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迫使她们禁欲的原因，不是源于她们自己的献身，而是来自父母和社会所持有的宗教信仰。
阿耶蒂（Ayat）今年21岁，她的家庭是来自巴勒斯坦的移民。她是处女，虽然她曾对性感到好奇并且小试过一次，但当被问到她的父母对她的性生活情况是否知晓时，她回答，“哦我的上帝，我一定会被骂得体无完肤。他们会疯的。他们绝对希望我一直是处女之身”。她回想起童年时发生的一件事，当她有一次从自行车上滑下来之后，她和母亲探讨自己是否已经失去了贞洁，母亲当时暴跳如雷的样子她至今记忆犹新。“她的反应像是，‘这真是场灾难！’他们对此非常看重。我永远都不会和他们谈论（有关性）的事情，永远、永远、永远也不会。”但是成熟女性与性行为、性身份之间存在的文化牵连，却对阿耶蒂产生了影响。当问及女人和女孩各自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她迅速将答案指向了性的方面。“我想认为自己已经是个女人了，但是我还没有做过爱，”她说，“当我一想到我还没做过爱，我就觉得我的人生不完整，总是缺了点什么。因此在我看来，心智上来讲我认为自己已经是个女人了，但是流行文化大背景下大家关于性的那些看法，让我感觉不到自己女性的身份。”
有时，性的缺失纯粹是精力不够导致的。性冲动与性欲望的确会萦绕在多数人的心里，然而更常见的情况是，它们还没有强大到去驱使人们付诸行动，尤其是当人们的精力被其他事情占据的时候。
当艾米娜回想起十几岁的尾巴上，她的大学生活时，她说：“我忙着学习数学和科学，忙着广交朋友，根本没时间寻欢做爱。后来我觉得自己必须要把这个提上议程了，我会想，‘好吧，现在是做这件事的时候了’”。
艾米娜说，她的第一次性经验（或者说早期的性行为）跟她的同伴们相比，没什么特别之处，只是简单的例行公事。的确如此，不光是对于我的一些高中同学和大学同学，甚至对于我自己来说也都一样。这并不是说，我们对性没有向往。我们并不渴望身体上的亲密接触，也没有性幻想或者手淫之类的。而是，当那个合适的对象还未现身的时候，我们就会忙着去干些其他事……后来证明，正是这些事情占据了我们的精力，我们也不可能一直集中心思去寻找性接触了。
本身对性感兴趣，却没有合适机会去实践的问题，派生出了另一种类型的单身女性，而这一类女性常常为人们所忽略：她们并不是有意保守贞操。
在高中或大学时，如果你并没有遇上心仪的性对象，没有产生一种特定的性感应，如果你的精力——按简·亚当斯的话——分给了其他方面，比如你把你的激情挥洒在了艺术、医药、运动或者科学上面，你其实很容易发觉自己在性方面的缺乏。这不是因为你不想去做爱，也不是因为你不认可性行为的合理性，只是因为，吸引你去做爱的机缘，并没有像好莱坞夏季电影里播放得那么频繁。
于是，随着大众舆论和同伴对你的看法愈加确定，你越来越难甩掉你背负的贞操。接着，坦白你的处女之身将变得更加难以启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进，说出事实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你会害怕某一个朋友，或者某个对你有意思的男性，会因为你没有过性经验而评判你，你很担心他们会把你想成太过于矜持、冷漠或者稚嫩的人，而事实只是因为你太忙了而已。
如此一来，你继续恪守着处子之身，保持它不被玷污对你来说也变得越来越重要。2013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12]其作者是一名35岁的女性，她在文章中写道，当她还年轻的时候，她无所畏惧，也不怕被人中伤。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她的心理预期也在增加。“我已经坚持了这么多年，我现在已经没法走回头路了。”
虽然很少人会提到这方面的事，但是它的确存在着。它一直都在发生。在我身上也一样。我人生中第一次性行为发生在24岁，但我本应该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这样无忧无虑地做。演员蒂娜·菲（Tina Fey）曾说她第一次做爱也是24岁，还开玩笑地说她“不能透露过多”。而对于其他那些马上步入40岁的人，我就不太确定了，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卓越的、性感的、妩媚动人的女性会更难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她们的童贞。
性的缺席和性的放纵一样，都是女性的一种身份标识。上述拖延的、讨嫌的处女之身是一种，还有另外一种，是当早期活跃的性生活进入一个空窗期时，女性心里会产生的自我责备和自我怀疑。
