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女性对婚姻的排斥，法律和社会风俗开始略有让步，为女性让出些许空间，让其在婚姻制度内获得一点独立，尽管这一过程十分艰难。女性请求颁布《已婚妇女财产法》（Married Women’s Property Acts），并要求实行独立调查，在丈夫不在场的情况下，允许法官与妻子单独对话。1839年，法院批准该请求，由此逐渐开始推翻夫妻财产一体的制度，虽然这个过程已经历时一个多世纪。19世纪60年代末，玛拉·布拉德韦尔（Myra Bradwell）申请法律从业执照，并援引第14条修正案的内容，以捍卫自己从业的权利。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以已婚妇女无权单独经营业务为由，驳回了她的请求。玛拉对裁决表示不服，但法官约瑟夫·布兰德利（Joseph Bradley）在判决书中写道：“原告显然无法证明历史上择业是女性的基本权利之一，”布兰德利认为，“女性的首要任务和使命是完成做妻子和母亲的责任，这是一个高尚而又美好的职责。”[40]
与此同时，法律更是打压一切有助于女性逃避“美好职责”或与此相关的行为。1873年颁布的《康姆斯托克法》（Comstock Act），以及不久之后实施的一系列州法律，规定传播“淫秽”信息为违法行为，所谓“淫秽”信息包括有关节育和避孕的宣传资料。各州法律开始全面禁止堕胎，而在此之前，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法律是允许堕胎的。到了1880年，除非是为了挽救孕妇的生命，堕胎基本被禁止。
同一时期，世界各地的科学家试图用医学证明女性和有色人种从能力上便天生低等，让压迫女性和歧视有色人种的行为有理有据。
1864年，德国科学家卡尔·沃格特（Carl Vogt）写道，“就智力构成而言，成年黑人的智力与白种人的小孩、女性和老人相当。”1879年，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也撰文称，“在最智慧的人种中……许多女性的大脑，在大小上更接近于大猩猩的大脑，而不是最发达的男性大脑。这种劣势非常明显，目前无人可以辩驳，只是程度上还有待讨论。”但是勒庞也承认，“毫无疑问，的确有一些女性非常出色，明显优于普通男性，但这样的怪胎，就好比是长了两个脑袋的大猩猩，完全可以忽略”[41]。
毫无疑问，这些诊断的背后隐藏着对女性反叛的恐惧，正如勒庞所写，“让女性接受与男性相同的教育……是一种危险的思想。如果有一天，女人误解了女性天性赋予她们的低等工作，她们就会离开家庭，加入战斗，那一天便是社会革命的开始，一切维系家庭的神圣纽带都将消失殆尽”[42]。
美国医学界也将欧洲的医学声明作为理由和依据，建议限制女性的生活，促使她们依附于男性。在1873年出版的《教育中的性别；给女孩一个公正的机会》（Sex in Education;or A Fair Chance for the Girls）中，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克拉克（Edward Clarke）提出，女性如果和男性一同学习，而且负担一样的话，她们的大脑将会不堪重负，子宫和卵巢也会退化。[43]钱伯斯–席勒更在报告中称，医学界认为“更年期的痛苦很可能就是女性生殖器没有定期沾染男人精液引起的”。
然而，尽管如此，依然有很多女性坚持不结婚，并且继续寻求改变。
进步时代
进步时代（1890年——1920年），是美国政治和社会出现巨大震荡的时期，正好也是美国女性结婚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的一个时期。在这数十年中，美国发生了许多大事，包括确定公平劳工标准运动、税号改革、公共教育改革，以及反私刑运动（私刑已成为南方白人对付非裔美国人的致命武器）等。[44]
欧洲移民开始大量涌入东海岸城市，或前往中西部地区，日本移民则越来越多地选择西海岸。华人移民虽遭禁止，但原有的华人社区也在不断扩大。美国的社会难题变得更加复杂，社会普遍认为是妇女选举权运动促成了工会运动，又进一步推动禁酒运动和社会福利改革。所有斗争都与一连串的技术创新相关联，这些技术创新创造了新行业，解决了新移民的就业问题。这些新移民继而加入当时的劳工运动、妇女选举权运动、教育改革运动和民权运动之中。
很多年轻女性迫于1873年和1893年的金融危机，纷纷涌向城市寻找工作机会。城中的工作种类很快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很多女性原先在销售工厂产品的零售市场中做售货员。在打字机和电话机发明之后，她们从事打字员、电话接线员、秘书等职业。1870年，职业女性的比例还不到非农业女性劳动力人口的7%，而到1920年，这个比例增加了一倍多。[45]
许多女性，尤其是在工厂从事体力劳动、生活贫困的移民，每天劳动很长时间，没有休息日，工作场所环境恶劣，没有防火措施，没有监管。数以百万计的女工身处这样恶劣的工作环境，这是劳工运动出现的根本原因，而劳工运动之所以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未婚女性的推动。
