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凌晨，我在位于佛罗里达萨拉索塔市的旅馆房间里时睡时醒，看了一眼旅馆里嘀嘀嗒嗒的闹钟，大约是凌晨3点半，这是我平常起床工作的时间。我最常做的噩梦是睡过了头，美国总统找不到我。
这是9月的第二个星期，总统抵达佛罗里达州展开为期两天的行程，参加他的教育新政策活动。我随行向他报告最新的情报，这已经成为常规。
我在萨拉索塔忙碌时，两个年轻人正在缅因州波特兰市的凯富酒店办理退房手续。两个月前，总统在他父亲位于肯纳邦克波特的海边夏季别墅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周末，我当时就住在那家酒店。我在佛罗里达州洗澡、穿衣时，1500英里外的这两个年轻人驾车走了一小段路程，到达波特兰国际机场，登上了早上6点飞往波士顿的航班，然后转搭美国航空公司11号班机飞往洛杉矶。他们的名字是穆罕默德·阿塔（Mohamed Atta）和阿卜杜勒阿齐兹·奥马里（Abdulaziz al-Omari）。
因为是在外出中，那天早上只有一位经常与会的高层人士预定参加总统的简报会，他就是白宫幕僚长安迪·卡德。白宫战情室主任、海军上校德博拉·勒韦尔（Deborah Loewer）也将在场解答总统或许会问到的有关政策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想和华盛顿的康多莉扎·赖斯及其副手史蒂夫·哈德利交流感兴趣的内容。
上午7点55分，我和勒韦尔走进了殖民湾海滩度假酒店的总统套房。我们通过特勤处的检查站，在总统房间外的大厅里等候。总统刚跑完4.5英里，正在更衣。当我们在大厅里和总统的个人助理聊天时，美国航空公司的11号班机（一架载有9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波音767飞机）从波士顿的洛根机场起飞了。在被劫持的四架飞机中，这是第一架。
早上8点刚过，幕僚长卡德开门招呼我们进去。我们看到布什总统正坐在桌旁喝咖啡、看报纸。他的身边摆满了甜点，但他一样也没碰。他一见到我们就问是否欣赏了海滩的夜景。我告诉总统，我听到了海浪声，但没有亲眼看到。“迈克尔，你该换个工作了。”他开玩笑说。他放下报纸问道：“今天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吗？”这是布什总统任期最重要的一天，但那天的情报简报会实在是平淡无奇，重点是巴勒斯坦起义反抗以色列的最新进展。与某些媒体的报道相反，简报会上没有任何有关恐怖分子的内容。
我放在总统文件夹中的一份情报报告吸引了他的注意，内容与美国截获的两位（非同盟国）世界领袖之间的一段电话交谈有关，他拿起电话，打给华盛顿的赖斯博士，他们只谈了几分钟。简报会在8点25分就结束了。仅仅6分钟后，11号班机的空乘人员联系美国航空公司地勤人员，说：“我不确定，但我认为我们被劫持了。”而仅仅1分钟后，劫机主脑穆罕默德·阿塔企图联系11号班机的驾驶舱，实际上却接到了航空管制台，他说：“我们劫了几架飞机。只要你们保持安静就没事儿。”
我离开了总统的房间，搭电梯下楼，钻进车队里，坐在我的座位上。这个车队将要把总统送到萨拉索塔的艾玛·e.布克小学，他预定在那里发表演讲。很快，几位白宫高级官员就来和我坐在一起，其中包括政治顾问卡尔·罗夫（Karl Rove）、新闻发言人阿里·弗莱舍（Ari Fleischer）和白宫通信主任丹·巴特利特（Dan Bartlett）。我在此前8个月的时间里与罗夫和弗莱舍建立了不错的交情。弗莱舍经常会和我聊体育比赛，罗夫也常拿PDB跟我开玩笑。（他并不属于可以完全阅读PDB的少数白宫官员之一。）“你那手提箱里的东西，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全都有。”他会这样嘲笑我。“卡尔，但愿你知道的跟我一样多。”我会这样回击他。
在驱车前往小学的路上，上午8点46分，美国航空11号班机重重地撞上世贸中心北塔的北侧，撞击位置为93~99层之间。当时的速度是每小时490英里。
就在我们快到小学时，弗莱舍的手机响了。他听了几秒就合上了手机的盖子，转身问我：“迈克尔，你知道有一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了吗？”我说“不知道”，但告诉他我会打几个电话了解一下。车队停下来时，我说：“阿里，我真希望这是一次事故而不是恐怖袭击。”他停顿了一两秒——“恐怖主义”这个词一时间在他脑际萦绕，然后说：“当然，我也希望如此。”
