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黑人女性的这些看法，令人不安却又充满了矛盾：你太独立了，没人会要你；你不要那就连黑人也没有；你又为什么不要黑人男子？你是自我感觉太好了吧？你就是那种看不起自己是黑人的人。你是有问题吧？
“都是因为《新闻周刊》上的那篇文章，说什么女人过四十找男人比被恐怖分子干掉都难，”吉尔斯说，“这话太恶毒了，听了让人难受。它的意思明显就是，聪明的女人没有好下场。”在《新闻周刊》的那篇文章里，研究人员宣称，受过高等教育的未婚女性，30岁时结婚的概率有20%，到了40岁，不超过2.6%。这些数据作为令人恐慌的消息循环中的一部分，被苏珊·法鲁迪（Susan Faludi）一丝不苟地放在她1991年出的那本畅销书《反冲》（Backlash）中。《反冲》向独立女性传递的信息是，她们面临着一场“男人荒”。[38]
成功女人难嫁人的观点在过去三十年里久唱不衰，尽管已有种种迹象表明她们逐渐成为最容易出嫁的人群。还有，虽然几乎每一个种族、每一个宗教都在传达支持婚姻的信息，但是最受关注的可能还是黑人女性——不仅白人保守人士寻求政治途径惩罚她们，连黑人男性也对她们的独立耿耿于怀，尽管新闻记者塔米·温弗里·哈里斯（Tami Winfrey Harris）指出过，15岁以上的黑人女性中未婚者占45.5%，而在这一年龄段的黑人男性中未婚者占48.9%。[39]
艺人史蒂夫·哈维（Steve Harvey）曾和别人联合主持过几个关于成功黑人女性的电视专题，他就在节目中劝说她们降低择偶标准。2009年，他发表了一本畅销的交友指南《像淑女一样行动，像男人一样思考》（Act Like a Lady;Think Like a Man），书中观点和奥普拉的想法如出一辙。2011年，节奏蓝调歌手泰瑞斯（Tyrese）在一次采访中向“自称不需要男人、一心追求独立”的黑人女性发话，他对她们说：“你们去独立吧，让你们都孤独终老去吧”。[40]
在这众多的信息中，我们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虽然非裔女性的婚姻模式和独立生活向来有别于白人女性，但所谓的黑人女性单身危机并非如有些人所描述的那样耸人听闻。安吉拉·斯坦利（Angela Stanley）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最让人恼火的莫过于那些自以为是的言论，说什么像我这样的黑人女子不可能出嫁”。她驳斥了在社会上盛传的有70%的黑人女性未婚的说法，指出这个比例针对的只是25岁至29岁这一年龄段女性，而黑人女性到55岁以上仍然未婚的只有13%。
“黑人女性结婚晚，”斯坦利这样写道，“但她们还是结婚的。”
苏珊娜·莫里斯（Susana Morris）是阿拉巴马州奥本大学的英语教师，她说在她三十几岁的时候，她的大多数白人朋友都结婚了，而黑人朋友都还是单身。莫里斯并不担心她的婚姻大事，“我只想恋爱”。她希望有个人可以说说话，“我更感兴趣的是找个伴侣而不是结婚对象”。她又说，让人焦虑的是，“每次你翻开一本书或杂志，或者打开电视，就会有人在那里告诉你，你是个黑人女性，你太胖了，说话声音太大了，没人会要你。焦虑就这么来的！”跟斯坦利和安妮塔·希尔一样，莫里斯也认为，媒体将黑人女性的单身生活归于病态，这种“有意的误导和错误信息”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单身人士以各样的方式拥有正常的生活，只是未曾被人注意”。
2012年，作家海伦娜·安德鲁斯（Helena Andrews）这样写道，“从数据来看，以及按照媒体的说法——他们总是执着于用数据说话——我完蛋了。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女子，31岁仍然未婚，到哪里去找个好男人嫁掉？可我还不是嫁了？现在我每天早上醒来，身边就睡着一个男人，他是黑人！而且大学毕业！他不是罪犯，不是懒鬼，不是骗子，也没有私生子，而按照那些层出不穷的有关黑人婚姻‘危机’的故事来看，像我这样的人只能从那些人中选择。媒体你们听好了！我的卧室没有危机！”[41]
为福利而结婚
安妮塔·希尔在说到她和查克·马龙之间的未婚关系时承认，因为没有孩子，他们这种临时性的关系更加容易维护。“如果女的想要孩子，而且希望对方共同抚养，事情就会复杂很多。”虽然这么说，但她也开始明白，单身终究是不利的，毕竟这还是一个为已婚人士设计的世界。
虽然听起来非常实际，但是在这个人们已经可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和相爱方式的时代，什么时候结婚、为什么结婚的问题，最后常常要归结于生活的现实：医疗、探视权、夫妻权利，以及社会的认可。事实上，希望得到医院探视权、直系亲属继承权和医疗保险都是同性恋团体争取婚姻合法的主要原因。
