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非裔和拉丁裔人口来说，还要考虑极高的监禁率。长期以来的种族“脸谱化”，以及较近实行的拦阻搜身程序，使得黑人男性和拉丁裔男性——更有可能处于贫困——更容易被警察拦住，然后因轻微的涉毒罪被关进监狱。有人预测，2001年出生的黑人男性中，将近三分之一[44]的人一生中至少会有一段时间在监狱中度过。[45]2010年，有三分之一的黑人高中辍学学生在监狱里，而在白人高中辍学生中，这一比例不到一半——只有13%。[46]每年有超过一百万的人因为非法持有毒品而被逮捕，[47]单是因为非法持有大麻的就占到六十多万。黑人的监禁率大约是白人的六倍，[48]美国被监禁的人数超过欧洲监禁人数最多的三十五个国家的总和。[49]
因犯罪被判过刑，又使这些男性更难找到工作，许多人无奈转向非法途径谋生。1994年，联邦政府规定监狱服刑人员不得申领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s）。[50]被判过刑的人——有时只是被抓过——[51]也有可能被驱逐出公共住房。《新黑人》（The New Jim Crow）的作者米歇尔·亚历山大（Michelle Alexander）曾这样说，一旦进过监狱，“这些人就永远低人一等，找不到工作，也租不到房子。不出几年，大部分人又重新回到了监狱。劳动力市场中，有犯罪记录的黑人是最受歧视的群体”。[52]因此，这些人特别难以成为女性在情感和经济上可以依赖的伴侣。
同样，经济困难的问题并非有色人种独有。由于制造业向海外转移，全国蓝领工作职位渐渐消失，导致了整个社会结婚率下降，汉娜·罗森（Hanna Rosin）对此做过非常有说服力的分析。库茨则指出，即使是在经济出现衰退之前，“高中学历就业人员的每小时收入就已经要比1979年做同样工作的人平均少挣近四美元（按不变价值美元计算）”。[53]即使不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也面临失业、工资滞涨、高昂的教育支出和次贷危机的影响所造成的经济压力，这些使得他们寻找伴侣的希望变得非常不确定，不仅是现实生活不确定，情绪上也不稳定。
在一篇有关贫困白人女性普遍存在健康问题的报道中，记者莫妮卡·波茨（Monica Potts）是这样写的，“在南部的低收入白人社区中，仍然是女性在负责养家，负责抚养小孩，但是越来越多的女性还需要养活她们的丈夫。丈夫成了负担，有时还是令人头疼的麻烦，而不是家庭的帮手”。贫困女性，波茨写道，“工作最辛苦，是家庭中赚钱最多的一个，但养家的功劳却不归她。为家庭操心的是女人，从婚姻收获最大好处的却是男人”。
经济学家贝琪·史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和贾斯汀·沃尔夫斯（Justin Wolfers）说过：“金钱和爱是相关的。家庭收入更高的人感受到爱的可能性略大一些。大致来说，收入增加一倍可以让被爱的可能性增加约四个百分点”。史蒂文森和沃尔夫斯猜测，这或许是因为有钱就更容易找到约会的时间，也可能是因为与有钱相关的原因，“可能与收入有关的其他因素，”两位经济学家在一篇情人节评论文章中写道，“比如身高或长相，是受人喜欢的真正原因。被爱可能会提升人们在劳动市场的竞争力。”[54]
还有一种可能是，金钱的匮乏让女性很难关注自己的生活，她所交往的大多也是因为金钱匮乏而不重视个人生活的男人。经济上的压力会大大增加婚姻的不稳定性。贫困社区中，抑郁症、家庭暴力、性侵害和枪支暴力的比例都会更高。
如果（白人）男性在制造业工厂从事受工会保护的工作，他们可以购买带三间卧房的房子，可以享受优惠的贷款利率，并且还有养老金计划。那些自身没有这些机会的女性，自然会选择和他们结婚。但是如果男性自己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而女性却在经济、社交、两性关系和子女抚养等方面，比以前更有能力获得独立，那么婚姻就不再是必需品。相反，坏的婚姻有可能会成为女性的负担，影响她们的个人发展。
杰森·德帕尔的故事中所讲的那两名密歇根女子，我们应该相信，她们的生活境遇是各自的婚姻状况造成的。故事中说施瑞尔三个孩子的父亲“赚得少，经常责骂妻子，也不教育子女”。施瑞尔后来认识了另一个男人并和他同居了，但是德帕尔报道说，“叫了警察他才走”。由此可见，不管嫁给这两个男人中的哪一个，对施瑞尔的命运，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家庭方面，都不会有正面的影响。
