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棒联盟 [1] 的孩子都梦想着参加世界系列赛 [2] ，钢琴学生希望能在卡内基音乐厅现场演奏，年轻的CIA分析员梦想的职业则是为美国总统做日常简报。我也一样。我在CIA日渐成熟，羡慕着那些为总统做《总统每日情报简报》（PDB）的官员，其中包括一个名叫查克·彼得斯（Chuck Peters）的官员，我们都叫他皮特，他为乔治·h.W.布什总统做过每日情报简报，曾经完全重写了分析员起草的每日情报简报文章，甚至还自行拟就了PDB，并电话通知大吃一惊的分析员到他的办公室，在他写的PDB上签名负责，他是局里的一个传奇人物。还有一个名叫约翰·布伦南的官员，他是我的朋友，如今是CIA的局长，他也曾经担任比尔·克林顿的首席情报简报官。
2000年12月，我被任命为新当选总统乔治·W.布什的简报官，梦想终于成真了。我当时的上司、负责局里分析工作的领导温斯顿·威利（Winston Wiley）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分配给我这份工作时说：“这份工作，没有谁能做得像你一样好了。”
虽然我知道威利说得有些夸张，但如果他认为派我去做对局里有利，那么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他和我提到简报官的岗位时，我们刚刚结束有关亚洲事务的会议从夏威夷归来。我5岁的儿子卢克正在幼儿园做他的“扁扁人” [3] 作业，孩子们要做的是带着剪纸玩偶“扁扁人”去世界上尽可能多的地方拍照。带着这个目的，我就把“扁扁人”带去了夏威夷。威利听说后，坚持开车带着“扁扁人”和我去瓦胡岛和茂宜岛兜风，在陡峭的火山旁、迷人的绿色山谷中，以及美丽的沙滩上到处拍照。卢克的作业可捡到了大便宜。威利就是这样一个能够让部下忠心耿耿的上司。
我当场就接受了威利的任命。他要求我每天早上都得去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身为总统的简报官是一个巨大的荣誉，但同时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因为简报官向总统介绍的情况及其做出的评论都有助于塑造最高指挥官的世界观，从而影响其关于重大国家安全问题的决策。这当然是国家安全团队的高官众所周知的，他们会密切注意简报官跟总统都说了些什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曾经致信乔治·特尼特投诉我，说我向布什总统汇报的中国台湾与美国的关系问题并不准确，他希望修正记录。特尼特给我看那封信时，我由衷地意识到这个岗位关系重大。几个月后，我再次深感这个岗位至关重要——这一次是布什总统的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史蒂夫·哈德利（Steve Hadley）。一个星期六的上午，特尼特和我开车带着哈德利去戴维营，我们俩进行了一次有关简报和总统的谈话。这次谈话让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获益匪浅，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哈德利说：“CIA的分析塑造了总统的世界观，他根据你们的分析制定策略。因此，你们责任重大，每时每刻都要做好准备。”
跟威利谈过工作后，我穿过套间去见了威利的首席副官杰米·米西克（Jami Miscik），她刚刚在位于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州长官邸为即将就任的布什总统做过几天的简报。米西克说的话把我吓坏了。“你真的需要每天做好准备，”她说，“他会连珠炮似的快速质问你，希望你能回答其中的大多数问题。他会测试你，看你知道多少东西，还会测试你是否愿意在达到所知的极限时承认自己不知道。如果真的不知道，他可不希望你靠猜测或推断给出答案。一句话，准备好迎接这个挑战吧。”突然之间，我想打退堂鼓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时，几乎已经把临阵脱逃的想法置于脑后。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妻子玛丽·贝丝。虽说我这个人向来都是先接受任务然后才告诉她，但她还是同意了我的决定。这个决定不仅在职业角度上可以理解，对我们俩来说，从家庭的角度来看也是合乎情理的。当时我们的3个孩子分别只有7岁、5岁和3岁，我们计划半夜开始工作，中午下班回家，正好能去学校接孩子，辅导他们写作业，更多地陪陪孩子们。
