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意识到，当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就维系在某个观念上之时，这个观念无论多么错谬也是不可质疑的。
这就是为什么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总是困难的。对此我总是同时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尽力促进它变美好；第二种则是留个后手：如果它能变好，我就对它好一点，假如它不能，我就去它娘的。我不觉得我们该过形为物役的生活，更不觉得该过形为意役的生活。我曾经站在学步车后，顶天立地呀，如今为什么不能回到人生的原点呢？小时候我的梦想只是吃江米条而已，如今我可以买无数的江米条，从北京排到沈阳，一路喀嚓喀嚓吃过去，岂不快哉？我一会吃成S形，一会吃成B形，我对世界的贡献就是喀嚓喀嚓吃过去，令沿途君子无不惊诧：这是什么混帐东西？
@老整个马甲配合我干啥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听来匪夷所思，其实屡见不鲜。
前两天看了半集战争电视剧，讲的是夜袭锦州。在一片惊天动地的爆炸中，我瞧见穿帮了，一个柱状物，藏在火焰中，貌似个大炮仗。那位女营长英姿飒爽，却紧张过度，因为她有着一种老体育节目解说员的风格，无论屏幕上发生了啥，都要讲解上一番:“敌人的炮火太猛烈了！”“城楼上的机枪在扫射！”“看，三排长都炸飞了！”
导演的苦心大概在于借此说明敌人火力强劲，进而证明战争艰苦卓绝，可是我想一来不是很有必要这么叨叨咕咕，二来“炸飞了”这种台词未免雷人。这跟我的一个智慧的小学同学有一拼，他写了一篇革命题材电影的观后感，说到强渡大渡河：“敌人罪恶的枪声响了，红军战士像下饺子一样纷纷掉进河里。”
另外，我对那个穿帮耿耿于怀。做事要有专业精神嘛，一次穿帮可以，怎么可以每个爆炸镜头都穿帮呢？有的观众可能不在意，可我就被间离了：擦，搞得晕天晕地的，不就是一炮仗吗？
你可以看出，看这电视剧的二十多分钟对我来说是并不愉快的体验。演主角的那个女演员的名字早前曾在新浪博客的列表上挨着我，一度蛮受欢迎—在我被他们识破并从名人列表上开除之前—我还问人呢，这人是谁呀？人家说这是个挺有名的演员呀。我一直没看过她演什么，这回一看，娘咧，这也行？哭起来的表情跟要杀人似的。我觉得奇怪，为什么在恶俗的好莱坞，每个演员都那么自然呢？为什么我们的演员好像从来不知道一个正常人是怎么做出反应的呢？
这还不只是夸张的问题。往好了夸张也行，金声玉振，也是一种风格—可惜不是。也是在电视上我看过夏雨发怒，那才叫狰狞，对面是个女的，他还非得呲牙不可，我觉得作为一男的也太过分了。饶是他这个男主角这样，前文说的那个女主角那样，观众还坐在电视机前为他们欢喜为他们忧。我见过很多人，尤其是长辈们，下了班就像个芋头似地粘在电视机前被恶劣的电视剧深深吸引，虽然间或失望地嘟哝上一句，“这女的演得也不像呀！”我不知道怎么从心理机制上解释这个现象，只能通俗地说，我们配合度太高了。
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家活得粗糙，对生命里的每一分钟马马虎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没见识过好东西，无从比较，就更没所谓鉴赏。我无意站在精英立场上诋毁通俗文化，只是觉得，大家这日子过的，也太宽容了一点儿，恰如早前的某对不幸夫妻，虽然活得不爽，但是对付着过呗！
此种配合度，其实已经接近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是最坏的一种配合，说的是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了依赖感，甚至反过来协助加害者。此事听来匪夷所思，其实屡见不鲜。现今碰到些事常有和事佬呼吁的“识大体”，过去社会伦理中的“明事理”，我看即属此例。卑之无甚高论，就是拗不过这个弯儿—“大体”和“事理”这些玩意若合常理，就一定是毛驴都可懂得的，又何劳长官和长者教诲什么“识”和“明”呢？可是总有很多人与我和毛驴相反，对那些废话深信不疑。当然任何强力皆以征服心智为目标，而一般人们的被体制化又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之事。
譬如我在这儿批评电视剧，没准儿就有路人不大乐见。此人也许也有点儿小不满意，可是还要标榜自己是个明理之人，就拖泥带水地说，人家导演也不容易，让你导你还导不出来呢。更可能的说法是，做人何必这么刻薄？