“女性领导和参与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人罢工，”历史学家南希·科特（Nancy Cott）在评论波士顿一家报纸所报道的罢工事件时这样说。19世纪30年代，马萨诸塞州洛厄尔镇爆发了几次“关掉机器”的罢工，期间，“其中一位领袖站在机器上，就女权问题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篇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6]式的演说”。[46]
大多数在工厂干活的女工都是年轻的未婚女子。根据历史学家凯西·佩斯（Kathy Peiss）的说法，1900年，纽约市共有三十四万三千名有职业的女性，其中五分之四是未婚。[47]1909年，一家生产女式衬衣的工厂女工发起了一次罢工活动，史称“两万人大罢工”。这次罢工的发起人是23岁的乌克兰移民克拉拉·雷穆里奇（Clara Lemlich），组织方是国际女装工人工会组织。当时未婚的克拉拉向一大群制衣工人宣称：“我是一名女工，是那些为反对恶劣工作条件而罢工的工人中的一员。”这次罢工持续了十二周，最终，几乎所有衬衣厂商都与工会达成共识，但仍然有少数几家拒绝合作。两年后，其中一家三角衬衣工厂发生了火灾，为了防止工人行窃，工厂管理人员将工人反锁在厂房里，导致一百四十六名工人全部葬身火海。这些工人中只有十七位男性，剩余全是女性，而且大部分人都不满30岁，未婚。
参与这次罢工行动的还有一名俄裔波兰移民萝丝·施奈德曼（Rose Schneiderman），她是工人运动的组织者，也是妇女参政论的主张者，终身未嫁。1911年，她发表演讲，呼吁“女工既要有面包，也要有玫瑰”。这句话不仅成为1912年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市纺织女工发起的“面包与玫瑰”罢工的口号，也成了后来劳工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口号。伊丽莎白·格利·弗林（Elizabeth Gurley Flynn）是一名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她在17岁时结婚，两年后与丈夫分居，在全国各地组织过数次矿工和纺织工人的罢工活动，多次被捕。作家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称她为“东部的圣女贞德”，流行歌曲《叛逆女孩》（The Rebel Girl）就是为了纪念她而作，她还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创始成员。
工厂里的工会组织往往会关心工作场所的安全，而教育行业的劳工运动则主要关注薪酬公平问题。终生未婚的玛格丽特·海利（Margaret Haley）被媒体称为“劳工运动女斗士”，她是美国激进的教师工会——芝加哥教师联盟的领导人。1910年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tion Association）的一项调查显示，女教师通常都是家庭里主要的经济来源，她们有的孑然一身，有的则独立供养父母和兄弟姐妹。当时有人提出可以降低女教师的薪酬，而海利对此进行了驳斥。因为女性没有投票权，教师联盟97%的成员都是女性，没有办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所以海利计划与男性工人运动结成统一战线。她提议教师联盟加入由蓝领工人组织的芝加哥劳工联盟，使教师工会运动成为城市的一股政治力量，海利因此也被一位反对劳工组织的保守企业主称为“没有妇人样子的讨厌女人”。[48]
到了1920年，有将近40%的黑人女性参加工作，而白人女性只有18%。1919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纽约市的黑人劳动力大都年轻、未婚，至少接受过初级教育。历史学家宝拉·吉丁斯（Paula Giddings）曾写道：“（黑人女性）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允许使用机器，有些人甚至还找到了做文书、速记员和簿记员的工作。这些新的工作机会有着更好的薪资待遇，且更能发挥作用。”然而，机会虽然增多了，但黑人女性依然只能跟在白人同胞的身后，从事白人女性曾经从事的、如今因为有了更好的机会而放弃的工作。她们在工厂里干着最热、最脏、最危险的活。正如吉丁斯所述，“她们的薪水也只有低收入水平白人女性薪水的10%到60%”[49]。
与此同时，其他改革者在积极从事睦邻运动（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其中有许多是妇女参政论的主张者、社会主义者和劳工组织者。他们要创造一个富人和穷人共同的生活空间，以促进人们对阶级不公、种族不公以及和平主义的了解，并更好地来解决这些问题。芝加哥的赫尔馆（Hull House）提供从儿童看护到继续教育的各种服务，其创始人是两位终生未婚的社会活动家简·亚当斯（Jane Addams）和艾伦·盖茨·斯塔尔（Ellen Gates Starr）。
