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我去过一个东北的村子，一位大姐陪我参观村里的“民族风情展览室”，看到几块“嘎拉哈”，她说：“啥破玩意啊！”她自己小时候只有这东西可玩，如今想起来不免要自怜一番。这“破玩意”其实是猪、羊或者牛的膝骨，早先是满族儿童的传统玩具，稍后则是整个东北的孩子们的掌中宝。若是文化相对主义者听到这位大姐的感慨，没准儿就要谴责她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价值缺乏尊重。我却觉得，尊重是可以的，但不好玩就是不好玩。我姥姥就是个满族人，我小时候她和她的姐妹们也试图让我玩猪膝骨，幸好老天保佑，当时我已经有了黑铁皮的儿童空气枪可资比较，自然拎着枪冲出老太太们的包围，于是跑进了现代文明。
传统的意义在于标记我们从何而来，但并不意味着预示我们向何而去。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历史能够帮我们启迪智慧，理解人类，但它能预告未来吗？不能，它能对未来构成影响不等于预制未来。”跟一些二把刀历史学家比起来，我当然比较相信这位。另一位对文化传统不够尊重的人则是作家纳博科夫，有一次记者问他最想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他没有说住在水边的一座老房子里那种屁话，而是说：“在未来的无云的世界，建筑之间有柔软的管道相连。”在我的理解中，汤因比的话就叫作诚恳、回归常识，纳博科夫的话就叫作潇洒有英气——没错，传统很优雅，但那是你们的优雅，老子不尿你们这一壶。
他们的话当然只是个人意见，但是所有的成规其实也都是意见。我认可上述两位，并非有什么特别原因，顶多是个“我喜欢”。可是我觉得，这个“我喜欢”太重要了，它来自人性，又简单又无敌。
我辈所经历的，这生活中所充盈的，都是基于人性的吗？我可不敢这么认为。在我们这儿，众所周知，一个人活得越长，他学习到的错误知识就越多。仅仅是一本《外国著名诗人故事》给我的恶劣教益，我就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才能拨乱反正，那么我们这些年来沉浸其中的各种谬种之学，比如学校课业、公司政治乃至伦理价值等等，到我们死去的那天能不能清理干净呢？
所以说，判断是非曲直，不能全靠我们的靠不住的学问。甭管什么东西，先看看小孩子对它的态度如何再做评判，基本上不会太错。比如说，民主到底是不是好东西呢？我觉得它就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如何建设民主当然是个复杂的问题，但要不要民主却不是，其中的社会演变基础，还是在于再简单不过的人性——你不给一个小孩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他就恹恹无生气；不给他说话的权利，他就在背后骂你“大王八”。对小孩子来说民主是好的，就像空气枪是好的一样，背后自有自然律令。我们没发现它是自然律令的时候可以像笨蛋一样活着，可是发现之后就再也不想那么活。
《红楼梦》写了那么长，核心无非四个字：赤子之心。贾宝玉的赤子之心，就是坚持纯真是美好的，事儿逼事儿逼的成人社会很操蛋，大家不让他这么认为，他就跑去当了和尚。对我辈来说，情况庶几相同。小时侯我们看见一只空气枪就高兴，看见猪膝骨就郁闷，那么长大了之后，要是有人对你说“年轻人，你要考虑中国国情呀”，或者再次拿来什么泛黄的劳什子做矜贵之状，那么即便我们不直接嚷一句“去你大爷的！”也该心里明白：这可是一阴招儿。这家伙若非太蠢，就一定是想干掉你心里的林妹妹，逼你去当和尚呢。
别忘了，甭管现代民主制度多么精致复杂，在根底上它却与老子所言之“绝圣弃智”一脉相承。好的文明总是尊重小孩子的，而坏文明则往往压制天真。既然对孩子们来说最有价值的生活就是咯咯笑个不停，那么对普罗大众们来说，倘若可以接近这种生活，世界就是美好的。
@不仁而得天下者
有一回在长崎，我看了一个展览，内容是原子弹爆炸造成的灾难，我深受震撼，认识到这种悲剧决不该重演。我惟一不接受的是，那展览说原子弹扔得毫无必要，是美国人准备跟苏联对抗，拿广岛和长崎做实验呢。我问主办方的一个姑娘，听说过“一亿玉碎”的说法没有，就是日本陆相说，俺们有一亿人，宁可全部像樱花般飘零，也要跟你们盟军死磕。这姑娘说她听说过，但是究竟是什么意思不清楚。反正这类事他们都不清楚。他们就对对他们有利的清楚。日本人不想再打仗了，这一点我很信服。他们没碎成，扭脸又“一亿振兴”，把一个史上最烂的烂摊子收拾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我也很信服。但是他们选择性不清楚，让我很不信服。
