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路”是美国军方的代号，指代从巴格达国际机场到所谓“绿色地带”的安全区之间那段长12公里的高速公路。“绿色地带”有美国及其同盟伙伴的外交机构、盟军的大量军用资产和指挥部、伊拉克总理办公室、伊拉克国会以及另外几个伊拉克政府大楼。我在2005年年初首次乘车经过“爱尔兰路”之时，这条曾经绿树成荫的美丽大道已经变成恐怖主义危险区。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整日在高速公路上游荡，寻找机会伏击美国或其同盟的护卫队。
我爬上一辆布满尘土和泥浆的黑色装甲车后座，看到前排的两位CIA警卫人员简直是武装到牙齿——不仅随身携带刀具和手枪，居然还配有军用冲锋枪和榴弹发射器。榴弹就公然放在司机和副驾驶之间的置物箱上。此前我还从未见过他们配备的那种圆筒形手榴弹，就天真地问：“那些是什么？”得到的是毫不迟疑、直截了当的回答：“别碰。”那口气仿佛在说：“别问那么多。”我又羞又窘，扭头朝向窗外，看到一颗子弹卡在装甲车几英寸厚的窗玻璃中间。
应局长波特·戈斯（Porter Goss）的要求，我和另一位CIA高级官员一起前往巴格达。我们的任务是调查一起事件：CIA负责调查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的查尔斯·迪尤尔费尔（Charles Duelfer）和与他一起乘车的军方护卫在爱尔兰路上遇袭，导致两名堪萨斯国民警卫队士兵死亡、一名重伤。离开停车场之前，警卫队长扭头对我说：“我想我们还是丑话说在前头，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我才能带你过去。如果在这条路上发生了什么事，你必须绝对服从我的命令——不许有任何质疑。”我使劲儿咽了一口唾沫，说：“是，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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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之后在克劳福德牧场举行的一次简报会上，我们讨论了以色列先发制人，在加沙地带对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的空袭。会后布什总统对我说：“迈克尔，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美国人民。现在我终于明白，以色列为什么在恐怖主义问题上一直都要如此行事。”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有助于了解布什总统关于伊拉克战争的考虑了。总统对伊拉克的关注无疑起源于“9·11”事件，尽管那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布什总统之所以要发动战争，无疑是因为他认为那是保护美国人民的必要之举。然而，同样毫无疑问，伊拉克战争为“基地”组织的说法提供了支持，帮助它传播了该组织的意识形态，这是我们在战前始料未及的。因此，无论从起源还是从效果来说，伊拉克战争都是过去15年恐怖主义故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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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的首位简报官的视角来看，布什总统可不是肩负着消灭萨达姆·侯赛因的使命上任的。当然，人们普遍认为布什团队入主白宫时就已经把伊拉克当作攻击目标了，布什任命的一小拨人可能的确如此，但我在总统身上没有看到这一点。伊拉克会定期引起总统的注意，例如，当萨达姆的军队对着执行禁飞区决议的美国飞机开火时，或者有迹象表明国际社会对伊拉克的制裁有些松动时。人们当然关心制裁能否长期进行下去，以及萨达姆无以为继时会作何反应。不过，总统早期并没那么担心伊拉克的一举一动，对后者也没有固有的成见。
有那么一件事，人们可能会做出不同的解读，我在这里一并写出，只是为了澄清是非。2001年春，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向总统提到伊拉克防空系统做出了一些改善，提醒他“如果美国未来要与伊拉克进行军事对抗，这是美国军队必须应对的一个问题”。总统对我说：“没有如果，那是迟早的事，迈克尔。”我知道有人会把这句话理解成布什已经下定决心要与伊拉克开战了，正在寻找战争的导火线。但按照我当时的理解——直到今天也是一样，他只是说据他估计，未来某个不确定的时间，萨达姆必然会逼美国采取行动，要么是他，要么是未来的某位总统，必将应对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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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之后，乔治·特尼特和我继续每周六前往戴维营，但例行程序与以前不同了，简报不再像以往那么随意，更多地关注恐怖主义，并且往往在一间会议室中举行，而不是在总统的办公室。我们可以在一台显示器上看到副总统，他会在一个“安全的地点”通过视频会议与我们连线。就在“9·11”事件之后的这类会议中，有一次，总统和副总统问特尼特和我，伊拉克是否参与了袭击。特尼特和我对总统和其他人说，没有情报表明伊拉克以某种方式参与了袭击，而且如果说有哪个国家支持“基地”组织，那更有可能是伊朗，后者应对1996年发生在沙特阿拉伯的霍巴大厦爆炸案负责，有19名美国士兵在爆炸中死亡，另有几百人受伤。但我们很快补充说，同样没有证据表明伊朗与“基地”组织有任何联系。
