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孤单，我的自我：单身女性的时代 / (美) 丽贝卡·特雷斯特著 ;贺梦菲, 薛轲译.—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12
CONTENTS
前言
序
1 小心那个女人：一个未婚国度的政治与社会权力
2 创造历史的单身女性：美国的未婚女性
3 都市诱惑：城市生活与女性独立
4 危险关系：女性之间的友谊
5 我的孤单，我的自我：靠自己的单身女性
6 致富有者：工作、金钱与独立
7 贫困人群：单身女性与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贫困
8 性与单身女孩：贞操、滥交及其他
9 单身时代的婚与不婚
10 未来怎么办：从单身独居到为人父母
结论
附录
她们近况如何？
致谢
注释
献给我的父母，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宽容和理解。
内莉·布莱（Nellie Bly）：“你认为新时代的女性会是什么样子？”
苏珊·B·安东尼（Susan B.Anthony）：“自由。”
——1896
前言
在为本书做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我采访了近百名美国女性。她们当中有的从事与本书话题相关的工作；有的曾经就单身或婚姻议题写过一些影响深远的著述；有些是我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有些甚至就是我在机场偶然认识的女性。为了在书中尽可能广泛地包含不同地域、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经济状况和不同种族女性的生活经历，我还结识了一些原本素不相识的朋友。我的助手蕾娜·科恩（Rhaina Cohen），这位聪明伶俐的姑娘也为我物色了一些访谈对象。还有一小部分女性朋友，从自己的社交圈子或工作圈子里听说我在写单身女性这一话题，主动和我取得联系。
我从近百个原始访谈中，最终选取了约三十个女性的故事，在本书进行详细讨论。这些故事的主人公绝大多数和我一样，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权主义者、作家，以及生活、工作在纽约的人。但平心而论，大多数读者的生活中可能不会认识很多这样的人。因此我也将更多不同女性的经历融入论述中。
绝大多数受访者同意在书中公开她们的全名。也有受访者不愿意公开全名，书中就用她们的名字或中间名来称呼。对于使用名字还是中间名，我也遵从受访者本人的意愿——随着叙事的推进，我开始用名字来称呼她们，让故事有一种亲切感；也有些采访人选择全部使用中间名。
访谈在2010年至2015年之间进行，反映了这些女性在受访期间的生活经历。在后来的核实阶段，有些受访者提出做一些修改，因为她们觉得自己的生活状况、观念或对单身问题的思考，和采访当时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为此，我又在书后增加了《她们近况如何？》这一章节，补述至本书出版前夕她们的生活状况。
最初我并没有想要把这本书写成一本仅仅以女性的话语和著述、女性的故事和见解作为依据的书。事实上，当我后来意识到在全书三百多页的篇幅中只出现了少数几个男性的时候，我觉得不太妙。毕竟，不管从社会、经济，还是从情感的角度来说，男性在女性的生活中，以及在她们寻求独立的故事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构成了我们正在重塑的这个世界的另外一半。虽说男性长久以来都是女性生活的重心所在，但事实证明，他们并不是我这些故事的中心。
序
我从小就不喜欢故事的女主人公结婚嫁人。记得小时候看《小木屋》系列小说，在最后一集《新婚四年》中，劳拉嫁给了很有男人味的阿曼佐·威尔德，并生下了女儿小玫瑰。尽管书中写到他们遭遇了冰雹袭击、白喉爆发以及其他影响农事的种种不幸，但劳拉结婚并喜获女儿理应是一个美好的结局。而当时我看着这本书的封面，竭力让自己为她感到高兴时，却怎么也做不到。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幸福的结局，劳拉的一生至此仿佛就结束了。从许多方面来说，确实是这样的。
我小时候的《小木屋》系列版本，前几本的封面都由加思·威廉姆斯（Garth Williams）作图，活泼好动的劳拉居于中心位置，她不是在山坡上嬉闹，就是光着脚丫骑在马上，要不就是在打雪仗。而在《新婚四年》封面上的那个劳拉，脚上穿着结实的鞋子，静静依偎在丈夫的身旁，画面中最生动的人物就是她怀中的宝宝。劳拉的故事到这里就要落幕了——一旦结婚，还有什么好讲的呢？
《绿山墙的安妮》中，安妮·雪莉也是同样的结局。少女时期的安妮会把好朋友黛安娜·巴尼灌醉，会在学习上和吉尔伯特·比雷斯暗暗较劲，然而这样的日子终究还是一去不复返。作者用三本书的篇幅描写了她的种种叛逆、一次次拒绝别人的求婚，但她最终还是嫁给了吉尔伯特。《小妇人》中可爱的乔·马奇，虽然没有如人所料嫁给她的好朋友加邻居劳里，但依然没逃脱结婚的老套结局，她最后和那位年长的教授巴尔一起携手步入了婚姻殿堂。还有《简·爱》，这位冰雪聪明又多愁善感的姑娘，她耗尽青春，总算争到了点自由和独立，但生活给她的犒赏又是什么？还不是结婚嫁人。看看她嫁的那位，脾气暴躁，把结发妻子关进阁楼，用尽心机追求简·爱。等到简·爱终于投入他的怀抱时，他已是一个缺了一只手的瞎子。