“性很棒，”52岁的电视评论员南希·吉尔斯（Nancy Giles）说，“但是我不会像一般人那样，为了做爱而做爱。”但吉尔斯也曾努力尝试过，她想要变得随性一些。有一次，她说，“我强迫自己去这样做，因为我的贞操已经保持得太久了。我并不是故意要节制自己的欲望，只是真的没有人可以让我心动”。吉尔斯曾参加过一次专门为男女牵线搭桥的晚宴，她与其中一位男性很有眼缘。“我决定为此一搏，”她说，“但是结果却很糟，我记得我脑子里一直在想：‘让我出去，我迫不及待地要离开这里’。”
到现在，吉尔斯还是提不起热情去追求自由奔放的艳遇，这让她感到十分苦恼，好像是她做了什么错事，有辱她的女性身份一样。“似乎很久以来，每个人都知道艳遇、做爱的秘密所在，唯独我被蒙在鼓里。这让我看起来像一个彻头彻尾的怪人。但是如果我对一个人没有好感的话，我甚至不会和他拥抱。”她后来又尝试了一次，当她和上回那个做爱感觉很糟的男人第二次做爱的时候，她说，整个过程“最有意思的是，我一直越过他的肩膀看巨人队的比赛”。在此之后，她开始厌烦和那些自己并不在意的人做爱。就在最近，吉尔斯说，“我终于不再觉得自己像个怪人，因为我不再约会了”。
没什么可害怕
“我没结婚，但是我有过性行为，”弗朗西丝·基斯林（Frances Kissling）说，“这是父权体制最害怕的一类女性。”弗朗西丝回忆，在她结束了一段十年的同居生活关系后，她开始步入人生的一个阶段，她把这个阶段形容为“性欲特别、特别、特别发达”的时期。作为一名倡导避孕与堕胎的天主教徒，她知道避孕措施有时候会失效，但她不想做堕胎手术。当然，她也知道自己从来都不想要孩子。因此她去做了输卵管结扎手术。
她说，她至今都清晰地记得，自己结扎后所体验的第一次性爱，那种感觉像是放飞了“极大的精神自由。我记得我们一边做爱，我一边说‘这才是人的感觉！’而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我再也不用担心会怀孕了”。
虽然弗朗西丝对性近乎固执，但是相伴终生的婚姻承诺，她说，令她心存胆怯，因为社会伦理下的性大多是男性主导的，这与我们所体悟到的女性欲求相冲突，这也就是克里斯蒂娜担心女性主动出击的行为会伤害某些男人的原因所在。每当她结识一个男人，她解释道，“我从来都不会想‘他喜欢我吗？他会约我出去吗？我们是不是男女朋友？’”这种想法会令他们恐慌。“当人们不知道该如何掌控你的时候，你就变得很有威胁性了。”她说。
千真万确，在美国历史上，性欲旺盛的女性一直都被人看作是一种威胁，在20世纪中叶，女性的性欲更是与拳击、战争这类词挂钩。就如伊莱恩·泰勒·梅（Elaine Tyler May）写的那样，表达一些身体暴力行为的词，包括击倒、爆炸等，都开始用于形容女性的性欲。丽塔·海华斯（Rita Hayworth）的一幅写真照片曾与投放于比基尼岛的氢弹联系在了一起。而两件套的泳装竟然会用那些作为军事爆破场地的岛屿命名。[13]
当社会对性的观念愈加开放时，我们不再仅仅认同女性散发出的性感特质，同时也在慢慢地、但却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并且接受女性自己的性欲。但是在安稳守旧的伦理纲常中，人们还是需要一定时间来消化：人们依旧相信女性活跃的性生活一定会使她们走进婚姻的圣殿，实际上，她们是在不重样的性伙伴中，挑选未来共度余生的那个人；人们认为女性也许会变得彪悍粗犷，但她们依然渴望内心深处的情感相通；人们还相信这些女性原先幼稚的性爱会让未来的她们追悔莫及，就如同克里斯蒂娜的治疗师所确信的那样，追求性的滥交，一定是缺乏自尊自爱导致的。
然而，当这些观念面临极大挑战的时候，也就是当我们遇见一个又一个带有攻击力的女性之时，我们绷紧了神经。这些女性，她们沉溺于性爱，并不为此烦恼羞愧，她们不想和任何一个性伙伴有过分亲密的情感联系，更不愿意向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许诺终身。（只是）出于这种原因，人们就给她们贴上荡妇和怪人的标签，认为她们是病态的、不矜持的、违背了女性身份的、并且已经无法挽救的。
当女性的性欲最终从异性恋桎梏和婚姻预期中解放出来时，它也许就会像传统意义上男性的性欲一样，涵盖社会、经济以及性革命等多种内容。丽莎·芒迪（Liza Mundy）在她的著作《更昂贵的性》（The Richer Sex）中提出，假如女性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破除了传统的异性恋窠臼，“女性会比男性更加渴望性”。芒迪采访了很多女性，她们都表示愿意和不同的性伙伴做爱，“以寻求最大限度”的性。芒迪还直言不讳地说，经济力量的转变，进一步促使女性“对和她们做爱的男性外表变得更加挑剔”。[14]
在性的世界里，不论这种颠覆是否真的如芒迪所说，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在女性群体中，我们常能听到她们在高声、爽朗地谈论热情而饱满的性欲。
“勾搭文化”
比那些掌握性权力的成熟女性更让这个国家感到焦灼的，就是那些20岁左右、性欲旺盛的女孩们，那些并不打算在这个世界里成为妻子，而是只想做普通人的女孩。