我只准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便动身前往得克萨斯州，被介绍给即将就任的总统，当他的专属情报简报官了。我走进位于奥斯汀的州长官邸的厨房，未来的总统刚理完发。乔治·W.布什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给了我一个有力的握手，直视着我的眼睛说：“欢迎来到得克萨斯。拿杯咖啡，跟我上楼去书房。”
***
这份工作是另一次炮火的洗礼。第一天，我旁观着威利完成了大部分的简报工作，不过，他让我汇报了一篇关于中国军队现代化的文章，让我“小试身手”。第二天，我自己完成了整个简报，威利在一旁观察。我询问未上任的总统星期六是否需要简报，他说：“没必要，但如果你认为我需要知道什么事情，就给我打电话吧。否则我们就星期一见。”从那时开始，我就单飞了。
第二天的情况体现出我们这位新任“首席客户”——CIA的分析员都这么称呼美国总统——的期望值之高。简报结束时，威利解释说，CIA计划更改简报的提交形式。在几句具体的说明之后，未来的总统打断了他。“温斯顿，”他说，“我不关心形式。我不关心你们是在上面还是侧面装订，用曲别针把它别在一起，还是钉在一块。我关心的是内容。”未来的总统继而就他对情报界的期望讲了30分钟。他说：“有人想伤害美国。我要你们查出来他们想干什么，然后向我汇报。我不想听那么干有多难；我知道这很难，但我期待你们做到这一点。”我自忖：“对于情报收集工作者来说，这倒是个不错的任务说明。”总统补充道：“作为总统，我要就国家安全做出很多艰难的决策，我希望你们能够把那些决策充分告知每一个人。”我想：“这可是对我们的分析员提出的很棒的任务说明。”我还想：“我真的很喜欢这家伙。”随后便是点睛之笔，未来的总统说：“我猜在我当上总统后，就会看到真家伙了。”温斯顿和我突然意识到，未来的总统可能认为我们隐瞒了什么大事，没有给他看CIA最敏感的机密，但我们已经给他看了“真家伙”了。未来的总统把标准提到了几乎无法企及的高度。我们回到位于奥斯汀的办公室，给特尼特局长打电话，汇报了情况：“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个糟糕的时刻。”
布什总统总是这样不断提高标准，永远要求属下进步。有一次，在“空军一号”上，我向他提交了一份情报报告，那份报告是基于一位中东领导人向我们的情报站负责人所做的说明而完成的。总统读完报告说：“迈克尔，这挺有意思的。但我真心想知道的并不是这位领导人通过CIA对我说了什么，而是他在我背后对萨达姆·侯赛因 [4] 说了些什么。”
除了要应对非常高的标准外，那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经历——结识了美国的第43任总统。他对我既尊重又喜爱，拿我当他的家人看待，甚至视如己出。在克劳福德牧场进行简报之前，我们会一起喝燕麦粥，聊聊前一天晚上的棒球比赛，再一起把早餐盘子洗净烘干（这是第一夫人的吩咐）。我第一次去牧场拜访的时候，未来的总统就坚持带我参观一番。我们钻进一辆高尔夫球车，在特勤人员的跟随下，布什驱车穿过整个牧场，为我讲解迥然各异的奇佳景观，巨细靡遗地介绍了当地的动植物群。
我立刻体会到，总统是个平常人——不拘礼节、平易近人。2001年1月，在牧场进行的一次简报中，电话响了起来，未来的总统接起了电话，简单地说了一句：“当然啦。”打完电话后，他向我解释说第一夫人正在布置他们位于牧场的新家，她要他听完简报以后买些灯泡回去。然后，他说：“伙计，你今天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简报结束后提醒我买灯泡。”另一次是在克劳福德，我进门时发现总统在收拾屋子——捡起报纸、摆正靠枕这类事情。我对他说：“总统先生，知道贵为总统也要干家务活儿真是件好事。”他回答道：“伙计，你可不了解我老婆！”所有这些都让我在总统身边感觉非常自在，我最担心的是，搞不好哪天一不小心称他为乔治，而不是总统先生。