“9·11”事件之后，我们一度似乎发现“基地”组织与伊拉克有所联系。捷克情报部门告诉我们，它曾经从一处情报源获知，“9·11”事件的劫机者之一穆罕默德·阿塔曾于2001年4月9日上午11时，也就是袭击发生5个月前，与一位名叫艾哈迈德·萨米尔·阿尼（Ahmad Samir al-Ani）的伊拉克情报官在布拉格的伊拉克大使馆会面。捷克人提供了一张模糊的监控照片，他们认为照片上的人就是阿塔。
我把此事告知了椭圆形办公室。经过对该照片的初步分析，CIA认为该情报具备一定的可信度。布拉格美国大使馆的法律参赞（派驻美国海外各使馆的FBI特工人员）会见了那个捷克情报人员，据法律参赞和在场的捷克官员估计，他们有70%的把握判断该情报人员是诚实的，他认定自己提供的关于那次会面的情报是真的。总统问了很多问题，但很遗憾，我们当时实在所知甚少。
伊拉克与此事有关，尤其是与我们认定为劫机者头目的人有关，这一猜想引发了轰动。因捷克内务部长公开证实，此事很快便尽人皆知。2002年12月初，副总统切尼成为首位证实这一消息的美国官员，他在《与媒体会面》 [1] 节目上对提姆·拉瑟特 [2] 说：“我们现已基本证实他（阿塔）确实于去年4月前往布拉格，与伊拉克情报部门的一位高级官员在捷克斯洛伐克（原话如此）会面。”副总统继而指出，我们不知道该会面的目的，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随后开展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与捷克有关的故事看上去不像是真的，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我也随时向总统汇报进展。FBI对阿塔在相关时间段内的行踪进行了详尽调查，尽管我们不是百分之百地确定，但所有迹象都表明那段时间他曾到过美国。捷克人也进行了内部调查，同样无法找到阿塔曾在2001年4月入境的记录。此外，捷克调查人员还得知，在传说中的会面发生时，阿尼其人正在距离布拉格70英里外的某处。
为了让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有联系这一传言平息下来，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但少数政府官员（特别是副总统切尼）却三番五次地公开提及此事。不过，总统对此事倒没有那么耿耿于怀。我们就这一事件的调查一有定论，他就再也没有问起过。
“9·11”事件后的4个月里，我每天早上都要跟总统一起工作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也就逐渐了解了他何以如此担心伊拉克。在我看来，总统关于伊拉克的想法是由“9·11”事件震撼人心的影响所引发的，他的担心也不无道理：“9·11”事件已经如此可怕，如果萨达姆想到他可以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为对付西方的恐怖主义工具，抑或向某个国际恐怖主义团体提供武器的话，事情还有可能更糟。尽管情报界认为这两种情况都不大可能发生，但我觉得总统一定认为这些是他无法忽视的风险，尤其是美国刚刚遭受到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袭击。说到底，总统先生之所以决定对伊拉克开战，就是因为担心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能会被用来对付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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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担任总统的简报官整整一年，任期结束时，我喜忧参半。终于卸下了这份繁重的工作重担自然令人欣慰，但与此同时，想到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目睹并时而参与这么多改变历史的大事件又让我很难过。
卸任简报官工作后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我参与了PDB的制作过程，领导CIA内部一个负责提交PDB并为简报官提供支持的部门。（除了总统的私人简报官外，还有一批简报官负责面向政府高级官员执行类似的使命，包括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还有其他高级官员。）这个工作岗位也事关重大，但远不似往日那般刺激，要知道，我曾经每周六天接受美国总统的直接盘问。
大约9个月后的2002年初秋，我被选为情报处副主任杰米·米西克的两名副手之一。米西克是史上第一位担任CIA首席分析员职务的女性，是我的同龄人。米西克曾经在特尼特从副局长到局长的过渡期间担任他的执行助理，我目睹了她在提名过程中的出色表现：思虑周全、计划缜密，事事亲力亲为，在CIA执行全方位、无死角的管理工作。
在新的岗位上，米西克要求我集中精力确保分析处在人员、计划和过程等问题上进行适当的投入，以便提供最精准的情报分析报告，即从雇用最卓越、最聪明的人到保证分析人员拥有他们所需的技术来处理日益增加的情报量。不出所料，我还要帮助米西克和她的首席副手司各特·怀特（Scott White）监管CIA所有情报分析报告的制作。在关于伊拉克的问题上，我们当时最关注的是其与恐怖主义的联系，而不是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这多少有点儿令人意外。