这些住所旨在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生活空间，能让单身和离婚女性找到自己的群体，过上体面的生活。此外，它们还是先进经济政策的发源地。在赫尔馆工作的弗朗西丝·珀金斯（Frances Perkins），33岁那年才结婚（而且上法庭要求保留父姓），她一直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后出任罗斯福政府的劳工部长。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是她在任的时候建立的。弗洛伦斯·凯里（Florence Kelley）是妇女参政论的主张者、社会主义者、民权领袖和劳工组织者。她反对童工和血汗工厂，号召通过最低工资法（minimun wage laws），并向伊利诺伊州立法机构请愿，为妇女儿童设立八小时工作制。离婚后，弗洛伦斯先搬至赫尔馆，然后迁入显利街社区（Henry Street Settlement）生活，后者由终生未婚的社会活动家莉莉安·瓦尔德（Lillian Wald）所建。
后来，劳工运动与睦邻运动顺理成章地和当时如火如荼的妇女投票权运动结成统一战线。正如克拉拉·雷穆里奇（Clara Lemlich）所说：“制造商有投票权，老板有投票权，工头、检查员都有投票权，唯独职业女性还没有。”
上一代的社会活动家，包括安东尼和反私刑斗士艾达·威尔斯，她们集结了一些向英国激进女权主义者借取斗争策略的年轻女性，并肩作战。爱丽丝·保罗（Alice Paul）和露西·伯恩斯（Lucy Burns）这两名未婚女性，常被叫做“同心人”，她们在白宫外设置纠察队，以争取投票权为名发动绝食抗议。后来保罗还起草了《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内容简洁精炼：“全国的男性和女性均应享有平等的权利，这项法案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施行。”从1923年开始，每届国会会议都会讨论保罗的修正案，直至1972年获得通过，但依然遭到各州政府的反对（自1982年起，议案重新被提上各项会议，但一直没有获得通过）。
人们在斗争中所取得的最大胜利，永久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性别政治。1919年，第19条宪法修正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并在1920年得到各州政府的批准。美国历史上女性公民首次获得了投票的权利（虽然在种族歧视严重的南方尚难以推行）。
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女性的独立精神越来越强，她们的生活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独立，她们为争取权利而发起的运动，推动了第14条、第15条、第18条和第19条宪法修正案的通过。
是她们，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
新女性：倒行逆施与重新定位
进入20世纪，美国的文化面貌和政治面貌都焕然一新。
全国各地的城市街道都安装了用电照明的路灯，街道上灯火通明，女性夜间出行更加安全。路灯让女性可以从事更多职业，也改变了女性的消费习惯和娱乐方式。按照凯西·佩斯（Kathy Peiss）的说法，虽然属于城市工人阶级的年轻女性在经济上尚不宽裕，但面对明亮的街道、遍地开花的影院、歌舞杂耍剧场、保龄球场和歌舞厅，女性（男性也是）逐渐意识到“家庭生活之外还有许多娱乐时间；相比她们的父母，结了婚的兄弟姐妹（尤其是当中的已婚女性），年轻女性在社交方面拥有更大的自由。”她们“衣着艳丽，于街头漫步，在娱乐场所玩到深夜；这些已经成为许多职业女性重要的生活方式”。[50]
佩斯指出，一些工人阶级女性渴望拥有更多的社交自由和性自由，单身的工人阶级女性“也纷纷走上街头，追求娱乐享受，在公共空间中释放自我”。尽管这些所谓的“野女孩”经常遭到公众的道德谴责，但是“年轻姑娘们依然我行我素，在街头物色男人，寻欢作乐，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示自己的衣着打扮和气质风度”。[51]
非裔美国人不断地从南方移入北部城市，纽约市更是迎来新一轮的东欧移民潮。黑人和外来移民混居在城市的中心，虽然偶尔会有摩擦，但是形形色色的人汇聚一处，使得原本泾渭分明的阶级和种族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哪怕是细微的改变，也为服装业和娱乐业带来了自由的新风。
