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室的管理员小白打开档案柜：“这边是70年代的，不过那个时候制度不完善，还有特殊时期的，档案并不全。”
我谢了他，站在档案柜前。
网上只说一家人死于70年代，并没有具体的时间，面对满柜子的卷宗，我闭起眼睛感受着。
没有任何感觉。
难道根本就没有那家人的资料？
小白见我站了半天没有动静，走过来瞧着我：“小景，怎么不查啊？”
“啊，马上。”既然感受不到，只能一年一年地查了。
我回想起在阁楼看到了旧报纸和杂志。
报纸好像是《人民日报》，日期因为太黑字小没看清楚。杂志有一本是《译林》，还有一本是《电影文学》。
闭起眼睛使劲地回忆，让自已重新置身到阁楼之中。
阁楼的光线昏暗，我将注意力集中到杂志的封面上。封面上的字渐渐清晰起来。
1978.5月。
两本都是，一本是月刊，一本是半月刊，写得清清楚楚。
我立即朝1978年的那个柜子走去，虽然仍有一大堆，但找起来已经非常省力。
卷宗的封面上写的是“李朝阳，全家自杀案”，我打开，里面有详细的死者情况，还有现场照片。
李朝阳，男，45岁，平城中学的音乐老师。
妻子樊梅，42岁，平城中学的语文老师。
女儿李娟娟，20岁，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
儿子李思扬，12岁，平城第一中学的初一学生。
他们都是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死亡的。
夫妻二人死在床上，就在我发现窗上人脸的那间房里。
女儿倒在客厅的沙发上，儿子是在有木马的那间房的床上。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父母都是老师，女儿考上了国内最好的音乐学院，儿子也读了初中，按理没有什么理由要自杀，还是全家一起自杀。
我翻看着调查记录。
警察到了现场查验，没有任何外人闯入的迹象，死者表情平静，身上没有抵抗伤。胃内检查出有大量的安眠药成分，因此判定为自杀。
当事的警察也提出了疑点：除了女儿之外，其余三人都死在床上，为何女儿会倒在沙发上？另外现场没有遗书，这不太符合自杀者的心理，还有，四个人全部服用安眠药，那些药从哪里来的？
我看了一下警察的签名，楚霄。
楚霄？也姓楚？会不会是楚哲天的父亲？
虽然有疑点，但这个案子仍然以自杀案结案。
当年办案太草率了，我现在看这个卷宗，明摆着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啊。
不写遗书的自杀不是没有，但全家这样很少见，而且自杀的理由是什么？他们的社会关系查了吗？5月份并不是假期，案发当日也不是周末，读大学的女儿为什么会在家中？
所有的问题都没有搞清楚，就匆匆结案，完全是不负责的。
希望楚霄并不是楚哲天的父亲，虽然他提出了一些置疑，但这样的办案态度仍让我觉得不是一个尽责的好警察。
将卷宗从头到尾认真读了，档案不能带出去，我只能用心记住去讲给楚哲天听。
当我把目光落到他们的死亡现场照片上时，我猛然地发现，闭目躺在床上的李思扬，并不是我看到的那个小男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