我当时的猜测是一架小型飞机因为恶劣的天气而迷了路，不小心撞上了世贸中心。我在教室外打通了CIA行动中心的电话。值班人员在电话中匆忙地告诉我，事故中的飞机是一架大型商用客机。我对于此事无关恐怖主义的希望开始破碎。
我关上手机，走进高级人员休息室时，看了看手表。当时是上午9点。布克小学在休息室里放了一台电视机，每个人都紧紧盯着来自纽约的新闻报道。9点3分，我们看到联合航空公司的175号班机（一架承载着6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波音767飞机）撞进世贸中心南塔南侧的77~85层之间。在撞击的瞬间，联合航空175号班机的时速接近600英里。
现在确凿无疑——这是恐怖分子的蓄意行动。在隔壁的教室里，安迪·卡德走向总统，总统当时正和16名二年级小学生、一大群记者以及其他人一起听一个女孩儿和她的宠物山羊的故事。上午9点5分，卡德在总统耳边低语道：“第二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美国遭到袭击。”
CIA总部此时正在上演这一天的很多奇怪巧合之一。我在给总统做简报时，CIA的几个高级官员正在和柯克·利波尔德（Kirk Lippold）舰长共进早餐，这次早餐会在很久以前就定下了，美国军舰“科尔”号在也门遭遇袭击时，利波尔德正是那艘军舰的舰长。这群人当时正在感慨美国大众对恐怖主义威胁不够重视，利波尔德认为恐怖分子会制造一些“大事件”来吸引大众的注意。几分钟之后，遭到袭击的消息就传到了房间。CIA人员迅速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利波尔德也赶回了五角大楼——正好赶上美国航空公司的77号班机撞进这栋建筑。
亚历克情报站的反应是噩梦成真。第二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的报道到达情报站时，所有人立即异口同声地说：“这就是‘基地’组织计划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一直在等的。”
总统结束了和学生们的互动活动，走进高级人员休息室。他用一台保密电话打了很多个电话，这部电话与总统形影不离，以便随时应对这种意外情况。他和副总统以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通了话。通话期间，他附近的一台电视机正在播放第二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南塔的画面。一名工作人员提醒总统注意看镜头，摄影师捕捉到了这一时刻，这张难忘的照片后来出现在各个报纸和杂志上。我当时站最左侧，手里拿着我的手提箱。
总统打电话时，我除了站在一旁看着外，无事可做，阿里·弗莱舍则在一旁的桌子上为总统不久后的全国演说撰写初稿。我站在那里，被摄入镜头时，开始担心总统的安全以及在校的其他人的安全。事实上，大家很久以前就知道总统当日当时会出现在布克小学。我怀疑会有一架飞机撞向这个小学。我想过提醒总统的特勤负责人，但我猜他大概也想到了这一点，因为他看上去和我一样—非常紧张。
上午9点30分。布什总统回到一间教室，向全国发表演说。在学生、教师和记者的簇拥下，他说美国显然遭到了恐怖分子的袭击，承诺将追捕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人，并补充说“我们绝不能容忍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活动”。
上午9点37分，总统结束讲话的数分钟后，美国航空公司的77号班机（一架载着64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波音757飞机）撞向了五角大楼的西翼。CIA的一名专职司机（我在简报工作期间已经跟他很熟了）当时就在五角大楼的大门口，他在等给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递送PDB文件的同事。他说飞机撞向大楼的冲击力把他的车都震得离开了地面。
