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活得像些符号，而不是一个个生动的、需要用足耐心予以理解的人。我们一般人的财产大半维系于股市楼市中的看得见的手，而不是个人努力。我们的成功与失败，坏的那一种大半依靠着家族、圈子、关系网，好的那一种也大半维系于名利的马太效应，都不是靠真本事。倘若允许我发表意见，我就要说，这年头有什么成功和失败，多半是扯淡。
这样的态度，也许会被指责为愤世嫉俗。如果我如当年的范跑跑一般落魄，就恐怕百口莫辩。
诡异的是，这个时代还有宽容的一面。北京就是一个对失败者给予胡乱的宽容的城市。当年我刚到北京，就发现这个城市有不少作家，写得烂，有不少摇滚歌手，唱得烂，有不少球员，踢得烂，这些人，如果放在一个头脑清亮的社会，只有丢盔弃甲一途。单说摇滚歌手，我在夜里听豆瓣电台，忽然一首歌鬼哭狼嚎，只好哆嗦着关掉，百分之百是他们唱的。可是这些人都有拥趸，都有饭吃，都有果。我就觉得，这地方太好了，我要留在这儿，不走了。北京真是一个深具御姐气质的城市，颠三倒四地冷落又宠溺着从政治到文化的各种奇葩。
@失真的世界
做记者的最初几年，我的智商不比现在低，却始终有一个小的困惑无法解决。我在采访中遇到过不少人，明明做着蠢事或坏事却振振有词，告诫我不要“捣乱”。我的困惑是，他们是真的持有错误观念，还是不知羞耻呢？这不只是私利可以解释得了的。我的思考前提是，有意识地做坏人的家伙不可能那么多。日积月累，我找到了答案：他们生活在一个更失真的世界里。
一个国家越是远离现代文明，为之服务的人们越是阅历深厚，他们就越可能以各种前现代的道统为天经地义。设想一下，如果我去采访李鸿章，关于帝制，他会说些什么呢？他也许是那个时代中国最聪明的人，但是他会说中国人离不开皇上--他已经体制化了。这可不是我的臆测，一百多年前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就是这么说的。基于同样的原因，如今一个没什么文化的某某执法队员也可能真心诚意地认为掀翻小贩的车子是整肃市容的必然之道。
事实上，我的一个表弟就在某个省会城市正做着这个工作。我试图告诉他，粗暴执法是不对的。最终我发现这并不容易，因为他曾在执法过程中遇到无数困难，而一脚踢过去实在是最简明的解决之道。这时候我该怎么想呢？期望整个社会的进步渐渐地导致他不需要这么做，并且理解他？
当然不。这是个是非问题。不管是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权力对无辜者的暴力都是不可原谅的。这是一块小小的道德基石，但是正如那个著名的比喻，现代文明的航空母舰就立在这枚硬币上。
带着一股文化激愤，我的表弟告诉我：“中国人就是贱，你不来点儿狠的就不好使！”我很难向他解释，类似的说法我曾经在饭桌上听到过，在各种讨论民族劣根性的文章中读到过，也曾经在记载李鸿章那个年代的历史纪录中读到过。当年甲午战争失败，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就报告说：“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中国文化在璀璨一面之外也有黯淡一面，民族性需要检讨之类的说法并不是全是无稽之谈。不过，即便到了2980年，我仍然会在坟墓中像今天清楚春天花开秋天叶落一样清楚这个事实：所谓劣根，绝非人性之必然，没有人甘于下贱，只有人不得不下贱。
每个人都有尊严，只要他们可以有。人性中有黑暗元素也有美好元素，而一个好的社会将帮助一个人祛除黑暗，激发美好。我并不需要多听几遍奥巴马的演讲来让自己拥有确认如此的激情，也不需要“是的，我们可以！”才醒悟人类拥有信念。信念一直在那儿，就看你看不看它。
这就是我一直相信天真是一种可贵的品质的原因。在智慧缺位的时候，天真可以帮助我们从失真的世界中抽身而出。倘若一个人认为中国人需要皇上，或者给了自己一个堕落的理由，“要是我不行贿去做这个事，那就会有另一个人这么做，他会比我做更多的坏事”等等。那么在我看来，他就是在寻找到智慧之前已经失去了天真，既贪婪又成熟，生活在失真的世界里。
