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尔卡的这种想法与密歇根大学社会学者伊丽莎白·阿姆斯特朗（Elizabeth Armstrong）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这名社会学家曾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女性们更倾向谈一些小打小闹的恋爱，而不是选择去建立真正浪漫的爱情关系，用记者的话来说，这是因为“她们觉得感情生活需要她们付出太多太多了，而且还有可能阻碍她们对人生目标的追求”。
2012年，当23岁的凯特琳·吉格汉（Caitlin Geaghan）从弗吉尼亚联邦大学毕业时，她与男友分手了，因为经过六年的恋爱，吉格汉深知他们的下一步就是领结婚证，而她并不想结婚。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室内装潢设计师，还想要出去旅行。“如果我还继续和他在一起，”她说，“我可能就会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了。”凯特琳告诉我，她很爱她的男友，她的男友因为分手整个人几乎垮掉了。但是她仍然不后悔她的决定。吉格汉现在居住在华盛顿，在一家小的室内设计公司上班，她说平时的工作很累很忙，但这正是她所期望的。她享受读书，享受独处的时光。为了考取私人飞机的驾照，她还在学习飞行课程。她希望可以去伦敦，或是欧洲的其他什么地方转转，也许还可以在那里开一家她自己的小设计公司。“至于我的个人感情问题，”她说，“我还没有任何打算。我并不觉得自己一定要在多少岁之前结婚。我也不希望这个年限很快到来。”
提倡生殖健康的活动家艾莉森·特库斯则有着很崇高的人生理想：她想为海德修正案[2]的废除努力工作，为更多女性提供更多元化的堕胎选择。事实上，她想把人生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贡献给这些理想。“我并不想和伴侣闹得不愉快，而且我还跟他说，‘嘿，我知道我应该和你在一起，但我还有些其他事情要做。’我想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就现在来说，这意味着我会把工作放在首位。”特库斯说，“我的事业是我最好的伴侣”。她那些谈了恋爱的朋友们，“晚上和她们的爱人一起睡觉，而我晚上和《药物与手术流产的临床指南》（A Clinician’s Guide to Medical and Surgical Abortion）一同安眠。我喜欢这样的生活”。
想要在经济上摆脱对男性的依赖，是促使年轻女性去工作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幸运的话，女性能在她们的学习生涯和职业生涯中获取相同的动力：激情、目标、回报与认同。对女性而言，追求教育和职业上的人生理想，不仅与金钱有关，还激起了女性对生命的无限热爱。
19世纪的单身医生伊丽莎白·布莱克维尔曾写道，“工作是多么美妙——它是有灵魂的！我想象不出还有其他的东西，能像工作这样提供给女性所需之物。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中，女性都得做出让步，牺牲一些自己的东西……然而，真正的工作意味着彻底的自由，是自我的完全满足”[10]。
科妮莉亚·汉考克（Cornelia Hancock）用亲身经历回应了这种“满足”。她成长于新泽西州一个贵格会教徒的家庭，从小她便被教育说，她生来就是要嫁为人妇。1863年，也就是她23岁的时候，她去葛底斯堡当了一名志愿者护工，那里因为战争而血流成河，尸身糜烂，她晚上就睡在露天的简易床上。“我感觉我以前的人生像是虚幻的，”她在家书中写道，“我觉得我重生了……我像一名军人一样昂首阔步地走路，感觉到生命充满了力量，这是我在家从未体验过的……我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但我就是觉得自己生气勃勃。”汉考克后来在南卡罗来纳州为那些解放了的奴隶们开了一间学校，同时她还创立了费城儿童救援会。她终身未婚。[11]
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兴起后的几十年间，大量中产阶级女性深受鼓舞，她们勇敢离家赚取薪酬、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蜂拥至学校和其他工作场所。2010年，女性已经成了全国就业市场的主力军，其中51%的管理层职位由女性担任。美国范围内，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医生和45%的律师为女性。[12]如今，高中毕业的女性已经比高中毕业的男性更为常见了，获取医学和法律学位的女性人数与男性大体持平，取得硕士学位的女性人数已经超过了男性。拥有学士和硕士两种学位的、拥有法律和医学专业学位的，以及被授予博士学位的女性占比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13]