对于不在美国出生的人来说，结婚是获得美国签证最好的且常常是唯一的办法。这正是小说家伊丽莎白·吉尔伯特（Elizabeth Gilbert）遭遇的问题。吉尔伯特曾经离过一次婚，离婚的痛苦激发她写了《一辈子做女孩》[3]这本畅销一时的回忆录，这次痛苦的经历使她发誓再也不结婚，但是当她的伴侣被禁止入境的时候，他们只能决定结婚。这一次的遭遇又激发她写了一本续集《承诺》（Committed），详述了她对婚姻制度非常矛盾的心理。
平价医疗法（Affordable Care Act）于最近被通过之前，许多人结婚是为了获得医疗保险。“我爱我丈夫，我们共同生活，我也打算一直和他在一起，”诺娜·威利斯·阿罗诺维茨（Nona Willis-Aronowitz）在2011年这样写道，“但同时我也后悔我们结婚。”他们结婚是因为有一次她男朋友进抢救室，但是处理医疗保险的行政人员质疑她是否可以继续为她的同居伴侣提供医疗保险。诺娜的母亲艾伦·威利斯（Ellen Willis）是女权文化评论员，父亲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是社会学家，两个人在很小的年龄结婚并在20世纪中期的时候离婚，但他们又在诺娜15岁的时候“很不情愿地”结婚了，“因为他们担心伴侣关系无法让他们的财产得到充分的保障”。诺娜当时忙着学习甚至都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42]诺娜结婚则是为了让她的丈夫加入她的健康保险计划，他们去芝加哥市政厅登记结婚的时候，她只穿了一件黑色的连衣裙和一双人字拖。
难遇有缘人
然而问题是，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找一个可以结婚、一起生活、一起度假、一起分摊账单的人，又谈何容易呢。
“这世上你我认为完美无缺的那种人是有的，或许千人之中会有那么一个，”简·奥斯丁在写给她侄女的一封信中说，“这个人风度和气魄兼备，彬彬有礼又不失心智见识。但是这样的人未必就能让你遇见，就算让你遇见了，他也未必就是有钱人家的长子，你某位朋友的近亲，而且不一定和你生活在同一个地方。”[43]奥斯丁所理解的是，缘分不是找到合适的人，而是要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条件里遇见合适的人，而这才是困难所在。
随着女性自我供养能力的提高，我们的择偶标准相对应的水涨船高。事实上，如今的标准已经远远超过了奥斯丁的时代。在奥斯丁那个时代，结婚是女性唯一的选择，否则生活将会非常艰难。当代妇女或许更有可能拥有圆满的生活，即使她们恋爱心切，也要保护自己免受不良婚姻的伤害。
来自华盛顿的小说家艾略特说她非常伤心，因为至今尚未找到一个人结婚成家，但是她又说自己并不遗憾。“说起来有点复杂，如果我真的想结婚，过去十年里我也交往过几个人，我可以退而求其次从中选择一个，但是我并没有那样做，”而她又说，“我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我从不违心地去将就，不过也不是说我这样做就是如愿了。”
艾略特也注意到现在男女交往的性质变了。“现如今，好像不会有一见钟情的事了，”她这样说。现在大家都更加懂得生活的现实。她记得曾经和一个有十万美元负债的男子交往，“这在以前不算什么，”她说，“可是现在，我自己没有债务。我不得不承认，如果对自己的经济状况负责，一个人打拼的话，和欠了那么多债的人一起生活，是很可怕的。”
一见钟情、没有负债，这样的伴侣在生活中可遇而不可求。即使没有这些优秀的男人，我们自己也能拥有足够完美的生活，因此我们的择偶标准提高了，这也是我们自身独立所带来的意外结果。从前，女人依靠男人供养、给予她们社会地位和栖身之所，而且必须结婚才可以名正言顺地享受性生活，并且生儿育女。在这种情况下，她们的标准可以降低，而且必然会降低，男人只要拿出一张工资条、有生殖器、还活着，就可以了。
如今女性的要求提高了，我们坚持为自己寻找更好的伴侣也是为了改善——从而拯救——婚姻。
遇见真爱多数靠的是运气和上天特别的恩待，是偶然的机会造就了生活中的奇迹，这其中有我们出生时的机缘，更有我们成长过程中所能得到的资源和选择机会。
我结婚也是因为机缘巧合。有天晚上我加完班回家，下了地铁，突然决定到我家附近的一家餐馆买个意面带回去。这是一家我非常喜欢的餐馆，我和我的女性朋友经常光顾那里。我点好单就坐在吧台旁喝水，边上正好有个英俊的男子在独自用餐，他一边看着杂志一边喝着葡萄酒。我从吧台上方的镜子里观察他，忽然产生了想认识他的冲动。就在无意之中，我的杯子从我手中滑落打在了吧台上，他抬起头来，于是我们就聊了起来。
当时我并非在寻找爱情，只是买个晚餐而已，但如若爱情来临我也不会回避。
我没有用过手段，使过计谋，那天晚上的事虽然发生了，但同样有可能不会发生。我的行为，我的穿着打扮，我对这段关系的反应和态度，以及他是否会给我打电话，都没什么特别之处。事实上，他当时还没有从上一段感情的伤痛中完全走出来，起初还在犹豫要不要开始新的关系。而我，要是听从电影《他其实没那么喜欢你》（He’s Just Not That Into You）的忠告，也绝不会去主动追求他，更不会知道我们竟可以一见钟情。