这是一个理应浪漫的爱情故事，却让人备感苍凉。《小绅士》的续篇《乔的男孩》、《绿山墙的安妮》的续篇《壁炉山庄的安妮》，同样显得苍白无力。女主人公曾经的生活多姿多彩，她们的身边不乏调皮捣蛋的朋友、暗中搞鬼的姐妹，还有总喜欢使坏的表兄妹；她们受过伤，冒过险，生活中充满了希望和激情。曾经，生活的道路是那样的宽广。随着她们结婚生子，接下来的路却越走越窄。生活中渐渐只剩下了两件事——照料乏味的丈夫，抚养几个无趣的孩子；故事的主角也很快要被这些孩子替代。
当然，我的失望，也是因为这些故事的形式过于老套——大凡成长小说[1]都是如此，一旦主人公步入成年，故事便都毫不例外地以同样的方式结束。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现实生活，这都是一个无法逃遁的事实——对于女性而言，成年意味着结婚嫁人，意味着故事的结束。
婚姻在我看来如同一道隔墙。我所喜欢的那些女主人公在她们曾经的那个世界里自由奔跑，即便不能随意地偏离主道，至少也可以一路奔向前方，她们的身上总有说不完的故事。然而一旦结婚，她们就从此与原来的那个世界隔绝。常常就在她们完成学业，儿时的梦想即将展翅的当口，这些淘气而又可爱的女孩突然间就被生活的琐事包围，变得循规蹈矩，变得不那么美好了。
后来我又从书中得知，莎士比亚的喜剧多以结婚为结局，悲剧则以死亡为结局。莎翁赋予了结婚和死亡同样的叙事效果，恰好证实了我童年的直觉——两者都有让故事结束的作用。我母亲是一名教授莎学的老师，她总是不无伤感地对我说，莎翁笔下那些争强好胜、能说会道的女主人公，包括《无事生非》中的碧翠丝，在一场轰轰烈烈的婚礼后便没有了台词。
那么，难道所有有趣的女主人公都要一长大就结婚吗？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
而随着我慢慢长大，我逐渐发现女主人公最后没有结婚的故事也不在少数。《柏油孩子》中的吉丁·柴尔兹，她坚决无视传统的性别预期和种族思想，但这使她遭到了周围世界的排斥；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笔下的嘉莉妹妹以色牟利，最后却落得两手空空；《劝导》中的安妮·埃利奥特，27岁仍旧待字闺中，险些就要过上那种经济上无依无靠、情感上没有着落的漂泊生活，幸好温特沃思上校再次出现，她才不至于屈辱地当一辈子老处女。海斯特·白兰（《红字》的女主人公）、郝薇香小姐（《远大前程》中的角色），以及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笔下那个令人讨厌的莉莉·巴特（《欢乐之家》中的角色），也都有相似的经历。
这些都不是鼓舞人心的故事，但它们都说明了一点，那就是，终身未婚的女性，不管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还是生活不经意的安排，都注定要被贴上标签遭人唾弃，不然就是守着那件从未穿过的婚礼服，服用过量的镇静剂，惶惶不可终日。故事中的这些人物虽然没有结婚，但是正如婚姻是对人的束缚一样，没有婚姻也同样束缚着她们。
这似乎证实了波伏娃[2]关于现实生活中女性的观点——我想我最后也将得出和她相同的结论——她认为女性可以分为四类：“结了婚的、结过婚的、打算结婚的、因结不了婚而痛苦的”。
在我即将成年、准备离家上大学之时，我丝毫没有马上就结婚嫁人的想法，婚姻对我来说是绝无可能的事。当时大多数人都这么说，不出几年我就会被婚姻生活所湮没。可那个时候，我满脑子都是选课啦，室友啦，啤酒派对啦，以及怎样在校园附近找个工作啦，结婚对我而言，是最遥远的事。
我18岁的时候还没有交过正式的男朋友，我那些闺蜜们也一样。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认识的同龄人中没有谁会正儿八经地约会谈恋爱。我们都是一起出去玩玩，喝喝啤酒，抽抽烟，吸个大麻什么的。做爱也是有的，但并非人人如此。那个时候很少有人会严肃认真地恋爱。当然，我的情况也许是因为我这人不太合群，注定不会喜欢上什么人（这是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培养起来的想法），更别说结婚了。我也从没想过身边那些闺蜜们会很快结婚。
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能享受到真正的独立自由，马上就能成为真正的自己。那种过不了几年就会萌生的结婚愿望，那种迫不及待地要与人共筑爱巢、终生相守的想法，在我看来是荒谬至极的。
然而，在我认识的上一辈女性中，几乎人人都是如此：我母亲在缅因州的农村长大，她刚过18岁就有了正式的男朋友，等到她大学毕业的时候，她原先的高中同窗不是已经结婚，就是已经怀了孩子正在准备结婚。我母亲是60年代初的大学生，《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一书的作者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到学校开研讨会时，她曾是学生导游；21岁大学毕业后没几天，她就和父亲举行了婚礼，那时候她还没有拿到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我姨妈比我母亲小五岁，她在高中时就有过好几个男朋友，后来在大学认识了我姨父。姨妈23岁和姨父结婚，那也是在她取得博士学位之前。我母亲和姨妈并非特例，我朋友的母亲，我母亲的朋友，还有我的老师，她们大都在20岁刚出头时就已经认识了未来的丈夫。