但是女性对学业的这种巨大热情，并不只是发生在千禧年的偶然现象。创建于1892年的芝加哥大学，到1902年时，女学生的数量就已经超过了男学生，获取优秀毕业生称号的女学生更是远远多于男学生。由于担心被当作是女子学校，芝加哥大学曾实行过一段时间的性别隔离政策。[14]同样的压力也落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头上，斯坦福大学成立于19世纪90年代，然而女性申请者的数量实在太多，导致学校的捐赠者简·斯坦福（Jane Stanford）划定女学生数量的上限为五百人，以免让学校被人认为是“女子学院”。到了1900年，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艾奥瓦州、堪萨斯州、密歇根州、明尼苏达州、密苏里州、内布拉斯加州、俄亥俄州、德克萨斯州、华盛顿以及威斯康星州的大学女性人数都已经超过男性人数。[15]
那时，学术的大门朝女性敞开，它狠狠地讽刺了人们对于女性婚姻身份的心理预期。
在瓦萨学院首届二十四个毕业班级中，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女毕业生已经结婚。[16]到了19世纪70年代，瓦萨学院中每五个女毕业生中，只有两人在24岁之前结了婚。1889年至1908年期间，布林茅尔学院53%的女毕业生都是单身，同一时期，密歇根大学的女毕业生中单身的比例是47%。[17]根据贝琪·伊瑟列的统计数据，19世纪70年代，[18]整个女性群体的结婚率是90%，而其中受过教育的女性群体的结婚率已经跌到了60%。[19]对于那些在法律、科学、医药专业和学术上追求更高学位的女性群体，她们的结婚率相比之下就更低了。在1890年，超过一半的女性医生都是单身，而那些在1877年至1924年间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她们中有四分之三的人徘徊于婚姻大门外。
我们很难判断，到底是这些有着学术学位和工作机会的女性不再符合男性心中那温顺的传统妻子形象，还是教育拓展了女学生们的希望与理想，或许还提升了她们对爱情的标准；亦或是说大学生活与事业生涯，为那些本来就在犹豫是否要早婚的女性们，提供了逃离婚姻的美好理由。可以确定的是，现实情况肯定受上述因素和一些其他因素的共同影响。
但是，就算出于第一种原因，也就是大众新闻媒体——它们总是伺机惩戒心怀大志的女性们——最钟爱的那种观点，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迫切想要进入学校学习。这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婚姻已不再是衡量女性自身价值的唯一标准。
嫁给工作
我们经常用一个短语来形容某类特定的职业男性：他“娶了他的工作”。这个短语稍稍带一些评判的意味：即这个男人很忠诚，很勤奋，是一个工作狂。渐渐地，这个短语，或者说它所传达的意思，开始用在女性的身上，但是从来不会带有感情色彩。
已婚妈妈埃莉诺·米尔斯（Eleanor Mills）曾在2010年写过一本书，名叫《伦敦时代》（The Times of London），其中她是这样描写她那些追求事业的未婚朋友们的：“当她们望向贫瘠的未来……这些有着光鲜工作、多次使用护照、过着灯红酒绿的社交生活的单身女人们，是多么希望曾经的自己能够分点精力给更平凡的生活，她们后悔自己没有组建家庭。”米尔斯还写道，许多心怀大志的伙伴们都意识到“太晚了……没有工作会回报给你爱”，而且她还非常毒舌地添了上了一句，“看看坟墓，里面全都是身居高位的管理者”。
先不说坟墓里面还躺着那么多的妻子和母亲，米尔斯还说错了一点：那就是工作非常有可能会回报给你爱。它会给你物质支撑，赋予你坚持的力量，振奋你的精神，活跃你的思维，就像一段最美好的爱情所能提供给你的那样；而且相比于一个不怎么样的情侣，工作也许更能帮助到你，在工作中，还能找到承诺、依恋、化学反应和心灵沟通。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都承认，工作对她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她们能感受到事业理想的热情以及成功时的激动心情。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年代，这样的情形都已经屡见不鲜了，比如，2009年上映的电影《朱莉与朱莉娅》（Julie&Julia）就是一曲歌颂事业热情的赞歌。它讲述了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的巴黎厨师朱莉娅·柴尔德和生活在21世纪的纽约博客写手朱莉·鲍威尔两个人的故事，这两位女性的相似之处在于，她们渴望爱情，但更向往自己在意的工作，而且她们非常想要获得他人的认可，想要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丰厚的薪酬。这部电影是写给女性事业心的一封情书。
