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斯–罗森伯格认为，由于当代人对个体的性冲动有种先入为主的认识，因此长久以来，当我们考察女性友谊的时候，社会政治背景这些因素被或多或少地掩盖掉了。女性关系中性的因素也许对她们本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的真正区别，对于我们研究她们在彼此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来说，却是无足轻重的。
我们知道，在同性恋身份远比过去惹人注目的今天，女性之间还是会建立起感情浓烈、且常常不避讳身体接触的关系。这种感情如果不细究很容易被人理解为同性恋，但事实上她们未必有性的关系。
我在初中的时候和朱迪非常要好，若是在一百年之前可能会有人说我是“拉拉”。然而我和朱迪从来都不喜欢像许多其他女孩那样有过多的身体交流——比如说拥抱或者相互编辫子——我们之间显然是少女之间纯粹的友情。
那时我和朱迪都没有男朋友或其他女性朋友，可以确定地说，我们没有不是因为在彼此身上倾注了太多，恰恰相反，我们是青春期的孩子，精力充沛，关爱自我，渴望心灵的相通。如果没有匹配的爱情来照亮我们，我们唯有用少年人自己的强光互相照射。我们在生日贺卡上、学校年鉴的留言上、笔记本上写下长段长段的亲密话语，在课间交换。我们开着只有我们自己才懂的玩笑，我们讨论海湾战争，我们一起看《当哈利遇到莎莉》（When Harry Met Sally），我们会因为其他朋友的闯入而心生嫉妒，甚至兴趣的改变也会引起对方的不满，生怕两人从此不能像镜像那样完全重合。
我们用什么标准来正确判定“真正的”伴侣关系呢？两个人必须经常有性的接触、有生理欲望才能算是伴侣吗？他们必须经常互相给予性的满足、而且互相忠诚吗？如果按照这些标准来看，那么，许多异性婚姻也不能算是真正的伴侣关系。
并非只有婚姻以及以心相许的恋爱关系，才能够支撑女性的生活，也并非只有它们才能造就女性的人生，为她们指引方向，给予她们生活的激情，至少不是对所有女性都如此。
如果要略加区别女性伴侣和异性伴侣，那就是在同性关系中，不会有一方单凭性别就自动享有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地位或更多的财富。
“叫嚣的姐妹”
贝蒂娜·陈（Bettina Chen）和爱丽丝·布鲁克斯（Alice Brooks）一个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一个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她们是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工程学硕士学位的时候相识的。“那里女生很少，”陈谈到她们一开始如何互相注意到对方的时候说，“我们都是理工学院毕业的女孩，有很多共同语言，很投缘。同时我们也想尝试为身边的女性创造更大的空间。”
两个女孩的关系变得非常亲密，她们经常说起自己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工科圈子里的遭遇，很想做点什么将更多的年轻女性吸引到她们那个领域中来，交流各自选择工程专业的原因。贝蒂娜说她小时候总是玩哥哥们留下来的乐高和林肯积木，这些都是面向男孩销售的建筑玩具。而爱丽丝则记得她曾经想要一个芭比娃娃作为圣诞礼物，最后却得到一把锯子，她就用那把锯子自己制作玩具，其中有布娃娃和恐龙。
布鲁克斯说，随着友谊的加深，她和贝蒂娜开始一起度假，发现彼此相处融洽，于是想到说不定在事业上有合作的可能。随后她们就成立了公司，推出一系列面向女孩的工程玩具——Roominate，这不仅是一家在女性合作之下诞生的公司，它更是为了将更多的女性带入这个由男人领导的行业中来，而布鲁克斯和贝蒂娜这两位女性正是在这个行业中结识彼此的。
从历史来看，女性在互相鼓励和彼此激发中进入了知识领域和公共领域。在这些几乎不受男性欢迎、更无平等可言的领域里，女性互相扶持，互相帮助，结伴合作成立“睦邻之家”、“睦邻学院”，共同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身为女性的辩护者、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她们发现了彼此的存在，一起交流心得，分享观点，共同协作，成为妇女选举权运动和禁酒运动的中流砥柱以及废奴运动的核心力量。她们分享工作场所经历的危险遭遇和不公平待遇，推动了妇女集体劳工诉讼的发展和早期妇女工会的成立。
女性团结合作的力量引起了社会极大的不安。19世纪反女权运动的新闻记者伊莱扎·林恩·林顿（Eliza Lynn Linton）就将女性团体，尤其是参与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的那些妇女，称为“叫嚣的姐妹”。