近年来，大众媒体爱使用一个术语来表达这种焦灼，它就是所谓的“勾搭文化”。这个术语专指高中生或者大学生（尤其是那些顶尖大学里有志向的优秀学生）身体上的艳遇，包括亲吻、爱抚、口交以及性交等亲密身体接触，并且双方都不准备认真恋爱或者结婚。
许多勾搭文化的批评者或者反对者，把越来越晚的结婚年龄以及问题女青年的出现都归咎于此。《纽约时报》的记者凯特·泰勒（Kate Taylor）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对宾夕法尼亚大学里随意的性艳遇现象予以解释，根据她采访的女性们所说，她们这么做，主要是因为她们认为自己在大学里的主要任务是“为找工作做准备，而不是为了找男朋友（更别说找丈夫了）”。
这种摆脱婚姻的趋势，不仅让那些顽固的社会保守派，而且还让那些并非有意冒犯但却忧国忧民的前辈们深感不安。
作家凯特琳·弗拉纳根（Caitlin Flanagan）也是勾搭文化的关注者之一，她在《女孩儿乡》（Girl Land）这本书中表达了她的惋惜之情，她认为当女孩们渴望和男孩们毫无压力地做爱时，她们就永远地失去了她们的纯真。弗拉纳根还写道，在勾搭文化的环境下，“这些（年轻的女人们）丢弃了”——按她的叫法是——美好的“爱情故事”，等待人生中唯一挚爱的到来。弗拉纳根认为这些少女们，“已经被色情文化和网络世界所污染，她们自以为，如果要想从男孩们那里获得些什么，就应该去勾搭他们”。
弗拉纳根得到了唐娜·弗雷塔斯（Donna Freitas）的支持，她是《性的终结：勾搭文化如何让一代人不快乐、性不满、对亲密关系困惑不解》（The End of Sex:How Hookup Culture Is Leaving a Generation Unhappy,Sexually Unfulfilled,and Confused about Intimacy）这本书的作者。弗雷塔斯认为勾搭文化是“快捷的、随意的、不计后果的、敷衍了事的”，而且“非常普遍，劲头很强势，甚至连一点可选择的余地都没有”，她还报道称，41%的学生在形容他们的勾搭经验时，用到了“悔恨”、“厌烦”、“羞愧”，甚至“受虐”这些词。她坚持认为，“在进行身体接触之前，要怀着贞洁的心先去了解对方”，[15]但她没意识到的是，进行勾搭的大多数青少年，他们彼此都已熟知对方，而且同处一个社会圈子。
针对泰勒关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勾搭现象的说法，前《纽约客》和《名利场》的编辑蒂娜·布朗（Tina Brown）给予了回应。她也声称“女孩们已经完全丧失了真正的温柔、亲昵、激情，也失去了让人尊敬她们的机会……”，这是“悲剧性的”。[16]即使在如今这样一个女性颇有上进心并且功成名就的世界里——布朗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象征——也认定勾搭现象是一种低贱的表现。
批评家们不认为女性是受害者，反而把女性看作是冷酷的、野心勃勃的践踏者，认为她们踏碎了青春爱情的花骨朵，这时候，人们贬低女性的这种偏见就更加明显了。2006年，保守派评论家劳拉·塞逊斯·斯坦普（Laura Sessions Stepp）声称“现在的年轻女性像年轻男性一样追求性爱，无数的新闻报道也开始大肆宣扬性行为，这剥夺了男性自古以来在性爱方面占据的主导地位”。斯坦普认为这种颠覆，应当归咎于男学生们面临的日益增长的性挑战。[17]在她的这种揣测下，女性不仅仅失掉了她们应当有的温柔与矜持，更失去了她们自身富有的魅力。
非常肯定的是，无论大学女生是否真的在寻求这种肉身的欢愉，她们中的许多人都表示，不管怎样，这都不会让她们走进婚姻。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夸张，”西北大学2012级毕业生阿曼达·李特曼（Amanda Litman）说，“但是，我真心认为现在结婚会毁了我的人生。我想要自由。我想要奋斗和成功的机会，我想要搬到一座新城市，找到一份新工作，勇往直前，没有配偶和家庭的后顾之忧。如果需要的话，我想我能够一直待在办公室里工作到凌晨三点，而不用考虑给家人做晚饭的问题。”
李特曼所讲述的关于家庭的看法，仍然带有一种性别化的、屈尊卑膝的家庭关系色彩。这狠狠反驳了那些专家的看法——只要回归传统的家庭角色，也许就能“治愈”勾搭文化。事实上，正是出于对传统家庭角色的恐惧心理，才使得——至少来说——某些女性不断地寻求随意的性爱。“对于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阿曼达说，“谈一场认真的恋爱，感觉要以牺牲我们的进取心为代价，而且还可能夺取我们独立的能力，影响我们事业的发展。而随意的勾搭——通常是和那些可以一起上床的朋友，但也不是每次都是——则能够让我们享受身体上的发泄，并且不会为其他人花费我们的时间以及——最重要的是——我们感情上的精力。”
