正热爱的是宗教，研究《古兰经》及其对于穆斯林该如何生活有何意义。在学校时，本·拉登和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的成员走得很近，那是一个致力在穆斯林社会推行伊斯兰教法的组织。他热爱诗歌、黑骏马和足球，还是英式橄榄球的狂热追随者。
大学毕业后，本·拉登被吸引到了阿富汗的战场。他觉得自己负有支持阿富汗“自由战士”的宗教责任，20世纪80年代初，他又去了南亚。在往返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时，他的职责是组织外国人去阿富汗与苏联作战，并为此提供资金。（20世纪80年代，CIA从未与本·拉登合作把苏联人逐出阿富汗，尽管多年来有过很多这类讹传。）本·拉登在南亚的经历使他坚信，意识形态驱使之下的人可以打败装备先进、训练有素的军队。这样的经历决定了他一生的走向。
本·拉登的一生有两个优势：从家庭获得的部分财富在早年帮助了他，更重要的是他的个人魅力。他的个性极具吸引力。这不是美国式的那种震慑全场的支配型人格，而是轻声细语、富有诗意、动作柔和的阿拉伯式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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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1996年，本·拉登在苏丹把商业投机与“圣战”结合在一起，这时CIA就开始注意他了。本·拉登在苏丹建立了恐怖分子训练营，并资助了数百个阿富汗战争的老兵去苏丹参训。1992年年底，本·拉登资助了在也门亚丁一家旅馆的爆炸案，当时这家旅馆里住着美国军人。1996年，他派遣部下去索马里，为军阀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Mohammed Farrah Aidid）充当顾问，对俗称“黑鹰计划”（Black Hawk Down）的惨案负有责任。这些都是本·拉登针对美国的初期突袭，但我们要到多年以后才了解到他的影响。我们后来还得知，在此期间，本·拉登开始对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产生兴趣，这一兴趣多年未减。
本·拉登的早期活动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矛盾。就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与“基地”组织的战斗始于1998年的东非或“9·11”事件。但从本·拉登的角度来看，他早在1992年就开始与美国作战了。
CIA知道本·拉登在1996年年底便从苏丹转移到了阿富汗，同行的还有很多随从。我们不知道本·拉登当时只是恐怖分子的资助人，还是恐怖组织的头目。因为他的大名在情报中出现的次数太多，CIA决定查出真相。1996年，CIA成立了一个代号为“亚历克情报站”（Alec Station）的特别小组来跟踪本·拉登。与一般的CIA情报站不同，这个情报站位于美国，驱车可达CIA总部。（代号“亚历克”是小组负责人长子的名字。）其最初的目标是查明本·拉登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到1997年，亚历克情报站得出了结论。CIA了解到本·拉登是某个恐怖组织的领导人，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哈里发帝国”，并把这个情报告知了决策者。正如我们得知并报告的那样，美国是本·拉登实现宏伟蓝图的关键——因而是首要目标，或者像“基地”组织提到我们时所称的“远敌”。为了实现建立“哈里发帝国”的愿望，他必须把美国赶出中东，然后推翻那些他认为得到美国支持的叛教领袖，也就是当时在该地区各国当政的领导人，“基地”组织所谓的“近敌”。
不仅我们得到的情报揭露了这一事实，本·拉登本人也如此公开宣称。他非常明确地宣布了袭击美国的意图。本·拉登从1995年年中到1998年年初至少5次公开声明，承认他痛恨美国及其所代表的一切。他坦率地宣布了自己的意图，希望迫使我们从伊斯兰世界撤军。他声称计划获得并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称其为“宗教任务”。在国际关系上，有时判断某人意图的最佳指标就是他声称自己要做什么。并且，因为在伊斯兰世界预先警告敌人是一种宗教义务，特别关注他必须要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尽管情报部门这样做了，本·拉登的公开声明却没有引起美国媒体的关注，哪怕他的某些声明是直接针对美国新闻机构的。