我得承认，破腹自尽是尊严的高度体现，我可做不到。樱花在头脑中飘零，同时集合了阳刚与阴柔之美，我也仰之弥高。日本的山川是如此秀美，乃至感染了人们的精神洁癖，他们建造的房屋庭院、竹子篱笆、石子小路，都富有自然意味和素朴的美感，真是一种令人赞赏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方式。除了物价太贵之外，这国家也适合去玩，濑户内海的烟霞，可以悦人眼目，北方雪国的严寒，亦足以洗涤精神。要是哪天我做徒步旅行，那么首选之地就是日本。这也不是我的个人看法。在整个世界上，日本人的诚信、礼貌和对审美体验的刻骨铭心，都使得他们广受尊重。
我还觉得日本人吃得好，同样是吃鱼，他们的解决方案比较出色，我不爱吃水煮鱼，又油又辣简直是个悲剧，更不爱吃奶油吞拿鱼和薯条之类的，完全没灵气的嘛，而生鱼刺身真是健康又美味。我还觉得日本妞好看，好看呢我也没想怎么着，但是很是欣赏她们身上透着的那一股教养，不像某些北京妞满口脏话还觉得自己有个性。我觉得教养这东西来之不易而且很贵，20克教养顶得上5吨LV皮包。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已经怒不可遏：此人说不清楚是反日还是亲日，而且是个男权主义的猪猡！
不是还没说到关键处嘛。对于时刻准备干掉家乐福和7-11的胆汁质的爱国青年们，我能说的就是，愤怒这种事，还是慢慢来为好，因为逻辑常常要比情绪来得迂缓和漫长。你一砖头把我打死了，然后才发现我是文天祥之后最真诚的爱国者，这事不仅悲哀，还太滑稽了是不是？
说得太远了，关于日本要说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和一种意识形态最终是否得到尊敬和支持，并不在于修院子和吃鱼的技巧，也不在于多么懂得宣扬自己为人民谋福利的辛苦劳顿，不在于煌煌武功和巧言令色，只在于道义。
这个事漫说别人，我姥姥就深有体会。满洲国时期她在日本人的工厂做过工，日本监工来了，她就假装努力工作，日本监工走了，她就把工具一摔，呸，×你妈，小鬼子！这就是她的态度。日本人轴，或许真如李宗仁所说，在战术上无人能敌，在战略上毫无眼光，掠夺资源是真的，把中国东北当成了自己家也是真的，开了好多工厂，把沈阳建得比东京还繁华。日本开拓团原来都是稻农，一到沈阳，傻了，擦，国际大都市！这个大都市要靠中国工人的劳动来维持运转，可是他们磨磨蹭蹭。如今汉语里有个词汇叫“磨洋工”，正是我姥姥他们的作为所致。我问我姥姥，你信不信“王道乐土”之类的？她说，信个屁，要建乐土，怎么不自己家建去？
你看，福泽谕吉以降的历代日本精英们创立了一个如此动听的思想体系，却连一个中国女工都骗不过。这是为啥呢？日本民族颇有优长之处，可是在二战中，没有人比他们输得更惨，吃的苦头更多，这又是为什么？历史可以有很多种解释，可是有一种，我看是最不可颠覆的，那就是孟子说的话：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最终，一个社会的最可警惕的危险就是，它看似拥有一切，钱有的是，权力有的是，武力有的是，可是仁……这个真没有。
@佛祖在一号线
每周大约1.5次，我搭乘终究悲哀的一号线地铁去上班，就像一只蛔虫卵被运送到北京的东面。北京地铁的新线路都有一副G2成员国的派头，像10号线什么的，车也新，座位也软，仿佛还泛着奥运会的光泽。可这一号线不行，多是灰不呲咧的旧车，连空调都没有，破电扇吹得我都快得羊流感了。它还特有国营企业的威严，给乘客们立了好多规矩，不许乞讨，不许喧哗，还不许有伤风化等等——每个隧道口都有警示牌，“禁止入洞！”可是它自己不大讲规矩，有时候站台上人太多，司机把人一放，马上关门，哼哧哼哧就土遁了。另一些时候它开着开着，播音器里就传出一段赖唧唧的北京土话：奉上级指示，列车在西单站通过不停车。敢情你要是非到西单不可，还得去请示一下“上级”。它的话语系统还停留在1980年代中期呢。
只需买一张2块钱的卡片就可以回到1985年，绝对物超所值，因此我很享受每个单程的40多分钟。我大幅度地提高了自己睡觉的本领，站着也能睡，而且决不会打趔趄。有时我也像别人一样玩PSP，打4局新手级的实况足球，即便率领阿森纳队对决中国国家队，胜负也殊难预料。大多时候我则拿本书看。我想我虽然沦落到地铁当中，只要坚持学习，就一定有晋升到更高阶级之希望。我发现从我上车那一站到大望路，《灯草和尚》可以看43页，《痴婆子传》就只能看36页。
倘若严肃地讲讲我的地铁见闻，那么我就得说自己看到的情形跟诗人庞德的名句完全一致，“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湿漉漉的黑枝条上朵朵花瓣。”没错，就是这种昏暗和缺乏生机的气氛，虽然还不至于幽闭恐怖。我下过两次煤矿，在那巷道里你才觉得害怕呢，因为你总是忍不住想：他妈的，我在地下600米啊。我以前只知道自己有恐高症，去了煤矿才知道还有恐深症。然后你就盯着那些瓦斯探测器看，可是毫无悬念地，它们一定亮着浓度超标的红灯。于是那些煤矿工人们走下矿车，在积水的巷道里PIAPIA地走啊走，一直走向恶龙的洞穴。
