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女性不但能很便捷地找到心仪的公寓，还可以在报纸的广告页上挑选室友。但是能拥有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正如贝琪·伊瑟列（Betsy Israel）形容得那样——一直都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即使是在1980年代，“房租稳定”一词，也“比‘嫁给我吧’更加让人心潮澎湃，它寓含着更多可能性，暗示着一种成年人的生活”。[24]
我和一位朋友在大学毕业前去了趟纽约，我已经计划好要在这里定居了。凑巧朋友的姐姐当时也在纽约，她比我们大很多岁，事业有成，独自在纽约的上西区租了一间小公寓。当我计划好去那里与她们见面的时候，朋友跟我道歉说她姐姐不想让我去她的公寓；她姐姐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即除了亲人和恋人之外，别人都不能进她的家。这间屋子是她姐姐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属于自己的空间，她保卫着它不被别人入侵，然而这条不成文的规定，在当时还很年轻的我看来，是残酷且没法理解的。
随着一大波女性寻找着能让她们立足的地方，城市的规划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2013年，纽约市立博物馆、公民住房与规划委员会、纽约建筑联盟合作，一起举办了一个名为“开辟空间”（Making Room）的展览，主要是展出一些房屋的设计方案，这些设计都是为了使住房“更好地适应纽约市急速变化的（有时是让人震惊的）人口数量，包括大量增长的单身人群”。这次展览特别展出了约为30平方米公寓的设计图，这种房型基本上就是前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鲁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推荐的专为单身者设计的新型“微型公寓”构想方案。
在华盛顿，一座位于杜邦环岛的大厦正改建为一座92户的公寓楼，公寓面积平均为32.5平方米；[25]2012年，一条街巷里盖起了一片小户型住房，每户的面积约为14至23平方米，这个设计为将来的小型住房提供了借鉴模型。[26]同时，西雅图也掀起了一股微型公寓的热潮，为适应人们高涨的住房需求，原先那些老旧的大房子都被拆除，改造成约18.5平方米的、带有公共厨房的单元楼。这次大刀阔斧的改造招来了不少抗议。一名居民告诉《西雅图时报》（The Seattle Times）记者，“我们不关心谁要租这些微型公寓，我们想知道有多少人住在这里。这里肯定会变得非常拥挤”[27]。
在多洛莉丝·海登（Dolores Hayden）的经典著作《家庭大变革》（The Grand Domestic Revolution）里，作者回顾了城市家庭房屋建筑的变迁，描写女性们如何逐步独自居住、拥有个人专属空间。女性乌托邦小说《她乡》（Herland）的作者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曾设想过，女性可以雇佣专职人员为她们做饭，因此她们的房子不需要厨房。而19世纪的改革家、女权主义者梅露西娜·费伊·皮尔斯（Melusina Fay Peirce）则发起一项房屋合用的运动，她认为把那些既要做饭又要照顾孩子的女性们分散在各自的住处，会阻碍争取平等的进程。[28]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当代女性逃离了先人那种整日囿于厨房和婴儿室的生活。碰巧，她们还实现了先锋前辈们的幻想——厨房与娱乐空间可以共享，独立的成年人把家庭生活与公共活动融为一体，她们并不需要配偶。
危险警钟
风险伴随自由而来。隐匿真实身份和放飞自我也许是个美好解脱，但是这些也滋生了危险：具有安全隐患的性行为，更高的暴力犯罪率，以及更多的非法活动。在早期社会，对于独自（或者和其他女性一起）住在城市里的女性们来说，她们最大的危险之一，就是有可能会被带去当妓女。或者说，被贫穷和物欲横流的都市生活所迫，不得已去做妓女。
1832年，纽约妓女收容协会刊登了一则（也许是错误的）警示——“我们已经十分仔细地统计过了，这个城市里堕落为妓女的女性数量，已经超过了一万人！！！！”[29]在芝加哥，那些居住在市镇里最廉价和最落后区域——所谓“带家具的公寓区”——的女性们，更可能通过卖身来增加收入。在20世纪早期，有调查显示，“在这里的漂亮女人如果不去‘赚外快’，那么她很可能会被街坊邻居们认为是个傻瓜”[30]。