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尽管贫穷会使单身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但它同样也会让有婚姻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以至于让人宁可选择单身。2000年到2012年期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已婚有子夫妇数量增长了近40%。[55]在2014年出版的《失爱的劳工：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的沉浮》（Labor’s Love Lost: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orking-Class Family in America）一书中，社会学家安德鲁·切尔林（Andrew Cherlin）指出，从1980年到2012年，虽然双收入夫妻的收入中位数增长了近30%，但是单收入已婚家庭的收入中值却毫无增长。单靠婚姻并不能改善经济状况，要夫妻双方都赚钱才行。
当然，经济情况不好的单身母亲或许能够在伴侣身上收获经济因素以外的一些好处。许多女性渴望拥有真心相爱的伴侣，有这样的伴侣为她们提供情感的支持，和她们共同承担家务、照顾孩子、分担生活和家庭带来的精神压力，她们的生活可以得到极大的改善，无论对方是否为家庭带来更多的收入。但是这样优秀般配的伴侣并非你想要就能得到，倒是失败的婚姻，以及大多数这些婚姻的结局——离婚，造成女性遭受经济和情感的双重打击。对于那些经济状况本来就不好的女性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未来的婚礼
爱玛丽（Emmalee）是布鲁克林的一名客户服务代表，24岁的她有一个尚在学步的幼儿，她和孩子的父亲住在一起，但是他们没有结婚。“有结婚就会有离婚，”她说，“我只是感觉相互之间可能需要稍微多点距离。”爱玛丽喜欢现在这样的生活。“我喜欢和一个人在一起，但不要结婚，”她又说，但到35岁的时候，“我想我会结婚的，我会说好吧，我年纪越来越大了，也许应该结婚了，如果那时我还和他在一起。再过个十来年吧，我可能会考虑的。”
正因为女性现在可以不依靠婚姻生活，正因为她们比以前更加有能力拥有独立的事业、经济和两性关系，更加有能力独立养育子女，所以婚姻对她们来说可能有更加深刻的意义。就像埃丁和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婚姻和生育之间不再存在必然联系，婚姻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人们认为婚姻是值得自己等待的，值得自己做好准备、负责任地去建立的。
然而这里还有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低收入人群获得这种稳定基础的机会，比那些可以接受良好教育和找到好工作的人，要少很多。
关于这些结构性的不平等问题，最经典的、也是包括菲丽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在内的保守派人士经常使用的说辞是，经济处境不利的人不结婚是因为夫妻双方收入的合并，会使家庭收入提高而失去获得政府救助的资格。由于福利法的建构，部分人士确实会遇到这种情况。
爱玛丽除了当客户服务代表所得的收入，还可以获得食品救济券、医疗补助，以及来自妇幼营养补助计划（The Special Supplemental Nutrition Program for Women Infants and Children,WIC）的补助，WIC是为低收入女性和5岁以下的幼儿提供营养补充的一个项目。“我能应付过去，”她说，“我可以生存下来，从政府那里获得一点帮助，不需要结婚。如果我结婚了，可能就得不到那些救助了。”爱玛丽和男朋友，也就是孩子的父亲住在一起。她说她不结婚也不全是因为政府救助的问题。“不全是因为这个，”她说，“但有一部分吧。”
所以，经济需求可能会对女性在婚姻选择方面产生影响，是合乎逻辑的，但是这并不足以造成这么多未婚女性的存在。来自“法律动量”的蒂姆·凯西（Tim Casey）指出，“福利救济有太多的负面印象，有太多的诋毁，没有人想靠福利救济金过日子”。人们接受政府救助是因为他们真的需要帮助，而不是因为这是取代婚姻的好办法。和施拉夫利所认为的正好相反，社会福利从来都不曾“过于慷慨”过，这几十年来反而越来越少了。
埃丁和凯菲拉斯认为，那些将结婚率降低归因于福利社会兴起的人，没有考虑到的一点是：“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未婚生育数量上升，与福利制度规模的扩大无关，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除了加利福尼亚州，其他所有的州都停止按通货膨胀调整现金福利补助。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福利支票的实际价值已经下降了30%。与此同时，结婚率继续下降，但是未婚生育率却持续增长。”[56]
还有一个事实是，大多数生活贫困的女性，和那些受过更良好教育、更富裕的同龄人一样，也希望自己能够在经济上独立，未来有稳定的生活。