为了给他华丽的言辞增加分量，在塔利班的保护之下，本·拉登的实力与日俱增。“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建立了训练营，从世界各地招募新人，培养出大批忠诚的“圣战”分子。本·拉登增强了伪造文件的能力，建立了各类安全转移资金的机制。
CIA并非只是搜集本·拉登及其活动的情报，它积极尝试暗中削弱本·拉登。亚历克情报站致力瓦解其财源，逮捕他派往海外的部下，并将其绳之以法。多亏特尼特，我们没有坐视不管，但除了亚历克情报站之外的CIA其他人员并没有像局长那样认真对待“基地”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亚历克情报站有可能是当时最重要的CIA行动小组，其领导者是一名分析员。我本人也是专业分析员，我坚信这条职业轨道上的人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但我怎么也想不通亚历克情报站的领导者迈克·朔伊尔（Mike Scheuer）并非受训特工，而且特工在该小组中的作用也很有限。
亚历克情报站也没有得到完成工作所需的支持。部分是因为朔伊尔的个性。他是个狂热分子。“9·11”事件前几年，我认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或关心“基地”组织了。他的分析评估总是非常准确，但他倾向于激怒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朔伊尔总是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NSA，以及他自己的行动处上司发生矛盾。（迈克匿名出版了几本书，趁机发泄了一下，但最终还是含恨离开了中情局，并质疑我们对这场战斗的决心。）但我相信，CIA之所以没有给他足够的支持，部分原因就是朔伊尔的分析员身份。当时，CIA的行动部门和分析部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我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职业生涯时，这两个部门的办公地点位于总部的两侧，各部门人员也在不同的餐厅吃饭。行动处内盛行一种“非我族类”的文化。我觉得DO（我们这么称呼行动处）之所以拒绝了朔伊尔，就是因为他不是本处人员。
缺乏支持的另一种表现是，并非各级管理层都能理解亚历克情报站的工作人员为何如此热情，也不是所有的CIA主管都理解这一点，因为威胁本身还尚未一目了然，他们无法觉察到威胁（整个政府部门乃至整个国家也是一样）。曾有人提醒亚历克情报站中的一名分析员，说她在本·拉登身上浪费了太多时间。
朔伊尔频繁抱怨情报站缺乏支持。例如，他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局里地理行动小组（我们各个海外情报站的负责人）的支援，也没有得到情报界其他机构的帮助，更不用提外国情报部门了。朔伊尔还认为，他的CIA长官没有尽力敦促那些部门来主动提供帮助。他的某些指责过于夸张了，但其中的一些也反映了现实。朔伊尔在一次局长办公室会议后，曾多次来我的办公室诉说他的沮丧之情。我自己也不知道，像亚历克负责人这样的行动主管是否应该得到更多的支援。我认为如此，偶尔也会跟特尼特汇报这种看法。
要证明亚历克工作站有多缺乏支援，最好的例子就是行动处领导层对于亚历克情报站抓捕本·拉登计划的反应了。当时行动处归脾气暴躁的冷战专家杰克·唐宁（Jack Downing）领导。1997年秋，我们经总统授权摧毁和瓦解恐怖组织，该计划号召某个代号为TEODPINTS、战绩平庸的阿富汗部落去伏击本·拉登，活捉他（尽管他总是由训练有素的武装分子重兵守护）并将其迅速转移到一个洞穴里藏一个月，直到美军飞机秘密地乘虚而入，将其偷偷带离阿富汗。朔伊尔及其团队在1998年春提交给特尼特的这个计划充满想象力和进取精神，但几乎没有成功的机会。这是一个过度复杂的准军事行动。在这样一个行动中，变数越多，失败的风险就越大，而亚历克情报站的这个计划中有很多变数，还有附带伤害的问题，因为本·拉登的身边看起来总是妻儿环绕。中情局高级官员组成的“秘密行动审查组”负责审核每个秘密行动计划，他们认为此次行动成功的概率只有30%。总而言之，这是个考虑不周的计划。
但亚历克情报站的计划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它竟然出现在局长的办公室里。朔伊尔的层层领导中没有一个人认为他的计划是明智的。行动处通常会保护手下的人，除非所有人都支持他们想出来的计划，否则不会让他们去见上司。但这一次，他们把朔伊尔带进了局长办公室，让他来汇报，然后等他刚一出门，他们就告诉特尼特（在我看来的确如此）这个计划不可行。