古往今来，美国女性的成年生活肇始于婚姻——不管她们的生命中是否还有别的选择。从现有的资料来看，19世纪末以来，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一直保持在20至22岁之间。这已成了女性的固定生活模式。
过往的历史提醒着我，在不久的将来，即便啤酒派对和学期论文让我忙得焦头烂额，结婚的可能性还是会莫名其妙地冒出来。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现实中没有多少不结婚也能过得很好的例子。
大反转
我在进入大学读书的十七年后开始写这本书，这一年我35岁，再过几个星期就要结婚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即将到来的婚姻生活，并没有让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结束。但是，我也没有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当我走过走廊，或者说走进法官办公室准备结婚的时候，我已经过了十四年的独身生活，而我那位成年不久就结婚的母亲，在我这个年龄已经结婚十四年了。在这些年里，我结交过朋友，也和朋友闹翻过；我搬过家，换过工作，升过职，也被炒过鱿鱼；我独居过，也和人合住过；我遇见过形形色色的室友，有投缘的，也有不投缘的；我使用过各种避孕手段，也生过几次大病；我自己支付账单，也遭遇过入不敷出的窘境；我恋爱过，也失恋过，甚至曾经在五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男伴；我搬到新的街区，熟悉新的环境，担心害怕过，也开心自在过；我有过伤痛、恐惧，也有过欢笑、厌倦。我是一个成年人：一个复杂、但又复杂得很“合理”的人。我是一个身边没有男人陪伴的人，但我有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我的城市、我的事业——更有我自己。
我并不孤独。除我之外，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人和我一样。
事实上，2009年，美国已婚女性的比例已降至50%以下。[1]那么，从1890年至1980年一直维持在20至22岁之间的平均初婚年龄，[2]又有什么变化呢？今天，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约为27岁，而且在许多城市这个数字还要大很多。我半数的闺蜜到了35岁左右依然单身。
在我步入成年的那几年，美国女性已经开辟了一种全新的成人生活模式——她们不是用婚姻来开启自己的成人生活，而是先让自己过上几年独立的未婚生活，有许多人甚至终身不婚。这些独立的女性不再是异数，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受人苛责。社会的改变同样带来了婚姻的变革，而这场革命的受益者又将进一步改变这个国家：他们将重新计算女性的平均寿命，重新定义婚姻和家庭的概念，重新描绘为人妻母的生活内涵。简而言之，他们要改变的是美国一半以上人口的命运。
单身女性的数量（包括无婚史的、丧夫的、离异的和分居的）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已婚女性。更令人吃惊的是，34岁以下无婚史的成年人数量占到了46%，[3]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上升了12%。30岁以下女性能够结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今只有20%左右的美国女性在29岁之前结婚，[4]而在1960年，这个比例是将近60%。美国人口资料局的一份报告，将当前美国未婚青年的比例高于已婚青年的现象称为“大反转”（a dramatic reversal）。[5]
对于年轻女性来说，不结婚和结婚头一回都成了正常现象，尽管在人们的意识里还不是如此。
英国新闻记者汉娜·贝茨（Hannah Betts）在2013年写道：“如果有人问在我这一生中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会说，我童年时期受人贬损的‘老处女’，现如今转变成了‘独身主义者’的概念。‘独身主义者’就是41岁的我目前的状态。”[6]
今天的年轻女性不必像我当初那样，担心没有婚姻的未来生活将会怎样，因为我们周围有的是这样的例子。如今，没有按部就班地走入婚姻，虽然对许多人来说是造成他们精神焦虑或经济窘迫的一个因素；但也不至于因此遭到社会的排斥，甚至沦落到必须服用镇静剂的地步。
既然女性跨入成年不再由早早地结婚嫁人来界定，那么理应有一整套新的标准来衡量女性是否成熟。这是亟需认真讨论的问题。