地铁里则是安全的，人们怏怏不乐，只是因为要纯然地浪费一小段时光而已。作为一个具备生理特性的人类，我曾有很多次坐出租车而感到快乐，因为那是美好的日子，微风吹佛着你身边的小小世界，而阳光像无边的红色星云一般浮漾在你闭起的眼睑周遭。你有机会与自然融合在一起。至少你可以看看街边的树木在空气中摇摆的样子。可是在地铁里你从来不会感到快乐。你看到车厢里灯光灰白，色彩单调，人们坐着或者吊着，总是表情呆滞。你也会看到有人沉浸在遐想之中，幻想到了什么好事而突然展露奇怪的微笑，甚至不出声地嘟哝了几句。你看到有人试图打扮得衣冠楚楚，可是皮鞋上积满了灰尘。你听到旁边的几个小女孩抱怨这个月的奖金太少，上个月还有50块哩，然后你瞥过去一眼，发现她们果然不怎么好看。
总的来说，我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各色人等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而这本质在地铁中尤具显性，那就是无论快乐还是烦恼，人们都沉浸在梦幻之中。我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人过着完全明智的生活。你知道一个坐地铁的在幻想自己开宝马，开宝马在幻想自己住一栋有15亩草坪的别墅，住大别墅的呢，机关算尽太聪明，不成想还是免不了得罪人，进去了。我们每个人都挺事儿的，可是每个人都会在有些时候出神，幻想点儿什么莫可明之的事物。我不能说这激起了我对人类的怜悯之情。怨憎会，求不得，生活大抵如此，没什么新鲜的。我只是在有一天发觉，我这么想事情，跟释迦牟尼也差不多嘛！佛祖35岁悟道，恐怕还没我早呢。
可是我觉得“觉悟者”没什么稀奇的，悲悯与善良一样，只是中年觉悟的题中应有之义罢了。与此相反，我发现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在走向恶龙的洞穴之前是否干过点儿什么真正的精彩的、有劲的、别样的事情。解构地说——至少我得学会倒立着睡觉，让一号线里的人们以为我是蝙蝠侠呀。
@坎坷邦里的怪叔叔
今天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来自我正在看的一本小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叫基列共和国的虚拟国家的事儿，它的前身是美国，如今已经被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控制。基列共和国可不是什么好地方，现代文明有什么，它就否定什么，我们喜欢干什么，它就不让干什么。我们喜欢了解外面的世界，它就钳制资讯流通，我们想说话，它就说撒它阿泼，我们享受饮食男女的欢娱，还发展了此类幽默，它就不许我们嬉皮笑脸。在这个国家想做个公民近乎做梦，做个有活气儿的人也不容易，只有无知的天阉才会感到如鱼得水。
这类小说叫作“反乌托邦小说”或“坎坷邦小说”，说的是国家政权极端地压制自由，以人民为刍狗，《1984》和《美丽新世界》都是个中翘楚，近作则经常强调科技之可能助纣为虐。
在不义的社会里，科技会助长不义。石黑一雄有一部此类小说叫《千万别丢下我》，写的就是一帮小孩活着活着，突然发现自己是克隆人，都是器官移植的宿主。这种邪恶在两百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再比如，圣意在古代行之不远，村夫野老尚可活得逍遥自在。到了现代，大喇叭喋喋不休，就要控制人的思想。这种可能性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级数增长的，收音机效率更高，电视更有蛊惑力，互联网更能营造舆论场，等等。倘若长期以往，一些老百姓就会迷糊起来，大喇叭说什么信什么，失去独立思想。有些年轻人比较聪明，会痛感这一切荒唐不经，那么怎么办呢？他们的第一反应也是利用科技，拉起一个自己的大喇叭。可是反乌托邦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不是吃素的，派出一哨人马，BIU的一枪，就把新喇叭打成了旧哑巴。
想摆脱反乌托邦，大为不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是因为武器大致对等，秦人销天下之铜，楚人拿板砖也能打，秦人有弓箭，楚人拿弹弓也能对付，我见过藏族小孩的投石器，工艺简单，相当生猛，在冷兵器时代未必输给方天画戟，可是秦人有了坦克……这事就不好办了。
不义者还有终极杀招，就是制造封闭的话语空间。几年前我采访过一家孤儿院，调查它的院长是否贪渎了公众捐款，想不到困难重重。如果我问一个孤儿，孤儿院给你什么吃呀？他就会仇恨地盯着我说，龙虾炖牛肉！我问另一个孩子，孤儿院给你什么穿呢？她也仇恨地盯着我说，阿玛尼！这自然是夸张，但孩子们不说实话却是真的。为何如此呢？因为这是一个信息孤岛。院长把孩子们封闭起来，长年累月地宣传说，这个残忍的世界已经抛弃了你们，如果没有我，你们就会流落街头任人宰割——可是现在有些记者想搞掉我，破坏我们的幸福家园！