坦率地说，这种人太欠抽了。我只是性情坦率，您却是爱装孙子。同样地，有人身为纳税人，得到了很烂的公共服务，却会说“什么什么也不容易，应该理解嘛”云云。理解并不是问题，我想，可是在“什么什么”的光辉照耀之下，你那个小小的自我站在哪里呢？倘若利益常受损害，却习惯于站在侵害者的角度考虑问题，论个体的话，我看是性格太过粘粘糊糊，论整体，我就要惊叹这配合度已经高过了云雀的翅膀。
@诗歌轶事
到我这个博客上留言的人当中，赵丽华老师可能是最有名的。有人留言就该谢谢，这里面自然也包括她，尽管我也觉得“梨花体”挺逗的。２００６年我惟一能记住的诗，就是“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看了这个我才知道，原来女厕所也不是世外桃源。浪打郎在ＭＳＮ的签名上剽窃了这个句式，改成了“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说好了／三点钟打／麻将／却迟迟／不来／的人”。
我挺理解浪打郎的，打不上麻将多难受啊，他是真的不能容忍。
诗本身的问题就不谈了。从15岁到21岁，我写过6年诗，可还是说不明白这东西。21岁那年一想，兰波到这个年纪早跑非洲犯罪去了，就不写了。有时候开玩笑，我也对人说，“你丫是诗人吧？”其实我可没把写诗经历当成劣迹，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我的看法始终是诗是昨日世界的微光曾经照亮过你我幽暗的心灵，至于反诗主义的猪猡们怎么认为——谁尿他们呀？
八9年6月，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写了首挺长的诗，寄给我。那时候全国性的诗歌病已经退烧，可是年轻人情绪激动，第一反应还是写首诗。那一年3月，海子死了。对文学青年们来说这是个挺重大的事件。浪漫主义卧轨了，死球了，破产了。
2000年我上网，吃的第一大惊，就是怎么还有这么些人写诗呢？特意外，好像我好不容易进化成了一头鸭嘴兽，却发现某个寂寞的山谷里侏罗纪还有春天。我看了看，新恐龙们写得真够差的。我觉得文学是天才干的事儿，散发出的一股小城镇的霉味儿的家伙应该靠边儿站。
后来就到了现在，普罗大众们赖皮赖脸地爬上了网络的历史舞台，威权时代，别的图不着，也就图一互相作践的欢乐。群众的小聪明是无穷的，有时候确实能产生很滑稽的戏剧性效果。
我既想起索尔.贝娄一句话：“胆怯的智慧还在犹豫的时候，勇敢的无知已经行动了。”又觉得群氓的嗡鸣是时代民主化的必然结果。央视播放《大国的崛起》，南方都市报有篇评论不错，说重要的不是大国崛起，而是大国民崛起。我倒觉得，更重要的是小国民的崛起。鸡八毛大国，你让我这样的小国民崛起了，中国自然就好了。同理也适用于网上乌合之众。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相信破而立也好，不破而立也好，MZ时代终将来临，因此早已做好了跟这帮无耻之徒共度一生的打算。
当然了，说回到诗，赵丽华老师也确实授人以柄。诗写得太有童趣了。
其实我是乱说，看不大明白什么。1992年，一位师兄瞧了瞧我写的诗，苦于无法礼貌周全地加以评论，就说：“年纪一大，就看不懂诗啦。”岁月荏苒，如今ME TOO矣。
@想一想，不也很好吗？
2009年9月14日 涂鸦 李海鹏（第一财经）
美国电影里常有这种镜头，某人走到了一个诸如大峡谷之类的地方，站在一块伸向虚空的岬角上，于是镜头旋转360度，让我们看到整个世界都匍匐在他脚下。我们就知道，这人走到了世界尽头，而且他自由了。有时候一本好的历史书，比如说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能把我带到类似的地方。我由此发现了人类生活真是太复杂了，除了所谓上帝之外没谁能掌握它，恐怕也没谁能真正理解它，而那些彪炳史册的强权人物也无非是涡流中的渣滓而已。
这让我想起了在青藏高原腹地的感受，那时在青黛色的天空下，我望着雪山和一块块玻璃般闪亮的湖泊想，啊，这就是地球，还真是奇妙啊。历史的辽阔和高原的壮丽都会冲击一个人的感性，让你惊讶于世界并不是你熟悉的庸常的样子，因此你多少有点儿小激动，只是你不再是充满豪气的少年了，因此也不再相信总有一天自己也会站到世界尽头的岬角上。
类似的感受也出现在我读一本讲天文学历史的书的时候，那感觉就像是你一直生活在监狱里，突然间墙壁在你面前消失了。在浩瀚的事物中发现深邃的一面，向来会对人类的心理造成巨大的冲击，科学和宗教，真或者假，魔力都系于此吧？我看过一篇杨振宁的访谈录，他说物理研究让他深受震撼，被一种至美深深吸引，感到冒犯了什么，“好像看了某些不该看的东西”。
这么说这个世界还蛮有趣。对那些把这世界当成一个玩具的人来说，也许它更有趣。对我来说世界就是这个滴溜溜转个不停的星球而已，最遥远的地方也许是南极，鲸在那儿喷水玩，企鹅在那儿像《马达加斯加》里面那样做寿司，而红豆冰山们正在因为二氧化碳排放过量而慢慢融化，再远就是异次元空间了。可是一个天文学家居然可以趴在射电望远镜前，观看一颗恒星在几百万年前发出的光，并且根据光的弯曲推导出宇宙是一个有限而无边的空间。这就是令我嫉妒的事情：有人可以拥有一个与我的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真实存在却是我无从想象的。