一项有关弱势家庭及儿童福祉的研究发现，最有可能影响情侣在生下孩子后一年之内是否结婚的因素，不仅包括男方的就业状态和年收入，还包括女方的教育程度和工资水平，这表明经济状况稳定是保证恋爱关系稳定的关键因素，而经济状况的稳定则来自恋爱中的双方。
爱玛丽拥有专科学位，她决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多为自己打算。“我希望自己以后能有一份事业，”她说，“当客户服务代表不是事业，它只是一份工作。”爱玛丽想去执法机关，她说：“因为我想让我儿子拥有更好的生活，更多的东西。”她觉得如果能当一个警察，她就能获得许多福利，还能够涨薪。“我可能会买房买车，拥有那些好东西。再说，我上大学也是有目标的。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肯定是更稳定的生活，我的未来要更确定。”
埃丁和凯菲拉斯认为，低收入女性所憧憬的未来关键在于工作和收入。埃丁曾在密歇根大学讲演时采访过单身母亲，“有一点她们认为十分重要，并且反复向我们强调，那就是她们和她们的未来伴侣都必须在经济上稳定了才会结婚”。这当中的很多人，埃丁又说，“十分反对在经济上依赖男人”。她们认为自己在经济上稳定、有工作，不仅是应对关系破裂的一份“保险”，更是“抵制男权社会性别角色期待，抵御不良行为的自我防卫”，这些不良行为包括吸毒、出轨和家庭暴力。“她们担心，”埃丁说，“如果不挣钱，她们就没有资格要求平等的话语权。”
我们很容易这么想，对于工作最辛苦、报酬最低的美国人来讲，不如不上班待在家里。但是很多经济困难的女性觉得，工作挣钱对自己有利，对婚姻也有利。阿德丽安娜·福莱希（Adrianne Frech）和萨拉·达玛斯克（Sarah Damaske）进行过的一项研究发现，生过孩子后仍然工作的女性，到了40岁，她们的身体和心理都比没有上班的同龄人更加健康。[57]那些收入较低的女性，因为无法调整的倒班工作更容易产生疲倦、抑郁和无力感，但是不工作也没有缓解她们的生活压力。斯黛芬妮·库茨援引2012年的一项盖洛普（Gallup）民意调查，调查显示，来自低收入家庭、不外出工作的女性“‘昨天’微笑过、大笑过和过得很开心”的概率，低于同样收入水平的上班母亲。[58]
“我的家人，他们认为，女的就应该在家照顾孩子，即使有工作，也应该把重心放在孩子身上，这些事男人起不了多大作用，”帕梅拉说，“男人就负责赚钱，女性就应该做饭，打扫卫生。可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男人应该积极参与孩子的生活，分担家务。”帕梅拉说她想到婚姻中的性别权力时，就会想起“我母亲会对我父亲有什么反应”。帕梅拉说她父亲“一直很暴力”，如果是她自己的生活，她是绝对不会容忍的。“如果对方不改变自己，我会随时离开，”她说，“你要足够独立，不能让自己受到那样的对待。”
帕梅拉想当一名律师。“我一定不能顺应这种性别角色，因为不想像我母亲那样，”她说，“我母亲是被困住了，她那一代女性都这样。我真的不知道她们为什么一定要和男人在一起……”她说她只知道“即使她们有工作，也是当个家庭护理助手或店员，没有人做更独立的工作，比如做生意或者当老师什么的。也许是因为她们没受过教育做不了那些工作吧，绝大多数人还是待在家里”。
单身母亲的数量日益增加，全国各地都可见她们的身影——她们心中如火一般的热情。虽然身处高位的女性相比之下数量还不是很多，但是确实有这样一些人，包括前德克萨斯州州长候选人温蒂·戴维斯（Wendy Davis），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威斯康星州国会议员格温·摩尔（Gwen Moore），以及马里兰州参议院候选人唐娜·爱德华兹（Donna Edwards），她们是单身母亲，也在为自己的职业理想奋斗。
这也造成了一个新的问题。在凯瑟琳·博（Katherine Boo）2003年报道俄克拉荷马州结婚倡议活动的《婚姻治疗》（“The Marriage Cure”）一文中，一名护士在记者本人也出席的一堂婚姻课上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你怎么知道他和你结婚的理由是否正当？我穿着白大褂，这里的男人都知道我有工作，对我穷追不舍，把手伸向我的工资袋”[59]。
贫困的女性群体并不是在拒绝婚姻，她们只是和富裕的同龄人一样在推迟结婚的时间，直到她们觉得对婚姻有把握了，直到她们确定可以将自己托付给另外一个人，而不必担心因为婚姻失去自我，失去自己的力量。不管是富裕阶层、中产阶级的女性，还是贫穷的女性，她们都不想陷入依附于人的境地，几十年来就是这样的境地才使婚姻成为如此压抑的制度。她们都不想经历婚姻失败最终导致离婚的痛苦，她们都把理想婚姻视为生活质量的一次提升，而不是社会核准的一个要求。
