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为什么会犯这样的大错呢？答案是情报界的分析和搜集部门都犯了大错——人们迄今为止一直不怎么讨论后者的错误。
首先，来看情报分析问题。分析过程出现的问题很多，但缺乏情报源不该算作其中之一（伊拉克是CIA和整个情报界的首要关注焦点）。其中一个问题是我所谓的“分析蠕变”。起初关于萨达姆及其计划的猜想变成了肯定的判断。我们最聪明的分析员团队在犯错之后吃一堑长一智，总算是看出了这个“分析蠕变”的问题。
其次，偏见无处不在。其中之一便是情报界分析员的“后见偏见”，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没有获得情报，导致萨达姆险些买到核武器，因此他们不想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另一个是“历史偏见”，我们知道萨达姆拥有化学武器并曾用它们对付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和伊朗人；如果他曾经拥有这种能力，他必定仍然拥有。
再次，评论偏见。20世纪90年代末，当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还是个普通公民时，曾经领导一个委员会评估情报界在一段时间内就外国弹道导弹对美国的威胁作何判断。他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分析员，并在团队会谈和最终报告中责备分析员只关注最有可能的结果，而不是最糟糕的结果。事实上，分析员们应该对两者予以同样的关注，不过在我看来，毫无疑问，关于萨达姆的武器计划问题，拉姆斯菲尔德的委员会也产生了自己的偏见。
最后，巩固偏见，即如果事实可以支持人们的观点，人们就倾向于接受它们，反之则拒绝接受。我们依赖的某些情报源显然是外部团体有目的地送到我们眼前的，如异见团体伊拉克国民大会（INC），这类组织根本就不会有它不喜欢的情报诸如“萨达姆拥有核武器”，而我们却把这些情报源的报告误当成了事实。美军入侵伊拉克之后，伊拉克国民大会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比（Ahmed Chalabi）曾经吹嘘他的组织成员提供的情报，称他们是“误报英雄”。好吧，这么说也不无道理。
然而到目前为止，分析员们犯下的最大错误（这一错误可以囊括上述所有问题）并非他们就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得出了错误结论，而是他们没有严厉地追问过自己——对自己的判断到底有多自信。如果你如今拿到分析员撰写NIE时掌握的所有情报来读，得出的结论多半会是萨达姆拥有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计划，且正准备重新启动核武器计划。但如果分析员们在当时考虑得全面一些，严厉地追问自己对那些判断到底有多自信，他们很有可能会说：“我们不是很自信。”这会向总统和其他决策者传达一个完全不同的信息，也很有可能会影响后者的决策。
任何人看到如今已经解密的NIE关键判断，都会知道文件结尾的文本框简要地讨论了分析员的信心水平，说明分析员对其关于萨达姆拥有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并正在重启其核计划的判断高度自信。但分析员们在做出该声明之前并没有真正认真地思考过，那只是他们的直觉反应，并不表明他们对信心水平问题进行了全面评估。整个过程中缺乏这样一个严格的评估。当时，评估根本就不属于分析员的分析手段。
为什么我认为如果我们当时仔细考察了这个问题，会报告我们的信心水平较低呢？因为我们分析的绝大多数情报至少都是4年前的情报了，这些情报可以回溯到1998年，也就是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被赶出伊拉克之前；在核查人员离开该国之后，我们得到的情报相当有限。此外，我们之所以认为萨达姆已经启动积极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所依据的多半是间接推断的证据。如前所述，我们过于依赖这一认知，即他曾经拥有化学武器，曾经使用化学武器，且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时险些就要拥有核武器了，那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他曾经拥有化学武器且曾经希望拥有核武器这一事实，实际上与他在2003年是否这样做毫无关系。