说来可耻，我还真琢磨过相对论：为何一颗子弹穿过一个坠落的屋子，屋里的人会看到子弹的轨迹是弯曲的呢？有一次我采访一位物理学家，特意请教这个问题。物理学家给了我一个答复，可是它太普通了乃至我根本没记住，我只记住他的神情：你研究这个干什么？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要干什么呢？答案是，我很好奇。相对论这么有名气，我总想了解一下呀。再说人都是虚荣的，既然爱因斯坦有人类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头脑，我自然希望自己的头脑也能跟得上他。我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弄明白了相对论，反正它也不复杂嘛。可是残存的一点儿理性告诉我，这可不是数独游戏之类的玩意。于是我悲哀地回忆起了物理我只读到了高一。
事实是，我想体会辽阔、自由和真理。古人云，神游太虚，这就是我想要的。说起来玄妙，其实也很简单，倘若一个人掌控一个地方的奥秘，他在这个地方就是自由的。如果一个人了解宇宙，他的思维就可以自由地、无边际地飞行，如果了解历史，就可以在头脑中体会到永恒时光的重量。对我来说这就像一场遥不可及的春梦，可是我还是会想，如果我是一个最好的物理学家或者别的学者，就可以体会一切壮丽的、神秘的事物，就像坐在第一排观看上帝的演出。
关于这种无法达到的念想与惆怅，弗罗斯特有一首名诗说得很清楚：林中有两条路，你永远只能走一条，怀念着另一条。《太阳照常升起》里则有更贴切的情节。杰克在那小说里是个因战争创伤而导致的性无能，但是女主角勃莱特很喜欢他。在小说的结尾，他们坐在出租车里，勃莱特说，唉，杰克，我们要能在一起该多好。前面有个穿着卡其制服的骑警在指挥交通，他举起警棍，车子突然慢下来，使勃莱特紧偎在杰克身上。“是啊，”他说，“这么想一想不也很好吗？”
说起来这真是悲伤和可笑，可是我又觉得，这是一个真正浪漫的故事。
@骑猪走天涯（空缺）
中国古代达人当中我比较不欣赏的一位是孔子，老先生心肠很好，很有涵养，可是除此之外就乏善可陈。有人讲他是思想家，我没看出来他有什么思想，他说的是仁慈和世故的经验之谈，经验之谈可不能叫思想。我觉得他是思想家中的战略家，或者通俗地说，是位领导式的箴言作家。
孔夫子只提目标，对如何实现目标却一无所知，这在我们的文化里是领导的典型特征。我欣赏的一位古人则是曹雪芹，他不提什么目标，也不想实现什么目标，能耐也只有一样：会写《红楼梦》。他在这本书的结尾说，这本书就是几个孤独的老朋友一起读读的，酒余饭饱，雨夕灯窗之下，有以同消寂寞，至于大人先生们，一边儿玩去吧，咱不稀罕你们品题传世。
在我看来，这就是用了两千年，生活的真相终得以浮现纸面。这真相就是，人类乃万物之灵，但他们是有限而悲哀的万物之灵。做个个人主义者，总是比做一个大同主义者靠谱。人类这东西傻了吧唧的，但肯定比我们了解的要复杂，所以倘若再有人像古昔的痴惘先贤那样大发宏愿，明智的人就该问他一句：这是人该干的事吗？这也是一种生活真相。
我是一个自然主义者，把自己看做是跟一棵丁香树或者一个小便池同等的东西，只有当我想起自己不是那么无限欣赏自己的时候我才无限欣赏自己。当然这要感谢雪芹先生有以教我。大致上，这就是我的人生观。这种人一不小心坠入恼人的凡尘，就会表现得像个孤僻的个人主义者，这也不赖。我不喜欢有任何人管我，也不喜欢管任何人。我觉得倘若一个人有点儿品位，就不可能不害羞地面对世界，深深感到自己的头脑是多么贫乏，人格是多么平淡，可为他人提供的助益又是多么有限，这样的人也许愿意骑上一头猪去浪迹天涯，让他做个PPT或者写几本精装书去教训他人却万万不能。
因此我从不掩饰地对于宣告式口吻的厌憎，憎屋及乌，也厌憎学生会干部之流。至于理由，我当然可以讲得入情入理，比如此类生物“言语乏味，面目可憎”啊，比如“钻营”啊，或者那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下流岛，岛上有一种下流猴”等等。更干脆地说，对于投机主义，我实在不敢恭维。但我更满意于自己有权不讲。天下第一微不足道是曹雪芹，第二微不足道就是小可，我厌憎是因为我有一个像喇叭花一样自然的头脑，请问尊驾，你管得着喇叭花怎么想吗？
这是个轻薄的例子，可是我想，自然的轻薄也比做作的庄重要好。这一点孔子可能并不同意。他很欣赏他的一个学生讲过的心中的完美社会，说是暮春时节，春服既成，成人五六个，孩子六七坨，在河里洗个澡，领略了自然之美，唱着歌就颠了。这梦想太和谐了，闪烁着黄金时代的光泽，算是理想国的山东版。我觉得，它的好处是安静，坏处则是太驯化了，真正的好世界应该保留对于不驯化者的宽容。