你看，这是一个关于救世主情结、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完美模型，还懂得通过被迫害的谎言来加强内部团结。你可以说它是基列共和国的雏形，当然更可能的是，它是一个有样学样的山寨版。这个奇异的小世界最怕什么呢？外部的消息。院长决不许陌生人随便跟孩子们讲话。那么它的存在目的又是什么呢？说来真是无聊，还是钱。
第二个故事来自《围城》。李梅亭道貌岸然，一本正经，看见略有姿色的姑娘就说，小姐，这里有很多流氓，你可要当心呀。在汽车上遇见了白净的寡妇，他也说，路上坏人多，倘若知道了你是寡妇独行，恐怕要心生邪念！以这位李先生的做派，如果我给那寡妇发一条调情短信，恐怕会被他夺过手机，毁掉SIM卡。这个故事实在是不堪，我们会对基列共和国心生义愤，却常常对李梅亭之流的存在感到无奈。可是说到本质，两者一脉相承：营造恐怖，控制他人。如果寡妇涉世不深，没准儿就说，李先生，还请你多照顾奴家！这就正中李梅亭下怀，你大概也看得出，他的梦想就是这世界上的所有女人要搞的话不要跟别人搞，只跟他搞。倘若时也命也，他当了基列共和国的总统，就会希望整个国家都被他搞。
@历史的愁容
索尔.贝娄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比一般得奖者写得好。在《赫索格》中他写到拆房子，“到了路口，他停下来看拆卸队的工作。巨大的金属球摆动到墙上，轻易地穿透了砖面，进入房间，懒洋洋地浏览着厨房和客厅。它碰到什么，什么就散了架，落了一地。白色的烟尘悄然而起。快到傍晚了，垃圾在不断扩大的拆毁区域里燃烧了起来。油漆像香一样冒烟。旧地板欣然地燃烧着——这是精疲力尽的物件的葬礼。六轮卡车正把拆掉的砖拖走，粉色、白色、绿色门做的脚手架被震得直抖。各种气体，混沌而刺眼，团团围住了正向新泽西州和西部开进的太阳。”
这个段落很棒，你可以听到声音，闻到气味，视角的变化也壮观，像有一架摄像机在移动，更重要的是，它有一种作家的心智与被描述的暴力的对峙。因此，虽然又会被某些读者抱怨看不懂，我还是坚持引用完毕。看不懂就多看两遍。我的问题是，作家在描述大金属球时用了什么副词？
没错，是“懒洋洋地”。破坏者——大金属球——只是懒洋洋的，就摧毁了房屋。这个球好像有意识，有性格，甚为傲慢，令人惊惧。这个段落的情感转换成大白话就是，“再结实的房子，也是说倒就倒啊！”
大致上，人类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屋子会拆掉，城市会没落，繁华总是如梦，时间矢志流逝。与一般的想象不同，这类事其实没什么悲壮感，就像贝娄写的这样，毁灭总是轻易和寻常的。王菲唱得好：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中亚有过多少王国，如今只剩下莽莽黄沙，可是谁会真的为之叹息呢？我的家乡沈阳曾经机械轰鸣，高炉林立，转眼间全没了，厂房夷为平地，新建了廉价居民区。又有几个人为此说过什么？人类目睹了太多兴废，早就懂得喟叹于事无补。贺拉斯有一句诗很庄严：光辉的塔楼与低矮的茅屋，都迈着同样的步履匆匆。到了现代，T.S.艾略特就反崇高了：这世界倒塌了，不是轰然作响，只是唏嘘一声。
我国诗人对兴废敏感，一再地感叹茂陵秋雨啊，铜雀春深啊，金铜仙人啊之类。这东西叫咏史诗，非要说有目的，就是鉴古知今。可是谁曾从中汲取教训呢？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全部的中国政治史。中国历史没能解决统治权与民权的矛盾，就像一场恶搞，统治者总是掉进同一条沟里。
这种意识，这种思绪，我称之为“历史的愁容”。它的核心思想是，兴亡乃人间常态，美好却永难实现。世界各地都有历史的愁容，前面的引文就是体现，可是在我看来，惟有中国才称得上是一个愁容挥之不去的国家。在往复循环的历史中，进步并不存在，老百姓便心灰意冷。这就像一只天真的羊，这只狼吃它，那只狼也吃它，羊就虚无了：我他妈的是你们的干粮啊！
这样的羊，一定会失去羊的天真，要么萌生做狼的野望，要么对一切漠不关心。这样的老百姓，一定公共意识欠缺，自私的心理发达。这样的知识精英呢，则多会寄情山水，风流自诩。如此一来，人们就会在面对公共事务时愁容满面。马尔库塞讲“单向度的人”，就是对社会失去批判精神，一味认同现实的人。单就这层意思本身而言，要我说，这种人如果有十个，九个在中国。
那么怎么办呢？我只能说，我们不能再重蹈历史的覆辙。这话语焉不详，那么姑且如此吧。这类话说了也没用，但是并非毫无必要。我们就国家、社会和历史发言，实在无需考虑有用和没用，因为我们只有这么一个选择：在历史的愁容中振奋，在大金属球的暴虐前微笑。
@关于脏钱的一切
有一次，我看到一篇外国人的文章说，中国人还没有真正理解现代文明，因为他们的头脑里没有“脏钱”的概念。这话我可不爱听。这个“没有”到底是语言学意义上的呢，还是实体意义上的呢？中国还没有asshole的概念呢，不代表我们这儿就没混蛋，这只是不同文化里的定义法则不同罢了。唐伯虎就说，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我看“造孽钱”的含义就比脏钱的更广。脏钱只是指非法和不道德的收入，造孽钱连合法侵害的收入都包括进去了。从这个角度说，唐伯虎就很能理解现代文明，倘若他这样的人得势，中国历史就会大大不同。