起源于新奥尔良市黑人社区的切分节奏，引发了人们对雷格泰姆舞（Ragtime）的狂热追捧，这股热潮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又被爵士乐时代风靡的查尔斯顿舞（Charleston）和黑底舞（Black Bottom）等注重感官表达的舞蹈所取代。纽约鲍厄里街（Bowery）和西村（West Village）的职业女性为了方便在工厂做工，开始留短发，穿短裙。她们的新形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行道和各种公共场所。中上阶层的女性也开始效仿她们的穿着打扮。很快，女人们卸下了19世纪风靡的、重达三十多磅的衣服，穿起了轻巧的短裙和宽松的外套。[52]
恋爱也不再囿于住所和受到严密监视的社区舞厅。1914年，《女性家庭杂志》（Ladies’Home Journal）开始用dating一词来表示我们现在所称的“约会”。情侣之间尝试性行为的现象也更加普遍。斯黛芬妮·库茨（Stephanie Coontz）报告称，20世纪20年代，接受调查的女大学生中有92%承认和爱侣有过在脖子以下的亲密举动，那个时候，“中产阶级年轻男性第一次发生性行为的对象，更有可能是中产阶级的女性，而不是妓女”。[53]
受了几百年压迫的女性，现在终于可以抬起头来了，不过改革者并不满足于现状，她们继续拿起武器，推动社会对避孕的认可。避孕可以让女性在享受性爱的同时，免受怀孕的困扰，让婚内和婚外的性关系更加自由，让人们可以尝试交往不同的性伴侣，享受无伤大雅的性体验，或者简单说，就是让女性可以少生孩子，少承担怀孕的风险。
控制生育权的斗争引起了包括在俄国出生的爱玛·戈德曼（Emma Goldman）在内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的注意。爱玛·戈德曼本人有过两次婚姻，主张自由恋爱，还是同性恋权利的早期倡导者。她强烈批判婚姻制度，认为婚姻就是宣判女人“终生依靠别人，过着寄生的生活，成为无论对自己还是对社会而言，都毫无用处的人”。作为19世纪90年代纽约下东区的护士和助产士，戈德曼向禁止传播避孕和堕胎信息的《康姆斯托克法》（Comstock Laws）发起挑战，20世纪初，她从欧洲偷带避孕隔膜和子宫帽进美国。她还指导过一名不受世俗陈规束缚的年轻护士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
桑格是一名已婚母亲，她的母亲曾在二十二年里怀孕了十八次，年纪轻轻就死于宫颈癌和肺结核。1912年，桑格开始为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杂志《呼叫纽约》（New York Call）撰写性教育方面的文章。次年，她转到显利街社区工作，并在不久后与丈夫分居。1914年，她着手出版杂志《女反抗者》（The Woman Rebel），宣称每一位女性都应做“自己身体的绝对主人”，要采取避孕措施，桑格称其为“节制生育”。
1916年，桑格在布鲁克林的布朗斯维尔（Brownsville）开了一间计生诊所，开业十天就遭警察查抄，桑格因此被关押了三十天。五年之后，桑格和丈夫离婚，并创立美国节制生育联盟（The American Birth Control League），也就是后来的美国节制生育联合会，1942年又更名为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of America）。
20世纪初，女性裸露的肌肤逐渐多起来，空间有限的衣橱的负荷减轻，女性的性欲得到初步承认，更加方便的避孕措施得以推广……这一切都向公众传达了一个信号，放弃婚姻不再等同于放弃性、放弃享乐。20世纪初的大众媒体把这些受过教育、有政治意识、经济独立、崇尚性自由的女性称为“新女性”。
然而，并不是人人都欢迎这样的新女性。
“在现代工业文明中，有许多不容忽视的危险行为会抵消我们的辉煌和成就，”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在1905年全国母亲代表大会上发表公开演讲，一开头便这么说，[54]其中的一个危险就是有的女性“故意放弃……享受为人母的天伦之乐”。
1890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出生率下降，[55]罗斯福对此倍感焦虑，他开始担心美国会出现“种族自杀”现象，所谓“种族自杀”是说盎格鲁撒克逊白色人种未能繁衍后代，从而给国家带来危害。罗斯福支持普选，支持妇女参与劳动，却将生育率的下降归咎于那些因为事业、政治或其他非家庭事务的缘故晚生育或不生育的白人女性。“如果一个种族的女性不再大量生育，”罗斯福抨击道，“那么这个种族将毫无价值。”
罗斯福在离任后继续表达他的焦虑，并说他担心的不是“贫困家庭有营养不良、没有良好教养的孩子”，而是“不愿意生育的优裕家庭……如果上层阶级不繁衍后代，国家自然要走下坡路”。罗斯福的偏见源于他所处时代盛行的种族歧视观点，以及对西海岸日本和中国移民的敌视（当时日本和中国移民的生育率确实相对较高，并似乎对本国的白色人种造成了影响）,但罗斯福也表达了对女性行使新型公共自主权的批判。他继续说：“不管独身的动机是宗教、慈善、政治或是事业，坦白讲，独身主义生活不能算是有用的生活。”