但是多元化的思想观念，让城市以宽宥之心包容了这些女性们，并且向她们提供救赎与改过自新的庇护所，这些都是小村镇和市郊无法给予的。克丽丝汀·斯坦塞尔（Christine Stansell）强调，正是因为城市对女性的宽恕，给她们提供多种选择和自我改正的空间，才让城市在拓展女性的潜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城市里面的公寓楼、血汗工厂、长街小路，都在美国女性的历史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31]
在我们讨论女性气质与都市生活时，难免会落入俗套，讨论究竟是城市使女性误入歧途，还是女性自身对城市而言就是个魅惑之物。随着城市被越来越多单身的、掌握权力的女性所填满，我们会时不时地在新闻中读到有关这些女性的典型悲惨故事。而且，在这些报道里，我们总能轻而易举地得到这样的暗示：那些敢于独自生活的自信女性们，已经走得太远太远了。
19世纪90年代，一个以贴海报为生的年轻孩子艾达·贝克（Ada Baeker），从德克萨斯州来到纽约投奔一个女性亲戚，但在这座冷酷的大都市里，她没法融入身边的人群，以至于她曾两次尝试自杀。当时，各种小报上铺天盖地全是关于她的故事，人们拿她的经历警示那些执意要改变人生航线的女性们，如果坚持要驶入这孤独无助的城市深水之中，命运会带给她们什么样的结局。[32]
大约一百年后，一名在中心公园慢跑的女性被强奸和攻击，差点致命。后来查明，受害者的名字叫特丽莎·梅里（Trisha Meili），是一名28岁的单身白人投资银行家。她以优等生的荣誉称号毕业于韦尔斯利学院，后来又在耶鲁大学修了艺术与商业学位。她近乎完美地代表了那些接受昂贵教育、拥有高薪职业的独立女性群体，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这些女性在纽约愈加常见。她一直在这个公园锻炼——它原本是让城市变得生机勃勃的基础设施：当她受到侵犯的时候，作为单身女性的梅里正积极地与这个城市相处共生。这件案子（有五名无辜的黑人男性为此入狱），在当年算是最广泛的报道故事之一了。
肯德拉·韦布戴尔（Kendra Webdale）来自纽约北部，她一直很喜欢逛这里的“公园和博物馆，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也充满着各种未知的可能性”，而就在其中一个人群混杂的地方，1999年，32岁的韦布戴尔被一名有攻击女性案底的精神病人从地铁的正前方推下。[33]
2006年，刑事法庭上又多了一个谋杀犯，他因为谋杀了一名女性而被捕。这名女性叫伊美特·圣吉伦（Imette St.Guillen），她曾以前5%的优秀成绩从学校毕业。一天晚上，她和闺蜜一起在外喝酒到很晚，后来她坚持要自己一个人待在外面，深夜她被一名酒吧保镖强奸并且杀害。
这些犯罪新闻报道——比那些降临在贫穷女性和有色人种女性身上的悲剧事件（这并不经常发生），总是更加让人胆战心惊——说明的问题已经非常显而易见了。城市赋予了女性们不断扩大的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同时也把她们置于大都市的危险中。这些威胁女性安全的危险因素，正是吸引她们来到城市的诱惑：乐趣、自由、性、载她们去上班的火车、她们聚集的街道和她们跑步锻炼的公园；这些赋予女性独立与自由的地方，也让她们变得不堪一击。女性们的高学历和高薪酬不能保护她们免于野蛮暴力的侵害，她们的性别特征，以及她们的独行——让她们成为了罪犯的猎物。
唯一挚爱
1997年，我搬来纽约，因为负担不起在曼哈顿区生活的费用，所以勉为其难地住在了不是很繁荣的布鲁克林区。那时已经当了三年市长的鲁道夫·朱利亚尼（Rudolph Giuliani），非常强势地整治了纽约的色情电影院、流浪乞丐以及那些用擦刷器清洗汽车玻璃的人。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鲁道夫·朱利亚尼在任期间，纽约警力增长了35%。警察们在打击罪犯、尤其在打击黑人犯罪方面广受称赞。在朱利亚尼政策带动下，整个国家的城市犯罪率下降了，华尔街的管制也不断放松，科技工业也蓬勃兴旺地发展起来，纽约出现了更为富裕的群体。价格低廉的左倾同性恋聚集区被重新铺建成了投资银行家的操场；先前的肉类加工区（在它之前是那个曾为单身女性提供住处的图马特酒店），以及不久前的卖淫中心，都被改造成了巨穴般的俱乐部，里面提供价格高昂的酒水。我得承认我只能负担得起布鲁克林的生活。
也就在那几年，我读到了琼·迪迪翁（Joan Didion）写给这个城市的分手信，“再见，所有的一切”，我非常认同她所写的感受。迪迪翁说她“可以整夜狂欢，犯各种错误，不必为之付出代价”，她对纽约的爱，并不是什么流于表面的感情，而是真正爱上了这座城市，就像你爱上了第一个让你动心的人那样，而且再也不会有什么人可以让你献出同样的爱。
相比于她，我可不敢自信地说，我一点也不担心犯错误。我在大学毕业后来到纽约，一直提心吊胆、小心翼翼，感觉自己可能会无家可归，害怕一不小心就会被赶出去。即使我早年间把纽约看做是一个伴侣，那它也是个令人胆寒的、还有点嚣张的伴侣。我和我的室友，同时也是我的好友——她违抗了父母的意愿，一人身无分文地从田纳西州来到纽约这个大城市——我们每天在一起吃两美元的辣汤团，窝在沙发里喝啤酒，看《X档案》（The X-Files）的旧剧集，然后互相问彼此以前是怎么交到朋友的，就这样，我们度过了来纽约后的第一年。