不同的是，经济条件富裕的女性还有其他途径来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也更容易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她们有充足、灵活的时间来推迟生育和结婚，好去追求自己的兴趣。而讽刺的是，她们所追求的兴趣又会使她们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近和她们有共同兴趣、有一定稳定性的潜在伴侣。特权就这样进行着自我复制：富裕的女性一直富裕的可能性会增加，她们中的很多人最终结婚的可能性也会增加，而她们的婚姻则会使她们的社会、经济和情感生活更上一层楼。
但是从批判的角度来看，虽然她们因为推迟结婚而收获益处，但是这些富有的女性既没有帮助女性从婚姻中解放出来，也没有提倡工作赚钱，这些其实都是贫困女性出于经济需要而产生的行为方式。在拥有更多权力的富有女性开始效仿之后，它们才被视为有益的，才被视为一种社会进步，一种运动，或至少是一种被美化的潮流。
但是在产生这些行为方式的贫困人群中，同样的改变却被解读为不幸，甚至病态，被认为是不道德和不负责任的，是社区和家庭的威胁，是政府的负担。因此，我们除了解决低收入群体中单身女性和单身母亲所面临的贫困怪圈现象，还要去理解并承认，低收入群体中单身比率高并不是偶然现象，更重要的是，这一现象并不代表她们的思维或道德上存在问题。
记者塔纳西斯·科茨（Ta-Nehisi Coates）曾明智地评论说：“人类是逻辑动物，通常善于识认自己的利益。不管我们听到别人说了什么，女性大都是普通人类，如果她们现在不愿意结婚，那么很可能是她们觉得婚姻不再像以前一样，可以增加她们的利益了”[60]。
8 性与单身女孩：贞操、滥交及其他
克里斯蒂娜是一名律师，同时也是一位考古学家，目前在北达科他州的俾斯麦工作。35岁的她性格爽朗、热情奔放，她把自己形容是“与考古犯罪活动斗智斗勇的机器”。克里斯蒂娜的父母双方都是二婚，思想上非常开明。父母不仅开诚布公地和克里斯蒂娜谈论他们原先失败的婚姻，还鼓励她保持独立。克里斯蒂娜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告诉她的母亲自己要搬去德克萨斯州和一个男人住，她的母亲着实吓了一大跳：“你不能那样做，你的性爱次数还寥寥无几呢。”
最终克里斯蒂娜败下阵来：她的性经验的确还不够丰富。在她20多岁的时候，她说，她对婚姻这种事并不感兴趣，相反，她十分享受单身生活。她的目标是“30岁时也不结婚”。因而，她在一连串的感情里进进出出，享受着两个人之间热情而散漫的性生活。克里斯蒂娜说她会和那些她觉得有意思的人做爱，“只要有人在舞池中邀我共舞，我都会回应他”。她说自己的性格是“超级热情”，而性欲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爱狗，”她说，“我还爱我的工作，爱运动，爱小孩子，爱身体接触。我爱性。”
看到她许多法律系的同学们似乎都非常随意地配成了情侣，克里斯蒂娜说她感到很震惊。“那些男男女女，我从来没见过他们一起参加派对或者一起出去玩，但突然之间他们就在一起了，然后就结婚了。”这种轻率的婚姻对她并无吸引力。
然而，随着年龄渐增，她的内心也渴望拥有自己的孩子，因此她也越来越想要找一个值得托付的伴侣。她曾和一个男友住过一段时间，但后来她发现他有酗酒问题，而且极不负责任。她说，她很爱他，“但是我不可能和他生孩子，因为如果我让他出去买盒牛奶，他会两天都不见人影，我没办法和他一起过下去”。后来她搬去了新墨西哥州，并住在了一个临近纳瓦霍人保留区的地方，在那里，贫穷落后、种族主义以及闭塞的文明交织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浓厚但并不健康的社会之风与性交氛围。
“在这儿，我见到了许多比我年轻、比我奔放的人，”她说，“我本来以为自己在2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很狂热了，没想到30岁出头才是我的性生活最疯狂的时期。我目睹了那么多男男女女，他们和不同的伴侣做爱，还有三人性交的，大家都放纵着自己的情欲。”
克里斯蒂娜在那段时间里尽情享乐，但她意识到，自己长期的偏头痛以及其他一些疾病征兆，都与过去“放浪形骸”的生活不无关系。她与她的父亲一直保持联络，二人之间无话不谈。她父亲说，看到她享受生活的乐趣，他为她开心，但是也许她也应该认识到，“和24岁的重金属摇滚歌手混在一起”并不能让她幸福。接着她又搬到了蒙大拿州的米苏拉，她在这里获得了考古学的硕士学位，而且还爱上了一名虔诚的南部浸信会教徒。然而，她的男朋友以前从未和女人住在一起过，对此他感到非常不适，最终证明，他的信仰对他来说更重要一些。“这个男人，他曾对我说‘我们结婚吧，我们来生孩子’”。克里斯蒂娜说，“我爱他，并且迅速地沉迷于这段爱恋。但是，突然之间，耶稣出现在了我们中间。而耶稣并不怎么讨我的喜欢”。
现在居住于俾斯麦的克里斯蒂娜仍然是单身，但她已经有意识地减少做爱的次数，不像以前那么狂热。在她人生中，这还是第一次。自从和那个教徒分手之后，她一直郁郁寡欢，她说是时候该走出阴霾了，而且她也不是那么迫切地想要孩子了。“各种原因吧，”她告诉我，“现在的我不再热衷于随意的性爱了。”随即便陷入沉默。