我生命中唯一做过的直接促成我认识这个男人并和他结婚的事，就是在认识他之前我是单身未婚。而这也并不是我有意为之，我曾多少次后悔自己没有接受不是最好但也过得去的关系，因为我无法向自己证明我的生命中一定会出现更优秀的男人。我想，或许我该面对现实，如果真的想走进恋爱，它就不会是完美的。
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不会去主动追求别人，除非我非常地爱他，因为我更愿意做别的事情，也不愿意和我不爱的男人消磨时间。我放弃这些机会也就意味着，当我爱的人真的出现，我就有去追求的自由。
我幸福地结婚了，因为在这个时代，单身也可以同样幸福。
穿着最好的牛仔裤结婚
女权主义领袖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曾经说她不想结婚，因为她不能在囚禁中做爱，她说：“我们自己正成为我们想要委身托付的那个男人。”她曾经说婚姻是一个人与半个人的结合，她曾经抛弃大学时的未婚夫，然而在66岁的时候，她还是结婚了。
她的丈夫大卫·贝尔（David Bale）是一名南非环境与动物权利活动分子，他们在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农村结的婚。
斯泰纳姆在谈到她认识贝尔之前的长期单身生活时说，“大约就在女权运动进入我生活的那个时候，我认识到：1）我并非一定要结婚，人们（甚至女性）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2）我无论如何不能结婚，因为结婚就是要放弃我的公民权利（我的信用评级，我的合法居所，我的姓氏等等）。”她在成年后经历了许多感情，她和那些男人的关系，用她的话来说，“无需考虑结婚，尤其是当我发现没有孩子很幸福的时候。”
她说她和贝尔之间本就无需考虑结婚，“我们因为相爱而在一起，但是我们的年龄——我们认识的时候他59岁，我65岁——似乎没有理由需要结成法律意义上的夫妻。”然而那些让人头疼的福利，使他们不得不改变主意，考虑结婚。
贝尔居留美国所持的签证类型前不久被国会取消，移民的事让他大为苦恼。他们咨询了律师，律师说最稳妥的办法就是通过结婚让他获得绿卡。
斯泰纳姆花了不少时间研究妇女运动给婚姻法带来的好处，她认为现在已无需担心结婚会使她失去该有的权利。她还咨询了好朋友，前切罗基族联盟主席威尔玛·曼基勒（Wilma Mankiller），后者在满天星斗的夜空下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建议她结婚。
斯泰纳姆和贝尔已经计划好前往俄克拉荷马州参加切罗基民族节的庆典。他们一到那里就驾车前往该州的一个小法院领了结婚证书。斯泰纳姆说和结婚证一起给他们的，还有一袋洗衣粉，以及当地商家免费赠送的各种各样的家用清洁剂样品。贝尔的一个女儿，以及斯泰纳姆的几个朋友早已在那里准备参加这次的大团圆。
黎明时分，曼基勒的丈夫查理·索普（Charlie Soap）围着篝火用切罗基语主持了婚礼，然后一名女法官、曼基勒的朋友主持了法律仪式。“我们吃了丰盛的早餐，”斯泰纳姆说，“仅此而已！”
斯泰纳姆惊讶地发现，他们在农村举行的这场婚礼很快就被媒体知道了，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各种报道铺天盖地而来。有曾经希望她坚持独身的女性对她表示的失望，也有少数人对她终于屈服于她曾力图反抗并改变的制度，而发出胜利的欢呼。大多数人的反应是热烈的，年届66岁的斯泰纳姆已无需担心她要放弃自己独立的地位，让人们感到高兴的是，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她终于决定去做她曾经不想做的事情。
当《哦，奥普拉》杂志（O,The Oprah Magazine）要求刊登她的结婚照时，她发了许多张给他们。“可是他们给我的回复说，不对，我们要的是结婚照，可这些照片上你穿着牛仔裤。”斯泰纳姆给他们解释说：“那是我最好的牛仔裤啊！”
斯泰纳姆回忆说，贝尔在和她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都会陪同她参加校园活动和举行演讲，而且经常在活动之后和学生进行交谈。斯泰纳姆发现这些学生，其中大多数是年轻女性，非常渴望“能够有一个男性——因为我们的关系，也因为他的身份——来告诉她们，不用放弃自己也可以得到男人的爱”。她说她没想到“她们是如此渴望有人来证明给她们看，然而真实的例子却凤毛麟角”。
事实证明，结婚对于斯泰纳姆和贝尔来说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如果我们没有结婚，大卫就不能享受我的健康保险，”她说，“大约两年后他生病被确诊为脑肿瘤，在医院和护理院住了将近一年时间，如果没有我的健康保险，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孩子，都会破产。”
