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星期六上午，乔治·特尼特和我都会开车去位于马里兰州凯托克廷山的戴维营，与总统在他那栋人称“月桂苑”的办公综合楼里会面。月桂苑是个舒适如家的世外桃源，里面到处是真皮沙发和厚垫椅子，还有个经常使用的大壁炉。（特尼特和我第一次去戴维营向总统做简报是乘直升机去的。布什总统听说后对我们说：“听上去挺贵的。”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坐直升机去过那里，总是开车前往。）一般来说，我们会径直前往办公楼右后方那间总统的小型私人办公室。跟我们一起去的几乎总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或她的副手史蒂夫·哈德利。总统常常会像牛仔一样，一只脚翘在桌子上，而我会进行当天的PDB。然后，我们经常会进行广泛的时局环顾，总统表现出对国际事务的广泛兴趣——包括在日常简报中一般不会出现的很多主题。在“9·11”事件之前，我们的非正式会议有时会持续两个小时。会议结束后我们往往会受邀留下来吃一顿自助早餐，有时还会见到那些周末碰巧在戴维营做客的国家领导人。有一次，我就坐在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身旁，他正和乔治·特尼特拿错综复杂的法国政治开着玩笑。那天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自己的上司还对法国政治有所了解。 [1]
2001年2月底的一个星期六，总统在简报会后单独接见了特尼特。我当时并不知道布什在月桂苑的总统办公室里请求特尼特留任CIA局长。当我们回到局长那辆全副武装的雪佛兰萨博班车里准备启程返回华盛顿时，他才告诉我这个消息。我一点儿也不吃惊，因为过去几个星期以来，我亲眼看到两人关系大大加强，我深为自己的上司感到骄傲。CIA局长极少有人有幸为一位以上的总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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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星期六，特尼特局长和我像往常一样，在周末驱车前往戴维营的总统度假地，但这一次的星期六简报会非比寻常。布什让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全体成员都来戴维营，讨论美国对4天之前国家遇袭一事当如何回应。每个部门和机构的正（内阁级别的长官）副手都参加了会议，很多人还带来了其他高级官员。例如，特尼特带了副局长约翰·麦克劳林（John McLaughlin）和CIA反恐中心主任科弗·布莱克。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开始前，特尼特和我给总统做了PDB。这是有史以来听众最多的一次简报会，包括总统和副总统、特尼特、卡德、赖斯以及哈德利，还有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我向总统汇报了来自CIA信源的两份报告，概述了恐怖分子针对美国中东军事基地的重大恐怖主义袭击计划。但我指出：“总统先生，我们不太相信这些报告，因为不相信信息源得到这些情报的渠道。”拉姆斯菲尔德厉声说：“那你就不该向总统报告这些。”我直视着国防部长，解释道：“我担心的是别人，也许是战情室，会提醒总统注意这些，我希望让他知道我们的看法。”总统察觉到了紧张的气氛，说：“唐，没关系。继续吧。”我觉得每个人都紧张不安。
简报会后是早餐时间，正副手们都聚集在月桂苑吃点心、喝咖啡。我没有受邀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但我决定在乘车回华盛顿前先吃点儿东西。早餐快结束时，总统、科弗·布莱克和我在房间一侧谈话。一个国务院高级官员走过来，向总统表达了他的意见，说美国对袭击做出的第一反应是通过外交手段，这一点至关重要，他说我们应该说服塔利班，让他们交出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的高层领导者。这名官员走开后，布什总统看着科弗和我说：“可恶的外交。我们要开战了。”