自幼儿园时期以来，我的孩子们最好的朋友的父亲是一位教师，他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郡上班，那里刚好是五角大楼的所在地。他后来告诉我，飞机径直飞过他正在上课的活动教室，飞机的轰鸣声听上去就像起落架会碰到学校的屋顶一样，他以前从未听到过这种声音。他对一个同事或学生说：“哇，飞得真低啊！”然后就继续讲课了。仅仅几分钟之后，一名迟到的学生说一架飞机撞进了五角大楼。“哦，那是肯定的，”他对男孩说，心想这个学生就是在胡说八道，“赶紧坐下，打开数学书吧。”又过了几分钟，活动教室里的人全部被疏散，他向这个男孩道了歉。
总统在布克小学发表演说时，特勤人员让我们这些站在员工区的人尽快回到车里坐好。他们说，只要总统演说完毕，坐进他的轿车，车队就立即出发。我赶紧爬进高级员工乘坐的面包车。数分钟后，我们就加速驶向了萨拉索塔－布雷登顿国际机场，那里距离学校只有3.5英里。
我们抵达机场的时候，收到了五角大楼遇袭的消息。可怕的猜测大行其道：有多少架飞机遭劫持，还会有多少个目标？我还想到了我的家。我怀疑在家里的玛丽·贝丝是否知道纽约市和华盛顿发生了怎样的恐怖事件。我的孩子们在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郡的学校里，我向上帝祈祷，希望发生的事情没有使他们惊吓过度，或是过于担心我的安危。毕竟，我即将登上的飞机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了。
等到所有的人都上了飞机，“空军一号”的引擎轰鸣起来。飞机会沿着跑道加速前行，然后开始迅速爬升——这一次的宽体飞机爬升坡度比我想象中要陡峭得多。时间是上午10点。
离地后，我问总统的军事助理［他手里拿着“核足球”（这是个手提箱，里面装着最高统帅启动核战所需的代码）］我们要去哪儿。他回答道：“我们只是飞几圈。”我和“空军一号”上高级人员隔间里的几个人挤在一起，那是个有4个位子的小房间，距离总统的空中办公室不远，我们在那里惊恐地看着实况新闻报道。我们看见有人从世贸中心的顶层一跃而下，迈向死亡，又看到南塔瞬间坍塌，消失在烟尘之中。数十秒无人说话。然后，有人打破了沉默，轻声说：“天啊。”
此时在CIA总部，乔治·特尼特正决定疏散大楼里的工作人员。在他的会议室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提醒特尼特，1993年第一次世贸中心爆炸案的主脑拉姆齐·优素福（Ramzi Yousef）多年前曾策划用飞机撞击CIA总部。还有飞机在空中飞行，特尼特力求万全。
不出意料，疏散命令对反恐中心不适用。在亚历克情报站，主管们告诉员工，如果他们想走，认为需要回家和家人待在一起，那么他们可以走。但无人离场，全员坚守岗位。食物、帆布床和充气床垫纷纷现身。
亚历克情报站的工作人员着手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这究竟是谁干的？”“还会发动更多的袭击吗？”工作人员向全球的CIA情报站紧急发送最高优先级信息，请每个单位都去联系其外国对口机构，排查可以为此次袭击提供线索，以及可以判断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的相关信息，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官员们开始思考扩大行动计划的规模来追踪“基地”组织。
特尼特下达疏散命令几分钟后，联合航空公司的93号班机（一架载有44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波音757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维尔附近坠毁。93号班机的乘客已经知道了劫机者的意图，他们用手机打电话给自己的爱人，并奋起反抗，对劫机者发起反击。他们的行动拯救了数千条生命，因为劫机者的袭击目标是美国国会大厦。
我站在高级人员隔间里，此时新闻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的恐怖组织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DFLP）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总统把我叫到他的空中办公室询问我的看法。“总统先生，”我说，“DFLP是一个拒绝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组织，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行动由来已久，但他们没有能力实施这样的袭击。”（后来，DFLP的一位高级成员否认了起初的声明。）正当我要离开时，总统让我转告特尼特，如果特尼特掌握了有关此次袭击的犯罪人信息，就立即告诉他——总统。总统说：“迈克尔，我希望第一个知道。你明白了吗？”他的口气极其严肃。“是，长官。”我答道。