除了被迫住在布鲁克林的公寓里，在我刚到纽约的头些年，我的内心里还翻滚着对《欲望都市》的埋怨。它那时刚刚开始在HBO播出，广播公司会定期把它的广告单页——上面是那个穿着芭蕾舞裙的古怪女主角——贴满整个城市，路上的积水经常飞溅在广告页的女主角身上。但我谈不上讨厌这部剧，因为我本来就觉得它不怎么样，所以说实话，我几乎没怎么看过。我并不反对它所传达的观念；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它不完全地象征了一个潜在的女性新时代。
我不喜欢《欲望都市》，是因为它很快成为了一种工具，每个在城市居住的单身女性都会被朋友和家人用这部剧来衡量，并且还带有些贬低的意味。我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人跟我说过，我的生活“就像《欲望都市》一样”。
相比电视剧，我在20多岁的大部分时间里基本没有性生活。更别说那些巨大衣橱和“恨天高”。电视剧《欲望都市》还耐人寻味地将衣橱和高跟鞋视作空间和高度的隐喻——当然，当代女性们已经拥有了上述的空间与高度——而我有好几年几乎都要破产（注意，不是穷……是破产）。事实上，我几乎不看《欲望都市》的原因，是我根本付不起有线电视。
即使我的收入稍微多了一些，有了几双漂亮鞋子，性经验也多了些的时候，我还是十分讨厌这种现实与电视剧之间的比较。一部分原因，是我知道这部剧关于现代女性特质的看法是极为有限的——里面有那么多那么富裕的白人女性——但更多的是因为我怀疑，人们说我的生活就像电视剧一样时，他们的本意可能并不是夸赞。
《欲望都市》播出时，电视评论家艾米莉·努斯鲍姆（Emily Nussbaum）同样也是个纽约单身女性，她告诉我说她“听到人们对她说‘你的生活就像《欲望都市》一样’时，会感到十分兴奋”。因为在这之前，她回忆道，人们对她说的是，“你生活得像《凯西》（Cathy）漫画一样’”。《凯西》是凯西·吉斯怀特（Cathy Guisewhite）创作的在报纸上连载的漫画，从1976年一直连载到2010年，其中记录了主人公的日常饮食、无聊的男朋友以及没价值的工作。《凯西》向人们展示了女性的单身生活可能会包含的内容。很长一段时间里，《凯西》都是这个国家有关单身女性主题的仅有的流行模本。在我们谈话之后没多久，努斯鲍姆就在《纽约客》（New Yorker）发表了一篇关于《欲望都市》的文章，她这样写道，“人们把你的人生看做是富于魅力的威胁，总要好过他们认为你过着悲伤和孤独的生活”[34]。
同时，努斯鲍姆也惊喜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欲望都市》让人们受到了心理上的冲击。“我真的很高兴，人们对它感到了恐慌。”她告诉我。相比于早期那些把单身女性描述为坚强可爱，或者悲伤绝望的陈词滥调，剧中性欲旺盛的凯莉和萨曼莎着实让男性们吓了一跳。努斯鲍姆又继续说，“这部剧很清楚地把凯莉塑造成了一个生活乱糟糟的、有很多缺点的女性，她不是某些甜蜜可人、勇敢地喊出‘为什么她不能寻找到爱情？’的人物的替身。这部剧令人眼前一亮，因为它为那些不完美的、易怒、怪异、贫困或者并不惹人喜爱的女性们搭建了一个表现的舞台”。
《欲望都市》中女性的复杂性格，让她们和这个城市产生了共鸣，这是我渐渐开始欣赏它的原因之一。因为我知道，纽约也是一座不完美的、易怒、怪异或者并不惹人喜爱的城市，在展示完魅力之后，纽约的缺点和不足就开始接踵而至。
在我搬来纽约的五年后，我有能力离开室友，独自承担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壁龛式小公寓。我和纽约的感情继而发生了急转弯式的变化。在自己的公寓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房子虽然很小，也不算精美，但我爱它的每一寸每一角。我还做过突然失去这间公寓的噩梦。在梦里，我正透过它的大窗户，眼巴巴地向里面望去，渴望能重新回到它的怀抱。
在拥有我自己公寓的同时，我的交际圈也扩大了，工作方面也更加得心应手。当我清晨第一次在这间公寓中醒来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前所未有地成熟、独立和舒服。如果《欲望都市》用鞋子、衣橱和鸡尾酒来象征自由，那么这个42平方米的简陋出租公寓也可以是我所拥有的“奢华世界”的一个隐喻。
然而，当我为这本书进行采访的时候，记者杰西卡·贝内特（Jessica Bennet）向我回忆了她那绝望的城市单身生活，这份记忆在她脑海中挥之不去：那是在她和交往了很久的男朋友分手之后，当她使劲拖着一台空调上四段台阶，回到她的公寓时，涌上来的筋疲力竭、挫败感和孤独感。她生动形象地向我描述了这段回忆：