从1月8日星期一开始，提交简报就是我的责任了——在两任总统交接过渡时期是每周5次，总统正式就职之后是每周6次。我凌晨4点开始工作，筛选出最重要的最新情报和分析，决定向总统汇报哪些内容、次序如何，还要把与每个主题有关的额外信息记在脑子里，以备总统或房间里的其他人［几乎总是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和白宫幕僚长安迪·卡德（Andy Card）这几个人］提出问题，他们几乎总会提问。总统有一次对我说：“我很好相处。你该担心的是房间里的另外几个家伙。”那感觉就像是每周6天、每天都要进行研究生院的论文答辩。
并且，这位总统还有个新花样，我们跟从前的总统都没这么干过——和他一起出行。总统的首次出行是去拜访墨西哥总统比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在动身前一天，他问我是否可以同行。考虑到我们从未这么做过，对于应该怎么做也毫无头绪，我竟然回答道：“我觉得对于区区30分钟的简报来说，这趟旅程未免太长了。”特尼特和我走出椭圆形办公室时对我低语道：“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居然拒绝了美国总统。”毫不奇怪，总统如愿出行，我日后再也没有如此毫无技巧地回应总统的询问。别的不说，我可是个学东西的快手。
无论总统去哪儿我都随行——当天或通宵的国内旅行、出国访问、假期旅行、假期时去他父亲位于缅因州肯纳邦克波特的家，更多的是去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牧场。2001年，阵亡将士纪念日 [5] 的那个周末，总统是在肯纳邦克波特庄园度过的，当我走上庄园的车道去做简报时，他正和心爱的小狗巴尼玩叼球游戏。他把一只网球扔过草坪，巴尼在后面狂追，总统说：“迈克尔，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这是一次考试。”“哦，天呐，”我想，“可别是考试！”总统接着说：“我们8月是该待在这里享受70华氏度（约为21摄氏度）的好天气呢，还是去100华氏度（约为38摄氏度）的克劳福德？”我当然知道“正确”答案，但我反其道而行之。“总统先生，毫无疑问，我们该待在这儿。”“错了，”总统咧嘴笑着补充道，“迈克尔，我对你很失望。”
一次简报通常包括七八个事项，这些内容都放在一本蓝色皮质的三孔文件夹中。文件夹上面写着“总统每日情报简报”这几个字，总统的名字也压印在封面上。房间里的其他人也会收到自己的副本，不过，除卡德之外，每个人都已经在与总统开会前听取了自己的简报。如果赖斯或副总统问过某个具体的事项，他们的简报官会在我进入椭圆形办公室前提醒我，以免我措手不及。
给总统看哪些东西，以及如何汇报复杂的问题以便总统领会关键之处，这都由我决定。我一般会在简报手册中以寥寥数语提及每一事项，例如，提醒他我们上一次告诉他的与这一主题有关的内容，新情况如何推进了事态的发展，并给他做要点概述。总统随后会阅读该事项，往往相当仔细。但当事态复杂或文章结构不佳时，我就不得不多做一些工作。一天早上，我在桌子上看到一份两页纸的报告，里面有关于巴勒斯坦起义的一个详细图表。我读了几遍还是不明所以。在深入阅读和仔细研究图表后，我总结得出的要点是，虽然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暴力水平居高不下，但大多数暴力事件都发生在3个镇子里。我认为这很有意思，所以就让制图员把所有的暴力事件绘制在一张地图上，显示出三个聚集点，我只给总统看了这张地图，口头解释了要点。
总统在读过一份报告或听完我的简报之后，会向我提问该事态的详细内容，更常有的是向房间里的高级官员询问这一情报的政策影响。第一个主题讨论完毕，我们就会继续讨论文件夹里的下一个主题。简报通常用时30分钟，但真正进行的时间往往长得多。
布什上任时拥有一支意志坚定、态度决绝的国家安全团队，其中包括副总统迪克·切尼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莉扎·赖斯。而他本人在外交方面缺乏特别深厚的背景。但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父亲既是美国前总统，也曾担任过CIA局长。总统告诉我，他的父亲乔治·H.W.布什向他强调了每日情报简报的重要性。他显然铭记于心，我发现他对于我每天上午给他带来的各个主题都非常感兴趣。总统一贯能够很快地理解问题的本质，我发现他关于政策的主观直觉都恰到好处。我有时认为总统决策过快，但从我自己做领导的亲身经历来看，我也知道快速决策总比犹豫不决或毫无结果要好。