我倒是愿意设想这样的场景：天气好的时候，城里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念诗的唱歌的全来了，丑态百出。市政府或者基金会出钱，市民们点心随便吃，汽水随便喝。贪财的小老百姓都出来摆摊儿，而武功最高强的城管们也不来踢他们的摊子。高台之上有一个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的伟大人物在演讲，说的是银河系的和平与发展，这边厢却有个流氓搭张吊床，高卧酣眠，睡到一半儿还支起身子骂人：“怎么这么吵？”于是警察们无计可施，表情很囧。其实这场景在这个地球上并不稀罕，在有些国家已经实现，算不得梦想。但我觉得它就叫伟大社会。
我自己倒不想做那个流氓，虽然那差不多是世界上最爽的事。感谢上苍，倘若有一天这个社会真的来到我们身边，我又会有新的厌烦，只好真的骑猪远遁，那时你可以去冰川尽头找我。
通往这个社会的法门必是简明的，我看只要有这一条就差不多够了：消解权力。借助现代文明的成果，我就可以既提出目标又提出解决方案，比孔子更像个思想家。不过孔子仍是伟人--孔子的意见中至少有一点于我心有戚戚焉，那就是美好生活应该有个好天气。我想，一个人懂得欣赏好天气，便是仁爱的开端。可惜历史上总有太多的大人先生们舞蹈于天上，乌云一般，遮蔽了本该如此的好日子。
@且睡且跑（空缺）
作为一个从没去过美洲，对其历史也缺乏了解的文盲，我与美洲历史最亲密的接触就是玩电子游戏。我玩过《大航海时代》，买艘帆船，从亚历山大港出发，经过浩瀚海洋，去美洲拓殖，其时心情之满足与愉快，正合莎翁之诗“我们青春欢畅，恰如风行在水上”。到了美洲我就收罗黄金，简直乐不可支，要是游戏设置可以收罗头皮的话，我估摸着我也绝不比当年的皮萨罗含糊。我们人类一贯爱这么干，成吉思汗喜欢收集敌人的脚，扫罗和大卫爱搜集敌人的包皮--私意以为，历史的point在于，伟人们之看待真实世界恰如我们之看待电子游戏。
另外一款与美洲有点儿关系的游戏叫做《帝国世界》，发展得够快的话，我的武器可以领先敌人好几个时代，倘若仅此而已，我还可以强辩说这 “本来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儿”，可是后来的状况就变态得我没法为之辩护了。我看到自己的航空母舰在撞对方的独木舟，自己的隐形轰炸机盘旋在印第安人的茅屋上空，就忍不住坐在电脑前面想：我他妈的这是干嘛呢？
电子游戏风行的基础显然在于暗合世界的本质。比如说一个玩家在玩《猎杀潜航》时击沉了一艘敌舰，感到很快活，正是因为一个真正的潜艇指挥官在击沉了一艘真正的敌舰时也会感到快活。我的无聊之思是：今之所谓“游戏快感”，古之所谓“壮丽的事业”，其实往往是杀人如麻，血流漂杵。倘若有一个人，在玩电子游戏时击沉了敌舰却不感到快活，那么他在真实世界上也就一定没什么壮丽的事业可玩。晚唐诗说：“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事儿太真实了，可是我们不常想。玩游戏时大家都会把自己代入帝王将相或者神枪手之类的角色，谁权力大就代入谁，从不把自己当成“河边骨”。其实真遇到不太平的年份，我看您八成就是在河边躺着归于尘土的那位，春闺梦里有没有您，甚至有没有空儿做梦，都还没一定呢。
我对权力没什么好感，最受不了的就是有人放着有人性的生活不过，偏偏有着对权力的无限神往。上大学时我们宿舍的看门大爷夫妇就是这类人，这位大爷的特点是，但凡你有那么一点点不合规矩，他必定要刁难到你发了羊角疯才会准你入门。我们这里总是盛产权力爱好者，好多处长什么的也都是这路风范，处长太太与有荣焉，处长千金也目高于顶，他们如果拍一全家福，那么必定是世界上最让人笑破肚皮的照片。
我觉得“权力之丑”是诸多丑陋中最受人忽视的一种。头段时间我去某天主教国家转了一圈儿，看到了不少位高权重者的家族大油画，其中一些饶是名家之作，仍然丑到无与伦比。不开明的权力会让一个人的脸上呈现出一种颟顸自得的神态，锦衣华服也遮不住其空虚和腐朽。
就我自己来说，央视新大楼是“目睹”权力的一个完美样本。如果你认为它美，它的确很有点儿权力美学的野蛮魅力，如果你说它丑，它又的确傻了吧唧地支楞着，像只铁裤衩似的让人很不舒服。我一直觉得，作为建筑设计界的超级巨星，库哈斯再怎么蠢也蠢不到大家以为的程度，他的想法想必就没在美与丑的层面上。比着说，魏碑都很丑，可是中国书法中有个道德系统推崇它们。结果库哈斯在国外说了，这个设计，是对应着“权力”这个元素来的。话说得够明白的。这意味着，要是谁不知道权力长啥样，就看看央视新大楼。要是想看看什么是“茫然野望”，你就去陆家嘴好了。那么“服务”长什么样呢？我找了找，这玩意真没有。
我认同“管理也是生产力”，因此谁也不能诋毁说我是在反对权力本身。作为一个出来打酱油的小民，我只是有点儿自己的想法而已：权力本身并不坏，但它往往与人生中最迷人的物事相互抵触。