在我离开总统办公室时，安迪·卡德有话想跟我说，并把我拉到“空军一号”的总统客舱里。他告诉我，白宫收到了对“空军一号”的威胁，而让人尤其担心的是，打恐吓电话的人使用了“空军一号”的代号——天使。我感谢卡德跟我共享这一情报，但我认为这不需要太担心。我估计如果飞机上已经安装了炸弹，早就爆炸了，并且我们现在有战斗机护航，上方还有一架空中预警机（AWACS），根本无须担忧有人试图驾机撞向我们。
我回到飞机上的工作人员隔间，拿起一部电话，飞机上几乎每个座位旁都有这样一部电话。电话响了两声，在波音747上层舱室里工作的一个空军机组人员说：“长官，有什么事吗？”我请他帮我把电话接到特尼特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并给了他电话号码。“长官，我们接到命令，要保持总统和军事助理的所有通话线路畅通。”他答道。我告诉他是总统本人让我打这个电话的。“我立即帮你接通。”他说。几秒后，局长办公室的电话就响起来了。
特尼特的办公室和很多联邦政府部门一样处于危机之下。特尼特下令疏散人员后，他和属下正忙着重新安置到一个安全的场所。特尼特不在电话旁，但他的秘书把电话交给身旁最近的高级官员科弗·布莱克（Cofer Black），他是中情局反恐中心的负责人。布莱克很镇定，收集并转达了当时CIA所了解的情况，内容并不比世界上其他人所了解的多。我转达了总统的要求，如果收到任何对此次袭击负责的情报，希望能在第一时间告知总统，并请他通知局长。我挂电话时，不知何故总觉得这个要求不可能实现。
总统的军事助理告诉我，我们正飞往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总统将会在那里再次发表公开演说，飞机也将重新配给——补充额外的食物和饮用水，因为不知道下一站会去哪里，或在空中停留多长时间。军事助理向我提议，“空军一号”的部分乘客，那些看来不属国家安全所必需的人都留在巴克斯代尔。飞机降落前不久，我得知自己不会被赶下飞机，而负责美国国内事务的所有白宫工作人员、同机的几个佛罗里达州国会议员以及大部分的随行记者都要下机了。
我们降落在巴克斯代尔后，总统在重兵保护之下匆匆离去。我决定留在飞机上。一位特勤人员走进机舱，说任何人不得打电话或泄露总统的位置。我觉得好沮丧。我原本打算给玛丽·贝丝打电话，让她知道我很安全，还想确定她和孩子们也都还好。
留在飞机上的人中有两名国会议员，他们接到通知，要另寻他法继续剩下的旅程。我们在一起观看直播的新闻报道。其中一个人知道我是总统的情报简报官，他向我询问我认为这次袭击背后的主使是谁。我告诉他，奥萨马·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应该对此负责，为此我愿意赌上身家性命。
（第二天，我在办公桌上发现一份新闻报道，其中引用了一位佛罗里达州国会议员的话，他对记者说，一位“总统的随行国家安全高级官员”在袭击发生后数小时之内便告诉他，本·拉登是罪魁祸首。我的一个同事在这则新闻旁给我留言问：“这个高级官员是你吗？”我无意制造新闻，但看来事与愿违。）
下午1点45分。“空军一号”出发了，乘客比抵达时少了很多。军事助理告诉我，我们要飞往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附近的奥法特空军基地，那里是美国战略司令部（STRATCOM）的所在地，总统将在STRATCOM的地下碉堡中通过一条安全视频线路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这位助理随时将大家的一举一动通知我，我对此非常感激。
我们离开巴克斯代尔大约15分钟后，安迪·卡德走进飞机的员工舱说：“迈克尔，总统想见你。”我走进总统的空中办公室时，能看出来总统非常专注和坚定。过去的几个小时里，我亲眼看到他从和平时期的总统转变为战时的总司令。他直截了当地问我：“迈克尔，这是谁干的？”我说：“长官，我还没有看到任何指向责任人的情报，所以我要说的只是我的个人观点。”他说他知道。我说，这样一个复杂的行动，有两个国家有能力做到——伊拉克和伊朗，但袭击美国对两国来说都弊大于利。更准确地说，罪魁祸首肯定是一个非国家的行动者。我还补充说，跟踪的结果定会指向奥萨马·本·拉登和“基地”组织，为此我敢赌上孩子的未来。