对我来说，最特别的时刻包括人称“41号首长”的乔治·H.W.布什总统来参加简报会，在我任职简报官的岁月里，他来了大约15次。作为前总统，他有权前来听取简报；作为国家安全专家和CIA前局长，他对此也很感兴趣；作为在局里深受敬重的人，我们非常欢迎他到场。就在总统接受正式任命数天前的一个上午，“41号首长”参加了我们在布莱尔国宾馆召开的简报会。在讨论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0年衰败后采取的重建俄罗斯军队的措施时，前总统对即将就任的新总统和我们大家说：“我以前讨论过这个话题。你们处理吧，我要去和孙女们玩了。”
正像米西克预言的那样，“43号首长”问了很多问题。他有兴趣知道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是如何知道这些情况的。对于间谍向我们提供的情报，他想知道情报提供人的地位，以便他自行判断情报的可靠度。情报提供人也许是首相办公室的副官，在会议上听到与会者在讨论这个问题，或者是副官的朋友，间接听到了这个情报。如果情报来自被截获的通信内容，他会想知道通信双方的具体情况，通信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电话、电子邮件还是传真，等等。我回答说，我和CIA行动处及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制定了不同的机制来获取我需要的情报。我现在可以与总统及房间里的其他人共享美国情报界，甚至整个美国政府内部的某些最敏感的情报。
乔治·特尼特陪我进行了总统就职后的第一次简报会，在克林顿政府中，他从1997年便开始担任CIA局长。那次以后，特尼特只是偶尔参加简报会，我大多数时间都是独立工作。到了2月的第二个星期，这种情况结束了。布什总统在一次简报会结束时问我：“乔治能明白我每天都想看到他跟你一起来吗？”
“他会明白的，我回到局里就告诉他。”我回答道。
“那就好。”总统说。从来无此惯例，但特尼特像所有CIA局长一样，欣然遵命。一开始比较尴尬，因为布什团队没有告诉特尼特他们是否计划让他一直在场，直到2月底才做出决定。
我问特尼特是否希望主持简报会，他迅速决定还是让我继续进行“现场解说”，他会定期来做“精彩点评”。事实证明这很成功。在总统的旅途中只有我随同前往，但如果特尼特在华盛顿，我就会请他陪同前往。每天请自己的上司在旁监督自己的工作，这多少有些奇怪，就像是被任命为开场四分卫，却发现教练也挤在人堆里碰头讨论战术一样。我担任他的执行助理已有两年了。特尼特和我走得很近，他通过定期向我提供有用的建议和批评来帮我改进。
我和特尼特每天早上都会在他位于白宫旧行政办公大楼里的“市区”办公室碰头。我们在那里设计简报内容，特尼特决定当天对其中的哪一条情报做评论。然后，我们会在上午7点55分穿过西行政大街，8点到达椭圆形办公室去做简报。总统几乎从不迟到。
特尼特在场对总统特别有用。对于出现的几乎每一项国家安全问题，特尼特都能解释问题的缘由，以及克林顿政府曾试图如何处理，奏效与否。我起初担心赖斯对特尼特谈论政策可能会反应不佳，但她看起来也很欣赏这种背景介绍。起初，布什对于克林顿解决问题的任何方法都抱着提防的态度，例如试图以美国的信用来调停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但特尼特的评价似乎缓解了这个趋势。特尼特在国家安全政策上实现了一种连续性，而大多数美国总统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最初几个月的简报非常难做，这倒不是总统或房间里其他人的缘故，而是因为CIA未能提供质量足够高的产品满足总统的期望。特尼特会定期从报告中抽出若干情报——有时是在我的再三催促之下，因为他认为不必要将它们呈交给总统，或者因为总统已经知道了它们所反映的情况，抑或是因为分析见解不够深刻。我们的中东分析报告通常会成为批判对象，通常情况下，中东地区的分析员完成的情报分析报告都不能对总统的思考有所促进。这些报告偶尔会成为漏网之鱼，总统读后会看着我说：“少来这些胡扯。”这就是客户反馈。但应该肯定的是，CIA的分析部门一直努力提高业务水平，随着时间的流逝，被特尼特撤下或被布什批评的报告数量迅速减少。