在2013年的《纽约客》杂志网站上，萨沙·魏斯（Sasha Weiss）曾发表过一篇有关克里斯汀·韦格（Kreisten Wiig）告别《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舞台的故事。克里斯汀·韦格是名喜剧演员，她在《周六夜现场》节目里当情景喜剧的临时演员已有七年之久。由于担任了电影《最爆伴娘团》的编剧和主演，突然爆红的她决定离开《周六夜现场》节目，转而投身好莱坞。在最后一期的讽刺短剧中，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他曾开玩笑地说韦格是要离开去做尼姑——导演了一个高中毕业典礼的情景剧，在这出喜剧里，只有韦格一个人真正毕业了。当她在台上领取她的毕业证书时，她丢掉了她的学士帽和学士服，展露出她那米白色的连衣裙；她开始跳舞，带着泪水微笑着翩翩起舞，而其他演员也在滚石乐队的一曲《她是一道彩虹》（She’s A Rainbow）中与她共舞。
“毕业典礼化身成了婚礼，”才思敏捷的魏斯写道，“但是韦格此刻看起来却非常满足于和她的事业结婚，尽管她总是扮演一些对单身感到焦虑的女性形象。”无可辩驳，这是一个宣泄情感的、值得庆贺的时刻，就像魏斯所描述的“释怀”了一样，虽然“这对改变美国女性的薪资现状——平均来讲，男性每赚1美元时女性只能赚77美分——并不能起什么作用”，但却还是激动人心和光芒万丈。“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奔放不羁的、勇于表现自己的、英气雄发的女演员如此公然地庆贺她的事业成就，是非常鼓舞人心的，”魏斯写道，尤其是看到为她唱情歌的男人是贾格尔时，“这位代表男性性自由的人物，似乎再也没有贬低韦格的意思了，而是把她视作一个平等的同辈”[20]。
但这个美好的场景，也并非充满了百分之百的欢乐：在韦格的脸上，离开这个舞台的心碎与忧伤表露无遗，同时她还给我们留下了意味深长的一瞥，似乎在告诉我们，能够去一个固定的地点上班、和同事们一起合作、在工作中寻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
在我刚开始步入记者行业的时候，我学会了写作的技巧，也深受一些前辈的指导，但是我赚的钱不多，工作表现也并不出彩，于是我决定离开这份工作，以期谋求一个更高的职位。辞职后，我给自己放了一个星期的假。而让我感到惊讶和惶恐的是，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坐在公寓的扶手椅上，默默哭泣。我没有被工作抛弃；相反，是我抛弃了工作。然而，我却难过得哭了出来，我想念我办公室的椅子，想念我杂乱不堪的书桌，想念我那些同事们，他们现在肯定正在吃午饭并且愉快地聊天，然而我却再也无法加入其中。我哭，是因为我无法在那漂亮的粉色报纸上看到我的署名了，不仅仅是那个星期……是永远地看不到了。
我的下一份工作的确让我称心如意。然而，在很多年后，我原来工作的那家旧报社搬离了原先的大楼，这让我回想起我年轻时在那里做记者的岁月，于是我晚上经常会做一连串关于这座旧大楼的梦，然后在早晨浑身打颤、满含悲伤地醒来。我放任自己宿醉了一晚，随着醉后的混沌，那种第一次与工作产生的亲密感情，永远消失在了我的生命中。
1861年，迫于南北战争，萨利·霍莉（Sallie Holley）不得不停止了反农奴制的学术运动。后来霍莉生病卧床，用在她身上的水疗法还使她肺部麻痹。护士克拉拉·巴顿在结束了她在内战中的工作后，不仅失声，还深受疾病的困扰。但后来，在普法战争期间，她又重新回到战场工作，然而当战争在1872年结束的时候，她又失去了视力。再后来，她与丹维尔·萨尼特瑞（Danville Sanitarium）结为夫妻，就这样过了十年。直到她开始组建美国红十字会时，她的健康状况才开始逐渐好转。[21]
从波士顿搬回纽约后，我的朋友萨拉重新开始工作，但是过了几年后，她便辞去了那份劳时费力的工作。她说：“辞职很痛苦，因为我非常热爱而且很在意它。但这就像是一段走到尽头的感情，我必须承认，是时候该向前迈进了……但是，天啊，很久一段时间我都在为它伤心”。萨拉把她的工作形容为“从31岁到36岁间的一段很有负重感的恋爱”，但是她又停顿了一下，事实上，她想到了在那些年里，她曾与一个男人谈过的一场恋爱，那个男人很风趣，也很体贴，但最终证明他不太可靠。“这说来也许很可笑，当我选择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正在为这个工作拼了命似的辛苦卖力，而且我还对这份工作怀有极大热忱，”她鼓起勇气继续说，“工作是她的热情所在。”而她那个（幽默但是不适合她的）情侣是排在第二位的。
2005年，布兰迪斯大学的前教授，同时也是律师的琳达·赫什曼（Linda Hirshman）在《美国展望》（The American Prospect）上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文章。她强调说，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都因为要照顾孩子而离开了工作岗位，也因此开始依赖她们的丈夫。“钱，”赫什曼写道，“通常伴随着权力而来，还会让有钱的人变得更有权，在家庭里也是一样。”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赫什曼指出，女性在家庭里做的那些“重复的、远离社会的体力劳动……阻碍了人类走向繁荣，而家庭之外的市场经济和政府机构，相比之下则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