我那时正站在劳氏五金商店的外面，这里和我最近才搬进去的新公寓——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公寓，我特别爱它——隔了四个街区。那是个初夏，彼时我来纽约已经五年半了，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如此开心和能干。但是天气非常非常热，超过了37度。空调特别重，我没办法把它抬起来，更别说运回家了。我鼓励自己说，我很开心，我很棒。但是我实在太累了，而且感到特别无助和孤独。
谁会帮我？起码这座城市不会——这座繁华的城市，这座独立友好的大都市——让我陷入了现在的困境。它不会给我汽车，只留下酷热难耐的街道、又陡又高的门阶以及一大批和我一样的单身朋友。那些朋友人都很好，但是她们也一样买不起车，同时也都在这突然来袭的热浪里，一边挣扎着把自己的空调搬进屋子里面去，一边和她们那混杂着热气、汗味的孤独感一起轻轻啜泣。
在那一刻，我唯一想要的，就是一个伴侣：不是让他来为我做这些事，而是，陪我一起做这些事。我27岁了，我真的需要一个丈夫。
在我这么想时，也许我还可能小声嘟囔了出来，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个女性，这在现在的纽约也还是很少见——停了下来，一个来劳氏商店购物的乘客下了车。我迫不及待地向车里看去，司机摇下了车窗，问我是不是想坐车。我身上没带着现金。你家里有现金吗？她问道。有。这个女司机从出租车里下来，帮我把空调抬进了后备箱。当她把我载到我的公寓门口时，我看到我的新房东正坐在门廊上抽烟。他帮我把空调搬上了公寓。
接着我跑回来把钱付给出租车司机，然后向她道谢。“你看起来像是遇到生活的瓶颈了，”她操着东欧口音说道，“有时候，你只是需要别人帮你一下。”
在HBO的独播结束之后，《欲望都市》便开始在辛迪加电视台播出，也就是那个时候我搬进了自己的公寓。我从未完整地看过这部剧，只是在随便换台的时候，换到这个剧就看几集。有一段时间，我好像总是看到同一集，就是关于“舰队周”的那一集。在三十分钟的结尾处，凯莉回应了琼·迪迪翁说，如果“人一生只有一个挚爱，那纽约大概就是我的那一个”。
我喜欢这句台词。等到我在这座大都市里开辟出自己的一方天地时，它已经是我的真实写照了。
* * *
注释
[1]霍莉·戈莱特利（Holly Golightly），小说《蒂凡尼的早餐》中的女主人公。
[2]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美国著名女脱口秀主持人。
[3]《曼哈顿女孩》（Girlhattan），一档讨论女孩和城市的真人秀节目。
[4]CBGB，1973年在纽约成立的一家摇滚俱乐部，包括雷蒙斯乐队（Ramones），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在内的众多朋克先锋都曾在此登台演出。它被视为美国朋克运动的策源地。
4 危险关系：女性之间的友谊
2009年，两名华盛顿女子应邀参加《绯闻女孩》（Gossip Girl）的观摩聚会。安·弗里德曼（Ann Friedman）那年27岁，她带着男友同来；艾米娜托·索乌（Aminatou Sow）那年24岁，穿了一件专门为这次聚会准备的衬衣，上面印有“Chuck+Blair”——剧中的两名性感主角。她们一见面就引起了彼此的注意。
安是一个能说会道又风趣的高个子女孩，艾米娜（艾米娜托的简称）说她只一眼就知道安就是她生命中想要寻找的那个人。那天晚上聚会结束的时候，她就希望安和她男友朝她这边走来，可是他们没有。“那天我非常伤心，”艾米娜说。但是她回到家里发现安已经在Facebook上加她为好友，那个时候她就知道，她们是注定要在一起的。
也许是天意的安排，就在第二天，这两名女子又同时被邀请去参加另外一个活动。此后她们就开始经常一起出去玩，并发现她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流行文化和时装。安是记者，艾米娜是一名数字策略师，为了相互之间增进了解，她们创建了一个流行文化博客，取名“Instaboner”，记录她们对文学、政治和时尚的痴迷。“我们很有共同语言，”艾米娜说。
“我们的关系立刻就近了，”在一次单独采访中，安也这么承认。
虽然她们之间不是性的关系，但是这样的一见倾心也是非常浪漫的。安说，她从艾米娜身上找到了她“一直想要却又从男人那里得不到的东西，促进我变得更好，又不会常常显出对我的失望”。没多久她就向艾米娜请教情感、个人问题和工作问题，让她给予帮助和建议。“这些问题别人都说问男朋友，可我都是问艾米娜，”安说。
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说男人是能够让我们人生圆满的人，因此我们要和男人之间形成那种能够影响我们人生的最原始、最基本的情感，殊不知女性之间也可以结成同样的关系，这是在女性人生中常常被忽视的事实之一。