在布什总统就任后的前几个月里发生了很多国际事件，它们占据了简报会的大部分时间。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最大的一场危机是一架美国海军EP–3型侦察机与一架中国战斗机在中国南海上空相撞，并被迫降落在中国海南岛的一个军事基地。随后发生了一场为期10日的外交危机，我认为事实证明我们的分析对总统极有帮助。有一份报告看来特别有用，它把中国关于此事件对美国的公开声明与其1996年在台湾海峡危机（当时中方采取的行动是进行大规模导弹发射及军事演习，而美国的反应则是派遣一艘航空母舰开至台湾海峡）期间的声明进行了比较。比较结果表明，中国对于EP–3事件的关注要比对“台海危机”少得多，这说明美国方面需要耐心。布什的确很有耐心，危机和平地结束了。
虽然简报会充斥着对严肃问题的分析和讨论，但也不乏轻松的时刻。我尤其记得总统的小狗巴尼大嚼特嚼特尼特便鞋上的流苏，而CIA局长却极力想要给布什留下他对此毫不在意的印象。我还记得，总统某天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讲了一个不太好笑的笑话，没一个人觉得好笑，总统转向我说：“迈克尔，你的工作是听完我的笑话以后就开始笑——就算它们一点儿也不好笑。”
在戴维营的一次简报会上，布什总统、乔治·特尼特、史蒂夫·哈德利和我正围坐在一张咖啡桌旁讨论一份简报文件。巴尼的喉咙里卡了一片塑料，总统是第一个注意到的。总统和我两人都把简报手册从膝上推开，试着去够桌子下的小狗。总统一把就抓住了巴尼，那片塑料从狗嘴里掉了出来，落在地板上。我迅速抓起那片塑料，并自豪地说：“总统先生，我找到了。”总统回答说：“干得好，迈克尔。”而特尼特和哈德利全程都在进行他们的实质性讨论。总统看了看他们，既恼怒又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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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基地”组织和本·拉登，2001年年初的简报会主要关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围绕着2000年10月恐怖分子袭击美国军舰“科尔”号的责任问题。克林顿总统卸任前尚无明确情报证实“基地”组织领导层与造成17名船员死亡、39人受伤的爆炸案有关。1月25日，我们为新任总统写了一份报告，概述了我们的初步评估，即该计划是由阿富汗的“基地”组织指挥的。由于我们无法确凿无疑地明确责任，而且布什总统认为运用巡航导弹打击“小麻烦”并无重大军事意义，所以在2001年春夏美国计划给予“基地”组织更强硬的回击期间，无须对“科尔”号爆炸案做出回应。
第二个问题事关最初几个月呈交给总统、旨在提高总统对“基地”组织的认识的报告。我们向总统提交了若干份分析报告，这些报告讨论了该组织位于阿富汗的训练营、筹款能力和活动网络、与塔利班的复杂关系，以及塔利班与我们某些盟友间的多方面关系。简言之，CIA认为美国正面临一些主要的国家安全威胁，我想尽可能多地让总统对此有所了解。
回顾过去，我认为如果当时情报界能够就“基地”组织所造成的威胁为新政府提供一份《美国国家情报评估》（NIE），应该会大有裨益。NIE是情报界的主要成果，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各机构分析员关于某个问题的权威报告，经情报界的领导层讨论并批准。我认为，当时如果有这样一份文件，有助于新政府把“基地”组织放到相关背景中分析，帮助新政府理解在情报官员看来“基地”组织问题有多严重。
但我要补充的是，在政府过渡期和新政府前3个月，几乎没有关于“基地”组织正在谋划恐怖袭击的具体威胁报告。但这种情况在春季发生了剧烈变化。实际上，从春季到初夏，我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有关“基地”组织恐怖威胁的大量报告上，其恐怖程度也与日俱增。从4月底到7月初，我们不断获得令人非常不安的情报，“基地”组织的成员互相告知“好消息即将出现”，“重大胜利”呼之欲出。没有一份报告谈到具体的位置、时间或袭击方式，但我把所有这些情报都汇报给了总统及其整个国家安全团队。