总统对布莱克和我所说的只是一时的气话，也是在取悦他的听众——他的CIA简报官和一名强硬的CIA行动指挥官。实际上，美国的确给了塔利班机会让他们交出本·拉登及其左膀右臂，但塔利班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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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特尼特提出了一份详细的多层面计划，旨在追踪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其中包括美国将使用武力。CIA是当天与会的部门和机构中唯一提出计划的机构。在“9·11”事件发生仅仅4天之后，CIA就准备好做出回应了。我们的准备就绪绝非偶然。2000年10月，亚丁港的美国军舰“科尔”号爆炸案后，距离总统大选只有一个月时间，特尼特就已经准备毫不留情地回击了，他（以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桑迪·伯杰）让CIA反恐中心出具一份计划，积极追踪和瓦解“基地”组织。12月，反恐中心提交了一个他们称之为“蓝天”（Blue Sky）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非常详尽（例如，概述了阿富汗数百个不同部落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利用他们来对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建议的计划成本高昂，预计将花费当时CIA的全部预算。“9·11”事件发生后，“蓝天”备忘录成为作战计划的核心部分。
CIA的计划得到了批准，总统命令特尼特付诸行动。不到两个星期后的9月26日，CIA派遣的第一支由CIA工作人员组成的队伍抵达阿富汗。这支队伍名叫北部联盟联络小组（Northern Alliance Liaison Team），8名组员搭乘一架CIA多年前购买的摇摇晃晃的俄罗斯老式直升机，立即开始组织当地武装力量奋起反抗塔利班的领导，因其一直在当地为“基地”组织提供避难所。10月17日，美国特种部队加入了CIA在阿富汗的行动。
该计划旨在调集北部联盟的军事力量（不屈服于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部落组成的队伍，完全独立但组织良好）席卷南部，推翻塔利班的统治。他们将由CIA人员和地面特种部队指挥，并得到美国大规模精确空袭的支援。同时，反对塔利班，并由CIA组织的普什图部落将在南部和东部起义。这样一来，塔利班将会面临来自北部联盟的传统军事威胁，以及来自己方阵营的普什图人的叛乱暴动。
“9·11”事件发生几天之后，特尼特把属下的反恐中心负责人科弗·布莱克带到白宫去详细讲解该计划。布莱克个人魅力惊人，充满自信，其全球战略意志坚定。他早年曾参与追踪著名的恐怖分子豺狼卡洛斯 [2] ，并为此赢得了广泛尊重。当我们走进白宫，和总统坐在一起时，他的豪放个性一览无余。
布莱克随身带着他的大图板，上面贴着“基地”组织领导层的照片和情报。他向总统保证，只需几个星期就可以摧毁“基地”组织。我看着特尼特，我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他无法履行这个承诺。我们没有那样的情报，也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然后，布莱克有条不紊地讲解了一大叠图板，说“本·拉登，死亡”，随手把这张图抛到肩后的墙上。“扎瓦希里 [3] ，死亡”，如此这般。我看了看安迪·卡德，他也在看我。我想“这样跟美国总统说话可不合适”，并且我相信卡德也是这么想的。
那天晚些时候，总统在向新闻界讲话时说，他想抓住本·拉登，“无论生死”。第二天上午，某些媒体批评了总统在前一天发表的声明，总统得知后笑着对特尼特说：“科弗昨天把我煽动起来了。乔治，这阵子你最好别带他来见我啦。”卡德告诉总统，我曾短期担任布莱克的副手——我此前曾向幕僚长提到过此事。总统笑着看了看我，说：“这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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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简报工作量暴增。“9·11”事件前，我凌晨3点醒来，4点抵达CIA为上午8点的PDB做准备。“9·11”事件后，我半夜12点半就得起床，凌晨1点半开始工作，因为每天早上要讲解的材料比以往多得多。其中包括“威胁矩阵”（Threat Matrix），这是一种新的夜间汇编，收集了过去24小时内情报通信中出现的所有恐怖威胁。这个“矩阵”有很多页，通常会包括五六十个需要分别报告的威胁。我需要彻底了解该“矩阵”，因为总统经常会问我具体的威胁记录（他在我早上见他之前得知了该情报），“迈克尔，给我讲讲第12条和第24条”，或者“迈克尔，讲讲第56条”。这些条目或许是报告有人计划炸世界上某个地方的美国大使馆，或是有人计划袭击一艘经过红海的美国油轮，还可能是有关袭击中美洲某个核电站的传言。