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刚刚经历了一个政治和性意识巨变的进步时代，在试图让女性重新回归婚姻的努力中，民众对女性的友谊再次表示怀疑并进行诋毁，部分原因可能就是人们担心女性组织扰乱社会安定。
20世纪20年代，也许不是巧合，大约就在第19条修正案获得通过的那个时候，“女同性恋”（lesbian）一词频繁出现，专指那些关系亲密的单身女性。斯黛芬妮·库茨（Stephanie Coontz）在书中提到，20年代末，美国精神分析师“提出警告说，最常见的性变态之一就是少女之间互相恋慕的倾向”，“他们称，‘这种变态行为对正常的身心发展和婚姻是极大的威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阻止女性成立社会联盟，鼓励异性之间通过恋爱进行更加自由的性尝试。[11]
为了避免同性结对造成社会动荡，女性从很小的年龄起就被鼓励追求男性。男性也有其自身职责，那就是获得女人心无旁骛的关注——人们越来越认为男性不仅要有金钱和地位，还要为女性提供她们过去只能在女性朋友身上得到的陪伴和交流——而现在这些女性朋友却成了在男人面前相互争宠的对手。
在讽刺漫画里，年轻女性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她们不再是互相勾结使坏、抱团取暖的伤心恋人——原先她们常以《贝蒂和维罗妮卡》[2]式的、为吸引异性注意逗狠较劲的面貌为人所知。现如今，女性之间的竞争关系可不只是为男人争风吃醋那么简单。20世纪末期随着为数不多的升职通道的开放，在工厂并肩劳作的工人形象，让位给了身穿垫肩上装的职场女强人，她们为了尺寸之柄努力讨好巴结男上司，排挤觉得对自己有威胁的女同事或女下属。权力结构的基础，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小人物为了争夺难得的晋升机会而激发的能量。
在友情、支持和私心之间依然很难找到平衡，尤其今天，与我们共事的同性好友也在为了加薪、跳槽和升职和我们竞争。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位女子跟我说起了她在职场上赢过好朋友和她闹翻的事，她说她的朋友克制不住嫉妒的心理。“我们和男人争了那么多年，到头来还要和自己的同性朋友抢工作。”
这不仅仅限于工作和男人。对女性而言，很多事物变得触手可及：不管是旅游或美宅之类的奢侈品，还是教育或可靠的儿童托管服务之类的稀缺资源，女性拿着形形色色的东西与同侪比较，继而抱怨命运不公。
为了改变现已深入人心的女性之间是激烈竞争对手的刻板印象，安和艾米娜提出了她们所谓的“闪光理论”。“当我们遇见比自己更幸福、更成功和更自信的女性时，会自然而然地嫉妒她们，”安曾写道。她说这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意味着“我们的机会少了”，她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如果遇到智慧、风度、美貌和职业成就都超过你并令你感到紧张的女性，就和她做朋友。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不会让你失色，相反，你会显得更优秀。”
婚姻的裂痕
在以前没有Skype、短信等沟通渠道的时候，女性朋友之间通过书信保持来往。这些书信不仅让我们对某些女性之间的友谊有了大致的了解，还向我们展示她们的生活情形和思想观念。如果没有这些书信，她们的生活很可能就会被我们忽视。通过这些书信我们可以了解女性对于自己的婚姻和友情的看法，以及她们为婚姻和友情争取空间而付出的努力。
《简·爱》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很爱写信。她在38岁的时候接受了她父亲的助理牧师亚瑟·贝尔·尼科尔斯（Arthur Bell Nicholls）的求婚，她并不爱尼科尔斯，但是她写信给一位朋友说，她明白嫁给贝尔可以让她父亲“晚年有个好帮手”。勃朗特不仅向闺中知己坦承此事，在其他诸事上她也非常坦然。
1854年勃朗特写信告诉一位朋友自己决定结婚的时候，她说，“我感受到的幸福是平淡的。我不会有绚丽的人生，不过尼科尔斯先生倒是一个忠于职守、重感情的人，他心地纯洁，生活简单……我非常感激他”。她后来又在另一封信中说，她的婚事加深了她从前对于婚姻的许多疑虑。“我比过去懂得了更多的生活现实。我想有许多错误观念在流传……那些不分情由一味催促身边人结婚的已婚妇女，对此是负有责任的。就我而言，我只能以更深的诚意和更实在的意义，再说一遍我过去常说的那句话——相信命运的安排。”
显然，勃朗特在婚后明显感到失去了自由。“我的时间不再属于我自己了，”她写道，“另一个人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他说我们必须做什么，于是我们做什么，这些事一般也都是正确的——只不过，我有时希望能写写信，散散步什么的。”