“有时候，我还是会那样做，”停了一会儿后，她继续说道，“因为如果有一个英俊的男性俘获了我的话，我是无法拒绝的。但我的上限也就是一个晚上。”
关于性爱，她唯一的遗憾是一路走来，她有可能伤害过一些人。她认为在年轻的时候，自己是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女子”，她说。“现在，我稍微温柔了些，而且遇事会多加考虑。”接着她谈到了在流行文化背景下，她和男性交往，通常情况下受益的都是她。“我会对一个男人说，‘你要清楚，现在我不想谈一段认真的感情，说实话，我还在跟别的男人约会。’”她回忆说。“因为他们是男人嘛，所以他们就会想‘太好了！我也不喜欢对人做出承诺！’”但之后，他们还是会持续保持肉体关系。“然后这些男人就会开始认为，我并没有和其他人做爱。但事实上，我有。”
“我曾经以为，我所想要的就是性，而现在它再也不是我的目标了，”克里斯蒂娜说。“但是，我还是坚定地觉得，正是我以前所做的那些事，塑造了现在的自己，而且我真的、真的非常热爱自己的生活。”她还提到，她在匿名戒酒会（Alcoholics Anonymous，AA）——她曾去那里解决酒精依赖家族史问题——的担保人，以及她的治疗师都非常肯定地说，她年轻时候荒淫无度，是缺乏自爱导致的。但是她非常不认可这种观点。“我玩得嗨翻了，”她说，“我的人生是一场自由自在、乐趣丛生的派对。我既没醉驾，也没吸毒，我只是在享受自己的生活而已。”
可口的故事
写这本书的时候，曾有一位很有声望的专业导师建议我，书里面一定要有“很多很多关于性的有趣故事”，因为，他向我保证说，当男性翻看一本有关单身女性的书时，这一部分才是他们最有兴趣读的。他提出这个建议，并不是心怀恶意，也不是对我吹毛求疵，但是不知怎么的，我就想起来在桑德拉·弗卢克发表支持避孕的证词之后，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针对她发出的激烈言辞，他那时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弗卢克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继续“拥有不受次数限制的性行为”的权利。
这两位男性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完全自信地认为，单身女性一定拥有很多很多的性行为。
这的确是真的：不少未婚女性在做爱。其中有些人，比如像克里斯蒂娜，拥有“泛滥的”性爱次数。毕竟，有了避孕措施，她们能够更自由地与各种各样的人分享性爱，而不用担心被社会唾弃，也不用被迫把自己的人生拴在他们身上。这是未婚女性队伍愈加壮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女性所讲的（或者没有讲出的）那些有关性的故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部分，并不一定是性爱本身，而是女性能够越来越多地获取性爱的方式，是各种女性——包括那些单身女性——在人生的路途上都能拥有多样化的选择性爱的权利。有些女性有过很多情侣，而有些一个都没有。许多女性，她们都像克里斯蒂娜一样，经历过放纵情欲的时期，拥有过正常的恋爱关系，也曾有过恪守贞操的时期，这些都发生在她们生命中的一二十年里——然而在前几代人那里，人们在相同的一二十年里普遍只能与一个配偶发生性关系。
而且，这些故事也不全是诱人的。性，归根结底，是一把双刃剑，一面光鲜亮丽，另一面则锈迹斑斑：顽劣的性，暴力的性，还有那些使你染上疾病的性。它是身体与情感的污秽，是激情与满足的残渣，是背叛与失望的沃土。有为别的男人离你而去的女友，也有为别的女人弃你于不顾的男人，所有抛弃你的人，还有那些因为你的离开、背叛与欺瞒而伤心欲绝的人。
一般而言，大多数年长的男性，他们都把单身者的性爱幻想成性的天堂，然而这种想法几乎没有考虑到女性对性的态度、对其失望的情绪——这种失望可以说是因性无能而产生的——而且，那些男人自然也没参透这个道理：那就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虽然性爱时不时让人激动、偶尔让人满足、多少也会令人失望，但是总归来说，它并不总是支撑我们生活下去的动力。即使是支持单身者性爱的著名女性作家坎迪丝·布什奈儿（Candance Bushnell），在她的专栏“欲望都市”中也率直地写道，性“是会惹人厌烦的，性是人填不满的欲望。最重要的是，性……仅仅关乎性。大多数时候，性是一种假象……或者纯粹是出于害怕自己孤独终老的恐惧”。