可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这类人想获得社会的领导权，没戏。吴思先生讲，中国历史就是一个血酬的历史。哥儿几个一个头磕在地上，拉杆子起了事，东征西讨，血沃沙场，终于坐了金銮殿了，多不容易？这里头的成本，不折换成利润，中国式的老天爷都不答应，这利润就是对天下子民的命运的无限裁量权。唐伯虎敢拿刀杀人吗？不敢，那好，玩儿去。有意见？要么闭嘴，画画去，要么来个痛快的，叛乱去。想商量却是绝对没门儿——能商量那就是召开议会了。
街边儿那个小孩说了，这不是黑社会嘛！这孩子说得没错。可我还有一个意见，就是黑社会也不尽如此。我看过黑手党的历史，他们做事的主要方法是开会，实在不行了，才用枪解决问题。中国却甚少类似的时候：一帮穷棒子砸了县衙，朝廷派出几个调研员，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开个会吧！
如今我们知道，以暴易暴，殊为不智。拥有暴力者放下暴力，才算拥有了真正的政治智慧。统治者遇到麻烦与人商量，是得体而且了不起的举止。比之几千年的互相屠戮，和平谈判和相互妥协是极富天才的办法。姑且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想一想，英国国王1215年被商量了一回，签署了《大宪章》，后辈们现在还住在白金汉宫里呢。同时期的宋朝皇帝呢，跟谁都不商量，从1276年起就失了大位，即便没有蒙军南下，我看他们的皇位也坐不到戴安娜王妃大婚那一年。
这就是我们的现代文明免于兵祸、赖以存在的常识所在。问题仅仅在于常识未必总被赏识。
要是我带着今日这点儿常识，穿越去了古代，写了篇策论，估摸着可以声震朝野了。可是如你所知，皇帝未必感谢我，没准儿立刻下令砍了我的头，还特意传下密诏：你知道的太多了！
倘若凡事可以商量，如我者，或者如唐伯虎者，就可以说，我当皇上行不行？这就叫致力于公共服务。原来的皇上说，这我说了不算啊，得商量。于是全体国民一起商量，这就叫选举。苏州市民一看，唐伯虎这人不错，就跟他说，我们准备支持你，但是你能不能给纺织业减税呢？这就叫游说与募捐。苏州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就叫一个大的选举人团。最终唐伯虎击败了我，获选了新皇上，我就说，伯虎兄比我风流比我帅，获得的女性票比较多，不过我并不嫉妒他，我相信他可以为民众打好这份工，这就现代文明的价值核心：费厄泼赖精神。
到了这一步，脏钱这东西已经不大好存在下去。民众会说，唐伯虎皇上，你说了你不使人间造孽钱，那我们就要瞪大眼珠，看你做得怎么样，倘若你食言而肥，那么别怪大家情薄，可要把你拿出来好好商量上一回！那么怎么商量呢？就要弄出一套法律以及监督权力的体制架构出来。到了这儿，套用《大话西游》里的一句台词说，脏钱这东西就像一只吵人的苍蝇，“终于有一天，我抓住它，扯出它的肠子，勒住它的脖子，再手起刀落，哗！整个世界清静了。”
我曾服务于新闻业，对脏钱并不陌生。小额脏钱和由受访对象付费的“软文”在这个行业里简直司空见惯，对此我始终极瞧不起。不过我仍可以客观地说，与构建“商量”社会相比，个人和机构的品行之类的是极其次要的。诵经三千部，曹溪一句亡，关于脏钱，也就这么点儿事儿。
@平庸无奇的世界
曼联队的主教练弗格森准备买下坎通纳，想试一试他的雄心，就问他说，你认为自己配得上这支伟大的球队吗？坎氏傲然回答说，问题可不在于我是否配得上这球队，而在于它是不是配得上我！此君在其后几年里果然表现得像一个前场的神，他竖起球衫领子，进球之后顾盼自雄，成了体育史上的一位经典赢家。虽然曼联是一支令人作呕的球队，这个故事却令人心向往之。多年以来我一直在等待有个谁来问我，你认为自己配得上这个世界吗？我就会回答说，孙子，你错啦，真正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是否配得上我。可惜妾心如水呀，良人不来——就没人搭理这茬儿。
如果你认为这么说太过傲慢，那么我想你忽视了这个世界可以有多么糟糕。比如说你知道，从黑龙江到四川，每隔一段时间就有那么几个地方的领导决定掀起一场打狗运动，于是文件一发，城管队员们就手持大棒，把狗狗们的天灵盖敲得粉碎。读到这些新闻时你会想些什么呢？
至少我会想，这个世界配不上一条狗。程颢说，看见毛茸茸的鸡雏，就看见了仁，可是有人看见什么都看不见仁。这个“看不见”实在是可怕。汉娜.阿伦特说过残忍是与什么联系在一起的。她举了纳粹战犯艾克曼的例子，说在某些世界里更广泛地存在着一种“平庸无奇的恶”，有些做恶者之所以作恶，并不是因为他们本性邪恶或者有施虐癖，或者他们有什么特殊之处，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做出令人发指的恶行正是因为他们平庸无奇，脑袋空空如也。