几个星期以后，勃朗特写信给好友艾伦·内尔·纳西（Ellen Nell Nussey），说她丈夫“刚刚看到这封信，说我写得太率性了……我并不认为我说了什么轻率的话——不过你看过后还是把它烧了吧（‘烧’字下面划了三条线）。亚瑟说我写的这些信……非常危险——所以请一定听从他的建议‘烧了它们’——不然就‘不能再通信了’……我忍不住笑了——在我看来这太好笑了，可亚瑟说他是认真的，从他的表情来看确实是认真的——他趴在桌子上，眼神里充满关切呢”。
后来这样的关切有增无减。“亲爱的艾伦，”一星期后勃朗特在信中说，“亚瑟说你没有明确地答应烧我的信……他说你一定要给他一个明确的保证——否则他就要审读我写的每一句话，他要当我们的书信审查官……我想你必须做出承诺——至少他是出于对我们的极大关心——不然你就会收到他写的那样的信……平铺直叙，就事论事，不加半点修饰。”
纳西最后终于回复勃朗特的丈夫说：“亲爱的尼科尔斯先生，鉴于您对于我们女流之辈的书信里那些热情言辞的惶恐，我向您保证我将从此销毁夏洛蒂给我的来信——如果您发誓从此不再审查我们所交流的事”。
尼科尔斯同意了，但是纳西却没有将信烧毁，感谢她对历史做出了贡献。不到一年后，曾经写信给纳西说“女人成为妻子是一件庄严、奇异而又危险的事”的勃朗特，真的被自己不幸言中，在38岁那年（很可能是在怀孕期间）因病离世。[12]
婚姻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伤害着女性的友谊。
萨拉·斯泰德曼（Sarah Steadman）是犹他州弗纳尔城的一名中学老师，29岁。她说起了对于许多朋友早婚的复杂心情。尤其是在普遍早婚的犹他州，那些和她一样的摩门教信徒，都年纪轻轻就结婚成家，使得该州的结婚年龄成为全国最低。萨拉的中学好友在20岁出头的年龄就结婚了，当时萨拉为她感到非常高兴。“我很喜欢那家伙，可以说他们俩是我一手撮合的。”但是她又说，“真的太糟糕了，那感觉就像我生命中已经失去了她一样。虽然我们还是好朋友，但是再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了，完全不可能了，因为他们有了自己的新生活”。
我33岁那年，两个最要好、最亲近的朋友在几个月里相继结婚，那是我感觉最糟糕的一段时间。在其中一人的婚礼上，我在留言本上看到另一位好友给她的留言，说她非常庆幸“她们一起迈出这共同的一步”。我当时看到这个留言顿时觉得身上像重重地挨了一记。
我们三人就像一个铁三角，彼此都是好朋友。各自有着不同的事业和理想，我们喜欢的风格、我们的想法和对性爱的口味也不尽相同。没错，现在正好她们两人都结婚了而我依旧孑然一身，但是在那之前我从未想过她们有什么特别相似的经历，她们的恋爱过程、伴侣，甚至婚礼都很不一样。但是这句留言却让我猛然醒悟，也许我依然是她们的同龄人、她们的知己、她们的社会同侪、她们的邻居好友，但是这“共同的一步”唤醒了我，我忽然意识到，也许她们认为从今往后，我们便是两种不太一样的人了。
艾略特·霍尔特（Elliott Holt）是华盛顿的一名小说家。她有两个姐妹，上的是女子学校，她说和她关系最亲的都是女性。她回忆，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她和朋友们一星期见面好几次，一起玩，一起聊天到深夜。等到大家都30多岁的时候，好朋友就接二连三地脱单，开始存钱买房、生儿育女，她们再也不像从前那样经常见面了。现在她40岁了，几乎所有的好朋友都有了伴侣和孩子，能三四个月见一次就很不错了。她说，“我感觉自己完全和她们脱节了，可我是那样地爱着她们！”
作为朋友圈里唯一的一个单身女性，艾略特说：“我总是开玩笑说，我就像个外国交换生：我和她们说着同样的语言，我有侄女，也参加别人的婚礼，可我还是觉得落单了”。她的已婚朋友以前也邀请她参加社交活动，但是邀请越来越少。她觉得可能是朋友意识到自己谈的都是孩子、老公和房子，不想把她拖进这些话题。但是在她看来，她们不明白的是，“我真的很想找到自己真正的归属。承认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但又不能让自己听上去像个找不到伴的怨女，这是很难做到的”。
艾略特前不久和她的一个前男友聊过，他说她需要多和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交往，不然就得找70岁的老人了。她也真的去尝试了。有次出差到纽约，一帮年轻姑娘邀请她一起出去玩，她说那次玩得非常开心，“到了十一点半，她们说要换个地方接着玩儿，好像夜生活刚刚开始，不到凌晨两点不会结束的样子”。她顿时觉得她们之间相差了十五年，“我出生的时候还是尼克松在当总统，”她说：“她们出去抽烟的时候我就想，‘天哪，你们还抽烟！我的朋友到29岁都戒了！’我喝了一两杯，又累又醉。”后来她就先回去了。
萨拉回来了
萨拉搬去波士顿六个月以后，她又回来了。
她回来有多种原因，那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艰难决定。一方面是因为她是为男友去的波士顿，但是和男友的关系并不如意。更重要的是，就像我那位悲观的朋友所说的那样：她所离开的纽约生活——她的工作、她的城市、她的朋友——对她来说很重要。她是为了自己回来的。