和斯泰纳姆结婚三年后，贝尔离开了人世。
回想那个时候，斯泰纳姆说：“那个时候的热情让我们每个人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她继续说，可以说，贝尔的这场病使她明白了“什么叫灾难，但是我不后悔有这样的经历。我想我被派遣到他生命中去，帮助他在他离开世界之前更好地享受生活。他也被派遣到我生命中来，让我认真地过好当下的生活。”
斯泰纳姆说，结婚的经历使她明白了婚姻这个古老的习俗，其“最大的残余思想”是什么，那就是人们对婚姻的理想化，认为它高过其他所有的爱。
“仍有人这样认为，因为我们是合法的夫妻，他就是我生命中的最爱——我也是他生命中的最爱。”斯泰纳姆说，“这是对人类独特性多么大的误解。他以前有过两次婚姻，他有已经成年的孩子，他们都非常出色。我和别的男人也有过幸福的爱情，他们至今仍然是我的朋友，是我特别的家人。有些人终生只有一个伴侣，但是大多数人都不止一个——我们的每一段爱情都是我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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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由于城市化、工业化、非法移民、政府腐败等问题，美国历史上一个政治、社会变革风起云涌的时期。
[2]阿米什人（Amish），基督新教再洗礼派门诺会中的一个信徒分支。以拒绝汽车、电力等现代设施，崇尚简单朴素的生活闻名。
[3]《一辈子做女孩》（Eat, Pray, Love），由该书改编的同名电影译为《美食、祈祷和恋爱》，由茱莉亚·罗伯茨（Julia Roberts）主演。
10 未来怎么办：从单身独居到为人父母
阿曼达·内维尔（Amanda Neville）是品牌和内容策划师，她在德国和弗吉尼亚州长大，现在生活在纽约。她30岁出头的时候结束了一段认真的感情。2003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寻找领养家庭的孩子做过一个专题节目，那是一些年龄较大的孩子，他们描述自己在领养会上希望被人挑中时的心情让她很受触动，从此产生了领养孩子的念头。“我看了很心酸，就像一颗种子埋在了我的心里，”她说，“想到有人没有家，想到他们为了让自己有人爱而去讨好别人，我心里就非常难过。”阿曼达20来岁的时候和她的大学男友结婚，在他们短暂的婚姻里，她和丈夫讨论过领养孩子的事，但尚未真正落实他们就分手了。
她和她在30来岁分手的那位男朋友，倒是已经开始走收养程序了，虽然后来两人分道扬镳，但她还是不想因此而放弃。“我的任何决定都与我是否有伴侣无关，为什么这次要例外？没有道理的。”30多岁单身的她，不想因为没有伴侣而改变她的人生轨迹，于是她继续申请从埃塞俄比亚领养孩子，当时埃塞俄比亚允许单身人士领养孩子。她在等待合适人选的时候，代理机构又说俄罗斯有一名特殊儿童，于是她三度前往俄罗斯，并在35岁那年带着4岁的聋女妮娜（Nina）回到她纽约的家。
“她是一个非常棒的孩子，有爱心，又可爱又有趣，我非常庆幸上天把我们安排在一起。”阿曼达说，“不过她也是个麻烦，很难应付。”5岁的妮娜植入了新的人工耳蜗，正在慢慢学会辨识声音，听懂一些话，她和阿曼达用唱歌的形式交流。阿曼达经济拮据，她自己开了一家咨询中介；2013年，她又开了一家葡萄酒商店。妮娜上的虽然是公立学校，每天三点钟才放学，但是每个月的托管费至少也要一千美元。她们很少外出，因为妮娜有时会乱发脾气——阿曼达认为这是她在孤儿院待太久的缘故，唯有这样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阿曼达说她们“非常非常孤独”。
单身女性在是否独立生养孩子的问题上拥有越来越大的自由，这引起了许多不安，其中经常提到的就是她们在社会交往上会产生孤立感，同时还会耽误恋爱。但是在妮娜来到这个家庭不久后，阿曼达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那是她几个月之前认识的一个男子发来的，他主动提出要帮助她。“他在邮件里说，‘我甚至无法想象你所经历的这一切，也不知道我可以从哪里开始帮助你，但是我会做饭，会修理东西，如果你需要什么，就告诉我。’”阿曼达邀请他来到家里，不久他们就开始约会了。2013年底，他搬来和阿曼达、妮娜共同生活。
从生育角度来说，女性的自由是有限度的。若要证明美国单身女性独立运动的规模、力度和决心，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恐怕还是在过去四十年里，她们是如何想尽一切办法跨越、甚至改变身体和生育系统给她们设定的限期。当代女性对是否生育、何时生育以及如何生育的问题重新做了定义。