我们常常误以为残忍的根源在于仇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爱的反义词不是恨，而是平庸。在高一上学的第一天，我和我的同学们就被叫去参加公审大会，被审判的有二十多人，一多半人的罪行是杀人。其中一个男人的岳父家有4口人，都被他倒栽葱仍进了水缸溺毙。如今对比想想，美国人那些关于凶杀的名著，比如《冷血》和《刽子手之歌》，跟这个比算什么呀？我觉得这个小故事可以提醒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从何而来——如今令我们沾沾自喜的现代文明的绿洲，其实还建立在爱的荒漠之上。如果拿一只试管解析一下此间的冷漠有多少，自私又有多少，你就会恍然大悟为什么如今会有人超速驾驶一辆名车，把行人撞死在斑马线上。
踢过球的人都知道，人的眼睛其实跟蜻蜓的差不多，更能注意到活动的目标而不是静止的，因此你倾向于传球给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跑的队友，却不是一早就聪明地站在空挡里的那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总是相信“时代变了”的陈词滥调，因为你更容易注意到变化的部分。
作家徐星讲过一个故事，文革时期他目睹过一次枪决，枪响之后，一个验尸官负责检查被行刑者是否“死透”，他的办法是拿着一根铁棍，挨个儿枪眼儿捅一下。铁棍上有个环，从一具尸体走向另一具尸体的时候，他就把它套在手指上绕圈儿玩，吹着口哨。我的印象是这个人因为周围的人震惊而感到得意。我倒并不震惊，这只不过是又一个关于麻木不仁的的故事而已。
这往往就是那些令人恐惧的事情的起点：平庸无奇、麻木不仁和乏味。有时候我到一些地方去，不得已跟一些自认为有点儿权势的人坐到一个酒桌上，他们总会端起一杯酒说，“来吧，加大力度！”这意思就是该干杯了。我发誓没有任何事会比这个更令我厌憎。我烦得屁股都要爆炸了。他们的话语方式是如此程式化，幽默感是如此贫乏，主人翁的姿态是如此自在，其背后潜藏的灵魂是如此平庸和自鸣得意，让我意识到，这正是我不得不应付的令人惊惧的生活真相的缩影。
你知道一个配不上你的世界的最简单标志就是一些配不上你的人总想跟你共饮一杯啤酒。
我像讨厌尿一样讨厌啤酒。我也讨厌一个既无梦想也无悲悯的世界。这可以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关于如何形塑一个国家，形塑我们的生活。这也可以是一个玩世不恭的话题。有人会说，就你们这些愤青啰嗦，这个世界配不上你们，你们死去呀！这正是我之所愿。我保证我不会永远活着。而且拿我自己来说，躯壳里就藏着一个小达摩，随时准备找个洞藏起来。我只是在一个像木星那么巨大而沉静的地方同情着那些没有洞可去却沾沾自喜的家伙们的人间烦恼。
@梦想家能做什么
有一回记者采访“花花太岁”丹尼斯·罗德曼，大意说，你瞅瞅你长得跟被卡车碾过几百遍似的，凭什么那个抢到最多篮板球的人就是你呢？他回答说，“因为我拼命想抢到那个该死的球！”看到这话我就想，嘿，这才叫真正的成功秘诀呀。由此我想起，小时候有天晚上家里高朋满座，我姥爷隔着人群，远远地呼喊我：“大鹏哎——”我回应：“哎——”他问：“你怎么长得这么难看呐？”要是我读过了罗德曼的格言，就会回答他，长得难看怎么了，只要我野心勃勃，拼命想抢到点儿什么，那么即便当不上花花太岁也能当上个中产阶级！可是我那会儿哪懂得这个呀，于是以一种浪漫主义者特有的傻冒口吻呼喊说：“兴许长大了就好看啦——”
如今我揽镜自照，终于知道了人生没有“兴许”。不知道这世界上是不是真的存在着童话中的那种邪恶的力量，反正在漫漫岁月当中，我就像没被公主吻过的青蛙一样一点儿都没变样儿。另外我还发现自己我既不会抢篮板球，也不想抢篮板球，更糟糕的是我压根就不什么都不想抢。
这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会是罗德曼的反面，性情上更接近于梦想家而不是行动家，我不幸亦忝列其间。有时候我会有一些很下流的想法，幻想有什么天大的好事儿落到自己头上，比方说突然有一天我就买了一艘游轮，我就把我的朋友都叫上，“穿上棉猴儿，咱上北极逮企鹅去！”另外一些时候，我则会有一点儿上流的想法，比方说我们这个国家能不能更好一点儿呢？
人类生活的奇妙之处之一就在于，空无的幻想与实际的行动可以同等珍贵。除掉一些最极端的个案之外，一般来说，梦想家们可以做一件很基础的事情，就是用更美好的世界的标准来监督现世。
在我看来，古往今来的伟大小说家们都干了同一件事，就是甄别这人世间何为SB。《红楼梦》指出了家长制度和实用主义的结合是个龌龊东西，《第二十二条军规》说出了战争中的崇高精神是个愚蠢的玩意，更现代一些的小说不愿意有太明显的批判色彩，可是在甄别SB方面更胜前人，很多作品可以一揽子至少指出了一百多种人性的污点。有时候新闻记者也干类似的事儿。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完全没有想象能力的人也许会说：我管理的这个世界多好啊，小说家添什么乱，都给我死去！可是事实却是，尔曹身与名俱裂，小说家们还不朽着呢。