“9·11”事件之后的那几周，威胁报告的数量急剧增加。其中的一些报告反映出美国情报界及其盟友加强了情报搜集工作，对我们此前未加注意的某些计划提供了深刻见解；一些报告则反映了各种各样的极端主义组织企图“山寨”袭击的计划；一些报告是现存的信源同时传递了推测和事实，并未对两者加以区分。还有一些人在报告时就知道那些威胁不是事实—这是在拥挤的剧院里大叫“着火啦”的反恐版。基本要点是：一些新增的情报反映了真实的袭击计划，另一些却并非如此。我不得不帮总统整理出来。
我不但需要回答总统关于情报界发来的威胁报告的问题，还必须向他汇报“想象出来”的威胁。“9·11”事件后，CIA邀请了好莱坞的编剧，大家集思广益，猜想可能的袭击手段——因为“9·11”事件之前几乎无人想到“基地”组织会劫机并利用它作为武器。这些编剧想象的场景将会以一种特殊的“红细胞”格式上呈总统，这种格式的文件设计独特，上方印有声明，提醒读者它并非普通报告，而是同时运用了情报和想象力的高度推理性文件。我们尽可能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保证国家安全的方法。总统仔细研究了每一份“红细胞”报告，但我怀疑它们对于总统没多大用处。
每件事都火烧眉毛，这种紧迫感令人筋疲力尽。我驾车闯过一个个停车牌和红灯，冲向办公室，因为路上一个人都没有，也因为我的确很着急。有一次，我劳累过度，错过了麦克林镇的出口——这是离CIA最近的小镇，一路开到了哥伦比亚特区，开出去数十英里后才意识到自己错过了出口。那天早上回到正轨上后，我不得不庆幸自己在这样疲惫的状况下开车还能活着。
无论我有多疲惫，只要我开上CIA门口那条长长的车道，就会在使命感的激励下清醒过来，我身边到处都有标志提醒我这种使命感。总部综合楼的入口一直有人严密把守，在“9·11”事件之后的那段日子，安保力量大大增强。普通的安保人员（SPO）比平常警惕性更强。人手大规模增加，道路的中央隔离带和入口大道两侧停了很多武装悍马车，里面坐着增援的安保人员。
安保人员仔细审查我的徽章后，我就会慢慢开进占地约1平方千米的综合楼，经过一个写着“乔治·布什情报中心”的大理石标牌。1999年，国会为表彰担任过第11任CIA局长的第41任总统而为这个建筑如此命名。综合楼是由两座主要建筑组成的。我工作的地方叫作“原总部大楼”（OHB）。1959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为这个建筑植奠了基石，那是我出生的前一年。和OHB相连的是两栋6层高的玻璃幕墙塔楼，叫作“新总部大楼”（NHB）。NHB是1991年启用的。里根总统在大楼启用两年前为这座建筑举行了开工仪式，我当时是围观者之一。
朋友和邻居们经常会问我，在兰利有多少工作人员。我的回答是“很多”，因为实际数字是保密的。但只要看看进出的车流或是巨型停车场的俯瞰照片就知道，CIA是个庞然大物。我没法跟人解释兰利这个地方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至少在法律意义上如此，那样只会让人大惑不解。总部的实际位置是在人称“麦克林”的地方，但每个人都不管不顾地称之为“兰利”。然而，他们并不把CIA叫作“公司”，这种叫法看来只在老派电影和小说中才广为流行。
在相对和平的时期，总部大院常常被称为“园区”。铁丝网篱笆环绕着绿树成荫的院落，一条条步道和象征性的艺术作品与安装在基座上的卫星天线和老式间谍机争夺着空间。但此时并非和平时期，所以我快步走向自己位于7层的办公室，在那里彻夜工作，收集最新的情报，日出后不久便要向总统报告。
我不是独自工作的，还有一群出色的分析员为我提供支持。他们年轻有天赋，还渴望学习。他们的工作包罗万象，从为我的很多问题寻找答案（我常常把写过有关内容的某个分析员从睡梦中叫醒）到复印整批简报。他们还多次帮我摆脱困境。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半夜去工作，黎明前，我发现自己穿着两只颜色不同的鞋——一棕一黑。我一筹莫展，最后找到了一名PDB支持分析员，命令他报出自己的鞋码。结果鞋码正合适，我立马征用了他的鞋，以便在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时不致看上去衣冠不整。在我2001年的简报工作期间为我提供支持的那些年轻分析员，有些如今已经成功晋升为CIA的高层。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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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之前的PDB内容都是情报分析和报告，如今又增加了一个维度。在打击“基地”组织的战争中，现场做出的行动决策越来越多，优先级别也越来越高。我会向总统时时更新阿富汗战场上的具体情况，而特尼特会向总统补充最新的行动进展。
特尼特去海外旅行了几天，在他离开期间，我开始用一张桌子大小的阿富汗军事明细地图向总统更新军情。这张地图显示了代表美国出战的北部联盟和普什图武装的作战计划，以及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部队保卫其版图的部署。我知道总统喜欢这张地图。特尼特回来以后，在预备会议上看到我准备使用这张地图时，非常明确地表示不希望我这样做，他认为这张地图对总统来说过于详细了。