保守派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纽约时报》上对赫什曼的观点进行了回应。他写道，“如果赫什曼认为那些高薪的职位可以帮助人类走向繁荣的话，那我很愿意邀请她花一天的时间来做一家大型法律公司的合伙人”。（很显然，布鲁克斯并没有意识到赫什曼曾在多家大型法律公司工作数十年，同时她还曾两次在高级法院的法庭上与对方律师进行辩论。）布鲁克斯还说，虽然“家庭生活也许提供不了赫什曼所向往的那种残酷的、强势的权力……但它依然能够产生无与伦比的力量”，而且“男性的兴趣本来就偏向于那些国家大事和抽象的条文法规，女性则对人与人的关系更感兴趣……她们的权力在厨房里”。布鲁克斯口中“权力”这个字眼，不仅迫使无数母亲和祖母都依赖她们的丈夫，而且还剥夺了她们相关的经验与技能，让她们无法独立生活。几年以后，布鲁克斯又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他在其中声称“通过结婚获得的精神财富，和一年赚十多万美元的感觉相当”。
说来有趣，当萨拉最终离开波士顿——也就是她本来很有可能结婚的地方——搬回纽约后，她开始重新把人生的重点放在事业上面，并且从工作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极大热忱。这个选择，对她而言，不仅可以让她每年收获十几万美元的薪酬，还让她获得了心灵上的财富，她再也不用在一段不幸福的感情里挣扎了。
她们的选择
保守派言论家苏珊娜·范可（Suzanne Venker）（反女权主义革命家菲丽斯·施拉夫利的侄女）曾在2013年福克斯新闻的一档专栏写过一篇名为《为什么女性仍然需要丈夫》（“Why Women Still Need Husbands”）的文章，在文章里她写道，“经济独立的确是很伟大的一步，但是你却不能让你的工资条陪着你睡觉”[22]。范可还争辩道，只有丈夫才能让女性拥有孩子，当她们生了孩子以后，“你是没有办法在既当妻子又当母亲的情况下还全职工作，你无法均衡你的时间。但是如果你依靠丈夫，他一年都在做全职工作，你就可以平衡你的时间了”。为什么不呢？范可奇怪地说，“就让丈夫们去挣钱养家，这样女性就能安排她们一直都渴望的生活了”。
社会上的保守派，不论男性还是女性，他们都支持男性主导的权力范示，但是这种观点一直以来都遭受威胁，因为女性们很有可能会在事业中实现自身的满足。而且女性潜在的高薪酬还会加大这种可能性，到时候男性也许会被挤出权力中心而成为配角，在女性的生活中，那些以前被男性所占据的部分，已经全部用在工作挣钱上了。
这个威胁毋庸置疑。但是范可和她的同行者们仍然错误地认为，传统的男女婚姻对于那些事业心重的女性来说还是具有吸引力的。事实上，如果让女性在过了时的婚姻依赖关系与一份满意的工作之间进行选择，大多数女性会选择工作。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曾做过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千禧一代中，女性比男性更愿意把工作放在生活的首位。[23]
谈到在工作岗位上当个单身者的好处，弗朗西丝·基斯林说：“工作让我收获了一些特别的东西。我并不需要去思考我的行为会对丈夫和孩子有什么影响”。她的职业——促进社会改革以及推动社会运动——会引起一些特殊的混乱与麻烦。“如果我被捕了，谁在乎呢？”
霍莉·克拉克（Holly Clark）是一名26岁的电视新闻摄影师，她的母亲为了抚养孩子们成人，奉献了她的一生。“我不愿意像我母亲一样，”克拉克说，“她放弃了她的人生，只为了抚养我哥哥和我长大。我不会这样做的。永远不会。”霍莉说她的母亲从开始在家当全职妈妈以后，经济上就一直依赖霍莉的父亲，这把她自己锁进了婚姻的牢笼里。霍莉认为婚姻和事业都是需要奉献一生的大事，就拿现在来说，她会优先选择工作。“当恋爱阻碍我的事业发展时，”她说，“我会毫不犹豫地放弃恋爱。要是你毁了我的工作，你就没活路了。”因此，到现在她都是单身。“很有趣，”她说，“当人们为新的一年制定计划的时候，我心里只想要在新年那天满怀希望地工作。当别人在想‘零点的吻我要献给谁呢’的时候，我在想，‘零点的镜头要怎么拍？’”霍莉承认，她对工作的忠诚吓跑了许多求爱者。她说，因为“对很多男人来讲，强大的女性并不是他们想要的”。
39岁的斯黛芬妮也向我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她来自亚特兰大，是一名危地马拉艺术品的进口商。她把她的工作形容为“像恋爱故事一样”。她环游世界各地，和来自非政府组织的伙伴们一起参加艺术家协会，在自然灾害过后参与救援工作，所有的一切，她都认为是在“推动世界的车轮向前行进”。斯黛芬妮的母亲曾向她建议说：“亲爱的，也许你不该告诉男人们你所做的一切，这可能会把他们吓跑”。但同时，斯黛芬妮说，也有男性会因为她干的这些事追求她。“我觉得有些男人，虽然他们支持女性变得强大、变得独立，但他们并不想和这样强大又独立的女性结婚，”斯黛芬妮说，“我很多朋友都这么说。男人支持我们的想法——成为强大、独立的女性，周游世界，改变世界——但是我们让他们感到害怕。”