女性之间的友情长久以来就是女性生活的基石。在更早的年代，女性常常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或社会原因，很早就走入婚姻。但是如果机缘未现，没有婚姻指导她们情感和心灵的成长，同性朋友就是为她们带来慰藉的亲密伙伴。
如今，虽然婚姻从理论上来说比过去更能让人得到心灵上的满足，但是随着现代人的晚婚趋势，女性发现她们并非一定要通过和男人携手，或者一定要在传统的家庭结构中，才能成长和塑造自己，才能构筑梦想和树立人生目标。相反，她们还可以和同样是女性的其他人——她们的女性朋友——并肩奋斗，实现自我。
艾米娜托·索乌出生于几内亚，父亲是一位穆斯林外交官，母亲是几内亚首批获得工科学位的女性之一。艾米娜托在尼日利亚、比利时和法国长大，后来在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上大学。大学毕业后不久，因为母亲突然去世，她回到比利时照顾父亲和兄弟姐妹，但是没多久就又回到美国工作。九个月后，她以躲避割礼为由提出的庇护申请获得批准，留在了美国。
安·弗里德曼在艾奥瓦州东部长大，毕业于密苏里大学，父母都是天主教徒。
“我在这样一个非常国际化的环境里长大，”艾米娜说，“而安是一个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女孩，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完全不同，我们有许多互补的地方，也存在许多分歧。”
她们共同的地方在于，两者都主张个人的独立，并且身体力行。
艾米娜的父母是家族中第一对不是通过包办婚姻而是因为两情相悦结婚的。她的祖父有三个妻子，二十一个孩子，对于来自这样一个家庭的她来说，年近三十依然未婚独居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她说，单身生活根本“不属于我来自的世界，这是永远也不可能的事”。她是家族中第一个自己挣钱、单独生活的人。
安和艾米娜成为朋友几个月之后，就和她一同参加《绯闻女孩》聚会的那个男朋友分道扬镳。成年之后终又单身，这样的状态给了她极大的满足。她说，这主要是因为在她正式恢复单身后的那几年里，她发现友谊至关重要。“有两年的时间都没有过爱情，也没发生过性关系，甚至没有男人接近过，”她说。安和艾米娜都相信她们所谓的“被选中的家人”。
“我不只是从女权主义角度或学术层面来说，”安解释说，“我想说的是，如果你选择在一个人身上投资，那么你对她投入越多，她也会对你投入越多，这是感情上的一种维系。”这个观点已在科学界逐渐获得认同。根据娜塔利·安吉尔（Natalie Angier）的报告，非血缘家庭关系长期被人类学家认为是“拟亲属关系”，但是研究人员“近来推翻了这种区分，他们认为自我组建的家庭和传统家庭具有同样的真实性和存在意义”，他们称之为“自发性亲属”。[1]安吉尔在报告中称，自发性亲属关系和我们所称的普通友谊，区别在于前者“常常成为一个人自我认同的核心要素，可对人生起到重要作用：如赋予归属感，缓解经济压力和情感压力”。
安称她的朋友——主要是艾米娜——是“我的感情支柱，我的全部”。艾米娜也说，“我总是告诉安，她是我生命中最最重要的那个人，这不是给她压力，只是因为那是我真实的想法。这种感觉就好像我们前生有缘”。
在安和艾米娜的生活开始发生交融的几年之后，安做出决定，她要离开华盛顿接受外地的一个工作机会。这次分离对她们的打击非常大。
艾米娜对她们分别前一起做的一切依然记忆犹新——打包行李，处理物品，告别聚会，等等。在安即将远行的那天上午——她先去奥斯丁后来又到洛杉矶——艾米娜回忆她哭得非常厉害，“早上七点我去买了咖啡回来，就开始歇斯底里地大哭，”她说，“那是我有生以来最艰难的事。”
我非常了解她的感受。
我和萨拉（Sara）
我和萨拉相识于1999年，那时我们都是公司的小职员。最初我们互相间并没有特别的好感。因为有共同的朋友圈，所以有间接的交往。很多年以后我们在一个聚会上偶然相逢，那时候我们俩都刚刚和男朋友分手，在聊着各自伤心故事的过程中开始建立起联系。
我们真正成为朋友是在我们俩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渐渐在所在城市立稳脚跟的那段时间。那时我和萨拉干劲十足，胸怀大志，都有幸在工作上被委以重任。我们从彼此身上获得忙里偷闲的喜悦和认可，我们都热切渴求放松，喜欢分析，喜欢天南海北地谈天。我们参加聚会都要带上对方，成为彼此固定的女伴。我的同事知道她，她的同事也知道我，我们知道彼此同事的各种事情，互相了解家里的故事，最终也认识了彼此的家人。
我和萨拉的关系有时只是一起喝喝啤酒、抽抽烟，但也有一般是长期伴侣或同胞姐妹之间才有的那种随意和亲密。当然，我们也会聊自己痴迷的男生，讲讲未曾与外人道之的单相思故事，说说那些激情或愚蠢的一夜情，从月经不规律到避孕套落在体内，一些女生定期会遇到的生理问题。不过这些只是谈资中的一小部分。
事实上，我们说得更多的是身上发了疹子怎么办、怎么处理办公室的闹剧，我们很少谈论性高潮或男人的阴茎。我们帮助对方寻找住处、争取加薪，我们指导对方如何更好地安排日常开支，我们一起为大选疯狂，一起分享读书心得，一起看电影，一起灭虫，一起看颁奖节目。