“失真”洋溢在我们周围，看清它也许很难。有个研究纳粹和邪教组织的心理学家叫罗伯特-利夫顿，他说，纳粹医生们长年以来故意回避本能的情绪，创造出了一个“奥斯维辛自我”，他们眼中的世界就失真了。他们逃避掉自幼建立起来的正常情感，阻止人类天生的良知干扰他们的工作。
这是最糟糕和最邪恶的一种体制化。有时候，我会想起小时候大人们常常用来谴责小孩子的一句话，这句话是“越活越回陷”。它的意思是，一个人越活越糟糕了。事实上这种退步是非常可能的。在一个失真的世界里，每个人都会越坏，甚至一个聪明又高尚的人也可能如此。要知道，恐怖主义和纳粹并不是孩子般的举动，它们都是深刻信仰的产物。“失真”会像黑洞扭曲光线一样扭曲我们的头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什么都不需要，除了一个真实的世界
@因循不觉韶光换
这一年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当然是汶川地震，我去了北川采访，沿着禹龙干道从老城走到新城，尸味之浓重，使我就像在重重幕帘中行走。以前我听同事讲过他们在东南亚海啸之后的见闻，说尸体都摆在海滩上，望之令人绝望。这回我也算体会到了。北川县城其实是一个山谷，其时烈日烧灼，到处都是滚落的巨石，我们私下打比方说，那是一些“俄亥俄州那么大的石头”。
当时《南方周末》编辑部强令记者徒步进入汶川，地震次日深夜，记者曹筠武在MSN上向我抱怨，那是不可能的。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说：“那山大得！”后来他们乘直升机去了汶川，回程亦是千难万险。
当时我很惶惑。小时候我母亲讲故事，说一头大象死去的时候，别的大象就会围绕在它身边久久悲鸣。我体会到的正是那种大象的惶惑。你怎么会想到自己会在有生之年置身于这样一个巨大的悲剧当中呢？在北川，几乎每一分钟你都会看到人们平时所说的“永生难忘的一幕”。我只好提醒自己，“清醒一下，你只需要像以前做灾难报道一样去做。”这也就是后来，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南方周末》的报道没有“懵掉”的原因。我们只是想报道真实的灾难与救援现场。在后来的一篇总结文章中我说，我是一个记者，当然只能以我的职业方式去帮助人们。
当时我的好多朋友看着电视以泪洗面，哭完了就去捐款；也有朋友腻烦了道德狂热，跑出去寻找自己的清平世界。后一种人当时可不大敢把自己的生活公之于众。按一种浪漫主义的说法，我也算是去过“前线”的人了，那么容我说一句真话吧：我觉得他们每个人的做法都是对的。
德军入侵当日，卡夫卡在日记里只记录了自己买东西、游泳之类的小事儿。这是他的权利。罗素有一句名言：“参差多态，才是幸福之本源。”下一句话则很少有人知道，“可是这在乌托邦里却丝毫不见。”一个好的社会自有宽容度，一个不够好的社会则只有单一的评判。我愿意去灾难现场，但不喜欢任何一元价值观，不喜欢巨大的“善”压迫了渺小的“自我”的世界。
有一天晚上，我在绵阳市的九州体育馆。为了让孩子们过六·一儿童节，体育馆外面正在放电影，成龙在汽车上跳来跳去，制造了一起爆炸，一座楼轰然倒塌了。大人孩子们都被电影深深吸引，我最初想的却是，对他们来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呢？几天前他们刚刚看过了更惊心动魄的场面。可是如果你在现场，你会明白其中的逻辑。他们就是需要一点儿娱乐活动。他们也许死了父亲，也许死了母亲，也许失去了孩子，可是他们需要的就是在一个炎热的夜里让幕布上的光影浮晃在脸上。
我感到我与他们是一体的。有时候你感到事物之间有某种关系，但是你说不清楚为什么有关系。上大学时我读过狄兰·托马斯的诗：通过绿色的茎管催动花朵的力/也催动我绿色的年华，使树根枯死的力/也是我的毁灭者。某种程度上说，地震使得我的某一部分也被毁灭了。你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有什么变化，就是会在回想起地震期间的经历时感到非常、非常不安。
转眼就到了年末，奥运会的繁华已经散去，经济危机的阴影日重，人们好像在相当程度上已经遗忘了地震。我蛮惊讶于人们对于经济危机到来的惊讶，照我看，这是一个曾有好多征兆的事情呀。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一直是有问题的。我有兴趣向往日追寻，因此在历史中发现，在中国，人们的反应好像总是滞后于他们所在的世界。在常识层面推测，人们为什么察觉不到世界的改变呢？一个原因可能是睡了或者醉了，另一种原因则可能是因循度日、迟钝不敏。