罗斯福的担忧与种族政治背道而驰——其在五十年之后又得到了莫伊尼汉（Moynihan）的响应，更是与近年乔纳森·拉斯特和罗斯·多赛特等人权斗争者的观点不谋而合。这些忧虑呈现出不同的迭代形式，但都由时代和当时盛行的种族观念所形塑，彼此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都是针对女性对妻子和母亲角色的抗拒，都认为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会危及国家和种族发展的大问题。
“种族！种族！国王在喊，总统在喊，资本家在喊，牧师也在喊，”爱玛·戈德曼（Emma Goldman）在1911年这样写道，“种族必须要延续下去，哪怕是将女性沦为生育的机器……女人的性觉醒贻害无穷，婚姻制度是我们唯一可以用来阻止她们觉醒的安全阀。”
19世纪末，钱伯斯–席勒撰文称，“单身女性是一个充满政治意味的话题，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单身与独立之间的联系”。这一认识，她接着写道，“激起了政治和文化上的强烈反冲，又使女性在上个世纪20年代再次回归婚姻和家庭”。
婚姻地位的下降
1924年，《耶鲁评论》（Yale Review）发表了已故社会学家威廉·萨姆纳（William Sumner）的一篇文章，文章认为，工业时代为女性带来新的机遇，“婚姻不再是她们关心的头等大事，不再在她们的人生计划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在整个人类历史中，这是对婚姻制度最伟大的革命……对广大女性来说，寻找丈夫不再是人生的全部，这种好处是显而易见的”[56]。
先不说这些或独立或以同事身份、社会活动家身份相互扶持的未婚女性对政治、行业和人口所造成的影响，单单结婚不再是女性唯一的选择这一点，就对社会文化产生了更大的“后坐效应”。
这些反响有时候十分明显，甚至有些滑稽：妇女选举权活动家们经常发动政治“大游行”，她们身披肩带，肩带写有“女人要选票”的字样。1921年，也就是第19条宪法修正案获得批准的第二年，却一反常态，出现了第一次选美巡游——未婚女性群体内部一改互相合作的姿态，表现出坚决不带政治意味的竞争。[57]
心理学的发展又给部分人群提供了有力证据，证明女性的不婚是病理原因。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拥趸之一，奥地利内科医生和心理学家威廉·斯戴克（Wilhelm Steke）在1926年出版的《女性情感生活中的性冷淡》（Frigidity in Woman in Relation to Her Love Life）一书中指出，“对婚姻的恐惧、对生育的反感尤其折磨着我们的‘高层’社会圈。越来越多‘上流阶层’的女性保持单身……她们‘获得了自由’，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在经济方面也越来越独立于男性。”
单身率在世纪之交的时候达到高峰，之后开始下降，同时结婚年龄也出现下降趋势。虽然生育率在经济大萧条时期骤降，但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还是大范围地抵制爵士乐时代倡导的性自由，以及进步时代独立的女改革家所从事的政治运动。
在发起抵制的人群中，有些也是身居职场或政坛高层的女性，她们认为家庭非常有存在的必要。自由派记者，劳拉·英格斯·怀德（Laura Ingalls Wilder）之女萝丝·怀德·莱恩（Rose Wilder Lane），成年之后便离家工作，1936年，她在《女性家庭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家，才是女人的归宿”（“Woman’s Place Is In The Home”）的文章，认为女权运动严重威胁着“有着悠久历史，滋养身心，并且可以结出果实来的男女关系”。莱恩认为，女人真正的事业“是创造幸福的婚姻”。[58]
结婚潮
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等接二连三的危机，迫使许多已婚和单身妇女加入了劳动大军。对于一些从来不需要靠劳动挣钱的中产阶层白人女性来说，这是新鲜事。而对于一直在工作的黑人女性来说，需要熟练技能的工作机会增多了，但她们的报酬却比白人女性低。
当经济回暖，军人从战场回归正常生活之后，女人们的爱国之路就变得艰难起来，随之而来的是崭新的、更加巩固的家庭模式。
由于《退伍军人法案》（G.I.Bill）的实施，退伍军人（至少是更容易被大学录取的白人老兵）能够通过接受大学教育跻身中产阶级的队伍。与此同时，联邦政府承诺拿出大量贷款，资助兴建郊区基础设施，为不断新生的数百万人口（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婴儿潮”）提供住所。这是一个高效的循环体系。广告商向男男女女兜售贤妻良母型时代流行的旧观念：女人最重要的职责是要把家打造成男人的港湾，男人是她们经济上的依靠。女人为了更好地照顾家庭，越来越多地购买吸尘器、洗衣机等新产品，她们花掉的钱最后还是回到这些产品的所有者——男人们手中。