与新闻记者的入世倾向相对应，小说家们总是幻想家。读这些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作家们以一种美好的尺度苛责着一切，而书中那可谴责的世界与你我置身其间的这一个并无分别。
我们这个世界在我看来实在不怎么样，人们在世故方面比较早熟，在廉耻方面则比较晚熟，十几岁的孩子就精明得不行，可是活到老了可能还不要脸。按博弈论的说法，这是“纳什均衡”，孩子出生时都是乖宝宝，可是在成长道路上，别人都操蛋，他不操蛋的话就没活路了，他又能怎么办呢？从理论上说，这就是令我们这里好多人痛心疾首的“国民性”的直接由来。
可是，疾不可为也？其实只要改变一下社会的奖励机制就行了。一个社会总是奖励坑懵拐骗偷怎么行呢？这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其实蛮壮丽的，古人讲“齐家治国平天下”，你要做这个就相当于“治国”了。不过治国也没什么可羞愧的，这个国是我的，我治一治也是当然之事。
梦想家们也可以做一些更高级的事情，不仅用更美好的世界的标准来监督现世，还创造美好的世界。比方说可以像海明威一样，描述雪白的群山，讲述一场冬天的冷雨，省思失败与死亡，后世的读者读到了，就会心驰神往，如沐君子之风。如果什么能耐都没有，也还可以做一点儿更朴素的事情，那就是独善其身，至少不像别人那么热衷于丢人现眼。起码你可以缩成一团，做自己的白日梦，没事儿呆在家里照照镜子。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可真是又一个可以告慰我姥爷的冷酷又滑稽的故事：你等不到自己变好看，却能等到别人变难看。
@万里波将金村游历
文|李海鹏
其实我们的生活比《楚门的世界》更有趣。比如说，在电影里
你可找不到比“周老虎事件”更精彩的故事。
就我个人而言，《楚门的世界》是部特别有趣的电影，那个主角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片场之中，一举一动都被无数摄影机跟随，而身边围绕的所有亲人其实都是演员。这哥们渐渐发觉了真相，准备离开这个虚假的世界，于是一走就走到了海天分界处—原来那也是布景。后来此人终于跑掉了。我自己也有相似的有趣经历，不过从来没能跑掉。
小时候，有一天，我想：父母好像并不怎么爱我，那么他们会不会根本就是假扮的呢？书上可没说父母应该把孩子锁到装煤球的仓库里嘛！当时烈日炎炎，我独自走在街上，突然想，如果我眼见的所有人都是假扮的，怎么办呢？我爸可能是假的，我妈可能是假的，姥姥也可能是假的，路边那个正盯着我看的警察叔叔则分明是个恶霸，然后问题就来了：他们这么居心叵测，到底想干什么呢？
由此你可以了解，在我辈生活过的那个年代，当小孩是一件殊为不易之事。你简直要面对无穷多的凶恶的对手。其时我身高不过三尺，头上无盔，身上无甲，左手一个铁圈儿，右手一根冰棍，加上一双塑料凉鞋也不过4件武器，在那条野蛮而无爱的街道上，谁也打不过呀！
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一种幸运，至少我从小就了解到，倘若世界是假的，那还真不好混呐。
当然也有人只有在虚假的世界中才混得如鱼得水。在18世纪的俄罗斯，就曾有过一个典范式的虚假的世界，其建造者就是著名的波将金公爵。这位公爵不仅是战功卓著的陆军元帅，而且是俄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聪颖过人，七窍玲珑，用我爷爷的话讲，“十个猴儿都不换”。有一年女皇沿第聂伯河巡视，为了邀功起见，波将金公爵干了一件彪炳史册的事情：下令把自己治下的南方贫困肮脏的村子，装扮成一片繁荣的模范村庄。这种事在我们看来不算什么，可外国人没什么见识，后来就把各种弄虚作假的样板工程统统称为“波将金村”。
王石说，伟大的企业都没什么故事，只有不够伟大的企业才有故事。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也一样，不够好的社会中才会充溢着恶搞的天分。什么叫恶搞呢？我看经典范式就应该是这样的：我穿着一双“阿迪王”，拿着一只“HiPhone”，畅游了一个又一个“波将金村”。
这类事我们熟着呢。冬天的树不够绿，那就喷点儿绿漆。各城市“创卫”，几十万中小学师生就都出去扫大街。《南方周末》的一位记者还跟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是领导去灾区老乡家里做客，还炒了一个菜，那电视画面特别温暖，可是私底下问问，这家一共9口人，谁跟谁都不认识。
美国的老布什总统曾在中美建交前夕担任驻华联络室主任，有一回陪基辛格参观苏州，他们在马路上既看不见车辆，也看不见行人。到了目的地，在一座园林里，看见一群群幸福的儿童在游戏、欢歌和舞蹈。老布什在回忆录中就说，这是个“波将金村”。