这又让我想起了宋祁的一句词：因循不觉韶光换。如何让人们不再因循不觉呢？我想那就是让他们面对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也是当我回想2008年时首先想到那些因真实而优秀的地震报道的原因。倘若没有对真实的渴求，也没有对“异己”的宽容，我们就会被庸常的日常生活淹没，在因循不觉中渐近老境。
@不能直呼此物之名
在《堂·吉诃德》的年代，西班牙人提起粗鄙或不雅之物就会感到抱歉，“这位忠实的侍从猛然一跳—请原谅，我不能冒昧地直呼此物之名—却跳到了犬类的遗留物上。”如此大费周章，说的其实是桑丘踩到了狗屎。同样，在谈起对新近出版的一本书的观感之前，我也要向诸君致歉。我指的是《中国可以说不》的“续集”，一本假装气呼呼的书，它越俎代庖地宣称本国的情绪正处于不甚满意和勃然大怒之间—请原谅，我可不能既提起一个如此不得体、如此做作又如此狗屁倒灶的书名而不感到不雅。
书名就像人脸，什么趣味什么成色差不多一望即知。一本叫《百年孤独》的书可能有点儿意思，叫《百年辉煌》则肯定味同嚼蜡。北宋遗老写一本《东京梦华录》应该不赖，如果汴梁市政府介入进来，要求改叫《帝都建造之卓越成就》，那就肯定没法看了。
假如后世又有这么几个家伙，无德无才却贪求模仿之便利，攒出了一本书叫《西京梦华录》，我们就会说，无聊人作无聊事，不过随他们便吧。假如他们利用这本仿作略赚了几笔快钱，于是几年之后卷土重来，又搞出了一本《西京梦遗录》，我们的反应就一定不同了—其一，无聊也要有个限度，欺世盗名不能没完没了；其二，请问这几位到底是作家呢，还是痴汉呢？
在我看来，《中国可以说不》大致相当于《西京梦华录》，都是模仿之作，前者的源头就是盛田昭夫和石原慎太郎的著作《日本可以说不》。而如今这一本，我看就是《梦遗录》—模仿到这么拙劣，除了需要无知之外，还真是需要莫大的勇气。其实我一点儿都不为它的影响担忧，更不相信它真能为民族主义的虚火添上几把干柴。为了公正地对待它，我特意在网上读了它的十几个章节—它的质量是如此之低，以致无法让任何有判断力、能够推动这个社会发展的读者予以重视。
民族主义即便是极端民族主义，若不与国家权力结合，也只是社会思潮的一极而已，完全不必为之忧心忡忡。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都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渊薮，可是探究其本质，民族主义只是结果，国家对大众意志的操纵才是罪恶的根源。若能避免这操纵，我们就能避免人间十之八九的恶，这便是提纲挈领之法。
我想真正值得警惕的，是这本书背后表现出的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越来越浓郁的惟成功是图的趋向。
有人批评说这本书是一本“左愤”之作，我以为失之简单。我看这本书中既有极端左派的冥顽不灵，也有极端右翼的冥顽不灵，可是它既没有什么左派的理想也没有任何右派的理性。它甚至用了几个章节的篇幅专门讨伐中国知识分子的“文艺腔”，且将之与中国对航空母舰的需求对立起来，恕我直言，我的观感就是关公战秦琼—村夫野老饮少则醉，在那儿胡吣呢。
我们该如何理解一些人写了这么一本在逻辑、事实、结构、语言上都毫无最基本的质量可言却使劲儿嚷嚷的书呢？惟一的解释只能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在它身上寄托任何真正的抱负。《南方周末》曾经发表过一篇特稿，讲一个“没有形状的”男孩，他就像水一样，遇到石头缝就钻进石头缝，遇到老鼠洞就钻进老鼠洞，没有原则，没有立场，没有底线，也没有自我，只是贪婪地不择手段地渴求着成功。在我看来，我们正在说到的这本书，也正是一本单单谋求“成功”却没有任何原则和立场的“没有形状”之作。