“我要用这张地图。”我说。“哦不，你不能用。”我的上司回应道。“哦，我就是要用。”我说。那情形就像是一对夫妇在争吵。那天我赢了，总统走进战情室，看见铺在桌上的地图时说：“啊，我的地图。我喜欢这张地图！”我看了看特尼特，得意地笑了。
在唯一一次尝试带布莱克参加简报会后，特尼特开始带布莱克的副手汉克·克伦普顿（Hank Crumpton）出席。克伦普顿是CIA高级官员，他的日常工作便是负责我们在阿富汗的作战行动。克伦普顿是个既聪明又精明的人，还很讨人喜欢，他被从海外的一份美差上召回来，领导对“基地”组织的战斗。克伦普顿的为人与布莱克迥异。克伦普顿会挨着总统坐下，以接近耳语的音量有条不紊地概括最新的情报。就他的工作而言，我认为布莱克会很乐于让克伦普顿替他向总统汇报。布莱克相信，让他的手下直接解决问题于他而言才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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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作战的一切工作在仅仅数周内便准备就绪，但北部联盟开始行动还需要一段时间——这让总统相当气馁。我们的阿富汗盟友日复一日地推迟南进的时间，他们犹豫不决，担心自己在战场上的遭遇。总统每天也会向特尼特表达他的沮丧之情，最高统帅总是在重复着“他们打算什么时候行动”和“他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在干什么”之类的问题。特尼特心领神会，回到兰利后便力促行动，不久以后，北部联盟就开始行动了。一旦开始行动，塔利班的崩溃近在眼前。他们根本无法对抗由美国提供空袭支持的训练有素的北部联盟。
我们的阿富汗盟友在2001年11月中旬攻占了喀布尔，当年年底夺取了塔利班的权力并明显瓦解了“基地”组织。回顾过去，人们很难相信在我们军事介入阿富汗期间——在撰写本书时已经持续超过13个年头，前几个星期便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这是CIA最辉煌的时刻。由激情澎湃的科弗·布莱克领导、克伦普顿及其同僚实施的准军事行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CIA的几位行动官员与一小队特种部队指战员密切合作，创造了奇迹。他们一时调来致命精准的空袭，引导复杂的炸弹命中目标；一时又调来空投，得到他们所需的马鞍，配合其北部联盟的战友开展骑兵行动。这是21世纪的军事战略与17世纪战术的完美融合。
CIA在“9·11”事件之后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我们计划周密，并且作为一个机构，CIA有着极强的机动性，但这同时也是我们熟稔各家势力范围的结果。在“9·11”事件两年前，CIA人员曾多次往返于阿富汗北部，会见了很多部落首领。我的一个朋友曾把装有100万美元的手提箱送到一个重要的北部联盟首领那里。（“那东西可沉了。”他说。）他们经历了多少个漫漫长夜，在漫天星光下围坐在篝火旁，喝着茶讨论着阿富汗人的历史、阿富汗的政治，以及战火纷飞数十年的这个国家的未来。这是情报机构建立深厚持久关系的经营之道——这样的关系帮助我们对“9·11”事件做出了快速反应，并使我们有望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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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恐怖袭击之后的几个月里，尽管美国经历了巨大的悲痛，CIA的同事们却因为美国人民目标一致且态度坚决而获得了极大的推动力。意志决绝的并非只有美国人。传统的外国情报合作机构向CIA传达了善意和良好祝愿，就连我们的长期敌人俄罗斯也不例外。
然而，举国一致的国民意识没过多久就消失殆尽。令人悲哀的是，“兴亡与共”的态度逐渐淡漠，人们开始寻找听任袭击发生的“替罪羊”。密歇根州参议员卡尔·莱文（Carl Levin）公开声称：“美国情报官员在9月11日之前就得到了恐怖行动的情报，如果处理得当，就可以破坏甚至阻止恐怖袭击……这不是诿过他人，而是事关问责。”亚拉巴马州参议员理查德·谢尔比（Richard Shelby）问道：“CIA里有人对9月11日的失败或导致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负责吗？”CIA反恐中心的官员曾是美国最早意识到恐怖威胁并试图解决问题的极少数人，现在他们感到非常孤单。