4月18日早上，我像往常一样，走进特尼特在旧行政办公大楼里的“市区”办公室。他一见到我，就以不容辩驳的口气说：“今天我来做简报。”前一天晚上，在他主持的每日反恐最新情报会上，我们的官员向他简报了有关本·拉登正在谋划多起重大袭击的可靠情报。分析员正在写报告，并把这一情报整合进去加以解释，但特尼特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向总统汇报了。他和我换了座位，以便离总统和副总统更近一些（在我做简报的一整年里，这是唯一一次），他以经典的特尼特风格进行汇报，其间既有详细解说，又不乏精彩点评。那天上午有很多精彩点评。特尼特一旦被调动起来，就会令旁观者惊叹不已。他是个出色的简报人，说话条理清晰，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深信不疑，那天上午，他以言谈、语调和身体语言表达了他对于“基地”组织即将袭击我们的深切关注。在他发言期间，我注意观察了总统及其高级顾问们的反应，但我当时并不清楚这个战术是否奏效。我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清楚特尼特的激情从何而来，如果能够结合上一届政府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他的激动就合情合理了——东非爆炸案、千禧年前的多次未遂袭击以及“科尔”号遇袭事件。第二天，也就是4月19日，分析员提交的报告（基于特尼特在前一天口头汇报的同一个情报）题为“本·拉登计划多起行动”。后来，“9·11”事件委员会报告中的一个章节标题即引述了特尼特关于这一时期的表述：“系统的红色警报灯闪烁不断。”
这是特尼特唯一一次主讲简报，之后我们就又恢复往常的简报形式。威胁报告仍在继续，其他的报告标题为“本·拉登的袭击或迫在眉睫”和“本·拉登计划高调袭击”等，但我察觉到人们对这些报告心存疑虑。一天早上，副总统问我，有没有可能这些威胁报告都是“基地”组织给我们设下的骗局，他们或许有意为之，旨在引起我们的注意，并让我们在做出反击的过程中无谓地消耗资源。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的国防部幕僚也向我们提出了同样的疑问。时任国防部特别助理的史蒂夫·坎博恩（Steve Cambone）曾来到特尼特的办公室，告诉他五角大楼认为这些情报纯属骗局。特尼特告诉坎博恩：“我要你看着我的眼睛，我要你听好我说的话，这可不是骗局，这是实实在在的危险！”但副总统理应知道答案。所以我让CIA的分析员考虑一下到底是否存在这种可能性，他们以一份题为“奥萨马·本·拉登的威胁真实存在”的报告回复了我。当我简报完那份报告时——那天是在“空军一号”上，总统开玩笑地对我说：“好吧，迈克尔。你倒是会推卸责任啊。”我讲这件事只是为了保证准确记录这段历史，因为总统说的话后来传出去了，并被误认为是对如今很出名的8月6日简报的回应，下文中很快就会提及该简报。最重要的是，总统只是跟我开了个玩笑，而不是对这份报告或CIA就“基地”组织的袭击所发出警告的严肃评论。
7月中旬，威胁报告霎时间消失了，某些情报甚至称重大袭击已被推迟。当时我们无法解释为何中断了恐怖活动，就算如今也无法给出全面的解释。我们的确知道，春末夏初时节，本·拉登去各个训练营激励士气，关于这一情况，我们看到了不少报告。在这些谈话中，“族长”（他的部下都这么称呼他）谈到了“好消息即将来临”和“准备打击世界的偶像”。这种话传播开来，我们截获了一些内容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很难说清楚威胁为何在7月中旬戛然而止。我猜测随着劫机者就位潜伏下来，本·拉登及其领导层就停止谈论袭击的事情，连泛泛而谈也停止了。他们需要展开秘密行动。随着逐渐接近实施恐怖袭击的时间，他们仍保持沉默，努力保证他们的杀人计划绝无干扰。有两个时刻需要担心恐怖分子：截获他们的谈话内容时，以及截获不到任何信息时。当然，这就意味着时时刻刻都要小心。