总统问我：“什么时候能知道结果？”
“我不确定。”我回答道，并向他汇报了CIA在过去的恐怖袭击后确定责任人所需的时间——沙特阿拉伯的霍巴大厦爆炸案（并非“基地”组织所为）、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美国使馆爆炸案以及也门的美国军舰“科尔”号遭袭事件。每个案件的破案时间大不相同，我得出结论说：“可能很快，也可能要假以时日。”
我和总统讨论这些时，还不知道CIA总部的分析员已经把恐怖袭击和“基地”组织联系了起来。他们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那里获得了4个航班的乘客名单，并在CIA的已知恐怖分子数据库中进行了查询。分析员在美国航空公司77号班机的乘客名单中查到了结果。那个航班上的3名乘客已知与“基地”组织有着确定的联系（“9·11”事件之前，还没有可以在劫机者登机前对其进行标记的全国禁飞名单）。我没有得到任何可以向总统汇报的此类情报，尽管最高统帅曾经下令“第一个告诉我”。
美国东部时间下午3点过后不久，我们乘坐的飞机在奥法特降落。我们乘车来到STRATCOM地堡的门口。地堡指挥中心的保密视频会议已经设置完毕。我进去时，看到总统、安迪·卡德和STRATCOM的指挥官、海军上将理查德·米斯（Richard Mies）坐在一张桌子旁，桌前有一个大屏幕。屏幕上的画面是位于三四个不同地点的华盛顿高级官员。乔治·特尼特向总统和其他人解释了证实3名劫机者与“基地”组织存在联系的情报。特尼特解释完后，总统转过身来直视着我的眼睛，他没有说一句话，但他的表情告诉我，他很失望。他原本不想在电话会议时才得知这些事实。我注视着他，想传达的内容是：“我很抱歉，但我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令我愤怒的是，我们没有服从总统的命令。我在脑海中仔细搜索了每一种可能：我跟科弗·布莱克说得不够清楚？布莱克没有把我的口信转给特尼特？特尼特在百忙之中忘记了，还是特尼特有意压住这个情报想亲自来做简报？我没等视频会议结束就从指挥中心后排的座位上起身走出门。我走进附近的一个办公室，给CIA行动中心打电话，请特尼特的执行助理来接电话。在用各种脏话表达了我对没能满足总统期待的失望之后，我让他们把特尼特刚刚向总统汇报的情报立即发给“空军一号”，因为我确信特尼特在电话会议中不可能面面俱到。我告诉他们总统很失望，我本人也是如此。助理告诉我，他不能发出这个情报，因为情报禁止泄露给大楼以外的人。“向美国总统禁止？”我怒吼道，“少废话，赶紧发！”我摔了电话。这一天的压力太大，开始影响到我了。
当我回去参加安全视频会议时，他们正在争论总统是否应该回华盛顿去。华盛顿的特勤主任说：“不行，总统先生，我们还不知道您回来是否安全。”但争论并未持续很长时间，因为总统简短而坚定地说：“我马上回去。”
此后不久，我们便回到了“空军一号”，启程飞往华盛顿。起飞几分钟后，服务人员给我送来一份手写的情报，是特尼特的执行助理发来的。封页上有一个便笺：“抱歉，迈克尔。以下是我们知道的一切。”
我把这份材料浏览了几遍，标记了几页的内容。安迪·卡德带我前去见总统，我向他解释了这份材料——其中的一些内容指出发生后续袭击的可能性很大。这一天的情况已经让我们冷静了下来，而这个消息却带来了新的刺激。总统读完文件后便把它递还给我，说：“谢谢你，迈克尔。”
我们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日已黄昏。机上所有人早已心力交瘁。“空军一号”上灯光朦胧。军事助理指着窗外叫我看，距离我们的翼梢约100米远的地方停着一架F-16战斗机。军事助理小声说另一侧也有一架，他说：“他们是哥伦比亚特区的空军国民警卫队派来的。”战机离得非常近，我们甚至可以看清飞行员的面部。下方远处就是五角大楼，今天早些时候撞机的浓烟依然缭绕，出事现场的应急车辆灯光闪烁。这是最黑暗的时刻。这一天以来，我第一次热泪盈眶，但这并不是最后一次。
总统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后便立即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返回白宫，大多数工作人员则挤进面包车紧随其后。我在安德鲁斯的访客中心等待CIA的车接我回总部。一天下来，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打电话给玛丽·贝丝。我告诉她，我在安德鲁斯等车，还说有很多话想对她说。她的声音令人宽慰。她只是说：“快回家吧。”最终我还是回到了CIA办公地，找到自己的车子，开车回家了。在我驱车离开CIA大楼时，那天发生的一切重重地压上心头，我不禁失声痛哭。