在我卸任简报官几年之后，这种指责甚至指向了我。我当时和家人在诺曼底度假，回到饭店时看到一张短笺，通知我打一个电话，我立即就认出是CIA总部的号码。我打电话给情报处副主任杰米·米西克，她是我的老朋友了。“迈克尔，你说话方便吗？”她问道。“现在方便，什么情况？”我答道。“据传史蒂夫·拜根（NSC官员，2001年8月6日和我一起去过克劳福德牧场）告诉大家，你在8月6日的简报会上跟总统说，无须担心‘基地’组织会袭击美国本土。他们想把这个情况汇报给‘9·11’事件委员会。”“什么！”我说，“这太荒谬了。这不是事实。8月6日的PDB明确显示麻烦很大，但没有关于时间、地点和袭击方式的确切信息。”我意识到白宫被政治骗子包围了，有人想把我（继而是CIA）甩到一旁。幸运的是，在米西克的斡旋之下，同时还有特尼特的幕僚长约翰·莫斯曼（John Moseman）的努力，此次事件被归咎于CIA和我的看法并没有引起白宫高层官员的注意。
实际上，布什政府的高层官员后来告诉我，他们没有察觉到有人想要打压我，一旦他们得知有人有这种想法，他们也会坚决反对的。他们还说，布什总统永远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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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对CIA的影响远远大于我在CIA工作期间发生的任何事件，很可能也大于该机构历史上经历的任何事件。CIA从未像我们在“9·11”事件之后那样突然且明显地重新调整重心。致力反恐工作的人员数量（包括承包商在内）激增至3倍以上，用于反恐工作的资金量跃升。恐怖主义几乎成为CIA每一个海外情报站和行动部门的工作重点。因此，关于恐怖主义情报的搜集工作也显著加强，恐怖主义情报分析工作也明显改善了。恐怖主义分析员第一次成为分析职级中的“战斗机飞行员”。“9·11”事件之前，从事“更有分量”的地缘政治问题的同事把恐怖主义分析员看作“二等公民”。恐怖主义分析工作如今吸引来局里一些出类拔萃的分析员，这群人后来在成功追捕本·拉登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9·11”事件还在某种程度上让CIA回归其起源状态，仿佛回到了美国“二战”期间的情报机构战略情报局开展准军事行动的那段日子。CIA此前从未如此自由地从事准军事行动，并积极利用这样的职权来保卫祖国。当然，这样积极地利用职权也有负面效果。CIA得到授权而进行的某些行动和活动遭到了政治打压，尤其是我们在“9·11”事件后最初几年里实施的羁押和强化审讯手段。
我们关注恐怖主义的最大负面效果，也许就是为了让CIA成为全球情报机构所需的巨额费用了，为了能把有可能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情况提前通知总统，我们需要足迹踏遍全世界。我们未能更加清楚地预见某些关键的全球进展，诸如俄罗斯对其邻国的攻击行为死灰复燃，部分原因就是转移资源和关注恐怖主义，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这些失败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历届政府和国会所提供的打击“基地”组织的额外人手无力解决我们需要做的所有事情，所以我们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20世纪90年代，CIA的人手缩减了近25%，这是我们对“和平红利” [4] 的贡献。那是个精兵简政的时期。“9·11”事件后，随着人手的显著增加，如今CIA的雇员人数只略高于1991年的水平，而当今世界几乎每个方面都比苏联解体后的那段时期复杂得多。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全力关注“基地”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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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仅在数月之间就在阿富汗取得了最初的胜利，但这后来又如何变成了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的战争？那是因为我们最初的目标是确保“基地”组织无法再利用阿富汗作为袭击美国本土的跳板，但后来我们的目标变了，任务变成了力图永久改变阿富汗的政权和社会。