这个话题说到这儿也就结了。题外话是，这书出版之后受到了不少批评，我看到其中一位作者在博客上说，笔墨官司耽误了他们不少事，一位作者误了“几个活儿”，少赚了10万块钱，而他自己呢，只少赚了6万块。你知道有些人一遇到批评就会又抱怨又炫耀地暗示自己赚钱比较多。看到这个，郭德纲的一句话就闯进了脑海：嗯，你无耻的样子很有我当年的神韵！我的感慨是：倘若人们默认凡是成功的就是值得去追求的，那么这种腔调还真是天下无敌啊。
@十分钟忆往
前两天，我在百度上Google了一下“叼鱼郎”。这是我小时候见过的一种水鸟，它们笔直地钻进水面，重新出现时携带着水花，嘴巴里叼着鱼，慢悠悠地掠过天空，鱼挣扎着，银光闪烁。Google的结果是，这是中国常见的水鸟，也就是翠鸟。第二天晚上，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在作文里写过翠鸟。可是我怎么会写到它呢，如果我不知道自己见过的就是翠鸟？紧接着，我回忆起了妈妈曾告诉过我，叼鱼郎就是翠鸟。这么说，我忘了这个小知识，如今找回来了。
我还一度认为自己见过蜂鸟。它跟书本上描述的蜂鸟完全相同，很小，振翅极快，会稳当地悬停。有一次我看见它在吸吮蝴蝶花的花蜜，比苏-30还厉害，会在空中后退。还有一次，我正走在路上，它飞到我鼻尖前几厘米处，悬停了两秒钟。它的翅膀扇得那么快，就像纹丝不动。
在孩童时代，对我而言，这神奇的小鸟彷佛有着雷诺阿式的富丽颤动的光晕。它是造物主的精致巧思，是一个小小的神话的降临，是神明不仅雄浑辽阔而且富有艺术天赋的证据之一。
直到上了中学，我查阅资料，才得知这只是幻象。我见过的并非蜂鸟。如今你可以在网上查到这段话，“蜂鸟在中国全境没有分布，有些大型的天蛾（如蜂鸟鹰蛾）在白天活动取食花蜜时会被误认为是蜂鸟。”蜂鸟，3克重，最高时速100公里，可以升至5000米高空，远在美洲。
蜂鸟倏忽远去了。翠鸟也早已在那片水域消失。有一天，工业废水汩汩而来。我记得那时候我爸爸经常疑惑，炖鱼为什么有一股汽油味呢？水污染是从重工业城市开始的，一直蔓延到中国的每个角落，杀死了银鱼、翠鸟，等等，只有螯虾顽强地扩大了种群。养殖技术也越来越凶悍了。东北人家以前常吃的带鱼，越来越大，鱼肉失去了弹性，嚼起来像面饼，鱼刺末端还有骨瘤。多年以后，我雇了条船，在洞庭湖里来回穿梭，一边冻得要死，一边感慨，好家伙，他们把这湖当成马桶了。才20多年，从外部环境，到人们的心气，这个国家的一切都不一样了。
以前人们很急切，心气也高。我模糊地记起人民日报1988年的元旦社论的标题叫作《迎接改革的第十年》。我决定花十分钟回忆一下当年，在网上查到了这篇文章，文中有些句子是这样的，“我们要抓住改革这个中心环节，带动其他工作。”“政治体制改革将开始逐步实施；上层建筑的其他领域，如新闻、文艺等也都将进行改革。”“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等等。
这是一个很有抱负的态度，对吧？至于下面这句话，不用查我也记得，“我们过去失掉的时间太多了。”
如果说我从中体会到纯真与热情，还算恰当吧？我继续往前查，看到1979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抨击了官僚主义，还坦率地承认本国的沉疴。“他们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当官，以为掌管的摊子越大，指挥的人越多，官越大，政治、生活待遇也越高。同样的机器设备，在外国有工人和管理人员一千人就够了，我们这里常常超过人家三、四倍，产量反而不如人家。为什么？”
1980年代是一个官方文体与民间文体差别不大的时代，还是一个经常问“为什么”的年代。当我们不再问这个问题，改革开放的青春期就结束了。翠鸟在天空中消失了，蜂鸟则在心中消失了。我曾有几年为一家媒体写新年献词，你知道最困难的是什么？就是如何在字里行间避免沉郁之气，以便与新年气氛匹配。这在早前是不成问题的。上述元旦社论的第一句是，“我们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跨入一九七九年。”这样的句子是有前提的。一个更年轻的时代。
如今，我发现，我们总是在做一些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污染，要么贫穷。要么翠鸟，要么过分肥大的带鱼。要么信念，要么功利。要么灵，要么肉。要么科学的春天，要么权钱的炎夏。要么纯真而无知，要么成熟而世故。到最后，这岁月中最值得留恋的竟然是一声消逝的鸟鸣。