然而，能替代自然生育并且简单易行的方法却是寥寥无几。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她们生育的最佳时机是有时限的，这是铁定的事实。过去大多数女性在20岁左右结婚生子，生育的“机会之窗”和婚姻之窗正好重合，长期以来将夫妻和婚姻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而现在，这两个窗口已不再如此贴切地重叠了。
选择冻卵的年轻妈妈
婚姻模式发生改变并造成生育延后，这使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晚婚晚育的风潮推动了高利润的生育技术领域的迅猛发展；还是生育技术的出现使女性生育的时限得以扩展，为女性创造了可以安心晚婚晚育的空间和希望？两项发展之间，我们很难界定谁影响了谁，但二者产生的实际作用却是分不开的。
如今那些推动妇女晚育的生育技术，它们本来并不是为了服务单身或晚婚晚恋的人群才发展起来的，但是它们出现的年代正值职业解放运动、政治解放运动和性解放运动的兴起，正是因为这些解放运动，我们今天的单身女性才能在迈入成年之际拥有丰富而充实的生活。
1978年，第一例体外受精婴儿成功出生。这就是被媒体惊呼为“试管婴儿”的露易丝·乔伊·布朗（Louise Joy Brown），她的母亲是30岁的莱斯利·布朗（Lesley Brown），这位母亲20岁刚出头的时候就结婚了，努力了九年却一直没能怀上孩子。两名英国医生，罗伯特·爱德华兹（Robert Edwards）和帕特里克·斯代普托（Patrick Steptoe）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从事体外受精研究，并为实现他们未来主义的志向进行了十多年的探索。研究工作尚未取得成功就有人将消息泄露了出去，在科学界和大众媒体上引起了末日般的恐慌。1953年和另一位科学家共同发现DNA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生物学家詹姆斯·华生（James Watson），在1974年的国会委员会上说，制造试管婴儿的做法将会造成“各种严重的、恶劣的情形”，“全世界的一切，政治的，道德的，都将失控”。[1]
华生的预言一语成谶。谁来生育、如何生育以及何时生育的问题，现在确实已经失控，世世代代支配着、塑造着家庭生活的法则和规制已经崩塌。今天通过体外受精方式出生的婴儿已达五百万左右。2010年，罗伯特·爱德华兹因发明体外受精技术并为改变世界做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当时，他的搭档斯特普托（Steptoe）已经离世。
体外受精技术为一些女性带来的福音产生了令人震惊的影响，但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不安。2012年，一名61岁的巴西女子产下一对双胞胎。澳大利亚55岁以上产子的女性人数，由1996年的11人上升到2006年的22人，至2011年这个数字则达到了53人。[2]在2010年的英格兰，母亲年龄在45岁及45岁以上的新生儿有1758名，而在2000年，这个数字是663。[3]
生育技术的发展为那些想要孩子却尚无伴侣的单身女性提供了生育的可能与前景，她们可以通过接受精子捐赠而受孕；它为因多种缘由到40岁左右、甚至50多岁才想生育的女性以及希望拥有孩子的同性伴侣，实现了以前不能实现的愿望；它还为生育技术原先针对的服务对象，即传统模式中较早婚恋但是未能生育的年轻女性，重新绘制了人生蓝图，她们有了更大的可能性拥有孩子。
无需通过两性结合的体外受精方式，催生了许多其他方面的进步和生殖替代方式，使我们在考虑何时生育、和谁生育时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现在我们可以求助于精子捐赠进行受孕，制定各种代孕计划，冷冻卵子以备后用，还可以在胚胎植入子宫前评估它的健康状况和生命力。
然而，不要天真地以为生育技术只有优点。它的费用视乎所用技术和尝试的次数，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美元，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高不可攀。生育技术需要在人体内注入荷尔蒙，而且常常失败，给患者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一次次的伤害。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报告称，尽管成功率越来越大，新的技术，包括卵子捐赠和冷冻技术，每一年都在提高成功的概率，但是在40岁的女性当中，医学辅助生殖的活产率只有22%，而到44岁的年龄，这个比例骤然降至5%。[4]