我自问，朔伊尔的上司们为什么要让他那样出丑。在我看来，原因就是他只不过是他们毫不尊重也毫不感激的分析员。更有甚者，他们似乎对亚历克情报站的任务也不够尊重，以至没有派自己人去参加，直到东非爆炸案之后威胁成真，朔伊尔的工作才被他们那一代中最好的行动主管所取代。
亚历克情报站早年工作方式的后果之一便是，我们本应在“基地”组织安插自己的间谍，却未能做到这一点。尽管我们从外围的间谍那里了解到该组织及其计划和意图的零星情报，但我们几乎无人能接近“基地”组织的领导层，就算有也屈指可数。这显著降低了我们侦查并粉碎一场处于准备之中的袭击的机会。这是亚历克情报站的基本职责，它的失败导致我们在东非的大使馆被炸。直到亚历克情报站易主，安排了一位职业行动主管负责，东非爆炸案引起局里其他人的注意之后，这一失败才得以纠正。
正确的做法是，迈克·朔伊尔应担任亚历克情报站的高级分析员，而不应该是主管。那份工作从一开始就应该让一个富有经验的行动主管来做，还应大力推动其他的秘密岗位为亚历克情报站提供支援，这些都是唐宁及其领导团队的失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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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大使馆遭遇爆炸袭击，迫使我早上5点便驱车直抵办公室。特尼特已经在那里了。我收集并仔细阅读了关于爆炸案的所有材料，为局长标出关键段落，他当时正在和政府各部门的同僚不停地打电话。早上8点，我们把所有的相关人员都集中在局长的会议室，仔细检查我们已知和未知的情报，讨论我们需要如何应对。特尼特走进会议室，坐在他往常的位置上（他总是坐在中间的位置，而不是会议桌的主位，在奉行平等主义的CIA里，这是个受人尊敬的姿态）立刻向与会代表问道：“是谁干的？”朔伊尔就坐在局长的对面，几乎不假思索地答道：“是‘基地’组织，毫无疑问。”当时我们还没有一丁点儿的情报能把“基地”组织和这次袭击联系在一起，但没有人质疑朔伊尔，因为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他是对的。
星期天傍晚，爆炸发生仅仅两天之后，我们从线人那里得到情报，证实了朔伊尔的直觉性判断。当天晚上，我们聚集在特尼特的办公室，我听到他用一部保密电话与克林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桑迪·伯杰（Sandy Berger）、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国防部长比尔·科恩（Bill Cohen）以及NSC的其他成员举行了一次关于此次袭击的电话会议。特尼特向他们简要汇报了情况，这些情报均表明，本·拉登应该对包括CIA员工莫莉·哈迪在内的12名美国人的死亡负责。那是整个美国第一次意识到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存在。
那天晚上，特尼特给我上了关于领导力的重要一课。我们在等局长与总统的电话会谈要点记录，却迟迟未到。我越来越不耐烦，大声抱怨道：“他们到底是在那儿干什么呢？”特尼特劝我说：“冷静一点儿。他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了。”他继续说，在危急情况下，每个人都竭尽所能，无须再施加压力，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只有在没有危机的正常情况下，才需要在他们屁股上迅速踢上一脚。”他说。
在使馆爆炸案发生后不久，特尼特去见了亚历克情报站的工作人员，鼓舞他们的士气，我也陪同前往。对他来说，这倒不算是什么不同寻常的事。他经常会“四处走走”，喜欢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总部大楼的任意一间办公室里。他爱和局里的各级人员谈笑，远胜于和高级行政长官交往。但这一次却很不愉快。
在他做完简要的非正式讲话后，一位对迈克·朔伊尔忠心耿耿的女分析员举手说道：“局长先生，我希望你知道，如果几个月前你让我们执行抓捕本·拉登的计划，就不会发生这次的使馆爆炸案了。”她把这次袭击和数位美国人的死亡怪罪在特尼特身上。我认为这种说法令人震惊、非常无礼，并且远非事实。在CIA的文化中，这样的冲动极不寻常，但看起来她的很多同事完全赞同她的做法。值得赞扬的是，特尼特没有厉声斥责，而只是说每个人都有权坚持自己的意见。实际上，抓捕本·拉登的计划几乎没有可能成功，而且我们后来通过情报来源得知，炸毁使馆的计划在提议抓捕本·拉登之前很久便开始筹谋了。后来，在TRODPINTS抓捕本·拉登的计划获准后，他们很令人遗憾地连一个像样的方案都拿不出来。