@亦将有感于斯文
这是我的最后一篇专栏文章，以后无论是在《第一财经周刊》，还是在其他媒体，我都不再写了。我曾在这里写过，“我仅存的志向就是重申常识”，这正是我在这些专栏中的因寄所托。重申常识这种事，做起来一百年也不够，可它没什么难度，未必专需要谁做。我还感到自己的一点点才能并不在这里。早年我读过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古文经典，却委实乏味，后来我又读了《东坡志林》，晚年成熟期的作品，依旧是对国家社稷发言，充满了幼稚的错误。我不免惋惜，一个杰出的头脑做了一件多么没有意义的事。相比之下，《前赤壁赋》却是何其优美洒脱的杰作。我觉得，这是前车之鉴，写文章还是该写自己真正擅长的东西。
年轻时我想写小说，这算不得梦想，因为写小说你只需要坐下来开始写就可以了。我的梦想是写很好的小说。如此一来我的人生就变得甚为艰难，我不得不写几行字就放下笔，自我谴责说，这跟约瑟夫.凯勒相比什么都不是！最初只为了养活自己，也避免被亲戚朋友看作百无一用，我开始做记者，慢慢地，我的讨厌不公平和容易同情他人的天性受到激发，竟然成了一个蛮职业的媒体人。这些专栏的议题大多关乎社会生活，也该算作我的记者生涯的衍生之物。
就连“重申常识”的企图也来自我的媒体经验。大约是2004年，《南方周末》开了一个小栏目，就叫“常识”。在内部，大家说，开这个栏目干嘛呀？邓科就解释了一下这个词与托马斯·潘恩的关系。就我个人目力所及，这正是如今很多国内媒体对“常识”两个字奉为圭臬的开端。
如今的美国，连苹果和芦荟都比长得别处更有活力和自信一些，可是在1776年，该国还没影儿呢，民众更是一群乡巴佬，跟英王打着仗，心里怕得直打鼓。潘恩在这一年发表了《常识》，一本50页的小册子。潘恩说了很多实诚话，“政府最坏的时候，就是不可容忍的祸害”、“君主政体意味着我们自身的堕落和失败”，等等。这本书比郭敬明的还畅销，平均5个乡巴佬买一本。美国与美国宪法就在它的鼓舞之下诞生，它亦位列“改变美国的20本书”的第一名。
我的看法是，常识虽常，其实珍贵罕有，又惟视之为必有，才会焕发真力。在严肃的场合，美国人言必称“We the people”，“people”把自己当回事儿，当个宝，并不容易。在隆重的时节，我们也常说“咱们老百姓”，还要唱一段“今儿个真高兴”，语意上相似，价值意义上却八竿子打不着。我们的常识多是另一种，“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之类，常固然常，识却说不上，无非是世故之谈罢了。我们的常识不是那么超拔，也不是那么健朗。
倘若我可以做到，我愿意这些专栏文字全部化为灰烬，换得这一句在你心里盘桓片刻：一个国家的常识不该是无可奈何的“无非如此”，而该是我们愿意用内心去深深认同的“理当如此”。
我是一个人生层面的悲观主义者，因此有颇多感慨要在小说中一吐为快；我还是一个公共生活中的乐观主义者，相信常识所至，民智汹涌，终将春水足而艨艟起。病了知道去看医生，而不是吃人血馒头，这是一个级别的民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是一个级别的民智。两个级别之间路险且阻，我等为此写几篇清白又逗趣的小文章，乃是文人的本色行当，否则书就念到狗肚子里去。只是，由于前述之私人理由，我要向诸君告退了，相信常识自会薪尽火传。
《兰亭序》结尾有言，“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未来之世的人们看到这篇文章，也要感慨万端。真是优雅又豪气的态度。我无此奢望，惟望将来翻开这些小文章，不至于摇头叹息：都他娘的白写了。就像祝福自己的蛋蛋一般诚挚地，我愿吾国吾民得享“理当如此”的时光。
@向坏蛋们举杯
我较少地记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了，较多地记得电影《布拉格之恋》，也说不上喜欢，反正有小提琴配乐的电影我的印象都不差。里面有一段儿，苏军开进了布拉格，特蕾莎发表了照片，托马斯、特蕾莎、萨宾娜还有托马斯的两个同事一起去酒吧庆贺，场子里有很多年轻人在跳舞，有个显眼的地方坐着一桌苏联官僚，都带着趾高气扬、宰决别人命运的神态。