女性事业上的成功，总是会引起男性——最起码是那些对高成就的女性感到恐慌的男性——不怀好意的关注。电视评论员南希·吉尔斯告诉我：“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有自己的房子和车子的黑人女性……不论我是不是真的持有一把手枪，是不是真的穿着一件带锥子的胸罩，有些男性就是这样看我的”。曾有报道称，最高法院的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在被委派担任国家最高法院的职务之前，十分热衷于与男人约会。她在接任工作后，还曾受到恐吓：当时她正走向法院的工作台，一侧的桌子突然炸裂，在她身边燃烧起来。[24]2005年，《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莫琳·多德（Maureen Dowd）出版了一本书，名叫《男人是必需品吗？》（Are Men Necessary），这里面记述了一件在当时反响强烈的事。作者写到她一个非常要好的闺蜜（听起来非常像是《纽约时报》的书评家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打电话来说，自从被授予了普利策奖，她再也没有收到过约会的邀请。
但是，热爱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出色而被别人赞美，这也是一种保护措施，它可以抵抗另外一种类型的（不是金钱方面的）依赖。因为如果女性真的把她们所有的希望、梦想和精力都拴在爱情上，她们需要的就不仅仅是经济支持，她们还会需要来自伴侣的兴趣、认同和娱乐。而学习、工作和金钱可以让女性的生活变得充实，不论她们有没有伴侣，不论她们的感情生活是否出现破裂。教育家安娜·朱莉娅·库珀（Anna Julia Cooper）在19世纪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一点，她当时是这样描写知识分子女性的，“她并没有屈服于外界的思想，把性爱当成是给生活增添亮色的、给生命带来活力的唯一一种情感”。
事实上，在你人生的某段时间，或终生与工作结婚，看似少了些浪漫憧憬，但它绝不是一种糟糕的命运，相反，你应该觉得非常幸运，因为你可以享受你的工作，享受通过工作而赚到的钱，享受工作赋予你的力量，还有和你一起工作的人。
赚钱，花钱
2013年，当调查员米歇尔·施密特（Michelle Schmitt）为她的公司“Maneto Mapping&Analysis”收集数据时，她无意中发现了一些数字，让她很是震惊。她注意到，在费城的女性人口中，那些被划分为中等收入（即收入在整个城市收入中值的60%到200%之间，换算成当时的金额是4.1万美元到12.3万美元之间）的女性群体，其中有48%的人都从未结过婚，这个比例高于70年代早期的40%。
施密特发现，不管是那些特别贫穷的女性，还是那些条件极为优越的女性，不婚或者晚婚都已经渐渐成为一种常见的行为模式了。通过她的分析，结果显示，在70年代早期，高收入女性群体中从未结过婚的人数比例是22%，然而到了2009年至2011年，这个数字已经一跃上升到了40%；同一时期，低收入女性群体中从未结过婚的人数比例也从49%提高到了61%。她还发现，这种上涨，同样也适用于那些收入处于中间水平的女性。“这些数据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无论她们的收入级别是怎样的，单身已然成为各个女性群体的共同选择，”施密特说。
对于那些在人生早年阶段保持单身的女性来说，尤其是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她们单身的原因大都是想要多赚钱。一项发表于2013年的，名为“结婚了吗”（Knot Yet）的调查报告显示，在上过大学的女性群体里，一直等到30多岁再结婚的女性比那些在20多岁就结婚了的女性，每年能多赚1.8万美元。[25]而在没有大学文凭的女性中，拖到30多岁再结婚的人在工资水平上也有明显的优势，虽然她们平均每年只能多赚四千美元。
另外还有一项更有力的证据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大卫·布鲁克斯（还有他的保守派同盟、《纽约时报》的评论家罗斯·多赛特，她曾为女性“不再愿意抚养子女”的趋势扼腕叹息）这些人坚持认为女性的权力是在厨房里。“结婚了吗”的调查结果显示，男性结婚的早晚与薪酬水平之间的关系与女性完全相反的。[26]不论受过大学教育与否，男性结婚越早，挣的钱就越多。因此传统的婚姻模式总是对男性有利，婚姻让他们掌握了家庭中的经济主导权，还让女性依附于他们。
除此之外，男性赚得多，并不仅仅是结婚早的缘故，还因为他们在工作上能获得更好的晋升机会。
美国历史学会曾在2010年做过一项调查，其结果显示，平均而言一个已婚的女性历史学家要花7.8年才能获得终身教职，相比之下，单身女性需花6.7年。男性则是完全反过来的：成为正教授，未婚男性要花6.4年，相比之下，已婚男性只要花5.9年。[27]对于男性而言，婚姻（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妻子在背后帮忙打理家庭琐事）促进了他们的事业成功。而对于女性而言，没有了婚姻和随之而来的各种责任的阻碍，她们才能在事业路途上飞驰。