在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也就是1997年，新闻记者凯蒂·罗菲（Katie Roiphe）写了一本书，谈及她那一代未婚女性的困惑。在这四年前，她曾发表《宿醉之晨：校园中的性、恐惧和女性主义》（The Morning After:Sex,Fear and Feminism on Campus）一书，长篇大论地批判当时对校园约会暴力（date rape）的激烈讨论。罗菲相信，究其根本，女大学生之“情欲自主”和独立是导致校园约会暴力发生的原因。然而，随着罗菲与她的支持者即将跨入30岁（其中许多人依然未婚），她们逐渐意识到独身生活的长远影响，反倒渴望起“19世纪那种简单而令人向往的婚姻模式”来。[7]
现在男女同居和分手就像家常便饭，先同居后结婚，对他们来说毫无思想负担。最近我在一个聚会上听到一个很漂亮的女人不无遗憾地说，“在我们母亲这一代，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她们不会养猫，而是早早嫁人了”。我认识不少这样正常、有头脑的年轻女子，她们正处于特别漫长的青春期迷茫中——在当前的美国，你可以让你的青春期延续到20多岁、30多岁都没有问题。养猫还是结婚——这种浪漫的情感是模糊而且不堪一击的。虽然我们偶尔也会去聚会，和不甚相识的人上床，但我们的枕边却总有一本读了无数遍的《曼斯菲尔德庄园》或《爱玛》——那是我们对一个更加有序的世界的向往。
罗菲眼中那种无序的、不结婚的状态事实上正是一种新的秩序，至少是一种新常态。在这种状态下，女性的命运不再是简单的二选一（不是结婚就是养猫）。相反，现如今她们的生活道路上有越来越多的选择，有越来越多的旁支岔道，有越来越多在以前几乎就是禁忌的生活方式。
尽管罗菲可能会觉得，自己因为婚姻姗姗来迟而一直走不出青春期，事实上，她过着十分成熟的成人生活——她谈过恋爱，有哈佛大学的校园生活，还有蒸蒸日上的事业。不同的是，罗菲和她的支持者们的状态不是、也不需要由结婚还是养猫这个问题来决定，因为她们有自己的工作，有性生活，也有彼此。她们虽然嘴里说着向往简·奥斯丁[3]那个时代的“有序世界”，但是她们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却是简·奥斯丁永远也无法想象的——奥斯丁的小说并不是关于婚姻生活的美好蓝图，而是对强加于女性身上的，由婚姻认同带来的经济和道德束缚，十分复杂的抗议呼声。
在当今这个时代，单身生活对于罗菲以及在她之后的许多单身女性来说，要比过去只有单一选择的那个时代更加复杂，也更加令人困惑和恐惧，但是从许多方面来说，女性生活的彻底改变，正是从女性成年后的独立自主开始的。
单身女性
这样的独立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许多单身女性生活贫困，甚至难以为继。在美国330万最低收入人群中，有将近50%是单身的女性。[8]她们中间许多人还有孩子，通常生活在失业率高、种族歧视严重、等级观念极强的地区，反毒品运动又把当地许多青年男子送进了监狱。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拥有稳定婚姻的可能性变得很小，这也使得单身现象更像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在养育6岁以下儿童的年轻单身妈妈中，可能有半数以上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个比例是已婚妇女中相应人口的五倍。[9]
没错，许多单身女性，不管她们来自哪个阶层、哪个种族，都愿意结婚，或者至少有一个和自己彼此相爱的、长期固定的伴侣，但是她们未必就能幸运地找到和她们有共同想法或能够维持这种关系的另一半。她们当中的有一些人是孤独的。
许多到了30多岁仍旧没有结婚的女性，在长期奉行早婚的国度里，从地理、宗教和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说，都属于边缘人群；还有很多为环境所迫、而非出于个人选择的女性，到了40多、50多，甚至60多岁依然孑然一身。她们并不认为自己身处于一个全新的、以单身人士为主导的世界。恰恰相反，她们觉得受人排斥，压力重重，还要面对家人和身边人的不满。
据统计，全美有不少这样的女性，而且数量在逐年增长。2014年成年单身女性人数比2010年增加了390万。[10]2008年至2011年间，高中学历以下人群的初婚率下降了14%，本科学历以上人群的初婚率下降了10%。[11]
我在调查过程中，和许多美国妇女谈论过她们的单身生活经历。她们来自不同的种族和社会阶层，出身背景和宗教信仰也不尽相同。
基蒂·柯蒂斯（Kitty Curtis）是新泽西州的一名发型师，26岁，未婚。“人们一到26岁就希望能结婚，”她说，“但我熟悉的人没有到了26岁就结婚的。就算有，感觉也怪怪的。在30岁之前结婚是个奇怪的想法。”梅根·里奇（Meaghan Ritchie）来自肯塔基州，是一所基要派基督教会大学的学生，她说她至少要22岁以后再结婚，因为中途退学从经济上来说不划算——她妈妈当年就是这样退学和她爸爸结婚的。阿曼达·内维尔（Amanda Neville）是一名35岁的纽约女性，她自己开了一家葡萄酒商店，之后交往了一名新男友，然后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俄罗斯收养了一名聋女。艾达·李（Ada Li）是一名来自中国的美甲师，目前住在布鲁克林，她说自己已经想好，要等到快40岁的时候再结婚生子，这让她在美国的生活开心又自在。