在友谊关系中，即使是最亲密的两个朋友也不会要求对方心里只能有自己一个。就像安说的，“女性之间的友谊，就好在它不排外，不是电影《高地人》（Highlander）里的那种情形，不会说‘只能有一个’”。
因此，我们二人甚至不能称为“最好的朋友”，确切地说，我们各自都有许多“最好的朋友”。我和萨拉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圈，我们一共六人，关系非常密切，经常一起度假。但是我们还有各自的朋友圈。我有来自老家的朋友、大学时的朋友、关系要好的同事，还有一个已经结婚的朋友，我还经常去她家玩儿。萨拉也有来自匹兹堡的老乡、大学同学和同事。虽然我们和彼此朋友的关系不是很近，但也都非常了解，我们好像都是其中的一份子。
不知不觉地，我们在重新建立一个非常古老而又现代的关系网。关于19世纪的女性关系，历史学家卡罗尔·史密斯–罗森伯格（Carroll Smith-Rosenberg）曾经写道，“朋友不是孤立的二元体，相反，她们通常是高度发达的综合关系网的一部分”[2]。
友情给了我成年生活中最想得到的东西——心灵相通的感觉、共同语言和快乐——还有安所说的她和艾米娜之间的那种感觉，那是我希望、但从来没能在跟男人的爱情和性关系中体验过的。我仅有的几次恋爱，几乎让我心力交瘁，而我和女性朋友之间的关系却给了我力量，而且使我在其他方面也获得了裨益：我所渴望的其他东西也更加容易实现了——更好的工作、更高的薪酬、更多的自信，连快乐也更加触手可及。
女性的友情不是精神安慰，也不是爱情的替代品。相互产生好感的两个女性不会安于现状，相反，她们会去寻找在爱情纠葛中缺失的重要东西，从而进一步提高要求。
“我不确定每个人是否注定会遇到那个特别的人，”艾米娜在谈到寻找未来的伴侣时说，“但事实上，你希望从男人身上得到的东西，我同样能从我的友谊中得到，这不仅仅是指安。我必须要为自己建这个家，我对它全身心地投入，受委屈了我可以回家得到安慰，受伤了我可以回家疗伤。我不知道是不是和男人也能够维持这样的关系。于我而言，朋友不只是重要，而是最重要的部分。”
我和萨拉相遇四年后，萨拉的男友在波士顿有个很好的工作机会，他们异地恋了一年后不得不做出选择。他执意要留在波士顿，尽管萨拉在那里没有很好的发展机会。
看着萨拉在选择中纠结我非常心疼。她已经30岁了，喜欢纽约，而且在纽约有一份很好的工作，薪水也不错，她还特别喜欢她住的那套公寓，她爱她的朋友。但是她也爱男友，也想尝试和他一起生活，看看能不能适应。
人近中年面临这样的折腾，让我不禁回想起早婚的明智。毕竟，我们年轻的时候弹性大，可以毫不费力地接受别人进入我们的生活，但是单身的我们在承担责任、在领导和被领导的过程中独自成长，我们自己开立银行账户、自己贷款、自己签订租约。我们打下了成年生活的基础，和别人的生活建立了联系，在这个过程中生活渐渐定型，可变性越来越小。现在却要将这一切推倒，在别处重来，这比在22岁就找个人结婚，两人一起共同建设生活需要更大的勇气。
萨拉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打包行李、处理物品。在她搬去波士顿的那天，一群朋友过来为她关上运输车的大门，和她拥抱告别，目送她驱车离去。她走了，留我独自生活，想到这里我哭了。
我心里非常清楚萨拉是应该走的。我希望她幸福，而且我知道，我们都希望彼此不仅能拥有深厚的友谊、有意义的工作和美好的时光，还能从爱情和性伴侣那里得到温暖而实用的关系。我们俩也都清楚地知道我们渴望爱，渴望来自爱情的承诺，渴望家庭的美好。那个时候我就想，如要实现这一切，唯一的办法就是放弃独立的生活。
我并不想把我和萨拉的友情，以及我们多姿多彩的生活看成是找到真正伴侣之前的替代品或临时组合，但也不能否认，我们为彼此所做的，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在生活中实践和维持我们的亲密关系——在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爱人教会我们处世之道的这些年里，我们学会分享，学会吵架后互相妥协和沟通，学会克服嫉妒、打发无聊时光。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使对方变得更坚强、更有能力（且更有可能）和伴侣建立健康幸福的联合。友情使萨拉和男友的关系成为了可能，而我就像那火箭，将太空梭送入了轨道，然后不可避免地和它脱离，独自哀伤。我之所以能够对艾米娜所讲的安离开她投奔男友的故事产生共鸣，是因为萨拉的离去是我成年生活中最大的失落之一，远远比之前和男友分手更加令我伤心。
很久以前我写了《女性朋友是新式丈夫》（Girlfriends Are the New Husbands）的故事，分析我当时的悲痛心情——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写这样一本书。我在书中说，女性不一定要在婚姻里成长，我们的成年生活并不孤单，我们可以成为彼此实际意义上的配偶。