乔治·特尼特领导风格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和中情局内部有才干的人建立密切的关系，在遭遇特定课题时选择特定的人，无论其在整个等级链中的级别和地位如何。他的说法是，需要有人做某件事时，他得有一个“心腹”（比喻义，不过有时候他也真的会戳那人的肚子）。我所在的机构情报处（DI）一直是特尼特在处理有关伊拉克恐怖主义分析时的必到之处，但如果要应对伊拉克及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他会选择国家情报委员会（NIC）的一位高级官员鲍勃·沃波尔（Bob Walpole）做他的“心腹”。NIC是由高级分析员组成的情报机构，当时它直接向CIA负责，如今NIC向国家情报总监负责。这不是说情报处不提供关于伊拉克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事实上，整个情报界绝大多数的情报分析报告都是由情报处提供的。区别只是就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言，特尼特和他的副手约翰·麦克劳林主要通过沃波尔而不是情报处本部与CIA的情报人员接触。这让我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不如对其他伊拉克问题那样了如指掌。这是特尼特心腹策略的一个缺点，当被选中的个人是通常职责范围之外的人时，这一缺点尤其突出。这不是借口，只是一个说明，我后面的故事会涉及相关事项。
2002年秋天和随后的冬季，我对伊拉克的兴趣日益浓厚，米西克也请我越来越多地插手其间。我在好几个事件中发挥了作用，现在回头看，它们都事关重大。一次是在那年10月，白宫让CIA审核一份讲话稿。白宫工作人员希望总统在辛辛那提发表讲话，言明美国政府对伊拉克的关注。米西克把草稿交给我，请我利用周末时间审读。严格来讲，CIA不该对政策问题发表看法，但它的作用是确保总统及其高级助手不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搞错事实或关键的分析性判断，又或者说些不该说的话，导致我们未来很难再获取情报。最后这一点的重要性一点儿也不低。
我聘请的一群分析员在审读草稿时发现了这样一句话，称萨达姆“被发现试图从非洲购买多达500吨的氧化铀——那是浓缩过程所需的必要原料”。尽管从英国情报界提供给我们的一份报告中的确能够得出这一结论，但出于种种原因，整个美国政府内部的情报分析人员都不相信这一点。事实上，就在前一天，CIA官员还在国会一次禁止旁听的会议上作证，说明我们不相信英国方面的报告。我分别在周六和周日的两份备忘录中向白宫的讲稿撰写人说明了这一情况，但我发现他们执意要在讲稿中这样写。因为未能删除这些语句，我走进特尼特的办公室把整个情况告诉了他。他立即按下一部保密电话的按钮，接通了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史蒂夫·哈德利。特尼特简单综述了我们对讲话语句的担心，让哈德利把讲稿中的那几句话删掉。特尼特挂断电话后跟我说“哈德利说删掉了”，那几句话确实没有出现在总统辛辛那提的讲话中。然而短短几个月后，在总统的国情咨文讲话中却神秘地出现了英国“黄色结块” [3] 的字眼，造成了灾难性的政治后果。
那一时期，副总统切尼和他的几位工作人员曾数次前往CIA总部，就与伊拉克相关的问题和CIA分析员进行“深谈”。外部得知这些探访后，有些观察员指出，这是企图将情报政治化，决定CIA情报分析的走向。我倒不这么认为。
事实上，这些探访的原因恰是我们的工作不够严密。PDB过程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接受方能够提出问题，并能在24小时内获得大部分问题的解答，解答需要由专家级分析员以书面备忘录的形式提交。布什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正副手们总是要求我们提交大量的所谓“PDB备忘录”，其中许多是关于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及其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事项，而且我们就许多问题的解答并不尽如人意。不同的备忘录似乎总能让阅读者得出不同的结论，在恐怖主义问题上尤其如此。因此，也是为了在更深层次上了解相关问题，副总统才频频造访CIA。
我参加过至少两次这类会议，在我看来，它们恰是最佳政府治理的典范。我觉得那些到访CIA的高级官员（陪同切尼前来的有他的国家安全助手“滑板车” [4] 利比等人）希望深入挖掘、了解我们所知所想的一切。副总统非常认真，每次来都带着很多问题，但他并没有就特定问题刨根问底、争论不休。提问题是他的权利——也的确是他的责任，分析员理应充分而诚实地回答那些问题。分析员们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只不过有几次，充分诚实就意味着要告诉副总统他未必想听到的事。根据我的经验，情报分析员热衷于告诉决策者后者做错了什么——我们的分析员在这一点上可是很少错失良机。