这真是太棒了。虽然她和男朋友分手我也难过，但是也庆幸她又独自建立起顺心愉快的生活，足以弥补过去。她回来我太高兴了。
但是朋友之间的关系，就跟婚姻一样不知不觉中就有了隔阂，也会像情人之间一样裂缝越来越大。我和萨拉依然非常亲密，我们还会像以往那样一起聊天、喝酒、看颁奖典礼，也会一起旅行。但也许是因为她一边伤痛未愈，一边还要在纽约重建生活，同时也不愿简单地回到过去的生活模式；也许是因为我在经历了之前的离别之痛后，也不愿再像从前那样完全地投入，我们之间的关系再也无法顺利和轻松如初了。
萨拉回来几年后，我开始恋爱了。忽然之间，我不能像以前那样每周好几个晚上和女性朋友出去，因为我遇见了一个男人——人生中第一个我想和他共度良宵的男人。
我们很难做到同时保持朋友间和夫妻间的亲密关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19世纪的女性是幸运的，因为她们的婚姻大多很糟糕，而且又被隔离在一个从属、压抑的性别等级当中。然而正是这样，她们才更容易和女性朋友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因为相比之下，她们的丈夫不太可能在情感和心灵上与她们进行更有趣的交流（当然，也有像我们在夏洛蒂·勃朗特和内尔·纳西的通信中所看到的那样，无爱的婚姻也可能会限制通信自由）。
在我和达瑞斯（Darius）相爱的那个时候，我很惊讶自己一心只想和他厮守，根本没有时间像以前那样和朋友一起活动。我不能经常在下班后和萨拉一起喝啤酒，也不能隔天和好朋友杰拉尔丁（Geraldine）一起出去吃饭，更不能周末和表妹卡蒂（Katie）闲聊过往一周里中所发生的事。这些事我都没法做了，因为如果我还是保持原来的生活，就不可能有大把的时间和我所爱的人在一起，而更奇怪的变化是，我竟然还想和这家伙做爱。一旦我和朋友之间少了经常的交流，我们就不再那样轻松随意了，那种相知相契、同舟共济和友情至上的感觉也开始渐渐消散。
20世纪初有些人的担心或许不无道理，他们认为女性之间的友谊是婚姻的对手，会抑制女性结婚的愿望，尤其是面对不理想的婚姻时。但是问题的实质是，因为有美好的友情而不愿意将就婚姻，所以如果你真的遇上了一个足够喜欢并愿意为他改变要求的人，那很有可能是真爱。我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并不是我不像以前那样爱我的朋友了，她们仍然是我的朋友，我爱她们，怀念我们曾经有过的点点滴滴。我虽心怀内疚，但实在无法同样用心的对待友情和婚姻。因为从很多方面来说，我和我那些朋友早就像幸福的夫妻一样了。
女性朋友在彼此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向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在单身者更多、单身时间更长的今天。无论是我们的整个人生，还是生命之初的几十年、离婚或丧偶后的最后岁月，都是我们的朋友帮助我们搬入新居，我们和朋友一起购物和照料宠物，和朋友一起经历生老病死，有些人还和朋友一起抚养孩子、看着他们长大成人。然而没有仪式宣告友情的正式存在，没有婚礼，没有健康福利，它不算同居伴侣关系，也得不到家人的承认。
而当友谊遭遇变故——一方搬家、结婚或死亡，没有离婚协议，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为你疗伤，没有赡养费，甚至没有人来安慰我们、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正是这些使得女性所讲述的友情故事——在彼此的通信中、在小说里、在电视和电影中——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我之所以喜欢《简·爱》，部分也是因为其中有简和罹患肺结核的不幸姑娘海伦·伯恩斯（Helen Burns）之间的友谊，使得她在寄宿学校的生活不至于孤独；我喜欢安妮·雪莉（Anne Shirley）的故事，也是因为安妮·雪莉视她的同学戴安娜·巴里（Diana Barry）为“知心好友”和“情意相投的人”，并天真地宣布“我和戴安娜在认真地考虑互相发誓永不结婚，我们要相伴到老永远生活在一起”。
流行文化可以让我们了解什么是女性友谊，以及这些陪伴我们、犹如亲人的单身女性的生活状况：告诉未婚女性，她们的人生也是真实和丰满的，也有精彩动人的故事。
流行文化中的“那个女孩”
海伦·格利·布朗（Helen Gurley Brown）是阿肯色州一名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广告文案一职的印第安女子，虽然她和后来发展为妇女运动的组织毫无联系，但是1962年，40岁的她出版了一本红极一时的畅销书，这本稍显劣质的平装书从影响力来说，虽远不及第二年发表的《女性的奥秘》，但是它讲到了被弗里丹几乎忽略的一个问题。这本题为《单身女孩与性》（Sex and the Single Girl）的书，是为未婚女性进行性探索而写的性爱指南，语言直白而坦诚。书中认为单身女性的主要任务是为自己寻找夫婿，但是，作者又说，在这条路上，女性同时应该享乐，应该为自己找到美好的感觉。