秘鲁作家略萨写过一个关于权力边缘的真实故事，说的是他参加了一支考察队，去考察安第斯山区的诸多印第安部落，这些印第安人受现代文明的逼迫，避入深山，彼此争夺着指甲盖大的生存空间。在一个最衰弱的部落中，人们没事儿就会自杀。比如一个渔夫早上出去叉鱼，到了溪流边，一叉投出去，没叉到鱼，他就会心灰意冷，就此抹脖子；到了下午，妻子见丈夫迟迟未归，就料想到斯人已逝，于是痛哭一场，聚拢孩儿们同赴黄泉。这个故事对我的意义不是人类学的，而是情感的：由于彼此挞伐，人们的生命意愿竟然可以消减到这般程度。
在玩各种关于美洲的电玩之时，我可没想到，我掌握的权力倘若是真实的，就会把那可怜的渔夫一家逼迫到如此程度。幸好我只是玩玩。作家司汤达的墓志铭只有六个字：活过，爱过，写过。算得上言简意赅了。可是如果我也有墓志铭的话，倒可以更简洁一些，两个字足矣：跑过。我的毕生宏愿，就是见权力就跑，而且跑得掉，跑得快活如神仙。在贝娄的小说《洪堡的礼物》中，主人公的一句牢骚话深得我心：历史是一场噩梦，老子只想好好睡上一觉而已。
@如果自由都是遗憾的
我从未如此深刻地意识到，自由是必需品，因为一个人必须尽量脱离周遭世界中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那些东西。
我有关自由的一切思想都始于我妈把我送去幼儿园的那一天。那天先是飞沙走石，妖风阵阵，后来风歇了，就下了一场夏日午后的小雨，淅淅沥沥落在人脸上竟然全是黄泥。我沦落人间不过千余日，何曾见过这种阵仗？心下不免感慨：嚯，这个世界还真是操蛋呐！
到了幼儿园，一堆奇形怪状的小朋友就纷纷跑过来搭讪，搞得我非常难受。我可是从来不跟人说话的呀。他们净问一些炫耀性的蠢问题，比如“你吃过香蕉没？”什么狗屁香蕉，我书包里还带着糖三角呢，跟你说得着吗？我痛哭了几场，终于逮着机会把糖三角和鸡蛋统统安全地吞下肚去，才施施然俯允阿姨协助自己撒了尿，捱到下午，终于逃跑了。这就是我一生中不断逃学的开端。
此后的漫长时光中，我则学到了世界的本质是竞争性的。什么事都讲个资格。你要干点儿啥又要不惹人嘲弄，就得有个等级。水晶鞋和南瓜马车就是灰姑娘的等级，齐达内就是前几年的皇马的等级，天价香烟就是被网民们揪出来的那个局长的等级。我看过一篇小说，里面有个在富人学校上学的姑娘，她说：“你知道当富人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吗？就是可以说自己没钱！”
因此一般来看，自由就像个樱桃，你在社会中的等级则是那个蛋糕，蛋糕越大，樱桃就显得越漂亮。可是我总是想，为什么不能颠倒过来呢？我就想拿自由做个蛋糕，拿等级当个樱桃。
我发现这可真不容易。范跑跑被嘲弄那会儿，我就想，这哥们也没做错什么呀。他就是害怕了，然后又好作惊人之语地说自己的害怕比别人的不害怕更有等级。我看了他对教育的反思什么的，说得其实不赖。他提倡真实的历史教育，还极力避免泯灭孩子们的天性。我小时候要是有这样的一位老师，过年我还想给他送挂历呢。
可是你想想为什么大家都嘲弄他而完全不听他说什么呢？因为他的自由权利不够大。他的蛋糕不够大所以他的樱桃显得比较蔫。他那些话，要是一字不改由罗素来说，大家早啧啧赞叹了：嗨，虾米叫智慧？虾米叫特立独行呀？
就此可以推论，我之所以能够提到自己从幼儿园时期就开始逃学，一定是因为我认为自己在学问上已经有了一个不至于被人嘲笑的等级。你可能还没想到吧，虽然我斗大的字不识几个，还是大学本科毕业的哩！当然了，我必须承认，直到大学时期为止，我从没认真地上过几堂课。
我相信这是一个不错的教育经验，虽然不是最好的。我想最好的教育经验就是你小时候琴棋书画样样比划，少年时期在市少年队踢球，长大之后就去常春藤名校，跟费正清学历史，跟纳什学数学。如果这等好事降临不到你头上，那么退而求其次，来个180度大转弯，差不多也就是我这种了。甚至于，再少一点、再业余一点的教育就未必不好。比方说我就一直很欣赏那些没上过大学的家伙们的那种天然、活跃的幽默感。最差的可能就是上个中不溜儿的大学而又规规矩矩。想想你自己在那缺乏自由的校园中到底学到了什么，想想在课堂上跟老师念得那些阿弥陀佛，再想想当时窗外的小鸟们的引诱性的歌声，用一句广告词来讲：你被耍啦！
西方有句俗语说：自由永远都不晚。可是我又觉得，自由永远都不早。
如今我已经不像小时候那么贪恋自由了。我却从未如此深刻地意识到，自由是必需品。这是因为一个人必须尽量脱离“体制”。我指的是周遭世界中因为习以为常而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东西。我看过一本书，才了解到恐怖分子们有多么正直，多么富有理想主义。可是你见过比他们干的那些事更讨厌的事情吗？他们是“体制化”的人，他们信了一种“文化”，这种“信”是如此荒谬却又如此坚韧。
@去日本见贤思齐（一）