这种消费循环既依赖于资本主义、又巩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缓和了战后人们对核攻击和共产主义的焦虑，而这两方面的焦虑又引起了人们对女性性欲冲动失控的担心。历史学家伊莱恩·泰勒·梅（Elaine Tyler May）称：“战后，以各种各样形式出现的、非婚姻的性行为，就像瘟疫一样在全国飞速蔓延”，而治疗的方法就是让女人结婚，并且取消她们近来取得的成绩。[59]
20世纪中期，种种举措不仅是为了推动白人女性去结婚，更是让她们赶在体验独立生活之前就早早结婚。1949年，美国卫生协会的宣传册子上写道：“晚婚比不婚好。但早婚能让你有更多机会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抚育后代、促进家庭的发展，使之成为社区的财富，还能看到孙辈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这比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对早婚的宣传要早六十年。[60]
20世纪50年代末期，约有60%的女大学生中途辍学，有些因为要结婚，有些因为听信媒体的宣传，相信受教育太多会妨碍女生嫁人。19世纪时，中学教育让女性可以更快获得自立，而现在它却成了女性被剥夺自主权的原因之一。1957年，《哈珀》杂志（Harpers）发布的文章《美国年轻人的一夫一妻制》（“American Youth Goes Monogamous”）中，阿默斯特学院的校长查尔斯·科尔（Charles Cole）博士写道：“如果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女学生还没有找到男朋友的话，她很有可能成为老处女。”科尔很遗憾地将他正在寻找未婚夫的女学生们，和他上世纪20年代教过的女学生做对比，当初她们都是怀着发展事业的理想而非为了找到伴侣来上学的。[61]
1960年，在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的应届毕业生中，有三分之二的大四学生都在毕业前订了婚，盖尔·柯林斯（Gail Collins）称，在毕业前的聚会上，已订婚的学生会收到胸花，而单身的学生只能得到柠檬。[62]
当时，一半左右的新娘都不到20岁，[63]17岁时订婚的女性有一千四百万人。[64]1934年出生的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回忆说，在她居住的位于俄亥俄州托莱多的波兰人社区里，大多数女孩在高中时便结婚了。“一个人不结婚是不可能的事，除非她疯了。”斯泰纳姆记得，她小时候有个在欧洲红十字会工作的表姐一直单身，大家都认为她精神有问题。“在我印象中，她是个异类。”斯泰纳姆说。
斯泰纳姆还记得有次去酒馆参加一个波兰人的婚礼招待会，“虽然我那时候很小，但我还是注意到新娘子心情很低落。”最后，她问新娘怎么了，新娘伤心地回答说，“你不懂的，我已经20岁了”。斯泰纳姆解释说，社会对一个女孩的期望是“到了十六七岁就应该结婚，而新娘却没能找到丈夫。眼看满20岁了，家人只得让她嫁了个比她年龄小的人，这太糟糕了”。
一些得益于上代人的努力，获得受教育权利的女性，在面对社会上出现的历史倒退时，同样感到无所适从。作家朱迪·布鲁姆（Judy Blume）曾是一名满怀文学梦想的大学生，但迫于社会压力，她年纪轻轻就结了婚。就在拿到学位证书的时候，她得知自己怀孕了。她回忆说，当时心情特别差，赌气“把学位证书挂在了洗衣机的上方”。[65]1996年，另外一位作家诺拉·埃夫隆（Nora Ephron）在母校韦尔斯利学院给当时的毕业生发表致辞讲话，谈到了1962年她毕业时的情形：“那时候，我们没有未来，我们必须结婚嫁人，我们不得参与政治，不得有真正的事业，不得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生活。那时候，如果你想要当建筑师，那就得嫁给建筑师。”
埃夫隆和斯泰纳姆都是在毕业前订的婚。埃夫隆后来在文章中说，“我每次想到那段订婚经历都非常尴尬”，并说她当时的未婚夫“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痴……他在哈佛商学院开了一家三明治店，十二月里的某一天，在新罕布什尔，我一时发昏对他说了句‘我想结婚’——那完全是出于礼貌”。最后她并没有和他结婚。
斯泰纳姆则说，她当时非常爱她的未婚夫，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他们还断断续续地谈了十年恋爱。但一想到要结婚，她就觉得“非常沮丧”，而且她发现，“尽管他十分优秀，但我还是不能和他结婚。他喜欢打猎，喜欢滑雪，可我从来都不喜欢这些”。但她还是接受了他的求婚，理由是“除了结婚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最后，在婚礼前夕，斯泰纳姆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美国，前往亚洲。“我去印度的部分原因是，”她说，“我只能走得很远很远，才能做到不和那个魅力十足的男人结婚。我把订婚戒指放在他的枕头底下就走了。这么做确实不太好。”
再度受到限制