以单身女性的性生活为主题的故事，在这些年里——回望先前的那些个世纪，女性自身的欲望和性渴望不仅从来得不到承认，而且还代表着一种羞耻，因而这些故事从未公之于众——终于揭去了它们的面纱，能够为人所听闻，或带着勇敢，或带着温柔，或带着幽默，抑或带着忏悔之心。讲出这些故事的意义重大，不是因为它满足了某些人的怪癖，而是因为，当我们把婚姻的外壳从成年女性的性生活卸去的时候，那些威胁她们的、鼓舞她们的、伤害她们的、强迫她们的各种因素都更加深入人心。我们对女性性爱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对它的热烈和寒意，都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随之，我们终于开始打破对于性的基本看法，开始打破那些有关“女性到底想要什么”的传统观念——那些传统观念已经把如此多的女性赶进了她们从来都不想走入的命运之笼。
并非泛滥无度的性
不管怎么说，在如今这个主张性革命的年代，那些独立女性们，包括她们对性爱的偏好与厌恶，都已经走进人们的视野中。然而，现代女性既不是性爱，也不是随之而来的焦虑的创造者。
在以前，如果女性发生了婚前性行为，有时候她是会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的，因为她的家人默认她会和她做爱的对象结婚。[1]
还有一些未婚女性，如果她们和情人或者和已经有家室的男性发生了性关系，没有什么坏结果的话，她们的人生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然而更多的人只能靠做妓女为生，还有人因为在性上的不良声誉陷入悲惨堕落甚至危险的境遇之中。当然，还有那些被奴役的女性，她们几乎没有主宰她们身体的权利，也难以掌控自己的性行为。
还有一些来自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终身未婚的女性，她们常常怀着虔诚之心，书写自己的生活与爱情，对于这些人来说，她们更可能一直保持贞洁的操守。然而，这并不代表她们从未思考过性的问题，也不代表她们在生活中，从未对性有过冲动和欲望。
社区服务所（Settlement House）的成立者、社会活动家简·亚当斯在她的书《青春之魂》（The Spirit of Youth）中说，性蕴含的能量可以在世间产生其他形式的美。“每个高中男生和女生，都曾体会过性冲动在内心中的积聚与释放。”亚当斯写道，“如果他性幻想的对象是某个人，那他就会选择身边的一个同伴，作为他‘爱上’的对象……但是如果这种性反应针对的并不是某个特定的人，如果他的价值观更加开阔，那么年轻人就会突然发现这个世界众多事物的美妙之处和意义所在——他会陷入对诗歌的热恋，他会拥抱大自然，他会饱含宗教热情，或生出对慈善事业的热忱。年轻人的经历体验，非常好地说明了性的释放所带来的各种潜力和价值”[2]。亚当斯的传记作者露易丝·奈特（Louise Knight），还向我谈起了她的另一位作传对象——废奴主义者萨拉·格里姆凯（Sarah Grimké）。萨拉·格里姆凯不仅直接写过性行为带来的精神愉悦及其重要价值，还写了女性的平等权利是如何被男性夺取和打破的。格里姆凯这样写道，婚姻“最天然、最神圣、最热情的表现就是夫妻间的拥抱”。[3]然而，她同时也提到了，女性一定要“在人类所有的社会活动中，掌握平等的权利，直到最终从那个最糟糕的奴役——成为男性性欲的奴隶——中解放出来”[4]，这表明了，奈特说，一方面来讲，很显然格里姆凯“相信婚姻的多种可能性”，而另一方面，她“对现实也抱有怀疑态度”，包括婚内强奸。
随着19世纪的西进运动大潮，许多落了单的女性，或者那些主动选择单身的女性，都开始慢慢觉醒，努力思考着自己失去的东西。作为一位生于1867年的经济学家与和平主义者，终生未婚的艾米莉·格林·巴尔奇（Emily Greene Balch）曾直言不讳地说，当她选择单身这条道路的同时，她也错失了像别人那样陷入爱情、组建家庭时所经历的各种情感体验，对此她深表遗憾。巴尔奇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身为一名独立女性，她写道，“沉浸在工作中的我很快乐……我逃离了不幸福的深渊，逃离了喜忧参半的婚姻生活和个人的痛苦，即使是最成功的婚姻也有可能会经历这些”。但是，她又接着写道，“我的生命是不完整的……人类最深沉的情感体验，留给我的只有空想和同情”[5]。
不过，尽管从未有过性经验的巴尔奇对此感到些许伤感，但是在她后来写给亚当斯——她的好友兼同事，同时也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的信中，她说自己一些没有性生活的朋友们过得也都不错，虽然她们都曾经渴望性。而在她写信的那个年代，很多心理学家都正在努力把这些不合传统的单身女性归为病态。巴尔奇这样写道，“如果说，从内战到世界大战期间，受过教育的未婚女性代表了一种特殊的现象，那她们的象征意义也是举足轻重的，尽管那些坚持认为男性对性有主导权的人对此还没有完全认可”。
巴尔奇相信，性与爱也许是生命中惹人喜爱的部分。但是，性与爱的缺席，却不一定使女性生活的其他方面变得残缺——即使是对于那些曾憧憬过性与爱的女性们来说。
活跃的性生活，并不只是一种新自由的象征，事实上，它还是确认女性价值所在的重要方法。在以前，性这个行为承载了过多的意义，而在巴尔奇对此提出异议之后，活跃的性便在这个时代中产生了更为复杂的意涵。