更让人感到愤怒的是，生孩子这件事能够提高男性的职业地位，但对于女性而言则是个扯后腿的事。社会学家米切尔·布迪格（Michelle Budig）以多对父母为样本，对不同性别间的工资水平差异做了多年的研究，在分析了1979年至2006年间的数据之后，在2014年发布了研究结果。据他观察，男性在成为父亲之后，他们的工资平均上涨了六个百分点；与之相反，女性每生育一个孩子，她们的工资会下降4%。[28]那些职位较高的女性——还有那些等事业基础打好之后再结婚的晚婚女性——她们的工资与男性工资之间的差距明显要小。但是在2014年，还有一项专门针对哈佛商学院毕业生（这些毕业生们大多踌躇满志）做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即使是那些高薪酬的、教育程度很高的女性嫁为人妇之后，她们也不能完全实现她们理想的职业目标或者预期的薪酬。因为这些女性，尽管她们受过比较好的教育，也有比较强的事业心，她们还是会先迁就丈夫的事业。在那些X一代[3]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当然，其中还有3%的毕业生是出生于婴儿潮时代的女性）中，只有7%的人说她们希望自己的事业可以优先于丈夫的事业。超过60%的男性说他们希望自己的事业是家庭的中心。另外，在X一代和婴儿潮时代的男性中，86%的人表示照料孩子的工作基本由他们的妻子担任。
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有待商榷。比如，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工作岗位——不管是以员工还是以老板的身份，她们都在慢慢地向领导层攀爬——是否极大地撼动了根深蒂固的男女工作模式，她们的出现是否让事业大门向更多的女性敞开，还是——像怀疑论者宣称的那样——仅仅只有那些冲破了困难、开辟出一方天地的独立女性才能从中获益。琳达·赫什曼在《步入工作》（Get to Work）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如果没有女性的参与，那么世界上的很多职业——包括艺术领域、商业领域、法律领域——都将变得贫瘠不堪。
但是受这些职业女性影响的，并不只有她们的同事和客户，还有她们的丈夫。2013年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那些妻子没有工作的男性对待女同事的态度可能会偏冷淡。[29]
事实上，女性越不工作，人们关于性别分工的观点就越牢固，进而就更促使男性把他们的生活重心放在工作上面。[30]个人选择产生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个体或者家庭生活，波及整个大环境。
曾有一项研究的结果表明，2008年，城市中22岁至30岁之间、未婚无子的女性，其薪水比同等条件的男性高出8%。[31]当然，这个数据的取样范围很小，里面也有可疑的成分。其他一些调查也揭示了相似的结果：全国范围来讲，男性每赚1美元，未婚无子的女性能赚96美分，几乎与男性持平；而已婚妈妈们只能挣76美分。[32]晚婚已经成为女性获得金钱、力求与男性保持同等地位的一项策略。这些单身女性，她们通过工作创造真正的财富，这在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当然，她们也在消费。
根据劳工统计局2012年发布的数据，单身者们每年消费的金额超过了两万亿美元。[33]《今日美国》（USA Today）也在同一年报道称，到2014年时，女性购买物品的总金额将到达十五万亿美元。[34]
2012年，美国国家广播环球公司（NBC Universal）综合媒体所发布的《曲线型报告》显示，单身无子而且独居的、年龄超过27岁的女性，相较其他女性，在外出就餐、交付房租或者抵押贷款、家装、娱乐消遣以及穿衣等方面的人均花费都要更高：年均食品消费为五百亿美元，娱乐消费为二百二十亿美元，汽车消费为一百八十亿美元。[35]
这是一个全球范围的现象。2013年的11月11日，也就是中国单身者们约定俗成的光棍节，迅速地演变成了一场购物盛宴。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这一天的网络销售成交总金额高达57.5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2012年美国“网购星期一”那天的总金额。
当然，我们无法获知在所有的单身消费者里，到底有多少女性，但是根据阿里巴巴的统计，在这一天的前十二个小时里，就已经卖出了差不多两百万件胸罩。
1974年，《平等信用机会法》的实施，为那些有意愿的借款人提供了法律保障，使她们不再因为性别和婚姻状况而遭受抵押放贷者的歧视。到了80年代早期，所有的购房者中，已经有10%的人是单身女性了。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比例几乎在成倍增长，到了2006年，也就是次贷危机前夕，单身女性购房者的人数比例已经高达22%，2014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大约16%。[36]与此同时，未婚男性购房者的人数比例一直都很稳定，2014年的时候，他们大约占据了市场的8%。[37]单身女性为自己购房的现象也比单身男性更为常见。根据全国地产经纪商协会发布的数字，2010年单身女性购房者的中值年龄是41岁，其收入中值为五万美元。