20世纪50年代，社会上刮起一阵“回归家庭”的风潮，很多人认为这是社会对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时大量女性外出工作的反应。但是提倡回归家庭绝不只是把女性赶出工厂，再向她们兜售食物搅拌机。它是要用婚姻的枷锁重新扼住女性的咽喉，把过去一百年里她们消除的以婚嫁为中心的身份符号，重新加在她们身上。
或者，婚姻的枷锁只需要扼住一部分女性的咽喉就可以了。
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结婚率，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飞速提升，但黑人女性在这段时间却不尽相同。奴隶获得解放后，黑人女性比白人女性结婚更早，结婚率也更高。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里，由于前线士兵回国，黑人的结婚率再次经历了短期的增长。[66]
但20世纪50年代，白人女性的结婚率持续上升，结婚年龄也越来越小，可黑人的结婚率却开始下降，初婚年龄也越来越大。[67]1970年出现了大反转：黑人女性的结婚率远远低于白人女性，结婚年龄也明显偏大。
这可不是什么很好的巧合。保障中产阶级发展壮大有两大基石，其一是强制白人女性回归家庭，把她们限制在理想化的核心家庭里；其二是排斥非裔美国人享受与核心家庭配套的机会和社区。
更直接地说，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和二战后的数年里，经济效益覆盖到了白人中产阶级，但没有惠及非裔美国人。自1935年开始实施的社会保险并没有覆盖家政劳动者或农民工，而这两类人绝大部分是非裔美国人、亚裔或墨西哥裔移民。歧视性的雇佣政策、黑人群体在新兴工会中的低比例、种族间薪资的持久差异（虽然稍有缩小），[68]再加上退伍军人管理局实施的带有争议性的政策和大学对黑人学生的拒收政策等，都使退伍回国的黑人士兵很难获得《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规定的接受大学教育的权利。[69]另外还有战后的住房问题，在美国城市的郊区，房地产市场非常繁荣，至今仍然是上世纪中叶家庭兴旺的象征，但只有白人家庭才能购买那些郊区住宅。在威廉·莱维特（William Levitt）打造的四个庞大的“莱维特镇”，这些由退伍军人管理局（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VA）和联邦住房协会（Federal Housing Association）作担保的郊区住宅，为符合条件的退伍军人提供廉价住房，但是里面居住的没有一个是黑人。[70]1934年到1962年，政府补贴1200亿美元兴建住房，98%都给了白人家庭。城市历史学家托马斯·萨鲁格（Thomas Sugrue）称，在费城，从战争结束到1953年，“共兴建12万栋住宅，其中只有347栋对黑人开放”。购房资格上的限制造成黑人住房供不应求，向黑人出售的房子价格飞涨。黑人只能“蜗居在人口密集的市中心的破旧房子里”，这些老房子的主人都是搬去郊区新住宅的白人。银行也经常拒绝为这些少数族裔社区居民提供抵押贷款。即使有特例，贷款利率也很高，因为他们认为给黑人提供贷款存在很大的风险。[71]
新建的高速公路把市郊和市区连为一体，郊区居民可以非常便利地到市区上班，但这些公路往往是在推倒了黑人社区之后修建的，通常把黑人居民带离商业区、将他们与通往工作地点和公共服务机构的公共交通设施隔离开来。战后的“旧城改造”计划号称是为穷人提供公共住房，拆除的大部分社区却是非白人居民聚居区，少数族裔居民只得前往设施不完善的地区居住。
当黑人真的有能力与白人竞争，获得原本可以属于白人的工作，买下白人领地附近的房子，试图参与选举、进入白人学校，或与白人女子恋爱时，却往往会遭受暴力的威胁，在种族歧视严重的南方尤甚。当时，3K党恐吓黑人选民，动用私刑，焚烧十字架，破坏黑人财产。虽然这些行为使黑人长期陷于经济劣势地位的恶性循环，但黑人女性可以因此脱离禁锢白人女性的传统夫权婚姻。如果黑人女性整天都要忙着工作（通常是为白人家庭打扫卫生），她们就不可能像白人女性一样，待在家里履行居家女性的职责，受人赞美。如果黑人男性很难受到教育、找到工作、赚取可观的薪水或获得贷款，那么他们就更难扮演养家者的角色。如果没有政府从各个层面来补助公立学校的学生，那么对于大多数黑人女性而言，在核心家庭中扮演和白人女性一样的角色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有同样的优惠条件刺激她们（早）结婚，更没有什么住所、资金能让她们落地生根、生长。
黑人女性并非没有参与50年代中期的回归家庭运动，而是被阻挡在这场运动之外，陷入另一个困境——生活在被公路包围的、缺乏服务设施的社区。薪酬优渥的白人男性却可以每天通过这些公路回到井然有序而沉闷乏味的郊区、回到被禁锢在房子里的妻子身边。
历史总是有进有退，这些试图重新控制女性的努力，就像一把双刃刀，压制着女性和非裔正在萌芽的权利。这两个历来被边缘化的群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取得了巨大胜利。而在大萧条和战争之后，这些新起之秀却被边缘化，白人男性重新执掌权柄。