2002年秋就是这样繁忙的多事之秋（匆忙完成关于伊拉克的分析性评估、辛辛那提讲话、政府密切关注伊拉克），致使我们这些CIA的人认为战争多半就要开打了。我们没有那么天真。意识到这一点让我们明白，我们做出的每一份情报分析报告都会引发重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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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6月，在米西克的指导下，CIA的恐怖主义分析办公室作为反恐中心的一个组成部分，撰写并发布了一份机密报告——《伊拉克与“基地”组织：解读一段暧昧不明的关系》（Iraq&al Qa‘ida：Interpreting a Murky Relationship ）。就其范围和意图来说，这份文件与我读到的几乎其他所有文件都不一样。它更像是一道智力题，试图看看分析人员能够在可能的范围内将证据延伸解读到何种程度。这样一来，其论证的所有弱点都和可信性一样显露无遗。就萨达姆与“基地”组织合作的可能性问题，该报告采取了激进立场，报告开头的“范围说明”写道：“本情报分析报告全面评估了伊拉克政权与‘基地’组织的联系，对高层决策者的关注给予了回应。我们的做法是有意激进地寻求建立联系，所基于的假设是这两个敌对势力有所联系的任何迹象都有可能构成对美国的极大威胁（强调说明）。”就伊拉克和“基地”组织的关系问题，该报告给读者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二者可能是有联系的，五角大楼和副总统办公室的职员们早已被洗脑，自然喜欢这样的报告。
但该“范围说明”并没有被仔细阅读，有些阅读者想当然地认为，该报告阐述了CIA关于“基地”组织和伊拉克关系的真实想法。因此米西克请分析人员撰写了第二份报告，这一份不是煽动性的“最坏情况”分析，而是根据现有的证据陈述了他们的真实想法。这份同样由恐怖主义分析办公室的分析员撰写的报告草稿所得出的结论与第一份截然不同，它指出了萨达姆此前和当时为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组织提供的支持，但就“基地”组织和伊拉克政府之间联系这一重要问题，其得出的结论是，尽管二者在过去曾有接触，但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在“9·11”事件之前、其间和之后有任何合作关系，也没有证据表明伊拉克参与了“9·11”事件或事先知情。
米西克让我负责审读这第二份题为“伊拉克对恐怖主义的支持”（Iraqi Support to Terrorism ）的报告，为的是确保它禁得起细读，且作为一份最终报告，它能得到所有分析人员的支持，而不仅仅是就同一主题提供了第二个视角。我的做法和我历来对同类情况的处理方式一样，我将报告仔细阅读了好几遍，在纸张边缘写下了无数问题，继而在米西克的会议室与所有分析人员一起就报告展开讨论，与会者既包括这份新报告的作者，也包括前一份分析报告的作者，以及恐怖主义和伊拉克问题分析员。我们一起研读了这份新报告和它的关键结论，该过程持续了几个小时。因为问题至关重要，米西克也加入了我们，这样一来，这份最新报告的作者们就能够解答我所有的问题和担忧，所有分析员也能够就关键性判断达成一致了。
其后，这份新报告被分发出去，但并未受到所有部门的欢迎。“滑板车”利比打电话给米西克，说这份报告的结论是错误的，忽视了几条重要情报。他在电话里的声音很大，以至当时站在米西克办公室里的我和怀特都听到了他说的话：“把这份报告收回去！”米西克拒绝了他，说她的报告是有分析员支持的。利比将事件升级，报告给了特尼特的副手麦克劳林。米西克说，如果要她收回报告，她就辞职。麦克劳林和特尼特都支持米西克的原则立场——该报告代表了CIA对该问题的看法。最终特尼特打电话给哈德利，说：“我们关于伊拉克恐怖主义报告的讨论到此为止。”此事至此算是告一段落。利比恐吓米西克是我从业33年看到的最明目张胆的企图将情报政治化的尝试，那也不是利比最后一次这么做。
就连布什总统也就这次争论表明了立场。每年圣诞前夜，米西克都会亲自为总统做PDB，让简报官休息一天。2002年12月24日清晨，她前往戴维营去见总统。当天简报结束，就在米西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总统说他知道了关于伊拉克恐怖主义报告的争论，希望她明白他本人是支持她的。总统说他希望米西克和她的分析员们继续“实事求是”。总统的这一表态关系重大。
尽管有这份报告及其结论，仍有不少高级政府官员，尤其是副总统，继续公开暗示伊拉克和“基地”组织有持续不断的联系。这与分析不符，但暗示仍在继续，这并不利于美国人民了解真相。在《华盛顿邮报》2003年8月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70%的受访者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本人可能与“9·11”事件有牵连。
事实证明，那份题为“伊拉克对恐怖主义的支持”的报告整体判断是正确的，如果说那些判断有错，那就是它们事实上高估了伊拉克与“基地”组织的联系。错误判断之一是萨达姆的情报机构与“基地”组织在“9·11”事件之前很久就有联系。该情报来自一位名叫伊本·沙伊哈·利比（Ibn al-Shaykh al-Libi）的“基地”组织特工，他在接受埃及情报部门的审问时提供了这一情报。在利比被移交美国关押后，否认了他说过的话，称他之所以跟埃及人那么说，只是因为他觉得那是他们希望听到的。
萨达姆倒台后，美国从未在伊拉克情报部门或其他任何伊拉克政府机构的档案中发现任何迹象，表明伊拉克人与“基地”组织有过一丝一毫的联系。