除了在NIE的关键判断中就信心水平有几句简短说明外，在其他方面，我们也给人们留下了分析人员高度自信的印象。NIE的文本措辞字斟句酌，“关键判断”部分却写得很潦草。在给总统撰写情报分析时，分析人员都自认是相关问题的权威。这就是为什么我个人从未挑剔过乔治·特尼特著名的“大灌篮” [6] 的说法。分析员谈论或撰写其判断的方式往往会导致所有人都相信那就是一个“大灌篮”，也就是说，萨达姆肯定正在实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没有谁曾经跟我、米西克、麦克劳林、特尼特、赖斯或总统说：“你知道吗，他有可能根本没执行什么计划。”这句话一定会让每个人警觉起来的。
在伊拉克情报失误出现之后，CIA情报分析部门曾花很长时间考虑导致我们失误的原因是什么。米西克设立了一个吸取教训工作组，名为“伊拉克评估小组”。这是一项重要措施，因为它表明情报处愿意对失误承担责任。该评估小组全面而严格地对问题进行了审查，指出了若干失误之处，也提出了若干重要建议。美国军队在飞机失事之后会定期进行“安全整顿”，米西克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就专门花了几天时间，让评估小组将其调查结果通报给CIA的每一位分析员。后文还会谈到米西克是如何善后的，她表现出了卓越的领导能力、正直的态度和专业作风，由于她的努力，CIA如今的工作方式比那时合理多了。
评估小组提出的一个关键建议后来得到了采纳，那就是在以后所有的重要情报分析中，分析员必须就其对所表达判断的信心水平进行全面评估和明确表态。这一做法如今已经成为分析员和决策者根深蒂固的习惯。信心水平如今已经是CIA、情报界和战情室每天日常对话的常规话题。关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 Assad）是否在2012年和2013年对自己的人民使用了化学武器的问题，分析员的信心水平也成为讨论内容的一部分。起初分析员的信心水平很低，但几个月后，他们的信心水平就很高了。决策者非常清楚分析员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因为在此期间，我们在副职委员会会议上也会定期就此展开讨论。
情报界之所以会在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报方面出现失误，还有第二个主要原因。与分析失误不同，人们很少在公开场合或政府内部讨论过这个原因，事后也没有就这个原因展开调查，并汲取教训。那就是情报搜集员（包括CIA和NSA的情报搜集员）未能渗入萨达姆的核心集团，只有在那里才有可能了解到真相。CIA和NSA的行动部门领导层应该要求相关人员对汲取的教训进行评估，但他们没有这样做。
当然，要接触到萨达姆身边的那几个人非常困难（只有这几个人真正了解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现状），其主要原因是伊拉克是一个“禁区”，也就是美国政府从未或极少正式出现的地方。我们在伊朗和朝鲜等不透明的政权中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他们总是不怕麻烦、竭尽全力确保所有行动都在暗中进行。但困难始终不能算作借口，因为迎难而上是情报界的本分所在。此外，我们至少应该告诉总统及其国家安全团队，我们无法接触到萨达姆本人及其核心圈子。
我觉得CIA的情报搜集方面失败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把关注焦点放在了在伊拉克的秘密行动上，这应该在未来的工作中引以为戒。20世纪90年代，美国一直专注于伊拉克的政权变化——1998年美国国会公开宣称这是美国的国策，CIA自是行动先锋。当时，我们的行动官员日常工作的目标就是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建立联系，他们可能会参与颠覆萨达姆政权，当时也为我们提供应该针对萨达姆展开行动的具体地点。我们搜集情报的关注点是在萨达姆的军队中找到逊尼派成员，他们可能愿意且能够颠覆萨达姆政权并掌控国家（并在此过程中与美国建立一种新的、全然不同的关系）。因此，在关于伊拉克的其他问题（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上的情报搜集工作就受到了影响。
要知道CIA没有权力授权秘密行动，这是需要获得美国总统指示并签字的一项决策。秘密行动需要付出很多隐性代价，其中之一便是它会让人分心，无法进行传统的外国情报搜集工作。当一届政府给CIA分配任务，让它进行某项秘密行动时，它并不会分派更多的人来执行这一任务。国会的各监督委员会会收到关于那些秘密行动的简要通知，有时候也会提供额外资金，但不会仅以新计划为由提高CIA的人员管理费用。这样一来，那些本应该试图从萨达姆的核心圈子搜集情报、发现萨达姆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和能力的人，就被派去寻找愿意颠覆萨达姆政权的那些将军了。