单身女性正行使着前所未有的经济权力，这在很多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它影响了未来的婚姻制度，使那些已经挣了钱、可以养活自己的女性，不太可能再因为家庭而放弃工作；而夫妻之间也越来越多地采取财产分离的方式。[38]受到影响的还有广告商们，他们不断给单身女性发送商品信息、推销产品。因为在他们眼里，单身女性不像已婚女性那样把钱花在家庭的其他成员身上，她们会把钱更多地花在自己身上。
但是在从晚婚到积累财富的这条路上，还躺着一块极为讽刺的绊脚石。
来自华盛顿的小说家艾略特在她31岁那年，一共参加了八场婚礼。长途旅行、结婚礼物、新娘服装、送礼会以及单身派对都花去了她不少钱。“可供我自己支配的工资收入，全都贡献给了别人的婚礼，”她说，“我记得我有次对我的朋友们说，‘当我的书出版以后，你们可以买我的书当作偿还。’”到了她40岁的时候，她说，她的钱又要花在各种宝宝派对上了。
随着女性薪水的增长和结婚年龄的延后，传统的结婚典礼在婚庆业的带动下，已经转变成了一项女性买给自己的奢侈品。依靠那些有一定积蓄的晚婚情侣们的金钱投入，所谓的婚庆公司业务迅速膨胀起来，平均一场婚礼的开销将近三万美金（仅仅针对新婚夫妇和他们的家庭来说）。如果连这都不算铺张浪费的话，那还真是荒诞可笑。单身女性为她们的朋友结婚所付的份子钱，也是她们许多人的噩梦。
作家多黛·斯图尔特告诉我：“对于结婚典礼等各种庆祝活动的愤恨，是导致几个单身的女性朋友友谊出现裂痕的原因；而这与她们的单身生活绝无关系”。多黛回忆起一件事情，在为她的朋友举办了一次单身旅行、又去参加了她的婚礼之后，她终于忍无可忍。“我退出，”她说，“不是从我们的友谊中退出，而是从她的送礼会中退出。我宁愿把这些钱花在我自己身上。这些女性现在过上了有双份收入的家庭生活，为什么还要我给她们买礼物？怎么就没有单身女子的送礼会呢？”
事实上，单身女子派对也并不稀奇。一些高收入的单身女性通过举办40岁的生日派对——40岁，本应该是调整生物钟、回归正常作息的标志，是人们常说的青春消亡的转折点，是人们踏进中年（而不再是成年）的入口——来向她们过去的岁月致敬，并期待美好的未来。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我们举办结婚庆典的原因。
凯特·波利克——2015年出版的书《老姑娘》的作者——曾和一个（已婚的）闺蜜一同举办了一场奢华的40岁生日派对，她们俩都把这个派对形容为“柏拉图式的女同性恋生日婚礼”。波利克曾在《世界时装之苑》（Elle）上发表过一篇记述这场派对的文章，其中她写道，“对我而言，这个派对真的就像我的婚礼一样——这是我第一次完全因为我自己，邀请我的家人和朋友过来参加聚会，更不用说他们为参加我的派对而花的钱了……但是，他们不用再为新娘送礼会、单身告别派对、招待酒会、一天以后的早午餐、还有礼物破费。而且如果这场婚礼非常顺利地进行了下去，而不是像近半数的婚礼那样走向离异，那亲朋好友们又将奉上额外的红包。我可以向我的客人们做出这样的承诺：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都会一直陪在他们身边”。
高昂的代价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认为，经济实力的提升对于享有特权的女性来讲，的确是个突破。但是纵观历史，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些女性过上的舒适生活，通常离不开其他女性付出的代价。
19世纪，工业化进程减轻了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的家务负担，把她们从制造食品和纺织这些磨人活计里解放了出来。而随着“共和母亲”这个概念（它认为，女性的义务在于养育出德行良好的子女，并且对丈夫保持道德忠诚）的盛行，又掀起了一场家庭生活热潮，这使得那些生活富足的女性们都困守家中。人们普遍认为，女性最重要的道德责任与爱国责任，不是参与社会建设，而是保持家庭生活的稳定。[39]这样一来，富裕的女性不仅很少为她们那些贫穷的同伴分担忧愁，相反，一直以来，她们还表达出对于贫穷者的责备之情，也许在她们看来，贫穷的女性们既没有在家里操持家务，也没守护好家庭的神圣地位。
与此同时，新兴的女性工作者群体，她们把中产阶级家庭的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以便这些房子的女主人们腾出时间来更好地养育优秀的子女，并给予她们丈夫精神上的支持。历史学家斯黛芬妮·库茨（Stephanie Coontz）指出，如果没有拖着干净的水桶，帮她们擦洗房子的女仆人，如果没有工厂女工生产的家庭必需物，“中产阶级的主妇们恐怕就不会有那么多时间‘在精神上扶持’她们的家庭，也不会有空和她们的丈夫和孩子交流感情”[40]。
20世纪中期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战争的结束，扩大了中产阶级白人群体的力量，这意味着，经济拮据的工作人数正在逐渐减少，并且其中大多是有色人种。打扫房子、清洁灶台，这的确是家庭妇女的完美典范，但是实际上，成天在为她们擦洗灶台的，通常是那些非常贫穷的女性、移民者以及非裔，这些群体由于没有经济地位，只能干这样的工作。她们既不能清扫自己的房子，也不能给她们自己的家庭提供“精神支持”。