遗憾的是，米西克、怀特和我都没有以同样严谨的态度对待CIA分析员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的评估。虽说对于这一点我们都很后悔，但我认为其部分原因在于特尼特让国家情报委员会来牵头。对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的高级官员鲍勃·沃波尔小心谨慎，经验丰富，所知甚多，颇受欢迎。2002年秋发表的那份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情报评估（NIE），正是由沃波尔直接与分析员及其中层管理人员合作起草的。NIE代表了整个情报界对某个问题的权威看法，得到了认真对待：由分析员们参加的协调会议非常严格，NIE是经过整个情报界每一个机构的领导人批准的。
这份特殊的NIE题为“伊拉克在继续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其中写道，“我们判断伊拉克罔顾联合国各项决议和限制，继续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该评估还提到巴格达方面正在积极实施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计划、伊拉克在重建其核武器计划，以及伊拉克拥有的导弹射程超过了联合国的设限。
关于这份NIE的争议很少（有一个机构，即国务院的情报所，对该评估报告的一个方面，也就是核问题，提出了异议，除此之外均认同它的结论），因为从全球各地的情报部门到智囊团再到联合国本身，几乎每一个考察该事务的人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没有局外人、没有一个持不同意见的团体、没有人迫使各方展开更广泛的讨论，以使分析员进行更严谨的评估。小集团思想也是个问题。有人认为是布什政府中那些采取主张强硬路线的人迫使情报界选择了这一立场，这一看法显然是错的。没有谁促使我们做什么。分析员们都已在情报界工作多年，他们早在布什总统上任很久以前就已经是CIA的分析员了。
最大的异议来自美国能源部（DOE）。虽说DOE分析员也同意伊拉克人正在重建其核武器计划，但他们不认为伊拉克人从海外购买的铝管是用来制造离心机的。CIA分析员认为，这些铝管的大小正好可以用来制造离心机转子的外壳，那些离心机能够产出高度浓缩的铀。虽然伊拉克人声称铝管是用来制造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的，但我们不这么认为，因为就火箭发射系统来说，它们太高端，也太昂贵了。DOE就CIA的观点提出了长篇大论的异议，但美国国家地面情报中心（NGIC）同意CIA分析员关于铝管是为了建造离心机的意见，同时也支持它们并非用于制造火箭的观点。NGIC是常规武器的权威部门，因为其在这个问题上的专业度很高，情报界的高级领导人都很看重它的看法。
在我还在为总统做简报期间，曾经为总统现场展示过伊拉克从一家外国公司购买的铝管。CIA曾经通过秘密渠道获得过一根铝管，一个周六，我把它带到戴维营去给总统看。那根铝管直径约15厘米，长约1.2米。特勤人员警觉地看着我携带着那么一根管子进月桂苑做简报，但没有上前阻止我。（还有一次，我在事先征得特勤处同意的情况下，带着一个新的恐怖主义暗杀工具走进了椭圆形办公室。CIA不允许我在本书中详细描述该工具，虽然将近15年过去了，但它仍属极敏感信息。）我把那根铝管给总统看，向他解释了它的作用。但那部分简报多半没什么用，总统似乎不感兴趣，一根管子本身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本该对此心知肚明。
当然，问题不仅仅在于简报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比这严重得多的问题是我们错了。我们关于铝管的分析是错的，它们的确是用于建造火箭发射系统的，我们怎么也想不出伊拉克人为什么会购买因技术领先而非常昂贵的铝管。这突出了一个与分析有关的问题，即镜像法分析。在这个具体事件中，我们知道美国军队根本不会使用这种高端的铝材来建造火箭发射器，因此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伊拉克人也不会这么做。
除了关于导弹的判断，那份NIE中几乎其他所有判断也都是错误的。我们后来发现的证据表明，萨达姆已经终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目的是早日摆脱令伊拉克经济陷入困境的制裁。一旦制裁解除，他当然打算重启该计划。但情报界和CIA的问题在于，我们关于伊拉克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绝大多数判断都是错误的。
如果米西克、怀特和我像对待伊拉克与“基地”组织的联系问题那样，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我不知道最终的结果会不会有所改变。也许会，也许不会。但如果当时我们这么做了，得到正确答案的概率会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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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我最重要的工作或许就是参与撰写了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就伊拉克问题在联合国发表演讲的讲稿。