心理学家宝拉·卡普兰（Paula J.Caplan）曾写过，女权主义的第二次浪潮，加上避孕药的发明，让女性“在性的方面得到了解放，但同时也让她们感到了不安的压迫”。一方面，“女性应该像男性一样享有自由的性爱，而且这样做的女性不应因此被鞭笞”。这种观点毫无疑问是革命性的。而另一方面，“女性们，甚至是每一个年轻的女性，都背负着更大的压力，因为许多男人会这样说：‘你又不会怀孕，你应该自由地享受性爱，因此你完全没有理由拒绝我。’”[6]避孕药的发明的确意味着更多的性，但是它也同样带来了一种新文化，它承载着世人的邪念，还把女性当作物件来看待，让女性——尤其是那些已经对男权产生怀疑的女性们——对剥削、虐待和受人贬低而感到恐惧。
一些激进的第二次浪潮女权主义者们注意到了这种焦虑，她们不仅反对婚姻内的性别压榨，同时还看到了这种所谓的性自由其实并不完善，它其实包含着物化女性与贬低女性的意味。那个时候并没有多少实例向人们证明，未婚女性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因此即使是那些反对婚姻最为激进的挑战者，也难以给单身女性的性行为正名。
女权主义者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就是那些激进分子中的一员，她自身对婚姻毫无兴趣，但她关于单身的言论也不怎么讨人喜欢。在《性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中，她提倡平等的伴侣关系和浪漫的爱情，并且认为这才是当代婚姻的典范。然而她的观点却不包括女性脱离男性实现真正的自我独立，因为她把未婚女性形容为“被永远地发配到了‘少女’监狱”，注定要成为“‘情妇’……不仅惹恼了男人们的妻子，还证明了男人的性能力”。[7]费尔斯通还说：“那些未婚生子的女性，到了一定年龄就会受到惩罚：她们发现自己是如此孤独、封闭、悲惨，靠着社会救济金生存……（只有在曼哈顿的单身生活还勉强说得过去，这个日后再议）”。[8]从这段陈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不嫁为人妇，你就没办法独立生存；单身不仅意味着完全抛弃了婚姻，现如今还会被贴上性堕落的标签，沦为（男性）性欲的工具。
当然，我们也不难想象，费尔斯通和她的一些激进的伙伴们会带着不幸的眼光去看待互联网约会软件，比如说Tinder，一款2014年时约有五千万人使用的约会软件，[9]这个软件把寻找性伴侣的过程转化为了消费主义的新产品。由于网络约会的特殊性，它需要双方的相互选择与评估——男人和女人从不断更新的数据库中，对其他的男人和女人进行实时的选择。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像Tinder这样的网站，包括这种自主选择伴侣的模式，它们把人们寻找性伴侣的过程变得奇快无比，并且将其转化为了一种商品化的形式。“你一天可以浏览几百个人的资料，”一名年轻男性在2015年这样告诉《名利场》（Vanity Fair）的记者南希·乔·塞尔斯（Nancy Jo Sales），“每周你都可以通过Tinder进行两至三场约会，而且都有机会和约会对象上床，这样的话，一年下来，你就可以和一百个女孩睡觉了。”[10]
在Tinder上，以及其他的约会软件（包括Hinge，Happn以及OkCupid），人们通过照片极大程度地展示他们自己，用几个单词或几句话描述自己，把20世纪中期的单身艺术，或者说旧世纪的婚配业务带进了科技时代，加速了感情中追求与被拒的过程，扩大了可进行选择的余地。与此同时，由于女性的性权力不比男性，她们通常被看作是男性性发泄的对象，因此承受着双重标准以及更严苛的审美评估的困扰；如此看来，这些带有色情意味的约会软件，事实上带来了与人性背道而驰的不良影响。“这就像是点外卖，”另一位男青年告诉塞尔斯说，“只不过你下单购买的是一个人罢了。”
他的言论有点过火，如果从性别的角度来考量，这话听起来还非常恐怖；的确，网络软件正在重塑人们性需求与性供给的传统模式，社会媒体界对此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在2015年一篇广为流传的、名为《Tinder的色情经济》（“The Dickonomics of Tinder”）的文章中，作者阿兰娜·马西（Alana Massey）讲述了她在经历了痛苦的分手之后开始使用Tinder的体验，并贴出了与之呼应的一句口头禅：“男性生殖器官是滥而无实的”。[11]这个形容是她在Twitter上看到的，于是便借鉴了过来。此话本出自一位名叫玛德琳·霍尔顿（Madeleine Holden）的女性之口，她是个律师，同时也是个作家，她写的原话是这样的：“这些刺耳的文化信息在不断地告诉我们，男人的感情都是顽劣透顶的，他们表现出来的都是把戏。他们都是骗子。我想对那些读着‘如何得到一个男人’的感情指南，或者那些还徘徊在陈腐无趣感情生活中的女性们说一句：男性生殖器官是滥而无实的。”对于马西而言，最后的这句话“像是刻在至尊魔戒上的魔多黑暗语[3]，透过屏幕闪耀着熠熠光芒。因为这句话，我开始改变，甚至得到了升华”。在这个观念的影响下，她开始在Tinder上把男性当成用后即弃的物品，她学会了如何拒绝别人，如何在很多人中间进行甄别和挑选；她开始明白，科技为她提供了无穷多的选择，而且“延绵几个世纪，对男性的生殖崇拜已经终结了”。马西知道有些读者会误读她的意思，会把她写的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把男性从权力中心拽下来的说辞，看作是“单身异性恋女性中间燃起的心怀叵测的、反男情绪的代表”，但是，马西写道，并不是这样。事实是，“这是我们女性竭力想要获取性别平等的表征”。