按照逻辑推演，在一个虚假的世界背后必然有个机制，或者动力场，或者任何可以解释其根由之物。为什么我小时候害怕虚假的世界，如今还要害怕？这里面必然有点儿什么是出了毛病的。
其实我们的生活比《楚门的世界》更有趣。比如说，在电影里你可找不到比“周老虎事件”更精彩的故事。一个能够开一届成功的奥运会的现代国家被一个农民和一张年画搞得七荤八素，这可太神了。可是我也没见哪个新闻记者或者作家在这件事上有特别的雄心，比如把它写成一本书。我相信这本书里会凝聚着时代的秘密。可是问题是，在中国，几乎每个故事都凝聚着时代的秘密。我们的秘密泛滥成灾，年复一年，人们就钝感了。在过去，当年轻一代感到迷惘时，崔健唱道：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可是我看我们只是从村头走到村尾。
@罡风吹散了热爱
李海鹏 更新于2009年04月21日
我如但丁所说，“已至人生的中途”，有时却仍是个迷惘的人。在生活中失去的事物当中，那些小的我还算清楚，比如爱情。如今人们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爱情是不存在的。绝对意义上的爱情是中世纪骑士的发明，其实近乎臆想。在我生活的年代中，大约有5年，人们相信爱情是个真事儿，在那种爱的范式中，物质是非常次要的，痛苦则至为甜蜜。在那之前和之后，人们都要现实得多。那个时代就像磷火偶然一闪，很快就消失了，对此我并无真正的惋惜。可是，那些在生活中失去的，或者说缺少的重要的东西，都是些什么呢？我并不总是知道。
我想我们都在遗忘中生活。早上我脑袋空空地起床，晚上我脑袋空空地上床。也许你不是这样，那么我祝你始终有此错觉。每个月的薪水会打到我的工资卡上，然后被划入另一张银行卡，这张卡会自动按时还贷。我享受着前所未有的便捷，不过我可不愿意像惠特曼歌唱美国一样歌唱我们这个时代。
生活已经向我演示了它充满奇迹。我的表姐从一个辍学女孩变成了亿万富婆，我的堂哥则从一个英俊医生变成了卡车司机，而他本来是她少女时代的偶像。在同一个家族当中，人们的地位浮浮沉沉，没个一定。早先我看过自己的家谱，在年少虚荣的时候，我曾像别人一样希望自己出生于一个值得夸耀的家族，可是我找到的只是一些最普通的名字，我的祖先甚至连有钱纳妾的都很少。如今，我过着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生活。我有一台随身携带的小机器，可以用它来跟千里之外的人说话。别人也可以通过它随时让我变得烦闷，这在以前可是需要咒语才能做到。我们拥有祖先们十辈人也不可能拥有的物质和他们在东北的寒冷土地上所说的“娘们”。我们靠一种证明自己比别人强的愿望活着。我们还可以喝到千里之外的一头牛的奶，虽然因此会有尿尿不畅之虞。乏味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就像滑水运动员穿过惊涛骇浪，过的是一种闪亮的生活。是的，它闪亮，闪亮：无情又美丽的闪亮。
在这个国家，经过经济飞驰的30年，好像有无数的曾经遥不可及梦想都已经实现。我们的父辈曾经致力于“车子化”，就是给运输工具都安上轮子。在电子游戏《帝国时代》里，轮子也被看作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但那是青铜时代的事儿。我们则总是致力于现代化。每当我去上海出差时，都会忍不住暗自惊叹，那些摩天大楼可真高啊。现代主义诗人阿波利奈尔在100年前曾经说：一座水电站代表了最高级的美！这么说，如今的中国比哪儿都美。
可是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人们似乎都缺少点儿什么东西。在早前的某个幽暗的日子里，我家买了一台苏联产的电子管电视机，圆角的。当天晚上我们看的是《马背摇篮》，八路军战士庇佑着孩子们，穿过了坏人的枪火。电影演完了，它已经热得像个炉子。后来我在这台电视机上看了不少电视剧，有一年看了一个香港的，看完了也就忘了。可是二十多年后，我却常常想起这个电视剧主题歌里的一句歌词：未怕罡风吹散了热爱。我偶尔会想：真的好像是有一阵莫名所以的晚风，已经悄悄地吹散了我们莫名所以的热爱。我也不记得消散的是什么，但是我记起了有什么东西消散了。
我想起了当年看那电视剧时窗外的沉沉暮色。在不远处，受到污染的黑色的河水正在汩汩流入稻田，到了秋天人们就将收获乌黑的的稻米。硅酸盐厂的工人们散了工，带着他们沉重的尘肺，慢吞吞地走在去喝散啤酒的路上。那时我曾感觉到空虚，却无法形诸言语，现在我已经足够成熟，明了那空虚从何而来：我是一个少年，有很多梦想，可是在日复一日的光阴中却无所依托。我们匮乏一种令人心安的事物，有时人们叫它信念，有时则称之为人类之爱。那时我们在街边的暮色里，现在我们在一间把自己打扮成东南亚或者西班牙风格的酒吧里，孤独是永远不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