2002年年末，约翰·麦克劳林把鲍勃·沃波尔和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身为特尼特副手的麦克劳林和我一样，也是以情报分析员的身份入行的。除了是个分析员外，约翰还是专业魔术师，他曾为阿根廷总统表演魔术，拿着一张1美元的钞票，反复折成一个小方块，再打开，最后变成了一张100美元的钞票。阿根廷总统看着约翰说：“我想聘用你来做我的财政部长。”离开政府部门后，麦克劳林有一次来我家吃饭，他在饭后宣布，为了让孩子们高兴，他打算给他们变魔术。孩子们聚拢在麦克劳林身旁，每人手里拿着一张1美元的钞票，因为我跟他们讲过阿根廷总统看魔术的故事，他们这是要来变现了。
作为情报分析界的领袖，麦克劳林也有魔术师般卓越的表现，关于这门特殊的技艺，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约翰的方法后来也变成了我的方法，那就是连珠炮似的提问，迫使分析员们比独自思考时想得更深入。在所有在世的中情局前副局长中，我觉得约翰算是我们这个行业首屈一指的大师。
那天在他的办公室，麦克劳林对沃波尔和我说：“白宫已经决定，我们需要在联合国创造一个‘阿德莱·史蒂文森时刻’。”（这是指1962年8月史蒂文森手持U-2侦察机拍摄的照片，在古巴导弹计划问题上与苏联人对峙。）“你们需要撰写3份文件，为讲稿撰写人提供这一事件的相关信息。”麦克劳林说。
和往常一样，沃波尔的任务是撰写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文件，而我则牵头撰写另外两份文件：一份事关伊拉克与恐怖主义的联系，另一份事关该国的人权记录。麦克劳林明确规定，这些文件绝不可凭空编造，必须根据已经完稿的现成情报来编写。为撰写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文件，鲍勃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已经发布的NIE。我用作凭据的则是我们颇有争议的伊拉克恐怖主义文件——至少在“滑板车”利比的办公室里如此，以及CIA分析员就伊拉克糟糕透顶的人权记录所做的其他工作。
这3份文件在各部门传阅了一周左右，之后麦克劳林就把它们发给了白宫。这3份文件显然被一一阅读过了，因为一天下午，以哈德利为首的若干白宫官员专门到访中情局就3份文件进行讨论。他们问了很多问题，旨在清楚地了解我们在说什么，偶尔也会问我们为什么会在文中漏掉某个具体的情报。会议进行得很顺利，我们也再没有听到白宫就这3份文件有任何其他意见。后来我们了解到，国务卿鲍威尔已被选为在联合国讲话的官员，他的讲稿撰写人正在为他撰写讲稿。
2003年1月底，鲍威尔希望和手下的几位工作人员一起来CIA做最后的定稿工作。这真是我从业多年听到的空前绝后的奇怪要求，但他的目的也一目了然：鲍威尔并非要发表一些乔治·特尼特和约翰·麦克劳林无法支持的言论，他只是希望人们看到他的姿态；在CIA准备联合国讲稿，在讲话时有特尼特的支持，这就是最好的表态方式。特尼特答应了鲍威尔的要求，让我负责确保鲍威尔及其助手们的一切要求都得到满足。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特尼特的决定。特尼特的分析部门领导米西克认为，在中央情报局准备政策讲话，此举跨越了情报与政策之间的界限，即情报官员应该就形势进行客观分析，由决策者来制定政策。米西克对此反应非常强烈，提出她本人将不参与这一过程。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深刻理解了她坚持原则的立场。我自己当时的看法是，我们的任务只是对国务卿的讲话进行事实核查，而不用参与撰写。此外，虽说鲍威尔在CIA准备讲稿可能会制造一些认知方面的问题，但我觉得大家真正做了哪些事情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我们一方面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另一方面又能履行对美国人民的责任，两者并不矛盾。
鲍威尔带着他的讲话草稿走进CIA，草稿中包含有大量未知来源的信息。我被派去调查何以如此。国务卿的两位讲稿撰写人都是中情局前雇员，因此我亲自去找他们询问：“你们撰写讲稿的依据是什么？”我本以为他们会拿出沃波尔和我在麦克劳林的要求下撰写的3份文件，没想到他们给我看的东西全然不同，那是几份由副总统办公室撰写的文件。我随手翻了翻那几份文件，看到的判断完全超出了CIA的分析结论，其中的事实也是我闻所未闻的。
副总统的工作人员不仅自行撰写分析报告，将他们的观点强行灌入国务卿的讲稿，还空降到CIA总部为自己的观点游说。副总统的工作人员约翰·汉纳（John Hannah）带着他的文件夹来到兰利，里面满是关于萨达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情报”，他甚至还私自占用了米西克的私人会议室。
我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要拿到该讲话的每一份草稿，与鲍勃·沃波尔和分析员们坐在一起讨论，问他们：“这里的所有事实都确凿无误吗？分析都是正确的？我们可不可以无条件支持这份文件？”该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分析员们会问：“这是哪儿来的？”汉纳加入了我们，用手翻着他厚厚的文件夹，取出一份情报报告说：“从这儿来的。”随后分析员们和汉纳就要花时间辩论这份情报的可信度或意义，每次辩论都是分析员们获胜。就这样，我们慢慢地从讲稿中删去了副总统的工作人员擅自加入的全部内容。
由政治官员进行这种程度的情报分析，这是我职业生涯中前所未见的。副总统办公室的官员试图身跨两界，既做分析员又做决策者。在五角大楼道格·费斯（Doug Feith）的办公室里也有同样的故事发生，费斯是国防部长身边最高级别的政策顾问，他设立了他自己的情报分析部门。