把阿富汗的部落社会和文化改造成自由的民主社会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说服塔利班在阿富汗政体内运作，不要涉足外界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许我们应该在把“基地”组织赶出这个国家之后便离开阿富汗，并且我们应该告诉包括塔利班在内的所有阿富汗人：“如果你们让‘基地’组织回来，我们也会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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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担任总统的简报官也是个棘手的工作，超长的工作时间和压力会影响健康，危及婚姻。玛丽·贝丝和我最初认为这份工作会对我们的家庭生活有好处，但事实证明这是个错误的分析结果。10月底，我们决定逃往距离华盛顿特区两个小时车程的夏洛茨维尔过一夜，享受一个短暂的浪漫之旅，来庆祝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问题是我的一天始于午夜12点半，因为那天早上我刚做完简报，尽管我在途中小睡了片刻，但还是疲惫不堪。我们住在一个家庭旅馆，预定了晚上7点的晚餐——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太早，但对我来说却无疑很迟了。我在享用餐后甜点时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多亏玛丽·贝丝，我才没有一头栽进苹果派里。我们走回自己的小屋时，我又一脚滑下楼梯，撞断了扶手。其他客人看着我，显然是在想：“他真是喝醉了。”我回头微笑着看看他们，说：“我没醉。只是太累了。”我觉得他们不会相信我。一次浪漫的逃离就如此收场了。
因为这份工作的要求如此严苛，我从一开始就决定只做一年。2002年1月4日，我该离开了。那天是我最后一次做简报。总统在克劳福德牧场，我把继任者带去，以便为他指点迷津，并把他介绍给总统。我们到达总统召开加密视频会议的移动办公室，比预约的时间提前了几分钟。总统来了，在视频会议开始前，他问我简报内容中有什么新情况。我别无选择，只能汇报了新闻摘要——我们得知奥萨马·本·拉登从阿富汗的多拉波拉逃走了。
美国军方在当地重兵布防，谨慎程度是“二战”以来所未有的，而本·拉登还是逃走了。本该在那里包围他、防止其越过国境线逃向巴基斯坦的军队根本没有到位。总统当时觉得很沮丧，迁怒于捎信的人——也就是我。
总统很少提高嗓门说话，但那天他没忍住。他非常愤怒，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抓狂。他问道：“你们怎么让他跑了呢？他怎么可能逃得走？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我坐在那里想：“这跟我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但一个字也不敢说出口。
与美国最有权势的人貌似要把你扒皮抽筋相比，此前所受过的斥责都不算什么了。我可怜的继任者坐在那里，吓得目瞪口呆，无疑在想自己接手的到底是个什么工作。视频会议开始后，切尼、赖斯和特尼特的笑脸出现在屏幕上，总统不由分说地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迈克尔刚刚告诉我说本·拉登逃走了？”
我没有向总统道一声再见便离开了简报官的岗位。我认为自己的简报工作结束后，就不会再见到他了。当他对发生在阿富汗群山之中的事表现出可以理解的愤怒时，我什么都没有说。从韦科驱车前往达拉斯去搭飞机回华盛顿的路上，我的手机响了。电话是总统的个人助理打来的，他询问了我家的地址。几天之后，总统寄来一封亲笔信，感谢我在担任他的简报官期间所做的工作。我很清楚，总统对于我们最后一次简报过程中发生的不快也感到很抱歉。
[1] 原文为法语tour d’horizon。
[2] 豺狼卡洛斯（Carlos the Jackal），即伊里奇·拉米雷斯·桑切斯（Ilich ramírez Sánchez），出生于委内瑞拉。桑切斯加入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后，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卡洛斯”。让卡洛斯声名大噪的案子是1975年维也纳石油输出国组织突袭事件，之后又陆续实施了多起绑架等恐怖事件。1994年被捕，现正于法国北部克莱尔沃监狱服刑。
[3] 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1951— ），埃及人，“基地”组织的首脑，本·拉登的继任者。
[4] 和平红利（peace dividend），这一政治口号是美国前总统乔治·h.W.布什和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旨在描述削减国防开销之后的经济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