勾搭文化的另一位忧心者，《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罗斯·多赛特（Ross Douthat），曾警示那些享受着勾搭乐趣的女大学生们，应该小心自己追求事业的目标。在一篇名为《勾搭时代的爱情》（“Love in the Time of Hookups”）的文章中，多赛特针对一份研究（这绝对是保守派的污蔑）表达了他的担忧之情，这份研究认为一个女性性伴侣的数量，很可能会与她未来的离婚和抑郁倾向有关；同时多赛特还担忧晚婚可能会导致子女数量的减少。“人们所追求的这种新型爱情方式，很有可能会改变传统意义上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看法，”他写道，“当人们把生活的重心转向工作时，他们关注的更多是工作上的收益……但是，深入地说，这是以牺牲人们其他方面的生活为代价的。”[18]
多赛特的错误在于，他所担忧的那类人——主要是那些即将步入工作并推迟婚姻的白人女大学生——根据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其实她们已经在“新传统型幸福”，也就是在婚姻中安定下来。尽管在富裕的、受过教育的女性群体中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晚婚倾向和低结婚率，但是归根结底，她们结婚的概率依然比那些贫困女性要高。
而且，那些教育程度高、经济地位优越的美国人，不仅是晚婚的代表，还是整个国家离婚率最低的一类人群。如果多赛特忧虑的是“新传统主义”，那么在他形容为“与事业野心相配合的性文化”与“数不尽的性伴侣”的世界里，这类女性并不是“新传统主义”的敌人，而是它的未来所在。
就如同沙龙作家特蕾西·克拉克–弗洛里（Tracy Clark-Flory）——作为一名随意性爱的开创者，她倡导随意性爱已有多年——所写的那样，“茫茫人海中，我注定要孤独终生……而这样告诉我的人”，正是那些文化战士，包括罗莉·戈特利布以及劳拉·塞逊斯·斯坦普。“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有意地、积极地抵挡一些勾搭文化的批评者对我的影响，我经常用自己的方式，体会随意的性爱。如果按照他们的‘智言警句’——其中包括那句讨人喜欢的‘为什么当你可以免费喝牛奶的时候，你还要去买头奶牛呢？’——我注定要和猫生活在一起，孤独终老，以及其他的陈词滥调等等……而事实是，我快30岁了，我和订了婚的未婚夫同居，而且还打算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一个母亲。”克拉克–弗洛里在29岁的时候踏进了婚姻的殿堂。
罗斯·多赛特，还有其他社会保守派，他们费心阻挠这些富裕的、有权势的女性享有爱情或者婚姻。当然，他们真正关心的并不是这些女性未来的婚姻幸福，而是她们如何曲折迂回地去往婚姻的道路：在这条路上她们收获了经济、事业，最终还拥有了超越她们所处环境的社会权力和性权力，这些都是女性力量不断增长的真实表现。
这其实就是芒迪的观点。汉娜·罗森在《男性的终结》中写道，勾搭文化的批评者们认为女性受到了随意性爱的伤害，这种观点“忽视了女性近来从中获取的巨大利益，更重要的是，它没有看到这些利益正是基于性自由而产生的”。罗森认为那些“性欲旺盛”的年轻女性，同样也具有事业成功和参与社会的巨大潜能，“一个太过认真的求爱者”对这些女性来说，就像是在19世纪意外怀孕了一样：这是不惜一切代价都要避免的危险状况，以免阻碍她们的大好前程。[19]
那些被大众媒体描述成沉湎于勾搭行为的女性，根据人口统计的数据来看，实际上是最可能结婚的一类女性。这仅仅是勾搭文化被人们误解的其中一个方面。如果你只是泛泛读些关于口交和啤酒乒乓球[4]游戏的报道，那么你将错过很多真相。其中一个真相是，那些发生在校园中，与婚姻无关的性勾搭行为，并不是最近才有的现象。
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读大学的时候，“勾搭文化”就是个常态。那时，女生们会在联谊会上，或者在学生宿舍里和男孩们上床；他们进行口交（而且很少会因此得到回报）；他们做爱，有时是一夜情，有时会有后续，有时是和陌生人做爱，但是最常见的是和那些醉了酒的，以及那些一起说说笑笑、八卦聊天、跳舞吃饭的朋友们做爱。也有一小部分女性会去缔结认真的、长久的（比如持续数个月或者数年的）恋爱关系。我有一个朋友，她和她的男朋友高中时就在一起了；大学期间他们也一直保持着情侣关系，直到现在他们还是夫妻，并且已经有了三个孩子。还有很多的女性，她们几乎没有过勾搭的行为。
袭击与强奸，在联谊会上图谋不轨的欺凌，以及过度酗酒，这些都是严重的、骇人听闻的校园问题。但是它们不该被划入勾搭文化的范畴。勾搭文化是寻常小事。普通的寻欢作乐？普通的心灰意冷？普通的心碎悲痛？普通的考虑选择哪个男生今晚与自己共度良宵？是的，大多数时候的确是这样。对于那些18至22岁、对性感到好奇、远离家庭的监视、彼此住得很近的学生们而言，这再正常不过了。