一旦我们确定“基地”组织应该对使馆爆炸案负责，克林顿总统就希望能给予有力的回击。“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训练营是显而易见的目标，我们非常幸运地截获了“基地”组织的一次联络信息，获悉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其他高级头目几天以后有可能在阿富汗霍斯特附近的一个训练营会面。那里成了一号目标。但总统和其他人希望至少打击两个目标，因为有两个大使馆遭到了袭击，他希望能打击阿富汗之外的某个地方，借以展示美国乐于打击的对象不限于该组织的庇护所。从一份其他可能地点的清单上，我们选中了位于苏丹喀土穆 [9] 的一个制药厂，我们怀疑那里为“基地”组织生产了化学武器。
8月20日——美国实施军事反击的那一天，特尼特凌晨2点就被克林顿总统的电话惊醒了，他问特尼特是否赞同这个计划。特尼特后来告诉我，他对总统说，攻击霍斯特附近的训练营是显而易见的事，但他对于打击希法阿制药厂的计划不太确定。特尼特告诉我，总统大致上说：“没问题。我希望‘基地’组织明白，如果他们还想袭击我们，就得先想一想我会怎么反击他们。”
结果证明，美国的反击（我们与“基地”组织的新战斗打响的第一枪）并不太成功。美国对训练营的打击只击毙了几个恐怖分子，因为在75枚导弹击中训练营之前不久，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领导层刚刚离开霍斯特。虽说我们永远无法证实，但我强烈怀疑有人暗中通知了他。美国派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乔·罗尔斯顿（Joe Ralston）将军前往巴基斯坦，告知当地政府，美国巡航导弹很快将会越过巴基斯坦的领空射向阿富汗。巴基斯坦政府中的某个同情者有足够的时间提醒本·拉登，我怀疑的确有人这么做了。
对制药厂的打击则更糟。结果证明，这个工厂没有参与化学武器的生产。促使我们决定打击这一设施的关键情报，即CIA在工厂外面采集的土壤样本含有化学武器的一种前体（甲基磷羧基硫酸O–乙酯，或称EMPTA），即使从最乐观的情况来看也是不可靠的。我们对于厂主与本·拉登有关的评估也错了，他是无辜的。
我确信，本·拉登及其同伙把我们对“基地”组织训练营和喀土穆制药厂的失败攻击看作胜利，而非侥幸脱险。首先，本·拉登死里逃生，其结果是在极端主义者中赢得了更高的地位；其次，他确信我们在全世界面前自取其辱，炸了一个被此次打击的批评者称为“阿司匹林工厂”的地方。这无疑越发助长了他的威风。
东非爆炸案的主要后果之一便是CIA局长更加坚定了。1998年12月，我们和英国的同行在伦敦开会——会上主要讨论的就是“基地”组织的威胁。在会议结束后搭飞机回国途中，特尼特拿出一本法律公文用纸，手写了给CIA领导层和情报界所有机构领导的信件初稿。［当时，除了领导自己负责的机构外，CIA局长还领导着情报界的所有机构。2005年4月，国家情报总监（DNI）接管了这一职责，这是2004年年底《情报改革和防恐法案》（Intelligence Reform and Terrorism Prevention Act ）获得通过并签署的结果。］特尼特怒气冲冲地写了45分钟，写完后，他从本子上撕下那几页纸递给了我。他只是说：“接着。”读到他写的内容，我被他的语言震惊了。局长明确表示我们应该意识到自己与“基地”组织处于战争状态，应动员一切努力和资源应对这场战争。
对CIA来说，这个“我们开战了”的备忘录正如其名，成为1999年初期CIA行动部门用来审核CIA对“基地”组织策略并提出改进的一项指令。其他情报机构也有一个类似的备忘录。随后在1999年春，有关本·拉登正在计划另一次行动的情报传来，而我们查找“基地”组织头目并将其在战场上除掉的努力毫无结果，特尼特要求采用新策略——一个不受资源或授权限制的策略。作为回应，1999年秋，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也制订了所谓的“计划”，该计划包括将大批资源向“基地”组织问题转移，以及CIA与其他情报部门，特别是NSA的更大规模整合。这个工作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胜利，比如，在千禧年前的那段时期瓦解了一些美国境内和海外的袭击（特尼特曾告诉克林顿总统，有5~15次袭击），但这些成功都没有让我们更加靠近本·拉登。