有些女性主动选择晚婚，部分原因是担心婚姻会断送她们的前程。杰西卡·贝内特（Jessica Bennett）是一名新闻记者，24岁那年有人向她求婚，但是被她拒绝了。她曾经在书中写道，“我一看到那颗戒指，就预见了一堆脏兮兮的碗碟和琐碎的郊区生活……我马上就要起步的事业突然间变得遥不可及……马上就能实现的独立就要被人夺走。一想到这些，我气都喘不过来了”。有些女性则因为觅不到伴侣而苦恼，40岁的小说家艾略特·霍尔特（Elliott Holt）告诉我，她从未料到自己的人生在这个时候会如此孤单。有的人不是为自己担心，而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苏珊娜·莫里斯（Susana Morris）是阿拉巴马州的一名英语老师，32岁。她说：“你为什么焦虑？因为每次你翻开一本书或杂志，或者打开电视，就会有人告诉你，你是个黑人女性，你这儿不对，那儿不好——你太胖了，说话声音太大了，没人会想要娶你。焦虑就是这么来的！”
这些女性，她们不是在等待人生的开始，而是正生活在其中。生活是千姿百态的，每个女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精彩人生。
确切地说，单身女性数量的大大增加是值得庆贺的，这倒不是因为单身状态要比同居生活更好、更可取。革命性的变化在于，女性拥有的选择项大大增加。数百年来，几乎所有的女性（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除外）都被理所当然地推上一条她们不得不上的“高速路”——那就是早早地找一个男人结婚，然后生儿育女——不管她们有什么个人意愿和理想抱负，也不管当时的环境如何，结婚对象是否合适。如今这一局面已被打破，现代女性有更多的自由选择，她们面前有无数条可供选择的道路，它们蜿蜒交错，一路上有爱，性，伙伴关系，为人父母，事业和友谊，以各自不同的速度向前延伸。
所以说，女性单身不是一种“约束”，恰恰相反，它是“解放”。
这种人性的解放正是国家对我们做出的最基本的承诺，然而对于许多生活在美国的人而言，这被承诺的“自由”总是可望而不可即。因此，我们更要承认，虽然独立自由的生活通常是成功女性的标志，但是为此而战的却是那些几乎无法选择自由生活的广大普通女性——黑人，穷人，工人阶级女性。
单身女性时代
在我着手准备这本书时，我的初衷是要写一部反映女性最新状况的纪实报告，记录单身女性在21世纪晚婚或终身不嫁的生活状况，在怎样重塑美国的政治和家庭生活方式。简而言之，我在书中所记录的是一场由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性发起的大众行为革命，这一切，在我看来，建立在前人取得的政治成果之上。
在我开始做研究调查的时候，我意识到，当今这个时代，女性在经济和两性关系上比以往来得更加独立自主，她们也更有能力选择单身，然而，大规模的单身群体绝非新生事物。今天，摆在未婚女性和晚婚女性面前、引导她们走向独立的康庄大道，正是一代又一代的单身女性在独身生活远比现在艰难的那些年代铺就的。至关重要的是，许多终身未婚和晚婚的单身女性，她们能够不受婚姻和孩子的牵绊，投身支持今天女性自由的事业，为改变这个国家的权力结构做出了贡献。
终生未婚的苏珊·安东尼（Susan B.Anthony）是美国著名的民权运动领袖，她主张扩大妇女参政权，主张废奴，同时还是一名劳工运动积极分子。1877年，她发表了题为“单身女性家庭”的演说。她在这篇演说中预言，在争取性别平等的过程中，必须要经历这样一个女性放弃婚姻的阶段。“在女性自服从地位转向统治地位的过程中，必须要经过一个女性可以自力更生、独立维持家庭的时代。”[12]
她接着又富有预见性地说：
在这个工业时代，随着年轻女性接受教育，并由此品尝到自己赚钱养活自己的喜悦，她们将越来越难以接受婚姻中“夫妻合二为一且丈夫占主要地位”的约束。然而，即使男性在思想上已经真心且完全支持女性争取自由和平等，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的习俗和法律影响，他们依然会不由自主地在妻子面前显摆自己的权威，从而引起自立自尊女性的反感……即使修改宪法和法律也无法在短时间内从根本上改变男女之间的关系，这和黑人面临的现状是一样的，即使宪法已经赋予黑人自由和公民权利，但白人实际上还是没有真正承认，昨天还是他们合法奴隶的黑人，今天竟然可以享受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了。
因此，安东尼预言，顺着这条逻辑，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迎来属于单身女性的时代”。
现在我们就处于安东尼所预想的那个单身女性时代——这个时代和安东尼当初所在的时代一样，女性自身的独立，是她们为争取更加公正、平等的社会地位而进行长期斗争所必备的武器。
* * *
注释
[1]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18世纪源于德国的一种文体，以主人公的心智与道德成长为主题。男性成长小说一般以男主人公走向社会作尾。女性成长小说中，主人公最终的命运往往是疏离社会，融于家庭。——译注（后文页下注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2]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女性主义学者。著有《第二性》（The Second Sex）。