2005年夏天，作为《南方周末》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性报道的采访小组成员，王轶庶、卢嵘和我在日本待了两周。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参加终战纪念集会的日本国民，无论男女长幼均正装出席，烈日之下莫不正襟危坐，大汗淋漓，那人山人海的，像幼儿园小朋友一样排排坐，真叫一个“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据说在强光照射下，黑白两色的浮晃会令人产生眩晕感，现场庶几如此，西装黑压压一望无际，擦汗的白色手帕在其上跳动不止，宛如一片浩瀚而不真实的光点。
那年夏天，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说了，天儿太热，公务员上班都可以不穿西装。可是日本国民郑重，非捂着不可。在中国，有人说这叫纪律，也有人说叫轴，我觉得就叫克己复礼。
广岛的“原爆”纪念集会的情形让我略有感动。集会结束之际，国民自卫队的一架直升飞机在人群上空盘旋，用高音喇叭呼喊和平口号，林荫道上的日本民众一边散场，一边向直升飞机挥手并同声应和。这个场景让我觉得，日本人心特齐，底下走着的和上面飞着的心心相印，他们是一家人，还让我意识到，和平观念已经在日本民众心中根深蒂固，他们如今是文明人，不想再打仗了。
我们所到之处，日本人总是“和平和平”地念叨个不停，我相信他们都挺真诚的，以逻辑做真伪辨识，也说得通。日本文化中有尚武好战的基因，不过在全世界，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都正在超越民族文化价值，尤其在一个发达的民主国家，国民的和平愿望并不是太值得怀疑的事。
日本山川秀美，又很洁净，每辆汽车都很鲜亮，像刚刚洗过似的，房子大多是米黄或浅灰色的，跟人们的衣着一样，低调又得体，透着那么一股格调和涵养。如果只看这些优点以及国民的和平信念，我会非常喜欢这个国家。不过遇到“历史问题”时，我则不免有些灰心丧气。
在东京等地，我们问到的每一个日本国民，除了几位学者和少数“左翼”人士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痛痛快快地承认本国曾经侵略过亚洲诸国并犯下罪行。听了他们的回答，你才知道川端康成关于日本的“暧昧”的特性的说法是多么精辟。我并不是说日本国民完全不愿意直面历史，对于日本发动战争给亚洲各国带去灾难，他们中的多数人并无异议。他们只是并非像一般中国人希望的那样态度恳切。我倒不觉得这是个大问题：恳切不恳切，于我们何加焉？
被访的日本人的最常见的回答是，对于日本侵华往事“不清楚，那是政治家的事”。这跟我们国家1949年之后的正统历史观倒是有些类似：日本侵华是少数战犯主导的战争，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
真实的历史总是没这么单纯。资料就不引了，单我们在广岛“乡土资料馆”的“战时生活展览”的见闻，就足以说明当年日本举国征战的热情。日军打太原，广岛的妇女昼夜缝制军衣；前方杀到徐州了，后方送过去签名的锦旗；攻占中国首都了，后方庆功大游行，高举无数横幅，“庆祝南京陷落”。打到最后男丁没了，妇女去挖煤窑，太热，上身赤裸，蓬头垢面。
当年的全体日本国民都为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军功章里有东条英机的一份也有人民的一份。
@去日本见贤思齐（二）
在日本，我也曾站在日本国民的立场上自问：历史问题真的那么重要吗，翻过那一篇儿不行吗？最终我觉得，翻篇儿是必须的，纠缠过去没出路，可是这背后还有一个怎么才能翻得好的问题。在欧洲，落花有情流水有意，前协约国想翻篇儿，前轴心国也想翻篇儿，这才一把劲儿把奥斯维新翻过去了。
往肤浅里说，我始终有一个印象，东亚国家都有点儿受制于感情，还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有人类之爱的信念。
日本国民似乎讳疾忌医，面对指责时的心理比较幼稚。小孩子一般有这个心理：我不是已经改了吗，以前的事你就别提了。我倒觉得，一些日本国民的“打仗的是前辈，我们没参与”自辩不靠谱，国家行为如果无涉集体意愿，仅由一代人中的几个首脑负责，世界上还会有负责任的国家吗？
在东京，辻康吾教授对我们说：“两国在二战之后走上不同的道路，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日本则成为民主的‘非正常’国家，各有特殊性，这导致两国国民在思维模式上完全不同，很难理解对方的立场。”
我觉得他说得对。参与二战的国家那么多，其中一些比如英美法德，制度接近，因此打完了就打完了，顶多国力增减、意识形态摇摆而已。中日两国的命运却如风中芦苇，从此被完全改写，甚至可以说没有二战就没有后来的一切。劫波渡尽而相背而行，各自背负着精神沉疴，自然渐行渐远。