布朗写道：“如果你不去管那种在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如结婚）、什么时间该放纵自己（如星期六晚上）的愚蠢观念，而是利用这些时间，不再羞涩，不再自怜，去做一些有创造性、有建设性的事情……我想单身女孩的困难就已经克服了一半。”她说单身时代是“非常宝贵的……因为那是你有时间、有自由去冒险的时候”，她对婚姻持实用主义的观点，称婚姻是“给人生最艰难的时段买的保险”。
该书当时在主流媒体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后来和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合办《单身女性》杂志的蕾蒂·科汀·波格莱宾——那时候她60岁出头，是负责推广该书的出版宣传主管。她说她第一次读到书稿时就想，“真是太棒了，这就是我的人生”。
除此之外也有别的书向读者展现20世纪未婚女性的生活。罗纳·贾夫（Rona Jaffe）的《最美好的事物》（The Best of Everything）（1958）是一部狂飙突进式的小说，讲述一名从事神职工作的未婚女性的故事，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的《团体》（The Group）（1963），讲述了一些成功女性的故事，描写她们在性、避孕、同性恋问题、强奸问题、工作和友情等等方面的矛盾。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对《团体》一书很是不屑，显然就像每个时代里都有的、被强大女性惹毛的男人，他讥讽作者是“蠢婆娘……到头来就是一个收集短尾猫的可悲的老姑娘”。[13]（实际上玛丽·麦卡锡有过四次婚姻。）
1966年，好莱坞喜剧明星丹尼·托马斯（Danny Thomas）之女、29岁的女演员玛洛·托马斯（Marlo Thomas），试图寻找一部合适自己的情景剧。托马斯后来回忆说，她不满剧本平淡无趣，于是问主管人员，“你们有没有想过拍一个以年轻姑娘为故事中心的电视剧？不再是某某人的女儿、某某人的妻子或某某人的秘书。我们可以拍她的梦想，拍她对生活的追求”[14]。但是据她说，当时主管人员的反应是，“你觉得这样的节目观众会感兴趣吗？”托马斯就给他看了那本《女性的奥秘》，没多久，ABC公司就同意上演一档半小时的电视剧，由托马斯制作，讲述一名独居的未婚女演员安·玛丽（Ann Marie）的故事。托马斯最初想给电视剧定名为《独立女性》（Miss Independence），但制片人却用了《那个女孩》（That Girl）为片名。
后来活跃于妇女运动的托马斯，执意坚持在她这部节奏轻快的电影中女主角一定要自食其力而不依附于丈夫，所以后来ABC找她续拍《那个女孩》的时候她拒绝了，她觉得安和她男友似乎尚未有过性关系，而这已不能真实反映当时美国妇女的生活。当主管人员希望以安和唐纳德的婚礼结束这个连播五年的电视连续剧时，托马斯再次表示犹豫，她不想传达女人总要回归婚姻的讯息。因此，《那个女孩》在1971年播出的大结局，是一对男女在赶赴妇女解放运动会议时被困在了电梯里。
《那个女孩》下线的前一年，继它之后播出的《玛丽·泰勒·摩尔秀》（The Mary Tyler Moore Show）已经开始拍摄。这部电视剧势头更加强劲，从1970年至1977年连续播出七年，讲述一名30岁的新闻记者玛丽·理查兹（Mary Richards）的故事。女主角和由她供养读完医学院的男友分手后搬到明尼阿波利斯，在当地的一个电视台找了份工作，和邻居罗达·摩根施特恩结为朋友，而在前面的某一集里她曾对这位邻居说“比单身更糟糕的就是围坐在一起讨论单身”。
南希·吉尔斯（Nancy Giles）是一名52岁的单身喜剧明星、女演员和电视评论员，她说她非常喜欢《玛丽·泰勒·摩尔秀》，因为玛丽“最后没有结婚，而是坐在新闻编辑室里。她是一名自己支付房租的职业女性”。不仅如此，她的故事告诉千万妇女们，她们卷起袖子自食其力的机会不仅存在，而且是美好而令人向往的。电视新闻主持人凯蒂·柯丽克（Katie Couric）很多年来都是薪酬最高的电视新闻人，她在2009年对我说，玛丽是她的榜样之一。“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可笑，但是看到这个女的一个人出来为自己创造生活，我总是会想，我也要这样。”
当然，流行文化同时也是反对女性独立思潮——有温和的也有惩戒性的——最显而易见、观众面最广的载体。随着里根时代女性解放运动的高涨，一些因循保守的影片反映了社会对日渐壮大的未婚女性群体感到的不安情绪，再次表现她们的孤独、忧伤，有时还不近情理。