[3]简·奥斯丁（Jane Austen），英国小说家，著有《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等。奥斯丁的作品很大程度上折射了她自身崇尚男女平等的婚恋观。
1 小心那个女人：一个未婚国度的政治与社会权力
我以前一直没有意识到，当代单身女性大浪潮是在我进入大学读书那几年掀起来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女性的婚姻与生育模式发生了急剧变化，我母亲那代人所带来的社会与政治革命的余波还未平复，美国独立女性参与政治的时代洪流又即将掀起波澜。
1991年10月11日，时年35岁的法学教授安妮塔·法耶·希尔（Anita Faye Hill）现身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证指控自己的上司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在工作期间对她进行性骚扰。克拉伦斯·托马斯是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一名法官，在民权英雄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退休之后，他由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W.Bush）指任，填补最高法院的空缺。希尔出生于俄克拉荷马州的孤树村，由浸信会的农民教友抚养长大，是家中十三个孩子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她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曾是阿肯色州的奴隶。希尔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从高中毕业，顺利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深造。希尔在教育部和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ttion，EEOC）工作期间，托马斯一直是她的上司，她同时在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讲授合同法课程，一直单身。
当年的庭审现场进行了全程录像，通过直播，人们全神贯注地观看了整个庭审过程。录影中，希尔坐在全部由白人男性组成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面前，用谨慎、清晰的语调陈述了托马斯在她为其工作的多年里，跟她讲话时那种充满性暗示的粗俗方式；并且详细地列出了她的前上司曾在工作场合提及的色情电影明星、阴茎尺寸以及阴毛……然而，她却受到了来自保守派新闻媒体的嘲讽，被委员会的许多成员怀疑、侮辱，还有一些证人形容她不可理喻、性冷淡、没准患有“被爱妄想症”（erotomania）[1]——一种罕见的心性疾病，会引发女性幻想与有权力的男性发生性关系。
来自怀俄明州的参议员艾伦·辛普森（Alan Simpson）对希尔的“癖性”（proclivities，这个词由保守派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提议作为“描述同性恋的密语”[2]）提出质疑。还有一位名叫大卫·布洛克（David Brock）的学者认为希尔“有点古怪，还有点淫荡”。在希尔结束了她的证词之后，约翰·道格特（John Doggett）——托马斯的一个老同学，同时也是希尔的旧识——以证人的身份被传唤上庭，他形容希尔有“几分善变”，推测她“幻想我这样的男人会对她产生一种暧昧的兴趣”。基于他和希尔之间短暂的社交往来，道格特猜想“她难以接受她所钟情的男性对她的拒绝”；另一方面，道格特又指出希尔“似乎很孤独”。[3]
希尔之后写下了这段经历：“大多数媒体报道都是从‘我是单身’这个角度出发的，然而我的婚姻状态与性骚扰的问题完全是两码事。”
希尔的独身状况使她与公众原先对女性特质的认知有些违和：没有丈夫来为她的品行担保，也没有子女来证明她身为女性的意义——人们传统上信奉的女性价值，她都没有。那个时候的希尔觉得，正是她的单身身份让诽谤者们极力把她置于“完全偏离正常行为规范”的境地，她写道，司法部成员们“没法理解为什么我不依附于某些特定的社会制度，尤其是婚姻”，这就使他们开始猜测，她之所以单身是“因为我嫁不出去或者反对婚姻，是个爱幻想的老处女或者仇恨男人”。
这无休止的猜测源于社会对成年女性的“预期”，我小时候在看小说的时候，也曾被这样的“预期”激怒过：女性成年后就要和男人被一纸婚书捆绑到一起，只有这样才合乎常理。而在这个看似崭新的世界：女性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与有望成为最高法院法官的男性在教育背景与专业水准上势均力敌，还有能力通过指控让这个男人的事业陷入危机。然而，婚姻制度仍然能够轻松“平衡”上述男女平权的新局面：女性依然需要这个传统的制度才能得到男性的正式认可，让那些质疑希尔的人不再把她描绘成一个有妄想症的老处女。