我哭着向另一位朋友诉说，这位长我十岁、三十好几仍旧单身的生活导师一向悲观，但是没想到这次她却安慰我说：“放心吧，她会回来的。”我说，哦，我知道她会回来看我，但那不一样。可我这位朋友却更加肯定地说：“不，她会回来的，她的生活在这里。”
我完全不明白她为什么如此有把握地认为萨拉会回来。萨拉怎么可能回来呢？很早以前我就从劳拉·英格斯的故事、安妮·雪莉的故事，还有乔·马奇的故事中知道人生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我太清楚这一点了。命中的安排也许可以推延，但婚姻终究还是女人的最终目的地，它就像牵引光束一样，终会将我们全都吸引过去。
可以说，我和萨拉的故事结束了。
她是我的人
安走后，艾米娜的悲伤久久不散，她重新开始做心理治疗，因为“可以说话的人走了”。同时她感到自己在华盛顿的关系网络也散了，因此打算离开这个城市。“安是我生活的中心，”她说，“没有她，华盛顿对我来说也没有了意义。”
安在洛杉矶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对这个新的城市也渐渐产生了感情，要她回到东部几乎是不可能了。艾米娜想起了她们俩一起在西部的那次公路旅行，安有了加州的车牌，她对新家的喜欢溢于言表。艾米娜记得她对安说：“看到你爱上加州真是太好了，就像看到格林奇[1]的心在变大。”
一对情侣，若是一方在别处找到了很好的工作，通常两人会商量是否一起走；夫妻中若一人向往北方的生活，而另一人喜欢南方，那么他们通常会协商去哪里生活，或是否要生活在一起。
假若按照我们被教导的那样，在我们的成人生活中，我们不应将朋友列入最难解的逻辑等式，不可以、也不应该围绕友情来建设我们的生活，相反，我们生活的中心应该是家庭、婚姻、工作，可能还有老去的父母……
然而安和艾米娜的友情中，确实包含了对未来的打算。她们讨论过搬家，“这种分处两地的关系让我感到非常疲惫，不久我们当中会有一个搬到另一个那里去，”艾米娜说。安也认同这个想法，但是艾米娜很难在安的城市找到理想的工作，因此搬去那里也不现实。2013年，艾米娜搬到纽约，那是安最不喜欢的城市，她们尽量六个星期见一次面，2014年，艾米娜在加州北部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一天到晚给她发短信，”安说，“如果她哪天没有收到我的消息，十有八九是因为我已经死了。”有一年安带领一个团队，她非常谨慎，从来不和同事说她的感情生活或性生活，但是她说，“他们都知道艾米娜是我的人”。
“让我同事知道安，这是非常重要的，”艾米娜说，“大家都只说自己的另一半，我想让他们知道安在我心中的位置。我甚至没想过说她是我好朋友，因为安对我来说远远不止是好朋友。她是我每天都要念叨的那个人，她是我的人。”
虽然艾米娜说“我的人”这个说法，和电视剧《实习医生格蕾》（Grey’s Anatomy）并无联系，但那正是这部剧里使用的语言。剧中最主要的人物线索是外科医生梅雷迪斯和克里斯汀娜之间的友情，两人之间不是性关系，而是彼此深爱着的友谊。她们俩都是强悍的人，经常吵架、互相较劲，却同睡一张床、同喝一瓶酒，她们都不喜欢拥抱，不喜欢廉价的情感，对工作和爱情生活非常投入，彼此亲昵、独占性地互称“我的人”。《实习医生格蕾》是珊达·莱梅斯（Shonda Rhimes）的作品，这位多产的作家执导过形形色色的女性电视剧，因此她的娱乐王国常常被人称为“珊达乡”（Shondaland）——一个幻想中的女性权力世界。莱梅斯是一名有三个孩子的未婚妈妈。
长久以来，女性之间这种彼此相属的亲密关系在社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传统婚姻家庭关系之外的女性来说更是如此。学者莎伦·法默（Sharon Farmer）曾经写道，在中世纪的巴黎，“单身女子有时可以从其他无婚恋女性的友谊中得到生活、经济和情感上的帮助”。[3]她还指出，在巴黎的税务记录中，有证据表明，在13、14世纪的时候，就有女性在一起生活、工作、交税了。
未婚女性的亲密关系非常醒目，以致两个女子之间的坚固友谊（经常还有床伴关系）常常出现在莎士比亚戏剧的情节设置中，其中就有《仲夏夜之梦》的女主人公海伦娜，她称她和赫米娅有着人与人之间那种“古老的爱”，她们是“结在同一茎上的两颗可爱的果实，我们的身体虽然分开，我们的心却连在一起”。在19世纪的美国，西进运动造成东部地区大量男子流失，女性与男性缔结婚姻的概率降低，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由成年女性结成家庭伴侣关系的现象，俗称“波士顿婚姻”（Boston marriages）。