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到来，的确解放了许多中产阶级白人女性，让她们不再囿于家庭的牢笼。当然，那些贫穷的有色人种女性，她们仍然做着收入低微的工作——比如保姆和女佣——而且她们的负担比之前还要重，这些女性若想要与她们的丈夫享有同等的家庭地位，那可就是难上加难了。
如今，对于经济富足的独立女性而言，逐渐改善的（虽然速度很慢，但是确实有所改变）经济环境让她们比以前赚得更多，消费也更为自由了，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忽略了其他数百万计的单身女性面临的经济窘况：她们为了低廉的工资辛勤劳作，日日夜夜奋斗在商品的生产流水线上，为富人们提供各种服务。这些工薪阶层和经济拮据的女性，同样也徘徊于婚姻之外，她们单身的比例甚至还要高于那些经济宽裕的女性。谈及未婚女性与金钱这个话题，能享受到经济权力的女性还只是庞大复杂的女性群体中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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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Shonda, 意第续语，愚蠢的、不知廉耻的人。
[2]海德修正案（Hyde Amendment），禁止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动用医疗资金为贫困妇女支付堕胎费用。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支持将其成为一项永久法律。
[3]X一代（Generation X），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的一代人。加拿大作家道格拉斯·库普兰德（Douglas Coupland）在《X一代：在加速文化中失重的故事》（Generation X: Tales for an Accelerated Culture）描述这代人面临美国社会的巨大变迁所表现的摇摆不定的生活状态。他们常被媒体形容为愤世嫉俗、满腹牢骚的。
7 贫困人群：单身女性与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贫困
2001年，就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前，30岁的艾达·李从中国移居来美国，她发现在“911”之后，人们的生活变得非常艰难，尤其对移民来说：人们开始恐惧，多疑；她觉得没有适合她的工作。艾达考虑回中国去，但是她在美国的那些朋友都劝她留下来，还说要帮她介绍对象，让她有个依靠。
艾达并不想结婚，但她还是决定坚持下来，并继续找工作。家人的一位朋友雇她在布鲁克林第十三大街上做缝纫。一年之后，她又报名上了一家美甲学校。艾达回忆说，那几年她“总是在忙，没有多少时间和朋友出去或聊天，也没有时间上英语课，除了工作就是工作”。艾达一周工作六天，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休息天还得去上美甲课，如果有衣服没有做完，晚上还要在缝纫机前加班。想起自己挣的这一点钱，想到付房租的艰难，她说，“生活很辛苦”。
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工作挣钱更多是为了生存，根本谈不上什么成就感、激情或是身份认同。而对于许多单身女性而言，能够维持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工作是大多数美国人生活的中心，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这样，而是因为必须如此。
各种统计数据显示，现在有大量的女性进入大学、职场和董事会，这些空前而重要的数据，都被巧妙地编进汉娜·罗森（Hanna Rosin）的《男性的终结》（The End of Men）、丽莎·芒迪（Liza Mundy）的《更昂贵的性》（The Richer Sex）等著作中——这两本书称女性在经济领域和职业领域都在赶超男性。统计数据下面那一堆堆星号符揭示，虽然有些女性在教育、工作职业、性和社交等方面比以前享受着更大的自由，但是更多的人却在一个充满不平等和不利条件、充满歧视和贫困的世界里，勉强维持生活。
我们很有必要对（不同阶层的、富裕的、贫困的、或在两者之间的）单身女性所取得的进步做一番剖析。历史上，女性的自由和机会被放在了一个相当低的标准。
旧模式
几百年来，那些没有结婚、经济上没有丈夫庇护的女性，最后还是要依赖男性的帮助，比如她们的父亲兄弟，或者姐妹的丈夫。简·奥斯丁来自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她原本接受了一位追求者的求婚，但是她又不想被其束缚，后来就悔婚了。她一开始住在父母家里，后来又住到哥哥家里。她曾写过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单身女性极有可能沦为贫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