我把车开到弗吉尼亚州北部的我家门口，收音机一直开着，总统就要演讲了。我坐在车里听了几分钟才走进房子。玛丽·贝丝正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收看总统面对悲伤的国民发表演说的直播。他请求大家为受害人的家庭祈祷，说美国将会战胜这场恐怖的悲剧，并承诺这样的经历定会让美国更加强大。总统说美国“会对恐怖分子和窝藏他们的国家一视同仁”，这是一个政策层面的重大变化，后来成为“布什原则” [1] 的一部分。
总统演讲完毕后，我走进3个孩子各自的房间，看到他们都在沉睡，身边围绕着毛绒玩具。他们看上去就像平常夜晚一样平静而满足。我想到，有成千上万的孩子再也看不到自己的父母了。我亲吻了3个孩子的额头，轻轻地对他们说我爱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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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兰利，了不起的爱国能量空前高涨。当天早些时候，被疏散回家的CIA工作人员克服了交通堵塞，返回总部，他们既不能也不愿置身事外。还有大批新近退休以及退休多时的CIA前工作人员驾车来到比往常戒备更加森严的正门前表示：“我希望回来上班。我愿意做一切需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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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委员会认为，9月11日遇袭的部分原因是缺乏想象力。我一直都不同意这种说法。如果我在2001年春天和初夏走进椭圆形办公室——当时的威胁报告正盛，说“总统先生，CIA的分析员可以想到的一种可能是，‘基地’组织成员会在美国使用机场X光机漏查的开箱刀劫持多架飞机，控制驾驶舱，并利用飞机本身作为武器，驾驶飞机撞向本土的著名建筑物”，总统的反应会是这样的：“好吧，我知道分析员会凭空想象出很多种可能。我想知道的是，‘基地’组织的确切计划是什么。”没有足够的事实支持，想象力永远也不会成为决策的基础，它也不应有这样的作用。
“9·11”事件不是想象力的失败，它是国家的失败。人们可以认为，这是CIA、FBI和NSA的特定失误所致，事情本不该如此，这是事实：FBI的外勤办公室没有仔细调查阿拉伯青年的反常飞行训练情况并报告给华盛顿，CIA没有把两名“9·11”事件劫机者赴美的情况通知FBI，不一而足。情报界未能充分渗透“基地”组织，发现威胁，这也是事实。但是，最终导致“9·11”事件的失败远比那些失误深刻得多，原因包括：国家安全相关机构没有得到与威胁水平相当的资金；未能实行1996年戈尔委员会制定的20条有关航空安全的明智建议，该委员会是在环球航空公司800号班机坠毁后由克林顿总统成立的；在东非和“科尔”号爆炸案后没有积极追捕“基地”组织。
我相信，从整体来看，这些代表了美国的失败，因为美国人民未必会支持所需的行动。他们未必会在政府其他部门面临大幅削减预算时，支持在国家安全领域大幅增加资源；他们未必会支持给数十万旅行者带来不便的航空安全方面的变化——例如航空业就反对戈尔委员会的建议；他们也未必会在大使馆或“科尔”号遇袭后支持对阿富汗开战。不，“9·11”事件本身就会激发采取这些步骤所需的支持。美国的典型特质之一便是：我们往往是对事件做出被动反应，而不会预先采取措施。而在“9·11”事件上，我们为这种国民特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 布什原则（Bush Doctrine），指布什政府所奉行的“共和党色彩的国际主义”路线，在国家安全政策和外交中遵循“美国利益至上”和“以实力求和平”两大原则，其显著特征在于提出了“先发制人”的政策。因此，布什原则也被称为“先发制人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