随着寄宿学校和女子学院中年轻姑娘之间的交往日渐频繁，她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得到了认同，甚至这种关系还专门有个表述，叫她们“有戏”（they were“smashed”）。正如贝琪·伊瑟列所写，父母是赞同女伴关系的，他们认为这是“固定的好朋友，而且这种关系一旦形成，她们可以互相教会对方信任、忠诚、宽容和忍耐”。伊瑟列指出，她们彼此在实践中培养这些品质，对于今后的婚姻一定是有利的，“即使有些已婚者从未在丈夫身上找到这种感觉”。
学者卡罗尔·史密斯–罗森伯格（Carroll Smith-Rosenberg）在她197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女性世界的爱与仪式：19世纪的美国女性关系》（“The Female World of Love and Ritual:Relations Between Women in 19th Century America”）中写道，女性关系的重要部分是由前几个世纪男女世界两极分化决定的，造成了她所谓的“男女之间的情感隔离”。[4]
在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女校、寄宿公寓中，或者像在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的工厂宿舍里，女性常常同居一室，在身心成长的过程中互相指引，在恋爱和结婚生子的过程中形成亲密的关系，正如史密斯–罗森伯格所言，她们“在情感上互相亲近”。那些在单性别环境下长大、接受教育和处世训练的男女结成夫妻后，“双方都必须做出改变，以适应与另一个人的共同生活，而这另一个人，从本质上说是来自完全不同的群体”[5]。史密斯–罗森伯格在文章中写道，“女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主要特点是亲密、自由的情感表达，身体接触不受约束，而男女之间的关系则往往相反”。
在过去，结婚主要是出于财务和社会角度的考虑，人们想从婚姻中得到性和陪伴的快乐的合理要求往往得不到满足。那个时候常常是友谊给了女性关心和亲情，她们和朋友进行心灵沟通，讨论政治观点。这种关系在女性生活中至关重要，即使在一方或双方成家之后，她们之间的情谊也会一如既往地保持下去。婚后生活再幸福的女子，也会在同性关系中寻找丈夫无法给予的东西。正如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这位忠于婚姻的妻子和五个孩子的母亲，在说到她的女伴苏珊·安东尼时说，“我们的生活、目标和经历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一旦分开，我们就会倍感失落”。
而常在同性身上寻找现实生活和内心深处满足感的，不仅仅是女性。在早期以男性人口居多的南方殖民地，一些男人在烟草种植园里共同生活，人们称之为“伙伴”。[6]林肯就曾和他的朋友约书亚·斯皮德（Joshua Speed）多年合睡一床，他在1842年致信给斯皮德说，“我想做你朋友的愿望是永远不变的”[7]。而根据《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报道，加菲尔德总统（James Garfield）和他的大学好友哈利·罗兹（Harry Rhodes）也情深意笃，他曾经写信说“我愿我们能够清醒地相拥着度过一个不眠的长夜”。[8]
同性朋友之间的亲密语言、床头的肌肤相亲，在许多现代人看来就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同性恋行为。有些当然是确定无疑的，然而，同性恋作为一种性取向的概念，是到了20世纪初才出现的，所以现在很难回头去评判，当时许多同性之间那些有身体接触的亲密关系。
当然，也有女性不仅承认而且公开表明自己对某个同性的钟情和生活上的依恋。改革家弗朗西丝·威拉德（Frances Willard）一生只和女子相爱并建立家庭，她在1889年发表的自传中写道，“女子与女子相爱的现象与日俱增……等到每个能干而谨慎的女人都有能力体面地养活自己的时候，每个村子都会出现‘两人暗结同心’的现象，而且这两个人均为女性”[9]。
另有一些人试图强调生理冲动和爱的冲动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先验主义作家、文学评论家玛格丽特·弗勒（Margaret Fuller）曾和卡罗琳·斯特吉斯（Caroline Sturgis）保持着长久的书信友谊，晚年她和一名男子热恋、并且可能与他结婚，她在信中谈到和另一名女子的密切关系时写道，“我一度热恋安娜，当时我有非常强烈的感觉……这种爱就像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无数的珍宝，并且我仍然保留至今……它是一颗闪光的宝石，照亮了许多人性的黑暗”。但同时弗勒也认为，虽然“无论男女，同性之间确实可以产生爱情”，但是这种关系“纯粹是精神上的，不受任何低级本能的亵渎”。[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