尽管各种生育技术存在种种缺点，但是女性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她们一直在努力地克服生育障碍，并创造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生育健康市场：美国人现在每年在生育治疗上的支出大约是五十亿美元。[5]而且由于婚姻的延迟、生育技术的惊人发展，社会保守人士的最大担忧变得更加真实：因为体外受精技术的出现，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以及生物学都已不再像过去那样，要求家庭结构必须是异性恋核心家庭。异性恋核心家庭不再是美国社会唯一认可的可以繁衍后代的机制。如今世界各地的家庭结构都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趋势。
高龄妈妈
女性长久单身最明显的结果是，她们生孩子比以前更晚了。美国初为人母的平均年龄从1970年的21.4岁跃升至2013年的26岁，2010年十个新生儿中有四个以上的母亲年龄在30岁以上，七个中有一个母亲的年龄在35岁以上。[6]不仅如此，2009年，有8%的头胎新生儿，其母亲的年龄超过35岁，而1970年这个比例仅为1%。[7]从1990年至2008年仅这十几年时间，35岁以上的产妇数量上升了64%。[8]
然而推迟生育本身就存在诸多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如果你是一名超过24岁的未婚女性，你可能已被多种渠道的信息说服并相信自己的卵巢正在萎缩，卵子质量也在下降。而就像此时此刻，你明明读到了这样的信息，却依然没有要怀孕的打算。
2001年我正值26岁，当时美国生殖医学协会在纽约市投放了铺天盖地的生育广告。广告上是一只形似沙漏的奶瓶，瓶中的乳汁即将耗尽，生物钟在滴答作响。“年龄增加影响生育能力”，广告上说。我记得有次一辆巴士从我身边开过，车身上是这则让人发怵的广告，跟在后面的一辆巴士上则贴了凯莉·布拉德肖的海报。
第二年我27岁，经济学家西尔维娅·安·休利特（Sylvia Ann Hewlett）出版了她的畅销书《创造生命：职业女性与生育诉求》（Creating a Life:Professional Women and the Quest for Children）。她在书中告诫说，20多岁的女人追求事业而不抓紧结婚生子是错误的，因为女性到27岁卵子质量便开始走下坡路，到35岁会直线下降。她警告说，我们都是在自欺欺人，并不清楚自己的生育能力正在快速下降。生物钟在滴答作响，时间不等人。
休利特的书引起了很大的轰动，《60分钟》（60 Minutes）为此拍了一段节目，《时代周刊》（Time）发表了题为《孩子vs.事业》（“Baby vs.Career”）的封面故事，同样发出了紧迫的催促。《纽约》杂志也以“婴儿荒”为标题，刊登了记者范妮萨·格里高利阿迪斯（Vanessa Grigoriadis）对一名29岁女子的采访。这名女子说，她看过《60分钟》的那一集节目，第二天早上醒来“又是《纽约》杂志的封面，还有《视野脱口秀》（The View），我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说婴儿荒，纽约就像爆发了什么流行病似的，人人都在警告你要小心，‘在家待着别出门！紧急播报：你的卵子快要不行了！’”
那时格里高利阿迪斯28岁，她承认自己也有这样的恐惧。她在文中这样写道，自从20岁以后，她的全部心思就是在执行自己的人生计划，那是“充满征服和冒险的计划：要当作家，要环游世界，要尽情尝试各种生活，直到不得不安顿下来建立一个完美的家庭，一个只要照自己的心愿生活就必然会有的家庭……那时候，拥有独立是多么的美好——至少对于我们这些惯用‘美好’一词的人来说——而现在这样的生活已不再美好了”。[9]因为生物钟在滴答作响，时间不等人。
那些担心卵子质量的人，他们是出于好意，为了不让年轻女性一不小心就像利希滕斯坦（Lichtenstein）的卡通片里那个白痴女人那样叫着“啊我的天，我忘记生宝宝了！”
然而这种强烈的焦虑感，是从以往的年代衍生出来的。作家珍·特温格（Jean Twenge）在年过三十后对休利特所说的生育能力减弱产生了怀疑。她通过大量的研究发现，人们常说的35至39岁的女性努力一年后仅有30%的几率能怀孕的说法——2004年科学杂志《人类生殖》（Human Reproduction）曾经发表过——它依据的竟是法国从1670年至1830年的出生记录。特温格指出，指导数百万女性何时怀孕的建议，“所依据的统计数据竟然来自一个没有电力、没有抗生素、没有不孕症治疗手段的时代”。
而更近代的状况是，第二次浪潮后的一代，相比于她们的下一代，也就是我们这一代，她们的处境更加艰难。那一代人人口数量相对较少，面临的选择也更少，在行为规范上受到更加严厉的评判，在家庭结构和生育时间上也受到更多传统观念的束缚。因此，当时在担任公司要职的一小部分女性中，生育率是很低的。