谈及那些针对她的婚姻状态和精神稳定性提出的质疑，希尔写道，参议员们“企图把婚姻、价值观念和可信度联系起来”，还促使人们去思考，“像我这样的一个35岁的黑人女性，为什么会选择追求事业成功而不是选择婚姻——焦点被转移到了与案件本身无关的问题上，使我成了一个不被信任的人”。
事实的确是这样，希尔的证言并没有被采信，至少没能对委员会成员的决定产生影响。听证会结束后，没过几日，克拉伦斯·托马斯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就获得了批准。
但希尔不是当代的海斯特·白兰[1]，注定要过被流放的生活。相反，她的出现对这个国家及其权力结构产生了长久深刻的影响。“性骚扰”成为了一个专业术语，它不仅被编进词典，更渗入到美国人的思想中，无论已婚还是未婚的女性都会有意识地面对、反抗在工作时受到的骚扰。它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观念：那些长久以来被看作无可厚非的行为，实际上是对女性群体的歧视、压迫与残害。
希尔接受白人男性陪审员盘问的整个事件同样对美国的代议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在1991年的时候，总共只有两名女性在美国参议院中工作。这实在把听证会大张旗鼓宣传的国家扶济政策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从《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发布的一张照片里我们可以看到，为数不多的国会女性代表团，包括帕特丽夏·施罗德（Patricia Schroeder）和埃莉诺·霍姆斯·诺顿（Eleanor Holmes Norton），她们跑上国会大厦的台阶抗议，要求给予希尔继续指证和上诉的权利。
委员会对希尔事件的处理方式在社会上激起了一波历史清算的浪潮，大批女性向这个国家一边倒的偏见和由男性组成的代表机构发出声讨。在希尔进行指证的第二年，竞选参议员的女性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她们当中共有四个人竞选成功。其中之一是来自华盛顿的佩蒂·莫里（Patty Murray），她反复强调托马斯一案的听证会激励了她踊跃参与到政治选举中来：“我当时一直盯着整个委员会，心里想着‘天啊，如果我也坐在那儿的话，谁会说出我内心的想法’。我的意思是，所有的男性，他们不会代表我发声。我感到迷茫和无助。”[4]还有一位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卡罗尔·莫斯利·布劳恩（Carole Moseley Braun），她是历史上首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竞选参议员成功的非裔美国女性。人们把1992年这一年称作是“女性之年”。
毫无疑问，人们对希尔一案的关注（以及随之而来的死亡和强暴威胁）对希尔的生活和事业造成了颠覆性的改变，但她的人生还在继续。她并没有被社会永久地拒之门外，无论是她的事业还是个人生活。如今，希尔在布兰迪斯大学讲授法学课程，并且和她十多年的伴侣一起居住于波士顿。
希尔之所以没有被当作一名离经叛道者完全被社会除名，还有一部分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那时候的希尔有很多同盟。很多像希尔一样的女性，她们靠自己的力量生活和工作，并在社会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根据调查的数据显示，在1990年之时，35岁至44岁的已婚女性数量占比已经从1960年和1970年的87%下降到了73%。[5]
“在90年代，女性开始接受、关注自身的性别，并且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表达‘性’。”希尔在2013年的时候这样跟我说。希尔看起来和过去也许不太一样，但她对未来信心十足，正是这一点让她具有足够的震慑力，使那些参议员们如坐针毡。艾伦·辛普森曾向委员会列举了应该提防希尔的多条原因，并极具煽动性地警示说：“小心这个女人！”[6]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需要“小心”的，可不只是这一个女人，而是数不胜数的女人。
重大的转折
距离托马斯一案的听证会结束不到一年的时间，副总统丹·奎尔（Dan Quayle）在旧金山的联邦俱乐部发表了他的竞选演讲。在他的演讲中，奎尔就罗德尼·金[2]一案所引发的1922年洛杉矶暴动事件[3]提出自己看法。“我们所看到的缺乏法律约束的社会混乱，”奎尔辩称道，“与家庭结构的解体直接相关。”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他出乎意料地朝一个电视剧角色大肆开火。
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出品的电视剧《风云女郎》（Murphy Brown）中，由坎迪斯·伯根（Candice Bergen）饰演的同名女主人公墨菲·布朗即将分娩，但她与孩子的父亲并没有结婚也不是情侣关系。奎尔将其视为“当今社会上那些高智商、高薪职业女性的代表”，对于这种未婚生子的做法他十分担忧，“女性们独自抚养孩子，还将其称为另一种生活方式，这真是极大地贬低和嘲讽了父亲存在的重要性”。[7]奎尔的这些评论使他自己，连同虚构的角色墨菲·布朗和她的孩子艾弗里一起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条，这也让这位女主人公的未婚身份比她其他方面的特质更惹人瞩目。