在1988年播出的《穿越德兰西》（Crossing Delancey）中，伊琪·格罗斯曼（Izzy Grossman）是一名在书店工作的单身女孩，她那位思想老旧的祖母雇了一名职业媒人给她介绍了一个街头小贩，并告诫她说：“无论你赚多少钱，如果你单身，那你就是有病！”（伊琪最终和那个不起眼的家伙走在了一起）。差不多在同一时候，格伦·克洛斯（Glenn Close）在影片《致命吸引》（Fatal Attraction）中饰演了一名孤独而充满杀气的单身女子艾丽克丝，艾丽克丝威胁一名男子说“不要小看我”。这个不安分的单身女子在和一名有妻室的男子发生了一夜情后对他的家庭嫉妒至极，甚至打算摧毁它，最后被男子的结发妻子开枪摆平，在浴缸里流着血直至溺亡。这是银幕上对女性不安分行为最血腥的惩罚。“最优秀的单身女性死了，”女权主义影评家苏珊·法鲁迪（Susan Faludi）在评论这部影片的时候说。
20世纪80年代描写性解放的单身女性银幕形象中，最具进步意义的可能是来自斯派克·李（Spike Lee）在1986年执导的影片《稳操胜劵》（She’s Gotta Have It）。主人公诺拉·达林是一个性欲很强的女人，她不愿意只委身于一个男子，这致使她同时拥有三个情人。影片对女性的欲望进行了客观而令人耳目一新的描写。但是，正如影评家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指出，影片中有一个镜头，诺拉被一名男子强奸，男子边施暴边不停地质问她，直到诺拉承认这一次性行为的主体是他，而性的独立正是她争取独立自主的必经之路。
反观仅数十年之前流行文化对于单身状态的描写少之又少，我们更加惊异于今天有这么多单身女性的故事出现在电视上。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要感谢《欲望都市》为我们带来了这样的转变。剧中对单身女性生活以及她们之间关系的描写，都是富有启发性的。
莉娜·杜汉姆（Lena Dunham）是一名作家，同时又是导演和演员，她称女性的友谊是她的电视剧《都市女孩》（Girls）中“最浪漫的故事”。而事实也是，首集的开场镜头就是女主人公汉娜·霍瓦特（Hannah Horvath）在床上醒来，从背后拥着为逃避男友而过来避难、同时也为了和她一起熬夜看《玛丽·泰勒·摩尔秀》重播的好朋友玛尔妮。
杜汉姆曾公开说起过，在现实生活中，为了不使自己在和奥德莉·戈尔曼（Audrey Gelman）——杜汉姆的政治顾问——的友谊中失去自我，她所经历的努力与挣扎。在2012年的一次合作访谈中，杜汉姆对戈尔曼说：“我俩对生活的追求可以说非常相近，但不可能完全相同。我能做的是支持你的理想，而不是让你的理想符合我的心愿……最难的莫过于……爱一个人但不作论断，不怕被抛弃。朋友之间更是这样，因为你不是我妈妈，我们又没有孩子——但是我们确实有相同的地方”。就在那次采访中，戈尔曼说她无法想象她们会分手，因为“我觉得我们俩的心灵密不可分”。
喜剧片《最爆伴娘团》（Bridesmaids）是2011年的一部热卖电影。这部影片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它向观众证明了女人也会掏钱去看讲述女性生活一团糟的电影，而且影片的主要矛盾不是在异性情侣之间，而是指向面对生活的变故努力维持友情的两个好朋友——一个结婚嫁人、认识了新的朋友，而另一个还在职场挣扎。
因为友情的变故引发不满，足以说明好朋友也会让你伤心透顶，尤其在其中一方为了传统的爱情转身离你而去时。这样的故事也曾出现在《欲望都市》中。其中有一个令人难忘的场景，凯莉·布拉德肖[3]为了和一个男人移居巴黎而辞去工作，在和她共同抚养孩子、身为律师的好朋友米兰达质疑她为了一个男人做出抛弃家庭、放弃事业的选择时，凯莉怒吼着回应道：“我不可能为了你待在纽约打一辈子单身！”《欲望都市》的电视剧和电影都结束播映时，四名女主角，其中三名已经结婚。在第二部影片中，为了延续友情的故事，编剧将四个主角全都打发到异国他乡的阿布扎比，没有让丈夫们出现在她们的生活中，使她们依然像单身那样自由地生活，彼此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关系。
《欲望都市》播完十年以后，《大城小妞》（Broad City）登上电视。这部电视剧更加毫无歉意地宣扬女性友谊高于异性伴侣关系的观点。电视评论家瑞秋·塞姆（Rachel Syme）认为这是“一部爱的故事……两个亲密无间的年轻女孩，生活上诸事不顺，她们抽大麻，尝试性行为，争吵谩骂，努力着、挣扎着生活下去”。[15]两个女主角“享受着彼此的存在，她们是生活中的拍档、一起干坏事的同伙”，“各自生活却几乎分享一切：毒品、胃病、性幻想……”塞姆援引了一个场景，那是对她们亲密关系最好的说明：两个人盖着毯子相拥而卧，讨论分娩过程中排便的可能。伊娜拉安慰艾比说：“如果是我发生这种情况，你可以不看。”“就是说你生孩子我也要在场对吗？”艾比问。而伊娜拉回答道：“臭娘们，废话，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人，除了你还会有谁？”