休利特和她的同僚们犯了一个错误，她们认为如今遍布美国的越来越多的都市单身女性会直接套用过去的模式；事实上，这些单身女性——这些让男人也不得不单身的女性——却正在将生育技术推上一个新台阶，她们会在未来创造一个巨大的市场，或者说已经创造了这样的市场。要知道，就连休利特本人，她在56岁那年出版《创造生命》一书时都已经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了，其中最小的一个年仅5岁。也就是说，多亏了生育治疗技术，休利特才能在51岁时怀孕生下这个孩子。
卵子质量下降这种危言耸听的说法，并没有引发早婚潮的到来，也没有造成初次生育年龄的明显下降，这说明职业单身女性对待新的生活方式的态度是认真坚定的。
也许是单身女性不想听取告诫，更有可能是虽然这些告诫让她们感到不安，她们也无计可施。单身状态不像我们穿在身上的衣服，冷了就可以脱下换一件厚的；独居生活并不是轻易就可以改变的。这就是她们的生活，她们又能怎么办呢？
在我27岁的时候，热心的妇科医生给我做完检查后，向我汇报了我的纤维瘤情况。她说如果我想要孩子，就要接受手术切除子宫里的这个良性肿瘤。这个医生真是太好了。我起身告辞的时候她笑着对我说，“除了还在长，其他一切都好。希望你抓紧时间结婚，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后来我再也没有去找过她，这就是我的生活，我又能怎么办呢？
珍·特温格在她的书中饶有趣味地回忆了2002年的一集《周六夜现场》，“根据西尔维娅·休利特（Sylvia Hewlett）的说法，职业女性应该赶紧生孩子，因为27岁以后我们的生育能力就会大大下降”，“周六更新”（Weekend Update）的主持人蒂娜·菲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西尔维娅说得没错，我27岁的时候应该生个孩子的，在芝加哥开个摩托车手酒吧，每年赚个一万两千美元，那样的生活应该不错”。
瑞秋·德莱奇（Rachel Dratch）接着她的话说，“没错，西尔维娅，谢谢你提醒我抓紧生孩子，呃，我和我那四只猫马上就去行动”。
艾米·波勒（Amy Poehler）补充说，“我的邻居有一个非常可爱的中国宝宝，会说意大利语呢……所以，你知道，我这就去买一个”。
玛娅·鲁道夫（Maya Rudolph）则说，“没错，西尔维娅，也许你的下一本书该说说和我们同龄的男人了，叫他们不要再玩《侠盗猎车手3》（Grand Theft Auto III），不要再等《双面女间谍》（Alias）里的那种小妞了”。
在拍这集脱口秀的时候，四个喜剧演员都还没有孩子，但是现在，特温格心满意足地说，她们四个一共生了九个孩子，这九个孩子中除了一个，全都是她们在35岁以后生的。
然而，并不是说晚育是最好的解决途径。事实上，和我处境相似的许多人，都没有我们20来岁的时候更加容易怀孕。虽然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接受过生育治疗的朋友都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是有少数几个未能如愿当上母亲，她们不仅经历了巨大的痛苦，而且付出了高昂的治疗费。
不仅如此，在三四十岁甚至五十多岁的年龄生育，身体上也要经受巨大考验。随着年龄的增长，生下的孩子出现染色体异常、发育异常或罹患自闭症的风险也将越来越高。一些高龄不孕女子在接受生育治疗过程中忍受了巨大的痛苦，医生也尚不确定大剂量的荷尔蒙是否存在长期的副作用。
晚育还会使原本可能多生的家庭少生孩子。劳伦·桑德勒（Lauren Sandler）在她的《独生子女》（One and Only）一书中记录了独生子女家庭数量的上升。根据她的说法，仅生育一个孩子的女性比例，从1990年（当时只有10%）至2010年增加了一倍以上，并在2013年达到了23%。[10]这其中有部分原因是晚育造成女性可以继续生育的时限缩短，继发性不孕[1]概率提高。但是许多妇女推迟生育都事出有因，她们有的在忙其他事情，有的在犹豫要不要孩子，有的则在生育的愿望和经济负担之间进行权衡。对于这些女性而言，少生未必就是坏事。在一个对于女性来说家庭事业仍然难以两全的国家，为了维护家庭的财务稳定和良好的婚姻关系，保持夫妻间的性活力，使双方的事业均能得到满意的发展，只生一个孩子不失为一种良策。
而且，很大程度上由于许多人过着更长久的单身生活，美国人已逐渐醒悟，虽然这世上喜欢孩子、渴望成为父母的人比比皆是，但是认为生命的意义和认同感不仅仅或不是主要来自为人父母的也大有人在。
无子——主动的选择
我们传统思想里对于什么塑造了女性的生活、她们生活的动力是什么的认识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很难去理解某些女性下定决心不想要孩子的做法。2002年《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关于休利特的文章，作者在文中向读者建议：“请你们听一听成功女性如何谈论自己未能生育的事，当中充满了悔恨和遗憾。”[11]言下之意就是女子未能生育便是失败，这种一概而论的假定在我们阴魂不散的性别身份观念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是，有许多成功女性并不这样认为。