事实上，当我读着那些把大学生异性恋爱关系描述为堕落并为这种现象扼腕叹息的文章时，我唯一感到陌生的，就是在我那个年代，我回想不起很多——或者说根本回忆不出——女性因为学业和工作而果断放弃婚姻的例子，这也让我相信，女性追求名与利的雄心壮志才是在今天真正引起恐慌的原因，而不是随意的性交。
许多社会学家们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现象，通过这些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勾搭文化绝非新生事物。密歇根大学的社会学者伊丽莎白·阿姆斯特朗（Elizabeth Armstrong）发声说，从20世纪中晚期的性革命至今，大学校园中的性习惯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同时她还指出，如今大学生们做爱的次数，要比他们的父母少。[20]根据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布的报告，从1988年到2010年，性活跃的青春期女生的数量比已经从51%下降到了43%，降低了八个百分点。[21]就像罗森所写的，“综合来看，现在年轻人的举止行为，可以说是向纯真时代的回归”。由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珍·特温格（Jean Twenge）主持并于2015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平均而言，相比于X一代和婴儿潮出生的前辈们，千禧一代的青年拥有的性伙伴数量更少一些。虽说如此，但有趣的是，特温格的研究比较的是人们在25岁以前拥有的性伙伴数量。25岁对当代的年轻人来说是个临界点，在这个年龄之前，他们的性伙伴数量少于先人，他们在25岁之前结婚的概率，也远低于任何一代的前辈们。[22]
宝拉·英格兰（Paula England）是纽约大学的一名社会学家，她也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大学期间学生们进行勾搭的次数，平均而言，大概只有七次，这里面包括了从亲吻到性交等各种亲密行为。这也就是说，一年勾搭两个人已经够让他们忙的了。她还发现，绝大多数（80%）的大学生，进行勾搭的频率要少于一学期一次。[23]在凯特·泰勒关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勾搭文化的文章中，她援引了一项调查，其结果显示，每十个大学毕业生中，有三个人在大学期间从未发生过勾搭行为，而且每十个人中间就有四个人从未做过爱，或者只和一个人做过。社会学家丽莎·韦德（Lisa Wade）的研究调查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根据她的估算，大约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学生会在大学期间进行勾搭，但是其中32%的勾搭行为只到亲吻为止，40%的勾搭行为是性行为。记者阿曼达·赫斯（Amanda Hess）曾对韦德的调查结果进行了解释说明，她说“这意味着……（未婚的）大学生们每四年才做一次爱”。赫斯还列出具体数字进行了总结，“只有不超过15%的单身大学生，会以一年两次的频率进行一些身体接触”。
剩下的其他女性，她们大概各有各的事情：一些女性已经有了爱情归宿；罗森引用了英格兰的调查结果，她说74%的女性（男性也差不多是这个比例），她们的大学爱情至少持续有半年之久。[24]有一些女性没有恋爱，她们忙着撰写情色艺术的论文，思考着她们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的终极问题；她们还忙着在日间托儿中心做兼职，或是为了上班起个大早，在三明治商店一边吃早饭一边幻想她们的值班经理长什么样子。还有极少数的女性在计划着她们的婚礼，因为确实还是有年轻人结婚的，只是这个数量比以前少了很多。
现实
她们每个人在做的事，不论是以什么方式，其实都在努力解决她们是谁、她们适合做什么的问题。她们想要探寻自己未来的样子，想要知道自己未来的工作，想要弄清楚谁是她们适合做爱的对象，想要追问自己到底只愿意做有意义的性爱，还是那些随意的性爱就已经足够令自己激情澎湃了，想弄明白她们究竟是适合那种平静如水、细水长流式的爱情陪伴，还是更钟情于在激烈的争吵中突然爆发出的触电般感觉，抑或是只想和她们的朋友、书籍、宠物一起简简单单地终老。
“那些关于勾搭潮流的报道，它们错误的原因就在此，”特蕾西·克拉克–弗洛里（Tracy Clark-Flory）写道，“女性们千姿百态。我们彼此各不相同。有些人通过同居的恋爱关系增加对他人与自己的了解；有些人则在酒吧的尽头和帅哥调情作乐，愉悦身心。有些人想要结婚；有些人则不想。有些人是异性恋；有些人则不是。有些人想要孩子；有些人则不愿意。即使我们都追求同一个目标，我们也没有统一的方法去实现它。”