因此当中国人偶尔表露出心中的愤怒之时，会被日本人认为是无端的狭隘，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让我想起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说到，当他向年轻人讲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往事时发现：“有多少事对我来说还是不言而喻的现实，而对他们来说却已成为历史或者不可思议。但隐藏在我内心的一种本能使我觉得他们的发问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与前天之间的一切桥梁都已拆毁。”
在靖国神社，我感到重建“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与前天之间的一切桥梁”是不容易的。
关于靖国神社的争议通常聚焦于14名甲级战犯问题上，可是在我看来，就算移出甲级战犯的灵位这个神社也不对劲儿。自明治维新起的为国捐躯者都在这里得到供奉，因此日俄战争、参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反苏维埃战争中的“西伯利亚出兵”、甲午战争、中日战争等等战争中的死者都位列其中。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无义战。这里供奉的246万“英灵”，除了明治维新期间的少数人之外，一言遮蔽之，全是侵略军。他们改写了整个东亚的历史。下关的春帆楼是《马关条约》的签订之地，我在那儿读到了伊东已代治撰写的碑文，先是“清廷急遽请弥兵”，李鸿章前来谈判等等，结尾说：“呜呼，吾国今日国威之盛，实滥觞于甲午之役。”毕竟是刀兵频仍的年代，话说得坦率。
我总觉得靖国神社与唐朝的凌烟阁有些类似，都建立在牺牲与光荣的美学基础之上，只不过前者依附于神道教，后者则附丽于大国王道。日本人讲生者与死者的灵魂会在靖国神社相逢，古人讲：“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趣味有差异，杀身成仁的野蛮志向却一致。
顺着当年遗迹“李鸿章道”，可以找到一个牌子，“痴汉刺李鸿章处”。沿路走上半山腰，眺望下关海峡，风景优美。春帆楼里至今还藏有李鸿章赞美当地风物的手书，四个大字：海岳烟霞。
@去日本见贤思齐（三）
从建筑学的角度说，靖国神社不怎么好看，日本的神社越小越漂亮，它太大了，“鸟居”太高，看着愣。
那年8月15日，日本称之为“终战60周年纪念日”，有20万人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创下历史记录。次日《读卖新闻》的头条标题是“第 61年的出发”，文中说，为什么这次参拜人数这么多呢？因为中韩的批判，尤其是中国人的反日浪潮，造成了日本人的逆反心理。报道中一位来自福冈县的84岁老兵说，中韩的批判是干涉日本内政。
当天我们也去了靖国神社，身边是摩肩接踵的人流，耳朵里全是高音喇叭里的阵阵高呼，皆是“国家正常化”、“参拜是内政”之类的“右翼”诉求。演讲者中包括台湾的金美龄。我的印象是，日语的语音比较单调，呐喊起来让人烦躁。
村田忠禧教授说，不需要太在乎那些右翼分子，他们的活动其实是职业性的，无非拿钱干活儿。我得到一个印象：中国和日本都有民粹主义，但是都不是支配性的力量，只是看上去比较刺激罢了。
《读卖新闻》有篇评论：回归军国主义不可想象。这才是理性之声。日本国民对历史的态度不够“恳切”，但日本国民绝不愿意再打仗，两者并行不悖。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噩梦，对日本来说同样如此。
在广岛和长崎，我们参观了原子弹爆炸纪念馆，发现被原子弹炸一下，确实是地狱般的经历。生还者描述了他们当时的见闻，可以总结如下：他们置身于40公里宽的炉火升腾的烟囱当中。同事卢嵘采访长崎市长，问，有人说原子弹是上天对日本的惩罚，您怎么看？长崎市长很生气。
我觉得卢嵘的问题很自然，市长生气也很自然。“惩罚”这种词汇确实会激起人们的愤怒。
当年日本侵略中国，口号之一就是“暴支应惩”，意为暴虐的支那应受惩罚。这话不仅傲慢，而且卑鄙。日本还有首军歌，叫《替天征讨不义之徒》，拿“天”说事儿，也该激起文明人的愤怒。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算常识吧。中日两国公众，至少在个体之间，应该有这个公平心彼此对待。
离开日本时，我的感慨是，幸好战争已经过去了。普通日本人多愁善感，锦心绣口，被原子弹烤糊了，太可惜了。普通中国人总体上说还是憨厚善良，没招过谁没惹过谁，被刺刀杀掉，绝不应该。想想重庆大轰炸、南京大屠杀，再想想东京大火、塞班岛争夺战，你会进入历史上那些最黑暗的时刻，对人类生活感到绝望。