这样的话题，纵使愚蠢也很重要，这是对女性在彼此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正式承认，通过这样的语言表达出来绝不会感到难堪。2013年，Buzzfeed网站列出了“好朋友是你另一半的22个迹象”，其中有一起做饭、一起讨论老年问题，而最后一个是“不在乎别人把你们看成是一对，因为不管是不是纯粹的友谊，这都是你曾经有过的最好的关系”。同年，女性杂志《嘉人》（Marie Claire）发表了一个关于三个女人的故事，这三个女人，分别是20多岁、30多岁和40多岁，她们互为医护联系人，共同抵押贷款买房，互相帮助使对方怀孕。故事作者引用了喜剧演员艾米·波勒（Amy Poehler）说的趣闻，她在认识她好朋友蒂娜·菲（Tina Fey）的时候就想，“我终于遇到了我想嫁的女人”。
2013年科普作家娜塔利·安吉尔（Natalie Angier）为女性友谊的重要性找到了动物学上的支持，她指出：“在非洲大象、田鼠、肯尼亚蓝猴、新西兰野马等动物中，都存在雌性之间持久的互惠互助关系，这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
安吉尔称，一些西非的黑猩猩会在雌性之间形成亲密的关系，“坚韧持久，直到其中一方死亡”。雌性狒狒也会建立友谊以对抗生活中雄性狒狒的攻击，还有欺凌和杀戮幼狒狒的现象。这一切听上去都是那么的熟悉。
“你总得有个可以依靠的人。”一名研究人员向安吉尔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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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格林奇（Grinch），童话故事《圣诞鬼精灵》（How the Grinch Stole Christmas）中的角色。心脏只有正常人的四分之一大，所以“心胸狭隘”。
[2]《贝蒂和维罗妮卡》（Betty and Veronica），阿奇漫画公司（Archie Comics）出版的连载漫画，贝蒂和维罗妮卡二人是最要好的朋友，也是最要命的竞争对手，她们与漫画男主人公阿奇之间的三角关系常为人津津乐道。
[3]凯莉·布拉德肖（Carrie Bradshaw），美剧《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中的女主角，被视作自由、浪漫、富有想象力的纽约女性代表。
5 我的孤单，我的自我：靠自己的单身女性
“单身”，这是一个印刻在一座座纪念未婚生活的文化丰碑上的词语：从《单身女孩与性》到《我的女友》，到1996年卡梅伦·克罗（Cameron Crowe）的电影《单身一族》（Singles），再到2008年碧昂丝·诺斯（BeyoncéKnowles）的歌曲，本书得名而来的《单身女性》（Single Ladies）。“单身”，还是被社会心理学家贝拉·迪波洛（Bella DePaulo）在她的《被选中的单身》（Singled Out）一书中用作词根的单词，她由此创造了“单身歧视”（singlism）这一表述，用以描述“人们对单身人士的刻板印象，诋毁和歧视”。
“单身”，更是一个令许多女性厌恶的词。
丽贝卡·维甘德·科尔（Rebecca Wiegand Coale）说她还是单身的时候有过一个新年愿望，就是“单身”这个词不再被用来形容她自己或别的女性。29岁的丽贝卡认为她这种状况是无伴侣，而不是单身。她说当她处在一段恋爱关系中时，就只会想要那个人来陪伴她，给她情感帮助。她和她的前男友“几乎什么事都一起做，从洗衣服到外出”，她回忆说。她说他们关系不错，“只是有点孤单，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
这段关系结束之后，丽贝卡开始了新的生活，她通过足球和保龄球社团结识新的朋友，工作取得了进展，还在社交网络上认识了新的同行。更是和生意伙伴兼朋友的杰西卡·马萨（Jessica Massa），用她俩起的名字“The Gaggle”创建了一个网站，出版书籍，记录她们生活中的美好愿景。“突然间，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身边多了很多我可以依靠、可以联络、可以交心的人。我在恋爱的时候……内心最孤单，‘单身’的时候却最有人支持，最有人理解，最有人欣赏！”在丽贝卡开始介意“单身”的说法之后，她与一名男子结了婚。2014年，她说，和这个男人一起，“我不用牺牲未婚期间所建立起来的、充实丰富的生活”。她坚持认为，是未婚的生活，而不是之后的婚姻，让她明白了之前那段关系中自己感到孤单的原因。