当然，我们也没有统一的方法让自己免受伤害。首先我们生而为人，很容易受到荷尔蒙以及心电感应的影响。同时我们又是女人，尽管一心追求权力与性爱，但我们依然很容易陷入既甜蜜又迷惑的情感漩涡。
性与爱，尤其是在我们年轻时——我们的感情观还没有定型——所体会到的性与爱，对双方来讲，都包含着危险、痛苦以及失望。英格兰发现，66%的女性都承认，她们希望勾搭行为可以发展成为长久稳固的恋爱关系，这不仅仅是女性才持有的观点：58%的男性也有同样的想法。[25]
随着性伴侣的数量逐渐增长，我们也要看到，这确实会增加发生性病以及意外怀孕的几率。它还可能糟蹋你的灵魂，引诱发生一些恶劣的性行为。同时，我必须要加一句，它当然也会让你遇见可以与你完美做爱的性伙伴，发现自己的“性趣”所在，让你了解到做爱时双方灵魂的触碰与身体的感应。
在勾搭现象中，女性会比男性感受到更多的失望与羞愧，这或多或少与长期强加于女性身上的压力有关，自古而来，女性自身的价值是由她们能否吸引男性来衡量的。除此之外，在这样一个性自由的世界中，女性从古至今都背负着各种各样的性别歧视与社会重压。很大程度上，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在五十年前怀着忧闷之心所描述的那种恶劣的、物化的性，同样变成了当代年轻女性的噩梦——当性脱离了婚姻自由存在时，女性就会被贴上“轻佻少女”的标签，或者成为当代社会中浪荡的代表。
蕾娜·科恩是一名大学生，她曾为这本书的调查工作奉献过一己之力。她安排和不同女性的访谈，收集调查数据，并且和她的大学朋友们一起滔滔不绝地谈论勾搭文化这个话题。看到我对随意性爱（casual sex）文化所持的积极态度时，她保留了意见。“也许这部分话题谈论得有些过头了，”2014年的时候她跟我说，“我的许多同龄朋友，并不是出于凯特·泰勒所写的那种原因这么做”——为了事业上的发展而拖延认真的感情——“而是因为她们觉得人们都期望她们这样做，而且所有男人都乐意和她们这样做。”
如今这些不尽人意的、进退两难的困境，难道比前代人无法享受到自由的性爱还要更糟糕吗？某种程度上来讲，如果你是女性中的一员，如果你亲身经历过这些的话，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无足轻重的。
但是这种痛苦与失望，不知怎么地却被一些评论家们拿来与生物决定论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站在文化进步的对立面上，向女性寻求长期的恋爱关系这一点提出了质疑。身为记者的丹尼尔·伯格纳（Daniel Bergner）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女性到底想要什么》（What Do Women Want）的书，它对女性的欲望本能进行了冗长的研究。在他看来，性别的差异性早已在女性的身体里种下了欲望的种子。伯格纳还引用了德国的一项研究，“根据报告，新型情感关系中的女性与男性，平均而言，在渴望性爱的程度上是旗鼓相当的。但是那些和父母一起生活过一到四年的女性，她们比男性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性欲”。
安·弗里德曼写过这样的话，“女性喜欢做爱。她们并不想因此被社会所诟病。”[26]但是，她们却一直在被社会诟病。
弗雷塔斯引证的研究，以及蕾娜·科恩所叙述的那些不满和失望的情绪，不仅体现了个人心中的悲伤，还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性别偏见。它们证明：尽管女性的处境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她们对性的掌控权依旧比不上男性，当邂逅的对象满足不了她们的身体或精神需要时，她们依然会感到压力，感到像被出卖了一样；自身旺盛的性欲以及对性行为的默许，有时候也会让她们感到羞耻或者难受，并且因此怪罪自己。
男性作为长期以来的掌权者，规定了那些惩治女性性欲的条款。男性的性欲就是符合常理的、健康的；而女性的性欲却极容易被人看作有悖于道德。如果一个异性恋的男性节制自己的性欲，那么在人们的讨论中，他会经常被当作例子评判那些性欲旺盛的女性；然而如果一个女性节制自己的性欲，她就会被人们看作是假正经、性反常，或者缺乏女性气质。男性的寻欢作乐——性亢奋——是能够被大众所理解的；而对于女性的性亢奋，人们仍然把它当成一个未解之谜。年轻女性给人口交的次数，远多于接受口交的次数；色情文学还过度聚焦于男性的性宣泄，并且越来越多地以一种毫无根据的、近乎反人类的女性生理视角来写作。大多数性暴力都是针对女性的；发生在年轻女孩身上的强奸案与袭击案，到最后通常演变成了对受害者的责难，那些所谓的攻击者们，还有社会以及大众媒体，都在责备这些女孩儿自身的放荡以及“自找苦吃”。这些针对女性的大量不平等现象，在当代的勾搭文化里皆有迹可循。比如2013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研究报道称：“处于婚姻关系中的女性，从性交与口交过程中所获取的性高潮次数，是那些到处进行勾搭的女性的两倍。”[27]