我们掀起了一场不完美情报的完美风暴，我们未能搜集到有用的情报，从而避免不精确的分析，也没有严厉地追问自己对已掌握的情报到底有多自信。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两点中的任何一点，情报所带来的最后结果就会不同——政策结果也可能会有所不同。
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后，率领搜查人员在伊拉克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查尔斯·迪尤尔费尔的结论是：萨达姆希望维持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假象，以便震慑他的头号敌人伊朗。但迪尤尔费尔发现，萨达姆原本以为，以美国情报部门的卓越能力，应该能够发现真相，因此美国最终可能会减轻对伊拉克的制裁，且更重要的是不会对伊拉克发起攻击。事实证明，连萨达姆都对美国情报部门的能力过于信任了。
查尔斯·迪尤尔费尔曾给我讲过一个关于萨达姆的故事，很有启发性。在被美国监禁期间，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萨达姆病了，需要医疗护理。他被带到美国的一个军事基地，竟在那里调戏起一位护士来。不出所料，护士没有理会萨达姆的调戏。在回监狱的路上，萨达姆问他的美国护卫（萨达姆已经跟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什么护士对他不理不睬。护卫开玩笑说：“美国女人喜欢脸上有毛的男人。”第二天萨达姆就开始蓄须了。几周后，萨达姆走进即将审判并宣判他死刑的伊拉克法庭时，留着满脸大胡子。包括一位CIA前分析员在内的媒体评论人都猜想萨达姆是希望自己的样子更像伊斯兰教徒，以博取法庭中宗教人士的同情。公众没有想到，真实的原因是他想博取一位美国护士的欢心。萨达姆总是对美国人判断错误，这就是一个幽默的例子。
迪尤尔费尔还跟我说，萨达姆曾说过，他认为美国不反对他于1990年入侵科威特。实际上，萨达姆说：“你看，如果你们这帮家伙不想让我进入科威特，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说你们会部署50万军队、6个航空母舰战斗群、1400架战斗机和32国组成的盟军？我又没疯，如果你们跟我说了，我才不会踏入科威特半步呢。”他又一次以为美国足够聪明，知道他在做什么，因而认为我们对他入侵科威特没意见。这是他的又一次判断失误。
所有这些故事为我们描述了一幅我们和萨达姆相互判断失误的图景。这也正是我们会发动战争，导致他的政权最终覆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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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害怕“基地”组织，如果一个像伊拉克那样的政权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拱手送给该组织，我们害怕可能会给美国带来灾难，这让我们最终选择了战争。奇怪的是，我们一路向伊拉克进军的主要成果是创造了一个环境，帮助“基地”组织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基地”组织意识形态的扩散早在塔利班2001年年末垮台后、其部分行动人员离开南亚之时就开始了，关于美国人意欲让伊斯兰国家陷入战争的说法则进一步加速了它的传播。
[1] 《与媒体会面》（Meet the Press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制作的新闻访谈节目。该节目是全世界播映史上最长久的节目，从1947年11月6日首播持续播出至今，也是美国收视率最高的晨间访谈节目。
[2] 提姆·拉瑟特（Tim Russert，1950—2008），美国记者，主持NBC星期日访谈节目《与媒体见面》长达16年，曾采访过众多政治人物，以材料准备充分、提问尖锐但不失恭敬、分析时政深入浅出著称。于2008年6月13日在工作时因心脏病突发离世。
[3] “黄色结块”（yellowcake），浓缩的铀矿半精炼氧化物的俗称。
[4] “滑板车”（Scooter）是切尼的国家安全助手小欧文·路易斯·利比（Irve Lewis Libby，Jr.）的绰号。
[5] “弧线球”（Curveball），意喻此人手段狡猾。
[6] “大灌篮”（slam dunk），篮球术语，此指确凿无疑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