当然，奎尔的担忧并不只在墨菲身上。在抛出他那个流行文化的难题时，奎尔又搬出了那套关于福利项目是如何不利于婚姻发展的典型保守派说辞。看得出来，奎尔十分担心这种脱离婚姻的新式身份，会遍及各个收入层次的女性群体。事实上，一种新兴的生活模式的出现已经是大势所趋：假如女性能够独立生存（很多人都愿意这样做），并且当她们真的这样做的时候，男性就不再是经济保障、社会地位、性生活以及后来根据事实显示的，在生儿育女方面的中心了。
虽然那时的奎尔肯定没有意识到，但1992年的确是后来被研究者称为“重大转折”[8]时期中的关键年份。在90年代初期的那些年份里，不仅女性的结婚年龄一直都在延后，初次分娩年龄早于结婚年龄的趋势也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
古旧的文化制度和宗教规范在这个时候遭到了一次强力反叛，它们曾被人们认为是女性身份和形成家庭的根基所在，虽然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因为婚前性行为和未婚先孕的情况一直都存在。然而体面正派的官方公共道德准则却始终要求人们先结婚再生养孩子。如今，这个顺序已经被打乱了，而在众多的美国人中，对此感到最为恐慌的是那些对政治掌握着几乎是绝对控制权的男性群体。
奎尔发表竞选演讲两年后，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院候选人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也同样在一次演讲中强调了未婚母亲和社会动乱之间的关联，并声称“我们正见证着这个国家一点点走向崩溃的边缘，而这都归咎于单身母亲”。1994年，前总统乔治·布什的儿子杰布·布什（Jeb Bush）在佛罗里达州竞选州长时说，接受社会救济的女性“应该能够过上稳定的生活，并且能够找到丈夫”，在这之后没多久，他就出版了一本书。在书里，他认为年轻女性未婚生子的原因是“人们不再觉得这种行为不光彩”，他建议社会也许应该重拾对这种行为的批判，视之为“耻”。
乔伊斯林·埃尔德斯（Joycelyn Elders）一直毫不避讳地宣扬并提倡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药品法规和堕胎权利。1993年她接受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委派出任美国卫生局局长。第二年，在一次以艾滋病为主题的联合国大会上，埃尔德斯因为表达了支持将手淫列入性教育课程的观点引起了公愤。当时会议正在讨论艾滋病这类传染病，在这个背景下，她提出这一倡议非常合理。但是，与会人员难以接受埃尔德斯所倡导的这种不需要同伴参与，也不会导致怀孕的独立获得性快感的方式，最终导致指派她上任的总统要求她递交辞呈。
“当时真是让人忧心忡忡。”安妮塔·希尔在2013年的时候这样跟我说，在那会儿，一些美国人“仍顽固地认为我们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还停留在电视剧《把它留给比弗》（Leave It to Beaver）的时代”。在这个想象中的白人世界里，性行为是异性恋专属，并且一定带有繁衍生殖功能的。女性会成为妻子与母亲，过着中产阶级的安稳日子，接受自己被指定的性别角色。“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这样的世界并不存在”，它只是美国人勾勒出的理想幻影，希尔说道。
如今，即使是在流行文化的大背景下，《把它留给比弗》也已经被玩世不恭的《罗珊妮》（Roseanne）（一部大胆向传统发起挑战的情境喜剧）代替。《罗珊妮》围绕一个典型工人阶层核心家庭展开，故事中的女主人公罗珊妮把自己的（爱情和）婚姻调侃为“漫长的无期徒刑，并且看不到重获自由的希望”。这种氛围随即蔓延开来，在与家庭有关的影视节目里，摆脱婚姻与家庭桎梏的女性形象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从1993年起，福克斯（FOX）推出一档名为《我的女友》（Living Single）的电视连续剧，这部剧讲述了一群来自布鲁克林的室友故事，由著名黑人女歌手奎因·拉蒂法（Queen Latifah）担任主演。翌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也播出了一个由白人主演、以曼哈顿为故事背景的版本作为回应，这就是著名的《老友记》（Friends）。1994年到1996年，记者坎迪丝·布什奈尔（Candace Bushnell）在一家周报上开设专栏，取名“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后来专栏文章整合成一本书，被改编成电视剧，由美国家庭影院频道（HBO）搬上了荧幕，轰动一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