但这并不是勾搭文化的错，也不是因为勾搭文化才产生的。
人们对女性满足感的忽视以及对女性生理知识的缺乏，已经延续了数个世纪；正式而庄重的感情生活，从来都不会和女性的性愉悦扯上关系。根据历史学家瑞秋·梅因斯（Rachel Maines）的说法，直到18世纪，医生们才开始辨认出女性生殖器官的各部分，他们终于能够分清楚阴道和子宫，也终于能够辨别阴唇、阴户以及阴蒂。梅因斯指出，尽管在当时，其他文化和国家已经对当代西方社会中的女性性高潮予以重视（这在当时很普遍，比如在早期的现代英国，人们就认为性高潮对女性的受孕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医生和心理学家们仍然坚持认为，“社会要以男性为中心，这是合乎常理且很有必要的，女性的性高潮只是男性性高潮的派生物，其本身的存在完全没有意义”。一直到了20世纪70年代，医学权威机构才“确认了在异性性交时，如果女性没有达到性高潮，那么男性一方在生理方面可能有所缺陷，或者他在心理上是存在问题的”。[28]除此之外，直到20世纪90年代，婚内强奸在某些州还仍然合法。
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大学才取消了家长制的条规，使男生和女生能够同时住在宿舍楼里；在这之前，女性被强奸、被恶劣对待，她们对自身的性欲和性行为感到的羞愧、后悔与内疚——要比当代女性强烈得多。
这就导致，以前的女性不大可能向他人敞开心扉，不论是向朋友、辅导员，还是家长。还有，以前女性发现自己怀了孕，或者染上了性病，她们也不大可能通过法律途径寻求保护与帮助。
蕾蒂·科汀·波格莱宾（Letty Cottin Pogrebin）回忆道，这正是为什么海伦·格利·布朗于1962年出版的《单身女孩与性》极具革命性的原因。她说，这本书“是时代的交汇点，它连接着两个时代。它极大地解放了我这一代的女性”。在上个世纪50年代读大学的时候，波格莱宾说，她和她的朋友们常常会八卦闲聊起某个学生奔放活跃的性欲，但是在二十五年之后的班级重聚上，她们却彼此坦白，那个时候她们谁也不是清白之身。“当时的我们谁也不是处女，而我们还八卦着别人的性欲，用鄙夷的目光看待她，”她说，“你必须要这样虚伪地活着，还认为只有自己是这样。”像她那代的很多女性一样，波格莱宾在大学毕业之前堕过胎，但是她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而且那时候也没有避孕药。”堕胎，她说，“是藏在每个人心中最深处、最隐蔽的秘密。”
用来掩盖女性生理经验与性体验的隔音板已经开始破裂。“海伦暴露了我们，”波格莱宾说，“海伦揭露了单身女性做爱的事实。”波格莱宾还说，正是这本书给了她“尊严，带给了她事业上的成功以及足够的资历，而不会被认为是淫荡的女人。”五十年后的今天，波格莱宾不自觉地回忆起来，格利·布朗结婚时的年龄是37岁。
如今，如果一个女大学生在兄弟会上碰见了一个令人糟心的男生，而这个男生还要陪她一起回家的时候，这个女生心里恐怕确实会生出厌恶之感，五十年前情况或许会更糟之类的安慰，也不能缓解她的痛苦。但是好的一方面是，即使今天人们都知道她在兄弟会上结识了一个男生，她也未必要把自己的后半生交付给这个糟心的人，也不必承受社会道德的责难。
而且，勾搭文化的批评者们设想出的方案，根本无法解决勾搭文化里的不平等现象，更别说完全消除了。赫斯曾说：“如果年轻的女孩儿找不到一个想做爱——哪怕只有一次——的人，那么解决方法就是不要只和同一个人做爱。”[29]
在今天这个时代，对待情感的矛盾情绪或许十分明显，但这揭示的不是新一轮的性冲动，而是说明相较于从前，如今的女性在情感、性倾向的问题上，拥有了更多、更新的选择权利。既然我们有了更大的自由，可以在生命中做多姿多彩的事，那么其中的有些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会享受安逸的夫妻生活；另外一些人喜欢放浪的生活，也有人坚守着独身主义。随着这些选择越来越多样化，我们很难去理解那些不太合我们心意的偏好：为什么有人沉迷于歌剧，而有些人就是爱死了妮琪·米娜[5]？为什么有的人每次都想换个新饭店吃饭，而有的人就喜欢待在家里看赛车竞赛？阶级、种族、年龄、身份、机遇以及社区环境等等，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着我们的选择；它们影响着可供我们选择的对象，也影响着我们身边人的行为方式；在感情问题上亦是如此。
但即使是受到这么多因素的影响，如今这个世界，那些多样化的感情方式和性行为，依然会被我们看作有悖常规或不成熟，因为它们有悖于我们一直以来对成年人的预期（或者说对成年人的要求）。过去，我们所期望和要求的，是每个人都走进同一个婚姻的入口。突然之间，人们挣脱了缰绳，向四面八方自由地奔去，并乐在其中。