我的办公室距离米西克的会议室只有三五米远，汉纳在分析过程中问我可否单独与他聊聊。我说：“当然。”他礼貌地问我，为什么英国方面提供的伊拉克在非洲购买铀的情报没有出现在讲稿里。“因为我们不相信那份情报。”我说。“但是，”他说的也不无道理，“在沃波尔的NIE中提到了啊。”“嗯，”我说，“我觉得在NIE中有提请注意的警告，不管怎么说，分析员们有足够的理由说明他们为什么不相信这份情报。”我提出可以把分析员请过来亲自向他解释，他同意了。我们的一名顶级分析员花了几个小时帮他理清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路。汉纳再也没有跟我提及此事，我也没再听到有关传说中的伊拉克企图购买铀的只言片语，直到布什总统在国情咨文讲话中提到这一点。
每一份讲话草稿都要经过我和分析员们的共同审查，每完成一轮，被临时安顿在特尼特局长会议室的国务卿鲍威尔都要字斟句酌地浏览一遍。我觉得他是希望充分了解其中的信息，以便于以公众理解的方式抑扬顿挫地讲出来，并确保特尼特和麦克劳林都支持他发表的讲话。整个周末，国务卿总共在会议室里待了几十个小时，提问更是接连不断。
在此过程中，主要是麦克劳林、沃波尔和分析员们在回答问题，鲍威尔请我们逐点提供支持最终判断的证据信息。随着我们深入挖掘信息，我似乎看到很多证据链在我眼前瓦解了。瓦解的不是白宫添加的材料——我的团队已经删除了那些没有根据的材料，在我眼前土崩瓦解的是NIE中用来支持判断的许多事实。我产生这种想法，但没有对特尼特、麦克劳林和米西克说明，因为我认定NIE中的很多判断还是有实实在在的事实基础的。我很后悔当时没有这么做，不过，我确实不知道如果我对他们说了，情况会有什么不同。
我们还错过了一个更加重要的机会，是关于我们对萨达姆拥有的移动式生物武器生产能力的判断。这一判断基于我们从四个来源获知的情报。其中一个来源隶属于国防情报局（DIA），在2002年NIE发布之后（但在我们与鲍威尔的讨论会之前），DIA获悉此人是一个“编造者”（出于多种原因，这个情报源撒了谎，这么做往往是为了使他本人看上去更有价值）。DIA修正错误，撤回了原始情报。但讲话草稿中提到了该情报源及其情报，包括当天与国务卿一起出现在会议室中的DIA代表和我们的分析员在内，谁都没有提到该情报是编造的且已被撤回之事。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绝口不提。几个月后我得知此事时非常震惊，给米西克写了一张便条，称这一事件是“分析失当”。
另一个来源是一个德国人，他有一个好记的代号“弧线球” [5] 。在战争爆发后，并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库存，我才听到有人议论说，德国人并不信任他们自己的情报源。在撰写讲稿时，我并不知道CIA驻欧洲分部的特工们希望麦克劳林了解德国人对“弧线球”说的话有所怀疑。麦克劳林的执行助理召集特工和分析员们开了一个会，后者坚称他们相信该情报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他三个情报源支持他的说法（这通常不是证实某人可信度的理由），并且由国家实验室进行的一次独立调查也表明该情报是可信的。（国家实验室是为美国政府进行关于核武器和其他先进武器研究的机构。）不管怎么说，分析员们显然提出了有力证词，说明执行助理没有理由突出强调德国的担心。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麦克劳林或特尼特当时了解这一争论。最终的事实证明，“弧线球”确实是个编造者，他后来承认之所以撒谎，是因为他个人意欲除掉萨达姆。
如今回头看，这可能是个转折点。如果分析员告诉了鲍威尔、特尼特和麦克劳林四个情报源里有两个可信度低，可能就会引起我们的注意了。即使我们不会因此而认真审查更大范围的问题，起码也会认真审查一下移动实验室这个具体问题。三人中起码有一个一定会说：“如此说来，难道这份讲话稿中还有什么地方缺乏可信度？”
国务卿讲稿中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部分内容的审查相当系统全面，而关于恐怖主义部分的讨论很短，但颇富戏剧性。讲稿该部分的第一稿（那是由“滑板车”利比或副总统办公室的某位助手写的，没有经过我的审查）虽然没有直接说，但暗示了萨达姆是“9·11”事件的同谋。那当然不对，国务卿鲍威尔立刻看出了错误。好几位白宫高级官员，包括赖斯和哈德利，都与国务卿一起参加该会议，利比当时也在场，鲍威尔对特尼特说：“乔治，你不相信这些关于伊拉克和‘基地’组织的鬼话吧？”特尼特说：“不，国务卿先生，我们都不信。我不知道那些话是从哪儿来的，不过我们会改正的。”特尼特继而转身跟CIA恐怖主义分析办公室副主任菲利普·马德（Philip Mudd）说：“这一段重写。”利比没说一句话。那是另一次将恐怖主义分析政治化的企图。国务卿最后在联合国关于伊拉克和恐怖主义问题的讲话，基本上与马德在鲍威尔和特尼特对话之后那几个小时所写的没有出入，且内容完全符合关于此话题的第二份CIA文件——《伊拉克对恐怖主义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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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卿鲍威尔近年来好几次表示出懊恼，说情报界没有一个人公开站出来向他道歉，他们罔顾他一贯诚实严谨的声望，向他提供了糟糕的情报作为他联合国讲话的事实依据。我绝对相信CIA没有任何人会故意误导他，将情报分析政治化，或者试图提供不准确的情报，但CIA和整个情报界的确辜负了他和美国人民的期望。