8月，总统休了个长假，待在他的克劳福德牧场，我也去了那里。那年夏天的早些时候，我拜访了局里的每一个分析办公室，谈论了他们计划在“夏季低迷期”写些什么内容——7月末和8月的那几个星期，我们很难获得所需的足够数量的优质PDB，因为很多人都休假了。所以我们尽可能地做好准备。和恐怖主义分析员会面时，我请他们撰写了如今非常有名的8月6日PDB，标题为“本·拉登决定打击美国”。我请他们写这份报告的原因是，那年早些时候，只要特尼特和我向总统简报“基地”组织的威胁，总统都会直接问我们：“有迹象表明这次威胁的目标是美国吗？”他显然非常担心这种可能性。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特尼特也同意我的看法）是一致的：“总统先生，尽管没有具体的情报表明我们得知的这些恐怖袭击的目标是美国本土，但本·拉登比任何人都更乐于让战斗在美国的东西两岸打响。”鉴于总统经常问这个问题，我希望分析员们深挖这一主题。
由此产生的报告后来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份解密并公布的PDB文件。随便读读就会明白，我们认为“基地”组织对美国本土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威胁并不限于破坏美国的海外利益。仔细阅读这份报告会发现，它没有告诉总统“基地”组织会在何时何地以怎样的方式打击美国——我们甚至认为春末夏初的威胁报告与对美国本土的灾难性攻击之间存在关联。后来，一些分析员声称（其中的一些人对“9·11”事件委员会这样说）他们本来想在这份报告中体现这种关联。然而，我们那天早上读到的这份报告中并未体现。
8月6日的简报会是在总统牧场的起居室里举行的。只有一个人在场，他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常务秘书史蒂夫·拜根（Steve Biegun），他临时代替赖斯及其副手史蒂夫·哈德利，他们俩会在8月换班来牧场陪同总统。在汇报前，我先解释了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份报告。总统仔细阅读了报告。我想不起来我们就这份报告进行了哪些深入讨论，随后我们就转到下一个简报内容。我没有把它看作“燃眉之急”或是迫使我们采取行动的报告，总统也没有那样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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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胁日增的这段时间里，CIA并非只是搜集情报并将其转达给决策人。CIA还致力瓦解可能正在部署的所有计划。作为简报官，我不清楚这些行动的细节，但我后来得知，其间特尼特接触了数十位外国同行并敦促他们采取行动。多亏了他们的努力，有将近20个国家逮捕和扣押了一批恐怖主义嫌疑人。在我们的帮助下，很多攻击美国驻中东和欧洲外交机构的计划被瓦解或被迫中止，武器藏匿地点也被曝光。
但这样的行动强度难以长时间维持下去，在缺乏具体的威胁报告时尤其困难。因此，在一个阶段的激烈行动之后，我们又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即依然密切关注下一次可能遭受的攻击，但不再像过去几个月那样快速反应了。由于缺乏额外的情报指导，根本别无他法。
[1] 少棒联盟（Little League），全称为世界少年棒球联盟，是美国的一个非营利运动组织。
[2] 世界系列赛（World Series），美国职棒大联盟每年10月举行的系列赛。这是美国及加拿大职业棒球最高等级的赛事，由美国联盟冠军和国家联盟冠军进行七战四胜制的总冠军赛。
[3] “扁扁人”（Flat Stanley），一本儿童书里的主角，他因为不小心，被书柜压扁了，然后发现因为自己扁扁的，可以做很多事情。
[4] 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1937—2006），伊拉克第5任总统。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其政权被美国推翻，其本人也在逃亡半年后被美军掳获。经伊拉克法庭审判，于2006年11月5日被判处绞刑，并于12月30日当地时间清晨6点5分执行，终年69岁。
[5] 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 Day），美国联邦法定节日，在每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