“看看他们的脸就知道了，坏蛋！”萨宾娜说，“坏蛋们！”
一桌人都认同可以通过脸来判断那些真正坏的坏蛋，他们向那些侵略者举杯，“一点疑问也没有，坏蛋们！”
一个俄国人也向他们举杯致意，面无表情，那意思只不过是出于礼貌。
过了一会儿，俄国人打断了舞曲，指令乐队演奏起了俄罗斯歌曲，也许是苏联国歌，至少是那一类。布拉格的年轻人都不跳舞了。那一桌俄国人合唱，打拍子，祝酒，大概是祝福他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托马斯回过头来说：“我认为这太过份了。”
萨宾娜说：“我有同感，和自己的妈乱伦跟这是同一种罪。”
前两天看到新闻说，要把矿难救援拍成电影，我就又想起了这句话。
上学时我不喜欢昆德拉，次要原因是拿他跟福克纳等人比，觉得他太轻了，主要原因是他当时太流行了，作为一个志气不凡的年轻人，我可瞧不起流行的东西。其实对流行的鄙薄，又往往来自于对热衷于赶时髦的那帮人的瞧不上。
如今，在中国活到了这把年纪，回头一想，《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真是了不起。
我迟到地惊叹，对于性、爱、政治、虚荣、名利、意义，昆德拉有着多么成熟的态度，这种成熟在中国实在罕见。简单地说，他不是一个厚此薄彼者。我们这儿有太数人是厚此薄彼者，喜欢性的就搞起来没完而且沾沾自喜，贪求爱的就是不仅自恋，而且认为大家都爱着他们，至少应该都爱他们，关心自由民主的就把关心政治当作高尚的行为，不关心政治的就把追求自由民主视为哗众取宠的手段，虚荣的就像疯子一样不顾自己的形象多么难看，不虚荣的就奄奄一息——要我说，我们很少对人持成熟的见解，甚至于，由于不成熟，我们很少坦率地说“我是最好的”，却含蓄地说了太多的“你们都是傻逼”。这叫什么精英，这叫什么知识分子，这都是蜡笔小新，嘬着奶嘴的孩子。
昆德拉的冷幽默笔调和叙述者强势视角，让托马斯、特蕾莎、萨宾娜看上去就像玩偶，如今一想，他们其实都很牛啊。托马斯在性方面非常成功，在爱方面，最后也成功，他不关心政治，但是在内政部的人要求他签署悔过声明时，他让内政部的人拿着内政部的人的帽子，把声明揉成一团丢进去，然后成了擦窗工，跳进各种窗子搞女人。特蕾莎是托马斯灵魂的牵绊，没有人比她更弱，可是她敢拍摄入侵苏军的照片，交给瑞士人带出去，最后就靠纯真，她抓住了托马斯，控制了他。萨宾娜忠于自己，与托马斯分手后，在瑞士认识了那个结了婚的男人，那男人有一天说，我离婚了！萨宾娜扑上去，泪流满面，心中感激，第二天搬家，跑了。这都是多么牛逼的人物啊。要我说，这都是英雄。要是我们的小说、电影里也有这么牛逼的人物，而不是鼠辈写鼠辈让鼠辈感动，我们再说自己有本事也不迟。复杂一点儿说呢，昆德拉的小说中始终有这么一种认识：人生是复杂的，一切都搅合在一起，因此我们必须有成熟的头脑；人生又是短暂的，人类的一切智力活动最终都是可笑的，因此天真的心也许可笑，却更可凭恃。
T.S.艾略特说，成熟本身是没有价值的，要看成熟的东西是什么。同样，我看天真本身也是没有价值的，要看天真的东西是什么。
在一个有着跟与妈妈乱伦一样的罪的时代说这些，是为什么呢？最终为什么先不说，首先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生命。生命是难得的礼物，如果推动社会进步是一项伟业，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完成它，如果个人的实现仰赖天命，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它，如果追寻人生意义是南柯一梦，我们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它，至少我们不能活得像傻逼一样，要像托马斯、特蕾莎、萨宾娜一样。二十一年了，让我们向坏蛋们举杯，从心所欲，志气不凡，天下事犹未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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