使馆爆炸案发生后，白宫对本·拉登也越来越重视。作为关于反恐的总第1986号总统文件的补充，多份新的秘密行动授权，即所谓的《通知备忘录》（MONs），得到了批准，赋予CIA更大的权限抓捕本·拉登。
公众有一个常见的误解，认为CIA自行决定秘密行动。实情并非如此。秘密行动既可由CIA提议，也可由白宫的最高国家安全长官提出。但只有获得白宫的批准后，CIA才可以制订实际的计划。计划的政策目标出自白宫，而中情局制定方案以达成这一目标，生成一份调查令草稿或MON草稿基本上就是批准CIA进行具体行动的一整套授权。该草稿会由局里和各个情报机构进行检查，包括司法部在内；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都同意后，还需总统签字才能正式获批。CIA随后将依照其法律义务，通知国会的领导层、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以及向CIA提供资金的两个国防拨款小组委员会。尽管只是技术性地“告知”国会，但国会实际上可以扣留行动款项，从而阻止计划启动。作为这一流程的参与者，我可以告诉诸位，认为这一流程的所有环节只是例行公事地加盖橡皮图章就大错特错了。
人们或许会问，既然需要这么多步骤，那还怎么保密呢？答案是，大部分内容并非机密。大多数秘密行动都会泄露出去，但与普遍的看法截然相反，机密并非从国会泄露（事情总有例外），通常是从白宫泄露的，因为白宫官员出于政治原因希望让美国人民知道，他们正在采取行动应对某个针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也可能是执行分支机构的官员，他们泄露机密的目的是在政策辩论中获得优势。
东非爆炸案余波未尽之时，克林顿总统就签署了与本·拉登有关的一系列新的MON。在东非爆炸案发生之前，CIA只获得了抓捕本·拉登的许可，但明令禁止使用致命武器。这一新的MON草稿准许CIA利用其在阿富汗的代理人采取行动，在行动过程中如若判断抓捕不可行，则可杀死本·拉登。这一步意义重大——原则上同意CIA杀死一名恐怖分子。克林顿政府的态度是，根据《武装冲突法》（Law of Armed Conflic ）规定，杀死一个对美国造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且无法抓捕的人属于自卫，而不是暗杀，其后的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也都保持同一立场。
1998年圣诞夜那天上午，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桑迪·伯杰（Sandy Berger）将这份MON草稿交给了克林顿总统。白宫告诉我们，总统当天就会签署这份MON，在办公室等待他签署文件的责任就落在了我身上。我的工作是得到总统已经签署这份文件的确认，以便我们总部的官员可以把总统的指示传达到战场。局长办公室的其他官员都已经回家或者在休年假，而我还得坐在电话前等待。玛丽·贝丝在家里招待着她的父母和弟弟，他们是来我家过节的。家里还有3个当时都不满6岁的孩子，等着爸爸回家和圣诞老人的到来，当然，谁先谁后并不重要。我的缺席让大家都很沮丧，但我不能告诉他们，我在等克林顿总统签署刺杀本·拉登的命令。
圣诞夜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总统走进白宫的军情室，阅读并签署了那份文件。白宫军情室打电话通知我，我转而打电话通知了局长、CIA的总顾问，以及我们的国会事务主任。我请后者通知相关的国会议员，他当晚和次日就完成了这项工作。然后，我传话给反恐中心，以便他们可以把指示传达给我们在战场上的人员，当时已是圣诞节的凌晨了。我上了自己的车，回家参加圣诞夜庆祝活动，心想我们的这次回击，肯定比“基地”组织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猛烈。
但事实上，我们仍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军事和准军事前线上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当然，还应该进行更多的秘密行动，对本·拉登及其寄主塔利班施加更大的压力，但美国并未尽其所能地追踪“基地”组织，也未能有效防御我们担心的那种袭击。即使像比尔·克林顿那样一位目标明确、意志坚定并且广受欢迎的总统，也面临着种种限制。一次针对两个大使馆发动的袭击——包括莫莉在内的12名美国人被杀，仍不足以让美国人民意识到应该全力以赴支持我们的行动。这还要等上两年半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