“要是我有孩子，我的孩子一定会怨恨我。”奥普拉·温弗瑞在不久前接受采访时说，“他们可能会在另一个类似《奥普拉》的节目上说我如何如何；因为（我的生活中）肯定会有人受罪，而且受罪的很可能就是孩子。”
温弗瑞似乎理解，并非每个女性都有同样的做母亲的愿望。她把自己的人生轨迹和她的好朋友盖尔·金（Gayle King）作了比较。她说盖尔·金“就像一个七年级的孩子，在家政学课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还有孩子们的名字。在她梦想着生儿育女的时候，我在梦想着如何成为马丁·路德·金”。[12]
2009年美食广播网明星瑞秋·雷（Rachael Ray）在记者辛西娅·麦克法登（Cynthia McFadden）问到她“曾经说过很经典的一句话‘忙得没有时间要孩子’”时解释说：“我今年40岁了，工作占据了我大量的时间。”瑞秋·雷和温弗瑞一样，认为把工作责任让位给育儿是不可思议的。“我对待我的狗狗无异于一位好母亲，但我无法想象如果这是一个小孩会怎么样，而且，我真的不想……我无法想象有人给我三个月或六个月的假去生孩子，这个压力太大了，我觉得这样不仅对孩子不公平，对我的同事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很少有人承认，女性可以通过无数的办法在这个世上留下自己的印记，生育孩子只是其中之一。生儿育女长久以来都是女性生活的首要原则，生育状态往往被认为是女性身上唯一值得关注的东西，而这掩盖了她们身上的其他兴趣点。伊冯·布里尔（Yvonne Brill）是一位极具开拓精神的火箭科学家，她发明了能使卫星保持在正确轨道运转的推力机制，但是2013年布里尔以88岁高龄去世的时候，《纽约时报》是这样描述她的：“她的俄式酸奶炖牛肉堪称一绝，随着丈夫的工作搬迁，有长达八年的时间，她放弃自己的工作专心照顾三个孩子，她的儿子马修说‘她是世界上最棒的妈妈’。”这段文字出现在整篇悼文的第一段，接下来才是对她一生科学成就的介绍。
没有孩子的妇女在接受采访时，无论是谈到孩子还是事业，都经常被问到这些问题，你想要孩子吗？你打算生孩子吗？没有孩子你后悔吗？2013年《嘉人》杂志给33岁的女演员佐伊·丹斯切尔（Zooey Deschanel）做人物专访，在记者问她是否会优先考虑生孩子时，她回答说，“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我并不是生气你问这样的问题，但是我曾经说过，你们不会问男人这样的问题”。
他们确实不会问男人这样的问题，即使问了，也没有人奇怪听到对方说他们要优先考虑其他事情因此不要孩子，他们肩负各种责任，心怀各种理想和抱负等等，也不会奇怪听到他们说有了这些就可以心满意足，没有孩子又有何妨。但是，难道女性就没有理想和抱负，女性就不能从孩子以外的地方得到满足吗？
网上有个帖子叫“多萝西·海特（Dorothy Height）的女儿们”，发帖者罗宾·考德威尔（Robin Caldwell）这样描述这位刚刚去世的传奇民权领袖，“多萝西·海特终生未婚、身后无嗣，对于有些女性来说这可能是奇耻大辱，但是对于我和其他庆幸世界有这样一位民权活动家、女权运动领袖的人来说，她留下了无数的女儿”[13]。
2015年，《欲望都市》主演金·凯特罗尔（Kim Cattrall）在被问到她没有孩子的问题时回答说，“我也是一位母亲，我指导年轻的演员，我有和自己非常亲近的侄子侄女……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无需将自己的名字写进孩子的出生证也同样可以为人母。[14]你可以非常清楚、非常明确地表现出母性的一面，很有满足感”。
凯特罗尔和考德威尔并非是最早说出这样煽情话语的人，在她们之前还有单身君主伊丽莎白一世。1558年这位君主在议会一再要求她结婚时回答说：“我恳请诸位不要责怪我没有子嗣，因为你们中的每一位，以及英格兰的每一位子民，都是我的孩子和亲人。”[15]“在我过世之后，可能会有许许多多的人取代我成为你们的母亲，然而没有人会像我这样，更愿意成为你们所有人的生身母亲。”[16]
即使没有孩子，女性仍然肩负各种责任，包括对其他人的责任、工作上的责任、对同事的责任，以及对别人家庭的责任。
20世纪70年代，有十分之一的美国女性未曾在育龄期生育孩子。2010年，这个比例将近达到五分之一。[17]在增加的人数中约有一半[18]是想要孩子却未能在生物钟滴答完之前及时找到生育的途径，另一半则是因为有别的生活模式可供选择而放弃生育，至少她们有其他更想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