对于大多数女性，在互联网时代所体验到的性和约会，既带有被物化的倾向，又承载着自由的期望，这与早些年女性所经历的约会和性体验迥然不同。“我对于Tinder的感觉是复杂的，”艾米娜说。“有时候，约会是非常糟心的一件事。但我并不认为Tinder自身的独特性会让约会这种形式变得更糟。”艾米娜说，尽管新闻报道称，Tinder只是个商业化的、短暂的、火爆一时的性欢愉平台，但在生活中，她知道有很多“因Tinder而结缘的夫妻”，“他们有的已经结婚了，有的正保持着幸福、长久、稳定的恋爱关系，每当想起他们的时候，我就会想，如果不是Tinder，他们怎么能够遇见彼此”。
随着人们单身期的延长，他们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遇到另外一个单身者的概率越来越小。对于大学生或者刚出校门、走上社会的人来说，他们没有机会邂逅浪漫的爱情；对于那些不喜欢和同事约会的人，或者在偏僻地区工作的人，或者那些每天没日没夜工作的人来说，同样也没有多少地方让他们去寻求伴侣。而这些社交软件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还有一点，那就是女性在Tinder上的境遇也许并不是那么糟糕。事实上，Tinder只是把长期以来存在于异性恋情中的心碎痛苦、性别歧视展示在了新型的科技平台上。“我不觉得这比坐在酒吧里等待艳遇，甚至与那些通过朋友介绍的人一起约会更加糟糕，”艾米娜说。
性的缺席
在如今的文化背景下，女性性欲已为人们所熟知，因此想找到一个没有做过爱的成年女性恐怕是不怎么容易的事了。但事实是，这类女性依然成群地存在着，对于性在生命中的缺席，她们或持骄傲、或感羞愧，她们体悟着别样的情感。我们也许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给这些女性的身上贴上禁欲主义的标签，但是，她们的生命中的确缺少了性爱。
“我觉得，婚后的性爱是完全值得我去等待和守候的，”来自犹他州的29岁摩门教教师萨拉·斯泰德曼（Sarah Steadman）说，“我认为，性是非常神圣的，它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用来向我们委身相许的那个人表达爱意与亲昵的美好礼物。”当然，她也承认，“有时我也会想，‘唉，为什么我一定要苦苦等待呢？’我也是个人，我也会有性欲。很多时候我甚至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也许我应该和他结婚，这样我就可以和他做爱了’”。
关于她所坚持的婚后性爱，萨拉已经为此制定好了长远的计划，还说一旦她破坏了自己的计划，她的感情生活也会被毁掉。这种毁灭，她说，一部分是因为辜负了自己的标准而产生的愧疚之情与自我谴责，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我把这种等待看成是对一个人完全忠诚的承诺。而（性）则是实践你承诺的最关键一步”。萨拉说：“当我们都能控制自己，而不是在婚前随意做爱的时候”，她就会感到“与男友间的浓浓爱意。当然，婚前性爱是令人享受的。但如果我们能为了彼此而节制，那么我就知道他是尊重我的，他是爱我的，我们双方都愿意为此而等待”。
20岁的梅根·里奇（Meaghan Ritchie）是一名来自肯塔基州的本科生，她怀揣着虔诚的教徒之心，向我表达了她对婚后性爱的坚守。“我的确是打算把自己留给我未来的丈夫的，”她说，“而且我希望我的丈夫也能为我保留他的性爱。性就是为婚姻而存在的。为什么要轻易放纵自己的情感与身体，尤其是在还很有可能怀孕的情况下？”梅根这种保持贞洁的想法正是对简·亚当斯的呼应，她把自己的承诺与愿望看作是一种殊途同归。“身为一名基督徒，”她说，“我和耶稣有情感间的感应。我人生的首要目标，就是给他带去荣光。我花时间去教堂做祷告，也花时间参加各种校园组织活动。我享受我当下的生活。”里奇曾想过，也许她一辈子都不会结婚，而鉴于她的宗教信仰，她或许永远都不会有性行为了。每当想到这个，她说，她都会用以下两点来安慰她自己：“首先，如果上帝不打算实现你的愿望，那他也不会给你渴望。”还有一点，“假如真的一直单身，他也会补偿你在那方面的所失。如果你人生的目标真的是使他得荣耀的话，他不会给你悲惨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