2013年的《纽约》杂志（New York）上有一篇关于弗利特伍德麦克乐队（Fleetwood Mac）的主唱史蒂薇·尼克斯（Stevie Nicks）的人物专访，我看了后就想起丽贝卡对“单身”说法的排斥。文中说，被问到作为一个从来没有正式谈过恋爱的女人的生活时，尼克斯这样回答：“我并不孤独啊，我对任何事物都感兴趣，都有热情。我知道有些女人总是会有‘我不想孤独老去’之类的想法，而我则会想‘那有什么可怕的……’。我身边总是有许多人，我觉得我就像一个水晶球，而周围的友人就像土星的光环围绕着我”。
我们不是那些迷人的摇滚偶像，这种土星和光环的说法并不能引起我们共鸣。但是，未婚女人并不孤单的说法，绝对能得到许多女性的赞同，包括丽贝卡，包括我。
和结婚后相比，我单身的时候，每天见的人更多，外出更多，电话更多，对其他人的生活也了解得更多。我参加棒球赛，听音乐会；我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更多，与同事和朋友的交往也更多。但是遇见我丈夫之后，我们两个人就只关注对方，世界反而变小了。
当然，虽然无伴侣的生活不一定就意味着和外面的世界少了联系，但是女性在没有正式恋爱的时候，无需经常和男友一起同进同出，她们确实经常一连几个小时地待在家里独自思考。这对很多人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好。
从贺卡公司到摇滚歌手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每个人都认为没有人喜欢孤单一人，尤其是女人。但事实上，许多一直在人际交往中被人重视的女性，反而觉得孤单（既指独处也指独立）是难得的享受。
“我非常珍惜我独处的时间，”基蒂·柯蒂斯（Kitty Curtis）说。26岁的基蒂来自新泽西，是个发型设计师。上段恋爱关系结束的时候，一开始她觉得很害怕，想马上再找一个新的男朋友，但是这种感觉后来消失了，“我开始喜欢这种不必去谈朋友、不必为另一个人操心的生活，”基蒂说。“这样的生活我很自在，很舒服，一个人的生活很简单。”
基蒂一直喜欢旅行，但是在之前两段比较长久的恋爱关系中，她说：“我感觉像是总要硬将人拉进梦里。”她所向往的东西“只能和对方想要的进行折中，不管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我感觉太压抑了”。在最近的一段关系结束之后，她说她有一种了无牵挂的感觉，“现在，我有太多太多想看的东西，想做的事情，这比让别人走进自己梦里有趣多了”。
对于有些人而言，由着自己的愿望生活是他们永远的向往。对另一些人来说，渴望孤独的想法却时有时无。他们有时希望和另一个人相拥而卧或并肩而坐，有时却又不想。无论如何，女性对自由的向往和对陪伴的渴望，可以同样的强烈，只是后者被宣传得更多。
在为The Toast网站写的一篇有关西方艺术中女性的讽刺文章中，作者玛洛丽·奥特博格（Mallory Ortberg）贴了一幅题为“世上最幸福女子的样子”的油画，画中是一位独自坐着的女子。“你知道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女人享受片刻的安宁是一件多么稀奇的事吗？”奥特博格写道，“如果让你一个人在孤寂的高山小屋里度过余生，你就不会想要像前辈的女性那样，把听男人的话当作一种职业了……女性单身是很美好的”[1]。
自由
弗朗西丝·基斯林（Frances Kissling）是一位生育权倡导者，曾长期负责“自由选择成为天主教徒”组织。弗朗西丝生于纽约皇后区的一个工薪家庭，在家里的四个孩子中排行老大。高中毕业后她曾进入修道院，但很快便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她从成年开始就是单身，但是生活中却不缺男人。弗朗西丝一直都没有结婚也从来没想过要结婚。“我明年就要70岁了。我非常适合一个人过，我喜欢一个人过，我需要一个人过。我本身就喜欢这样，而不是因为环境。”弗朗西丝在2013年的时候对我说。
弗朗西丝曾与好几个男人同居，并和其中一个共同生活了十年，那是在她20多岁到30多岁的时候。她说这段关系从许多方面来看都很不错，直到“最后我们互相都很厌倦了”。不过有过这段关系，她继续道，说明了她也是能够和伴侣一起生活的，“我并不总是想与世隔绝，我只是比较喜欢独处，大多数时间我一个人待着比和别人在一起更开心”。弗朗西丝说，她很久都没法想通婚姻的吸引力在哪里，随着她那些结了婚的朋友一个个上了年纪，她开始承认，有些夫妻确实能取长补短，有些人的婚姻里“确实有美好的东西，虽然我不会去追寻这些东西，但我的确在两个健康的、相互之间能够建立有意义的长久关系的人身上，看到了婚姻的好处”。
但是她又补充说，她那些结婚多年的朋友现在所拥有的，恰恰来自她对于婚姻最反感的地方，那就是每天都要和另一个人相处合作。“我无法接受生活中的平庸，”弗朗西丝说，“即使在恋爱时候，若有人在我思考重要事情的时候来打扰我，那也是无法忍受的。有时临时出现什么事情，你还得担心另一个人，要关心他，考虑到他的感受。比如你没有事先安排，突然和别人一起出去吃饭时，你就得打电话告诉那个人，不是要征得他同意，而是应该这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