因此，作为当时提供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报分析报告的领导层中的一员，我希望借此机会向国务卿鲍威尔公开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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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的逼近，CIA内部许多中东问题专家的观点都是明确反战的，他们担心推翻萨达姆政权可能会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虽说CIA不应该明确提供政策建议，但我认为，我们在战前确有责任就战后可能出现的情况提供一个详细的分析，就战争最终带来政局稳定还是一派混乱的问题，明确列举出可能的关键决定因素。这份分析报告根本没写（鉴于总统决策的重要性，那应该是一份《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没有分析员倡议撰写这样一份文件，在整个领导层中（从CIA的一线主管到总统）也没有哪个人提出过这样的要求。
我个人对战争的情绪很复杂。一方面，基于分析员的观点，我认为萨达姆拥有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正在重新启动其核武器计划，也正在制造不同射程的导弹来发射那些武器。我不怎么担心萨达姆会把这些武器提供给“基地”组织，反倒更担心他最终会自己使用那些武器。我担心他得到核武器之后会有信心在该地区推行更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更糟的是，萨达姆多年来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的数十次决议，联合国在他眼里无关紧要。另一方面，萨达姆并不是迫在眉睫的威胁，我对美国的军事行动感到有些不安，这是在国家安全并没有危在旦夕时，将年轻的美国士兵推向生死未卜的战场。我担心军事行动会造成始料未及的后果，那一定是规模庞大且意义深远的。
事后诸葛亮们批评起开战决策来自然不费力气。我理解总统为什么会觉得战争是必要的，也很难说有谁在面对同样的事实和精神负担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毕竟，国会的大多数成员也出于与总统相同的原因，认为那场战争非打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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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我们知道自己判断失误，我已经在执行另外一项任务了。我们不是突然之间醒悟的，而是慢慢地了解到真相。随着盟军在伊拉克的地面部队未能发现任何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的证据，特尼特启动了对整个事件的彻底调查。最终真相大白之时，我们意识到，那是CIA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情报失误。
关于失误原因，相关文件和说法已有很多，我也并不想为失误找借口或者为我们自己辩护。但在花了很多时间分析我们为什么会如此大错特错之后，我觉得我有几个颇有价值的解释。这当然不是全面彻底地分析这次重大的情报失误，而只是突出说明几点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
首先要说的是，CIA关于萨达姆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判断既不新鲜也不稀罕。这两个事实当然不是在为CIA的错误开脱，但我们确有必要将它们考虑在内。这一分析结论可以回溯到克林顿政府执政时期，认为萨达姆拥有核武器计划的也不仅仅是美国情报界。关注这一事件的各个外国情报机构都持同样的观点，各国智囊团、知名大学教授甚至联合国也是一样。如果2002年你在伊拉克军事和情报官员中进行一次民意调查，相信你会发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会说，他们的上司正在实施积极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
有人认为是布什政府迫使情报界相信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根本站不住脚，没有人迫使我们——我们早就相信了这一点。至于我们向白宫提供了它想听到的情报，这一说法也很容易反驳。看看萨达姆与“基地”组织的关系问题吧。我们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拒绝提供我们没有确切把握的情报。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如果我们认为萨达姆可能没有那些武器，采取那样的立场无疑是疯了。一旦入侵伊拉克，有无库存立刻就会大白于天下。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疯狂到明知很快就会被证明错误，还要硬着头皮去打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