幸好每个国家都有一些人，信守现代文明的准则，有理性，有意愿。我觉得，连战对两岸关系的建议也适合于中日之间：累积善意。再说总盯着别国干嘛呢？我觉得中国人最需要的是把自己的事做好。
@去日本见贤思齐（四）
前文所述并非我对日本最深切的感受，只是该说的话而已。我最深刻的感受是，日本是一个均富的国家，公平公正，实行终生雇佣制，职员们上进而辛苦，但是心里不会慌张。在街道上，日本人的脸孔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大多有种谦逊和固执的神色。我可以从中读到秩序、整洁、纪律、忠诚、颓废、教养、孤独、自私、幻灭等等，觉得他们也是老百姓，赚钱不少，压力更大，也不容易。
很少在日本人的脸上看到麻木和狡诈。换句话说，你能看出某人很执拗，不大聪明，比较二，但是你看不到犬儒和阿Q。关于这一点，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有句话说得很好。他说日本人的国民性就是迷信：“‘迷’是没有理智的意识，‘信’是醇化感情的真力。”不管日本人执迷于什么，他们常有信念。
这种信念力大约能解释一个日本之谜：他们有世界上最糟糕的企业文化，却有世界上最牛的企业。
日本社会等级森严，你却不会在谁脸上看到官气。小泉纯一郎参加集会时行走如风，随从十余人均着黑色西装贴身疾行，看上去气势夺人，可是在味道上就是像名流，不像长官。广岛和长崎的市政府就像是用了有些年头儿的图书馆，办公环境很朴素，公务员们无不恭敬勤勉。
日本的女孩很好看，比他们的艺术品好看得多。我们参观了一个美术馆，日本的古代雕塑实在寒碜，完全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忽有一尊佛像气度非凡，凑近一看，来自山西奉先寺。
东京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淡，无非高楼林立，灯光璀璨，电子大屏幕很密集，女孩们人手一只LV皮包。
中小城市，比如广岛、长崎、下关等，给我留下的记忆更深。这些城市富足、安定、平和，让人觉得住下来会很不错。广岛有个住宅区，里面有个小棒球场，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觉得心很静。
从下关到博多，坐新干线，途中我曾看到过一片美丽的稻田。阳光之下，日本传统样式的农舍重檐双叠，矗立在芊绵的稻田中间，比城市中的房子更多华贵之气，满眼风光，秩序井然，特别洁净。这是浑然天成的东方美景，画片上的荷兰风车瑞士木屋什么的，与之相比就太做作了。我觉得这就是儒教的理想国。如果你希望世界是美好的，人们之间友善相爱，如果你对历史的黑暗感到悲哀，对人类之间难以理解感到忧惧，那么安宁与劳绩会给你安慰。我在这里发现，人类并不总是像西西弗斯一样疲于奔命，土地是美的，生命可以与舒适和诗意联系在一起。
想到自己去过国内至少20个省份的稻田，那里却只有胼手胝足的辛苦生活，我怅然若失。
【第四部分】
@秋裤传奇
有一天，我嫉妒人家都有二奶，就我没有，就挑了一个最难看的姑娘，跟她说，你做我的二奶吧。她说，我知道自己的条件不怎么好，有人邀请我做二奶，是对我的恭维，我不图钱，图你也没有，也不图性，这个我看你也没多大能耐，我就图一品位——你告诉我，你穿没穿秋裤？我说，穿了当然穿了！那姑娘就哭起来。她说，我这样的人挑逗她，是对她的莫大侮辱，就当街狠揍了我一顿。后来我才知道，传闻说，时尚达人苏芒女士有言在先，时尚人士是不穿秋裤的。我想幸好这话跟苏芒挨边儿，如果是可可.香奈儿说的，那毒妇拿我剥皮实草亦未可知。
其实秋裤不只一种，大家的叫法也不一样。在北京叫秋裤的这东西，在南方叫棉毛裤，在沈阳则叫衬裤。秋裤在沈阳指的是另外一种裤子，是工人穿的，暗绿色，很密实，还有点儿耐燃。
小时候，在沈阳，冬天，我们可不只穿秋裤而已。我要穿一条衬裤，也就是北京所言之秋裤，然后穿一条沈阳意义上的秋裤，再套上一条毛裤，毛裤外面还有棉裤，最后还要穿一条外裤。这样一来，不算内裤，我已经穿了5层裤子。上装也是一样，我要穿衬衣、秋衣、毛衣、棉衣和外衣。这还只是穷人家孩子的穿法，有的孩子的父亲是处长，就穿12层。局长公子就穿24层。这样一来，我们都穿得像米其林娃娃，浑身充满弹力，被人踢一脚，就会弹出去好远。上学的时候，我们是不用走的，都是坐在地上往前跳，就像一堆会跳的棉花糖。有的同学跳得太高，就会挂在电线杆上，家长就只好拿粘知了的杆子往下粘。粘下来之后，孩子冻僵了，家长就骂一声“废物”，拿个乒乓球拍，拍回家去。有的同学跳得实在太高，挂在大厦顶端的旗杆上，就只好用加农炮轰，轰下来之后全身都是黑色的炮灰。还有的同学穿的秋裤太多，就跳得比谁都高，降落起来很费时间，有时我们已经上完了两节课，正在做课间操，就听上面有人喊，“让一让！让一让！”我们赶紧躲开，于是就听“日~”的一声，这名同学像陨石一样落下来，在地上砸出一个多层秋裤形状的大坑。我们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