但有趣的是，开“倒车”时可能会碰着“回火”。
美国的中产阶级女性再次被塞回婚姻的樊笼里，旧时的婚姻期待和家庭约束阴魂不散，在此不久前的上一代和上上一代女性还可以获得以往不曾有过的机会。相比她们，50年代这个笼子的束缚让人透不过气来。到了60年代，世界就像一个密不透风的炉子，一触即燃，并且爆发出比以往更大的力量。
在参议员丹尼尔·帕崔克·莫尼汉哀叹“几乎四分之一的黑人家庭都是女性当家”的两年前，《女性的奥秘》开宗明义写道，“‘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这问题在美国女性心中埋藏已久，一直没有被提起……”
美国女性为摆脱婚姻束缚而进行的斗争经历了种种曲折，她们最终获得了解放，获得了选举权，获得了更加公平的劳工政策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她们在20世纪中期所遭遇的强烈阻挠恰恰为社会运动建立了舞台，让我们终于取得了今天的胜利。现如今，有超过半数的女性处于未婚状态。
今天的自由女性，正如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所说，正又一次地重塑世界，为自己，更是为未来追随自己的独立女性，创造更多机会。
这是属于单身女性的新时代，它是由无数的单身女性前辈所铸就的。
* * *
注释
[1]天命论（Manifest Destiny），19世纪在美国广泛持有的一种信条，即美利坚合众国是被上帝选中的土地，上帝将北美洲赐予美国。“天命论”下，美国不断扩张疆土，增强其在北美的影响力。
[2]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19世纪在美国盛行的哲学思潮。超验主义者强调个体在社会的重要位置，社会革新需要通过个人的修养与完善实现。
[3]《情感宣言》（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第一份由女性组织、讨论女性权利的宣言书，由68名女性以及32名男性联合签署，是女性在争取政治、宗教、社会权利过程中获得的重大成果。
[4]《宅地法》（Homestead Act），联邦条例，政府将部分土地无偿分配给申请人。据统计，共有160万美国人民获得超过2亿7000万公亩的公共用地，占美国总领土面积的10%左右。
[5]第19条修正案（Nineteen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将妇女有权投票参与政治写入宪法，于1920年8月18日正式生效。
[6]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英国作家，哲学家，女权运动倡导者。著有《女性权利辩护书》（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3 都市诱惑：城市生活与女性独立
苏珊娜·莫里斯（Susana Morris）是一名英文教授，目前在亚拉巴马州的奥本大学执教。她出生于1980年，在康涅狄格州和劳德代尔堡长大，后来进入到马萨诸塞州的曼荷莲女子文理学院读大学。在准备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她曾考虑过去波士顿、芝加哥，或者去圣母大学，但最终她还是选择了位于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她的理由很实际——埃默里大学的奖学金和补助更加丰厚——但是，学校的地理位置也是影响她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莫里斯非常怀念她在新英格兰乡村度过的大学时光，她在那儿头一次读到了艾米莉·狄金森的诗，也十分钟爱那里生机盎然的秋天。然而，她说，在她20多岁，人生即将步入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她会追求一些其他的东西。“我有意识地选择亚特兰大市，因为那里是一个黑人的城市。”莫里斯这样告诉我。
据她回忆，2012年，她到了亚特兰大，发现这座城市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完美无瑕，时常有阶级冲突，满是裂痕的房子旁边竟然坐落着高楼大厦。但同时，这个城市也经历了——按照莫里斯的说法——“黑人好莱坞的复兴”。一座又一座世人瞩目、雄伟辉煌的传统黑人院校，不断吸引着充满朝气、心怀大志的年轻学生们慕名前来；同时这个城市，毫无疑问，也是黑人企业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的集聚地。“到处都是黑人，”莫里斯说，“他们正做着了不起的事，而且没有人对此感到吃惊。”莫里斯的生活很快就被朋友、博物馆、剧院，以及那些允许女性在十一点之前免费进入的俱乐部占满了。据她回忆说，她的同学和朋友中，没有几个是结了婚的。“我们年轻、单身，享受着美好快乐的生活，”她又补充道，“在一个朝气蓬勃的、充满单身黑人女性的城市中生活，的确很特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