人们行为方式的多样化程度令人诧异、五花八门、难以预料，不可否认，也是有点吓人的。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从中收获了幸福。但我们如果认为，曾经强加于女性身上的那种单一的、狭隘的性生活，能够引领更多的女性走进幸福，那实在是大错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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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性别隔离（gender segregation），性别学者大卫·科恩（David Cohen）指出，性别隔离有强制性（如监狱按罪犯的性别分配囚房）和自发性等的区分。文中讨论的即没有法律行政效力的自发性性别隔离，女性难以从事某些被预设是“男性的工作”。
[2]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美国第36任总统。
[3]魔多黑暗语（Dark Tongue of Mordor），英国作家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所著奇幻小说《指环王》（The Lord of the Rings）中的一种虚构语言。富有组织性、表达力。
[4]啤酒乒乓球（beerpong），又名投杯球，美国人发明的一种桌上游戏。游戏中，桌两侧会放置复数水杯，玩家轮流把乒乓球投入对方阵地的杯中，先把对方阵地的杯子全数投进即获胜。
[5]妮琪·米娜（Nicki Minaj），美国著名饶舌歌手。
9 单身时代的婚与不婚
蕾蒂·科汀·波格莱宾（Letty Cottin Pogrebin）回忆起1963年的一天，她刚刚出差回来，坐在格林尼治村的花园寓所里。这次出差她一共去了七个国家，回来后她就想：“我永远不要结婚。”那年她23岁，她说之前她一直以为，自己总有一天需要嫁人，依靠丈夫生活，但是这次出差打消了她的这些念头。“寻求自我实现的单身生活可以证明自己的能力——我自己修马桶，自己装灯，自己换轮胎，不需要别人来帮助我。这些事情你能自己做了，就不用可怜兮兮地当别人的婆娘了。”
第二天，波格莱宾接到一个男人打来的电话，邀请她到火岛（Fire Island）过生日。在那边的海滩上，她认识了劳动就业领域的律师伯特（Bert），六个月以后他们就结婚了。她说她丈夫是一名热心的女权主义者，他们一起参加妇女运动，一起阅读女权主义文章，平等地抚养三个孩子。她认为是她婚前的独立生活造就了他们夫妻平等的婚姻。认识伯特将近十年以后，她与其他人共同创办了《单身女性》杂志。“我四十八年没有和其他男人发生过性关系，”波格莱宾说，“以我过去的生活来看，简直不可思议。”
最讽刺的是，尽管传统性别角色的日渐淡化令保守人士甚感愤怒，但是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那些不愿进入传统婚姻的人拯救了婚姻制度。
如今美国人的单身现象越来越普遍，单身的时间也越变越长，他们比以往享有更大的生育自由和性自由，勾搭文化盛行，同性恋婚姻也变成了现实。尽管如此，或者说正因如此，大多数美国人都会结婚，或者和某个人保持一段时间认真负责的关系。这是目前美国与众不同的地方。
日本是一个结婚率迅速下降的国家，它的出生率与德国不相上下，均为世界最低（2014年日本的新生儿人数创历史最低）。日本国民已经开始摒弃婚姻，甚至摒弃异性之间的性行为，日本媒体将这一趋势称为“独身主义综合征”。[1]研究发现，有61%的未婚男性和49%的18岁至34岁的女性处于单身无恋爱关系状态，比五年前增加了10%。而另一项受日本计划生育协会委托进行的调查显示，有45%的24岁以下女性称她们“对性接触不感兴趣，甚至反感”。[2]根据日本杂志《女子Spa！》（Joshi Spa!）的说法，有33.5%的受调查对象认为婚姻是“没有意义的”。[3]
日本社会对异性配偶的排斥与他们性别角色的顽固僵化密切相关。日本女性接受教育，自己挣钱，然而家庭对她们的期望却没有改变。日本的工作周适合家有贤妻的男人，工作强度之大让一个仍需全心照顾家庭的女人无法应付。在日本，已婚职业妇女被称为“魔鬼人妻”。根据《卫报》（The Guardian）报道，日本人口与社会保障研究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0%的日本年轻女性称她们更愿意单身而不愿意进入“她们想象中的婚姻”。[4]《卫报》专栏作家阿比盖尔·豪沃斯（Abigail Howarth）报道称，日本有句古语“婚姻是女人的坟墓”，在今天已被改写成婚姻是“（女人）来之不易的事业的坟墓”。一名32岁的女性告诉豪沃斯说，“你不得不辞去工作，变成一个没有独立经济收入的家庭妇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